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民事诉讼法

① 《外国民事诉讼法新发展》读后感，在线等

读后感的写法
当人们读到一则材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往往会由此及彼地联想到生活中的许多人和事,而产生一些感触、联想和体会,把这些感受行之于文,便是读后感.读后感写作训练是把范文讲读和写作训练两个环节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阅读和写作综合训练的一个重要途径.
下面就从读后感的内容和结构两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读是基础.读后感包括“读和感”两个部分.“读”是“感”的基础,“感”因“读”而触发,没有“读”也就无所谓“感”,所以读和感要求首先要精读原作,准确全面地把握原作写作意图和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意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原作恰当的引述.为下面的“感”酝酿情感,使“感”有坚定的基础,这样不但有助于立论的确立,而且本身就是为立论服务的一个有力的论据.离开了对原文思想核心的理解和掌握,读后感就成了空中楼阁,而缺乏高度的语言组织和概括能力,写作时往往陷入对原文冗长的复述而喧宾夺主,对原文照抄照搬,面面俱到,则是学生写读后感的通病
其次,感是核心.这里的感,既不是离开原文的空发议论,也不是对原作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作者在原作思想观念的启迪下产生的新的观念,是心灵的闪光,是认识的飞跃.一般地说,读后感的“感”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通过对原文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来表现作者认识的深化.例如第四册课本中的练习,对何其芳《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这首诗写读后感,就只要引原作要旨并加以阐发.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在原作思想内容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新的观点.例如《多好的草地也会有瘦马》一文反映的是实际生活中哲理性的现象.从本文体现的普遍原理出发,可以获得关于人才问题的新的认识.即优越的条件能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成才机会,良好的环境也必将对一个人的成才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努力,对良好的环境不加以利用,客观条件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不论是对原作思想内容的进一步阐释,还是在原作思想内容的基础上产生新的观念,都必须体现作者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和深化,力求新颖别致,切忌蜻蜓点水,不深不透,这样才算真有所感,感到了实处.

② 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适用

当一个民事案件中具备任何一个要素，即（1）作为纠纷主体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2）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法律事实在国外；（3）当事人争议的财产在国外，就是涉外民事诉讼案件。对于审理涉外民事诉讼案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基本准则。
审理国内民事案件只能适用我国的法律。但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则存在选择适用其他国家法律的问题。选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择适用程序法，二是选择适用实体法。
就程序法而言，《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概括地说，选择适用程序法应原则上应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其他编的有关规定，例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和调解原则等。但如果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中有有关程序的特殊规定时，则须首先选择适用该项国际条约。称为“信守国际条约原则”当然，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另外应注意的是对证据分配规则如何处理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如果证据分配规则规定于程序法中，则当事人不能选择适用；如果规定于实体法中，则可以适用，而不必排除适用。不能因为涉及证据分配规则就认为属于程序法问题，从而错误地认为应当一律选择适用我国程序法的规定。
从整体上适用法律而言，定性问题、管辖权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则是每一个涉外案件都必须加以解决，并应在判决书中明确回答的问题。下面分别叙述：
一、定性问题
当一个自然人、法人甚至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向中国法院提起民商事诉讼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定性问题，也就是国际私法中所谓识别问题，亦即给案件确定一个案由。因此，首先根据定性将案件正确地归类到合适的法律领域，从而寻找和适用正确的管辖权规则、冲突法规则和实体法规则。对于一个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定性，由于案件总是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域，而不同法域对同一事实的定性往往不同，用不同法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进行定性的结果往往不一样。从司法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一般适用法院地法定性，我国法院亦是如此；但有些法律行为和事实可能同时符合两种法律规范的条件，即存在所谓法规竞合的情况，常见的有合同与侵权的竞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既可以提起合同之诉，也可以提起侵权之诉，一般情况下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即应根据当事人提起的诉因来识别，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〇〇七年八月八日起施行)规定，当事人只能用明示方式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时间点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
二、管辖权问题
管理权问题就是我国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一起涉外民商事案件时，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其解决的办法须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找出合适的行使管辖权的根据。首先，要根据案件的事实进行定性。根据案件定性所确定的特定法律关系，看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是否表明我国法院有权行使管辖权。其次，法院在决定行使管理权时，必须查明没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情况：
①不涉及外国国家或财产，因为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
②不涉及外国或国际组织的外交代表，因为外交代表享有特权与豁免。不过，对于外交代表享有的民事管辖豁免，我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两个例外：一是外交代表以私人身份进行的遗产继承的诉讼；二是外交代表在中国境内为私人利益从事公务范围以外的职业或者商业活动的诉讼。也就是说，外交代表在上述两类案件中不享有豁免权，我国法院有权行使管辖权。③当事人之间没有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因为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我国参加的一九五八年《纽约公约》，均规定有效的仲裁协议具有排除法院管辖权的效力。最后，法官要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判断我国法院是否有适当的管辖根据。
三、冲突法适用问题
冲突法就是指导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何发现法律、解释法律并将如此发现和解释的法律应用于案件。尤其前两者，即找法和释法，是冲突法的主要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审理国内案件和涉外案件时的一个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冲突规则的适用与否。审理涉外案件所适用的实体法根据必须有冲突规则的指引，除非所审理的案件属于“直接适用的法”的适用范围；而法院审理国内案件总是直接适用本国的实体法规则。因此，当法院确定某一案件为涉外案件以后，并确定依法享有管辖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适用实体法的冲突规则。一般来讲，需要依次考虑下列问题：
①考察案件是否属于某一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如果涉案双方当事人的所属国是某一国公约的缔约国，该国际条约对案件的争议点又规定了具体规则，就应该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实体法规则，不必考虑冲突规则。
②如果案件的具体争议点不属于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或者国际公约对该争议点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由此表明该国际条约不能适用于案件，就必须选择适用适当的冲突法规则。
③对于某一具体案件的争议点，若中国参加了相关的冲突法国际条约，而双方当事人所属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就必须适用该国际条约中的有关冲突规则。④如果某一冲突规范指定适用外国法，就按我国法律规定的途径查明外国法关于案件争议点的具体规定。若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就适用该规定判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若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或者无法查明，就适用中国法的相关规定，或与该案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相关规定。
⑤如果冲突法规范指定适用中国法，就应将中国法中关于该案件争议点的具体规定作为准据法；若中国法没有相关规定，或中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不管案件的外国当事人所属国是否参加了该公约）也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相关的国际惯例。由此可见，中国法院受理一起涉外民商案件以后，在选择所适用的法律时，首先，要看双方当事人所属国是否为相关国际公约的共同缔约国；其次，要根据中国法中的相关冲突规则，选择适用与案件有关或当事人选择的某一国内法规则；最后，看是否存在相关的国际惯例。这三个步骤是依次进行的，直到选择到合适的准据法为止。
以上学习探讨的仅是审理涉外民事诉讼案件法律适用的特有的规则性问题，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何发现法律、解释法律并将如此发现和解释的法律应用于案件的方法，有一些与我们先前学习的国内民事案件法律适用方法是相同的，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适用操作者一是法官 二是检察官 法律赋予其监督权
具体论点后要有鲜活的典型案例作为论据说明

