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法王名扬2005年

⑴ 主犯因另犯罪被另一辖区公安抓获，本辖区公安部去处理算是行政不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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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不作为 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一种行政行为方式，它在法律性质、构成要件、法律后果及救济途径等方面都与行政行为有着显著的差异。
在行政行为的理论研究上，它与行政作为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意义。然而，在行政审判实务中，因行政不作为本身所具有的消极性、隐蔽性等特点，使行政不作为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这主要集中体现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方面。
对于行政作为和行政不作为认真加以区别，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司法审查权，避免无效劳动，提高行政审判效率。
本文拟通过对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行政不作为的分类、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救济和行政不作为的立法完善等方面进行探讨，力图理顺行政作为和行政不作为的关系，促进行政不作为的司法监控，最终拓宽行政不作为的救济途径。
一、 行政不作为的界定

由于行政不作为是与行政作为相对应的范畴，因而拟从行政作为与不行政作为的角度来界定行政不作为。

（一） 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

在法理学上，作为与不作为，一方面应按行为人的外在表现来区分，作为是行为人有所为，表现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不作为是行为人消极地有所不为，表现为不作出一定的动作或动作系列；另一方面应按行为的实质内涵即法律义务不同来区分，法律义务按其内容可分为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作为所针对的法律义务既可以是积极义务也可以是消极义务，不作为则只能是积极义务而言。法律要求行为人有所为，或者法律要求行为人有所不为而行为人有所为，即构成作为；而只有法律要求行为人有所为而行为人有所不为的，才构成不作为。

（二） 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分。

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分，应从行政程序方面认定，只要行政主体作出了一系列的实质性程序行为，即表现出积极的作为状态，无论该行为在实质内容上反映的是“为”或“不为”，都应该是行政作为，反之，就是不作为。行政作为是行政主体以积极作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行为，只要行政主体实施了一定的动作行为，即可认定行政作为的形成。而行政不作为则是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表现出来，无明确的意思表示或外在表现，其形成的特殊条件一是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义务，二是行政主体在程序上表现为消极地有所不为，即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义务，既有程序上的特点??消极地不作为或没有一定的程序行为；又有实体上的特征??不履行作为的法定义务。并且行政不作为的“不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具体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在法定期限或合理期限中可以“为”而出于故意或过失没有“为”，并不是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使其不能“为”。

综上，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并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行为。

（三）行政不作为的特征

1、违法性。行政主体未依法作出应作之行为，因而具有违法性，是行政不作为的基本特征。行政不作为在本质上是对公共利益维护权和分配权的放弃，对公共利益维护权的放弃，将构成对国家所负作为义务的放弃，其后果是直接损害了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分配权的放弃，将构成对相对人所负作为义务的放弃，其后果是直接侵犯了个人利益。无论是对公共利益维护权的放弃还是对公共利益分配权的放弃，都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因此，行政不作为只有是一种违法行为。

2、消极性。行政作为是行政主体主动履行职责，客观上表现为积极的作为。而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对其职权职责的放弃，客观上表现为怠于履行职责的消极性。

3、隐蔽性。行政不作为是消极无为的表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其危害后果难以明显呈现。行政不作为直接侵犯相对人的利益，只有引起行政争议，乃至相对人提起诉讼，行政主体承担的法律后果才会确定下来。而行政不作为侵犯公共利益，只有出现了严重后果构成犯罪才由司法机关给予相应的刑事制裁。

4、非强制性。行政作为一经作出就产生法律上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相对人若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起诉，又不自动履行，行政主体可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行政不作为本身不具有明确设定义务或剥夺权利的内容，相对人没有履行义务的约束，不存在强制执行的效力。

二、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

行政不作为必须具备相应的构成要件，才能成立。准确把握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是审判实践中正确认定行政不作为的关键。其构成要件包括：

