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㈠ 经济法的价值是什么

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经济法价值的含义 经济法价值是指以经济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在于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包括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 对于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首先，要明确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本位性。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本位性，基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是与以往私法领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本位是有区别的。所谓个人本位是指个人权利本位，简称权利本位。其以利益、由、等三要素为立论基础，主张把个体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浮。这一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得到盛行，伴随生产的社会化、民经济体系化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化，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失去了自律性的客观态势，法学理论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本位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社会本位是指社会权本位，其把社会权概括为权利的首要含义，对私人权作出明确的限制，以追求、障社会整体的权利利益为核心。即在法的产生、施、行中，始终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旨在寻求私人权与社会权衡平的合理性尺度过程中去维护和保障社会权或社会利益。经济法正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在其产生、实施、运行的过程中，始终是以追求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基点的，在对私人权的合理性限制中，实现了私人权和社会权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平衡，并最终使得社会权或社会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那么，经济法价值也必然具有这一社会本位性。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的考量应始终是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的，而不是以私人权为立足点。对此论述的意义在于要强调经济法价值考量的这一立足点与经济法价值之主体为人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可以这么理解，经济法价值之主体为人正是经济法价值含义之一便在于经济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是不是说经济法价值的立足点一定要是人呢？当然并非如此。因为在社会个体联系紧密之状况达到一定程度之时，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更能够充分实现实质的、长远的“经济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取决于前述的“一定的历史社会”。

对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其次，还要关注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功能及经济法作用的辨析。经济法价值如前文所述。而经济法功能是指经济法的做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经济法作用为经济法对人的行为以及最终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很明显，第一，这三个概念属不同范畴。经济法价值是从人与经济法两个角度出发而对人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是基于人对经济法的“厚望”而进行的理论阐述，而经济法功能是从经济法自身出发的对其内质本性的研究，是经济法的功用和效能，是其质的一方面体现。又经济法作用是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经济法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的研究。第二，这三个概念属不同层次。经济法价值是绝对抽象的，对经济法功能及经济法作用理想化的主观的理论提升。而经济法功能为经济法内在的质的属性，是客观的经济法内质本性的存在是内在的、具体的、宏观的。又经济法作用为经济法内质本性的外在具体的体现甚至错误反映，是外在的、具体的、微观的。第三，这三个概念角度不同。经济法价值是就人而言的，是针对人的需要基于法的功能而进行的阐述。而经济法功能是就法自身而言的，是对法的内质本性的阐述。又经济法作用是就社会关系而言的，是对法对社会的影响的阐述。当然，第四，这三个概念之间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法价值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但其仍不失为人对法的一种追求，其只有依据经济法功能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法功能是经济法价值实现的客观基础，而经济法作用又是经济法功能实......>>
经济法都包括什么？
经济法每年考察的分数不太多，属于次重点科目。在2009证券法调整到商法进行考察后，经济法部分设计的内容还有《竞争法》《消费者法》《银行业法》《财税法》《劳动法》《土地法和房地产法》以及《环境保护法》七部分内容。尽管如此，2009年司法考试《经济法》的分值比2008增加了5分，总分达到45分，是卷一分数最高的一科，考查的形式是5道单选题、12道多选题和3道不定项选择题。 2010司法经济法单选考查5道，多选考查12道，不定项选择题3道，共计35分。

经济法价值的含义是什么
经济法价值是指以经济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在于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包括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学习经济法有什么意义？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

2、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

3、经济法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我国经济法主要包括四大方面内容：

1、关于企业组织管理的法鼎规范，如《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

2、关于市场管理的法律规范，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证券法》等；

3、关于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如《统计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对外贸易法》等；

4、关于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如《残疾人保障法》、《劳动法》、《失业保险条例》等。

经济法的巨大作用：

1、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3、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

4、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法中承诺的意义是什么？
您好。承诺的意义：承诺生效，合同成立。

承诺的撤回：以撤回通知追赶承诺通知；承诺可以撤回，不能撤销。

承诺的生效：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根据交易习惯等，作出承诺的行为时。
经济法理念、功能与价值的关系
经济法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及其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调整国家经济调节中的社会关系，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经济法价值的基本取向，是社会总体性的和经济性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

