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的结构

Ⅰ 刑事诉讼的结构简介

我国刑事诉讼形成了以法院判决为中心，检察机关干预公安机关侦查，提请法院审判，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很少联系的直线型结构。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权力强大，影响控制着刑事诉讼后面的每一个环节。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各方面活动都会受到公安机关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他们对抗公安机关的手段、措施却相对较少。公安机关拥有的权力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行政权，按照权力制约理论，行政权应当受到司法权的有效监控，以司法权制约警察权，是人们对警察天然侵犯性进行深刻认识的结果〔8〕。我国的检察机关拥有的权力广泛，但过于分散和脆弱，对公安机关缺乏相关的实质性管理手段，法院更是无法对公安机关进行司法控制。这种刑事诉讼构造表面上看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实质上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职权式诉讼模式，目的是加强审前程序，确保侦查活动的顺利实施。

我国缺乏侦、检追诉、司法审查、执行独立的诉讼结构，现行立法中的许多制度设计也违背控辩平等和“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法官”的司法原则，由检察机关指导公安机关侦查，对逮捕行为实行司法审查、执行独立符合诉讼任务，加大了监督力度，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责，为控辩平等、法官中立创造了条件。这样完成的三主体(检察、法院、司法)配侦查(控诉)、审判、执行、预防五职能的刑事诉讼制约结构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要求控诉(侦查)与辩护(无罪推定、不被强迫自证明有罪、律师帮助)平等，保障法院独立的公正审判；另一方面要求建立检察（公安）、法院、司法三者之间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多元型结构。总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应借鉴现代西方国家好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实现保障人权和惩罚教育犯罪的目的，进一步向科学性、民主化方面迈进。

Ⅱ 什么是刑法结构

我国目前的刑法大体上只相当于国外刑法中的重罪内容，而国外刑法中的轻罪和违警罪大体对应于我国的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另外，与国外刑法相比，我国刑法还欠缺对保安处分的系统规定。为使我国刑法成为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刑法典，我认为应对我国刑法结构作比较大的调整，即实现从小刑法到大刑法的转变，使刑法、劳动教

刑法结构的概念与研究视角

通行的刑法教程或论著，将刑法定义为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指出了刑法的成分之后即径直分列犯罪和刑罚两大部分予以论述，而没有涉及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组合关系。储槐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从“成分不等于结构”出发，指出成分相同而成分之间比重（结构）不同会造成事物的不同性质，如同样有死刑、监禁刑和罚金刑等几种刑罚方法（成分）存在，但彼此所占比例不同，会形成重刑结构与轻刑结构的重大差别。[1]

那么，何谓刑法结构呢？储先生曾将刑法结构界定为“定罪面与刑罚量的组合形式”。[2]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刑法结构其实就是刑法系统内诸要素的组合形式，即罪与刑的组合，也就是不同数量的搭配。罪的数量即为犯罪圈的大小，刑的数量则是刑罚量的轻重。犯罪圈大小体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刑罚量轻重体现为法定刑的苛厉程度。[3]

从罪与刑相应严与厉的关系上，储先生将罪刑配置分为四种组合，即四种刑法结构：一是不严不厉，二是又严又厉，三是严而不厉，四是厉而不严。他认为，又严又厉的刑法结构在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典型的不严不厉似乎也不存在，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大体上属于严而不厉的结构类型，而我国当前的刑法结构基本上算是厉而不严。“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表现为“刑罚轻缓”和“法网严密”，“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则表现为“刑罚苛厉”和“法网不严”，后者是刑法机制不畅的内生性原因，我国刑法改革的方向应从“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4]