③ 中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依据是什么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第一百四十二条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照本章的规定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
第一百四十四条 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四十五条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第一百四十六条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为处理。
第一百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四十八条 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第一百四十九条 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一百五十条 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

④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关于民诉法的区别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一般性差异可以说是历史过程的差异，而某些差异在孕育各自法系的母体中就已经存在，因此追溯两大法系的源头，在源流中比较分析两大法系的差异，找到彼此不同的“遗传基因”，有助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认识和把握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体制、民事诉讼理论的本质和内核。

众所周知，大陆法系的源头是古代罗马法，而英美法系则起源于日耳曼法。因此，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中也分别存在着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基因”。不仅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基本构架可以从罗马法中寻找到雏形。而且，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的大多数基本概念也都能从罗马法中寻到自己的根。例如，诉权、诉讼标的、证明责任、既判力、诉讼当事人、反诉等等。在大陆法系各国，对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来讲，言必称“罗马”就是十分自然的事。同样，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民事诉讼操作原则以及民事诉讼的观念都表现出日尔曼的血统。

公元前五世纪，罗马法最初的法律形态——十二铜表法诞生。以后，罗马法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而不断得到发展。到公元五世纪，罗马法经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安之手，形成了集罗马法之大成的罗马法大会（corpus iuris civils）。尽管以后因罗马帝国的消亡， 罗马法大全也随之暂时消失，但罗马法大全毕竟是人类法文化的精灵，因而不会真正消失。到十二世纪，经过注释法学派的注释而得到复活。前后注释法学派对罗马法的注释使罗马法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并具有其具体适用性。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当时宗教十分兴盛，教会势力发展迅速。随之，为了规制教徒的教会法也应运而生。教会在有了独自的立法权以后，便将原来的罗马法作为教会法的主体，并通过在实际中加以运用，使之更加合理化。最终形成独自的法律体系即罗马加伦法（Romanisch —Kanonisches—Eecht）。由于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张，在宗教领域里实施的罗马法便也扩张到世俗裁判领域。在德国十二世纪以前， 由于存在着各个部落，而各部落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所以，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法律规范。但随着经济圈的不断扩大，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超出了各自部落的领域。这就要求有一部超越部落界限的统一的法律规范，即适用于所有日尔曼人的法律。这使罗马法的再生有了经济基础。加之当时德国皇帝接受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自称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使罗马法的推行就有了精神基础。

十四、十五世纪期间，德国已经完成对罗马的继承。这个时期，德国所继承的罗马法不再是罗马法大全，还包括在教会法的影响下，通过后期注释法学派的注释而具有适用性的罗马法。1495年德意志帝国设立最高法院，并规定了最高法院的诉讼规则，该规则基本反映了罗马法中的诉讼原则。这些诉讼规则最终形成了德意志帝国普通法组成部分的民事诉讼法，也称为普通法民事诉讼法。不过，德国此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规范只是基本反映了罗马法的诉讼规则，还不能说是已经全面罗马法化，其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日尔曼法的要素。尽管后来德国普通法民事诉讼法随德意志帝国三十年战争而走上衰退的道路，但该民事诉讼法对以后德国近代民事诉讼法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十九世纪前半期，德国处于地方分权时期，除了当时的普通法民事诉讼法外，各州还分别制定了各自的诉讼法典。但分久必合，十九世纪中期德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法律的制定自然也要适应这种政治上的要求。1862年德国集中了当时法学界的所有精英人物，花了15年的时间，制定了在世界民事诉讼法发展史上也可以称为里程碑的近代民事诉讼法典——德国民事诉讼法。现在被视为历史的旧德国民事诉讼法与19年后诞生的德国民法典一起共同使罗马法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法国圣路易统治时代（1226—1270），罗马法也进入了法国，并对法国近代和现代民事诉讼体制的育成起了一定的作用，法国对罗马法的吸收主要是通过加伦诉讼法来实现的。而加伦诉讼法自身也吸收了罗马法中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那一部分诉讼规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加伦诉讼法可以说是经过加工的罗马诉讼法。当时，由于圣路易国王反感教会行使裁判权，因而不希望在国王所管辖的裁判所中采用教会的诉讼程序。国王便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但这种诉讼程序因过于繁琐而被社会所排斥。在这种状况下，研究罗马法的法学家们提出废除特别诉讼法，直接导人加伦诉讼法。的确，在法国以后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中，罗马法中的诉讼原则和诉讼理论被部分地保留下来。例如，罗马法中的请求权、诉讼的分类、本权诉讼和占有诉讼的区别、恢复原状之诉等等。