1、行政主体具有应作为的义务。行政不作为的构成必须以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作为的义务为前提条件，无作为的法定义务则无行政不作为。作为的法定义务体现在：（1）法律性。行政不作为中的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属于法律义务。只有法律上的义务才具有国家强制性，其他意义上的义务不具有该特征。（2）应为性。法律上的义务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应为一定的义务和不应为一定的义务，行政不作为的构成是应为而不为。（3）具体性。行政主体的义务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可分为一般义务和具体义务，一般义务是指抽象义务，行政不作为中的义务必须是基于特定事实而产生的具体义务。（4）条件性。行政不作为中的义务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基于特定的事实和条件才能产生。

2、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可能性。构成行政不作为必须是行政主体具有履行特定义务的可能性，即具有履行该义务的主观意志能力。任何法律行为都是主体的意志行为，是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控制的行为。行政不作为也必须在行政主体的主观意志能力范围内，由于不可抗力等非主观意志能够左右的因素造成作为可能性欠缺的，不能成立行政不行为。

3、行政主体在程序上表现为有所不为。首先，程序上的不为既包括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意思表示，也包括没有完成一系列的程序行为。其次，行政主体程序上的不为已经超过一定的时限。如果时限尚未届满，应视为行政主体还没有作为，不构成行政不作为。一定时限应当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合理时限，如约定时限、紧急时限等。

三、行政不作为的分类

探讨行政不作为的分类，对于正确认识行政不作为的特征及构成，对于深入把握不同的行政不作为不同的救济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1、职权主体的不作为与授权主体的不作为。这是根据行政不作为的主体来划分的。职权主体的不作为是指法定行政主体的不行为，即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授权主体的不作为是指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而具有的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不行为。区分的意义在于明确行政不作为的主体并不仅限于行政机关，还包括基于授权而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因而不能忽视授权主体的不作为。

2、未依职权行为的不作为与未依申请行为的不作为。这是根据行政不作为中义务的产生不同来划分的。对于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只要某种法定的事实发生，行政主体就具有相应的作为义务而应为之，如果行政主体不尽相应的行政义务即构成行政不作为。未依申请行为的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相对人申请即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而有所不为的行为。区分的意义在于行政不作为的构成并非一定要以相对人具有特定内容的申请为条件，有助于全面把握行政不作为的范围。

3、不行使羁束裁量权的不作为与不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不作为。这是根据行政权的强行性程度来划分的，不行使羁束裁量权的不作为，行政主体的职权强行性程度高，行政主体没有选择的空间，因而不存在合理性的问题。不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不作为，行政主体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合理选择行为的种类和方式。区分的意义在于不行使羁束裁量权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后果更严重，更应引起关注。

4、侵犯公共利益的不作为与侵犯个人利益的不作为。这是根据行政不作为违法所侵犯的客体不同来划分。对公共利益不予积极维护，必将损害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不予公正分配，则将损害相对人的个人利益。区分的意义在于明确行政不作为的特征及其危害性而采用适当的救济手段。

四、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

建立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使受到损害的权益得以法律补救是现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本文所要探讨的救济方式是以行政诉讼的司法救济为背景，行政救济不在本文探讨范畴。

1、确认违法判决。人民法院作出确认判决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不宜作出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只能判决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对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的，判令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情形是行政主体履行作为义务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未明确告知相对人，相对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判决行政主体不予答复的行为违法，并责令行政主体告知相对人暂不履行的理由。

2、责令履行判决。行政主体没有履行其作为的义务且该义务还有履行的可能和必要，应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的救济方式。从救济的目的来看，责令履行判决是使受到侵害的权益得到法律补救，只有责令行政主体全面履行其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义务才能达到这一目的。程序和实体二者不可偏废，即存在责令履行程序上的义务或实体上的义务或双重义务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主体应履行实体义务的，应对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一并判决，否则，如果仅判决行政主体履行程序义务而没有履行实体义务，相对人仍有诉权，可再次起诉，从而增加诉累，违背了诉讼经济原则。

