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法都既有阶级性又有社会性

1. 法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否正确

法与阶级和国家有着必然的联系；法的国家性、阶级性、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等的本质属性是内在统一、不可支解的；法的基本特征是法的本质的外化；法的作用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影响社会生活的体现、是国家权力运行的体现、是社会生产方式自身回力的体现。
剥削阶级的法律观往往混淆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前几年有些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影响的人也把法的某些现象(如国家强制性、行为规范性、权威性等)冒充为法的本质，抹煞了法的本质，制造了种种混乱。“法的本质”与“法的现象”是一对范畴，分别从法的内部依据和法的外部表现两个方面把握法律现象。“法的现象”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法律现象”。法律现象是法的本质和现象、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的统一体，法的现象则仅指法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外露的，多变的，通过经验的、感性的认识就能了解到的，而法的本质则深藏于法的现象背后，是法存在的基础和变化的决定性力量，是深刻的、稳定的，不可能通过感官直接把握，需要通过思维抽象才能把握。剥削阶级法学家或者看不到这一点，习惯于就法论法；或者是到虚无飘渺的“宇宙精神”、“自然命令”或者从抽象的人性中寻找法的本质，所以，他们从未真正发现法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法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依据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关于法的本质的原理有三个连贯统一、不可支解的基本思想。第一，法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⑶“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⑷任何一种意志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成为法。第二，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从而也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所以，国家意志不过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⑸法不过是“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⑹这就是说，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平等体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法。第三，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由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把法的本质首先归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开始触及到法的本质。但如果认识停留于此，还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要真正认识法的本质，认识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还必须深入到那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马克思深刻的指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条件。”⑺物质生活条件指人类生存相关的地理环境、人口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其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性的内容。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生产力代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关系代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伟大功绩，是发现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生产方式因素的决定意义。生产方式之所以是根本因素，是因为一方面正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自然界的一部分转化成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使生物的人上升为社会成员，创造了社会；另一方面，生产过程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本的社会关系，其他一切关系包括法律关系在内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也唯有通过生产方式才能作用于法。当然，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这是从最终意义上说的，除了物质生活条件外，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科技等因素也对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法律制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受同样的或相似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律制度之间会有很多差别，也就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法会具有中国特色。
以上说明法的阶级性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都属于法的本质范畴，而且是内在地、有机地联系着的。在关于法的本质的讨论中，有的人有意无意地否认或歪曲法的阶级性，在理论上引起了种种混乱。其主要作法是：(一)把法的阶级性理论说成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好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主张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上面引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法的本质的一系列论述已足以证明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二)把法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与法的阶级性对立起来，用前者排斥后者。其实，阶级性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性是统一的。因为第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都是由一定的阶级即统治阶级来代表的。第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只有通过统治阶级及其国家的意识和意志这个必不可少的中介才能体现在法律中。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正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分析中得出的。(三)把法的社会性与阶级对立起来，使它们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其实，阶级性与社会性也是统一的。在法律领域，根本不存在无社会性的阶级性，也不存在无阶级性的社会性。首先，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谓统治阶级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而国家政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⑻其次，“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⑼再次，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丰富的，而不能简单地把统治阶级意志归结于阶级斗争意志，更不能把阶级斗争等同于镇压(杀、关、管)。只有那些把法的阶级性歪曲为镇压性的人，才会认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不相容的。(四)宣扬一部分法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部分法反映全社会即各个阶级的意志；或者一部分法有阶级性，另一部分法无阶级性。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意志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所决定的，但其形成和调节也必然受到被统治阶级的制约。统治阶级在制定法律时，不能不考虑到被统治阶级的承受能力、阶级力量对比以及阶级斗争的形势，正如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工厂法时所指出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⑽统治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被奉为法律之后，在其实施过程中还会遇到来自被统治阶级的阻力。这种阻力会作为一种反馈信息，促使统治阶级调节其立法政策和法律。过去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此视而不见或讳莫如深，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走到另一个极端。应当清楚地看到，在任何情况下，被统治阶级的意志都不能作为独立的意志直接体现在法律里面。被统治阶级的要求只有在不会从根本上损害统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才会被吸收到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之中，才能反映到法律中。所以，归根到底，法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其基本的作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指出：“任何反动法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也是一样——不能不多少包括某些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这正和国家本身一样，恰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即反动统治阶级为保障其基本的阶级利益(财产与政权)的安全起见，不能不在其法律的某些条文中，一方面，照顾一下它的同盟者的或它试图争取的同盟者的某些利益，企图以此来巩固其阶级统治；另一方面，不能不敷衍一下它的根本敌人——劳动人民，企图以此来缓和反对它的阶级斗争。因此，不能因国民党六法全书有某些似是而非的所谓保护全体人民利益的条款，便把它看作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在基本上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法律。而应把它看作是基本上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这段深刻的论述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战斗光辉，仍然是我们识别法的阶级性，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法律观的锐利武器。