当然，法国对罗马法的继承远远不如德国，因为法国不象德国那样处于各部落割据的状态。虽然法国也并非高度统一，但法国王权的确立使法国的法律相对比较统一。因此，对罗马法继承的愿望就不象德国那样强烈。在诉讼制度方面，法国把罗马诉讼中的一部分引进了法国，并与法国原有的习惯法混合在一起，构成了独有的诉讼法体系。当时，法国的诉讼法学者更多地是把罗马法当做纯学术上的研究对象，而不是考虑是否全面地继承罗马法，正是因为法国没有全面继承罗马法，所以，法国法在大陆法系的地位也就不如德国法。法国法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也不如德国法那样大。法国法尽管属于罗马法系，但不是罗马法系的代表和主流。在法国诉讼法中还遗留有部分日尔曼法的因素。 除了德国、法国，罗马法也为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所继承，其民事诉讼体制具有罗马法“血统”。

尽管二十世纪初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改变了原法律体系的性质，但原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某些形式特征并没有改变，就民事诉讼体制的外貌特征和基本结构而言，依然还保留着罗马法的形态。十分巧合的是所有二十世纪初期和中期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处于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圈子内，也都没有因为其社会性质的变异而改变其内存的罗马法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社会主义法系如果按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类方法和根据，则可以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纳入大陆法系之中。

在法律的表现形式和结构上，与大陆法系完全不同的英美法系虽然与日尔曼没有地理上的联系，但却与古代日尔曼法有着血缘关系——英美法系直接发端于日尔曼法。由于日尔曼法在其历史在发展中背离了本土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丧失了在德国的进一步发展、生存的内在条件，只能作为分解了的片断而存在于欧洲大陆各国的法律之中，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

历史的发展常常富有戏剧性。日尔曼法尽管没有在本土上继续生存和延伸，但却在异国他乡生根和发展。民族的迁移将带来文化的异动。随着日尔曼各部落跨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伦三岛的同时，也把日尔曼法带到了英国。1051年罗曼王朝的建立使日尔曼法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了政治基础。因罗曼民族也属于日尔曼民族的一个分支，当时国王威廉为了长期统治的需要，一方面，表示遵守原来的习惯法。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和维护中央集权，便设置了与地方领主的法院相对抗的最高司法机关和地方巡回法院。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统治者把符合自己利益的习惯法的一部分与日尔曼法予以结合，形成了统一的英国判例法——普通法（common law）。不用说普通法的主要成分是日尔曼法。[5]以后由于英国对美国的殖民统治，使英国法在美国植根，并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大陆法系区别对应的另一大法系——英美法系。

在民事诉讼方面，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表现出诸多不同。在民事诉讼程序所依据的规范的表现形式、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民事诉讼的目的、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限、民事诉讼标的、证据制度、当事人制度、判决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大致分析一下这诸多方面的差异，可以发现其中有的差异属于“先天性”的，有的差异则是后天所致。这里所说的“先天性”的差异是指差异系由于法系最初形成时所导致的差异。也可以说这些先天性差异是因为某种“遗传基因”所致。导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差异的“遗传基因”到底是什么呢？长期从事罗马法和日尔曼法比较研究的学者指出，这种“遗传基因”是因为在罗马法中存在着请求权制度，而在日尔曼法中却没有这种制度。罗马法中的请求权制度是整个罗马诉讼的基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构筑了罗马诉讼体系。

古代罗马法在那时尽管还没有进化到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分离的程度。程序法也没有从实体法中分化出来。因此，当时罗马法的请求权也没有形成象现在这样的实体请求权与诉权分离的权利形态。但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如果当事人具有法所规定的请求权，就可以实现权利的诉讼救济。相反，没有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其权利就得不到救济。将法律规定的请求权作为诉讼程序基础的作法，在罗马法初期的法律诉讼程序（legisaktionenverfahren）中就被严格地加以遵守。在该诉讼中，原告必须首先向法律事务官要求得到审理救济的许可，其理由是自己具有向被告提出主张所根据的请求权。法律事务官对原告提出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对主张合法性的审查就是判断该主张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请求权。法律事务官审查后，认为不符合这两方面要件的告之不予审理，诉讼便到此为止。如果原告的起诉符合这两方面要件，则诉讼移到下一阶段，即审判官审理阶段。由当事人选择的审判官在这一阶段主要审查当事人的主张是否符合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请求权成立的要件事实存在时，原告胜诉。反之，原告败诉。这就使罗马诉讼形成了从规范出发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

