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婚姻法

1. 中国女性地位变迁

38妇女节，一个属于女人的世界性节日，它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38节是女人为了争取自由、平等和权利进行长期艰苦卓绝斗争而得到的结果。38节是女人地位得到提升的有力佐证。为了得到这个节日，为了得到今天的地位，世世代代的女人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战，流传下来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华丽乐章，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巾帼英雄。，

让我们没翻开历史的扉页，回到5000年的历史长河里去搜寻那些女英雄们的足迹，让我们怀着悲愤、敬仰的心情去追忆那些巾帼们的奋斗历程。

在三皇五帝之前的氏族社会里，母系氏族是第一个氏族社会，那时候女人是社会的主宰，不管是生儿育女还是狩猎，农活都是女人们的工作，男人们除了传种接代这个重要任务外，就是打架斗殴，弄枪舞棒，干些无用，无聊，无奈的琐事，女人拥有很高的权威，她们的话就象圣旨，男人不得违抗。这是有史以来，女人们地位最高的一次，也是女人们最得意的时刻，但好日子不长，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到了父系社会，女人们的地位一落千仗，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千年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向男权发起挑战的是花木兰，她女扮男装，顶替父亲去打仗，在漆黑冰冷的夜里，在滚滚的黄河边，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她以过人的计谋、高超的武功、出众的领导能力，把敌人打的望风而逃，落花流水。当花木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时，就注定她会成为一段佳话而流传千古，花木兰让男人们第一次开始重新审视身边的女人，让所有的男人知道女人不比男人差。即使是到男人们才能上的战场，女人同样可以做地很出色。

第二个让我钦佩的是秦始皇时期的孟姜女，作为一个民间女子，她千里迢迢，来到长城脚下，在人山人海的工地边，在夫君范喜郎杳无踪影的巨大悲痛中，一哭就是七天七夜，直哭得天混地暗，日月无光，直哭到万里长城轰然坍塌，然后纵身跳进了茫茫大海。我们在悲伤，同情、感动之余，没有必要更多的去探究故事的真实性，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但更大的意义在于，孟姜女向秦始皇，向这个中国最伟大的男人发起了挑战，向秦王朝发起了挑战，向那个黑暗残暴的社会发起了挑战，在孟姜女哭倒长城不久，强大的秦王朝就被项羽和刘邦推翻了，孟姜女不仅告诉我们怎样去爱一个男人，更告诉我们怎样去恨一个人，恨一个社会，恨一个国家。孟姜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值得人们尤其是女人门永远学习和尊敬。

2. 社会主义下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

我的网络知道都5级了
我回答了太多问题了
你这个问题

我还是先回家问问我老婆再回答吧

3. 中国女性地位的变迁

传统意义上，是男尊女卑

但是新中国后，男女平等了

在新中国第一版届中央人民政府机构权中，1名女性国家副主席(宋庆龄)，3名女部长(司法部部长史良、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副部长以上的女性领导干部有20名，从而开启了新中国女性高层政权参与的先河。

4. 中国新婚姻法有什么变化

1997年—1998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青年中，有近.8%的人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3—4成的青年对结婚和生儿育女的价值持怀疑或否定态度。有近5万的青年赞成离婚。有半数的人对“婚前财产公证”表示认同。
对21世纪婚姻的展望

许多学者认为：下世纪婚姻将呈多元化趋势，家庭形式将更为丰富。男人和女人都将不依赖他人而生存，个人的权利将受到尊重，生活将趋于个性化。

中国具有明显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妇女解放程度也不同步，因此，城乡婚姻掌握的数据和综合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具体来说，在城市：

1.核心家庭继续增加。目前核心家庭已达60%，还会继续上升。家庭结构小型化，每家3—4人。

2.晚婚晚育人数增加，单身不婚者增多，自愿不育者有上升趋势。

3.婚前性行为不会减少，随着封建“贞操观”影响的削弱，试婚有可能增多。

4.择偶更注重情趣相投，经济条件重要性降低。同居数量有可能上升。

5.婚姻质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使多数家庭不再凑合。婚姻调适能力的提高，将使家庭生活更丰富、新鲜和幸福。婚姻中男女更加平等，家庭暴力减少，丈夫将与妻子共同承担家务。