2. 请问法律有阶级性吗道德有阶级性吗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阶级性。

1、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2、在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大量的道德是阶级的道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阶级社会不过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制约影响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当然包括道德。各阶级由于在生产中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阶级利益必然不同。

这种不同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了不同的人们的生活实践的差别和对立，从而形成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道德观念。各个阶级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一方面需要把道德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另一方面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了为本阶级所特有的道德体系。

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道德。对立的阶级有相互对立的道德，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道德原则，所以阶级社会中一切道德理论体系都是有阶级性的。

(2)任何法都既有阶级性又有社会性扩展阅读：

法是被提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1、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说明法的阶级性。法不是超阶级的，它总是一定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2、法只能属于统治阶级的。法只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阶级，即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

3、法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即不是统治阶级中个人意志的体现，也不应是统治阶级个别或部分（阶级、阶层）意志的体现。

4、法是统治阶级的基本意志的体现。不是全部意志的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要靠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去体现、去贯彻。法不可能包罗万象。它只规定和调整有关统治阶级基本利益的和社会基本制度和主要的社会关系。

5、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的决定，是由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统治阶级所代表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

3. 法律有阶级性吗

法律包括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来看，法律制度属于上层建筑的政治部分，而法律思想属于上层建筑的思想观念部分，都是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的，因而是具有阶级性的。这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的阶级社会中，法律的阶级性非常明显。这里争论的关键在于，现代法律，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是否具有阶级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因而也就具有阶级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变迁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初期，资本主义具体法律的阶级性特点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英国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长期以来妇女、工人是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美国建国以后很长的时期里，黑人是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的。因而，在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确立之后，其为某些特定阶层或阶级服务的特点是明显的。然而，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善着，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得到哪一部具体的法律的制订是通过损害其他阶层或整个社会利益的方式来为特定的阶层或阶级来服务。 如果不抱有偏见的话，很清楚地看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体系在不断地进步着，它保护所有社会成员利益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而这样的进步并不是以革命的方式来推动的，而基本上是以一种合法的方式来实现的。既然人们通过行动与抗争维护自身的权利是合法的，那到底依靠的是什么样的法律？依靠的是资本主义宪法。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则已经明确了，而这是由宪法来规定的。资产阶级宪法首先确立了自由与平等两大原则，并确立了实现自由与平等的基本程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被安排在特定的等级中，是不自由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而资产阶级法律确立了自由与平等两大原则，这不仅成为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武器，而且也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抗争所依据的法律原则。此外，为了使得这样的争取与抗争基本上是合法的，必须要在法律程序上使得其具有可操作性。 在市场经济社会形成与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迅速地解体，依靠一种固定的等级结构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已经不可能了。一个社会秩序的维护实际上就是拥有权力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博弈，如果能够实现二者的平衡，则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则是可以期待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的博弈是有限度的，强制的力量确立了博弈的界限，使得社会秩序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强力来实现的，因此二者的平衡就是暂时的，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一个社会要想长期稳定，必须要使得权力拥有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充分博弈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自由与人的平等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时，这样的充分博弈才是可能的，因为此时强制的力量在逻辑上是可以消除的。在具有了逻辑上的可能性之后，要使得其同时也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话，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权力是开放的，它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由此导致的就是结社自由与多党制等。其次，权力是可以监督的。由此导致的就是三权分立与新闻自由等。最后，权力的运行具有其独立性。这就保证了法律是理性的，而不是意见的。这些基本的条件是由资产阶级宪法所确定的。 宪法确定了制定具体法律的基本原则，但这只是理想。理想在现实中的充分表现是需要过程的。好在，一方面确立了理想；另一方面，使得理想在现实中的表现具有了可操作性。尽管，我们操作时会付出代价，但这样的代价是可控的。从这一角度来看，资产阶级宪法是不具有阶级性的，是中立的。从动态的层面来看，依据宪法来制订的具体法律体系，其非阶级性或者中立性的特点表现得也就越来越明显了。不过，这并不说明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已经尽善尽美了。即使在当代社会中，比如说美国，许多的法律也是不合理的，但依据宪法的原则，这样的不合理总有被根除的可能。这在当代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哲学家，即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都得到了特别地强调。两人都特别地强调了宪法的重要性，如哈贝马斯将对宪法的信念称为宪法爱国主义。 再看一下中国。中国的宪法尽管也确立了人的自由与平等等基本人权的价值，但实现这样的权利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此外，在宪法中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与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基本理念是冲突的。现在，许多的法学家在讲，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宪治国，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然而，宪法本身并不完备，因此即使我们努力地在依宪治国，但面临的瓶颈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由与平等、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的实现在根本的制度层面并不能够得到保证。 笼统地来讲，法律是否具有阶级性这一问题是不好回答的。不过，通过上面的具体分析，这一问题应该已经阐释清楚了。

