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疑难问题
『壹』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的几个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时，附带解决由遭受损失的人或人民检察院所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赔偿而进行的诉讼。【1】 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具备下列条件【2】： 第一，被害人的损失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即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是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第二，犯罪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物质损失。第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第四，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过程中提起。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现状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情况。在法院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背景下，法院越来重视调解在诉讼中的作用。民商事审判领域从“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转变为“以调为主，调判结合，调解优先，案结事了。”行政审判也越来越注重协调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领域调解同样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得到了充分运用。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充分运用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合并审理这一有利条件，积极促成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调解结案并得到兑现，让被害人及其家属在经济上得到一定安慰和补偿。以笔者所在的郫县法院为例，2008年审结附带民事诉讼案件22件，以判决方式结案的10件，调解结案或撤诉的12件，调撤率54.5%；2009年上半年审结附带民事诉讼案件15件，判决结案2件，调解结案和撤诉的13件，调撤率86.6%，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和撤诉的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得到了实际兑现，调解结案或撤诉所占比重较大，且调撤率逐渐上升。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促使当事人之间重新建立起诚信与友爱，实现了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最佳统一，有利于促进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保持社会安定团结。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刑事部分的处理情况。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调解好的案件中，法官一般都会考虑被告积极赔偿这一法定情节，酌情对被告人从轻予以刑事处罚，大部分案件刑事部分判处缓刑或予以从轻、减轻处罚。以笔者所在的四川省郫县法院为例，2008年调解结案或撤诉的12件案件中，刑事部分判处缓刑的6件，免予刑事处罚的1件，撤诉的1件，判处实刑的4件（其中1件减轻处罚，1件从轻处罚）。2009年上半年结案或撤诉的13件案件中，刑事部分判处缓刑的8件，判处实刑的5件（其中1件从轻处罚，1件减轻处罚）。
（三）赔偿金额偏低，难以弥补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损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刑事部分案由多是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等，附带民事部分无论是调解还是判决，赔偿数额普遍偏低，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1.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未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否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有争论，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分歧较大，做法也不尽相同。以笔者所在的成都市为例，所有法院附带民事部分判决结案的案件，除交通事故案件外，一律未支持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一些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导致劳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却只赔偿了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在经济上远远不能弥补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失。比如有一件案件由于被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导致被害人九级伤残，由于不赔偿残疾赔偿金，只赔偿了七千多元钱，根本不能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是明显有失公平的。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但司法实践中做法相对统一，都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3.附带民事部分调解结案的案件，赔偿金额偏低，除了上述两个因素外，多是由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有限，但也与被害人为了能得到实际赔偿，作出让步有关系。
二、附带民事部分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如何根据不同情形来确定被告人积极赔偿对量刑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
从实践来看，附带民事部分达成的调解协议基本上都在确定刑事责任前得到了实际履行，并得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谅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从近年来的刑事审判实践来看，被告人如果能够积极参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向被害人支付民事赔偿金一般都能作为酌定的量刑情节给予从轻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死刑案件时常常把刑事附带民事部分能否调解结案作为适用死缓或无期徒刑的一个关键因素。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被告人是否愿意赔偿作为量刑时一个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予以考虑。1994年《德国刑法典》规定量刑时要考虑犯罪行为人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第46a条）。在特定的前提下，犯罪行为人如果已经补偿了他的行为对受害人所造成的损害，法院甚至可以完全免除行为人的刑罚。如果行为人已经对《德国刑法典》第46a条意义上的行为后果给予了经济补偿，检察机关也可以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53b条第1款不起诉中止诉讼程序。【3】加拿大刑事法典第737条规定，法院可在缓刑令中规定被告人应当履行赔偿或补偿被侵害人或受伤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或损害为条件。前苏联《刑事立法纲要》第33条规定，“犯罪人自愿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或消除所造成的损失”是“减轻责任的情节” 之一。在美国，到1988年为止，几乎所有的州都授权矫正官员可以要求罪犯向受害人支付赔偿金，以此作为假释的条件之一。此外，大多数州的官员也有权命令罪犯支付赔偿，来作为缓期处刑或工作释放的部分之一。【4】
但是，关于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是否应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问题，理论界和社会公众对此仍存在一定分歧。认为应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主要是：被告人积极赔偿体现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抚慰，是其悔罪的一种表现；对积极赔偿的被告人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可以促使被告人尽可能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有利于弥补被告人及其家属的物质损失，安慰其心理，促进社会和谐。认为不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主要是：刑事责任予民事责任性质不同，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如果把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的赔偿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会让社会公众产生“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错误观念，有损法律尊严和权威；富人“赔钱”可作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穷人因无力赔偿不能得到这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机会，让人感到法律 “贫富有别”，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原则，正因为如此，社会上出现了花钱买命、以钱买刑的质疑之声。【5】
