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昌祯在研究婚姻法之前主要专注于

① 修改新婚姻法的专家有哪些

婚姻法做了以下修改：

总的来说，新婚姻法第一加大了对重婚等行为遏制力度；第二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第三规定了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第四规定夫妻婚姻存续期工资应共有；第五严厉禁止实施家庭暴力犯罪。 一、新婚姻法在总则中增加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将法律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二、在法律责任一章，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对重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新修改的婚姻法与以前的婚姻法相比，增设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修改后的婚姻法还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四、新修改的婚姻法确立了离婚的过错赔偿原则。今后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原因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五、新修改的婚姻法确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除婚姻法另有规定以外的继承或赠予所得的财产等，归夫妻共同所有。 六、修改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② 哪有婚姻法中关于遗弃问题的论文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1-05 16:25:00 ] 作者：佚名 编辑：studa9ngns [摘要]：男女两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财产权利，但事实上女性的财产权利却是离婚过程中的一个脆弱环节，究竟哪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了女性的财产权利？本文从法律视角和社会性别视角对《婚姻法》修正案实施后全国财产分割标的最大的一起离婚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试图挖掘司法实践中妨碍女性取得公正判决结果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女性权利/社会性别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民营经济队伍日益壮大，其夫妻财产关系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夫妻共同财产在数量、种类、结构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夫妻一方在离婚时，私自处分共同财产，侵占另一方的财产权益创造了条件。《婚姻法》修正案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匿、转移、变卖、毁损，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匿、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隐匿与转移？女方对男方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质证为何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在离婚诉讼过程案中究竟哪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因素影响女性的财产权利？这是《婚姻法》修正案自2001年4月实施以来遇到的新问题，也是迫切需要回答解决的问题。

夫妻财产制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及相关问题的法律制度。包括夫妻婚前财产、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夫妻债务的清偿、共同生活费的负担；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内容。在夫妻财产制的诸多内容中，最重要的核心内容是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

2001年4月中国实施的《婚姻法》修正案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制度，即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法律虽然规定了夫妻财产权利平等，但事实上很多妇女的财产权利都成为离婚过程中的脆弱环节。金一虹通过对法院365份卷宗和个案分析发现，房产分割，女性处于明显劣势；子女抚养，重负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生产经营性资料和经营权的争夺，女性极难获胜；妇女对共同财产的主张常得不到支持；女方因种种原因放弃了应享权益，在放弃权益的前提发生变化后，常常得不到相应权利（金一虹，2002）。

在离婚夫妻财产分割中，最能充分体现两性权力关系的本质以及他们对家庭财产的实际占有、处分的权力分配。因此，本研究选择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胡海英诉李钟鸣离婚案，作为新婚姻法颁布实施后中国大陆最大一起财产纠纷离婚案，胡海英离婚案曾经引起广泛关注。2001年4月20日，胡海英向有管辖权的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要求解除和李钟鸣的婚姻关系，抚养女儿，并依法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2001年11月13日，南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婚生女随李钟鸣生活，胡海英每月负担抚养费200元，一处使用面积28平方米的公产房由H 女承租居住。对双方有异议的两处火锅店、一个实业公司、三处房产、三辆车因有案外人主张权利，被判另案处理。被判两手空空的胡海英对抚养权及财产劈分提出异议，于2001年11月14日，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2年4月12日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决定中止本案审理，财产争议另案诉讼完毕后，再恢复本案审理。2002年5月，胡海英起诉至南岗区法院，要求依法确认哈尔滨宏鸣火锅店（宣化店、复华店）财产所有权。一审已经确认胡海英为这两家火锅店的财产所有权人，男方不服提起上诉，目前此案正在确权的二审阶段。

本研究在《婚姻法》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度的框架下，对其离婚过程中的夫妻财产分割情况进行研究，以此探讨在司法实践中有哪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妨碍女性取得公正的判决结果，女性的财产权利是怎样从法律上的平等走向事实上的不平等的。

本研究的案情分析主要基于以下材料：（1）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2001）南民一初字第2236号民事判决书；（2）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哈民一终字第184号民事裁定书；（3）巫昌祯、杨大文、陈明侠、夏吟兰、李明舜五位婚姻法专家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关于胡海英诉李钟鸣离婚一案的三点意见》；（4）胡海英的代理人黑龙江法准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词及胡海英的上诉状；（5）胡海英本人提供的关于夫妻财产的相关证据资料，包括：两个火锅店设立时的验资报告、变更注册资本登记事项档案材料、变更企业负责人登记事项档案材料、购房收据、购房合同、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机动车登记表；（6）对胡海英本人及代理律师的访谈资料。