储先生关于刑法结构的“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的提法，是他在刑法学界的标志性产品之一，确实带给人不少启发。但我认为，储先生对刑法结构的概念界定和分类还有以下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是他将刑法系统内的诸要素等同于罪与刑两个要素，使刑法结构过于简化，事实上，尽管罪与刑是刑法结构中的两个关键要素，但刑法结构决不只是二者的相互关系和组合形式，它还应当包括刑法典与单行刑法、附属刑法的协调，以及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违法行为矫治法（劳动教养法）等的协调，乃至刑法内部各条文之间的协调，这些都是结构的应有之意；二是他将刑法结构分为四类，而实际上他又否认另两类的存在，结果只剩下“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两类，但问题是，何谓“严”？何谓“厉”？这本身是相对的，难道那些经济发达国家和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刑法结构就都属“严而不厉”型的吗？它们彼此之间的刑法结构差异又作何解释呢？三是他将刑法结构主要视为一个宏观的东西，即是“严而不厉”还是“厉而不严”，但这似有不够，还应当从微观上对刑法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如所谓的我国的“厉而不严”结构，会不会存在刑罚总的来说偏“厉”、但个别地方却存在偏轻（特别是罪与罪之间的刑罚不协调）呢？又会不会存在法网总的来说“不严”、但个别罪的定罪面又偏严（不该设置为犯罪的设置成了犯罪）呢？对我国刑法结构的微观考察将会发现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另外，对刑法结构的研究也不必限于储先生提出的这一个视角，事实上，它可以有多个视角，如德国学者耶赛克对刑法结构的剖析如下：1、处罚之先决条件（主要指总则之“犯罪论”部分）；2、刑罚和处分；3、具体的构成要件（主要指分则内容）；4、国际刑法（如德国2002年颁布的《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法律》）；5、附属刑法（如《麻醉品法》）。[5]我曾经在几年前的一次刑法学科建设笔谈中提出过“立体刑法学”的构想，即刑法学研究要瞻前望后（前瞻犯罪学，后望行刑学）、左看右盼（左看刑事诉讼法，右盼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上下兼顾（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下对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内外结合（对内加强法的适用解释，对外给解释设立必要的边界），[6]其实这也可以作为研究刑法结构的一种思路，即以刑法典为轴心，辐射至：1、“瞻前”，包括实然上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和应然上的《犯罪预防法》、《证人保护法》、《被害人保护法》等；“望后”，包括实然上的《监狱法》和应然上的《刑罚执行法》。2、“左看”，包括刑事诉讼法牵涉到的刑法内容；“右盼”，包括各部门法中的附属刑法规范。3、“上对宪法和国际公约”，在一些国家，罪刑法定、废除死刑等重要的刑法问题都被上升到宪法层面，[7] 我国虽然没有如此做，但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理解需要借助于宪法精神；对于我国批准的国际公约，其中涉及国际罪行的，我国刑法总则已规定“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因而也需要有此视野；至于“下对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则如下文所要说明，这本身就是国外刑法中的内容。4、“内外结合”，在此适宜解读为“内”为刑法典，“外”为刑法典以外的所有刑法规范，如单行刑法（特别刑法）乃至刑法的立法与司法解释等“准刑法”。

如果我们把上述储槐植先生的研究视角视为实质的刑法结构，那么耶赛克教授和笔者的这类研究视角就可称为形式的刑法结构。当然，实质的刑法结构和形式的刑法结构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法与刑法典的关系，表面看是刑法结构的外在形式，但其实也牵涉到“定罪面”和“刑罚量”的界定。不过它们毕竟不是一回事，如某一种法定犯（行政犯）的罪刑相同，但是规定在刑法典里还是规定在刑法典以外的附属刑法中，这纯粹是一个形式的选择问题。以下论述旨在阐明，刑法结构的形式建设对于理顺刑法机制、优化刑法效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Ⅲ 刑事诉讼价值影响一国制定刑事诉讼法的( ),不能直接决定一国采取什么样的( )

价值影响目的，目的决定构造。也就是刑事诉讼价值影响一国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不能直接决定一国采取什么样的诉讼构造。

Ⅳ 刑事诉讼法倒三角结构

一、通行理论认为的三角结构

控、辩双方处于三角形底边的两端，表示法官站在公正的立内场对控、容辩双方的纷争予以裁判。

二、有人提出的，倒三角结构理论

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被告人处于被控诉和被审判的位置。

这个倒三角理论认为：倒三角结构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任何国家的公诉中必有的，因而它也最高真实地反映了公诉的本质。因为公诉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权力(权利)也不是对等的。在公诉的整体结构中，审判机关也不处于‘中立’地位，不是与控、辩双方等距离。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同为国家司法机关，它们分工不同，但任务是共同的。在刑事诉讼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既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而审判机关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是审判与被审判的关系。