罗马诉讼从法律程序发展到非常诉讼程序，请求权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且更加复杂化。罗马法大全中的潘太克顿（pandektaen）就是其集大成者。但潘太克顿只是对具体的案件规范的描述，对一般的人来讲难以理解。经过后期注释法学派的抽象加工——将事实与规范分离，使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离和实体请求权与程序请求权——诉权的分离具有了基本的根据。

与此不同，日尔曼法却没有这种请求权制度，也就不存在从规范出发的基本理念。日尔曼是由从祖先传下来的各种习惯规范为主体的，没有将权利救济的基础——请求权事先规定在法律之中，而是从纷争事实出发去发现公平解决纷争的规范，从而形成了日尔曼法从事实出发的基本特色和基本理念。英国法和美国法中的判例主义、陪审制等等都是从这一理念中生成的。在民事诉讼领域，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诉讼目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证明法则、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既判力等等方面差异都与上述两大法系不同的原点和理念相关。

二、两大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作用的比较分析

笔者在《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种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曾经从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即法院与当事人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与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事诉讼之间所存在的模式差异，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理论将其概括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差异。也就是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在基本模式上都纳入了当事人主义的范围，同时说明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两大法系的法官在民事诉讼的作用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这是相对于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而言的，其实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之间，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是相对于原苏联为代表的民事诉讼体制来讲，可以认为是一种非本质的差异。

当事人主义（Adversary System）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指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和发展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推动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二是指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作为法院判断对象的主张只能来源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应当注意的是，所谓当事人主义，其含义是相对的，因为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动性或被动性和法官的积极性或消极性都是相对的。从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来看，既没有完全由法官或法院来推动的民事诉讼，也不存在绝对由当事人来控制的民事诉讼，任何民事诉讼体制都是当事人和法官或法院两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这两方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其作用力大小强弱有所不同而已。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都是相对于对方而存在的概念，是对某种民事诉讼体制或具体的诉讼制度的抽象概括。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辩论主义上，尽管辩论主义只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者对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概括，但它的确高度的概括了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的本质。依照辩论主义的原则，其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法官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官应当将当事人双方之间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根据。其三，法官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对于当事人没有在辩论中所主张的事实，即使法官通过职权调查得到心证，该事实依然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

尽管英国人、美国人没有象法国人、德国人那样，把民事诉讼中的原则、制度、作法充分地理论化，概括为某种主义，但体现当事人主义实质的辩论主义的基本内容在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运行中同样得到贯彻实行。不过，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相比，英美法系民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更为明显和彻底。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除了集中体现在证据收集和提出的程序和制度以外，与大陆法系相异的审判方式也突出地反映了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结构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有很大的不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可以大致分为事实审理前的程序和事实审理程序。事实审理前的程序即“证据开示程序”（Discovery）虽然也是诉讼程序，但却不是审理程序。这种程序的目的是“发现”案件事实，法官或法院并不认定事实，只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控制这种程序的运作。例如，哪些事实是可以被要求在程序中提出的，而哪些事实可以不提出。即所谓“非证据开示特权”。在证据开示程序中，完全是由当事人双方通过各种方法发现和明确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对第三人（例如，证人）的询问也都是由双方相互进行的，程序主导者是当事人而不是法官。与此不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不存在这种单纯为了发现案件事实而设置的非审理程序。在诉讼程序开始后，法官从始至终都要参与案件事实的发现和认定，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更强调法官对诉讼的指挥和控制。例如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 裁判长应当命令当事人对全案重要的事实作充分且适当的陈述。有关事实的陈述不充分时，法官应当命令当事人作补充陈述，声明其证据。裁判长为了达到此目的，在必要的限度内，与当事人就事实及争执的关系进行讨论，并且向当事人发问。即所谓释明制度。“释明”既是法官的一项职权，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同样，法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释明制度。该法第8 条规定，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解决争讼所必要的说明。该法第13条规定，如果法官认为对解决纷争是必要的话，法官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其对法律根据的说明。所以，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与英美法系是有所不同的。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这种差异的形成，与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各国的文化观念、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密切关系。欧洲大陆国家一般地来讲都具有较强的国家主义和集团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也必然会渗透到民事纷争解决领域，使其民事诉讼体制相对于英美民事诉讼而言，具有较强的国家干预和强调社会利益的特点。法国和德国民事诉讼体制的特色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正如本文前面所言，就某特定的民事诉讼体制，其法官或法院在该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可以将其笼统地概括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这两种基本取向对立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这种概括和认识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和把握的。除此之外，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概念还被用于对民事诉讼具体的微观分析。在微观分析中，只是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视为反映两种不同倾向的标签。在某具体诉讼制度中，当事人的主导性明显一些，则打上当事人主义的印记，反之，则贴上职权主义的标签以说明该具体诉讼制度的特点。德国和法国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中就有不少被贴上职权主义的标签。但如果把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作为某种基本模式的总体概括的话，毫无疑问，德国和法国仍然是当事人主义，只是其程度不如英国和美国而已。从当事人主义的基本含义去认识各国的民事诉讼体制，虽然可以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体制都纳入当事人主义这一基本模式之中，但从宏观上观察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倾向明显不如英美法系。如果把绝对的当事人主义和绝对的职权主义视为这两种倾向的两个极端的话，英国、美国相比较而言可以定位在绝对当事人主义的“坐标”点上，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大体上可以归入“亚当事人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当事人主义的倾向比英美法系国家要弱一些。日本民事诉讼体制以德、法国民事诉讼体制为蓝本，自然也可以定位于“亚当事人主义”。但日本在二战以后，受美国法律制度和法文化的影响，日本开始吸收美国法律制度中的某些具体的制度。在民事诉讼中也是如此。比较突出的变化之一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中具有当事人主义特点的“交叉寻问制”。日本民事诉讼对美国民事诉讼某些具体制度的导入，就使日本民事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色彩比其他大陆法国家更为浓厚。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尽管与原苏联民事诉讼体制基本上属于职权主义类型，但近几年的变化却表明我国民事诉讼的发展具有弱化法院职权，强化当事人作用的趋势。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就是例证。所以，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与原苏联同样定位于绝对职权主义就是不妥当的，大体上可以成为“亚职权主义”。