本文仅仅是一个特殊的离婚个案研究，并不能推论大陆总体离婚财产分割状况，关于离婚妇女的财产权利基本状况，我会借用其他相关研究的数据和结论。但这个离婚个案可以深入探讨分析妇女财产权利受损的社会性别因素，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性别制度建构的规则以及关注司法实践中的性别公正问题。

二、个案简介：千万家产，胡海英为何两手空空？

胡海英与李钟鸣于1997年6月25日登记结婚，婚后与李钟鸣的父母同住一处，并于1999年7月8日生一女孩。后来夫妻关系恶化，2001年2月，胡海英和丈夫李钟鸣激烈争吵后，从家里拿走50万元现金带着年幼的女儿出走大连。随后丈夫和婆婆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家中失窃。她很快就被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从大连抓回来，塞进了拘留所。同年3月17日，哈尔滨市南岗警方以涉嫌盗窃为由将胡海英刑事拘留。4月4日，警方逮捕胡的提请被检查机关退回，胡海英被取保候审。

③ 最新婚姻法对于捉奸取证如何认定

本文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作了阐释，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然后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法理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等角度阐明在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必要性，最后，本文着重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否可以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以及违背此义务的过错方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现存的理论观点和立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的深化。[关键词]夫妻忠实义务配偶权不可诉条款法定离婚事由损害赔偿责任一．引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体和基础。夫妻和睦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而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换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家庭的和睦要求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之间必须恩爱和睦、互相忠实，这既是社会传统习惯的要求，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婚姻是一叶扁舟，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夫妻间互相忠诚、真诚配合、患难与共。幸福的婚姻使人如沐春风、甜蜜有加；不幸的婚姻让人身心憔悴、饱受创伤。婚姻需要理解和宽容；需要体贴和信任；需要爱情和忠诚；需要面包和和谐的夫妻生活。二．从法律角度定位的夫妻忠实义务及相关概述按惯例和习惯、关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又称贞操忠实义务，仅仅意味着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一〉，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不为婚外性行为，也包括夫妻之间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本文所要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即贞操忠实义务。在早期，忠实义务不是配偶双方的义务，而是强加给女方单方的义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系血统的纯正。因此，法律对于妻子贞操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失贞的妇女处置十分严厉。反之，对丈夫的通奸行为却极为宽容，使得夫妻在忠实义务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科学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人们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在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作出界定前，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从根本说是一项道德义务，甚至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⑵二是认为夫妻忠实是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义务，这实际上也是排他的权利，法律明确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旨在以立法方式端正人们的婚姻态度。⑶三是认为夫妻忠实是一项法律义务，违反此义务的配偶和第三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另一方可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申请排除障碍。⑷新婚姻法吸收了争论的成果，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规定，使其上升为法律义务，但是，我们应当明确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忠实义务与道德无关，而是我国法律所体现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治理这一问题必须做到两者的互补与和谐，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夫妻忠实义务法律性质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笔者认为，配偶权是基于夫妻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原则上这种身份权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它的义务。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伦理道德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的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中包含着义务。所以，虽然夫妻忠实义务名为“义务”，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本质上它却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是男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女方的权利；同样，是女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男方的权利。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共有的权利和义务。即丈夫有要求妻子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妻子忠实的义务，相对应而言，妻子有要求丈夫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丈夫忠实的义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权利主体，而且拘束其义务主体。一方面，它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它还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一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对配偶负有不得破坏该对配偶的贞操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配偶一方的贞操，便构成了侵害，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对忠实义务的主体的定位却不敢苟同。因为，对夫妻忠实义务而言，它的主体只可能是有夫妻关系的配偶双方，至于上述观点所表述的第二个方面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而是基于其他的规定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法律定位时，对主体的界定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主体只可能是夫妻双方，而不存在第三方，至于对有过错的第三方则要按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三、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互相忠实义务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在婚姻法修订以前，对要不要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无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就要求夫妻相互忠实，而法律没有必要另做规定。但是，法律的适用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法无规定不违法”，既然法律不规定，那么侵权的一方完全有理由依此进行反驳，而法律也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只能依靠道德或者舆论进行批判。所以，“无为说”站不住脚。（二）。“不通说”。该说认为这个规定用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部分当事人有不忠实配偶的言行，如果法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一方违背此义务，他方就有权寻求法律帮助和救济，不论是自行捉奸还是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均可能会出现一幕幕捉奸闹剧。不通说主张者本身并不否认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主张增设照顾无过错方这一原则。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体现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及追究过错方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公平和公正的理念。但是，该说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其论点和对策在法理上有矛盾。你既然主张不把忠实义务进行规定，又如何保护无过错方，如何惩罚过错方呢？这个对策没有法律依据，夫妻没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何来的过错与惩罚？（三）、“倒退说”。该说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是立法及社会道德的倒退。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后果。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非传统的两性关系正在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传统的婚姻关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如果按照“倒退说”的想法，已婚者不必忠实于配偶，完全凭感觉，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时风日下、道德评价混乱的局面。另外，此说完全没有考虑子女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可能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大的受害者。通过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看到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对此加以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规定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根本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例如“卖淫嫖娼”、“包二奶”、“包二爷”等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和社会对这种现象加以规定和管理，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其次，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一致的内在要求。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够在法律中对这一义务加以规定，从而对双方的行为加以界定，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约束。于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加以参照和遵循，当有一方违背这个义务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拒理依法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负责。这样规定就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行为的准则，在作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从而起到社会一般预防的重要作用。再次，法律对忠实义务加以规定是对配偶、子女身心健康法律保障的要求。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加以明确，就可以对配偶的身心健康提供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生活在一起，也会对后代及社会风气、道德等上层建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名实不符的。而且，对子女而言更加重要，它可以使子女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夫妻的行为也会对子女有耳濡目染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必然促进这种良好影响。