Ⅳ 论述无罪推定原则（从刑事诉讼方面讲）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构造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无罪推定原则不但是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且更是相当多国家的一项宪法性原则，已经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在中国，自强调依法治国以来，无罪推定原则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界的诸多同仁抱着科学研究的严肃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共识。特别是中国政府相继参加或缔结了一些国际人权保障公约，对其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的条款并没有声明保留，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一原则的要求和内容。中国立法机关在其制定并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也从相关的条文中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并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中的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重要原则。然而，在我国学界仍有少数人对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持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刑事诉讼立法反映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尚不充分，司法实践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与中国已经签署并将要批准实施的情况不相协调。因此，仅仅说明无罪推定是目前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文化现象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澄清有关问题，才能消除加诸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从而确保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
一、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尽管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但对其基本内涵，学术界的认识并未一致，在以往的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即是指：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司法人员对刑事被告人有一种无罪的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进行追究被告人刑事诉讼的活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被告人一经确定，即主观地认定其是罪犯，其诉讼活动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无罪推定当然应是与之相反。然而，无罪推定尽管与有罪推定存在着这种对立，两者还是有一致之处，即都是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束之时（判决后），在刑事案件事实尚未搞清、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条件下，对刑事被告人有罪与否的一种主观认识。同时，无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因为假设并不是主观认定，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同于法律中常有的根据已知事实对未知事实的推定，因为这种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审判中才有意义，并不作用于整个诉讼过程。
2、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不应认定其是罪犯或应认为其是无罪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以证据定罪。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罪推定才与有罪推定对立。有罪推定并不是以证据定罪，而是被告人业经指控即被认定为犯罪，或者虽然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也能对刑事被告人定罪。因此，无罪推定既不是一种法律推定，因为法律推定的本质是无证定案；也不是一种主观认识，因为它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有一先验的认识；而是一种法律要求，即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最终应以证据来确定。
3、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未经判决以前，应先推定为无罪，这是一种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对某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在无充分确实的证据条件下，确定有无、是非的方法。据此法院可以适时处理该特殊情况。例如对长期下落不明的人宣告“失踪”或“死亡”等等。当然，这种法律拟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假定，并允许以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推翻。这种法律拟制并不是对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一种要求。正如在无证据证明长期下落不明的人是否“失踪”或“死亡”时，司法人员对其是否失踪或死亡的认识与法律拟制无关；无罪推定也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便宜措施，与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认识无关。目前，学术界许多人持这种观点。
4、还有学者认为，探讨无罪推定概念的含义，不能脱离实际情况而凭空作出理论上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探讨无罪推定概念时，首先要注意这个词是外来语，因而首先存在翻译是否确切的实际问题。他们认为，“无罪推定”的译法，是不确切的。根据该原则的实际内容和外文原意，应译为“无罪假定”。其次，“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应是进行研究时需充分注意的客观情况。从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以法国《人权宣言》为代表，即其中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其被宣告为犯罪人以前，应当假定为无罪”。另一种以意大利宪法为代表，即“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后一种表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中也规定得很明确，即“非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人并受到刑事惩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推定无罪”和“不能认为有罪”，两者有着虽然不显著但却很重要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出的几项规则，虽然也有争论，但对其主要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无争议。这些核心内容包括：在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疑惑不决时，应从有利于被告人作结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应有沉默权，其拒绝陈述，不应作为有罪的根据。
我们认为，探讨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除了上述含义的理解外，更应当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1、字面的理解
“无罪推定”一词是我们直接从日文译来的，当然，人们并不是将“无罪推定”仅仅作为一个普通词，而是作为刑事诉讼理论和法律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来理解的。其核心是对这个术语中“推定”二字的法律含义的理解问题。对此，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法律拟制。即作为法律拟制的“无罪推定”，其含义是：刑事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然而，把无罪推定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拟制，仍只不过是从字面上的一种理解。对这种拟制的含义还有不同理解。例如，有人认为其含义并不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而应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不应被视为罪犯。”但笔者认为，这种对字面含义不同理解的探讨，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考察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并探讨其字面含义之外的法律意义及其他意义。如果对无罪推定仅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将会导致一些荒谬的结论，对此，后文将予进一步地说明。
2、对立法例的理解
就我们所知，“无罪推定”一词一般并不直接见诸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刑诉法律文件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被人们认为属于“无罪推定”的表述的立法例。例如，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1978年
6月16日的决议中的一段：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以前，被视为无罪。又如，南斯拉夫联邦刑诉法第3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以前，不认为是刑事犯罪人。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则在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无罪。意大利则在其1947年的宪法第27条规定：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以前，不得认为有罪。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当然，也有对其更进一步的阐述。如在尊奉判例为法律渊源的美国，其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斯塔克诉博伊尔一案中的赞成意见里说：定罪以前，被告人仍享有的传统自由权利，就不允许妨碍其辩护的准备工作，并阻止其在定罪之前受惩罚。这一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不然，经过多年的斗争所获得的无罪推定，将失去其意义
。至于国际人权公约，不论是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还是《欧洲人权公约》等，则在规定无罪推定的条款中，均将“公正审判”、“辩护权”等内容同时作了相应规定。因此，从有关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则，而是与保障司法公正、刑事被告人的权利的诉讼规则紧密联系的原则。从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来看，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例如，在欧洲人权法院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中，就将剥夺辩护权的情况，法庭审判时的偏袒，对被告人的刑事羁押时间过长等，均作为对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无罪推定的违反来处理。