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与重视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民事赔偿金的支付情况对被告人刑罚裁量影响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正视适用这一量刑情节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司法实践中，积极赔偿这一因素在量刑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分量，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一）量刑的从轻或减轻，特别是在确定刑期时应根据案件的类型区别对待。
1.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发引发，事出有因，以及交通肇事等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的案件，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应作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此类案件最为核心的特征是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是犯罪行为的最大受害者或最主要受害者，而且是唯一的直接受害者。以交通肇事罪为例，被告人行为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违反交通法规，破坏了交通管理秩序；二是对被害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了损失，被害人是被告人唯一的直接受害者和最主要的受害者，其他社会公众受到的损害可能是由于被告人破坏了交通秩序耽误了时间或减少安全感等。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及其家属所遭受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弥补了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绝大部分损失，承受了其犯罪带来的绝大部分后果。所以是否积极赔偿对其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刑事处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换句话说，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应作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发引发的案件通常被害人即使没有明显过错，也或多或少对案件的发生有一定责任，而且很可能被告人没有犯罪预谋，系临时起意。如：因婚外情引发的故意伤害案。
2.对于没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应作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对次要的一个因素。没有特定受害人或直接受害者的犯罪（如：走私文物罪），侵害的是国家民族或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是任何犯罪者都无力赔偿也不可能通过赔偿来弥补其犯罪所造成的损失。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如：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此类犯罪所造成的后果主要是公众安全感的丧失，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环，然后才是被杀者、被绑架者的人身权利遭到侵害，被告人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赔偿对于弥补其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是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应作为是否从轻或减轻处罚相对次要的一个因素。
3、适用缓刑最核心的是适用缓刑被告人不会再继续危害社会。积极赔偿只是判定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的参考标准之一，但判断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除了悔罪表现外，还有很多其他标准。所以是否积极赔偿作为适用缓刑的因素只能是一个分量很轻的因素。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根据这一规定，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为：一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里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指的是宣告刑。二是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而判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根据，是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判断被告人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除了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外，还与家庭环境、有无收入来源、一贯表现、再犯可能性等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某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犯罪情节较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后悔的想法，家人又在精神上积极支持其改过自新，对这样的人适用缓刑有利于挽救他，并减少社会的对立面。反之，即使被告人积极赔偿，如果对他适用缓刑后，他没有收入来源，连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他就很可能为生活所迫，再次盗窃以维持生计。悔罪表现只是众多判断被告人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标准之一，而积极赔偿又只是判定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的参考标准之一。所以，是否积极赔偿对判定被告人是否会继续危害社会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十分有限，换句话说，是否积极赔偿作为适用缓刑的因素只能是一个分量很轻的因素。
三、关于赔偿金额偏低，难以弥补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损失的问题。
（一）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应支持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最关键的在问题在于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物质损失还是精神损失。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界定为精神损失。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采用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物质损失的观点。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具体操作差别较大。具体操作有以下三种：1、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2、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3、一般情况下，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但因交通肇事犯罪或者其他办理过人身保险的过失犯罪例外。
全国各地法院在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方面裁判结果的巨大差异，不同地方的被害人在相同的情况下得到的赔偿却如天壤之别，这不仅对不同地方的被害人而言不公平，而且给法制的统一造成了不良影响。最高法院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结束目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局面。新的司法解释应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明确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理由很多，但我们认为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不赔偿残疾赔偿金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极度不公平，还容易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在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时，由于不赔偿死亡赔偿金，可能只赔偿一、两万元；在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被害人残疾时，由于不赔偿残疾赔偿金，可能只赔偿几千元。显而易见，这远远不能弥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物质损失，更别说精神损失，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是不公正的。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他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主要收入来源，而他被人故意伤害失去劳动能力，他妻子还年轻，但没有工作或收入很低，由于不赔偿残疾赔偿金，他们得到的赔偿很少，全家的生活很可能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一个家庭本来生活自在，却一下子陷入举步维艰的地步，他们完全有可能也有理由更加仇恨被告人，同时滋生对法律、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正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有可能严重危及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6】
