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社会的哪些改革措施推动中国农业的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初步构筑了农村新经济体制框架.这些根本性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结束了主要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基本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农民收人有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正在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有特色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农民的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改革的成功,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农村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土地承包依然缺乏长期、完整.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对农村乱收费和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问题仍然缺少治本之策；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势单力薄,谈判地位低,信息不灵,在交替出现的“买难”和“卖难”中,难以承受市场风险和利益损失；在世界农产品贸易日益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市场竞争的考验；乡镇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压力；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分割体制依然没有彻底冲破,等等.在本文中,我们着重对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食品政策：从自给自足到适度进口
中国农业资源紧缺、人口众多,努力增加粮食有效供给,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中国农业生产长期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是,粮食生产将难以满足需求的增长,粮食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未来的粮食进口量将逐步上升.
在实现中国粮食中长期供求平衡的战略选择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主张必须把粮食自给作为目标.另一种思路主张,在国内农产品价格逐步达到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时候,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利用相对廉价的进口粮,弥补近期内中国因无法大量增加农业投入而可能出现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节省下宝贵的资源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不能片面地强调粮食的“自给自足”.
我们认为,从中长期看,保证粮食的供求平衡,既不能过份强调自给自足,也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只能选择“立足自给,适度进口调剂”的战略.
坚持粮食自给自足是不必要的,也是行不通的.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呈递减现象,由此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不断攀升,目前,中国粮食的市场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实现粮食自给,就必然要求：大量使用耕地；大量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以挖掘粮食的资源潜力和技术潜力；不断提高粮食价格；对国外廉价粮食的进口通过采取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进行限制,等等.这些措施,或者是难以行得通,或者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例如,过分强调粮食自给,土地和资本两项要素的机会成本将会很高,这不但影响农民增加收入,也会损害非农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不但会成为国内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而且会推动工业劳动成本的提高,影响整个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经济日益国际化、贸易日益自由化的条件下,过份限制国外粮食进口,会遇到贸易伙伴的反对和报复,同样要付出代价.
适度进口粮食,调剂品种余缺,弥补产需缺口,增加储备,对于提高中国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无疑是有益的.今后,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能力,仍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但考虑到大量进口粮食对世界市场的影响,粮食安全、粮食进口能力以及粮食大量进口对国内生产的影响,今后在扩大粮食进口上,又应当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中国粮食的中长期供求平衡,必须立足于国内,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对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其利弊如何最终取决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近10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使粮食价格也随之提高.目前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及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油料、糖、奶业自然条件好,原料充足,但由于加工技术落后,目前植物油、食糖和奶制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蔬菜、水果、花卉和水产品、畜产品,由于资源成本低,目前价格大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上述农产品出口水平却还比较低.如中国的水果类产品,目前的年出口量仅占其总产量的1％左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品质差、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等环节还非常落后.此外,对这些产品的国内支持还不够.
适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今后农业发展的目标应是在继续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来优化农业结构,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民收入政策：从价格支持政策转向结构调整政策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农民收人预期不好,就不愿扩大农产品供给.因此,实现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必须使农民收入能稳定增长.9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在农产品供给全面好转的形势下,农民收入的增长处于缓慢状态.
目前农业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60％以上,工农业之间的交易条件仍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业是一个观风险产业,同时又受到恩格尔法则的制约,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在农产品市场化的改革中,政府制定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对减少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保护农民收人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研究表明,政府对农业的价格保护程度,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经济越发达,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价格保护程度越高.从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和财政实力看,像目前发达国家那样大量补贴农业是不可能的.现在,应逐步减少对城镇居民和城市国有企业各种补贴,大幅度削减农民的各种负担.从长远看,实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一种趋势,实行高保护政策的国家必将大幅度削减农业的价格补贴,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且,即使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农业人口份额降低到了较低的程度,也不可能直接采用价格手段对农业进行高保护.