如上说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因受当事人主义原则的支配，法官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相对于原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来讲是比较弱的。不过，近二、三十年来，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作用均有所加强。民事纷争的现代化和大型化是这种变化的客观原因。两大法系都面临民事诉讼严重迟延以及在现代性民事诉讼中如何公正解决民事纷争这两大问题。 加强法官在诉讼中指挥作用被认为是促进诉讼迅速进行的良策。德国77年出台的《诉讼简化法》和日本的民事诉讼的改革，都力图命名法官在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美国也是这样。在集团诉讼中，法院的权利就比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要大的多。法院有决定该诉讼是否构成集团诉讼；法院对集团诉讼代表的更换、集团成员的退出有审查权；法院有权根据集团诉讼的进展，发出各种命令，以保证最合理的进行诉讼等等。

在现代型诉讼中，被害人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在证据领域。在许多情况下，被害人由于证据不足，事实难以认定，使诉讼常常以被害人败诉而告终。现代型诉讼的这种不合理现象给法官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如何作一个积极的法官，使现代型诉讼有利于被害人。这一要求使法官在证据领域里，扩大其成为必然。例如，在证据收集、证据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事实认定等等方面，法官的积极性都得到相当的表现。

总而言之，从总的趋势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体制中的职权主义因素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现代型诉讼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但并不意味着这两大法系民事体制就脱离了当事人主义的模式，而脱变为职权主义，职权主义的增加只是对当事人主义的稍稍修正而已。更不能误解为，既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体制在强化法官的职权，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也应该加强和维持现存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相反，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应进一步弱化职权主义因素，以实现我国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当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不可能完全转换为英美法系那样的绝对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模式，而应当由目前的亚职权主义向亚当事人主义转换。