4. 如何理解法的阶级性

法律有阶级性——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至于法律有无继承性,则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恐怕至今还有很多人根本否认或怀疑法律有继承性。否认或怀疑法律有继承性的论点,固然不止一种,但是最常听到的乃是以法律的阶级性为根据的理由。例如,我们常听到人说:旧社会的法律具有社会的反动阶级本质,因此和新社会的阶级要求不合,不能由新社会继承,是应该全部摒弃的……。这样的说法是否对或是否全对,可留待后面讨论。但由此可以看出:在许多人看来,法律的继承性是决定于它的阶级性的。所以要解决法律的继承性问题,必须先进一步研究法律的阶级性。这种情形在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方面也同样地存在着。本文题目之所以将阶级性和继承性并举,也就是为此。
法律的阶级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它的表现方式怎样?这些问题在过去虽然被接触到过,但是一般人的认识还是相当地抽象、模糊。现在让我们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两方面来加以研究。

一、国内法的阶级性

关于国内法的阶级性,过去曾有过下列几种不正确或似是而非的看法:
1.认为法律的起源是决定法律的阶级性的唯一标准。照这种看法,凡是产生在某一个阶级社会里的法律规范,永远具有那个阶级社会的阶级本质。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将法律规范的起源作为决定阶级性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注意到法律规范的起源作为决定阶级性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注意到法律规范的阶级性主要是决定于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的条件的[2]。例如,同样一个“不得杀人,杀人者处死刑或徒刑”,或“不得窃盗财物,窃盗财物者处徒刑或死刑”,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其作用便各不相同,因此,其阶级本质也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原因是各个类型的社会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使这个规范发生不同的作用,而具有不同的本质。如果因为这个规范最初产生于奴隶社会而便认为它永远具有奴隶社会的阶级本质,那就大错而特错了[3]。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近代各国的、甚至于苏联的法律里还有不少发源于古代的规范。
2.认为法律规范的阶级性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照这种看法,凡被某一个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采用过的法律规范,永远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不能改为其他阶级服务;即或被另一个阶级采用的话,它还仍旧保持着它原来的阶级本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十年间,苏联的法学界就有过这样的看法。如芮叶斯纳尔(M.Peйc Hep)认为当时苏联的法律是由三种不同阶级性质的法组成的复合体系,其中包括:(1)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法、(2)农民阶级的土地法、(3)资产阶级的民法[4]。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机械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没有想到旧社会采用过的法律规范在新社会里,因为社会经济的及政治文化的具体条件不同,可以具有新的内容而发生不同的作用。
3.认为法律的形式是法律的阶级性的可靠的标志。照这种看法,凡形式相同的法律,其阶级性亦相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有时就采取这种看法。我国解放后反对旧法的学者,在旧法能否被批判地吸收这一问题上,也往往表现出这种看法。这样的见解显然是错误的。法律形式的相同并不一定意味着内容的相同。同一形式的法律规范,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之下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阶级性[5]。
4.认为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在反映阶级利益或立场时其作用是一样的,没有主次之分的。照这种看法,凡是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其阶级性都是一样强。这样的见解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实际上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主导性或关键性的,一类是辅佐性或从属性的。主导性的规范是纲领,是主干;辅佐性的规范是细则,是枝叶。主导性规范的变动是可以改变法律的阶级本质的,而辅佐性规范的变动则往往无伤于大体。主导性规范往往只能用于某一特定阶级社会,而辅佐性规范往往可以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阶级社会,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是主导性的,而关于保护公财产制的方法的规范则是辅佐性的。如果将前者废除或加以基本改变,则社会主义的法律将失去其社会主义的特点;如果将后者删去或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范以替代之,那就不一定会发生这么大的影响。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规范移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末资本主义国家便失去资本主义的特点;如果只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保护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移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就不会引起这样的结果。
5.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有一个阶级性[6]。照这种看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不同性质如何,都只能为那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服务。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对的;但对剥削级国家来讲,则未必完全说得通。这有以下几个事实可以证明:
(1)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过去在剥削阶级国家里领导统治权不一定完全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而这几个不同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可能是不相上下或无大区别的。这从某些资产阶级国家过去议会中各党派或成分所占的席次往往可以看出来。如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制宪会议及国民会议的组织成员中有僧侣及贵族代表,也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其党派或集团中有替封建僧侣贵族说话的,有替农民说话的,也有替工商界说话的。他们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他们维护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也是反映着不同阶级的立场的。
(2)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资本家虽占领导地位,但劳动人民的觉悟一天天提高起来,反抗反动统治的进步力量也一天天壮大起来。掌握统治权的资本家及其伙伴们不得不对进步人民的要求作一些让步。因此出现了一些对进步人民比较有利的法律。统治阶级之所以同意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对自己的利益作长远的打算。就这点来讲,这些法律的制定可能还是间接反映着统治阶级的立场的。但是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律究竟是他们初步争取到的,或多或少地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是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立场的。就意志表现的程度来讲,在这些法律里被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无疑地要比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强得多。因此在体系上这些法律虽是资产阶级法律的一部分,而在实际作用上它们却反映着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性。
(3)进步势力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情况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证明: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当进步力量强大到和敌对力量相等或超过它,而在议会中力一的对比上得到相应的反映的时候,则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可能反映一种阶级性。那么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里面,在某一个阶段,也许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种的不同阶级性的法律用范。这些不同阶极性的法律规范,在进步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形势而在议会中各种力量的对比上也反映出来时,是会统一的,但在这以前是不可能马上具有一个阶级性的。
从以三点看来,法律的阶级性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必然是统一的——这样说法是值得考虑的。这里所谈的乃是我个人研究的一点体会,特别希望法学界的同志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5. 法律的本质是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吗

