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的法卢曼

1. 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法律的社会生活中的例子，事例，从古至今，从国外到中国的例子，越多越好，我要参加辩

比如说抢劫，你不能把人家的钱也抢过来，以牙还牙，这要考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当然在《汉莫拉比法典》中是以牙还牙的，但在当今社会，是依法治国，要知法，学法，用法。

2. 卢曼的主要影响

尼克拉斯·卢曼是当代最重要的学术领袖之一和社会学系统科学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影响已经远远地扩展到社会学领域之外。他为社会学、系统科学和诸多其他学科开创了惊世的见解与崭新的视角。他是当代极少数几个确实改变了范式的社会学家之一：从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到功能-结构的(functional-structural)和问题-功能主义(problem-functionalist)的理论，从行动社会到沟通和语义学（semantics）社会，从社会“机器”到自我再生(autopoiesis)。其中一些变化也许看上去仅只是在玩文字游戏，然而这种术语的转换却已经改变了世界。
他接受了马图拉纳和瓦芮拉关于生命组织的理论，结合自己在法律科学方面所接受的精确、复杂的推理训练，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并将其移植进社会学，不久便成为他自己的纪念碑式理论建构的基石。他毕生的众多工作体现于将其抽象的而又复杂的理论参考框架切实地运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从行政管理的内在运行到全球的生态问题，从政治、经济到艺术、爱情和宗教。以建立一种普遍社会理论(a universal theory of society)为目标，他在努力应用、检验和进一步发展其理论的过程中，没有疏漏社会的任何一个部分。他所运用的是自己通过卷帙浩繁的阅读积累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网络全书般的知识。 尽管卢曼生命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德国北部平原而不是在海岸边度过的，但是，在吕讷堡、汉诺威、明斯特和比勒菲尔德，地平线(horizon)另一端的大海送来的风，吹拂着蔚蓝而略带灰色的天空。终于，视界(horizons)变成为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似乎它们也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一次又一次，他迎接新的重重挑战。

3. 论述题.卢曼社会系统理论有哪些特征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特征：

卢曼的学术研究以现象观系统论为线索，广泛地穿行于各个学科领域内，容其中许多观点是原创性的。

比如他对于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探讨，对于行为与意义的反思，他所提出的交互偶变性、自我指涉、自我创生、复杂性化约等一套概念，都烙上了他自己独特的研究痕迹。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给我们总的印象是：论域宽广，资料丰厚，个性鲜明，但其思维之抽象和观点之艰深却令人望而却步。建立“卡片箱”是卢曼做学问的独特方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证收集在卡片箱中的文献，使各种文本之间形成一种无言的对话，体现出他的对比研究的风格。

4. 时政法,自然法,社会法三者的区别与联系

推荐阅读张文显先生的《21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史》。你说的时政法应该是实证法学吧。题主你应该是说的三个学派的关系吧。
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传统地位的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实证主义法学派通常泛指以19世纪A.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各派资产阶级法学，也称实证法学或法律实证主义，其创始人是19世纪英国的J.奥斯丁。
从狭义上讲，实证主义法学就是指各种分析法学派。因此又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它强调的是实在法，即国家制定的法。这派法学的特征是：区别“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即区别实在法与正义法或理想法；它申明自己只研究实在法，着重分析实在法的结构和概念；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实证主义法学派的基本观点是：恶法亦法；法和道德之间，实然的法和应然的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法是国家主权者的命令，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在法和道德本质联系的问题上主张不符合道德的法不影响法的实在性的观点。这也是其与自然法学派主要的分歧之一，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从自然法和道德的合理性基础上探讨法的合理性问题。
而自然法学派是指以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为正义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在人类制订的协议、国家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们的协议产生的规则本身的法学学派。
自然法学派又可分为古典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并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每次社会大变革时期，自然法学总是作为一面旗帜，主导着西方社会法律发展的大方向。例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无明文不为罪、人身自由不可侵犯、人民主权、权力分立等思想，都发端于自然法学的理念。
另外，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
然而，社会学法学派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其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引进到法学领域，在社会中研究法律，并通过法律研究社会，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
社会学法学派认为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真正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而是社会立法中的秩序或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法律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并非一定由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所制定和实施，在没有国家的时侯和地方也存在着法律。社会和国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生存竞争和强存弱汰；法的任务只在于维护个人自由；每个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样自由，就可以从事他所愿意从事的任何活动。 最后，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们在任何特定时间的经验的总和。法律仿佛是一座有许多厅堂的大厦，用一盏灯很难同时照到每个角落。而一个法学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厦的一盏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

