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必新行政诉讼法修改解释解读

1. 有关国家赔偿法 的文献，本人高分悬赏

1、《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主编 出版日期: 2005.7
2、《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
3、《论行政补偿制度》 作者: 夏军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
4、《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著 出版日期: 2008
5、《国家赔偿常用法律法规手册》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
6、《国家赔偿实用核心法规（第二版）》作者: 《实用核心法规系列》编写组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
7、《国家赔偿案件诉讼策略与实例点评》 作者: 胡肖华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
8、《国家赔偿指导》 作者: 江必新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
9、《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 作者: 赵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10、《向国家索赔》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
11、《立案指南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执行卷》作者: 罗书平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P.S: 其实03年之前还有一些《国家赔偿法》方面的教程，鉴于你要04年以后出版，就不再罗列了，我国的国家赔偿法1995年就开始实施了，其实在基础方面作为文献参考也不用过于拘泥于出版时间，关于2010年4月的修改也可逐步了解（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祝一切顺利。

2. 我想请问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四条的理解

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回答：“主要是建立了三个基本原版则，

首先是合法性原则。行权政执法作为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设置和实施，应该是在根据的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二是适当性的原则。在行政执法领域，也被称为相称性原则的一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各方利益，应使用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现，这样做的目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是适当的，合理的。

第三个原则相结合的教育和执行阶段。该法是让人们服从，而不是让人们违反，因此，惩罚是不是教育的目的和引导公民遵守法律的终极目标。强制行政行为的行政负担能力，实施的结果，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这样不仅可以不被滥用，还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强调效率较低和谨慎，不能形成没有行政强制，没有任何力量管理的理念。

希望可以帮到你，请采纳???