: 正确 法的社会性和法的阶级性的统一, 构成法的真正本质。

6. 国家阶级性的表现有哪些

法律有没有阶级性，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的法律有没有阶级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的法律有没有阶级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公开地揭示法律的阶级性是否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地、科学地回答的。本文所研究的几个问题，就试图回答上述的提问。因为涉足法律知识领域时间不长，又才疏学浅，自觉回答这些大课题很吃力。但感兴趣又不能放弃，只好明知难为而为之了。
一、法律阶级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法从本质上而言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阶级性是法的本质属性，我至今认为这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还没有过时。

我所说的法律阶级性的普遍性，是指有阶级的社会产生以来，不论是在哪个国度，其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和反映；法律的阶级性存在于有阶级社会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实事求是地审视当代的世界，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也不论是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还是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以及追溯历史上的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皇权统治者阶级所制定的法律，无不是统治阶级意志与利益的反映与体现，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阶级和国家尚且存在的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法律。因此说，法的阶级属性，具有其普遍性的特性。

法和国家一样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分裂，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也就是说，在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中，只要社会矛盾可以调和，就不会产生法律这一“强制调和的工具”。只要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当代和未来的社会还存在阶级，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法律就不会消亡，就仍然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消灭了阶级”，因而其法律就不具有阶级性，从而否认法律阶级性的普遍性的观点是难于站住脚的，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否具有阶级性这个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迫于时代所限未有论述，因而向来颇有争议。列宁在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曾说：“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这表明列宁把他所争取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仍看作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极为鲜明地指出：“‘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几乎是新中国法律阶级性的一个宣言，再清楚不过地宣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律是有鲜明地阶级属性的。

有人认为，在我国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而人民的意志不能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因而也就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仍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进而否定法律阶级性属性的普遍性，这其实是法律阶级属性的形而上学论。

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灭的是旧的剥削阶级，与旧的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也不可能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包括中国）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国内还存在着除公有制外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还存在着除按劳分配外的多种分配形式；国际上还存在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它们不甘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这些都决定了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的阶级基础，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条件与可能。

