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96条通知解除的理解

㈠ 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通知包括起诉么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专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属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不包括。条款中涉及的起诉，是指被通知人在接到通知后，有异议时，可行使的权利。

㈡ 可以依据合同法94条，96条的规定通知解除人民调解协议书吗

您好，来根据我国《最高人自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的第一条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㈢ 出租方单方解除合同,承租方如何请求赔偿

承租方单方解除租赁合同，出租方如何请求赔偿
发表时间：2006年06月04日 关键字：房屋租赁 阅读次数：3552
案件简述: 承租人擅自搬离租赁房屋后，房屋空置后的租金损失应否由承租人负责？
-----擅自撤离租赁房屋纠纷案

【案情简介】

原告：祈福公司

被告：某空调公司

原、被告双方于1997年4月28日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被告租用原告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地王大厦43层05单元，租期为5年，从1997年5月15日至2002年5月14日。合同约定前三年月租金为港币31,566元，后两年为港币36,300元。合同还约定由被告负责支付租赁期间的水电费、卫生费、房屋管理费、电话费及其他费用，每月1日向原告交租金，拖欠租金，应向原告支付滞纳金30%。该合同于1997年6月18日在罗湖区房屋租赁管理办桂园租赁所办理了租赁凭证。2000年3月，被告提出租金过高，要求减租，原告同意调整，双方多次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2000年8月，被告擅自撤离租赁房屋，停止履行合同。原告于2001年4月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房屋租赁合同》；2．被告支付租金358,266港元，利息12,420.57港元，滞纳金29,572.78港元；3．被告支付管理费人民币35,032.6元，利息1,056元，滞纳金15,085.62元；4．没收定金12,626.40港元；5．被告赔偿房屋空置损失117,390港元。

【争议焦点】

房屋空置后的租金损失应否由被告负责？

原告认为：被告提出租金过高，要求调整，原告也同意，但在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被告擅自撤离房屋，属单方违约，造成房屋空置的损失应由被告承担。

被告认为：被告已在8月9日书面通知原告，管理处人员也知道被告撤离；根据《深圳市房屋租赁管理条例》规定，被告如果拖欠租金达3个月以上的，原告可以解除合同，但在被告超过十几个月未交租的情况下，原告仍未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即使被告违约，原告应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但原告并不采取措施，损失应由原告负责。

【代理思路及实务】

原告委托了本所律师代理诉讼。

作为原告的代理人，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被告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事实的认定

被告提出在2000年8月9日已书面通知原告，搬离租赁房屋，被告认为这是解除合同的时间。据材料显示，原告并未收到该通知，更无同意此时解除合同的书面证据，故被告这一主张很难得到法庭的认定。

根据《合同法》第93、94条的规定，只有三种情况下合同的当事人才能解除合同：一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二是双方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出现时；三是法律规定合同解除的情况出现。而本案中不存在以上三种情况。被告擅自搬离租赁房屋，停止履行合同，是违约行为，无视合同对双方的约束力，根据《合同法》第113条规定，应当承担全部的违约责任。

鉴于被告早已搬离房屋，被告也有解除合同的意愿。原告请求法庭确认解除合同的时间为原告起诉的时间，这样便于计算欠租及空置的损失。

二、造成租赁房屋长期空置，原告是否未尽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

被告提出，2000年8月9日他们搬离租赁房屋后，即向原告交出钥匙，但原告不接受，原告拒不接受被告交付钥匙的目的，是要造成房屋由被告一直占用的事实，原告以此来索赔。《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对于这一问题，关键是被告举证，被告要举证原告拒绝接受被告的钥匙，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原告只要运用举证责任的分配，即可使原告立于不败之地。