通过对有关立法例的考察，对无罪推定的理解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突破了字面理解的局限：
第一，无罪推定的上述立法例表明，对这个法律术语的各种字面理解，实际上不过是某些立法例的翻版；而“无罪推定”一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有关立法例所表述的法律规定的简称。
第二，无罪推定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1966年通过并于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
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承认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第三，对“无罪推定”的字面理解较之立法例的实际情况，更为抽象、贫乏。就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更为具体广泛；并且，还表现其不仅是一项孤立的法律原则，而且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法律规定有密切关系。就内容而言，如前面曾引证的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中，就包含有“经法定程序证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等项内容，而这是字面理解无法包含的；又如，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第11条第4项规定：被指控犯罪的人，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平的公开审判中，根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无罪。其所包含的内容也超出了字面理解的内容。就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关系而言，如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并须予以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而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无罪推定的第2款之前和之后的相关款项中，则规定了与无罪推定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有利于保障公正审判、被告人权利的内容。
通过对无罪推定的有关立法例的考察，一方面，使我们突破了对该项原则的字面理解，因而使理解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例如，无罪推定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该原则与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有着怎样的联系；该原则为什么会成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等等。只有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才能对无罪推定的含义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3、对无罪推定的性质的理解
对一事物性质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与他事物的联系中加以考察。要理解无罪推定的性质，就有必要搞清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关系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为此，先澄清如下两个事实：
第一，有罪推定并不象无罪推定那样，有明确的立法例可资证明。“有罪推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人们对封建专制下的刑诉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现象所作的原则性归纳。该原则的含义是：任何被指控为犯罪的人，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为罪犯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将刑事被告人宣告为罪犯，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为基础而设立并进行的。人们对有罪推定的这一原则性归纳，主要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下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这样一些现象：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被法院或其他有权作出判决的机关确定为罪犯，或象对罪犯那样可加之以刑罚；被告人是诉讼客体，不仅没有辩护权等各项诉讼权利，而且可以对其长期甚至无限期关押；缺乏公开且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刑事诉讼实现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被告人的口供是证据之王，可用刑讯逼供等既不人道又不科学的方式获取，等等。
第二，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其专制野蛮的有罪推定刑诉制度而提出的。无罪推定从其被资产阶级提出开始，就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包含着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一系列内容。这从贝卡利亚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说明。被认为最早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意大利启蒙法学家切查利·贝卡利亚，在他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表述无罪推定时说：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而且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明，那就不应折磨无罪的人。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当时还仅限于对无罪推定进行理论说明和宣传。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将该原则规定为法律，并进而以此原则的精神为指导，确立了一系列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诉讼制度。如被告人具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经公正的司法程序；禁止刑讯逼供，并否定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口供及其他证据的证据效力；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应有限制条件，等等。
上述两个事实喻示我们的有两点。一点是：对无罪推定含义的理解，必须将其置于其对立面——有罪推定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虑，并进而将无罪推定不是作为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与刑诉制度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思想，才能获得有关这项原则的完整认识。另一点是：正由于无罪推定原则与刑诉制度的许多方面所具有的密切联系，才使这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受到世界多数国家普遍的重视和确认。实际上，无罪推定的思想萌芽早就有了。例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就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
。然而，这一使人振奋的思想火花，毕竟没能划破我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刑事诉讼制度的黑夜，留给我们的是只开花不结果的遗憾。探究起来，除受当时的社会制度制约外，这一无罪推定思想的萌芽，未能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中，也是重要原因。然而，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不仅提出了无罪推定思想，并且将其规定为法律，进而使之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里去。这是其刑事诉讼制度与封建刑事诉讼制度有巨大区别并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先进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中有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内容，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确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参考，与无罪推定原则有密切关系，那么，世界多数国家在其法律制度中普遍重视和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就不应是令人奇怪的现象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无罪推定”的含义应作这样的理解：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与有罪推定相同，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与刑诉制度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这项原则不仅在反封建斗争中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现代仍是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
二、 无罪推定原则价值构造
作为一项确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则，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文化传统的界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性原则，并作为民主法治社会的制度性要素充分体现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之中。由此可见，无罪推定原则不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公正性目标的实现，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深入探讨其内含的价值构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无罪推定原则的程序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一项与有罪推定相对立的原则，无罪推定需要在刑诉制度中反映其一系列的要求，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无罪推定对刑诉制度具体有什么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哪些内容，在学术理论界却是一个虽经长期争论而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问题。详细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所应包含的全部内容，是本文篇幅所无法容纳的，但对其中的核心内容的说明，却是必要而可能的。笔者认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该原则对刑诉制度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既然无罪推定意味着被告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那么，刑诉法律制度应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就是其逻辑的必然。世界各国的现代刑诉制度，之所以大都赋予了被告人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广泛诉讼权利，并注重保障其实现这些权利，追本穷源，就因与其肯定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使被告人摆脱诉讼客体的地位，而具有诉讼权利主体的身份，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第二，既然无罪推定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需经法律规定的程序，那么，刑诉法律制度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设立公正的诉讼程序并维护其不可违反的尊严，就是其应有之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而设立的公正诉讼程序的含义虽不易确定（因为各种不同司法制度所规定的司法程序繁多，且差异很大），但其中心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它与在有罪推定刑诉制度下，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普遍存在的司法恣意，是截然相反的，或者说制约司法机关的行为，使其司法活动既有助于实现客观公正，而又避免对被告人的不公正对待，就是这种程序的基本要求。
第三，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是无罪的人，那么，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这一假定，就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对被告人的这一假定，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应由控诉一方承担；刑讯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应被禁止。对法院来说，这就意味着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应建立在确凿、充分的证据基础上，口供不再是证据之王；对被告人来说，既不应承担自认有罪的义务，而且虽然未能证明自己无罪，但如果控诉人的指控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对其无罪的假定即应转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无罪，那么，在判决前其不能作为罪犯来对待就应是该原则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刑诉中不应将被告人作为罪犯来对待，其中心思想是要求将限制被告人一系列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的诉讼强制措施，应予以严格限制，不仅应慎用，而且即使采用了，也应尽早结束这种强制措施，使被告人接受及时审判以确定其最终法律地位，任意关押、长期关押或无限期关押都不能允许。