而只要这些条件和可能存在，我们就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我们的法律也必然仍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只不过掌握法律这一工具的统治阶级已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而被统治阶级则是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相悖的非劳动阶级和各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犯罪分子。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必须把这些在一定条件下还存在的阶级矛盾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已不具有阶级性的观点不仅不正确，而且会使人们对新产生的剥削阶级和资产主义复辟丧失警惕性，实践证明，这不仅十分荒唐，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说法的阶级性具有其普遍性，不单是指自有阶级存在并组成国家以来的所有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及其规范化，而且还包括在尚未消灭阶级的将来的所有中、高级社会形态。只要阶级还未消亡，国家依然存在，任何发展中国家和任何发达国家发展中的社会形态的法律，都无法消除阶级属性的烙印于痕迹，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但是，法律阶级性的普遍性是寓于在法律阶级性的特殊性之中的。也就是说各个社会形态和各个国家因为统治阶级的社会性质不同，因此其法律的阶级属性也是不同的。具体地说，一个国家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在这几个社会形态中，统治阶级作为剥削者阶级也是有区别的，因此体现他们意志的法律一定也是不同的。但不管在形式上怎样不同，有一点是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与体现永远也不会变化。

法的阶级属性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其统治阶级本身的发展进步与堕落反动的演变过程中。比如，处在革命、上升期间的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有可能就比较民主、开明一些；而处于反动、没落阶段的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就有可能十分专制、暴虐，这在古今中外都十分常见，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法或法律的阶级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学观。

二、对否定法律阶级属性的新思潮的理性分析

随着前苏联和东欧剧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步入低潮，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学、法律阶级性的基本观点被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所冲淡。作为法的本质属性的阶级性逐渐被某些法学家有意无意的否定了。他们的论据各异，但总的来说有三点：一是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属于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而资本主义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与马克思生存时期的资本主义已有很大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早已摆脱了初级阶段的阶级局限性，而具有了全民性和社会性的特点；二是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消灭，在一个不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谈法的阶级性是荒谬的。三是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在这个时期过多地强调法的阶级性，强调阶级斗争，不利于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浪潮，不利于法律为经济建设服务。

关于一，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十分先进，但是还没有先进到消灭阶级的阶段与程度。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先进到消灭阶级的阶段与程度，他们就无法摆脱社会规律的樊篱。这些国家不是还是称为国家吗，不是还有军队吗，不是还有警察、法庭吗，不是还有法律吗，一句话，不是还有国家机器吗？花那么多钱保存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还不是保护与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吗？！

这些国家的法律摆脱了阶级局限了吗？为什么还有种族歧视，为什么还推行对外侵略？什么‘全民性’和‘社会性’只不过是起法律的阶级性的遮羞布而已。这还得请他们的精英们来解释也许更清楚。

尽管不是法学家，但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托马斯·戴伊却通过对美国权势集团进行长期的追踪研究及大量的个案分析，揭开了隐藏在法治背后的美国最有权势的大资本家进行阶级统治的秘密。他在他那本举世闻名的代表作《谁掌管美国》中论述：“在美国，有这样一个权势集团，他们仅占美国人口的百万分之二，却拥有全国半数的工业资产，五分之四的银行资产，一半以上的交通运输业与公共事业和三分之二的保险业资产。由于这个集团的存在，美国国家的政治权力形成了双层结构，即掌握最高权力的权势集团和政府、国会、联邦法院等‘直接决策者’，而直接决策者的行动仅仅是制定国家政策这个远为复杂的程序的最后阶段。”