经济法理念是相信通过经济法价值释放，能够实现社会总体经济方面的那些价值目标即理念的理想目标
经济法的价值目标？
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的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㈡ 100分~~~~ 求法经济学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请认真回答

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商法价值取向研究
一、关于商法价值取向的分歧

商法价值取向是从法哲学高度对商法宗旨的概括,是商法在调整商事社会关系时欲求的理想目标,因而是商法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商法价值取向问题,相关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如钱玉林从商法与经济法相比较的角度,认为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现代商事法的价值取向是交易迅捷、灵活和交易安全。交易安全与交易迅捷在功能上相得益彰[1]。而胡鸿高认为商法的价值是指商事法律规范对于社会和个人及其群体的积极意义。它体现商法精神,统领商事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交易效率价值、交易安全价值和交易公平价值构成了当代商法的三大基本价值。商法的三大价值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在贸易本位的基础上组成了一个动态的、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相辅相成的基本价值链[2]。在商法的价值取向的认识上,虽然结论不完全一致,有认为是公平,有认为是效率,但相同之处在于多倾向于存在一个终极价值目标可以统领一切商法价值。

但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尚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已有成果界定商法价值取向的方式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导,商法价值取向这一宏观问题缺少微观基础支持。第二,也有学者意识到单一商法价值取向的缺陷,给出的解决方法是罗列多种价值作为替代,分别将其定位为“目标”、“基点”或“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各价值间的关系。“理想的商法价值取向构成状况应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却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两者的冲突在现实中难以避免。所以,有必要事先预设其序位,权衡出首要的价值目标,为价值冲突的解决立下规则”[3]。但是,“事先预设序位,权衡出首要的价值目标”,等于先入为主预先确立了商法的终极价值取向,也就不存在价值冲突问题。第三,从部门法比较的角度考察经济法与民商法,得出商法价值取向与经济法不同的结论,但该类分析是建立在“民商合一”论之上的,认为公平原则是民商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是一个高位原则,对其他民商法的其他原则起指导作用。实际上未注意民法与商法价值取向的不同,笼统地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是在“民商合一”的前提假定之下得出商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4]。第四,有个别文献认识到商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性,但没有考虑到商法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和层次性,未能从实然之商法和应然之商法的层面加以详解。第五,研究方法以法学的规范研究为主,缺少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的考察和相互佐证。因此,运用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商法的微观层面———商法的要素入手,探寻隐藏在商法规范、原则、概念和技术性规定之中的商法价值取向,并讨论商法价值取向的层次性、现实性和历史性,对完善商法基本理论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建构

(一)法律价值取向的微观基础

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基本满足,反映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法的价值蕴涵在法的要素之中,而在法的要素中,法律规范是具体规定权利、义务及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具有微观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概念是对专门法律术语的抽象和概括,包含特定法律意义;法律规范和法律概念构成法的价值的微观基础。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律文件中的技术性事项,涉及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解释权等问题;相比其他法律要素而言,法律原则具有宏观指导性和本源性。法律原则和法律技术性规定是法的价值的宏观基础,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的价值的积淀,决定了法律的价值取向。立法价值取向是指法律向着某种目的或达到某种社会效果的方向运作和发展,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部门法的法律原则上[4]。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会效果,其二是指法律所追求的多个目标出现矛盾时的最终价值目标的选择[5]。价值取向与法律原则的关系是:价值取向可以转化为或直接体现为法律原则,而法律原则所体现的精神又会具体体现为各项明确、肯定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效力层次上,价值取向是法律原则的上位概念。而在法律原则与具体法律规范的关系上,法律原则又是制定具体法律规范的依据,它要求具体法律部门的所有法律规范之间应当具有统一的价值取向,从而可以避免具体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实现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6]。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内涵