最后，法律对其加以规定，为其他调整婚姻关系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依据。“法无规定不违法”，只有对其加以规定，在保护无过错方和惩罚过错方时才能作到有理有据。另外，它还可以为处理婚姻家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如离婚损害赔偿等提供法理依据。所以，新婚姻法的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立法惯例，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有其特殊的必要性。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虽然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第四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不可诉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以它来处理和解决纠纷。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条司法解释属于倡导性条款，只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告知社会，体现的是德治结果，而非法治目标。所以，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一方的权利，如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进行处罚，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在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理论研究中都要继续探索和深入。下面就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一）.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要作出明确的界定。夫妻忠实义务已经写入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并写入到总则之中，这足以表明了立法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笔者认为，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对何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把这条不可诉条款具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如何界定它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对其的定位既不能范围过大，过于笼统、概括，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操作，也不能太过狭隘、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要尽可能的能够将现实生活的现象加以总结概括。根据本文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狭义的忠实义务，就是配偶夫妻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只有夫妻配偶中的一方侵害了双方夫妻生活的专属性权利，才能根据他（她）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否则，就不能根据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除了夫妻生活义务的忠实以外，配偶一方还不能因个人原因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对另一方的人身、荣誉、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方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否则，也认定为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笔者坚持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位，至于对上述行为（广义）的处罚，应该根据其他民事法律而不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进行追究。更进一步分析，怎么界定夫妻有一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何给“忠实”进行定位。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以下几种行为确定为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对其作出谴责：一是重婚行为，包括两种即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履行法定结婚程序，事实婚姻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二是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包二奶”。三是通奸行为，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的、暂时的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四是卖淫嫖娼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对“忠实”的定义和适用要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在学理上要求明确，在法律上更应该尽量具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二）.是否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修订之前的《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后来的立法又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了几种具体的法定情形，对离婚的适用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一直没有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原来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不仅对于法官掌握判断夫妻感情已破裂标准难度极大，而且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离婚理由上，给法官以主观臆断的极好借口，往往造成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判决。针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就如何确定夫妻感情破裂规定了具体的使用标准，但是，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能否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仍在讨论中，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第四条即夫妻忠实义务为依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从这一条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不仅于此冲突，而且时机还不成熟。其次，将此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可操作性有待考证。根据婚姻家庭关系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精神看，这一问题还要的依靠德治，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最终解决，而不宜直接通过公共权力加以硬性的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他们认为如此规定的实质，是将违背忠实义务的法定离婚事由确定为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而违背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不得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不得故意先实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然后据此提出离婚。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所以，如果按前述学者观点附条件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就和该条司法解释形成冲突造成矛盾，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必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问题，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规定这一条的时机尚不成熟，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三）.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突破，此规定尽管是道德规范上升的法律规范，是倡导性条款，但法律上的“应当”用语，不仅具有必须强制执行的强制性质，而且包含了对通奸、“姘居”、“第三者插足”、“卖淫嫖娼”等婚外性行为的禁止。所以，如何在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便显得既合理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提出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阻碍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在观念上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认为对贞操这种人格上的利益实行损害赔偿，不符合国情，有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其实，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根据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实践，这样的忧虑是可以化解的，而且，如果不对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制裁，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的配偶权这种身份权，保护身份权的制度就不健全。另外，如果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还有精神赔偿，比如说，可以使用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方式。此外，对夫妻双方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法官和法律适用上都没有问题，可以判决有过错一方用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言，有个人财产的，用个人财产赔偿，没有的，可以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无过错方的赔偿，这部分财产为个人财产。另外，可以结合使用赔礼道歉等方法承担责任，而不见得仅仅使用经济赔偿一种方法。根据我国立法经验和实践，还可以规定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即可以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之一，以此来保护无过错方。由此可见，无论是离婚损害赔偿还是其他形式的损害赔偿，法律都可以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事由加以规定和实行，使得这一条款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总之，通过分析和讨论，我认为，现行《婚姻法》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总则之中，体现了立法界和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立法的进步和与国际接轨，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不可诉条款，它只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至于它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能深入到何种程度，我个人感到有些怀疑，这也是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和目的，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点作用，从而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参考文献：（1）杨遂全著：《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2）王建勋：《法律道德主义批判》、《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3）《两“家”对垒，争治“不忠”》，《北京广播电视报》2001年2月27日第二版（4）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5）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6）马忆南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7）陈丽华著：《婚姻、家庭、继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9）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厅著：《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法律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10）杨大文主编：《新婚姻法释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11）梁书文著：《婚姻法及相关条文新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13）马原主编：《新婚姻法诠释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14）蒋月著：《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