相反，原告抓住一个重要事实，就是直至诉讼开庭前，被告一直没有把钥匙交给原告，房屋一直在被告控制之下，以论证空置房屋的损失应由其承担。

【审理及判决】

经开庭审理，被告未能就2000年8月9日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已经送达原告问题举证，也未能对原告拒收钥匙造成房屋空置的问题举证。法庭未认定被告的主张，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法庭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的形式、内容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应认真履行。但由于被告在履行合同期间，以合同约定的租金过高为由，提出要求拆减租金，在与原告未协商结果情况下，擅自搬离承租房屋，停止履行合同义务，其行为是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被告实际早已搬离承租房屋，且在诉讼中，亦表示同意解除租赁合同，故对原告要求确认合同自2001年4月27日解除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2001年4月27日合同解除前，被告应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租金及管理费，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及管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但在合同解除后，原告提出该房屋仍然空置，已造成原告损失，要求被告按深圳市房屋租赁指导租金标准予以赔偿，因该房屋钥匙在被告处，仍属被告控制的房屋，原告以房屋租赁指导租金标准，即每月130元/平方米，计算至2001年11月止，理由是充分的，本院予以支持。

另外，被告交付的合同定金港币63,132元，是确保合同完全履行的保证金，由于被告的行为违约，致使合同不能完全履行，因此，原告提出被告尚有一年合同期未履行，按合同履行期五年的比例没收其一年的保证金港币12,624.4元，作为对被告违约的处罚，其诉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法院遂作出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

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港币321,966元。

三、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房屋管理费人民币30,879.34元。

四、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租金滞纳金港币9,885.42元。

五、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管理费滞纳金人民币1,955.66元。

六、准许原告从被告的房屋租赁合同定金港币63,132元中扣减12,624.40元。

七、被告应赔偿原告房屋空置损失人民币117,390元。

被告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二审法院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法院的支持。

【律师的忠告】

其实，本案被告全面败诉的局面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要依法进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需要解除合同的一方，通常应提前1－3个月书面通知对方，陈述解除合同的因由及提出解决方案，函件送达对方时，要求对方签收并复函。如对方拒绝签收，或不予答复，应通过公证送达或特快专递邮寄，解除合同的程序，应依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的方式进行。

本案被告如果通过公证或专递方式送达8月9日的函件，并在原告拒收钥匙后通过提存公证的方式交接钥匙，或者及时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则可把损失减至最低。

在经济交往中，解除合同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如果双方当事人以合法的、理性的方法去解决，一定是能够取得双赢的效果。

㈣ 劳动合同法96条法律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对于劳动合同法96条解释的问题，我的回答是： 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规定解除合同，应当遵守下列程序规定： 一、必须具备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九十四条对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作了规定，按照这两条规定，具备以下条件，不必经对方当事人同意，只需向对方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就可以解除合同：1.当事人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2.因不可抗力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3.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另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的；4.另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5.另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6.法律规定的其他解除情形。不具备上述条件，一方当事人不能解除合同。 二、行使解除权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必然引起合同的权利义务的终止，为了防止一方当事人因不知道对方已行使合同解除权而仍为履行的行为，从而遭受损害，本条规定，当事人根据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当事人接到解除合同的通知后，认为不符合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不同意解除合同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能否解除合同。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未办理有关手续，合同不能终止。比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合营企业如发生严重亏损、一方不履行合同和章程规定的义务、不可抗力等，经合营各方协商同意，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可终止合同。如果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批准登记手续，中外合资经营合同没有终止。

㈤ 《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具体解释

《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内容如下：
第九十六条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