3. 行政调解

谈调解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强调法律全球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关注行政领域中的行政主体
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二者的和谐才有社会和谐的实现，因为在现代国家中，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价值不应仅仅限于控制行政权，更应该具有利用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协调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的功能，这就不能排除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一、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主要规定及其评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表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不能为了解决行政纠纷而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促成双方互相谅解；不能把调解活动作为行政诉讼的一个环节；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终结行政诉讼程序。我国这样立法的理论依据在于：①调解是以当事人享有处分权为前提的，而行政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它是法定的而非行政主体固有的职权，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行使，不存在调解的可能性； ②行政法的核心是控制行政权，行政诉讼必须裁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用调解置行政行为合法性于不顾，会导致对行政主体违法的放纵；③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天然不平等的地位，双方难以达成平等自愿的调解协议；④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存在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得相对人妥协的可能。[1]
但是，在行政诉讼中，上述这些顾虑是否存在呢？从我国审判实践来看，不适用调解作为一项原则基本得到了贯彻，主要表现在行政案件裁判方式没有采用调解方式结案或作出法律文书，但是在实践中却有很多案件有着法院的大量协调工作，这些协调工作有针对原告的，也有针对被告的，甚至有针对第三人的，法院协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行政争议。这些案件往往不是采用像维持、撤销等法定判决方式，而是在法院作好协调工作的基础上再进行判决。法院的这种协调与调解制度很相似，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于化解矛盾，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原告撤诉的比例却不断扩大。[2]在这些撤诉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而使原告申请撤诉，从而获得人民法院准许的占大多数。显然，高比例撤诉率的背后是法官所做的大量协调工作。根据上诉的理论或规定，法院的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但是，行政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商或者说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为什么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明知其行为被禁止却仍然这样做呢？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究竟有无其合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3]虽然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这种理论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是正确、科学的理论，它还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接受检验并进行发展，从而进一步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当一个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现实，不能引导现实潮流，却日益被现实所抛弃，那么其终究不是一个好理论。应当说，我国法律之所以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被告即行政主体利用其特殊地位而迫使原告即相对人放弃其合法的诉讼请求，起到用司法权来监督、控制行政权的目的。但是事实上，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未必会损害原告利益或国家公共利益，不适用调解也不一定就能够有效保护原告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
二、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理由
（一）从调解制度的目的看，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必要性
调解是我国解决诉讼纠纷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活动，与刑事诉讼（自诉案件）、民事诉讼一样，当然可以适用解决纠纷的普遍形式——调解。诉讼是处理特定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4]其目的是将争议进行平息，由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裁判，去化解争议，平息矛盾。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调解制度在各类诉讼当中都应该可以适用，当然在行政诉讼中也不例外。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人民法院的认证以及双方当事人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进行的辩论，如果行政主体意识到自己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因而在审判人员主持庭审的情况下，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主动提出撤销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要求原告撤诉，这种做法合情合理，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提倡并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的这种支持，本质上就是调解，实际上由审判员征求双方的意见并促使双方实施上述行为也是不应该禁止的。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5]而调解制度的设立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纠纷，所以二者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可以是同时存在的。
（二）从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可能性
在世界上，早有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中引入了调解制度。美国的司法审查一直是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进行，并且，在其公法领域大量存在着“诉辩交易”的传统习惯，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与相对人和解，已经不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根据美国《司法》杂志的统计，联邦法院归档的诉讼中有90%的案件并没有通过审判，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6]在我国台湾地区，其制定的《行政诉讼法》第七节以10个条文对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制度做了规定。台湾地区规定的和解制度与我国大陆地区的调解制度是类似的。它们都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都具有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的效力，都有法官的参与并对当事人的协商结果进行确认。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我国香港地区，也以行政诉讼和解称我国大陆所指的诉讼调解。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和解与调解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别被设定为诉讼上的两种不同制度，是由于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它，来为它定位的。诉讼上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议；而法院调解则是以法院为中心，以当事人合意解决争议的。[7]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审判实践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三）从我国审判实践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紧迫性
在我国，除了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外，其它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行政审判中适用调解结案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法官经过反复调解，动员可能败诉的行政机关对原告给予一定的赔偿或承诺，于是原告便“自愿”撤诉，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诉讼调解显得过于随意，并使它变化为法官手中的权力。无原则的调解和非自愿的调解是我国多年来行政诉讼撤诉率，特别是非正常撤诉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8]为规避法律，我国把这种事实上的调解成为“协商”、“协调”、“庭外做工作”等，与其让这种变相的调解、协调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对其进行规范，使其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对此，专家学者们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调解制度的适用，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其重要理由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从理论方面说，调解是解决诉讼纠纷的重要制度，尤其在我国，调解制度处理民事纠纷是我们一项优良的传统，同样适合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在许多情况下是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存在调解的基础。另外，行政争议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民事争议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行政诉讼中，借鉴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不可行的。从实践的角度说，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采取协调的方法，或做‘工作’，这种做法的本质仍是与民事诉讼的调解极为相似。与其说把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延续下去，倒不如将其规范起来，在行政诉讼中，规范地进入调解制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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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一） 行政主体对其职权有处分权是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适用的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问题，但调解的适用也应有一定的条件。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础应该是行政主体对其职权拥有处分权，否则，就没有调解的可能性。按照依法行政原则，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10]也就是说，行政主体的职权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行使，但是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在诉讼程序阶段，行政主体在法律范围内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并接受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可以的。但是，行政主体对其的职权能否处分并进行让步还要进行具体分析，要根据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案件确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如果一个行政行为是羁束性行政行为，则不应该适用调解。但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那么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调解。特别是对于像拘留、罚款等具有不同幅度的行政处罚行为。对于已由法律明确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可以进行调解。例如，法院不能对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进行调解，因为行政主体在超越职权时作出的行政行为要么不属于自己的权限范围，要么法律已经否定了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行政主体此时不具有对自己的职权作出处置或妥协的处分权，所以，法院不能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二） 合法性原则是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种监督功能和保护功能应该是统一的。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应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依法进行调解；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应该监督和促进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如果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无原则地进行调解，会既放纵了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行为，又不符合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长远利益。如果不对行政诉讼的调解加以限制，法院可能会滥用调解权，这就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合法性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在程序上要遵循法律程序，形成的调解协议不可以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该项原则的具体要求是：第一，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程序上要合法。由于法律已经确立了民事案件的调解、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以及行政赔偿案件的调解制度，这给我们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例。因此，行政诉讼中的调解程序可以借鉴上述调解的程序。例如，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进行调解或不愿意继续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就不应该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不应该久调不决，而应及时判决；等等。第二，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内容应该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调解协议是将来制作调解书的基础，而制作调解书的目的则是为了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表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予以认可。所以，调解协议的内容至关重要，必须依法制作，不得违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否则，没有调解的必要并且这种调解也应当是无效的。
（三） 对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各类行政案件中大量适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种制度，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在我国还存在现实的法律障碍，迫切需要制度创新，这就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资源作为其发展背景和理论基础，否则，这种制度并不会在我国真正建立起来。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在行政理论中找到调解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审判实践中已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学习经验，这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在我国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为顺应各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程序化、规范化趋势，在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为节省诉讼资源，方便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解决行政纠纷，我国应合理建构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1] 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张树义：《中国行政诉讼法学》，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于安、江必新、郑淑娜：《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2] 杨海坤、朱中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维艰的原因探悉》，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3] 沈云锁、陈先奎：《马克思主义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4] 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6] [美] J.弗尔博格、李志：《美国ADR及其对中国调解制度的启示》，载《山东法学》1994年第4期。
[7] 李浩：《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8] 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9] 王振清：《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10] 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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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诉讼法》已认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该司法解释是法律秩比规定更高的解释，法律解释，当然，优先于法规。