商法的价值取向也可称为商法的精神。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抽象的,它存在于商法规范、商法概念、商法技术性规定和商法原则中。商法的价值取向必须借助商事规范、概念、技术性规定和原则来体现。商法的原则较多地反映了商法的精神,它是调整商事关系必须遵循的普遍行为准则,是编撰商事法规和制定商法典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依据[7]。因此,讨论商法的价值取向离不开对商法要素的考察,尤其是对商法基本原则的分析。所谓商法基本原则是指集中体现商法的性质和特点、概括商法的基本制度并反映商法基本精神的根本规则[8]。在我国商事法学研究中,商法基本原则是一个必然论及的问题。在数量有限的商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中,关于商法基本原则的专题论文占了较大的比重。事实上,极少有国家像我国这样重视法律基本原则[9]。关于商法的基本原则,国内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三原则说。有认为应包括保障营利原则、维护交易效率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也有认为应表述为交易自由原则、交易诚信原则、交易公平原则。还有学者主张维护市场正常运行原则、提高商事交易效率原则和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原则[10]。(2)四原则说。持四原则说的学者最多,但分歧也较大,如有学者认为从商自由原则、企业维持原则、商事交易便捷性原则和商事交易安全性原则是商法的基本原则。也有认为应是是强化商事组织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促进交易迅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还有认为是促进交易自由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提高交易效率原则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11]。(3)五原则说。主要是商主体法定原则、公平交易原则、交易简便和迅捷原则、鼓励交易原则、交易明确和安全原则。还有认为是商事主体法定原则、确认和保护营利原则、促进交易简便快捷原则、维护交易公平原则和保护交易安全原则[12]。(4)七原则说。认为包括依法自由行使权利原则、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尊重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则、鼓励交易保障交易便捷原则和维护交易安全原则[13]。(5)八原则说。即利润最大化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磋商调节原则、互惠原则、简便敏捷原则、安全原则、经营自主原则、强化商事组织和社会责任原则[14]。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虽然在商法基本原则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维护交易公平原则、提高交易效率原则和确保交易安全原则是为主流观点所认可的。笔者认为,公平、效率和安全原则正是商法价值取向的直接体现,公平价值体现在许多商事规范中,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收购制度、公司破产制度等。公平价值在法律上表现为商事主体资格、权利、义务的平等性,在经济上应该是表现为分配正义,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公正性。商法效率价值体现在交易自由、交易规则及行为方式定型化、格式合同、短期时效、权利证券化、电子签名、股东借助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等具体商事法律规范中。如学者所言:“商业是以营利为目的,为达到此种目的,必须力求交易敏捷。因交易敏捷,从事于商业之人,才能多次反复地交易,得以经济其时间之利用,而达到其营利之目的。”[15]而信息披露制度、要式性、权利外观主义、公示主义、票据无因性和严格责任等制度则是商法安全价值的体现。

有些原则不能作为商法的基本原则,仅仅适用于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领域,是商法基本原则在具体商事制度或领域的表现,比如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在民法中被誉为“帝王条款”,但在商法中,诚实信用只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至于有学者主张“保障营利原则是商法保障营利基本价值理念在商法基本原则上的直接反映,它能适应商事交易发展的需要而进一步细化出商法的其他基本原则,是商法基本原则中的基本原则”[16],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混淆了商行为与商法的关系,值得商榷。因“营利已不再是商法所保护的商事经营活动的最高目标,法律必须尽最大可能去阻止那些不公正或对他人及社会产生消极影响的营利行为”[7]。

三、商法价值取向的法经济学解析

(一)商法价值取向的均衡性: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商法的价值是一组价值集合,经过博弈达成一种均衡状态,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的均衡结果,而不是以某种优位价值统率其他价值。商法各价值经过博弈达成价值均衡状态,从而显示商法的价值取向,商法各价值间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各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制定法的出台就是利益集团力量博弈的结果。具体历史时期的商法是该时期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均衡,该均衡表现商法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我国的商法还是国外的商事法律,其产生、发展及演变过程都清楚地显示了这一博弈过程及其均衡结果。另外,商法价值取向的均衡性还要求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在同一商事法律中的不同规范间实现均衡,只有这样,该法律才能适应经济活动的需求。比如旧《公司法》是为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新《公司法》强调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很明显两者体现的是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之间不同的均衡状态,同时也说明商法价值取向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变化。