增加农民收入,单靠政府的价格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也会越来越有限.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构建高效农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结构调整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应当承认,过去农业结构的调整仍然是初步的、低层次的、阶段性的.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农业结构性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目前中国水果的优质果率只占水果总产品的30％,约有20％的劣质果适口性差,部分蔬菜.茶叶中农药残留量超标,蔬菜、水果、花卉等产品贮藏、保鲜、加工水平低,难以保证储藏质量和商品质量.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农作物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在结构调整中,地区之间重复投入,常常一哄而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了过度的盲目竞争和资源浪费.果品、蔬菜产地市场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暴露了在品种、布局方面的趋同性.
抓住农产品总量平衡的有利时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就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决不能再走简单的数量、比例变动的老路子,必须注重调整的质量.这次结构调整,主要是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提高农业的质量和综合经济效益.
根据中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构建高效农业体系,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在大农业内部,提高种植业与林牧渔业之间的多层次综合利用水平,努力实现农牧结合、农林结合、牧渔结合,更加集约地利用各种农业资源.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既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又会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水平,甚至可变废为宝,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多样化需求.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3：l,而中国只有0．79：1.发达国家加工食品约占90％,而中国只占25％.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一般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中国还不到1／3.从上述差距中,可以看出中国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产品的包装、储藏、分级水平低,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经营的经济效益.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应把加强产后系统开发、特别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利于其高产优质高效的实现.
三、农业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相脱节,导致农产品“买难”和“卖难”交替出现,这既使得农产品加工企业常常得不到稳定的原料供给,农民的利益也经常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农业产业化在实践中是一种内容相当丰富的现象,虽然在理论上对其内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多数意见认为,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中介组织的带动,一头连给农户,一头连接市场,既保持了家庭承包制的稳定,同时又通过延长产业链,发挥一体化组织的协调功能,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商品生产,在一个产品、一个产业、一个区域内形成了产品规模、产业规模和区域规模,实现了规模经营.这种形式,有利于克服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使分散的农民家庭经营与大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连接方式；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有利于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主要是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这种类型一般以“公司十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二是中介组织带动型.主要是以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协会）、供销合作社等为中介,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这类组织一般以合作经济组织十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但也有一些是“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三是专业市场带动型.主要是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带动主导产业,连结广大农户.四是其它类型,如各农业研究和推广部门为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在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实践看,农户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其它组织的利益连接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买断”关系,即农户与企业之间除了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联系,企业仅是一次性收购农户的原料,双方不签定经济合同,价格随行就市.在这种买断型的利益关系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更没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很不稳定.严格说来,如果企业与农户之间仅仅停留在这种“买断”型关系上,还不能说是实现了农业一体化经营.
二是契约关系,即农户与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签订规范的经济合同,明确规定各方面应当享受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在这种形式下,农户与企业的利益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有差别.多数企业一般都向农户供应良种、优良种畜、种禽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并提供技术指导、培训,有些企业还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或参照市场价,制定保护价,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以保护价收购农民的产品.在这种方式下,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买断”型相比,更进了一步.但在许多情况下,农户不履约或企业拒收、压级压价等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三是新型的合作关系,主要是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实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从合作组织形成的方式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供销社吸收农户入股,兴办专业合作社；（2）农民自发组建专业合作社；（3）一些协会吸收农民入股发展成合作社；（4）龙头企业吸收农户入股,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从合作组织内部的服务内容看,有些合作组织（主要是农民专业协会）主要还是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物资供应等服务,有的则实现了合作加工和销售.从合作组织内部的利益关系看,有些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还是以服务为纽带连结在一起,而有些合作组织（包括企业）则与农产形成了新型产权关系,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和按股分红.从总体上看,这种利益联接方式还不多,发展也比较缓慢,许多合作组织还不够规范,特别是多数合作组织经济实力还比较弱,这使得它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农户与其他利益主体建立什么样的利益联接方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如产品性质、企业实力、农户素质等.今后,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仍将以“公司+农户”作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契约作为基本的利益联接方式.积极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对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龙头企业素质高、竞争力强,农产品及加工品才能立足市场、占领市场,农业产业化才能顺利进行.龙头企业在发展方向上,要高起点,坚持以质取胜,以效益取胜.龙头企业要处理好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龙头企业不是单纯的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它要为农民提供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配套服务,这样才能使农民的生产符合市场的要求.龙头企业要努力做到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努力与农民结成共损共荣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就地转移到跨地区有序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目前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
解决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必须采取“多渠道分流,多种形式转移”的战略,依靠一、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全方位开拓就业门路,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机会.为了防止大量农村人口过度涌入城市,诱发“城市病”,应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使农业有效地发挥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同时,应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市场.但这两条渠道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今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非农化和城镇化.乡镇企业今后在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仍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能否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关键取决于乡镇企业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吸纳劳动力能力.现在乡镇企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乡镇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与城市企业展开竞争,在经济发展进人结构调整时期,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要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束,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保证乡镇企业持续增长和就业容量不断提高的关键.