为了进一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托马斯·戴伊提出了“寡头论模式”。这一模式揭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作为大资产阶级核心的权势集团，怎样以他们掌握的巨额财富为载体，将他们的意志和要求传达给直接决策者政府、议会和法院，而掌握表层政治权力的直接决策者又是怎样将逐步集中起来的权势集团的利益要求，有序而周全的变成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托马斯·戴伊的“寡头论模式”的立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最初用于国家政策的调查、研究、规划及制定的经费来自于大企业和私人财富。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戴伊指出：首先，来自私人财富的资金会以捐款、赠款和合同等形式分配给各个著名的基金会、著名大学。而同时企业的董事、高级经理和大股东也都担任基金会和著名大学的理事会成员，以便监督、指导资金的使用。基金会是联系财源与政策规划、咨询组织的主要纽带。基金会决定广泛的政策目标——国内的重大方针、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发展计划、制度改革，对外的战略及外交方针、政策等等。基金会在确定政策目标后，选择适当的政策规划、政策咨询组织给予资助和政策研究课题，进行“播种”，使其将政策目标经过科学的研究、论证，形成具体的政策方案。政策规划咨询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十分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政治角色，它集中了全国知识界的精英，由各方面的一流专家、学者负责将来自权势集团的利益要求、政策意向，进行科学论证评估，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方案，使这些政策能够真正反映权势集团的根本利益。在政策方案完成之后，这些政策咨询、规划组织再通过新闻界和政府的各种委员会，把这些方案传递给直接决策者。政策制定的最后阶段，是政府、议会等对于来自政策规划、咨询政策的有关政策方案进行筛选、修正，最终确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政策。

托马斯·戴伊的研究，也许是对鼓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所谓“全民化”、“社会化”的最好的回答。看似公正合理的资产阶级法律仍没能摆脱其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一本质属性。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仍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

关于二和三，最好的证明就是实践了，因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人怀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消灭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产生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不法民族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但前面已经论述过，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并没有消灭产生新阶级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新阶级大都不具有剥削阶级的条件与内涵。但是，独党执政的干部却可以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手段完成转变为“新资产阶级”的原始经济积累，逐步发展成为“权贵资产阶级”，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警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也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的政治经济依据。两位领袖的警示最起码地可以证实，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也是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十多年间，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承认了新阶层的产生、膨胀的现状。比如弱势群体，即新的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国家级、世界级富豪，即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还有富豪官僚，即权贵资产阶级，等等。既然存在着阶级，那么，就得谈法的阶级性，就会存在法律的阶级性，不谈，或者不允许谈那才是荒谬的，有害的。

对于我国出现的新的资产阶级，可能大家不会持否定态度。尽管我们的媒体一般回避这个问题，以先富阶层、先富群体代之。但每个人都不敢忽视它的存在。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上，也证实了这个阶层的存在：20%的富人占有了居民存款的80%，1%的富人占有了社会财富的80%……。我国大陆的顶级富豪，已经跨入世界富豪的行列，仅仅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市场经济肯定产生不了这样的富豪，能产生这样富豪速度的只有俄罗斯和中国。我们再来看看《南方周末》的调查：接受调查的33名富豪“多达75％的内地富豪在体制内服务过，有的还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其中中员16名，占总调研对象的48.5％”。这75%曾在“体制内”的富豪和国家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富豪产生的过程中，有几人是通过“勤劳致富”形成的？有学者调查后说：中国的富豪几乎都是问题富豪。一言道破：中国的富豪不过是权力富豪，中国的先富阶层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或者叫权贵阶级。

权贵资产阶级和旧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对抗国家，打击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权贵资产阶级不仅是全社会的掠夺者，还常常对抗国家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为突出的是房地产商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国五条、国六条再到国十六条，对房地产商不起丝毫作用，各地房价每月按两位数的速度疯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说中央的政策是失败的，应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低估了对手的力量：房地产商不再是一个个单个的商人，而是有巨大控制力的权贵资产阶级。几乎所有的官僚资本都涉及房地产行业，它们已经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拥有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有了可以和中央叫板的资本。

权贵资本的掠夺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贫穷和被剥夺感，他们为富不仁导致社会上出现广泛的“仇富”情结，致使社会出现严重的阶级对立，从根本上撼动了我国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局。权贵资本家的仗势欺人、以钱压法屡见不鲜，欺凌弱小激化产生的社会矛盾比比皆是，湖南的狗主人打农工事件、贵阳红旗车撞人引发市中心上千群众堵路围观事件，无不是典型，至于无时不在的群体上方，更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权贵资产阶级不受限制的扩张，必然带来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力的大幅度提高。从一开始，权贵阶级就是政治权力的孪生兄弟，在两种经济制度下，绝大多数权贵资本家一开始就扮演两种角色，在计划经济下是官员，在市场经济下就是权贵，在市场经济越来越充分时，他们的权贵本质嘴脸体现就越充分。在权力人格化、对国有资产充分占有之后，这个阶段以权贵对社会财产的支配权，“隐性占有权合法转化为所有权，权力资本化为基本特征”，公有制经济转化为寡头经济，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权贵资产阶级顺理成章的成为国家的主人。