2.普通民事诉讼支持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附带民事诉讼中不赔偿或死亡赔偿金，导致法律冲突，有损法律尊严。一个国家所有的法律规范，就某一事项所作的原则规定和具体要求，应该是协调统一的。不同的法律在各自的范围内各司其职，但在一些交叉领域，解决同一法律问题，则不管适用何种法律，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7】同一个民事侵权行为，在普通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所得到的赔偿相差很大，甚至金额可能相差一倍以上，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协调统一，有损法律尊严。
3.为了得到更多的赔偿，被害人被迫在刑事案件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又要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违背了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人身损害赔偿中，一般情况下，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在赔偿总额占有很大的比例，高者甚至达到百分之六、七十。所以是否赔偿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切身利益有着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决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问题更为迫切，比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利益的影响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有了更强烈的意愿和更大的现实需要选择在刑事案件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以得到更多的赔偿。这与设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之一——实现诉讼效益背道而驰。
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问题。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但司法实践中做法相对统一，都未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我们认为应修订相关法律，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关于这方面的建议和理由很多法律界的同仁都作了充分的论述，在此，笔者就不再赘述。
四、刑事附带民事审理最新司法动态。
近年来，部分省市区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出台了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指导意见或解答，对本辖区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规范，并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解答。笔者对部分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指导意见或解答中有关调解和赔偿的内容进行比较后，发现了以下共识和差异之处。
基本一致的认识有：1、均强调了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进行调解，并指出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实际履行且已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的，对被告人可酌定从轻处罚。所不同的是，有的高级人民法院对主持调解的原则和调解协议的制作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操作性较强，有的高级人民法院规定较为模糊，缺乏可操作性较。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下一步制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相关司法解释时，对刑事审判中应如何对待和处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问题作出统一规定，避免因“赔偿从轻”的调解程序不当及尺度不一而造成负面社会影响。2、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包括：人身权受到犯罪行为侵犯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行为毁坏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和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
认识不一致的有：个别高级人民法院规定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以上刑罚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查明被告人确无个人财产用于赔偿的，对被告人判决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大多数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中无此项规定。笔者认为此项规定值得商榷：首先，被告人应负赔偿责任与被告人有无赔偿能力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应负赔偿责任是法律概念，是法律的规定。有无赔偿能力是被告人的实际赔偿支付能力问题，是判决后的执行问题。其次，虽然目前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补偿制度并未建立，可能形成附带民事赔偿“判了白判”的情形发生，但不能因此就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减责或免责”不仅违背了设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初衷，也不符合相关民事立法的规定及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是不能实现“案结事了”，还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将被害人及其家属与被告人的矛盾转化为被害人及其家属与法院之间的矛盾。
【1】刘金友、奚玮著：《附带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莫湘益：《附带民事赔偿范围的扩张》，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3】参见[德]拖马斯•魏根特著，樊文译：“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趋势和冲突领域”，载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4】参见[美]罗伯特•C.戴维斯等著，房保国译：“各州被害人权利立法对地方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载《维拉方法论选介》，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编印，第142页。
【5】参见李洪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2期。
【6】美］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89-490页，转引自孙万胜著：《司法权的法理之维》，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7】刘金友、奚玮著：《附带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贰』 刑事案件中，刑辩律师如何举证质证
关于刑事庭审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又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质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法律允许的质证主体对包括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内的各种证据采取询问、辩认、质疑、说明、解释、咨询、辩驳等形式，从而对法官的内心确信形式特定证明力的一种诉讼活动。狭义的质证，主要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诉讼当事人就法庭上所出示的证据进行的对质、核实等活动。质证的本质特征在于“质”，即对证据的质疑和质问，而且这“疑”和“问”都带有当面对抗的性质。虽然在质证的过程中可能要对证据进行辨认、说明和解释，但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质证的本质特征。由此可见，质证虽带有审查证据的性质，但并非所有对证据的审查都属于质证。对本方证据的审查不属于质证的范畴，从中立角度对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才是质证，才体现了质证的本质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公开出示并经公开质证才能予以采纳，这表明我国已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确定了质证是刑事庭审的必经程序。但从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来看，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一般较少受到激烈的盘询和质疑，而法庭上公诉人对辩护方所举证据却鲜有高质量的质询，质证程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刑事质证的概念尚未达到一致的盾法，可谓众说纷纭。较早的法学词典对质证的定义是：“指出问题，要求证人作进一步的陈述，以解除疑异，并确认证明作用的诉讼活动，是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或是“在刑事审判的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在法庭上对与证人证言有关的疑难问题，以提问的方式进行核实查证的诉讼活动。