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城乡布局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大都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形成了农村生产原料,城市加工的格局.这种格局割断了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的有机联系,不仅造成农产品原料损耗大,加工成本高,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一局面有了一定改观.1997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城乡比为1：0.89,食品工业还是城市占主导地位,城乡比为1：0．60.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农产品的深加工大都在城市.从农产品加工业的区域布局,1997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比为66：24：10,也就是说,农产品加工业主要还是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近2／3）,而内地的比重则很小,尤其是西部地区只占1／10.乡镇企业要抓住机遇,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再次创业的突破口.中西部既是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也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方,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中国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压力.
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要求而言,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总量不足,发展相对滞后.现阶段的农村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之上,在某些传统行业中,由于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进入过剩、低水平过度竞争的局面也早已形成.如在乡镇第三产业的传统交通运输业中,运力的发展多集中于短途客运和内河运输业之上,运力增长相对于运力需求和道路过剩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农村发展亟需的（新兴）第三产业行业（如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方面）发展严重不足,如农村金融业,不仅业务范围窄,信用手段落后,而且极不规范,难以满足促进农村资金流动的需要.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一是重点建设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三是要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等新兴产业.
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应是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从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根据国际经验,90年代和下个世纪的头20年,将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可以说,近年来数千万“农民工”的大流动,不过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大流动的序曲.
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以及自发流动不可避免的盲目性,致使流入地区的一定时期劳动力吸纳能力受到挑战,城市基础和交通运输面临巨大的压力,城市的住房、环境管理、卫生医疗设施、治安管理和人口生有控制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虽然引发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普遍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除了像少数特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人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外,大多数城市应向农民打开城门,鼓励农民企业家进城投资办厂,吸引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近年来,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城市就业问题已迎刃而解,而且还吸收了大批外来劳动力.这说明,现有大、中城市在解除了旧体制的束缚之后,经济若能蓬勃发展,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并努力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性外出打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应当成为今后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条重要途径.
要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改革以来,虽然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大,但迄今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城市人口对城市就业机会相当程度上的垄断.长期保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用农民的就业竞争去抑制城市劳动费用的上涨,不仅农业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而且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劳动效率也难以提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为此,在就业制度上,应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制度.建立新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就是要建立对人口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无论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还是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农村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农村区域,以及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住时间达到一定年限等）,就应该依法获得合法的居住身份,并依法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可先在小城镇实行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取得局部突破的基础上,再循序展开.目前,在小城镇,非农业户口已没有多少特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
五、土地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虽然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进一步稳定和完善这一制度仍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是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权继续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则以承包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由于较好地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普遍存在的集体成员“搭便车”问题,从而带来了生产率的巨大提高.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规范是难以避免的.近年来为了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政府出台了一些重要政策,并试图使这些政策在法律上得到具体化,但农地产权制度仍不够完善.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是农民土地权利的稳定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大多数地区,根据人口的变化,周期性地进行土地的调整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调整严重地损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而政府关于将土地承包期在原先耕地使用权15年的基础上再顺延30年的政策；也没有得到较好的执行.