通过以上分析，权贵资产阶级在我国的存在和繁衍已是不争的事实。腐败是权贵资产阶级产生的前提，没有腐败就没有权贵，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我党的死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死敌、是全中国人民的死敌，而且是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致命伤，腐败犹如癌症，权贵阶级犹如爱滋，腐败不除、权贵不铲，我党和社会主义就只能走向衰落。

三、法律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法律的阶级性是说法是以国家政权意志形式出现的，而国家政权由执政阶级掌握，因此法首先和主要体现执政阶级意志。从来的执政阶级，都注意使本阶级的某些意志通过国家政权上升为法，用以建立、维护和发展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维护对自己有利的经济、政治和其他各项制度。在阶级对抗的社会，执政阶级是统治阶级，法所体现的意志首先和主要是统治阶级意志。

而所谓法律的社会性则主要是由维系社会公共生活秩序以及保障人民人身安全方面的规范和法律化的各种技术性规范这两类法律规范的性质和作用决定的。这两类法律规范并不以阶级分野和矛盾的存在为前提，而是管理社会生产、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系社会公共秩序和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所必须得，其存在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共始终，他们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和意志。

在充分分析了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本质内涵的基础上，对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辩证关系进行科学阐述，从中揭示二者统一于法的本质属性这一主旨，并在论证的过程中认识法的阶级性和法的社会性的最终归属，即法的社会性是法的阶级性的必然归宿，应该说是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1、从法律的阶级性的本质属性来说，法律的阶级性是法律的社会性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法律的社会性是由法律的阶级性所决定的。道理很简单，既然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映与体现，那么，不能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或者违反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即使再有利于“全社会成员”，那也就不会产生。这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立法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2、法律所反映和体现的“意志阶级”，即统治阶级，在社会的“关系总和”中，虽然是一个“特殊的成员”，即“统治阶级成员”但总归也属于构成“社会性”的一个成员。一旦反映和体现这一特殊成员意志的法律制定发布之后，这一特殊成员也就与其他成员一样，受“反映和体现其意志”的法律的约束，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种现象就是被有的蹩脚的法律精英们称之为的法律的“全民性”和“社会性”。

3、不仅法律（立法）的本质属性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适应法律（执法）也毫不例外地反映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从理论上来说，这体现了法律在立法与执法权过程中阶级性的普遍性的规律。而在实践中的反映与体现更是十分鲜明。最近媒体关于“以钱换刑”的讨论，以及这一现象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事实存在，就是无法否认的铁证。因此，即使将法律的社会性与立法、执法的公平、公正联系一万次，只要这个社会成员的阶级地位存在着差异和不平等，也就是说还存在着阶级、阶层，那么立法与执法的不公平就永远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

7. 法的阶级性是否以为着法完全不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意志

马克思主来义法学一方自面认为法具有阶级性，另一方面又承认法具有共同性：
(1)阶级性，即法律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2)共同性，即某些法律内容、形式、作用效果并不以阶级为界限，而是带有相同或相似性。
其原因是:
A.法的规律性影响法律的共同性；
B.法律是社会公共管理的手段，法律中有某些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规定，如环保、交通、医疗等
C.法律具有某些特殊的形式，如法律程序、成文表达等等；
D.人类交往增多也是法律共同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谢谢采纳

8. 如何理解军制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法的阶级性实际上讲的是法的阶级本质，法的社会性实际上讲的是法的社会本质。所以，我们认为法的阶级性的社会性是统一的，统一于法本质，即二者均是从不同侧重面来阐释和说明法本质。那么这样是否就是说法有两个本质呢？答案是否定的。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统一的，不过人们观察这一事物的角度不同，所以同一事物就有了不同本质的说法。从不同的层面描述着人们对法的认识，它们只能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截然对立的。法的阶级本质着重从法与阶级、阶级斗争的联系方面来看法本质问题。从这方面看任何法就其本质来看，从总体上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是该阶级实际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任何法都是有阶级性的，都不是超阶级的，这就是法的阶级性问题。法的社会本质是从法与一般社会生活的联系来观察和描述的。它说的是：一定的法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制度的子系统？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的法？着重从法与一定社会生活、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联系来看法的本质。从这一方在看任何法都是有阶级的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都积极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即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法都是社会性的，但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阶级性的，从而也存在国家权力的社会。法的社会性并不排斥法的阶级性，而是带有鲜明阶级倾向性的社会性，是始终为其基础积极服务的社会性，而不是中立的，对其基础漠不关心的社会性。法作为上层建筑一旦对其基础采取中立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便丧失了上层建筑的属性。但这都是从总体上从本质上讲的，并不排斥法的局部、部分因素有不带阶级性或社会性的成分。所以就总体来看法的阶级性和法的社会性共同说明法的同一本质。法的阶级性是法的社会性的表现，法的社会性是法的阶级性的基础，是带有阶级性的社会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于谈到法的局部、部分或因素的阶级性，那这个“阶级性”、“社会性”也必然是从总体的联系上、从本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时才使用的概念。孤立的不与社会联系的看待法的组成部分或因素，根本谈不上什么“阶级性”，甚至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性”，而纯粹是一种行为模式、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手段，是可以为任何阶级和社会服务的文化财富。但即使这样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法这种社会规范如同任何社会规范一样，至少都是从社会生活中产生的。②