⑤ 涉外民事诉讼的特殊规定

涉外民事诉讼中的送达，是指人民法院在涉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涉外民事诉讼的送达，包括涉外民事诉讼文书的域内送达和域外送达。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内有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按国内民事诉讼送达方式送达。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内无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为不同情况，采用如下送达方式：
（一）根据受送达人所在国与我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
《海牙公约》是多边国际条约，1992年1月1日起在我国生效。根据该公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确定我国司法部为中央机关和有权接收外国通过领事途径转递的文书的机关，有关的送达程序是：我国法院如果请求公约成员国向该国公民或第三国公民或者无国籍人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由有关中级人民法院将请求书和所送达的司法文书，送有关高级人民法院转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送司法部，转送给该国指定的中央机关；必要时，也可由最高法院送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转送给该国指定的中央机关。这一途径，用简化方式表示为：有关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司法部——成员国指定的中央机关；或者有关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最高法院——我国驻有关成员国使馆——成员国指定的中央机关。
（二）委托我国驻外使、领馆代为送达
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可以由我国司法机关直接委托我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使、领馆代为送达。
根据《海牙公约》，我国法院如果要向公约成员国内的中国公民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可以委托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代为送达，委托书和所送达司法文书应当由有关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送有关高级人民法院转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径送或者经司法部转送我国驻该国使领馆，送达给当事人。送达证明按原途径退回有关法院。
我国参加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也规定，受诉国法院可以委托其驻外使领馆向其本国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采用该送达方式须符合下列两个条件：第一、受送达人是我国公民；第二，受送达人在我国没有住所。
（三）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如果受送达人所在国与我国没有签订司法协助条约或者协定，也不是海牙送达公约的成员国，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外交途径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即可以经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将应当送达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文书，送交我国外交机关，由我国外交部领事司送交当事人所在国驻我国的外交机构，再由其转交给该国的外交机关，然后按照该国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用简化的方式表示为：有关中院——高院——司法部——外交部——被请求国外交部——被请求国司法部——被请求国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联合发出的《关于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相互委托送达法律文书若干问题的通知》，对我国人民法院通过外交途径向国外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程序作出了具体要求。
外交途径环节较多，需要的时间长，有的多达一两年时间，在当前商业交往特别频繁和快捷的情况下，外交途径送达不能适应国际民事诉讼的需要。中央机关途径正是在这种情况形式下产生的。不过，外交途径仍然是其它任何途径的重要补充。目前，我国和其他有双边司法协助关系的国家以及和我国共同加入《海牙公约》的国家之间均采用中央机关的途径；但没有国际条约关系的，正式的送达仍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四）向受送达人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向受送达人委托的代理人送达诉讼文书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办法。受送达人委托有诉讼代理人，并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示由其代理人代收诉讼文书的，人民法院可以向其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这种送达方式主要是针对受送达人是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情形下采取的。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在我国境内无住所时，可以通过受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或者办事处送达。境外当事人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公司、全资子公司可以视为境外当事人在我国设立的代表机构，人民法院可以向其送达诉讼文书。但对于有商务代理关系的代理机构，则需要经过境外当事人明确授权才可以进行送达。如果未经授权，则不能有商务代理关系的代理机构送达。至于留置送达，必须对有权接受诉讼文书的有关机构方可适用。这种送达方式简便易行，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送达方式。
（六）邮寄送达
涉外民事诉讼中采用邮寄送达方式，须以受送达人所在国法律允许为前提。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7条的规定，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六个月，送达回证没有收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七）公告送达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7 条明确规定通过公约、外交、诉讼代理人、代表机构或者邮寄等途径不能送达的，应当进行公告送达。但是，对于通过其他途径送达长期没有回音的，有关法院根据案件的有关情况能够合理地推断已经不能送达的，应当即行公告送达。公告送达时，应当通过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纸或者其他新闻媒体进行。自公告之日起满6个月的，即视为送达。
根据最高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307条规定，对不在我国领域内居住的被告，经公告方式送达起诉状或者传唤，公告期满不应诉，人民法院缺席判决后，仍应将裁判文书送达。自公告送达裁判文书满6个月次日起，经过30日的上诉期当事人没有上诉的，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应当注意，海牙送达公约并不排除缔约国采用其他有效途径送达诉讼文书。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几种送达方式，除公告送达外，其他几种方式不分先后次序，只要不与公约相冲突，人民法院可以使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途径送达。只有公约与我国法律相冲突的，才优先适用公约的规定。 （一）域外调查取证的特殊规定
我国涉外民事诉讼域外调查取证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行：一是依照我国缔结或者所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途径进行；二是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三是对居住在国外的我国公民进行调查取证，可以通过使领馆进行。人民法院在请求外国法院进行调查取证时，应该查对我国与被请求国之间有无司法协助协议，是否共同参加共同的国际公约，以及各自保留的内容和要求。
1．国际公约中有关域外取证的程序
我国1997年加入《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下称《取证公约》），该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该国的法律规定，通过提出请求书的方式，请求另一缔约国主管机关调取有关民商事司法程序所需要的证据。请求仍然需要通过每一缔约国应指定一个中央机关负责接收来自另一缔约国司法机关的请求书，并将其转交给执行请求的主管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指定司法部为负责接收来自另一缔约国司法机关的请求书，并将其转交给执行请求的主管机关的中央机关。请求书应直接送交执行国中央机关，无需通过该国任何其他机关转交。请求书应载明：（1）请求执行的机关和被请求执行的机关； (2)诉讼当事人的姓名和地址，及其代理人的姓名和地址； (3)需要调取的证据的性质，及有关的一切必要资料；必要时，请求书还应特别载明：(5)需询问的人的姓名和地址； (6)需向被询问人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需询问的事项的说明；(7)需检查的文书或者其他财产，包括不动产或动产； (8)证据需经宣誓或者确认的任何要求，以及应使用的任何特殊格式；(9)需采用的特殊方式或者程序。如果中央机关认为请求书不符合本公约的规定，应立即通知向其送交请求书的请求国机关，指明对该请求书的异议。
执行请求书的司法机关应当适用其本国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但是，该机关应采纳请求机关提出的采用特殊方式或者程序的请求，除非其与执行国国内法相抵触，或者因其国内惯例和程序，或者存在实际困难而不可能执行。在执行请求时，被请求机关可以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
在请求书的执行过程中，有拒绝作证的特权或者义务的有关人员，可以拒绝提供证据： (1)根据执行国法律，或者(2)根据请求国法律，并且该项特权或者义务已在请求书中列明，或者应被请求机关的要求，已经请求机关另行确认。
2．驻外使领馆的域外调查取证
我国对上述公约的第二章《外交官员、领事代表和特派员取证》，几乎全部作了保留，但是第15条却独属例外。根据该条规定，在民事或者商事案件中，我国的外交官员或者领事代表在另一缔约国境内其执行职务的区域内，可以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当事人在不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调取证据，以协助我国法院中正在进行的诉讼。同样，我国也允许缔约国的外交官员或者领事代表实施的取证行为。《民事诉讼法》第263条第2款已经规定：“外国驻中国使领馆可以向其本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是不得违反我国法律，不能采取强制措施。”除《取证公约》规定的涉外调查取证和使领馆对本国公民的调查取证外，我国不允许外国机关或者个人在我国境内直接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是经过我国主管机关批准的除外。 1．起诉时要证明案件为涉外案件。由于实行涉外案件集中管辖，当事人在提起涉外诉讼时就应当提交有关证据。原告是境外当事人的，应当提供自己的基本情况及主体存在的证明；被告是境外当事人的，人民法院应在受理原告起诉后依法送达。送达后，如果对被告的主体资格产生疑问，应当要求被告提供其主体存在、变化的证明。被告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应诉答辩或者送达不能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缺席审判。
2．在域外形成的证据要经过公证。最高法院《民诉证据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系在我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予以认证或者履行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但如果其所在国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则该证据应当经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再转由我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认证。”但是对于用于国际流通的商业票据、我国驻外使领馆取得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材料，则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商事案件中，对于当事人提供的境外证据，即使已经履行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也应当在庭审中质证，以确定有关证据材料的证明力。
不过，在下列情况下，境外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无需办理公证认证或者其他证明手续：第一，在我国境内有住所的境外当事人提交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代表人）身份证明；第二，外国自然人作为原告亲自到庭起诉而提交的个人身份证明；第三，境外当事人在办案人员面前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第四，通过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或者外交途径取得的证据材料；第五，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取得的证据材料。
3．证据必须附中文译本。当事人为诉讼目的而提供的所有外文资料，均需要附中文译本。对于当事人未附中文译本的外文资料，人民法院可以不作为证据使用。
4．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适用法院地法。我国司法实践认为，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属于程序问题。涉外商事纠纷案件的当事人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准据法，但举证责任及其后果均应当适用法院地法，而不应当适用当事人约定的合同准据法。
5．外国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不能直接作为我国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外国法院做出的民商事判决，除有关判决已为人民法院承认或者当事人认可外，人民法院不能直接采用外国法院判决所认定的事实。 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期间就应当相应延长。为了便于涉外民事诉讼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涉外民事诉讼期间作出了特别规定。
（一）被告提出答辩的期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8条规定：“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30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涉外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在国内有住所，而另一方当事人在国内没有住所，对国内当事人适用诉讼期间的一般规定，对国外当事人则适用涉外期间的特别规定。
（二）当事人上诉和答辩的期间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9条规定：“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有权在30日内提出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30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最高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311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分别居住在我国领域内和领域外，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期有不同的要求，居住在我国领域内的分别为15日和10日；居住在我国领域外的为30日。双方的上诉期均已届满没有上诉的，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审理期限
与国内民事诉讼相比，涉外民事诉讼在调查取证、送达诉讼文书等方面都具有一定难度和复杂性，当事人进行诉讼期间和法院审理期间也较长。《民事诉讼法》第2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期间不受本法第135条、第159条的限制。”即第一审案件应当在6个月内审结、第二审的案件应当在3个月内审结、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30日内审结的限制，都不适用于涉外民事案件。 （一）涉外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的特点
与国内财产保全相比，涉外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有如下特点：
1．只能由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不依职权进行。而国内财产保全，当事人可以申请保全措施，人民法院也可以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
2．涉外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申请人应当在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国内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后，申请人应当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在涉外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决定保全的财产，认为需要监督的，应当通知有关单位负责监督，监督费用由被申请人负担。而国内民事诉讼中，没有规定采取保全措施后的监督。
（二）涉外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的措施
涉外财产保全措施，主要是发布扣押令，扣押被申请人的财产，也不排除采取查封、冻结等措施。被保全的财产，主要是指船舶、航空器、车辆等。
对在我国境内的财产实行财产保全，涉及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时，一般只能对其在合资企业中分得的利润进行冻结，以免影响合资企业的正常运作。但是，如果外籍当事人在诉讼期间，转让其在合资企业股权时，法院可以应他方当事人的申请冻结其股权。
（三）涉外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的解除
涉外民事诉讼中财产保全是一种临时性的强制措施，在采取保全措施的法定原因消失后，人民法院无需再对被申请人的财产进行保全，应当及时解除保全措施。人民法院在下列情形下，应当解除财产保全：第一，利害关系人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后，30日内不起诉的；第二，被申请人提供担保的；第三，受诉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实施的原因已消失，或者审理后申请人败诉的。
（四）对被申请人的救济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如果申请人申请错误，致使财产保全措施给被申请人造成了实际损失，损害了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申请人赔偿的范围仅限于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