5. 两高出台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增加了什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3月2日正式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明确检察公益诉讼的任务、原则，规范有关诉前程序、受理程序、审理程序及裁判方式，案件类型也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基础上，增加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类型。“两高”表示，该司法解释丰富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对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透露，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依据该司法解释确定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大办案力度，继续选择生态环境和食药安全领域重点案件线索进行挂牌督办，在与国土资源部加强协作的基础上，与环保部、国家林业局、食药监等部委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不断取得新成效。

6. 行政许可法规定哪些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您好！ 最高法院出台了行政许可法的司法解释。

该司法解释具体包括如下九个问题：一是查阅权诉讼的原告范围及判决方式问题；二是以各类通知为典型的过程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三是多阶段许可及统一办理行政许可的适格被告问题；四是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度问题；五是新旧法的选择适用问题；六是被告逾期举证的处理方式问题；七是不予许可决定案件的判决方式问题；八是多因一果的赔偿责任问题；九是行政补偿诉讼的时机、标准和程序问题。
按照该司法解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仅可以起诉受行政许可法规范的各类行政行为，还可以起诉事实上具有最终性的过程行为、上级机关批准行为、下级机关初审行为。另外，该司法解释还增加了两种新的诉讼类型：补偿诉讼和查阅权诉讼。
该司法解释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未公开行政许可决定或者未提供行政许可监督检查记录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条款中的“合法权益”主要限于人身权、财产权以及与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其他权益，并不包括单纯的知情权在内。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查阅权诉讼是新类型的行政案件，其判决方式亦有必要加以明确。按照《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被告拒绝公开本应公开的行政许可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责令被告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向原告公开。据此，司法解释规定：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原告查阅行政许可决定及有关档案材料或者监督检查记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在法定或者合理期限内准予原告查阅。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最为倚重的一种管理方式，其重要性远非其他方式可及。为了让行政审判更好地发挥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功能，在司法政策上重视行政许可，针对其制定专门的解释性规则大有必要。
希望以上解释能够帮到您。谢谢阅读！

7. 求一本书：江必新 《强制执行法 理论与实务》 法制社2014年版 pdf

这个法定期限是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期限3个月，过了这个期限，既没申请版复议，又没起诉权，行政行为取得确定力。诉讼法44条和复议法第21条有规定诉讼和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二者不存在冲突，不停止执行，不包括依法强制执行或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条文理解与实务指南，江必新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8. 新行政诉讼法宗旨的变化从哪体现出来

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获得通过。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第一次修改。借用一下笔者敬仰的、参与此次修改的资深行政审判法官李广宇的描述：“这24年来的共同关注，的确不得不在今天心动。一部法律的修改，会牵动真正热爱她的人的心，而行诉法的修改，于我而言，就好像看着心爱的人去整容，不知道出来的模样会怎样，期待、忐忑、激动、担忧，甚至告诉自己，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即使毁容，我依然可以接受，因为我深爱她。感谢每一个为这部法律修改付出心血的人，感谢每一个和我一样曾经或者正在为中国的行政审判付出心血的人。24年是一个人整个的青春年华，有多少人手捧着这部法律慢慢变老；24年又如白驹过隙，行政诉讼还年轻得一如待放的花蕾。路正长，夜未央……”