6.家务劳动强度降低，时间缩短，夫妻因家务劳动导致的矛盾减少，家务劳动将社会化、家用电器普及化。

7.协议离婚、试离婚将成为离异的首眩离婚率会呈上升态势。知识、文化水平越高的人情感越丰富，对爱情要求越高，因此会越不幸福，越痛苦，离婚可能性越大。

8.社会对婚外恋继续保持宽容的态度，人们对婚姻的责任感更多的是自我认识、自我约束、自我修正，而不是迫于外在压力。随着我国对个人自由的管理放宽，机会增加，婚外恋会增加。

9.民众婚姻自由度增加，婚姻不再是从众行为，结婚与否是个人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单身不婚、单亲家庭等生活方式可能成为人们多样化选择的内容。

在农村：

1.婚姻自由将随着经济改善而提高，女性将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尤其是“打工妹”，她们的眼界开阔了，有了自立能力，必然更要求婚恋自主。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她们的要求与农村强大的传统势力之间还在较量。

2.早婚多育现象将随着妇女地位提高、农村经济条件的好转、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健全而减少。

3.由于贫困和性别比例失调，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村男性难以成家。

4.离婚在农村仍是一件困难的事，尤其牵涉到承包地等生产资料，易使离婚女性及子女生计无着。参加乡镇企业劳动的女性比较而言有更多的自主权。

5.婚外恋对于农村妇女既是一种诱惑又包含着危险，往往导致她们承受动荡不安的生活和悲剧的结果。

总之，21世纪的婚姻变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将朝着多元的、理性的、进步的、以人为本的、男女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5. 从哪个方面研究女性地位变化的为什么

浅谈妇女地位的变迁
上溯古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一步一步的改变，从只能相夫教子的无知妇孺，从文人墨客观赏的艺术玩物到现在主宰社会的中间力量，我国妇女的思想观念、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收入都有了质的飞跃。
从“小脚女人”到大步踏入社会，这是中国现代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一大标志。
据说，古代女人裹脚是因为南唐后主李煜喜欢观看女人在“金制的莲花”上跳舞，由于金制的莲花太小，舞女便将脚用白绸裹起来致脚弯曲立在上面，跳舞时就显得婀娜多姿，轻柔曼妙。这本来是一种舞蹈装束，后来慢慢地从后宫向上流社会流传。再以后，民间女子纷纷仿效，裹脚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成为一种病态的审美。这一封建陋俗，也是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直观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革除了裹足的陋俗，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在现代社会，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大步踏入社会，从事各行各业、各种活动。现代女性更是彻底摒弃了昔日所谓“稳小弓鞋三寸罗”的审美观念，毫不掩饰自己的“大脚”，甚至出现“美丽的大脚”说。中国女足风靡于世界足坛，成为一支耀眼的球队，这是中国现代妇女“脚解放”最好的例证。
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迈出家门参政议政，这也是中国现代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表现之一。
封建社会中传统女教贯以儒学思想。在西汉，已经出现了奴化女性的封建女教，认为“妇女只许初识柴米鱼肉数百字，多识字，有损无益也。”正是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剥夺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与机会，给妇女们套上精神的桎梏，让妇女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殉道士，从而丧失了自由，成为男子的附庸。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女性不仅可以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可以参政议政，撑起社会的半边天。放眼望向飞速发展的中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的文化层次和意识观念也有了大幅的进步。在高层次行业领域，女性工作者所占的比重已经相当可观，某些行业甚至超过了男性，这不能不说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从“夫为妻纲”和“男尊女卑”到法律面前男女平等，这又是我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大里程碑。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女子“在家从父，既嫁从夫，父死从子”，一生一世都要从属于男子，服从于男性。若膝下无子无女者，便被视为不孝，即所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更有甚者，被当作买卖的对象，随意被卖为奴婢、卖为别人的妻妾、卖为娼妓，陷入悲惨境地。宋代大文豪苏轼，文风豪迈，堪称一代大家。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妻子王氏一往情深，一曲《江城子》令人潸然泪下。然而，若考察他对侍婢的态度，就会让人目瞪口呆。苏东坡被贬官后，将身边的婢妾一律送人，完全视婢妾为自己的私物，可以拱手相让。……我国古代社会妇女地位之低，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在现代社会中，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应有的保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平等已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它更为有效地保障妇女婚姻自由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可见，我国现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法律的保障和社会可认，真正有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
伟大的诗人高尔基这样赞美女性“没有阳光，花不茂盛，没有爱就没有幸福；没有妇女，就没有爱；没有母亲，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我相信，作为社会大家庭主要成员的妇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必将登上时代的舞台，为平安和谐中国建设撑起半壁江山！