由上可知，在阶级社会里，法执行着两种职能，即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而这是法的同一本质的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法的这两种职能是内在统一的。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既执行阶级统治职能，又执行社会公共职能，只是有所侧重。一部分法律规范主要执行社会公共职能，如交通管理、食品卫生法规等；有一部分法律规范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如刑法等法律规范。因为在存在国家与法的历史条件下，执行社会公共职能恰恰是维护一定阶级统治所需要的；而没有一定的政治统治，也谈不上执行社会公共职能。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法律规范也是内在统一的。从全部法律规范的整体看，法律规范既有阶级性，又有社会性，二者不能截然分开。不应该把作为整体的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法律规范截然分成为一部分只有阶级性的法律规范和一部分只有社会性的法律规范。最后法的阶级性和法的社会性并不是互不相容的。法来自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法的社会性反映了一定的阶级性，他所服务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总是对一定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我们决不能把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截然对立起来，即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体，他们相互补充，共同说明法的社会阶级本质。因此，法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辨证统一体。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由于立法者的成份和立法者的考虑以及社会各种势力对立法的影响作用，法是社会普遍性与社会各种力量综合协调的体现。法既是阶级矛盾不可自然调和的产物，又是阶级、阶层、集团等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斗争达成平衡、以国家力量进行强制性社会协调的表现。因此法律可以说是“集团”矛盾因不可能调和而产生的意味着矛盾斗争趋于协调与平衡的社会强制性规范制度，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代表全社会的国家政权来行使这一社会职能的。可以看出，法律本身是一种矛盾斗争与平衡妥协的体现，但未必是（常常不是）对等的妥协。它是各种性质的“集团”斗争达到平衡点的产物。所以，法律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辨证统一的综合体，这就是法的本质。它反映着社会各方面经济权益与政治要求以及起码的社会性。

9. 有一种观点认为，阶级性与科学性是不相容的，凡是代表某个阶级利益和愿望的社会理论，就不可能是科学的。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发展，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在于它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它是完备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学说。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哲学基础。彻底而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着重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形成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证了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各国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等这一历史使命的道路和方向，从而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体现在其政治立场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目标都应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马克思主义第一次阐明了现代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是革命最彻底最有前途的阶级。它使无产阶级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从而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自觉组织起来为本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从这样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立场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概括。
其次，这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曾作了具体的阐述，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被锁链彻底缚住的阶级，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私利可图，无产阶级革命和自身的解放同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的彻底解放的必然趋势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彻底解放自己。
最后，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意志、愿望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方向。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愿望和要求，也就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当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10. 新闻事业在阶级社会中为什么必然具有阶级性

一、新闻事业掌握在一定阶级手中
在阶级社会里，一定的阶级、政党或社版会集团掌握和权控制新闻事业，并且运用它们在报道新闻、发表评论的同时，不间断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二、新闻报道的内容具有阶级性
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是通过它大量报道的新闻反映出来的。新闻事业发布的新闻以及配合新闻发表的评论，都是记者和编辑对客观事物理性认识的结果。新闻工作者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不能不受立场、观点、方法的指配和影响。因此，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具有阶级性。
三、新闻事业阶级性的独特表现形式新闻事业的阶级性主要是通过对新闻的取或舍、抢或压、祥或略，甚至报道的真或假表现出来。同时，也直接表现在对新闻、对事实所作的评论上。
四、新闻事业是阶级的舆论工具
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应。在阶级社会里，它是掌握在一定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手中的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