④ 巫昌祯的主要事迹

学习与从教的坎坷经历
1949年10月1日，巫昌祯和她未来的丈夫庚以泰，走在了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中，庚以泰还是大学生队伍的总指挥。当毛主席喊出“人民万岁”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欢乐的人群顿时沸腾了，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巫昌祯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
1948年9月，巫昌祯从江苏南京北上，庚以泰从河北唐山进京，他们一道考入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学院。学习结束后，他们双双进入新成立的由谢觉哉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和终身携手的伴侣。1954年，他们以新中国第一届法律系大学生的身份毕业。由于建国初期院校创建、调整的原因，4年大学念成了6年。告别学生时代，他们一道走进了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双双登上讲台，巫昌祯教民法，庚以泰教刑事诉讼法。
然而，此时极左思潮开始涌动，个人命运只能随波逐流。1958年，民法教研室被撤销，巫昌祯改教毛泽东著作和古汉语等课程，不久“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大好年华从此蹉跎。
70年代初，在一片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中，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被整体下放到安徽劳动，一年后就地解散。庚以泰被分在安徽省公安厅工作，巫昌祯回到北京留守，照顾幼小的孩子们。因为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她只好提前退休了。当时，她只有40多岁。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建。那纸退休令被撤销，巫昌祯在离开心爱的讲台数年后，又满怀激情地重新登临，“ 叹韶光过尽，功名未就，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此时，庚以泰已调回北京工作，进入中央民族大学，他是满族人，从此在少数民族法学领域耕耘努力。
几十年间，他们都有机会离开讲台。上世纪50年代参加民法典起草的时候，见她整理材料既快又好，全国人大很想让她留在机关工作；80年代第一次修改完婚姻法后，全国妇联也有意把巫昌祯留住，请她出任中华妇女干校(中华女子学院前身)的领导工作，她委婉地回绝说：“做行政，我不行。”庚教授也一样，80年代初，北京市高级法院一位熟悉他的老院长曾热情邀他去法院工作，但他婉言谢绝，依旧留恋在讲台上。他们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在日本，兼职做法学教师，大儿媳从事法律职业。小儿子也是学法律的，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只有女儿从事金融工作，与法律没关系。
亲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
巫昌祯一生中亲历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1955年，她参与了民法典的起草，到1957年起草小组解散，当时共起草了五百多条。参与起草的有法学大家芮沐、佟柔、杨怀英等人，巫昌祯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外宾来中国，老问中国有没有法律，法律起草成为新中国很紧迫的任务，而民法又是备受关注的。起草工作很艰难，旧中国的民法典被废弃不用，而其他国家的民法典在国内还很难见到。于是多方搜集，看看英、美、法等国家的民法是怎样的，共收集了十几本资料，然后按项目分解组织起草。
资料的缺乏还不是最难克服的，更难克服的是当时的政治观念。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民法一定要服从政治，不能出现 “私”字，不能出现“债”字，起草起来顾虑很多。比如总则如何写就是个大问题，而“买卖合同”、“所有制”都是难点。为了不提“私有制”，就把所有制规定为“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规定“农村宅基地、房屋可以个人所有 ”，而“汽车不允许个人所有”。同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相比较，许多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世纪6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民法典的第二次起草工作，由史怀璧、孙雅明、朱世平等人牵头。但当时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起草工作始终处于讨论阶段，很快就不了了之。