⑥ 境外证据经过公证认证是否具有民事诉讼法上公证证据的

境外的证据用于中国是需要经过认证的。
经过公证认证后的文件才国内使用是具备域外法律效力的。
境外公证认证程序如下：
认证地点：文件出具国
认证时间：3-15个工作日
认证费用：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认证流程：
先委托当地的公证人对文件的真实性进行公证
其次把公证好的文件送往该国外交部进行认证
最后送往中国驻该国使馆认证

⑦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吗

国外有民事纠纷调解，各个国家的诉讼和解制度 有所区别：
（一）美国的积极和解
在美国，大约90%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以和解解决，真正进入到审判程序的不到10%。但是，如此高的和解率长期以来并非法官积极介入的结果，而是当事人的律师之间协商的产物。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制定之时，美国法官在和解程序中扮演的是“消极”仲裁人的形象。为了克服发现程序的滥用等导致的诉讼延迟、费用过高等弊端，1983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第1款第5项规定：“审理前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案件的和解，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出席审理前会议或者通过电话达成协议，以便使争议可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1]这条的修改使法官在诉讼和解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它标志着美国由司法消极主义向司法积极主义的转化。法官不仅要为当事人提供一种机会或者对话渠道，更有可能成为调解人主动进行调解。实务中很多法官也认为在审前会议中由法官主导，积极促进和解才是对付案件数量增加和诉讼迟延的最好方法。
（二）英国的申请“合意判决”
英国的诉讼和解与美国有许多相通之处。英国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并不当然具备强制执行力。要获得此种效力，必须申请“合意判决”。申请“合意判决”方式有两种：一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法院将和解事项记录在法院的裁决上，这种裁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二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制作“Tomlin”裁定。[2]英美两国诉讼上和解性质为私法行为，故和解协议如有瑕疵，可援用无效或可撤销予以救济。
（三）德国的劝告和解
诉讼和解制度是德国一项重要诉讼制度。1877年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起诉前的任意和解，1924年改为强制和解。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不管诉讼到何程度，法院应该注意使诉讼或者各个争点得到和解解决。在诉讼中劝告和解成为德国法官的一项重要职责。法官劝试和解在审理程序中进行，属“调审合一”模式。在德国，法官的和解劝告是在公开的法庭上于双方当事人对席时进行的，这可以看作是对诉讼和解予以程序保障的表征。从法院在诉讼和解的作用上看，德国的诉讼和解可谓是“法官主导型”。
（四）法国的劝试和解
法国的立法非常重视诉讼和解。1935年法国修改民事诉讼法时，首次将法官劝试和解规定其中。现行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对当事人劝试和解是法官的职责；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何时候均可自行和解或者在法官主导下和解；法官在认为有利的时间与地点均得试行和解等。总之，法国诉讼和解的理念与德国基本一致。但是法国的法官对诉讼和解则采取消极态度。
（五）日本的尝试和解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法院不管诉讼进行到任何程度，都可以尝试和解或者使受命法官尝试和解”。法官为实现和解积极地进行周旋工作。日本诉讼和解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具有和诉讼程序判决相同的效力。在其成立程序上若存在和再审相同的瑕疵，可以依再审之诉要求撤销。
从上述各国关于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来看，诉讼和解的发展经历了由消极的法官介入到积极的法官介入。加强法官的职权作用成为诉讼和解制度的一大亮点。尤其是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美国也在不断调整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这说明了在两大法系的不断发展与融合中，都认识到了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绝对的当事人主义或绝对的职权主义对于解决民事纠纷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正确配置他们之间的权利。