(二)商法价值取向的具体性:商事部门法的价值取向

就商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有所谓“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之争,我国商法学研究者曾对此问题投入大量研究力量。超越“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则》是现阶段商法学研究界占主流地位的学说[17]。我国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只有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破产、合伙企业、信托法和海商法等一系列单行商事立法,我国近年来出版的商法学著作也主要以上述商事部门法为研究内容。从各个商事部门法的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各商事部门法的价值取向并非整齐划一,各商事部门法对效率、安全和公平价值侧重不同。《公司法》侧重效率,《证券法》和《保险法》强调安全,《破产法》更关注公平。所以,效率、公平和安全等价值在不同的商事部门法中体现出的不同均衡状态,或者说效率、公平和安全等价值在不同均衡状态中的地位,因不同的商事部门法而异。

(三)商法价值取向的历史性:商事制度变迁与商法价值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商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宏观问题,能够通过其微观基础,即商法的规范、原则、概念和技术性等要素得以体现。而商法相对其他部门法而言,具有易变性,商事立法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不同时期的商法必然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背景相适应,不同的微观基础也就必然体现差异性的商法价值取向。以我国的《公司法》为例,该法自出台以后历经三次修改,其中第三次是修改幅度最大、最全面的的一次,基本上所有的条文都有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设立的门槛,明晰了法人治理结构,更大程度体现了公司的意思自治,突出了中小股东股东的权益保护。公司立法理念的变化可以从新旧法律条文的对比中清晰地得到答案,同样的结论可以在证券、保险等商事部门法的修改中得出。而对法律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最有说服力的论据莫过于我国的《宪法》,从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宪法》的变化,尤其是1982年宪法所经历的4次修改,都充分说明了法律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此时如果仍然坚持认为新《公司法》与旧《公司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同一性,恐怕难以服人。有学者与笔者持类似观点,认为法律诸价值的阶位仅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具体制度中探讨才有意义,纯理论上的研究仅具有假设意义[18]。理想的商法价值构成状况应为交易安全与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却是相对的、暂时的,而其冲突在现实上难以避免[3]。

(四)商法价值取向的层次性: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

商法的价值取向可分为三个层次来表达:第一,商法作为私法的价值取向,即商法和同为私法的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一样,其终极价值目标都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第二,实质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实质意义上商法的具体价值追求,包括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实质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的集合。第三,形式意义上商法的价值取向是指在商事部门法内部,当不同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何者更为优先。形式意义上的商法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价值观的均衡。以上三个层次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商法价值取向。在我国商法理论研究中,对于民商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一点已形成共识[19],但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已有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实质意义上的商法和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五)商法价值取向的现实性:实然之商法和应然之商法的价值取向

“应然之法”与“实然之法”是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实然之法”是现实存在之法,是“实际上是怎样的法”,即在现实中实际存在、对人的行为实际发生效力的制定法,“实然之法”是各种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实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为公平、效率和安全三种价值的均衡。“应然之法”是理想之法,是“应该是怎样的法”,即根据法的特性而应达到某种理想状态的法。商法价值取向与商法基本原则的关系是商法价值取向决定商法基本原则,因此,可以通过对商事成文法基本原则的分析来追寻其背后的价值取向。但由此得到的只是实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应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显然,从商事部门法的要素中无法探知应然层面的商法的价值取向。

在法哲学领域寻求“应然之法”价值取向的研究产生了“自然法”的思想,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给我们提供了探寻应然层面商法价值取向的又一路径。法经济学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分析法学理论和法律现象。其理论的核心是:一切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都起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故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益最大化为目的。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如同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一样,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法律的经济功能包括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促成合作、提供激励机制、外部性的内部化和减少不确定性[20]。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并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创新有利于外部利润内部化[21]。也就是说,当每个人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益的时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22]。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个人追求利润的活动在满足交易双方的同时,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应然层面的商法作为正式制度,显然也具有以上经济功能,效益最大化也就成为“应然之商法”价值取向的不二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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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7.