1978年，婚姻法的修改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有起草民法典的经历，政法大学派巫昌祯参加。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是新中国的法律头生子，自然备受关注。这边刚刚参加婚姻法修改小组工作，那边民法通则的起草也启动了，也想让她参加。因为与婚姻法有约在先，她便对民法通则说了对不起。这次参与立法的经历，成了她学术道路上的分水岭。此后，她把研究和教学的重心转移深入到了婚姻法。
上世纪90年代初，为迎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全国人大制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规划。巫昌祯任起草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寒暑更迭3个轮回后，这部法律于1992年提前问世。此外，她还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起草工作。
1997年，婚姻法第二次修改。巫昌祯参加了民政部的专家组，又成为人大法工委立法小组的专家。修改稿第一稿出来后，巫昌祯随全国人大去广东进行执法检查，深圳一家报纸的记者随行采访。调查发现，广东地区婚外性关系比较严重，在记者问到婚姻法如何应对这种情形时，巫教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夫妻应互相忠实，有过错就要付出代价，无过错方可以请求赔偿。”记者在报道时，却出现了她“主张处罚第三者”的字句，一时间说她“保守”、“倒退”的声音高涨，但这不是巫昌祯的本意。她并不为一时的舆论倾向所动，仍赞同并坚持把“夫妻相互忠实”、“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损害赔偿制度”等内容写进了修改后的婚姻法。
接着，巫昌祯全情投入了计划生育法的起草。但这部法律的起草很困难，最终也未能完成。当时的顾虑包括“一胎化 ”能不能提，一旦把“一胎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将来出现大量的“两胎”现象怎么办？也考虑过在法律上规定“两胎” ，但也有许多隐患。这部法律起草了三次，最终不得不放下。
而最近的一次，是2003年1月，巫昌祯参与民法典编撰。民法典的起草是构建国家法律体系的系统工程，是非常繁重的一项任务。它的起草修改至今仍在进行，巫昌祯期盼着它的早日通过并付诸实行。
见证中国妇女地位的逐步提高
在上世纪80年代，经常有陌生妇女敲开巫昌祯家的门，“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巫教授替她做主。原因是丈夫做了陈世美，抛弃了她，而她不肯离婚，死也不离婚，离了婚就去死，法院却判决离婚，求巫教授为她申冤。巫昌祯只好解释，自己只是一名大学教授，只有反映意见和进行监督的权利，不能干预司法办案。有的妇女不理解，你巫教授这样的大名人还管不了我一个小小的离婚案？
而后来，这样上门求助的妇女越来越少。我国妇女普遍接受了“夫妻感情破裂就应该离婚”的观念，可以接受离婚的现实了。当然，这也是因为社会大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转变。
但损害妇女权益的状况依然严重，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也任重道远，包括人们的观念也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妻子有了外遇，就是“红杏出墙”，就是“破鞋”、“贱货”，就是丈夫的奇耻大辱，丈夫就“戴了绿帽子”；而丈夫有外遇，社会舆论的谴责就宽松得多，甚至还被某些人认为是“有本事”，也没听说妻子戴什么“帽子”。妇女被强奸，会被周围舆论冷嘲热讽，受害者再次蒙受羞辱，最终选择了轻生；有的妇女为抗拒强奸跳楼自杀而死或被摔成重残，这样的人间悲剧的制造者，除了犯罪分子，还有人们的思想观念。巫昌祯认为，法律的保护是一个重要方面，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保护妇女权益的重要内容。
法律武器保护妇女权益
在经济多元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下降，从属和依赖于男性。在婚姻生活中，妇女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在五十多年的法律生涯中，巫昌祯始终关注着妇女权益的保护，对社会上出现的“包二奶”、重婚、“第三者”插足、家庭暴力增多等现象，身兼全国妇联执委、北京市妇联副主席的巫昌祯站出来进行强烈抨击。经常有妇女去找她，向她哭诉不幸的婚姻生活。她更多的是感到要用法律来保障在婚姻中权利受害者：“婚姻法的修改势在必行，必须加大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力度。”
晚年投入公益活动
巫昌祯教授晚年热心投入到30多项社会公益活动中。上世纪80年代，巫昌祯就领导创办了专打公益诉讼的第八律师事务所，开了中国公益诉讼的先河。巫昌祯参加社会活动也坚持公益性，上到最高法，下到居委会，请她讲课她都讲，但从不收费。