农民土地权利不稳定,还表现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仍不够充分,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上地使用权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在现实中缺乏充分行使自己土地权利的能力.虽然政府要求农户和集体之间要签定书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在现实中,随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遇到的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30年承包期内是否调整土地.一种观点主张应明确规定30年承包期内不调地.另一种意见是,在承包期内,应允许进行有限制的小调整.近年来的经验表明,采用行政手段,周期性地调整土地,以缓解人地矛盾,固然可以满足部分农民的愿望,但副作用很大,不利于鼓励农民改良土地.考虑到落实30年的承包期本身阻力就较大,如果在30年的承包期内再完全不允许调整土地,执行起来就会更困难.因此,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针对承包期内土地的调整制定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新的《土地管理法》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如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者土地的调整,必须经村民会议1／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但这还不够,还应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把土地承包给集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要有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规定任何调整首先应得到现在的承包户的同意.这方面存在着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强行出租集体土地,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地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在很多国家的土地法律中,无论是对私地的出租,还是对公地的出租,都有“续相权”的规定.在荷兰,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也规定,烟农的土地租期至少为12年,并可续租.在澳大利亚,大约85％的农地（主要是草场和林地）属于“公地”（crownland）.这些公地大都采用长久租用制,也都有续租的法律规定.例如,草场的租用期一般是99年,到期后都可续租.中国自来代就有了永佃制.明清时期永佃制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区已经很盛行了.永佃制的特征是“一田两主”,即把土地的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开来,地主拥有田底权.
『陆』 中国历史上农业的三次改革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
意义：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联合地主一致抗日。
第二次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意义：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时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意义：1.1952年底，全国土改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的农民分到了土地；2.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3.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4.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5.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6.摧毁了美蒋反动集团的社会基础；7.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活动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柒』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对农业进行怎样的改革
美国在日本进行社会改革，推行非军事化政策。
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攻打朝鲜和越南，以日本为军事基地，日本因此大发战争财。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后，为了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军事威胁，麦克阿瑟以本国政治制度为模式，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实施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力图将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
麦克阿瑟在日本进行的民主化改革，其基本的依据和政策指导是美国政府颁布的两份文件。其一就是1945年8月29日由杜鲁门批准、9月22日发表的“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其二是同年11月3日发给盟军最高统帅的“有关投降初期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基本指令”。麦克阿瑟采取的每一政策和措施都是在这两份文件的规范和指导下进行的。