6. 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

1、先秦时代

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较高。夏朝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商代社会的婚姻是由多个父和多个母共娶，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

2、秦汉时代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

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

3、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

4、隋唐时期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

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

5、宋元时代

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6、明清时代

明清时代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

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7、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剧烈的时期，婚俗的变化也是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婚姻观念习俗的变化，婚姻法的变化也在所难免；但民国时期婚姻法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规定有名而无实；“新旧并存,中西共用”是这一时期婚姻习俗演变的主要特点。

8、解放初期

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毛泽东同志率先地喊出：“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一时间中国大地上职业女性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真正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9、二十一世纪

随着计划生育的普遍开展与教育的发展，更多人真正的摆脱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两性更加趋近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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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礼教意义与婚姻稳定功能：

中国历史上妇女禁锢走向严密与缠足推广时代高度一致。缠足出现的年代说法不一，最早的有汉代之说，稍次的是六朝之说，最流行的是五代南唐后宫舞姬窅娘之说。不管出现年代的早晚，妇女缠足普及始于宋代，是普遍的共识。

更晚的是元陶宗仪《辍耕录》主张的元代说，妇女缠足是为了与蒙人区别。为什么原来少数人病态审美追求，宫廷奇巧翻新，邀宠帝王的行径，能够广为民间接受？不管怎么说，对于劳动人民，摧残妇女的双脚，实在有损生活的方便。

如果人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无收益，恐怕风靡一时以后也难以为继。事物因其功能而存在，大致是不错的。毋庸讳言，任何时代，人们追求美丽向来是不惜自戕自己身体的。然而，缠足无论起初还是普及，似乎都不是女子本人的自愿行为，而是他人的强迫。

缠足是一个自五六岁开始至成年大约十年左右束缚改变脚骨自然生长的过程。不是妇女成年以后想做就能做成的事情，即使一位成年女子羡慕缠足甘愿如此，也彻底丧失了缠足的生理条件。

因此，追溯其初，必然是以献媚取宠为业的色情业或宫廷舞乐中人，在挖空心思寻求花样时找到的方式，不然就是受到什么启发而做的实验。

不管创意来自何方，都不可能是创意者本人的行为，且不论创意者可能是男性，就是宫廷舞姬或青楼舞妓，在拥有想法的年纪，也失去了自己实践的可能，一定是通过女孩来实验的。在这一意义上说，南唐的窅娘究竟是创意者还是实践者，则不能定论。

妇女缠足在支撑礼教约束方面的作用极其显著。其一，女子出嫁以前，可谓是伴随着缠足过程而度过的。因此，缠足犹如牢笼一样，锁住女童的行动，也就锁定她自由交往的空间，由此减低引诱私奔与被拐卖的危险。昔日家庭无论贫富，幼女若不缠足将影响日后出嫁与财礼薄厚。

