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行政法

Ⅰ 为什么要在WTO下建立一套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机制

为什么要在wto下建立一套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机制

在“乌拉圭回合”开始以前，并未涉足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及日益加强的国际贸易联系，发达国家及我国开始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仍然很不力，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国内方面。虽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已经确立数百年，但至20世纪80年代，仍有一些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健全。即使在建立了知识产权法的国家里，也存在着相当多问题。有许多国家对外国人在本国取得知识产权保护往往施加许多限制，要求履行一些复杂的手续，使得外国人的知识产权很难在本国受到法律保护。同时，各国在立法上相差甚大，也妨碍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是国际方面。从《巴黎公约》于1883年缔结，到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形成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就这一体系的状况而言，虽然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有许多不足，需要不断完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多边国际条约的影响范围太小。除几个主要公约，如《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以及《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等缔约国较多以外，其他许多国际条约的缔约国数目太少，如《商标注册条约》只有几个缔约国，很难发挥作用。
（2）许多国际条约本身缺陷严重。依目前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中起作用最大的三个国际公约——《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而言，它们本身就有很大欠缺。第一，各公约均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保证其实施。虽然主要公约大部分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来负责管理，但该组织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保证体系来确保各公约在所有缔约国都能得到遵守。其二，各公约均未规定某一缔约国违反公约时应给予的惩罚，致使一国违反自己的义务时其他缔约国束手无策，缺少有力的报复或惩罚措施。第三，许多公约允许缔约国保留的范围太宽，致使公约的规定名存实亡。第四，许多公约规定过于笼统，为缔约国逃避自己的义务留下很大的余地。
（3）各公约缺少相互协调机制，不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
（4）现存的国际保护体系不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现存体系主要对专利权、商标权、版权及其邻接权提供保护，对于一些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如生命工程、微电子技术等等，尚未纳入这一体系当中。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力已经对国际贸易构成严重的障碍。
首先，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中的货物，尤其是由发达国家输往发展中国家的货物的技术含量较高，经常含有许多专利技术；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不很高，对这些高新技术产品的法律保护不力，影响了高新技术产品向这些国家的出口。
其次，技术贸易和版权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影响了技术贸易和版权贸易的正常发展。
最后，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对商标、商号、商业秘密以及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在这些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对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构成障碍。
（二）知识产权谈判的原则和目标
部长宣言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包括冒牌货贸易问题”部分指出，
“为了减少对国际贸易的扭曲和障碍，考虑到促进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的必要性，并保证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本身不对合法贸易构成障碍，谈判应旨在澄清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并视情况制订新的规则和纪律。
谈判应旨在拟订处理国际冒牌货贸易的多边原则、规则和纪律的框架，同时应考虑到总协定已进行的工作。
这些谈判不得有碍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其他机构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可能采取的其他补充行动。”