㈢ 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是指

法律分析：经济法体系，是指由各种经济法部门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组成经济法体系的经济法部门应当是多层次的,并且是门类齐全的。经济法体系不同于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后者是指由多层次、门类齐全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经济法体系的构成要素是经济法部门，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的构成要素是经济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2)组成经济法部门的法律规范都是经济法律规范,而在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中的法律规范不一定是经济法律规范。当然，两者有一定的联系，一方面，作为经济法体系构成要素的经济法部门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一般通过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建立经济法体系必然要求建立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第四条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第五条 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㈣ 为什么说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论市场经济对法制的要求 论文
关键字：腐败 市场 竞争 市场经济 法律 法制 制度 发展 经济
内容摘要：自从党的“十四大”并确立并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性的突破性阶段。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给我国的经济的告诉发展开辟了更为宏伟的蓝图，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每年递增的势头。为了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以后政府的重点职能和管理方式也必须要随之改变。其中，最主要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制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同时辅之以法加以保驾护航。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稳步、高速发展，逐步转变过去国家主要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模式，实行以经济手段和法制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的新的经济管理模式。
一、市场经济更需要法制护航
现代市场经济在某种上来说就是法制经济，也就是对法制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反映了经济发展要求与现行法制的某些不相适应性。这样，多种经济立法就必须尽快提上日程。国家立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以及经济司法部门，就必须经过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实行有效的法律调整。
作为当务之急，政府法制工作的首要任务是：
第一，将国家关于建立、完善和管理市场经济的重大方针政策和经济行政措施法律化、制度化，保证市场经济正当运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持续性。
第二，通过立法，调整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重要的经济关系。
第三，制定并逐步完善市场运行规则，切实为企业平等、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以法律做后盾，正确引导市场自我调整机制的健康发展和运行。
第四，切实贯彻实施对市场经济各种主题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保障各种经济主题积极参与管理和竞争，实行优胜劣汰。
第五，用法律来调整和推行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把更多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直接推向市场，让其参与竞争，使其更充分地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六，加紧对消费者利益实行立法保护，以法的形式规定生产者、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产品质量和信誉，力求更多更广泛地打入国际市场，加强它们在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划清法制经济与权利经济的界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制经济。要使市场经济真正健康、稳步、高速地发展，就必须加强法制，充分发挥法制的积极作用，逐步扼制、清楚“人治”经济的消极因素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残渣。
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封建因素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腐朽观念的影响，我国在经济领域内仍然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人治”经济即权利经济。要使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健全经济法制，首先必须消除权利经济的干扰。因为权利是处在各个层次中最上层、最有影响力的一环，若不清除和扼制“人治法权”的干扰，摆脱“权大于法”的丑恶现象，法制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将无所适从。
权力经济和法制经济是根本对立的，相互排斥、互不相容。权力经济是“人治经济”，是无规则的，是非程序性经济，是违反社会和经济发展现象的。它排斥公平与平等，用权力造成的隶属关系来强行推行的经济，而法制经济则是规范化的程序性的，符合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行方式。它通过完善的法律手段去保障和维护正当的经济秩序，保障各种经济主体的公平、平等的权利。
权力经济还一贯保护特权，以不平等的身份去敢于经济。
当前，虽然法制经济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但在很多领域里仍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人治”经济。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危害性不可低估。比如一些身居重要职位的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不懂装懂，往往与经济发展规律相背离。甚至于一些人利用手中的职权，偷机钻营、谋取私利，以强权作后盾，以表面现象作幌子，给本地区甚至整个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就需要以强有力的法制为武器，同各类腐败现象做斗争。用法制手段来限制行政机关对经济过多参与。要想做到这一点，不但立法要完备，还要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能因地位的高低，势力的雄孤而有所偏袒或动摇。对于高层领导层中出现的观念更应分清施肥，对发法者应依法执行，不可手软。严禁这类人用“治外法权”的权力经济去冲击法制经济的发展和正当运行。“徒法不足以自行，非善法也！”所以，我们必须要秉公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三、完善经济立法，完善市场经济机制