⑤ 关于第三者的法律法规（请专业人士回答，2小时内选答案）谢谢！

9．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与自己配偶重婚、同居的第三者提起民事诉讼或者以自己配偶和第三者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第三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42009

应负的责任——关于婚姻法修改系列述评之四

本报记者吴兢柳晓森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婚姻法被称为“软法”。而婚姻法的“软”并不是它缺乏硬性的规定，而是它就算有“不许”、“不得”等禁止性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惩处后果，一些条文形同虚设。

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宝剑”，对一部法律至关重要。它是一部法律最迫切的需要、最有力的威慑、最强劲的保障，是一部法律真正完善的标志。“软法”如今变“硬”了！在本次婚姻法修改中，针对当今婚姻家庭关系中存在的家庭暴力、虐待、遗弃、重婚、侵害配偶财产权益和第三人合法债权等行为，新增了整整一个章节的“法律责任”，被誉为“中国婚姻法的一个创举”。一位社会学家说，它更明确地提醒我们的公民：婚姻的责任，是不可逃避的。

在这一章中，第三者的法律责任、离婚赔偿责任、假离婚真逃债等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第三者———应否承担法律责任？

法律是否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呢？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刑事责任；二是民事责任。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三者除非犯了重婚罪，否则是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里，我们暂不多论第三者的刑事责任问题，而主要来探讨一下与婚姻法修改密切相关的民事责任问题。

婚姻法修改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因一方重婚、实施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或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失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对于因重婚导致的离婚，无过失方能否向“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呢？

一些人认为，无过失方不但有权向构成重婚罪的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而且也应该有权向未构成重婚罪的第三者要求赔偿。因为第三者插足实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它违背了《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有关保护婚姻家庭关系方面的法律规定，对合法婚姻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

一些人则认为，第三者插足属于道德范畴，法律不应管也管不了婚外情。如果法律对道德过度干预，就会偏离法治的精神。

一位资深律师不无忧虑地告诉记者，如果追究第三者的法律责任，将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隐私权的随意践踏、私人侦探行业的兴起等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王胜明，是承担修改婚姻法具体工作的负责人。他说，法律是否要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必须先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法律如何界定“第三者”。与夫妻一方有较为密切关系的是否就是第三者？街头巷议的第三者是一个社会现象，法律上至今并未对其作出规定。男女异性一起出去喝喝茶、看看电影、吃顿饭，这算不算第三者？是否发生一次性行为就是第三者？

其次，应该弄清楚第三者是不是一定有过错？过错到底有多大？有的第三者是玩弄异性；有的却也是重婚罪的受害者，本身并无过错……王胜明说：“从现实生活中来看，第三者的情况非常复杂，对第三者的认定较为困难，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规定，需要听取更多人的意见，进一步认真进行研究。”

那么，婚姻法是否要用“责任”套住“第三者”呢？我们拭目以待。

离婚———无过失方可要求赔偿

在草案“法律责任”这一章中，第四十七条关于离婚赔偿责任的规定受到了最多的关注。按照这一条规定，因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4种情形导致离婚的，无过失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这一条规定，几乎得到了一致认可。