对于知识产权的性质，协议序言第4段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知识产权是私权。

．知识产权应受民法保护
我国立法、司法实践及法学研究各领域目前尚很少使用“私权”一词。与“私权”含义相等的应当是“民事权利”。因此，我国民法学界和知识产权研究领域普遍将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TRIPS协议有关知识产权性质的表述，更加明确了这样一个结论：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既然是民事权利，自然应受民法的规范与保护。这与我国的民事立法实践也是相吻合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受民法通则的保护，但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法也是民法的一种分支。现在学术界有不少人将知识产权法纳入到民法体系中，从权利的性质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从法律部门的角度来看就很值得商榷了。对于知识产权法到底属于哪个部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在对知识产权法的规范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才能得出结论。
知识产权法，不论版权法、商标法还是专利法，其基本规范不外乎两大类：关于权利人所享有权利及其保护的规范与关于权利人取得权利的条件和程序的规范。
关于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及其保护的规范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实体规范”的范畴，从其部门归类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些规范涉及的是知识产权的内容、行使、保护等问题，而知识产权又属于民事权利，所以这些规范在性质上应与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内容、行使及保护的规范是相同的。因此，就这部分“实体规范”而言，它们应属于民法的一部分。
关于权利人取得权利的条件及程序的规范属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程序规范”的范畴。这部分规范主要涉及权利人取得知识产权的手续和程序以及履行手续和程序中的权利义务。由于取得知识产权所需要履行的有关手续和程序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程序，这部分规范应被纳入行政法的范围。
所有知识产权法都至少由这两种基本规范构成。不过，通过对比两种不同性质的规范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地位，我们就会发现，除了那些实行自动保护制度的国家的版权法外，在知识产权法中占主导地位并不是那些规定权利人的权利及其保护的实体规范，而是关于权利人如何取得权利的程序规范。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笼统地将知识产权法划入民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知识产权法从其主要规范的性质上来看倒更应该被纳入行政法。然而，知识产权法作为法律规范，到底应当纳入民法、行政法，或者独成一系，在实践中似乎并无太大意义既然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其保护也应与民事权利的保护一样。就知识产权而言，其保护主要是通过制止其他人的侵权行为而实现的。从我们在本书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类型所包含的权利内容中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的权利人的基本权利是禁止或制止他人未经其许可而实施有关行为。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知识产权法应当划入经济法，但凡知识产权其必备的要件就是能够体现出客观的市场价值。即所谓知识产权可用具体的货币衡量，否则不会有人去申请专利从而获利。我国目前在知识产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政府监管不力和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手段，以及国家所谓的试点工程导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有了天壤之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更加恶劣的是我国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应而放纵民间企业大量复制和侵犯他国知识产权。比较知名的有山寨苹果手机，998元。山寨愤怒小鸟主题公园；甚至是山寨的纽约城。一片山寨风气甚嚣尘上。而我国对于对于这类山寨侵权居然持认同意见。这明显是一种倒退，也难怪wto或美国总找我国麻烦。这一民族的认知错误无法改变，中国就永远只能是望其他国家项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当我国与其他缔约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发生争端时，可以适用世贸组织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个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有助于减少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过去极少数发达国家动辄使用的肆无忌禅的单边报复的行为，使我们在可能与发达国家发生的知识产权争端时，能够在协议的框架下通过多边谈判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对有关缔约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就有可能被终止应享有的减让等优惠待遇，直至受到交叉报复和跨部门报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对假冒、盗版行为进行有效、有力地打击和制裁，就已经成为我国"入世"后必须要履行的义务。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的财产权，由智力劳动者对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在当今的国际经济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涉及的领域在逐渐加宽，份量在逐渐加大。在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中，知识产权将是竞争的焦点。综上所述，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有其合理及必要性。
（牺牲了我不少积分，希望采纳答案哦）

Ⅱ 谈一下加入WTO我国行政执法面临的问题（需要个人观点，拒绝抄袭他人的观点，）

一,加入WTO后我国的依法行政（旧稿）

WTO规则作为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其规范的对象乃是缔约方政府的行政行为。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所宣示的：WTO规则“是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通过谈判签署的，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其本质是契约，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制在议定的范围内”。我国加入WTO后，首先受到影响将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我国的依法行政将不再完全属于国内行政管理问题，而要受到国际协议更多的制约，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以积极姿态应对WTO规则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提出的新的课题。本文拟就依法行政的法律依据、行政行为方式以及行政救济制度等方面，就加入WTO与我国依法行政的关系作一论述。