男人重视女子缠足，实质上是把它作为女子贞洁标志看待的。这一显见的标志概括了女子在娘家生活的全部经历。其二，减低女子出嫁后逃跑的风险。男女未曾谋面的包办婚姻，双方婚后发生性格冲突的几率增高，下层家庭居室简陋，没有仆役侍女和闲人专门行使看管责任。

所以，妇女婚后，不管什么性质的逃跑行为，缠足都造成很难逾越的障碍。通过买卖实现的婚姻，在资金支付以后，不能不重视家庭的完整，在防止女子逃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平日的妇道行为约束。

缠足划定了妇女活动的空间，女人日常生活生产，诸如做饭、纺织、蓄养家禽等等并不倚重脚力，所以，男人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缠足妇女。因而，如此摧残行为能畅行无阻一千余年，形成难以更改的习惯，甚至清朝康熙年间几次发布上谕禁止缠足，人们都依然我行我素，照样缠足不误。

不过，人类生活实际需要永远是处于第一位的，狠心残害妇女的双脚也以不妨害日常生活为限度。当缠足与谋生发生冲突时，人们就不会再无条件的沿袭仿效普遍的习俗。譬如明清两朝，运河两岸，靠运输、拉纤为生的家庭，妇女就没有缠足的，流动的生活方式注定选择天足。

不管怎么说，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再如明代宫廷选淑女。选中入宫以后，皆放脚，就是为了服务奔走方便。不过这些人不是天足，而是改造脚。盖因入宫时已13岁上下，再放脚已不可能完全恢复自然生长状态。

7. 中国女性的地位变化

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一直不高（母系社会时期除外）。“三从四德”一直压在女性身上，从出生时就被教育要有女德。要为夫生儿育女，为夫家传宗接代。女性一直被束缚在一个低下的确地位。但是有觉醒。

男性和女性是历史文明的共同缔造者,在社会地位上应是平等的。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从猿人变为人直到封建社会的确没落，女性地位有碍两个时期：一是母系社会时期以女性为主导，二是从父系社会时期开始女性一直处于附庸状态。

母系社会是一个早期的农业种植时期，环境恶劣，人类生存能力差，经济生产能力掌握在女性手中。但是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经济生产能力逐渐开始掌握在男性手中，并且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向前发展,男性逐渐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女性的地位在总体上一落千丈，虽然女性也有过不屈的抗争，但在总体上来说在往后的几千里都未曾改变。

封建父权家长制度和封建道德规范使男女关系成为主从与尊卑关系。而“三从四德”①就是最好的体现。它们是为了维持父权制家庭稳定，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儒家礼教规范要求妇女的道德、行为与修养的准则。其中“四德”是为“三从”而存在，日后更成为中国妇女的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标准。何谓“三从四德”。“三从”既是“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是历史束缚妇女的思想根源，使得大多妇女不为自己的地位而反抗。

而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古代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从属地位及政治经济权利被剥夺的社会根源。庆华在《封建私有制与中国古代妇女从属地位及社会成人身份丧失——以中国古代妇女的经济活动为例》中提到：随朝以前，妇女广泛活跃在国家经济领域中，而妇女以纺织为主的“妇功”是封建国家及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但仍是以男性为主导，“妇功”只不过是个体农业的辅助与补充。封建私有制中规定规定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归男性，所以妇女即使在其中做出了贡献，也只能隐匿与男性背后，使她们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②随炀帝是规定：妇女不再纳课。也就意味着妇女从此不再受田，也不再为国家承担赋役，也就是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从此退出了国家经济领域。虽然此后的租庸调制依然是按照男耕女织的模式制定出来，但是妇女的劳动已经不再得到国家、社会的承认……也使妇女进一步丧失了家庭经济地位。③

而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牺牲精神是内在原因。古代妇女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纳妾制又是一个很好的体现。“三妻四妾”使得中国古代妇女的婚姻毫无保障。失去丈夫的宠爱，在家中毫无依靠成为了每个妇女最为担心的事。因此对于丈夫的纳妾不会反驳（当然家里有地位的不会接受），以期丈夫不会厌恶自己并对自己保留一份心意。