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话题，已争论了十余年，期间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也组织过若干次调研。在社会各界的修改建议中，有推倒重来的“大改”
，有大刀阔斧的“中改”，也有修修补补的“小改”，期间经过了一些大起大落。我最担心的是“小改”，“小改”还不如不改。修改问题真正提到议事日程，要从2013年12月算起，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历经了三次审议和两次公开征求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恰逢其时，借助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东风，将《决定》法治理念的精髓贯穿于始终。江必新大法官说，这是一次“大改”，零票反对，高票通过。

新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讲的是立法宗旨或者说是立法目的，说起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这是整部法律的灵魂和精髓。我们先看一下新旧行政诉讼法有关条文及修正草案意见的前后变化。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一)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新行政诉讼法最终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对比立法目的修改的前后变化，可以看出立法机关对于行政诉讼法立法宗旨的修正是非常重视和审慎的，使我们清楚了立法机关对于有关立法目的思路调整的过程，可以归纳为最终方案的一修改、一增加和一删除。

首先，第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将“正确”二字修正为“公正”。什么是“正确”的要求，这基本属于政治概念的范畴，更多地体现了语言的政策导向；而“公正”则是法律用语，司法公正是让民众相信法律权威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我们最需要的。正如《决定》所指出的：“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正确”的不一定是“公正”的，“公正”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其次，增加了“化解行政争议”的表述。这一点是草案二稿新增加的，吸收了社会大众的意见。有人可能认为，行政诉讼本身就是解决行政争议的，还用多此一举吗？不要忘记，长期以来，许多地方的行政裁判流于形式，大多在程序问题上空转，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马怀德就认为，解决争议才是人民法院的根本任务。行政诉讼的功能只能通过解决行政争议来实现，也只有彻底解决了行政争议，行政诉讼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所以，这一要求在新法的种种制度设计上，在修正案具体条款中无不得到了充分体现。不过，这一要求可不只是立法目的而已，它也对法院和法官的审判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能不能实现官民和谐。

最后，删除了“维护”二字。为什么要用“维护”二字，可能有当时的立法考虑。我们的行政机关法治意识还不太强，自觉接受司法监督的意识还比较欠缺，还不习惯于司法监督；司法审查有双重功能，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立法时更容易通过等等。那么到底应该是“维护”呢，还是“监督”呢？原来领导讲话中，一度用的是“维护与监督并重”，但我们很难左右逢源。站在行政机关的角度，一直强调的是大局观念，要把“维护”放在第一位。这也是当前行政机关败诉率一路走低的主要原因，由十多年前的百分之三十以上骤降到如今的不到百分之十。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具有公定力，就推定为合法有效的，我们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目的还应当是监督行政权的行使。所以，这次修法删除了“维护”二字，可以说是“正本清源”。

9. 规章授权组织的诉讼主体资格

在授权范围内，可以作为行政诉讼主体，超出授权乏味，授权单位做诉讼主体

10. B为啥不对.复议不作为，不是两地法院都有管辖权吗

依据2015年修订生效的《行政诉讼法》第18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此处“经复议的案件”是否包括复议机关不作为案件？换言之，如果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或者受理之后不作出复议决定时，如何确定地域管辖法院？

结论：

复议不作为案件应该适用普通地域管辖规则，也即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而不适用“经复议的案件”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则。

解析：

这是因为，在原《行政诉讼法》中，本条规定的内容原本是经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但是在修订《行政诉讼法》过程中，“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这一表述被删除，变成了现在的表述，即只要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也可以管辖。

这里产生的争议是，“经复议的案件”是否包括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或受理后不作出复议决定的复议不作为案件？答案是不包括。因为在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对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的权威解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P57），明确表示当时之所以删除“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表述，是考虑到《行政诉讼法》修订后无论复议机关改变还是维持原行政行为，都要作为被告，因此没有必要在管辖问题上对复议决定是改变还是维持加以区别。可见，立法者当时修法的本意就是将复议维持的情形纳入特殊地域管辖规则，并没有将复议不作为纳入。

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编撰的《行政诉讼法》解读中（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P71），同样也是讲复议维持与复议改变两种类型纳入特殊地域管辖规则中，也没有将复议不作为案件纳入。

可见，无论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没有将复议不作为案件纳入“经复议的案件”来确定地域管辖。复议不作为案件应该按照普通地域管辖规则“原告就被告”来确定地域管辖法院，如果起诉原机关的行政行为，就由原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如果起诉复议机关的不作为，就由复议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