【解释】本条是关于事业单位聘用制的工作人员的规定。
一、我国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基本情况
事业单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所谓事业单位，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国家通过编制管理实现对事业单位人员的配置和调控。按照国家财政拨款的多少，可以将事业单位分为三种：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我国事业单位数量众多，类型不一，队伍庞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6万个，涉及教育、卫生、农业、文化、科研等多个领域，职工人数近3035万，其中正式职工2923万（包括原固定职工和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合同制职工）。职工人数中教育业占51. 3%，卫生业占14.3%，农业占9.5%，文化业占5.1%，科研占2.4%。长期以来，我国的事业单位实行的是一套不同于企业，近似于国家机关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企业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对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管理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仍在原来制度的基础上运行，改革进展缓慢。为了转换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就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2002年7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要求事业单位除按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以及转制为企业的以外，都要逐步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到2006年底，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合同的人员1700多万，约占总人数的51％。
国家对事业单位实行编制管理，按照编制核算拨款的数额。目前事业单位编制都是多年前核定的，编制基数多年不变，不能满足事业单位不断发展的需要。在编制满额的情况下，各事业单位只好大量扩充编外人员和其他人员，这样造成事业单位人员结构复杂，人事管理分割。事业单位人员结构，归纳起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编制内聘用人员，包括签订聘用合同的编制内聘用人员和无须签订聘用合同的编制内聘用人员；第二类是编制外人员，包括档案内部管理的编外人员和档案外部管理的编外人员，编外人员一般实行企业化管理，与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第三类是劳务派遣人员，是通过劳务派遣形式招用的。
二、事业单位人员如何适用本法
事业单位人员是否应当纳入本法进行调整，是立法中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提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有本质的区别，不应当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从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发展趋势看，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要变成行政机关，从事经营的事业单位要回归企业，从事公共服务的如教育、卫生、文化、科研等事业单位，还要保留公共服务的职能，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事业单位有编制、有财政拨款，内部管理机制与企业也不一样，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在合同期限、试用期、加班费、工资、福利、保险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都与企业不同，它与国家机关比较近似。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只是要比公务员要有一点灵活性，但不是完全推向市场。聘用制合同与劳动合同的性质不一样，调整的手段也不一样。如果将事业单位也纳入劳动合同法管理，将比较难以处理好本法与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之间的衔接，并可能产生其他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会引起事业单位管理的混乱，出现不安定因素。处理事业单位的问题，应当循序渐进，把管理体制理顺后，再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进行立法。这样比较妥当。赞成将聘用合同纳入本法调整的意见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人事制度是由政策和行政文件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调整人事关系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性文件。1994年劳动法颁布时，企业的劳动关系由劳动法调整，对事业单位职工是参照公务员管理体制进行管理。公务员法出台后，公务员法将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能参照公务员法，如果也不适用劳动合同法，那么，对事业单位人员的权利保护缺乏法律依据。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但本质上并无区别，不应存在两种合同制度，不应当两个部门管就变成两个性质的合同，将聘用合同纳入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解决事业单位人员实体权利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有利于事业单位劳动关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有利于保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法权利，有利于促进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
考虑到目前事业单位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用人制度的情况比较复杂，事业单位的聘用合同具体特殊性和复杂性，将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工作人员纳入本法调整需要慎重。同时，考虑到事业单位中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如不纳入本法调整，将缺乏实体法依据，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本法第二条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维持了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表述，另外在本条中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对事业单位聘用制工作人员的劳动合同如何适用本法做出特别规定。这样规定，既解决了本法与现行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衔接，解决了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无法可依的局面，也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留下空间。

㈥ 法律对于员工的体罚是怎样界定的（不要再说《劳动法》96条和《劳动

《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第七项；《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另外，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相关配套文件也有规定。

㈦ 老部发(1996)354第14条是否与劳动合同法有冲突

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劳部发［1996］354号）第十四条与《劳动合同法》相抵触，已经失效，不能作为法律依据。所以，就谈不上与劳动合同法的冲突问题。

㈧ 劳动合同法96条法律到底应该怎么理

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一）、司法解释（二）中均有涉及，但并无专门针对此条的批复答复。