老子要求道教尊重女性，提升女性意识，这是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女性对于其地位并非不反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例：在焦母逐其出门时的不卑不亢，对于兄长决定的婚姻以死抵抗。甚至从《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中可能看出元明清时，女性意识也初步觉醒。④虽然其结果并未是想象中的好。随朝皇后独孤迦罗是出名的女权活动家，旗帜鲜明的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对男人纳妾。可知古代女性并非全是“无我”的。

8. 中国妇女的中国妇女地位变迁

中国商朝的妇女地位较高。夏朝在开国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其居住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游牧性，二是从妻居。商代社会的婚姻是由多个父和多个母共娶，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按照周礼的规定，男性贵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个。
《公羊传》上讲：“诸侯一娶九女，诸侯不再娶。”这个习俗在礼制上流传到后代。周朝时期，已婚妇女地位卑下，婚姻关系能否维系取决于丈夫的好恶。丈夫愿意维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愿维系，就要被丈夫扫地出门。《诗经》中的一些诗，如以叙事为主的《邶风·谷风》、《卫风·氓》，以抒情为主的，《邶风·日月》、《王风·中谷有蓷》，均为当时弃妇的悲戚之声。春秋战国时代几百年间战争频仍、人口损失惨重，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劳力，这使得婚姻所承担的繁衍人口任务更为重要。于是，连青年男女的私奔在当时都不被绝对禁止，孀妇再嫁自然就不成问题了。甚至在诸侯国君中，这种事都屡见不鲜。史载卫宣公和其继母私通，所生子长大后迎娶齐女，宣公见齐女貌美，竟劫夺来据为己有。《诗·邶风·新台》就是卫人讽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后，其庶长子公子顽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后又继为国君。卫人又作《墙有茨》刺之。其贵为国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后代并未受到歧视，可见此风俗的普遍。从现存的关于先秦时代法律规定的残存记载中，也未见有对妇女再婚作出限制之处。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贯彻法家思想，讲求国家利益至上，礼法道德传统相对受到忽视。秦代家庭立法中，妇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拥有平齐地位，如妇女可杀死通奸丈夫，丈夫殴妻与妻殴夫同等处罚，等等。反映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也就非常地宽容。从江陵张家山汉简中有关秦代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规定。
西汉武帝之后，儒学思想逐渐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礼法标准也就愈益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地成为社会主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汉时的儒者和官僚发挥了先秦典籍中关于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对妇女再嫁问题给出了道德上进一步否定的评价。班昭《女诫》中说：“男有再娶之意，女无再适之文。”以一个妇女的口吻对同性的自由作出严格限制，千百年来贻害深远。两汉时的统治者也开始旌表守节孀妇，汉宣帝就曾于神爵四年（前58年）给颖川一带的“贞妇顺女”奖励布帛。东汉以后，这种举动变得非常频繁。
不过，两汉时正统儒者的言论尚未完全拘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古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东汉建安年间的故事，刘兰芝不见容于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后，马上就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妇女的再嫁，都不是羞耻之事。 三国时代，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为了生息繁衍，统治者对婚姻的要件给予了宽松的规定对于妇女再婚的问题，同样沿袭了汉代法律的宽松规定。
《三国志》记载吴主孙权就曾纳丧偶妇女徐夫人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袁绍子袁熙之妻，袁绍被曹氏打败后，归于曹丕。西晋统一全国后，礼教纲常曾在短时间内又有所抬头，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士庶为婚、严明嫡庶之别。对于孀妇改嫁问题，和东汉时的情形类似，官方意识形态中已经频繁赞扬守节的烈女，而民间改嫁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大体来讲，在东晋、南朝的宋、齐两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国、北魏时期，由于玄学的兴起，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反映在家庭法领域，妇女的地位略有提高。东晋时甚至出现了以女休夫的情形。
至于妇女再婚，也较为普遍，刘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驸马不和，纷纷被皇帝准许离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后，儒家礼教开始重新兴盛，统治者对于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国和北魏初期的长期战乱时期，宣传妇女节义的论调始终不绝于耳。北周政府正式下达诏令，宣布“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这也是效仿历史上汉、晋这些汉族政权的措施的一种举动。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北方异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之前几百年间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具有北方民族血统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为天下垂范的情况下，自身对妇女的再婚曾经毫不在意。