以上论述表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诉制度所提出的要求的核心内容，涉及到刑诉制度的各个方面：从被告人的基本法律地位到司法机关的职责，从司法程序制度、强制措施制度到证据制度，都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制约。同时，无罪推定的各项要求并不是孤立存在、各不相干的，而是环环相扣，只有整体运作才能共同实现无罪推定原则。另外，对于刑诉制度中的那些体现无罪推定原则要求的规定，只有将其置于与无罪推定原则的联系中，才能认识其更深层的意义。
2、无罪推定原则的客观真实性价值
法律需要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法律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也就是其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的客观性及其程度问题。就无罪推定的客观真实性而言，是与刑事诉讼的客观现实及其要求相联系的。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刑事诉讼的发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无犯罪痕迹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无犯罪嫌疑人，也就没有刑事控告。这一事实说明，旨在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一般都是以公安、司法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为前提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如果只从一个角度进行，就容易陷于主观偏面性，发生差错。无罪推定的价值体现为，在判决前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这就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对司法机关的认识提出了要求：它要求司法机关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时时注意自己对犯罪事实和刑事被告人的认识，是否有确实、充分的根据，以推翻法律的这种假定。无罪推定正反映了对司法机关提出的防止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客观要求。
其次，刑事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与国家的公安、司法机关的对抗。国家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的对抗，两者力量对比的悬殊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力量对比的差异不仅由于国家司法机关掌握着被告人不可能拥有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各种专门技术手段等因素而产生，并且由于刑事被告人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被剥夺或限制了其作为公民而具有的某些权利（如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扩大了。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的广泛诉讼权利，制约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虽然不足以也不可能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力量的对等，但有助于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前述的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假定，所具有的防止司法机关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功能，因为这种平衡而得到了另一重保障，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刑事诉讼有两项基本任务，即：发现、揭露、证实犯罪和犯罪人并正确适用法律对之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应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无罪推定对于实现这两项任务，具有不应忽略及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无罪推定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广泛的诉讼权利、禁止刑讯逼供等，不仅有助于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识案件的客观情况。
因此，无罪推定原则正是基于刑事诉讼的这种客观实际情况，为保障公正、准确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而必须的，因此，具有不可否定的客观真实性。然而，在某些对无罪推定原则心存疑虑的人看来，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无不是以认为有犯罪存在为前提的，若在判决前假定被告人无罪，则显然与刑事诉讼的这种实际情况不符。这是将无罪推定原则仅从字面含义上予以理解的结果。这种理解的错误在于，如果按照这种理解，那么，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将比实行有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更愚昧、更野蛮、更落后。因为依据有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尚且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而依据无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不再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任何人因此都将在被认为无罪的前提下受到刑事追诉。如果按照这种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所得出这种结论，当然是荒谬的。
3、无罪推定原则的社会价值
第一，刑诉制度的民主程度虽然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广泛程度，却是其中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民主总是需要具体表现为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特殊人物，其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充分与否，当然对刑诉制度民主程度的高低，有决定性意义。无罪推定要求确立被告人为诉讼主体，应具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就表明了它对刑诉制度的民主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虽然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然而，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的差异，从直观的意义上说，更鲜明地反映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由于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不同，人们也能够并且必然会对其文明程度作出判断。例如，法西斯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因盛行刑讯逼供，就是其被人们视为野蛮的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罪推定要求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来实现刑事诉讼追究犯罪的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对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等，实际上就是对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发展的突出贡献。
第三，如果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既要完成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又要注意避免使无辜者受刑事追究，是自刑事诉讼制度出现以后就产生的双重且往往是矛盾的任务，那么，如何协调完成这两项任务就是判明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行有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制度，注重的是完成前一项任务，后一项任务仅仅是前者的附属物。因此，宁可错捕错判有罪，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被告人，这是实行有罪推定的典型结果。而无罪推定则要求，从刑事诉讼一开始，就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因此要求司法机关从认识上，以及在司法程序的设立上，始终注意使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之累。因此，把两项任务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只要认识到存在错捕及错判有罪的可能，就不能捕，不能判有罪，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两种原则对这两项任务所产生的矛盾的不同处理方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应当看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高低，并不是简单的仅以是否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来决定，其发展水平还要受到诸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必竟为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发展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来说，其积极意义应予以更进一步地肯定。因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例如，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未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又如，对于保障和实现辩护权具有重要意义的“先悉权”，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宣传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对于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早日批准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Ⅵ 刑事诉讼法的价值谈谈我国案件频发的原因