⑧ 我国关于外国人民事诉讼能力采用什么原则

有条件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WTO的基本法律原则之一是指在民事权利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国境内的外国公民和企业与其国内公民、企业同等待遇，而非政治方面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是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重要补充。

第一，一成员不能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进口产品征收高于对本国相同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

第二，在有关销售、分销、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的法规等方面，进口产品必须享受与同类国内产品相同的待遇。

第三，任何成员不能以直接或间接方法对产品的混合、加工或使用有特定数量或比例的国内数量限制，或强制规定优先使用国内产品。如国产化要求、进口替代要求均被视为直接或间接对外国产品构成歧视，违反国民待遇规定。

第四，成员不得用国内税、其他国内费用或定量规定等方式，为国内工业提供保护。

(8)国外的民事诉讼法扩展阅读：

原则介绍

外国产品进入到另一成员方领土时，不应对它直接或间接征收高于对相同的本国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或费用，在关于商品的国内销售、推销、购买、运输、分配或使用的全部法令、条例和规定方面，进口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不应低于相同的本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

关税减让原则：通过关税减让，降低关税，以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经过多边谈判在互惠基础上达成的关税减让对各成员方具有约束力；任何成员方都无权单方面改变，某成员方在特使情况下要提高本国关税，必须与有关成员方谈判，并给予赔偿。

在实现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平等待遇基础上，世贸组织成员的商品或服务进入另一成员领土后，也应该享受与该国的商品或服务相同的待遇，这正是世贸组织非歧视贸易原则的重要体现。

国民待遇原则严格讲就是外国商品或服务与进口国国内商品或服务处于平等待遇的原则。

注意事项：

其一，任何成员不能以某种产品不受关税约束而本身又可对该产品征收更高关税为理由，对其征收更高的国内税。

其二，国民待遇必须在每宗进口产品案中都得到履行。因此，不能以某种产品获得了其他方面更优惠的待遇，或该产品出口国的其他出口产品获得了更为优惠的待遇为理由而对该产品实行歧视。

其三，当某种产品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享有不同待遇时，其中最优惠的待遇应给予进口相同产品。

在货物贸易中，世贸组织对国民待遇的实施也有例外规定：

首先，国民待遇义务不适用于政府采购。

其次，国民待遇义务并不禁止单独支付给某种产品国内生产者的补贴。

第三，国民待遇原则并不禁止有关电影片的国内放映数量限制。

⑨ 《民事诉讼法》就涉外民事诉讼有哪些特别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三章一般原则
第二百五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
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百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
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第二百六十一条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
第二百六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当事人
要求提供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二百六十三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
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第二百六十四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委托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
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
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第二十四章管辖
第二百六十五条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
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
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
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六十六条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
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章送达、期间
第二百六十七条人民法院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可以采用下
列方式：
（一）依照受送达人所在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受送达人，可以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受送达人所在国的使领馆
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委托的有权代其接受送达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
人送达；
（六）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送达回证没
有退回，但根据各种情况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期间届满之日视为送达；
（七）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八）不能用上述方式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第二百六十八条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诉状副本送达被告，
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三十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六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
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应当在三十日内提
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二百七十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
的限制。
第二十六章仲裁
第二百七十一条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
达成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仲裁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
起诉。
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百七十二条当事人申请采取保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仲裁机构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
交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第二百七十三条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裁决的，当事人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一方当事人
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七十四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
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第二百七十五条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
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七章司法协助
第二百七十六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
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
外国法院请求协助的事项有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执
行。
第二百七十七条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
途径进行；没有条约关系的，通过外交途径进行。
外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律，并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除前款规定的情况外，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准许，任何外国机关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内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第二百七十八条外国法院请求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中文译本或
者国际条约规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人民法院请求外国法院提供司法协助的请求书及其所附文件，应当附有该国文字译本或者国际条约规
定的其他文字文本。
第二百七十九条人民法院提供司法协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外国法院请求
采用特殊方式的，也可以按照其请求的特殊方式进行，但请求采用的特殊方式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
第二百八十条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
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
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行人或
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八十一条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
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
院依照该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
执行。
第二百八十二条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
令，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的，不予承认和执行。
第二百八十三条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
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
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