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计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间更是家常便饭，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遗忘，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的正统知识分子们也不以改嫁为非。《旧唐书·列女传》记载：“楚王灵龟妃上官氏，王死，服终，诸兄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常范。’”这说明当时年轻又无子的孀妇改嫁，是社会的常例，“守节”说不定才是不正常的。与此相对应，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妇女，也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子寿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乱伦的行为，却在唐代皇室中公开地存在。至于朝廷大员、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妇更是司空见惯。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会规范虽然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志，但妇女若自愿终身不再嫁，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唐律疏议》在“夫丧守志而强嫁”条规定：“诸夫丧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徒一年；期亲嫁者，减二等。各离之。”在疏议中解释到：“妇人夫丧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夺而嫁之。”不过，从条文来分析，其实女子守节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个社会风气并不特别注重贞节的时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儿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临朝的事情屡见不鲜。高宗后武氏、中宗后韦氏、肃宗后张氏，都是掌握实权、炙手可热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思想控制反而甚于从前。公主改嫁、母后临朝等情况都趋于绝迹了。 由于程朱理学极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视妇女的权益，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理学的影响和长期渗透下，从宋初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民间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舆论评价和社会风气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宋初，仍乘唐代遗风，社会上妇女再嫁之风流行。皇室内部经过五代时的多年变乱，甚至连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规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后改适高怀德。社会名人中，大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长大后才归宗。宋仁宗时颁布了类似唐宣宗当年的规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间改嫁之风终北宋年间，未见式微。周敦颐、程颐等所宣传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在北宋当时影响并不很大，程颐的侄子亡故，媳妇也未能守节。但是，南宋以后，礼教之风渐趋严厉，一面有朱熹等不遗余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另一方面，其在社会生活中也开始显出巨大的影响。在这以后，绝无皇室公主和亲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记载，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状况也逐渐减少。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史》、《元史》列女传中的节妇、烈女的记载与前代相比，大为增强。本来《列女传》这种体裁是刘向所创，范晔在《后汉书》中首次将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几部史书所赞扬的列女系各个领域优秀的妇女，如拯救父亲的缇萦，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辅佐丈夫的乐羊子妻等，相当于一部“各行业出色妇女传”。但《宋史》之后，所谓列女几乎全都是保持贞操、不事二夫的节妇，当然有立志守节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与之同归于尽的。总之，修史者认为妇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坚守节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传》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传”。
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本来与赵明诚为夫妇，恩爱美满，生活幸福。金兵的铁蹄踏碎了她悠闲的生活，南渡以后不久，赵明诚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给周汝舟为妻，婚后发现丈夫人品低劣，有违法行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检举其夫，其夫被法办。宋朝法律规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为实，也要“徒二年”。清照为友人救助，才免于身陷囹圄，并与其夫离婚。但是，李清照后半生的这段经历却往往被欣赏她才华的文人所隐去，可能是认为她的行为不大光彩，有损于冰清玉洁的形象吧。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于弟的习俗。元代时，该习俗不但在进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继续存在，还进入了汉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条格·户令》中记载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亲，在汉族传统习俗中，本属于亲属间相奸，这是少数民族习俗对中原文化发挥影响的一个实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伦理上使汉族人难以接受，而且也产生了法律冲突。元代法律对于汉族男女婚姻继续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强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无所适从。基于此，元中期以后，对于收嫂给予了逐渐严格的限制，如：嫂仅订婚不收继、叔已有妻不收继、叔嫂年龄相差悬殊不收继等。而且，蒙古族风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收继制度，象侄儿收养婶母、兄收养弟媳，因为和汉族传统礼教太不相容，不在汉族地区实行。 明清时代对于妇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压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将前代法典中关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条规定“居丧嫁娶”与“妇女守节而强嫁”浓缩到一条之中，不过处罚力度变轻。在唐宋“徒三年”的“居丧嫁娶”，改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妇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规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宽松。但是明朝的法律为了集中精力维持其王朝的统治，着重惩罚那些谋反、谋大逆等侵犯政权利益的行为，而对于婚姻之类的私事，则能宽就宽，不过多干预。即所谓“轻其轻，重其重”的原则。所以，处刑减轻未必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妇女可以享有更宽松的选择。