对制裁证要领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质证对象范围方面的分歧，即在质证程序中“被质疑证据”的范围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认为质证对象仅限于证人证言；第二类认为质证对象为所有证据；第三类认为质证对象是与实物证据相对立的言词证据。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向于赞同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的观点。对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一类言词证据的盘询质疑仅仅是质证制度中较特殊的一部分内容。笔者认为质证对象应为一切证据。
『叁』 刑事案件无罪辩护的4步骤 （附几种常见的无罪辩
1.如何在法庭中询问被告人（目的、内容、注意事项）
2.对公诉方一些主要形式的证据的质证
3.提出辩护方证据
4.法庭辩论
（1）识别庭辩焦点：对公诉意见的反驳。辩护律师通常只需要通过证明（或论证）公诉方指控中的一个犯罪构成要件不成立（或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地成立）即可取得无罪辩护的成功。
（2）建立辩论主题：辩护律师要主动地将辩论焦点转换成辩论主题，让法庭的审理纳入到辩护律师最有把握的轨道。
（3）组织庭辩内容：无罪辩护的律师在法庭辩论中的发言首先要阐明被告人无罪的结论，辩论的重点是论述无罪的事实和法律理由，最后是重申被告人无罪的结论。
（4）庭辩发言技巧：庭辩中，律师要说服的是裁判者，律师要以毋庸置疑的语气将被告人无罪的事实理由和法律理由清晰地阐述给裁判者。
抗辩方法：
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辩护律师可以选择的基本抗辩方法是：案件事实辩护、证据不足辩护和法律适用辩护。
1、案件事实辩护
（1）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辩护
（2）阻却违法性事由辩护
2、证据不足辩护
（1）“孤证”不能定案
（2）排除不合法、不真实、与案件无关联的证据
（3）证据不能构成证据链不能定案
（4）证据不充分不能定案。
3、法律适用辩护
辩护律师对控方提出的事实认定不持异议，但辩护律师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被告人的行为并不符合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具体法律规定，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肆』 办理刑事案件常见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户”的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在具体案件中，有时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离的房屋所具有的功能特征在不同时间段是不同的，因此能否认定为“户”，应结合实施抢劫行为时房屋所承载的实际功能进行分析判断。卖淫女在从事卖淫行为时，该房屋实际承载的功能为卖淫牟利的场所，而非生活居住功能，不属于司法解释中的“户”，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同理，对进入开设赌场进行赌博的住户抢劫，由于户的实际功能承载的是非法活动场所，因此也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
问题2：在公共道路上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危害后果，行为性质应如何认定？
一般而言，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多轻信自己能够避免发生危害后果，属过失心态，因此对于大多数这类案件一般是以交通肇事罪评价。但如果行为人酒后驾车的行为产生了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且行为人对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宜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中的案例，认定醉酒驾车的行为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需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行为人驾车行驶的道路及时间；二是行为人醉酒的程度及当时的车速；三是行为人在肇事后有无继续驾车冲撞的行为；四是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如超过醉酒标准数倍而丧失控制机动车能力、严重超过规定时速在闹市区驾驶机动车或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继续驾驶车辆冲撞人群的，可以考虑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问题3：危险驾驶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如何定性？
对于因危险驾驶行为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以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再单独认定危险驾驶罪。如行为人醉酒后驾车，在遇到公安机关执法检查时驾车冲撞执法人员的，其行为既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求，也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应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但若该冲撞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重伤、死亡、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对于不是因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带来的危险所导致，仅是醉酒驾车后又实施了其
『伍』 《刑事诉讼法》多少条规定申诉的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由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与案件的结局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法律赋予了他们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提出申诉的权利。审判监督程序中的申诉不同于上诉。2002年9月10日颁布、自2002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对再审申诉作了进一步规范。
一、申诉的提出和受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也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以下仅叙述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程序。
(1)申诉的提出
申诉人向人民法院申诉，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①申诉状，应当载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申诉的事实与理由;
②原一、二审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经过人民法院复查或再审的，应当附有驳回通知书、再审判决书或裁定书;
③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裁判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为由申诉的，应当同时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需要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应当附有证据线索。申诉不符合前述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审查。
(2)申诉的受理
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申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的申诉，应当受理;超过两年提出申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受理：
①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②原审被告人在《若干意见》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③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不符合前述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外，以下情形下亦不予受理：①人民法院对不符合法定主体资格的申诉，不予受理。
②上级人民法院对经终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后维持原判或者经两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复查均驳回的申诉案件，一般不予受理。但申诉人提出新的理由，且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及《若干意见》规定条件的，以及刑事案件的原审被告人可能被宣告无罪的除外。③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判或者复查驳回的案件，申诉人仍不服提出申诉的，不予受理。