一、WTO规则与我国政府行政行为的依据
加入WTO意味着WTO法律规则将成为我国行政法的重要渊源，所谓“依法行政”在依据上将发生重要变化。
众所周知，WTO使世界唯一处理国家（单独关税区）与国家（单独关税区）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促使贸易尽可能自由地流动，消除贸易壁垒，鼓励各缔约方政府严格地遵守WTO的规则和纪律，并履行其承诺，保持其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WTO的法律基础为《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宣言》以及附件中的一系列适用协定。世贸组织协定是经各成员立法机构以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承担了使国内立法与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
这一系列协定确定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对缔约方政府的对外贸易管制提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建立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关于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解释谅解》在原第24条规定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成员放应对遵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全面负责。缔约（国）方应该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合理措施，保证在它的领土内的政府和当局及地方政府和当局能遵守本规定的各项规定”，如果地方政府没有遵守有关规定，成员甚至有可能被要求提供赔偿。
因此，无论从WTO性质、法律地位还是从WTO规则看，WTO约束的是缔约方政府的外贸行政管制行为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国内经济的管理行为。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的关于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之19条规则详细规定了中国国内的行政管理问题，没有一条涉及企业行为。个人或者企业，虽然是外贸活动的主体，他们要与本国和其他各国的法律打交道，但他们并不是WTO协定的当事方，不是WTO权利义务的直接承受者。因为，WTO规则规范的主要对象不是作为单个的经济交往主体，而是作为整体的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比如，透明度原则要求各成员方所实施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令、条例、司法判决、行政决定都必须予以公布，甚至某成员方政府与另一成员方政府多缔结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协定，也必须公布——这一切显然是针对所有WTO成员方政府所言的。中国加入WTO后，无论是采取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还是将其直接纳入国内法，WTO规则将成为我国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履行WTO协定的法律依据之一，也即成为我国对外贸易行政管制的重要法律依据。
事实上，即使根据我国现行法律，WTO规则在我国现行法律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1987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指出：“当国内法以及某些内部规定同我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发生冲突时，应适用国际条约的有关规定。我国不能以国内法规定为由，拒绝履行所承担的国际条约的义务”。无疑，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上条约优于国内法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规则。
中国加入WTO后，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果国内法与WTO规则不相一致，应该优先适用WTO规则。WTO规则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效力高于国内的一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因此，我国加入WTO后，一个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随之大大扩张，除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等以外，作为国际条约的WTO规则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二、WTO与行政行为模式的转变
我国传统的行政行为模式，比较强调行政的纵向管理职能，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服从关系；强调行政行为的“权力”要素,比较忽视对权力的制约，忽视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强调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即行政主体只要在其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即可自行决定和直接实施行政行为，不受行政相对人意志的影响或者左右；强调行政行为的强制性，对强制性行政行为的制约比较忽视。与此相对应，传统的行政救济方式和程序单一、范围狭窄。
加入WTO后，我国依法行政的法律环境将发生重要变化，传统的行政法律理论以及在此指导下的行政模式都将面临巨大冲击，强制性、单方性 、不透明性、程序欠缺的传统行政行为将被注重服务和引导的、透明的、程序法定的、救济周全的行政行为所代替。
具体而言，加入WTO后，我国的行政行为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重要转变：
（1）行政行为理念由传统的管理理念转为管理与服务并重
中国入世，意味着政府将承担更多的服务职能，要“以服务导向代替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王世雄《规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新华文摘》2000年10）这种服务导向要求政府能够为境内企业提供公开的、多方面的帮助，这是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要带来的挑战。从而行政法将更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话和合作，行政将不仅仅是纵向的管理，行政将更多地意味着“服务”。尤其是有关行政主管机关与国内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关系将日显重要。因为，作为政府，一方面要对本国制定的法律法规与WTO规则的一致性负责，还要对本国企业界的行为负责，如果政府或者企业的行为违反了WTO规则，中央政府首先要对外承担责任。但是政府难以直接监控国内每一个企业的情况，更难以比较直接了解其他缔约方和企业违反WTO规则的情况，于是企业和政府为了保证充分利用WTO规则并从中获得利益，必须充分地协作与沟通，企业应该将了解的情况及时报告政府，以便政府根据WTO规则，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护本国企业的合法利益。政府也应该积极与企业合作，了解情况，收集证据，只有这样才能在提起WTO争端解决程序时处于有利地位。这一切有赖于行政主体的服务意识的真正确立及其与企业之间的有效的沟通和充分的合作。
根据WTO规则，政府的服务功能还体现在，政府有义务设立咨询点，方便本国或者其他成员方的企业了解本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技术信息，政府负有答复和提供相应资料的义务。GATS第三条规定，在该领域每个成员必须设立咨询点，依其他成员的请求，提供与GATS适用相关的或者影响其适用的普遍性的所有相关措施的特别资料。《动植物检疫协议》则规定，政府设立的动植物检疫咨询点，负责提供涉及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咨询的处理答复以及处理相关文件。