一、刑事诉讼价值的提出
价值，是指客观事物对主体的效用或者满足水平，这一观点说明了价值存在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其哲学上的意义大都停留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而不具有更高的哲学高度的价值。而对刑事诉讼的价值的考量也存在这样一种局面，对刑事诉讼功利性或者是工具性的价值的关注往往超越了对其本身内在的、固有的价值的研究。
很多学者将刑事诉讼的价值概括为秩序、安全、自由、效益、效率等等，从实然的角度来看，这些的确是刑事诉讼制度所体现的价值之所在，刑事诉讼也往往具有多元性价值的特征，这是研究任何一种法律价值所首先必须承认的观点。基于这些价值的抽象性，多数学者更愿意以工具（功利）价值和内在（公正）价值来概括刑事诉讼的价值。学者大都认为，英美法系的国家有权利保障或正当程序式的诉讼价值观，大陆法系的国家则有控制犯罪的诉讼价值观，因此对刑事诉讼的价值问题的探讨存在一个对自由或安全的选择，一个对目的或手段的选择，或者是对内在价值和功利价值的选择。然而，笔者在这里所做的陈述不是要从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中比较孰优孰劣，从而做出一个规范的判断，而是要试图从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中去探讨一些制度上和实务中的缺陷，从而探讨中国的刑事诉讼价值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这表明了我国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主要是惩罚犯罪，保障社会秩序，刑事诉讼当然地具有了保障实体法实施的这一工具性价值，在个人权利和国家以及社会的权益的冲突中，国家及社会的利益实为更重要的一面，对实体正义的保障也常是最为重视的一个方面。然而，刑事诉讼的总体目标应当是使国家、社会利益与嫌疑人的利益实现大体的平衡[①]，更何况是在这种个人与国家对抗中个人力量与国家力量存在着天然差距的情况下，政府可能才是“潜在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②]，刑事诉讼的价值应该不仅局限于作为实体正义的保障，而应还原到其制度设计本身的目的和价值上。因此，刑事诉讼绝不仅是查明事实真相的认识活动，还包含诉讼价值的实现和选择[③]，刑事诉讼的价值不能简单地被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割裂开来，笔者只能结合实际地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较为我们忽视的内在（公正）价值，即刑事诉讼本身的对程序正义的保障。
二、中国模式下的刑事诉讼和价值选择
美国学者帕克在分析诉讼模式时提出“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的模式理论，在犯罪控制模式的视角下，刑事诉讼程序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安全和自由，必须有效地发挥控制犯罪的功能，而在正当程序模式中则更注重对被告人的权益保护，同时这在发现事实真相方面反而具有一定优势[④].而现今学者大多以职权主义的诉讼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作为区分，由此可以得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更侧重于对犯罪的控制，以期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则更侧重于对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权利的保护，以重重程序上的制约来达到正义的目的。由此看来，这是基于不同的诉讼价值在目的与手段之间所做的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或者刑事诉讼构造是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诉讼基本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⑤].刑事诉讼构造有“横向构造”和“纵向构造”之分。前者是指控诉、辩护和和裁判三方在各主要诉讼阶段中的法律关系的格局，就是说，在刑事诉讼的任何一个点上，都存在控诉、辩护和和裁判三方的关系，且构成相应的格局。主要包括侦查构造和审判构造。后者是指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顺序关系上的相互关系的特点，主要包括侦查与起诉的关系及起诉与审判的关系。横向构造着眼于三方诉讼主体在各个程序横断面上的静态关系；纵向构造更加强调三方在整个诉讼程序流程中的动态关系[⑥].不论“横向构造”还是“纵向构造”，均建立在一定的诉讼理念与原则的基础之上，受相应理念与原则的调整。中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经历了由中华法系中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到清末形式上的职权主义，再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强职权主义向以强职权主义为基调的混合式诉讼模式的转变[⑦]，总体说来，中国的刑事诉讼虽融入了对抗主义的些许色彩，但是仍然具有职权主义的总体特征。
在我国这种职权主义色彩较为鲜明的刑事诉讼模式下，刑事诉讼的价值具有了对实体正义的绝对追求，其工具价值尤为重要。而这种正义的获得往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对嫌疑人或者是被告人的保护显得极为薄弱，这种对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的忽视不容乐观。相较于应然的诉讼模式，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以追诉为中心的，侦查阶段构成了整个诉讼的主要部分，裁判权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国公安机关的权限面临着扩张化的危险，并且缺乏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机制：公安机关是基本独立的侦查活动的主体，进行着专门调查工作，可以对嫌疑人实行拘传、拘留、通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等措施，这其中存在许多问题，如证据取得手段的合法性，中国奉行“为发现真相不惜一切代价”的思想，对嫌疑人实行刑讯逼供实为常见，且没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适用；同时强制性措施被广泛运用，尤其是看守所的归属问题，在我国实践中看守所实际是归于公安机关，这造成了许多实务上的困境；此外，公安机关还享有一系列的行政处罚和保安处分的权力，诸如劳动教养等等的对公民人身权利的限制的措施，这造成了理论上的一个悖论——作为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在涉及公民权利保护的情况下，没有司法机关的介入公安机关是否能够采取这些强制措施，结论即是这与实体正义相违背，并且在程序上体现为为追求行政运作的高效率而缺乏了对程序正义的保障。因此，这一阶段是缺乏裁判权力的介入的，这种以追诉为中心的诉讼模式也缺乏对公民的权利的保护，不利于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的实现。