在“初期对日政策”中，美国政府首次全面制定了将要在日本实施的政策目标和改革的基本方向。文件表示：日本人民或政府发起的在政府形式方面的改革，凡旨在变更其封建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目的的，都将为盟国军政府允许并赞助。具体说来，这种所谓“政府形式方面的改革”，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主要包括：解除武装和国家的非军国主义化；惩办战犯；鼓励人民争取个人自由和民主进程的愿望。在经济方面包括：经济结构的非军事化；促进民主经济力量；恢复和平经济活动；赔偿和归还掠夺别国的财产和物资等。“初期基本指令”则详细规定了盟军统帅部应对日本实施的改革政策的具体步骤和细节。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从1945年9月开始，麦克阿瑟推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以便“最后建立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而负责的政府”。具体说来，这些改革主要集中于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改革。麦克阿瑟实施了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整肃政策，其目的在于清除日本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使代表“日本人民自由意志”的新政治力量和新领导人能控制政权。整肃共分两个阶段，1947年1月以前主要是国家层面的整肃，此后扩大到社会层面。第一阶段始于1946年初，该年1月4日，麦克阿瑟颁布两个“整肃令”，其一宣布取缔一切鼓励军国主义、赞成或助长日本建立亚洲霸权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大政翼赞会、黑龙会等27个臭名昭著的组织，2月23日，列入整肃名单的团体增加到147个；其二称为“解除公职令”，规定一切积极参与推进军国主义活动和军国主义团体的成员均在整肃之列，不得继续担任公职，对参加众议院选举的所有候选人进行甄别。政治整肃的结果对日本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凡1937—1945年间担任过内阁成员以及与“思想控制”有关的官员全部被清除出政府。整肃于1947年1月进入第二阶段，对象进一步扩大到地方官员、经济界和舆论界的头面人物，受到甄别的人数先后多达71万，其中20多万人受到整肃。1948年3月，整肃基本宣告结束。
整肃的同时，麦克阿瑟认为：解散日本多达589万的军队和不计其数的准军事组织，是民主化政策能够实现的基本前提。因此，从1945年9月起，美国就着手解散日本军队以实现其非武装化。9月3日，盟总颁布《关于在日本某些地区设置盟国占领军，以及具体指导日本解除武装和复员的命令》。解散命令执行得非常迅速，到10月15日，麦克阿瑟宣布，日本全国武装兵力解散问题业已告终，日本军队不复存在了。1947年，日本在国外的300多万军队继续被遣返回国，作为军事强国的日本从此不复存在。
此外，与处理纳粹战犯一样，盟总处治了日本战犯。1945年9月11日，麦克阿瑟宣布逮捕前首相东条英机等首批39名甲级战犯，年底又逮捕了104名甲级战犯；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并开始审判战犯，1948年11月，法庭判决首批25名战犯中7人绞刑、16人无期徒刑，使战争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第二，社会民主方面的改革。麦克阿恐改革的最初着眼点就是在日本推行民主和自由。1945年9月10日，盟总发布的第一项改革指令，是“关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指令”。随后，它又先后发布了《关于日本新闻规划的备忘录》、《关于废除对政治、公民、宗教自由限制的备忘录》、《废除对新闻、电影、通讯的一切限制的法令》等有关改革文件。10月4日，麦克阿瑟颁布《撤消对于政治自由和其他自由的限制的法令》，正式拉开了社会民主改革的帷幕。10月11日，麦克阿瑟在接见新任日本首相币原时，将这套政策概括为“确保人权的五大改革”，即男女完全平等、促进工人的团结和组织、教育的自由主义化、将国民从专制政治中解放出来、日本的经济结构民主化。五大改革指令的发出，是促使日本社会按美国意图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重要措施。
第三，修改宪法，改造日本的政治制度。为了确保日本不再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使日本政治适应美国的战略需要，美国从1945年开始就着手将各项民主改革法律化，力求通过立宪的形式彻底改造日本的政治制度。占领初期，麦克阿瑟就要求新组成的日本政府组成修宪班子，并提出修宪的基本原则是：在修改后的宪法中，日本政府不应再对天皇而应对一个具有广泛性的、在投票基础上产生的选举团负责；天皇制的保留或废除由日本自行决定；今后可能设置的军事机构的首脑必须由文职人员担任。根据上述原则，日本先后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提出两个修改宪法草案，但由于在天皇的地位问题上始终不合美国之意，美国决定干脆抛开日本政府，亲自负责修改宪法。1946年2月，麦克阿瑟同时规定了修宪三原则：（一）保留天皇制，但其权力必须受宪法的限制并从属于人民的最高意志；（二）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和战争准备；（三）废除日本国内现存的一切封建制度。经过短短六天的准备，修宪班子就以美国政治制度为蓝本制订出了一部日本的新宪法草案，1946年3月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该草案。同年11月3日，日本新宪法正式颁布并生效。
新宪法除两项条款外，几乎完全是美国宪法的翻版。这两项条款是：变绝对天皇制为相对天皇制，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之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其地位基于国民之总意，主权属于日本国民”，废除枢密院、内大臣府等天皇的直属机构，首相由国会提名通过，内阁对国会负责；放弃战争权利，规定“日本国民诚实希求基于正义与秩序之国际和平，永远放弃由国家权力发动之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
第四，解散财阀，实现经济生活民主化。财阀集团是战前日本最有势力的经济力量，控制和操纵日本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方向，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势力，正是这些财阀使得日本的一切征服和侵略行为成为可能”。基于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考虑，美国将解散财阀、解散大的家族联合企业和分散日本经济权力作为重要的改革内容。1945年9月21日，麦克阿瑟发布解散财阀方针的指令，要求日本政府消除经济生活中的垄断现象，鼓励并赞助在民主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农业和劳工组织。随后，盟总责令最大的15家财阀汇报其营业内容与资本构成，宣布冻结全部财产。同年年底，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由财政经济专家组成的财阀调查团前往日本，随后又成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具体负责解散财阀的工作。11月4日，在盟总指令下，日本政府被迫在一拖再拖之后提出了解散财阀的具体计划。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盟总先后指令解散了83家大型财阀企业。1947年，日本政府分别颁布以限制与分割垄断企业为目标的《禁止垄断法》和以实现经济民主化为目标的《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先后解散了三井、三菱、住友等最大的财阀集团，限令财阀家庭的领导一律辞去其担任的经济职务。1948年以后，由于“冷战”爆发以及日本政府的敷衍塞责，美国放弃解散财阀的政策。因此解散财阀工作并不彻底，许多财阀得以保留，并成为后来日本垄断财团的支柱。