二、申诉的审查处理
(1) 人民法院对申诉的审查处理
1、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定，受理、审查处理申诉一般由终审人民法院进行。上一级人民法院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的申诉，一般交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对经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后仍坚持申诉的，应当受理。对未经终审人民法院及其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查处理，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处理。对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或者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的申诉，可以由原核准的人民法院直接处理，也可以交由原审人民法院审查。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写出审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逐级上报原核准的人民法院审定。
2、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后，应当在3个月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6个月。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有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这些情形包括：①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②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③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④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
3、《若干意见》第7条则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即对终审刑事裁判的申诉，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再审：①有审判时未收集到的或者未被采信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定罪量刑的;②主要证据不充分或者不具有证明力的;③原裁判的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④据以定罪量刑的主要证据自相矛盾的;⑤引用法律条文错误或者违反刑法第 12条的规定适用失效法律的;⑥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⑦量刑明显不当的;⑧审判程序不合法，影响案件公正裁判的;⑨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索贿受贿、徇私舞弊并导致枉法裁判的。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对不符合上述情形的申诉，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面通知驳回。
4、申诉人对驳回申诉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诉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经两级人民法院处理后又提出申诉的，如果没有新的充分理由，人民法院可以不再受理。
5、此外，《若干意见》第11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仅就民事部分提出申诉的，一般不予再审立案。但有证据证明民事部分明显失当且原审被告人有赔偿能力的除外。
(2)人民检察院对申诉的审查处理
1、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应当分别受理，依法审查，并将审查结果告知申诉人。
2、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材料应迅速审查，认为需要复查的，由承办人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经主管领导批准后复查。对批准复查的申诉案件，应当拟订复查计划，确定需要查清的主要问题以及复查的方法、步骤、措施和完成的时间等。
3、复查终结后，办案人员应制作结案报告，内容包括：①申诉的主要问题和主要事实;②查证的情况和结果;③复查处理的意见。结案须经部门负责人批准。重大的案件应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批准。结案处理，必须履行法律手续。法院原判决、裁定正确的，驳回申诉，并制作驳回申诉通知书。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纠正的，应制作改判建议书，建议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要时经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可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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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控涉嫌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国家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进行立案侦察、审判并给予刑事制裁(如罚金、有期徒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等)的案件。基本特点：
(一)外在表现为直接侵害形态;
(二)多数案件存在明显的犯罪现场;
(三)案件因果联系复杂多样;
(四)案件形成具有阶段性与突发性。
民事案件一般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即当事人不主动向国家司法机关请求，国家司法机关一般不介入干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刑事案件一般都有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主动介入，受害人或者群众报案、举报后，公安、检察机关即会介入侦查。然后由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由法院作为法律的裁判者进行公正的审判从而达到制裁犯罪人和保护人民的刑法目的。
『陆』 对哪些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以麻烦告诉我
提出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对下列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拟判处死刑的；（二）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四）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五）其他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对于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院长认为不必要的，可以建议合议庭复议一次。独任审判的案件，开庭审理后，独任审判员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柒』 新的刑事诉讼法有哪些新动向谢谢
陈光中：刑诉法修改中的几个重点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1996年作了成功的修改，至今已有15年。期间，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先后入宪，这对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提出了与时俱进的修改要求。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社会影响广泛的冤假错案暴露出了刑事诉讼法的诸多缺陷，更凸显修法的迫切性。经过数年的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有望在明年3月通过。据笔者了解，该修正案涉及面广，改革力度较大，净增加的条文达60条之多。现就此修正案所涉及的重点问题略加述评如下：
一、辩护。有以下修改：第一，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第二，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适用阶段由审判延伸至侦查、起诉；应当指定法律援助的案件从死刑扩展到无期徒刑；对于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经申请符合条件的，也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第三，完善会见制度。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外，辩护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会见时不被监听。第四，完善阅卷权。辩护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时起，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同时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第五，完善申请调查取证权。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可以申请调取。第六，修改第三十八条。被追究责任的主体改为“辩护律师或者其他任何人”；删除“改变证言”的规定。第七，规定辩护律师职业保密义务。上述规定不仅吸收了律师法中的许多内容，而且还有一些新的突破。这些都将有效破解司法实践中辩护难的问题。但是，对于第三十八条的修改似尚不足以有力保证律师被无辜追究刑事责任。