（2）WTO与抽象行政行为
WTO规则的一个重要的规定是透明度要求，主要规定在199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0条、服务贸易总协定第3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63条。根据这些规定，成员方所实施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法令、条例、司法判决、行政决定，都必须迅速予以公布，以便各国政府以及企业熟悉之。一方成员与另一方成员所缔结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协定，也必须公布，以防止成员方之间进行不公平的贸易。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这一要求通常称为透明度原则。透明度要求有助于促进成员的法律法规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同时又为判断、监督成员的法律法规是否与世贸规则一致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坚实的基础。
为了加强WTO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强化对成员方贸易政策评审的有效性，WTO规则要求各成员方及时将贸易政策与措施及动态变化情况通报WTO秘书处。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协议中包含有200多项有关通报的要求，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多个方面。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第3条规定：每一成员方应立即或者至少每年一次将采用的对根据本协议已对其承担具体义务的服务贸易有重大影响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命令，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命令所作的任何修改通报给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是各成员方必须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这是贸易政策透明化的一个重要制度。
因此，加入WTO后，为了履行WTO规则，我们的行政立法行为以及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需要进行改革。
目前，我国的行政法规体系还不符合世贸规则的透明度要求。近年来，我国在涉外税收、外汇管制、加工贸易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比较频繁，但是法律政策制定的程序以及法律体系本身和金融制度等缺乏透明度。一些政策的出台，由于缺乏信息沟通渠道，往往是外商投资企业等在经营中遇到了问题，才知道有关的法律法规已经改变。
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彻底清理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措施，不符合我国所作的承诺的，该废止的要废止，与WTO规则相悖的则要修改。凡需要实施的都必须在指定的公开出版物或专门出版物上发表。目前，法律法规清理的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措施公开的及时、完整、顺畅也有很大提高。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入世以后如何处理各级政府和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政府实际工作中，规范性文件的作用是很难马上被取代的，它是很多政府行政执法机关实际的执法依据。而规范性文件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透明、效力低，分散混乱；从本位利益出发制定规范性文件，如以地方“红头文件”筑起灰色的围墙，分割封锁垄断本地的消费市场，通过地方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确定本地利益或者本地当事人利益优先的原则，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为垄断行业张目。在加入WTO后，这种规范性文件处理不当将严重损害我国对外的经济形象和经济利益，并可能被其他成员方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如，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即TRIM）确立了发达国家在3年内，发展中国家在5年内取消如下一些不适当的投资措施：限制投资者企业在东道国生产用的原材料的进口量，限制投资者企业在当地生产的出口产品的数量、价值和比例，限制投资企业者的外汇使用权，规定必须使用国内供应的产品等措施……，我国最近修改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当中与这些规定不符的部分。但这些规定很可能因为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而遭到破坏，从而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
基于此，有的学者主张取消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权力，相关措施清理后统一到法规或规章当中。我国现行法对规范性文件的界定是，它不属于立法法所称的立法，并且行政相对人可以经由行政复议途径获得救济。笔者认为，入世以后，必须强调全国法制的统一性，尤其要强调地方政府不能以地方特殊性为由，作出违背WTO规则和在上位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抽象行政行为，否则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麻烦，对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我国各地经济状况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国家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因此，一律取消规范性文件是不现实的。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是，首先实现政府制定规范性文件行为的权力明晰化，程序公开化、法定化，监督途径多样、方便、快捷。然后配合政府职能的转变整合政府行政管理的领域，从根本上解决规范性文件满天飞的问题。