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女士，研究婚姻法已有20余年了。她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东北一对夫妇，生有两个孩子。不幸的是，丈夫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对妻子拳脚相加。妻子忍了一次又一次，忍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忍无可忍向法院要求离婚。法院将两个孩子判给母亲抚养，并本着“在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处理原则，将财产的绝大多数，包括房子，判给了母亲一方。

一年后，这位母亲长胖了，变得愉快而自信：“现在我有足够的能力抚养好孩子和平静地生活。”

巫教授说：“在离婚时，财产分割对于弱小的妇女一方相当重要。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孩子判给母亲抚养的比例高达80％。所以，从司法部门现行的‘在财产分割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处理原则，到如今婚姻法修改明确提出的离婚过错赔偿制度，是一个巨大的、令人高兴的飞跃。”

在赞同婚姻法修改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同时，巫教授认为这条规定还存在不足：只列举了4种可以提起损害赔偿的过错情况，范围相对太窄了。

她说，婚姻法修改草案第四条规定：“禁止重婚和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重婚者，不但要受到刑法制裁，而且在离婚时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姘居等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所造成的离婚，无过失方却不能要求损害赔偿。这未免太不公平。所以，她建议将第四十七条改为原则一些的规定：“一方因重大过错而造成离婚的，无过错方有要求赔偿的权利。”同时用司法解释对“重大过错”予以认定：重婚；姘居；通奸，情节恶劣的；遗弃；虐待；其他家庭暴力。

巫教授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但也有一些人反对扩大过错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吴晓芳认为，如果按照某些专家的观点，婚外性行为就算“过错”，就可以“索赔”，那么，我国的婚姻法在世界上恐怕就要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严厉了。她认为，感情问题是很复杂的。夫妻的相互忠贞应属私人契约，法律管不了、也不应该管人们的思想和感情。

假离婚真逃债———此路不通

如果说几年前“假离婚真逃债”还鲜为人知的话，如今这类现象已不再是新闻。

山东省的张某欠一公司原料款13万元。法院多次通知张某履行债务，张某就是赖着不还钱。等到法院执行人员到张某家中扣押财产时，张某的妻子却堂而皇之拿出一份盖有人民法院大印的离婚调解书，声称家中所有财产都归她和孩子所有；要钱，直接去找张某本人要。

这正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假离婚逃避债务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助审员韩延斌说，像这样的假离婚真逃债的案例，近年来呈逐步上升趋势。债务人往往将所有财产归另一方或子女所有，而将所有债务都由自己一人承担，造成了他自己欠债却没有一分财产可供执行的被动局面，致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假离婚、真逃债，不但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法律的严肃和公正，危害甚大。针对假离婚真逃债的猖獗，本次婚姻法修改在第四十八条特作出专门规定：“夫妻对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的约定，逃避债务的，该约定无效。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约定无效。”韩延斌说，这一条规定正是针对夫妻利用对婚前和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进行约定，以逃避债务的制裁规定。把它特别规定在婚姻法中，可以有效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假借约定或离婚而侵害债权人合法债权的问题，以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合法有序的交易关系。

《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0日第十一版)

http://www.wsjk.com.cn/gb/paper7/5/class000700002/
http://www.wsjk.com.cn/gb/paper7/5/class000700002/hwz55557.htm

⑥ 巫昌祯教授的《我与婚姻法》的出版时间是什么时候！急！

2001年6月1日第一版

⑦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步基本法律

1950年4月13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婚姻法通过颁布。
－－废除强迫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权利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短短几行字句，阐明了新中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也从法律上宣告了一种旧制度的灭亡和一种新体制的诞生。这些基本精神至今仍是我们婚姻法中的精髓。

从此，我国婚姻家庭的面貌日新月异。1957年的统计，全国有90％的家庭，开始实行婚姻自由、自主，100多万个旧制度下建立的不幸家庭宣告解体。

“让中国人民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得到了解放，这就是第一部婚姻法完成的神圣使命”，巫教授的评述简炼而深刻。

1950年婚姻法：废旧立新的革命性标志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要素，治理国家先要治理好家庭秩序，安定社会首先要安定家庭”。

在中国政法大学一座半旧红砖楼的单元房里，巫教授一语中的。

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但千百年来腐朽、落后和摧残人性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依然广泛流行，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沉重锁链，也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不废除这些旧的制度，就无法开始新的生活，无法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巫教授说，党和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时刻，首先把家庭婚姻领域的废旧立新提上日程。
1980年婚姻法：拨乱反正、回归法制轨道的迫切需要