在市场经济确立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少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也缺乏自己真正的自主决策权和自由经营权，企业基本上是在经济中运行。各企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有行政手段加以调整，风险也由国家来承担。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机制的出台和发展，就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其中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各类经济实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进入市场经济竞争的大潮中。
虽然我国经济组织件的竞争其基本性质和根本利益相一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也不可避免地要实行优胜劣汰，以求刺激经济的发汗。随着企业风险的加大和责任的自我承担，就需要竞争参与者用各种合法手段和途径尽量减少、避免竞争带来的风险。比如在期货交易中，有些生产者和经营者就是通过期货交易中的“套期保值”的手段来减少和避免风险的承担。但有些竞争参与者也会通过非法的手段和途径去逃避风险，获取利润，这就会不免引起一股浊流对市场造成冲击和侵蚀。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不正当竞争”。
1993年9月2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颁布实施，为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提供了法律上强有力的保障。该法作出了一系列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保障市场正规发展的规定，从法律上根本确认了一切参与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最寻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禁以任何不正当的手段参与竞争，损害他方的利益。
《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它将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指定出来后，若不加以认真地贯彻实施，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市场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就是“保证产品质量”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次充好＝以劣充优，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等种种违法乱纪现象，从而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使用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以强有力的法制手段调整山品经营。生产者的违法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真正实行产品质量法规的种种规定，使使用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可靠的保障。如“包修、包退、包换”的产品质量“三包”制度，就是保护使用者消费者权益的产品质量制度。如有违反，就会依法追究生产经营者的经济责任、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颁布实施，也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很好的法律保障，依据法律武器，也使司法机关有据可查，有章可寻。

四、正确处理市场经济对教育领域的冲击

时常经济的实行，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的开放搞活，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也逐渐以不同的方式投入了竞争的行列。为使参与竞争的经济主体在智慧、技术方面得到有力的支持，国家已允许更多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从事第二事业。多渠道智力的渗入，给企业注入了突飞猛进的活力，增前了竞争力，在经济实力的增长面前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股股不正当的博览，而且大有向广面发展的势头。
对教育领域的最大冲击，就是对师资力量和教师队伍的影响，特别是高等院校教师队伍的情绪已不稳定和不连续。随着政策放开，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下海”的热潮：或停薪留职，或干脆辞职。为长远之计，我们不得不为这个问题引起重视。一个有才能的教授，的确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我们也应想想，失去了一个教授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坏处。他辞职或停薪留职会误了一部分学生的学习，这种看不见的财富比起下海多带来的效益，谁优谁劣？我们自然心中有数。前二年不就有关于“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争论吗？
随着《教师法》的颁布实施，对师资不稳定和教师社会地位和待遇偏低等有了较大改善，对教师从事第二事业和停薪留职与停职等做了适当的限制，我国教育管理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五、加强工业产权立法
在工业产权方面，我国已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对《专利法》和《商标法》的修改，更加完善了工业产权保护制度。但是，在这些方面也存在些不足，主要是对侵权行为处罚条款尚欠完备和力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着较轻的现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自我调节的深入，工业产权方面的纠纷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侵权行为的增加。
对于市场，目前还有很多人缺乏必要的了解。一提起市场经济，就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自由发展，无所制约的经济。其实，市场经济并非资本注意固有的东西，也表示资本注意的专利，这种市场经济是不分民族和国界的，也是没有阶级性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实施市场经济时无可避免地为其注入了阶级性。我们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经济规律共同作用的市场经济。很多人对市场经济与竞争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误解，如认为自由竞争是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可以不择手段等。从而使市场竞争蒙受了不白之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侵权行为。这其中虽不乏明知故犯者，但更多的是因误解而犯了错误。为了有效地抵制、防止、惩罚各种侵权现象，有必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工业产权立法，增大法制工作力度。