（3） WTO与具体行政行为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国政府的职能已经集中于对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的管制以及公共服务方面。近二十年来，包括欧美、日本在内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松政府管制，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将一些政府垄断的项目转移到市场竞争领域，利用社会力量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责，把市场竞争引入到一些公共管理领域。比如日本就建立了大量的“第三部门”（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非政府中介组织），将传统由政府承担的许多事务通过招标等方式转由非政府组织完成。我国目前进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包括类似的内容，即政府职能下卸、管制放松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将从很多传统的行政行为中退出，行业协会及会计、律师等社会中介组织将得到发展。这也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世贸组织的宗旨是促进经济贸易自由化，这就要求经济市场化，放松政府管制，改变管制方法；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规范行业行为，协调企业关系，沟通政府与企业，对付国际跨国集团，进军国际市场。
不仅如此，WTO规则赋予了传统行政行为以新的含义，这些传统行政行为的适用条件、方式、范围、程度等等都无可避免地受到WTO规则的影响。尤其是行政调查、行政处罚（尤其是海关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尤其是进出口的许可）、行政征收（尤其是关于税收的制度）、行政给付（如政府补贴行为等）。而一些原来不为人们重视的行政行为方式将日益重要，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规划、行政补助。行政行为的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规范化、程序化。可以认为，WTO规则直接涉及我国各种具体行政行为，需要行政机关按照WTO规则重新审视每一种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比如就行政给付行为而言，政府的资助、补贴行为不当就会引起其他成员国根据WTO规则给予报复等。
值得注意的是，WTO规则约束的对象不仅仅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行政行为问题，而且将深入影响地方政府的各种行政行为。例如，服务贸易协定就涉及国内诸多法律和广泛涉及国内地方行政行为。上个世纪的最后30年可以说是国际贸易发生重要转折的的时期，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出口增长速度，年均增长超过了10个百分点，预计到2030年，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将与货物贸易持平，甚至有可能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对象。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对成员国法律的影响范围是有区别的。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边境措施对货物贸易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调整，而服务贸易涉及政府的国内每一个行业的政策问题，也即涉及各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问题。再例如国民待遇要求货物一旦进入一国市场就必须得到与境内生产的同类货物相同的待遇，这些待遇包括对进口产品和国产品在征收国内税和在有关国内销售、购买、运输、分配所适用的法令法规方面的一视同仁，以避免进口国利用国内税收和相应的销售制度来抵消关税减让的效果。因此，WTO绝不是仅仅涉及国家作为整体意义上的行政行为问题，而且广泛涉及国内法和地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涉及国内行政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问题。

（4）WTO与行政程序的法定化
WTO规则与行政程序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事实上。WTO规则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规定，如，行政行为的透明和公开就属于行政程序的要求。进一步健全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将是加入WTO后，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之当务之急。
根据WTO规则，通过行政程序法制化，将合理的、简明的、有效率的行政程序制度化、法律化，促使行政机关选择效率最优化的手段，克服人们往往为之心怵繁文缛节，提高行政效率，使得国内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实施成为可能；行政程序将行政机关置于法律控制之下，它要求行政行为既符合行政实体法，又符合行政程序法（包括WTO规定的行政程序规则）；行政程序能够大大促进行政公开性，增加行政活动的透明度，使之易为利害关系方和外界了解和预测；可以为一般公民参与行政活动，在公共管理领域依法行使主权，支持依法行政工作，减少不不要的行政纠纷，乃至创造社会安定局面，具有重要作用。
应该说，在我国，作为规制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1989年4月通过的《行政诉讼法》，走出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重大一步。在我国，它第一次以法律方式宣告：违反法定程序，行政行为无效。严格地说，行政诉讼法与其他诉讼法一样，只是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程序制度，属于事后监督范畴，人民法院通过审理行政案件，监督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合行政实体法并符合法定程序。我国199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处罚法》以及1999年3月颁布的《行政复议法》是我国当代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两个最重要的成果。《行政处罚法》，较好地体现了现代行政程序制度对于行政权的制约；它借鉴了西方的听证制度——尽管这种借鉴是十分有限的，仅限于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处罚行为的一部分处罚，但其对于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行政复议法》的颁布，实现了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错程序的法律化，同时它亦强调政府复议机构对行政行为的程序审查，因而，对于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建设意义重大。
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现有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缺陷仍然是明显的，无法适应我国加入WTO的需要。
第一，行政程序多授权部门立法而成，过于简单，偏重于方便执法而不是保证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具有鲜明的管理色彩。我们感到，行政程序的授权立法严重削弱了行政程序本有的对行政执法机关的制约作用。在许多西方国家，有专门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结合一般性规定和特殊性规定规范行政程序行为。比如荷兰的行政法通则和美国的行政程序法。在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呼声也很高，但从立法现实来看，不同行政行为分别立法的倾向很明显，如《行政处罚法》和正在起草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行为法》等。
第二、行政程序的公开性低，而程序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是行政机关接受公众监督的前提，程序不公开，监督便无从谈起。行政程序的公开性需要得到的法律的保证和确认。其中包括行政公开以及诸如告知、听证、申请、异议等方式。它们是保障公民了解有利害关系的行政行为、参与行政管理、体现民主原则的重要方式和程序，必须以法律形式确认和设定，使之成为法定的行政程序。行政公开是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也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加入WTO后，尤其是与利害关系人有直接关联的行政决定，其过程和结果必须公开。这一点我国的《行政处罚法》已经有很好的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开，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该法还规定，对行政处罚举行听证的，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行政复议法》也强调“公开”，如规定了复议申请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查阅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但是现有规定仍然十分不够。另外，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机关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公开、程序公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镇务、村务公开在各地得到推广，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但是，同时应该看到，所有的一切似乎还属于“政府道德”的范畴，做了报章表扬、媒体宣传，不做则也无妨，没有法律责任加以制约。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积极而不盲目地学习西方法治建设的经验，是构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完善我国的行政程序制度也不例外。
第三、 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常常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在法定行政程序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如程序缺陷，滥用程序，顺序倒置等，应该有严格的行政和司法途径予以挽回和补救。行政途径包括通过行政机关自身监督机制确定，或者通过行政复议制度确定，但是在法律上，目前还没有十分明确、严厉的规定追究违反法定程序者的责任，来惩戒违法者，从而牢固确立和维护法定行政程序的尊严。 目前较多的是通过司法审查，来确定程序违法，即由行政相对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提起诉讼而引起，它不仅具有确定行政行为是否违反行政程序法的功能，也有认定违反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无效并予以撤消的功能。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以审查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并依法予以撤消。问题是我们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在认定了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并确认无效后，往往只能做出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实际上还是为程序违法开了绿灯。这表明我们目前的行政程序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观念上都与国际通行的法律规则存在相当的距离。