5. 社会生活中与法律有关的案例，

4名村民抄合法取得了该村袭村民资格，理应享有村民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应享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其他集体成员一起，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他项权主体的一部分，就应该成为征地补偿费的受益权主体。
村规民约是村民会议制定的涉及村风民俗、社会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治安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性行为规范，属于我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各种守则、公约”的一种。但村规民约绝对不能违犯法律、法规，否则就没有任何约束力。村规民约中该项规定不仅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内容相悖，同时也侵犯了村民的合法财产权，应属无效。

6. 卢曼的社会的宗教

《社会的宗教》是抄卢曼袭生前直至1998年逝世时仍在书写的一本书。本书是卢曼相互关联的系列作品集的其中之一。在1984年出版的《社会系统》即为此系列的导论，而全系列的结论是《社会的社会》一书。《社会的宗教》是从起遗稿中整理编辑出版的，延续了此系列对社会的可续、艺术、法律及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卢曼认为宗教在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而且正是在这个现代、所谓远离了宗教的社会。在宗教领域，探讨的基本主题为内在性或超越性，以及由此形成关于道德与宗教的差异化，此研究均可延伸至社会的其他功能领域。卢曼的贡献即在于对现代社会中宗教的未来提出了比较性的评判。本书共九章，分别为意义形式宗教、符码化、宗教的功能、偶连性的表达形式--上帝、宗教沟通的区分、宗教的组织、宗教的演化、世俗化和自我描述。

7. 跪求尼克拉斯·卢曼写的那本《社会的社会》那能买到，谢谢！好像看看啊！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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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卢曼的生平介绍

尼克拉斯· 卢曼于1927年12月8日出生在德国的吕讷堡，成为一个啤酒厂主的儿子。他的母亲带有瑞士血统，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家庭使得他们远离开政治。1944年，年仅17岁的尼克拉斯·卢曼不得已从军服役，一九四五年被盟军所俘，这段战虏的经历使他决心后来（1946-1949）在弗赖堡致力于法律的研究。
然而，成为一位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并没有捷迳可走。战后德国的物资短缺迫使他迅速投入学习并返回到吕讷堡。最初在吕讷堡行政法院（1954），然后在汉诺威的州文化和教育部，他从事着公共行政法律事务方面的实际工作，然而，却并没有放弃个人学术上的兴趣。在那时，虽然他的观点已经直接针对着法律和哲学的理论方面，但是尚未能非常清晰地聚焦（1955-1962）。这一时期中，他完婚成家（1960）并于不久之后就拥有了一个诞生了三个孩子的家庭。可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日益清晰地显示：他在学校所学课程以及他的兴趣不适合于一种常规性的行政职业，并且他不愿为追求成功去加入某个党派而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尽管他喜爱他的工作，但这种工作日渐变成例行。由于意识到他职业发展中的困难，尼克拉斯·卢曼欣然同意利用休假年的机会到哈佛大学去深造一年（1960-1961）。在哈佛，他师从塔尔科特·帕森斯，并为将来的一个出版物收集资料。
当他返回德国后不久，使其可以继续从事学术工作而又不放弃作为州政府官员身份的另一个机会向尼克拉斯·卢曼敞开。他设法转到斯派尔（Speyer）公共行政学院的一个研究所（1962-1965）。在那里，他享有工作上的极大独立性并能顺从他自己的学术兴趣。在斯派尔，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正式组织的功能与后果》（1964）。卢曼作为社会学家的生涯开始于1966年，当时他已经39岁。在那时期，赫尔蒙特·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参与一所新的“改革大学”的创建，其校址最终选在比勒菲尔德。他确定卢曼于1965年到多特蒙德与他一起工作。1966年，尼克拉斯·卢曼通过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及在明斯特大学的教职，在那里卢曼追随赫尔蒙特·谢尔斯基和迪特尔·克莱森(Dieter Claessens)。在明斯特，尼克拉斯·卢曼发表了题为“社会学启蒙”(Sociological Enlightenment)的就职演说，提出了一项深受启蒙时代启迪同时满怀远大社会学抱负的社会学研究计划。1968年起，尼克拉斯·卢曼在新建的比勒菲尔德改革大学成为第一名得到正式命名的教授，并一直工作至1993年退休。 1998年11月6日，尼古拉斯·卢曼与世长辞。