六、惩治腐败与健全制度
当前，腐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腐败现象的蔓延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其深度与广度已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尽管各地纷纷报道破获多少大案要案，惩办了多少腐败分子，但我们认为，评估反腐斗争的成果和标准，不仅仅在于数字，而是要看是否有效地遏止了腐败的势头和建立起了相应的制度。
（一）腐败与市场经济
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人们必然会提出，腐败与市场经济有什么关系？腐败是否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我们认为，从世界和中国历史与现状看，腐败与市场经济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尤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腐败就更容易滋生。这是因为，第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企一家，企业没有自身独立的利益追求，也就不存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但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追逐利益是市场主体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经营者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才得以充分发挥，经济才能得到高速有效的发展。因此，追逐利益本身并没有错，但追逐利益必须通过合法正当的途径。当利益的追逐者与能够为获取利益提供便利条件的政府权力行使者勾结在一起时，腐败就有了产生的条件。尤其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权力还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序内掌握着经济命运。由于制度不严，权力制约不够，市场主体与政府机关很容易结为一体，从而为滋生腐败提供温床。第二，市场经济使商品丰富，消费提高，这是市场经济有利的一面，但同时也激发起个别人对金钱的贪婪，在长期消费水准很低的情况下，这种贪婪会相当强烈。当然，对金钱的贪婪不仅仅是由于消费的刺激所致，还包括制度不严，监督不够。凡此种种，都说明，市场经济与腐败有着某种必然联系。承认这种联系，无损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必然性，不承认这种联系，却会使我们丧失对新形势的判断力和对反腐斗争的清醒认识。
（二）防治腐败必须靠健全的制度
国外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新加坡、香港、韩国以至我国台湾地区等在其经济发展时期，都曾有过严重的腐败现象。但是前行者的新加坡，他们在反腐斗争中已经取得显著成就，完全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后进者的韩国也正在取得节节胜利。至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十九世纪也曾有过"赃物归胜利所有"，合法进行权钱交易的时期。但通过一系列法制建设，腐败现象早已被控制。很显然，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腐败的产生是不可能避免的，反腐败胜利也不是说腐败从此绝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指的是腐败现象的蔓延之势已被遏止，并被各种已经建立的法律制度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以内。要走到这一步，"事在人为"，只要我们有打击和控制腐败的自觉和决心，采取正确的方法，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检讨近年来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有四点需要注意：
1.加强制度建设
对腐败分子必须下决心惩治，但严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如上所述，为什么那么多腐败分子眼看着身边的腐败者陷入泥潭，但仍循路追随？为什么权钱
交易防不胜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问题。小平同志早已指出，制度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也就是法律建设。
制度建设中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公开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就不易产生腐败。这几年来有些地方提倡过"二公开一监督"之类的制度，行之有效，但之所以不能持之以恒，就是没有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
2.改革监督体制
纵观中外历史，由于监察工作的特殊性，监督部门的体制与一般国家行政机关体制有别，主要特点是：一是权力集中， 不以级别分配权力，即使级别不高的工作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也享有必要的调查、职证权，可以直接向高层次的领导人员发问调查，后者必须合作；需要立案，逮捕的，除本机关的审批程序外，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管辖。二是一般都实行垂直领导，以避免干扰。三是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素质高，社会地位高，待遇高，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荣，无后顾之忧，敢于执法。目前我国监察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已十分明显，只要这种体制不作改变，反腐败就难以取得实效。因此，用法律形式将改革后的新监督体制固定下来是十分必要的。
3.舆论监督
必须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作用，揭露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使每个敢冒被严惩风险的贪官污吏时刻处于严密的舆论监督下，文革时期形成的所谓报刊点名必须经过上级批准之类的程序应该废止，代之以如果舆论报道失实应追究报道者法律责任的制度。制定新闻法是当务之急。
4.建立权力制约机制
消除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在加强司法机关独立的审判检察职能时，还必须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监督和制约，重视对监督者的监督，避免出现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

七、 市场呼唤法制
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冲击着我国的各个生活、生产领域。为使市场更加健康、稳定、持续、高速发展，就有必要为这制定出一系列很好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这就为法制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使我国经济立法更趋完善，不但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在立法时要其具有较高水准的连续性、完善性、科学性、严密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超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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