《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注：指上文所引关于居夫丧改嫁的规定），追夺并离异。”关于禁止官员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时就有规定，但不久就废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复。其理由解释为“妇人因夫子得封郡县之号，即与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后，若夫子不幸亡殁，不许本妇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剥夺了有爵位的贵族之妇的再婚权。封建法律剥夺了无数普通群众的幸福，也没有给其维护者以任何照顾。
《大清律》对于强迫守志孀妇改嫁的问题，作了破天荒的新规定：“其夫丧服满，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来，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顾孀妇的意愿，强行逼其改嫁，而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清代的这一崭新规定，决不是为了尊重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只不过因为当时鄙夷妇女再嫁之风，在民间已经根深蒂固。立法者经过考虑，认为维护纲常名教，阻止妇女改嫁的意义已经可以和同为封建伦理最高规范之一的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相抗衡了。这一立法上的改变，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时代，封建的宗族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大量的乡规族约充斥着迫害妇女、剥夺妇女再婚权利的条款。在当时，国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规范，实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广大的乡村，宗族习惯法、地方习惯法实际上起着主要的调整功能。因此，妇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极其强大的宗族势力的阻碍。
这是因为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从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我们都能感受到广大妇女的不幸和封建礼教的残忍。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剧烈的时期，婚俗的变化也是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婚姻观念习俗的变化，婚姻法的变化也在所难免；但民国时期婚姻法对于一夫一妻制的规定有名而无实；“新旧并存,中西共用”是这一时期婚姻习俗演变的主要特点。
来华传教士积极投身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他们利用大众传媒抨击缠足陋习，剖析缠足之害。依靠宣传攻势动摇传统观念和舆论导向，并在全社会发起反缠足运动，倡导放足新风；教会女校率先实施放足运动，教会女生适逢其会，充当了中国近代放足运动的先行者，女校的实践具有开拓性意义；天足会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反缠足组织，以民间社团的形式出现，在全国形成网络，成为清末在中国倡行放足运动的主要力量，正是他们的艰苦工作最终将放足运动推向整个社会。传教士在中国的这些活动，在主观上体现了基督教义的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客观上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进步和社会演进的推动力。
民国时期曾经一度兴起女权运动。但是这样的所谓女权运动带有盲目西化的色彩。妇女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创造社会财富机会上的不均等这个前提下，妇女很难真正的普遍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女性也见证了无数追求独立生活的女性最终在大时代下的香消玉陨不过其最大的意义在于为妇女解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认识。 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毛泽东同志率先地喊出：“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一时间中国大地上职业女性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真正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从而彻底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但是，这样的解放来得太快太猛，以至于没有反应过来的反而是女性自己，随着经济地位的大幅改变，女性在对自我解放的认识上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这主要在于这样的解放并非自主的抗争，而是带有外力的推动性，以至于重男轻女的问题仍然严重。
解放过程中带有的越俎代庖和片面强调女性承担男性社会义务的情况，导致这一时期妇女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空虚和迷茫，往往无法了解表现自己独立性的姿态到底应该是怎样。 随着计划生育的普遍开展与教育的发展，更多人真正的摆脱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两性更加趋近平等。
据统计，2001年，中国妇女劳动力对中国GDP的贡献已超过40%，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到2000年，中国的女专业技术人员已达1.1亿多人，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0.6%。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2003年3月3日在出席联合国妇女地位委会第47届会议时发言时宣布，女性在中国互联网用户总人数中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12.3%上升到2002年的40.7%。
一项调查还显示，按照目前国际通用衡量女性地位的6项指标（对待男、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年入学比例；男女就业比例；女性在高尚职业中的比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个人财产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例），虽然中国排名并不在前列，而且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目前各行业处于高层位置的仍以男性为多，但在以中国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言，不仅远过日本、韩国，也比大洋彼岸的美国更为优越。
这数据已充分表明，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之快，地位之高，在世界上更是名列前茅。同时表明，在今后社会发展中，中国的妇女们正在以其智慧的头脑赢得“半边天”制造“阴盛阳衰”。
然而，在农村的女性地位仍然不容乐观，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同等的家庭条件下，一般仍然选取男性接受教育，然而，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遥远的明天，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完善的解决。