十年“文革”给整个国家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破坏，民主和法制建设遭到无情践踏，婚姻家庭领域也无可避免地遭到波及。许多公民在婚姻家庭方面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一些被废除的陈规陋习死灰复燃。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十分普遍。

亲历这次婚姻法修改的巫教授认为，1980年修改婚姻法，“是拨乱反正、加强婚姻家庭关系调整的迫切需求，也是保障公民权益、维护法律威严的必然选择。它使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在经历了重大曲折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这次修法，再次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定，同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增加了保护老人合法权益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

“那时，计划生育已经被列为基本国策，普遍推行贯彻，作为婚姻家庭关系基本法律的婚姻法当然要体现这点。”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次修法，使我国的婚姻家庭秩序重新回到法制轨道。”

2001婚姻法：新体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保证

毫无疑问，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连带引起的社会变化可说是前所未有，因此引发和积累的家庭婚姻领域的新问题也更为复杂、多样，所以本次婚姻法的修订显得力度更大、调整更多。

巫教授认为，虽然一些方面还有待完善，但这次修改迈出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婚姻家庭立法的可喜一步，可以说是新世纪婚姻家庭立法的新篇章。

她将新婚姻法的“新”归纳为5点。

首先是依据宪法精神，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建设方向。如在第4条新加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在道德上是一种倡导，在法律上是一种宣言。

第二，强化了5项基本原则，有针对性地补充了禁止条款。如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等。

第三，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以往立法的空白，保证了法律的威严和严肃性。

第四，设立了离婚过错赔偿制，加大了对破坏婚姻家庭行为的制裁力度。

巫昌祯说，这些都是针对近些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破坏婚姻家庭、造成社会家庭矛盾的各种不良倾向而设立的。

最后，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充实了薄弱环节。巫教授说，这在过去很多年也许没引起重视，因为家庭财产的数量和种类都有十分有限。但随着经济的发达，体制的变革，家庭财产越来越多已是大势所趋，离婚案件中争议最多最大的也往往是财产分割问题。这次修改使夫妻财产的规定更加细致、具体，便于操作。

“应该说，这次修改最突出的特点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家庭婚姻的各种新形态、新问题，保证新体制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巩固和发展。”

与巫教授一起回顾50多年我国婚姻法走过的历程，清晰地体会到一部婚姻法对国计民生具有的意义，也鲜明地映照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

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每个家庭的幸福和美满加起来，就是全社会、全民族的力量所在，追求所在。“家和国睦万事兴”，而要实现这点，道德的规范和法制的健全，缺一不可。

⑧ 巫昌贞老师什么时候开始从民法转到婚姻法研究的

个人履历
1955年曾参与《民法》起草。
1979年、1997年两次参与《婚姻法》修版改。
1989年参与《妇女权权益保障法》起草，任起草小组副组长。
2002年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专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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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找度娘，在这里没有人会愿意帮你写论文的。网络里面多的是，自己找下然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就差不多了，注意格式，其他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⑩ 巫昌祯的学术成就

1955年曾参与《民法》起草。
1979年、1997年两次参与《婚姻法》修改。
1989年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任起草小组副组长。
2002年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专家组组长。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四十年（上） 政法论坛 1989年4期
中国婚姻家庭法学四十年（下） 政法论坛 1989年5期
离婚新探 中国法学 1989年2期 与夏吟兰合著
弘扬家庭美德建设文明家庭 中国法学 1996 06
中国妇女儿童的法律地位 中国法学 1984年1期 与王德意、巫昌祯合著
个体户家庭财产问题初探 政法丛刊 1988年1期 与夏吟兰合著
完善离婚制度的几点设想 法学杂志 1989年1期 与夏吟兰合著 中国婚姻法/巫昌祯主编.--3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60页
婚姻与继承法学/巫昌祯主编.--2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0,409页
新婚姻法学习读本/巫昌祯，丁露主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182页
新婚姻法百问/巫昌祯，丁露主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144页
我与婚姻法/巫昌祯著.--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35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与实证研究/巫昌祯等主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26页.--(法律法规释义系列)
新婚姻法指南/巫昌祯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88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巫昌祯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83页
婚姻与继承法学/巫昌祯主编；田岚等撰稿.--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0,397页
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问答/巫昌祯主编.--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3.5.--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