三、WTO与我国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加入WTO，客观上要求我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以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注意到，几乎所有WTO小协议都有关于司法审查的条款。GATT第10条规定，缔约方应该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该条规定的应当公布的法律性规定、司法裁决和行政决定，同时，缔约方应保留或者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判庭或者程序，以便能够特别对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检查和纠正。这种法庭或者程序应该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它们的裁判构成判例，可以成为以后同类事项的准则。《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23条、《政府采购协议》第20条等，也有一些关于行政救济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基本要求是：凡是有关对外经贸的政策措施，包括行政决定和行政裁决都必须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机会和司法救济程序；如果从程序上没有给当事人一个司法救济程序，当事人就可以将该争端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些都给我们传统的行政救济模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
首先，关于“行政终局性裁决”行为给予司法救济机会和司法救济程序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凡是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但是，《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反倾销案件的有关当事人如对处理该案件的国家主管机构所作的最终裁决或行政复审结果不服，各成员方应允许其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没有规定对倾销裁决的司法审查程序。TRIPS第41条第四条规定了对于行政部门的终局决定或者裁决，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给予当事人司法审查的机会。我国于2000年修改专利法，给予专利申请人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复审决定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但商标法还有待修改。尽管2000年3月我国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已经把原来一些由行政终局裁决的行为纳入了司法审查的范围（注），但是还很有限。
另外，根据WTO规则，司法审查的范围将涵盖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要求：“在不违背一国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每个成员应维持或尽快地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并在请求被证明合理时给予适当的补救。在这些程序不独立于受委托作出有关行政决定的机构时，该成员应确保这些程序实际作出客观和公正的审议”。因此，尽管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但是，在GATS中，涉及行政相对人利益的行政机关的政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将被逐渐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内。
第三，我国行政审判的公正性将在世界范围内接受评判。因此，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及行政审判人员法治观念尤其是行政审判人员必须迅速掌握WTO的协议和规则内容，学习涉外诉讼有关知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必须树立依法办事意识，积极支持法院依法审判，共同塑造我国司法审查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如果说，“入世”以前我国的行政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动力，主要是源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的话，那么，“入世”便意味着我国的行政法治化进程将更多地在“外力”的影响和作用下得到发展。入世对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认真务实地关注两种法律观念和法律文化、两种法律体系之间的冲击与回应，对于推进新世纪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对有关法律尤其是国际经贸规则、惯例、WTO规则体系的了解和掌握十分有限。必须提高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经营者对WTO规则知识的运用水平和国际法意识，来应对入世的冲击，这也是我们理论工作真的任务。