㈨ 人民调解协议可以以合同法94条，96条规定解除吗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各自下设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并根据自愿原则调解民间纠纷。为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有人提出，当事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可以且应当视作合同，从而也可以且应当受到《合同法》的保护。笔者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不等于合同，也不受法律保护。其理由如下：
一、合同是当事人为在彼此之间设立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协议。而人民调解协议则并非当事人在彼此之间设立什么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乃是当事人为在彼此之间业已存在的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得以实现而达成的协议。前者的本质在于“凭空”设立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的本质在于“据实”调解既定的权利义务纠纷。
无论是什么合同，是有名合同还是无名合同，是双务合同还是单务合同，是债权合同、物权合同还是身份“合同”等，都无一例外地是当事人旨在相互之间设立、引起或产生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协议。也无论是什么合同，其合同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最初都由当事人设立引起，而决非当事人其它任何行为的结果。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对合同的界定是，“合同是当事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一定义对合同的本质规定就是，设立是引起或形成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的唯一的法律事实。变更或终止均非独立的合同行为，而只不过是在合同的履行中，经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以新合同取代旧合同，是当初设立行为的继续而已。也就是说，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原本可以无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只因双方依法完成了设立行为，所以，才产生了某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设立行为，当事人之间也就可以根本不存在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那么，这就涉及到，什么叫做“设立”？法律上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据笔者理解，它应当包涵有不可分割、不可偏废的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设立是一种仅仅经由意思表示作出的行为。其次，设立只能是善意的行为。再次，如果不进行设立，当事人之间就可以不发生任何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此，判断某一协议是否构成合同，首要的一条就是分析其协议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原本是否是由设立引起。只有经由设立引起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才构成合同。没有设立，就没有合同。任何关于因法律规定、或因当事人的侵权行为而引起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都不构成合同。人民调解协议之所以不等于合同，恰恰就在于它并不具备合同的这一本质特征。
固然，现实中也有很多因合同纠纷而寻求人民调解的情形存在，由此而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事实上也可视作变更合同，但这种情形只能被视作人民调解协议的一种类型，而不足以导致我们将人民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因为大量的情形是，寻求人民调解的当事人，其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原非因设立引起，而是或因当事人的侵权行为引起，或因当事人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其对相对权利人所负的特定义务所引起（这实质上也是一种侵权，即不作为的侵权），如赡养纠纷等。正是这些情形的大量存在，事实上决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真正性质，即非合同性质的民事协议。这类协议在达成之前，当事人之间即已产生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因合同没有达成而不存在。而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却不可以因调解协议没有达成而归于消失。除非其相对权利人自愿放弃权利，或者其相对义务人已履行义务，或者出现法律所规定的特定情形，否则，它将始终存在。从逻辑顺序来看，合同一般是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而人民调解协议则是当事人之间已产生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后果。
二、合同的根本精神是当事人的契约自由，而人民调解协议则无法实现当事人契约自由的意志。
合同是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是否缔结合同，同谁缔结合同，以及在合同中为双方规定哪些权利义务关系，除依法限制者外，则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从选择相对人开始，到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始终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恰恰体现了合同的根本精神。这种自由，同时也是订立合同的活动区别于其他民事活动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说，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都是合同所应遵循的原则，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所有的民事活动的原则，非特为合同所遵循。相反，我们发现，在其他民事活动中，当事人所享有的自由，远远不能与在订立合同中所享有的充分的自由，相提并论。
同时，合同的订立，也绝对需要建立在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基础之上。自由是合同的生命。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当事人的意思表达，就不可能真实。不真实或者说扭曲的意思表达，绝对不能视作当事人的意思表达，当然，也就绝对不能因此认为当事人已达成合意。没有合意，就没有合同。换言之，没有自由，就没有合同。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立法，无非就是立法者以全社会代表的名义，为所有的社会成员，规定一系列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破坏这种关系所应承担的责任而已。基于自由的意志，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相互约定、创设彼此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违背这一关系所应承担的责任，形式上也就与立法一样，只不过他们仅仅是为他们这个小社会立法而已。合同法即他们据以立法的宪法，而具体的合同则是他们之间的法律。合同之所以有权要求得到当事人的信守，也就在于合同即当事人的法律。这一法律的效力来源于它的宪法即合同法。然而，如果缺乏自由，当事人就从根本上缺乏自我立法的意志，因而也就无从产生合同。