第五，农地改革，摧毁日本经济的封建主义基础。土地问题是日本因明治维新不彻底而遗留下来的严重制约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由于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人多地少的日本农村阶级矛盾十分突出。战后初期，粮食匮乏情况十分严重，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纠纷和冲突进一步加剧，租佃纠纷从战前的每年平均900余起激增到1945年的5171起。为了避免日本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大动荡，占领军当局决定立即在日本实施农地改革，以平息农民对没有土地的严重不满。1945年12月9日，盟总向日本政府下达《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要日本政府根除“那些长时期以来损害土地结构的恶弊”，限三个月内向盟总提交将土地从地主手中转让给耕种者的计划。1945年12月29日，日本政府颁布了第一份农地改革方案，但因该方案明显偏袒地主，遭到无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在占领军当局的直接干预下，1946年6月30日，日本政府颁布第二份农地改革方案，并于10月份得到盟总的认可后开始实施。该方案规定：国家强行收购不在乡地主的全部土地；在乡地主超过1町步（折合15市亩）以上、自耕农超过3町步以上以及其他经由各级农地委员会决定的土地也均在收购之列；收购后的土地，按低价出售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原租佃农户有优先购买权；残留的出租地的地租由过去的缴纳实物改为缴纳现金，地租率水田不得超过产值的25％，旱地不得超过15％。农地改革虽未能彻底解决农村的社会矛盾，但它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美国统治地位的巩固。
『捌』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经历哪两个飞跃为什么
第一个来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源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
『玖』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要经历哪两个飞跃为什么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专的前进，要长期坚持属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和发展设计的伟大纲领。
『拾』 农业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容
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管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为了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后者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它们之间同时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二，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改革，都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都有其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两个前后相继、不可或缺的环节。没有社会主义改造，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同样，没有社会主义改革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第三，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而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继承、纠正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过于急促和粗糙，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一个相当长时间内，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克服，甚至在一些方面又有发展，特别是此后不久出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经济建设中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社会主义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社会主义改革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遗留问题及其以后出现的偏差和失误的纠正，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因此，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也不是要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而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调整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四，不能因为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不足就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继承社会主义改造留下的积极成果，也需要妥善地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无论是改造还是改革，都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二者有着内在的、历史的逻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