3、赔偿损失判决。一种情形是认定行政主体不作为违法并给相对人造成损失，应判决赔偿损失。另一种情形是对于不能责令行政主体履行的但给相对人造成损失的不作为，也应判决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

五、行政不作为救济的立法完善

建立和完善行政不作为时效制度，明确行政机关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督促行政机关及时迅速完成行政管理事务，杜绝行政机关迟延行政的现象，提高行政效率，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期限而产生某种特定法律后果的程序法律制度。它的理论基础是，现代社会行政管理活动纷繁复杂，形势多变，要求行政主体及时、迅速地进行行政管理，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

然而，检讨我国现有的有关涉及行政时效的法律规范。大多都着重于行政高效的目的，而忽略了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如有的只规定行政相对人服从行政秩序管理的时限，而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却没有明确的时限规定，导致行政主体隋怠行政，有的虽然有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时限作了规定，却没有明确的违反时效期限后的法律后果，致使这些规定形同虚设。现代行政时效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是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双方的效率。即首先是为了实现公平，进而在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效率。

要给行政相对人因行政主体隋怠行政所造成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予以法律救济，就应当适应行政时效制度价值目标的转变，建立和完善行政不作为的行政法律制度。可以借鉴和参考行政作为的时效制度，构筑行政不作为时效制度。

首先，要在法律、法规中对行政主体运用行政职权的时限作出规定。时限的规定一方面可以督促行政主体主动迅速地行使职权，防止拖延履行职责，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便于相对人以行政不作为的存在而请求救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便于司法机关认定行政主体是否构成行政不作为，从而为采取相应的救济方式创造条件。同时要规定对那些办事拖拉，敷衍塞责，隋怠行政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追究之责任。时限制度的完善当然有待于一部完整的行政程序法，其基本价值取向一是确保实现公平，包括合理性，特别是要对行政主体设定及时、富有高效率的期限，以及时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确保实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效率，重点是要求行政主体及时作为的效率。

其次，确立行政不作为的时效制度应以发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效果为原则，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申请的行为，行政机关逾期未作为，视为“批准、认可”。通常是有利于相对人的行为，如资格审查。二是依职权的行为，行政机关逾期未作为，“不得再作为”。通常是不利于相对人的行为，如违法行为，即行政作为的时效后果。

第三，明确规定每一行政行为完整的具体程序。如行政许可行为的程序除了相对人的申请外，包括行政许可机关对申请的答复、审核、核发等程序，行政许可机关在法定期限内，对每一步骤的未完成都成立不作为。因此，只有在立法中重视每一个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规定，才能判明行政不作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才能督促行政主体积极完成每一程序行为。

参考书目：

1、《论具体行政行为》，方世荣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

3、《美国行政法》，王名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4、《日本现代行政法》，室井力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陈小君、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几个疑难问题的识别研析》，载于《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

6、方世荣、戚建刚：《论行政时效制度》，载于《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⑵ 王名扬的其他信息

王名扬先生的学术生命的成长期在新政权治外度过，成熟後则在新政权治内荒废与孤寂著，直到古稀之年才写出了第一部专著。同样依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丰富馆藏，1995年近80岁的王名扬先生出版了教科书性质的《美国行政法》，王名扬先生直到2003年还住在经贸大学的筒子楼宿舍裏面，为了让儿女方便照顾自己一再请求中国政法大学解决一处两居室的房子。讽刺的是，当王名扬先生“脑萎缩，一天睡觉的时间几乎超过了二十个小时”之时，其九秩寿诞庆祝会却由其弟子及再传弟子们颇为壮观地召开了，会上王名扬先生还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王名扬先生却未能完成其五部行政法著作写作计画的夙愿，其在《比较行政法》的“著者的话”中总结其一生时写道：“这是喜剧，也是悲剧”。不过，究竟悲剧的意味浓重得多。崖以为，王名扬先生对这种悲剧性有著相当深刻的反思，这种反思便体现在其60年代所译的《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中。凯尔森在该书的“结论”部分写道：“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假设认为科学是反意识形态的，然而，苏维埃的法律理论却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性质。这就是说，它对实在法的说明，……不带科学意义的客观性，而主要地受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利益所支配。……苏维埃的法律理论沦落为苏维埃政府的侍婢的这种悲惨的状况，对社会科学学者应当是一个严重的警告：真正的社会科学只有在超脱政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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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王名扬的人物生平