9.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与社会

怎样才能超越“法庭与律师的社会学”呢?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3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学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进入法律领域，固然增加了我们对法律的社会“面目”的认识，但同样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本身趋于剩余化和边缘化。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运动，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和经济学等研究，都试图将法律研究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或至少使法学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但在法学援引社会学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概念理论还是学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统计或历史学或民族志的叙事)时，当法学重新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时，法学本身是否会丧失其独特的研究传统呢?毕竟，法学的研究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盲点，它同样具有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到法律对各种社会领域造成的意外的后果，注意到法律现象往往于各种政治文化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的子系统，但在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会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并不仅仅要关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种种面目，还要关注化身在这些千变万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仅要要理解，法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或文化历史过程，更要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变成上述这些过程的“附庸”或者所谓“附属现象”，正如卢曼、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复杂分化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关注“法律与社会”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不仅要棉队法学内部的排斥，对法学传统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当然假设重新加以反思;同时，也要警惕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引诱”，对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基础的任何还原论做法，对任何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法律理性中应然与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样要持有反思的态度。因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实现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尔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受到专业分工的纪律束缚的研究传统，取代了现在这种研究传统，用另一种封闭性取代了这种封闭性。所以，“法律与社会”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法学内部的“朴素”态度，也要克服来自那些促请法律学者关注所谓法律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学科自身内部的“朴素”态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性，并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响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或者反过来社会中的所谓“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法律;“法律与社会”需要承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以及整个批判法律运动，已经不在是“前卫”的法律思想，而有沦为成词滥调的危险。所谓“内生变量”与所谓各种社会“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其表现就是简单地将法律地“性的”“外生变量”联系起来，这种简单套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遗弃了法学这门所谓“最古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即处于法学理论，也处于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将法学变成了一门社会理论的应用学科，无力推动法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北大法律评论》的这期专号中，我们选择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关注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如何思考所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法律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理论提供“理论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感受性”。

当然，这种“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还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并不等于法律的实质化，并非只有哈贝马斯所谓“社会福利”范式的法律才具有社会性，“自由派——市民范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样展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只是关联的形式更复杂、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并不象有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法律缺乏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会性，而是卢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进化结果。就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问题而言，“分化”并非一个尚待理解的事实，而是一个尚待实现，甚至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应实现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就更容易带有浓厚的“实质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隐含了危险的政治意涵。因此，这种研究就尤其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复杂，而非简单直接的关联;要重视法律的规范努力和建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经验处境。

当然，从学科背景来看，也许法学出身的学者，更愿意借助“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与过度规范化的取向;而所谓“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更愿意借助这种研究，来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与各种程序技术，弥补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的“规范化不足”和丧失理解应然问题的社会性能力等诸多欠缺。套用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milsom的一句话，“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致于正在思考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是要给理论和实践中的“律师”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的话，他同时也意味着为法的思想传统于实践技术找到一个更宽广的活动空间;而接纳法学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味的向这个回家的战士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样需要倾听正义女神子孙们的声音，它们从中得到的，或许比法学所得到的更多。

10. 欧洲法社会学史上有哪些重要人物和经典的理论贡献

欧根·艾利来希，奥地利人，自由法学源派重要人物，法社会学史上一座高峰；马克斯·韦伯，德国人，法学家、社会学家，一战后作为德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过巴黎和会谈判，提出过统治类型、科层制等理论主张；尼可拉斯·卢曼，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法社会学家。具体理论贡献三言两语难尽，LZ自行网搜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