二、证据。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完善证据的概念和种类。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增加电子数据等证据类型。第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通过刑讯、体罚、虐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也应当排除；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阶段、程序、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第三，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并且对与此相关的第九十三条既保留“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又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第四，规定举证责任分配。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第五，解释“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将其具体规定为：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六，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和证人补偿制度。以上对证据制度的修改有一些亮点，特别是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是也存在不足，如关于“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有直接冲突；对“排除合理怀疑”解读和应用也将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
三、强制措施。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完善监视居住制度。规定了区别于取保候审的作为一种独立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和执行场所；增加了对指定居住的权利保障；对被监视居住人可以采取电子监控等监视方法。第二，完善逮捕制度。对逮捕条件中“社会危害性”具体列举了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等五种情形以及规定了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等三种应当逮捕的情形；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时需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人的意见；逮捕后，检察院还应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上述二项强制措施的完善有利于被监视居住人和被逮捕人的人权保障。但是，我国高逮捕率现状难以因上述修改而明显改观。
四、侦查程序。有以下重要修改：第一，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全程录音或者录像。第二，规定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应当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第三，规定公安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等严重犯罪案件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等特殊侦查手段；检察院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对上述侦查手段的适用期限、审批手续、侦查机关的保密义务以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等内容作了规定。以上规定较好地实现了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但是，全程录音或者录像的案件范围似应适当扩大；对于被非法特殊侦查的公民的救济手段应当加以规定。
五、一审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于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第二，改革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控辩双方有异议的，或者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可以强制出庭，但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10日以下的拘留。第三，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鉴定人依法应当出庭而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第四，建立专家证人制度。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关专门知识的人作为证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第五，完善审限制度。对于重大、复杂、疑难的公诉案件，在一般审理期限的基础上，还可延长两个月。上述规定显然有助于实现审判公正，提高审判效率，值得肯定，建立专家证人制度是更是难得的创新。但是对于近亲属可以不强制到庭的规定与国际通行的亲属拒绝作证权相距甚远，颇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
六、二审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明确规定二审开庭审理的情形和审理期限。应当开庭的案件包括：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二审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二审法院认为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在二个月内审结。第二，改革发回重审制度。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检察院提出抗诉，二审法院仍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应当说，此次修正对二审程序的改革力度不大，多数案件二审是否应当开庭完全取决于法院，对被告方的要求没有予以考虑，这种修改似需细思量。通过发回重审变相上诉加刑的通病也未得到有效解决。
七、死刑复核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应当讯问被告人。第二，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第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这三条规定使死刑复核程序从行政化的内部复核程序走向适度诉讼化的程序，有利于实现权利保障和司法公正。
八、执行程序。有如下重要修改：第一，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第二，严格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批准程序。第三，规定社区矫正制度。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实践中社区矫正机构是由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的，对此立法最好应当予以明确。
九、特别程序。增设以下四种特别程序：第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规定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针和原则；实行法律援助辩护制度；严格限制适用逮捕；建立讯问和审判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人在场制度；建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第二，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或者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可以和解。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潜逃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法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由中级法院审理裁定。第四，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致人死亡、重伤，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依法不负刑事责任，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法院可以决定强制医疗。上述四种特别程序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属于填补空白的首创制度。但是当事人和解的案件范围似应再扩大一些。
基上所述，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力图改革，求真务实，亮点多多，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尽管也存在一些缺憾，如有的规定有待进一步斟酌，有的在文字表述上有待纠正或者改进（如把公安机关列入司法机关之中），有的应当加以补充修改（如上诉不加刑），但是总的来说，该修正案草案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如获通过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新里程碑。（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