王名扬，1916年10月2日（农历）生于衡阳道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少贫力学。
1931年以衡阳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五中（现衡阳师范学院），依靠当时宗族社制度下宗族所给的补贴读完了中学 。
1936年，中学毕业后，担任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
1937年，怀着法律救国的理想，王名扬考取了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 。随后，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王名扬热血沸腾，毅然穿上军装，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来到晋南前线。翻山越岭，走村串寨，踏遍山山水水，到处宣传抗日，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满腔热爱，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挥洒在抗日的前沿。
1938年，王名扬随武汉大学内迁到四川省乐山县 。
1941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重庆)研究生院行政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
1943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讲师 。
1948年，王名扬考取了国民政府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
1953年，获得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位 。
1953年至1956年，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俄语和日语 。
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法国首都巴黎举办国际博览会，王名扬担任博展团团长李琢之的法语翻译，以熟练高超的语言水准、娴熟精彩的翻译技巧，为世界认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1956至1958年，为了让更多的人加深对新中国的正面认识，王名扬在法国担任《侨众》报的独任编辑，向法国华侨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
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王名扬放弃了在法国优越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回到祖国的怀抱 。
1958年至1962年，王名扬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理论教研室工作 。
1962年，因被认为“思想改造”不合格，转入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前身)担任法语教员，自此脱离法学教育领域长达20年，直到1983年返回法学讲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名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因与法国同学通过信，被无端怀疑为“里通外国”，送进“牛棚”隔离审查”，撰写多年的书稿被付之一炬。从1969年开始，被遣送到河南固始县和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艰难、困苦和厄运并没有压垮，反而磨砥了王名扬的思想，展望前途，坚信祖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名扬重新回北京外贸学院从事法语教学，1983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执教，担任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顾问，培养出新中国第一届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生 。
1983年，王名扬参加了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 。
1984年，王名扬应《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编辑部约稿，编写国际私法及行政法词条；
1987年，专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我国行政法体系的构建和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工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
1989年，专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65万字，被称为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宝箱 ”。
1991年，两部专著《英、法、美、日行政法简明教程》(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外国行政诉讼制度》(山西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
1995年，专著《美国行政法》(上、下卷)(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长达百万字。
2006年11月，专著《比较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
2006年11月，在庆贺王名扬九十华诞的大会上，为表彰他对我国行政法学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政法大学授予 “终身成就奖” 。
2008年11月6日18时左右，中国行政法的奠基人——王名扬教授在北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享年92岁。