人民调解协议恰恰不能体现当事人契约自由的意志。首先，当事人无法自由地选择相对当事人。现实中人们一旦发生权利义务关系纠纷，主体当事人就已经特定。调解协议只能在这些特定的当事人之间达成，任何一方都不能回避另外一方。其次，当事人无法自由地决定协议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同样，上述纠纷一旦发生，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已经特定。当事人只能就事论事，只能就他们之间已特定的权利义务纠纷达成协议。因此，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是张三、李四而不是王五、赵六，其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事实上均非当事人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此前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使然。人民调解协议的这一非自由的本质特征，实际上也就注定了它不可能享有与合同一样的法律地位。
三、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始终是平衡的，而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不然。
合同当事人在缔结合同之前，是一般的权利义务关系者，双方一般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失衡情形；依法成立合同后，双方所缔结的特定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无疑也是平衡的，或者可以视为平衡的（如单务合同）。也就是说，合同是在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平衡的基础上达成的，合同的订立也继续维持了双方原有的权利义务平衡关系。
而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由于其一方当事人此前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其相对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失衡。受害人有权要求侵权人为此履行一定的义务，侵权人有义务为此向受害人承担一定的责任。人民调解协议是在当事人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失衡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的签订只不过是为了恢复双方应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的状态而已。
因此，尽管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似乎根据调解协议双方已“自愿”形成了新的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形式上就如合同当事人变更合同一样，结果也理应比照合同，履行各自在调解协议中的承诺，但是，由于调解协议与合同所借以达成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截然不同，所以二者之间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四、合同受法律保护，是不可以反悔的；而人民调解协议则不受法律保护，允许当事人反悔。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世界各国一般也赋予合同以如此强制的法律约束力。这也就是说，合同一旦依法成立，当事人必须履行，决不可以反悔。相反，我国民事诉讼法则允许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即使经调解达成协议，也可以反悔。由此可知，尽管法律同时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但是，对于这一“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法律却并没有同时赋予当事人以强制的约束力。换言之，人民调解协议实际上并不受到法律保护。毫无疑问，法律不能保护它没有宣布要保护的东西。凡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东西，法律都已作了明确宣示。对于法律所没有明确承诺保护的范畴，其他任何人（包括行政法规）都不能代法律发话，将其保护的义务硬是塞给法律。道理很简单，张三请客，当然得由张三付帐。但是，如果李四请客，最后却要张三付帐，张三就不可能认帐。
法律之所以规定，合同不可以反悔，与其说是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利，莫如说是保护人类社会最起码的诚实信用的道德底线。合同之所以可以期望于人们的诚实，就是因为合同是在当事人意志完全自由的情形下达成的。如果说人类的诚实信用的品质需要有可靠的保证的话，那么，自由就是诚实的保证。没有自由，人们的诚实将无法确保。一般而言，在意志不能自由的情形下，人们很难保证不说违心的话，因而事后也很难保证不撤销当初自己违心的承诺。对此，世人不必指责其缺乏诚实。人类的诚实只能意味着信守自己在意志自由的情形下所作的意思表示。
然而，如果自由还不足以保证人类的诚实的话，那么，这整个社会的信用就完全破产了。人类社会中现今一切最为简单的交换行为都将无法完成。其结果就不仅仅是人们道德底线的崩溃，而是人类社会本身被彻底摧毁。为使社会免于这种诚实信用全面沦丧的恶果，所以，在人们的诚实应该能够得到保证的时候，法律决不饶恕不诚实的行为。这正是合同法的立法精神所在。
相反，法律之所以不能保护人民调解协议，允许当事人反悔，就在于立法者深知，在人们的意志缺乏充分自由的情形下，其诚实的品质是值得怀疑的。法律不能强制人们兑现其违心的诺言。否则，与其说是鼓励人们的诚实和信用，倒不如说是对人们不诚实的公开认可。那么，法律为什么又要求当事人“应当履行”已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呢？的确，这反映出立法者有着劝导和希望人们遵守协议的明确意向，但由于立法者所知的上述原因，他事实上也无法将这一意向贯彻到底。正如人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他的这一立法意向与其允许当事人反悔并“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规定明显矛盾。不可否认，这是立法者的局限。但是，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立法者其实根本没有、也不会打算在法律上保护人民调解协议，以免自己真正陷入不可摆脱的立法矛盾。因此，1993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经乡（镇）人民政府调处的民间纠纷的通知》实际上认为，当事人达成人民调解协议后又反悔，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只能就原纠纷进行审理，而不应涉及是否维持、变更或者撤销原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也不得作为法院执行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可以说是忠实地反映了法律的旨意。
其实，不仅人民调解协议始终可以无条件地反悔，而且，即使是仲裁调解协议和司法调解协议，也是有条件的可以反悔的。在调解书制作后并送达当事人签收同意之前，当事人仍然可以不受此前在仲裁庭和法庭之上表示接受调解的承诺的约束，反悔其协议。这也进一步说明，任何调解协议的效力，都是建立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缺乏具体的程序法保障的人民调解协议，更应坚持这一原则。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合同虽然也是一种协议，但并非协议都是合同。人民调解协议尽管形式上类似合同，但它的实质精神却与合同相违，因而不是合同，也不能视为合同。如果说人民调解协议在形式上近似于有“中人”的合同，倒不如说它类似于仲裁调解书和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更为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