其次，不仅是裁判权不受重视，我国的刑事诉讼还存在“流水作业”的模式的特点[⑧].我国不是采用“正三角形”的诉讼模式，而颇具有线形的诉讼模式特点，即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中三个机关的相互配合，这三个阶段不是相互独立地，往往带有行政运作色彩，后一个阶段的活动是对前一个阶段活动的进一步确定，如帕克教授所说，这种诉讼制度是典型的“接力比赛模式”[⑨].检察院是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进一步确认，而审判阶段也只是流于形式，这对嫌疑人的保护存在着一个极为重大的偏颇，这体现在：第一，案卷送移制度导致法官提早介入了对证据的实体调查，法官的超然性和中立性受到质疑，中国的有限卷宗移送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官的预断，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法院有权获得检察机关的追诉资料的复印件，这与过去的全卷宗移送并不存在实质的差别，另外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还可以在事实不是特别清楚时告知检察官，并且延期或是休庭，使其提供新证据；第二，由于证人的不出庭，导致法官对案件的判断主要来源于对案卷笔录的了解，这与直接言词原则存在严重的悖论，而在被告人的律师没有掌握案卷记录的情况下，根本不能作出有力的抗辩，法官的审理只不过是一个对检察机关掌握的案件事实的合法化判定；第三，法庭审理模式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法院受当地政府和党委的领导，与当地财政税收挂钩，这是其行政运作的外部原因，而法院的内部也存在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等一系列“上级指导下级”的行政运作模式；第四，法院在侦查和检查活动后还可以发挥继续追诉的作用，如认为检察院起诉不当可以变更罪名，这反映了法院的主动性，推动了程序的逆向运行；第五，在个别情况下，公检法三方可以联合办案，以期达到最佳的效率。由此可见，我国的诉讼模式决定了从一开始，法院就不能以超然和中立的姿态介入诉讼，而是对控方决定的一种程序上的肯定，这种流于形式和接力工作的方法，使得被告人被置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其本身的权利和正义得不到保障。
再次，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救济机制没有完善的保障。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中国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经常得不到保证，也没有申诉的方式。例如对其最重要的律师权，律师何时能够参与诉讼，律师怎样参与诉讼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的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存在着重重困难，法律上的规定和实务上的结果大相径庭，律师的阅卷权仅限于对公开的诉讼文书的查阅，而对案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口供乃至被害人的陈述却没有了解的权利，这导致了控辩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律师的会见权也存在很大问题，这种权利的行使需要经过检察院或者法院的同意，尤其是在审前会见嫌疑人，需要经过公安机关和看守所的同意，而看守所实际上又是属于公安机关的，律师会见嫌疑人更是难上加难；律师对辩护也不能产生实质的影响，法院常常不会采纳律师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辩护效果不佳的局面。因此，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机制相当薄弱，这对其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具有职权主义的特点，以追诉为中心，并且具有明显的流水作业特征，且这种诉讼构造不能给予被告人以平等的保护，这是基于我国诉讼价值的选择，为了打击犯罪和获得实体正义而忽略了对诉讼的内在价值的追求，诉讼正义显得薄弱无力。
三、内在价值选择下的刑事诉讼的应然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的价值是重其功利性的一面的，而对其内在价值的追求显得较为薄弱，这是有着深刻且广泛的原因的。而英美法系侧重的是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利益保护，在美国罪犯的人权好像更为重要，霍姆斯认为“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因此，借鉴英美法系对刑事诉讼构造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指导下的应然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特点。
首先，从侦查与起诉的关系中看，侦查活动与起诉活动应相对独立，侦查权应当分配给侦查机关行使，行使控诉权的检察机构不应参与侦查活动，另外还应有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还必须注重对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的保障，使得律师参与活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侦查权由侦查机关行使，侦查机关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证据，实行逮捕、羁押、保释、搜查、扣押、讯问等活动；第二，检察机关不应参与侦查的活动，例如批准逮捕的权力不应有检察机关享有，否则检察机关既是侦查活动的裁判者，又是运用侦查活动的证据结果的起诉者，这样矛盾的角色将会使追诉主义的色彩在刑事诉讼模式中大大加深，因此，检察机构只是将侦查活动的事实结果推向程序化进程；第三，侦查权不应过分扩张，应有裁判权的早先介入，在美国警察对任何人实施逮捕、搜查都必须首先向一名中立的司法官提出申请，并且有较为完善的司法审查机制，例如有证据的“排除规则”；第四，侦查活动应更为中立，不能仅为起诉活动服务，而应同时注重对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如律师权以及辩护律师对侦察活动的证据结果的掌握的权利。
其次，从起诉与审判的关系中看，应实行控审分离，裁判中立以及控诉中的平等对抗。第一，实行控审分离，法官对检察机关的起诉应当是不告不理，赋予检察机关充分的不起诉权，不能主动积极地进行诉讼，这也是保持司法中立性、实现辩方与控方的平衡对抗的重要条件；第二，裁判应当中立，不能是对侦查和起诉的确定，而应当在充分掌握证据、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公正的判决；第三，控诉双方实行平等对抗，确立被告人的地位，使其行使对抗的权利，尤其是辩护权等多种救济方式。
由此可见，应然的诉讼模式应当更加倾向于横向上的控、辩、裁三方的独立性，纵向上的以裁判为中心的方式。这对程序正义有着重要的意义，使得控辩双方能够获得更大的平等性。有的学者用“正三角形”的构造来形容这种构造模式，显然这种模式对正义的获得更富意义。
四、结语
中国的诉讼模式由其对诉讼价值的选择而决定，从而也导致了对诉讼的内在价值的忽视。对程序正义的追求或许并不一定优于对实体正义的追求，但是以中国的现状来看，对程序正义的忽视已经达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所以，中国的刑事诉讼的价值缺少了对内在价值的追求，中国的诉讼模式更应该吸取内在价值选择下的应然模式的特征，加大对被告人的保护力度。
选择法律程序，不是放弃实体真实，而是坚持统一[⑩].中国的法律是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逐渐达到实体真实和程序真实的统一，正如吉迪恩所说“我相信，每一个时代都有法律的进步。
望采纳！！！