⑸ 王名扬的人物事迹

衡州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1916年王名扬出生于衡阳道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祖父和父辈们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家境贫寒。王名扬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一边放牛、打猪草起早贪黑帮助家里干农活，一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初中毕业时以衡阳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五中（今衡阳师范大学）。毕业后王名扬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开始了与法学结伴一生的风雨路程。
抗战爆发，王名扬和许许多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穿上军装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成为晋南抗战前线上宣传抗日救亡的一名积极分子。1938年，王名扬离开晋南，随武汉大学迁徙到大后方四川乐山 。
1940年，大学毕业的王名扬考入国立中央大学（重庆），师从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生，三年后获得行政法学硕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 。
1946年，王名扬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政府公派留学生，但是由于当时法国正处于战后恢复期，因此在国内滞留了两年后才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 法国是世界“行政法的母国”，法国国家参议院）的成立是现代意义上行政法产生的标志。按照“自然权利”、“三权分离”等法治和宪政基本原则在法国大革命后逐渐形成的行政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保留审判权阶段、委托审判权阶段和一般管辖权阶段。行政法院的独立在法国已成为一般国民的共识，行政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由于当时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原定的三年留学期限届满后法国政府又同意王名扬延长留学期限 。
1953年，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王名扬面对着巴黎大学导师埃赞曼以及国际上久负盛名的行政法权威，以流利的法语宣读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并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可王名扬并未故步自封，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了三年的俄语和日语。
1956年新中国第一次在尚未建交的法国举行国际博览会，王名扬主动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博展团团长李涿之的法语翻译，这段经历也被王名扬看作是一生中最光彩、最引以为荣的事情。为了进一步向外界宣传新中国，王名扬担任以在法华侨为主要读者群的《侨众》责编，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同胞展示新中国 。
1958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报效祖国的号召，王名扬响应，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秘密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带着厚重的书籍只身回到了祖国。
留法十年，改变了王名扬的整个人生走向，既是学术上腾飞的起点，也是坎坷磨难的源头。 王名扬不远万里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迎接他的并不是一展宏图的舞台，而是“洗脑”、转行、流放等做梦也想不到的磨难。回国不久，王名扬就被组织分配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洗脑”经历。
“脑子洗好了”才能教法律，“由于王名扬留法十年受万恶的资本主义毒害太深”，组织对王名扬的结论是“脑子洗得不好，不能教法律”。北京政法学院课程表上基本上没有法学课程，教法律的教师要么靠边站，要么改行。1963年，王名扬被调到了北京外贸学院（今对外经贸大学），成为法语课上一名讲课妙趣横生的外语老师，同时还担任班主任。
文革开始后，由于和法国友人通信，王名扬就被定性为“里通外国”，失去了人身自由，多年辛苦写就的书稿全部被付之一炬，王名扬被隔离审查，送入“牛棚”面壁思过。1969年，王名扬被流放到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开始了十年的劳动改造生涯。妻子千里迢迢从东北赶过来看他，止不住泪如雨下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开始起步，行政诉讼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行政法学研究也开始正规。
年近古稀的王名扬参加了中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 ，并承担了“行政行为”章节的撰写，对我国行政法研究的启蒙起了奠基作用。
《行政法概要》出版后，中国政法大学邀请王名扬回来任教，被婉言回绝，只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专业首位硕士生导师，教授行政法与外国行政法。重新“出山”后的第一项学术成果是应《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编辑部之约，编写了国际私法以及行政法词条的内容。
1987年，王名扬的第一部行政法学专著《英国行政法》出版。这部25万字的著作填补了国内外国行政法研究著作的空白。中国政法大学招收建国后第一届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尚无任何教材，王名扬就用该书向研究生授课，将一种崭新的行政法学体系以其精湛的技艺介绍入中国，该书的“行政法原则”被学术界广泛引用。书中首次介绍到的“国内行政裁判所制度”，对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所产生了直接影响。此外书中所提到的“行政救济的独立原则”、国外行政法关于“自然公正原则”、“赔偿制度”等的介绍，对于我国行政法体系的构建和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工作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
《英国行政法》出版两年后，65万字的《法国行政法》问世。王名扬对行政行为理论的全面介绍在现在仍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基石；该书介绍的行政合同制度，整整影响了一代行政法学家；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这部书中对行政法院制度的介绍，成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范本和国家赔偿法立法时的唯一参考资料。事实证明，《法国行政法》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概念工具百宝箱” 。
1995年出版长达百万字的《美国行政法》，《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较行政法》，王名扬的学术著作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里程碑，奠定了王名扬在中国行政法学界的泰斗地位。中国行政法学事实上存在一个“王名扬时代”，没有哪位中国行政法学者的著作，能够达到王名扬“外国行政法三部曲”这样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对我国研究、借鉴外国行政法制经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和规章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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