9. 当今女性地位有哪些变化变化

到了现代社会，女权运动的发起和社会的变革，才慢慢将女性的权益解放出来。她们可以接受教育，可以选择自由的婚姻，可以参与社会分工，奉行一夫一妻制度。女性的地位渐渐与男性齐平，在经济与精神上获得独立。

然而，女性最大的禁锢，还是最原始的“生育”方面。

由于女人天性就是为人母，这种上天赋予的功能，是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直至当今社会，生育仍然是女人面对各种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尽管提倡男女平等，而的确我们也做到了。可是，在很多时候，男女之间依旧是被“不平等”的绳索牵引着。生儿育女的天职仍旧是女人的责任，我们无法抛除这个现实因素。

首先，女人被适婚年龄约束。在生理上，女人生育的黄金年龄在24岁至35岁之间，到了一定年龄，被催婚、催生的大有人在，虽然没有古代社会那般苛刻，但是也是造成女性心理负担的一个方面。

其次，女人要承担相夫教子的职责。相夫教子，被誉为是一种“妇德”，意思是培养有才华的孩子，帮助丈夫成才。从古自今，这种观念仍然牢牢地存在，因为古代中国主要以农耕为主，男耕女织，女人主要是在家相夫教子，伺候公婆。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就是母亲负责。

最后，女人是弱势群体，歧视依然存在。身体结构决定女人比男人弱，无论从力气还是精力。许多难熬的职业，都是男性的身影，如警察、工人、运动员等，而在同一领域，男性比例也普遍高于女性，尤其是高层职位。女人还要面临结婚生子，这些都是让女人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的重要原因。

如何看待女性生育赋能

尽管我们说女性与男性一样有能力，但是从根本上我们还是认为女性是需要保护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用强硬的态度去驳斥，而是理性地看待。

女人的伟大，除了体现在男女权益的平等，还有我们独有的生育天赋。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理应顺应天和，男女有别，各自分工，这才是最好的平衡状态。

“女子无才便是德”，被很多人误会了是贬低女性的话，其实它的意义，是指“女子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不张扬，不外露，不在人面前显摆，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是一种谦卑的表现。”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德行。

而女性的伟大，也不仅只有在职场上发光发热的战斗，家庭妇女也是伟大的角色。正是她们默默无闻的付出，才能使丈夫在外面安心的劳动工作；也正是她们的任劳任怨，才为家庭培养了下一代。

贤妻良母，是伟大的身份，母亲最大的价值，是承传了家道、家风，教育孩子懂得做人的道理，把子女培养成人才。厚德载物，这是一种伟大的德行。

琴瑟和弦，鸾凤和鸣。女人需要得到尊重，得到爱护，得到公平的对待。无论社会如何变迁，男女和谐，家庭和睦，才能让这个社会更加美好，让下一代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