Ⅶ 法考客观题题型是什么

客观题题型是：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

2020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共两卷。分为试卷一、试卷二，每张试卷100道试题，分值为150分，其中单项选择题50题、每题1分，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共50题、每题2分，两张试卷总分为300分。具体考查科目为：

试卷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理学、宪法、中国法律史、国际法、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试卷二：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含仲裁制度）。

(7)刑事诉讼法的结构扩展阅读：

报名客观题人员报名时应当具有以下材料：

1、有效居民身份证。

2、毕业证书。本人毕业证书应当能够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网站查询或认证。

3、申请享受放宽政策人员，须具有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户籍。网上报名时，应上传户口簿首页及本人页电子照片。

4、电子证件照片。报名人员应当提供符合规定格式（宽413像素×高626像素）要求的本人近三个月内彩色（红、蓝、白底色均可）正面免冠电子证件照片。

5、司法行政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普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2021年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和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应届硕士毕业生网上报名时，应当签署《应届毕业生承诺书》等等。

Ⅷ 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特征以及诉讼模式的理论有哪些

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活动，即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法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分子的活动。
刑事诉讼模式的特征是：实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保留了原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职权主义的一些合理规定，如在侦查、起诉阶段由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依职权单方面采取侦查、起诉行为；在审判阶段由法官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和在庭审中调查核实证据的权利等。同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有益经验，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在起诉阶段便可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特别是在审判阶段，将法院的庭前审查由实体性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从而有效地避免法官先入为主，从而客观审案；庭审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物证书证首先和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法官即使进行这些活动，也只是起到补充作用而已，而且法官只有在庭审过程中对证据有疑问时才可以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此外，控辩双方不仅可以在法庭辩论阶段可以进行互相辩论，而且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互相辩论。
关于诉讼模式的理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职权主义模式。这种观点流行于20世纪80-90年代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被介绍到中国的初期。主要针对1996年之前的刑事诉讼形态，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在诉讼价值方面关注犯罪控制、在诉讼结构方面重视司法机关的职权发挥，因此，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二）是混合模式。这种观点主要流行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认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职权主义或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典范，而修订后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当事人主义的因素，遂成为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混合模式。
（三）是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随着对西方两大诉讼模式的认知，一些学者越来越发现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与欧洲大陆职权主义还有区别，为此，提出超或强职权主义模式的概念来概括我国刑事诉讼，特别是1996年刑诉法改革之前的刑事诉讼制度。

Ⅸ 那些人可以申请人民陪审员

一、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具备的条件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年满二十八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诚实守信、公道正派；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候选人的产生

1、随机抽选

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从辖区内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并征求本人意见。

2、个人申请

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直接向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辖区司法分局提出书面申请。

3、组织推荐

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征得本人同意后进行推荐，推荐表提交至所在镇（街）司法分局。

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不超过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五分之一。

(9)刑事诉讼法的结构扩展阅读：

一、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情形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1）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二、人民陪审员的产生与任期

（1）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2）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3）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

Ⅹ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之特点

【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兼具三角结构的特点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原有的刑事诉讼结构做了重大的变革。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诉讼结构淡化了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色彩，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成分，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兼具了三角结构的特点。
我国刑事诉讼三角结构的特征是：
首先，审判中立。第一，不告不理。法院作为争议事实的裁决者决不能主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只有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自诉案件原告起诉后，方可依法予以审理。第二，审判的非偏向性。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有义务与控、辨双方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在当前尤其不能偏向检察机关。
其次，控、辨平等。它包含一下两层含义。其一，控、辨双方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双方都是诉讼主体，而非一方是诉讼主体，一方是诉讼客体，或双方都是诉讼客体。这一点在自诉案件中自不待言，即使在公诉案件中，也不能应为控方是国家机关的检察院，辨方只是普通的公民而有所区别，须知双方在社会中虽具不同身份，但在刑事诉讼中，在法庭的审理中都只是所审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其二，控辩双方权利相同或对应。既然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其诉讼权利自然应相同或对应。相同是指双方完全享有同样的诉讼权力。如：庭审双方都有权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都有权申请相关人员回避等。相对应指一方行使与他方相对应的权利。如：辩护方的辩护权对应与控诉方的控诉权，一方的反对权对应与另一方的请求权等。
再次，控辩积极对抗。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追诉者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很明显，控辩双方对此的看法和主张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对立势必体现为诉讼行为方式上的对抗。由于控诉方是刑事诉讼的发动者和刑事责任的追究者，整个诉讼过程基本上呈现出控方的进攻性诉讼活动和被告方的防御性诉讼活动相互交织的情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最大的修改处之一就是审判方式上的变化，即强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使得双方积极对抗，以推动刑事诉讼活动向前发展。因为，“控辩双方的相对辩论，是法官发现客观真相，正确运用法律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这种变化能够充分推动控辩双方的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的发挥，增强庭审的辩论性和透明度，以便法庭审理更趋科学，审理结果更能为当事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