西娌 发表于 2006-4-7 12:01:41

二,加入WTO与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之刍议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 2007-1-8 22:40:5
(自查一下)

Ⅲ 沈开举的学术成就

1.《论信访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独撰，《法学杂志》1987年第四期；
2.《论行政法制监督与整顿机关干部作风》，独撰，《河南法学》1986年第四期；
3.《经济法实际上是经济行政法——兼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合著，《政法学报》1986年第一 期；
4.《论行政首长负责制》，独撰，《领导科学》1987年第五期；
5.《论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独撰，《河南监察》1986年第二期；
6.《我国行政诉讼研究综述》，独撰，《河南法学》1987年第三期；
7.《论行政强制措施》，独撰，《法学研究》1993年第二期；
8.《国家赔偿法比较研究》，合著，《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四期；
9.《也谈行政授权——兼论与行政委托的区别》，独撰，《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三期；
10.《行政诉讼法与国家赔偿法衔接问题初探》，独撰，《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四期；
11.《论行政处罚法对我国行政民主的新发展》，独撰，《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一期；
12.《处罚法定——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独撰，《法制日报》1995年10月12日第七版；
13.《中国行政诉讼的现状与问题》，独撰，《第二回东亚行政法年会文集》1998年汉城大学出版；
14.《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研究》，独撰，《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综述》1999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出版；
15.《行政法部门划分和行政法学体系分类研究》，独撰，《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二期；
16.《WTO与中国行政法治》，合著，《人民日报》2002年4月13日第六版；
17.《WTO与我国行政裁决公正性研究》，独撰，《中国法学》2002年第五期
18.《论行政实事行为》，合著，第一作者，《中国法学》2002年增刊；
19.《论行政复议立法中的若干技术问题》，独撰，《宪政论丛》2002年第三期；
20.《行政程序立法中实体与程序关系探析》，独撰，《宪政论丛》2002年第三期；
21.《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研究》，合著，第一作者，《国务院法制办2003年依法行政理论研讨会文集》。
22.《行政上之损失补偿范围研究》，合著，第一作者，《宪政论丛》第4期；
23.《宪政视野下的城市房屋拆迁——一种立宪主义的视角》，合著，第一作者，《走向宪政》，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4、《论行政补偿的标准》，《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5、《中国大陆行政补偿法治及理论研究之发展》，载《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中国行政补偿体系之建构》，载《修宪之后的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交通行政法》，主编，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
2.《行政征收研究》，独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国家赔偿法通论》，主编，中原农民出版社1995年版；
4.《行政处罚法通论》，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中国行政诉讼法通论》，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中国行政法教程》，第一副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警察法学》，第一副主编，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8.《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概论》，参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行政法自学考试概论》，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0.《行政诉讼法概论》，参编，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1.《中外行政诉讼辞典》，参编，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12.《行政诉讼实用教程》，副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3.《行政法知识手册》，参编，劳动人事出版社1990年版；
14.《宪法学教程》，参编，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5.《中国行政法学的新理念》，参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16.《行政法学教程》，参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7.《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参编，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基础教材.必修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行政责任研究》，合著，郑州大学出版社；
19.《中国行政许可法概论》，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0.《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上下卷），主编，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1.《中国当代行政法》，参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22.《行政补偿法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Ⅳ 行政法的红皮书是哪个编写的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及本书(第二、三版)编写分工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执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1—10章，负责全书的审稿、统稿。

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规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等。
撰写本书第11—13章。

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学，1986年毕业于筑波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译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盐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论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写本书第14—15章。

章剑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现代行政诉讼的成因与功能分析》（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等。
撰写本书第16—17、19—22章。

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教授，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协议与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WTO协定国内实施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与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规制——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加入世贸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法律问题》（载《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基本问题》（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写本书第18章。

王宝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拉丘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学论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合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行政立法评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美国行政机关与美国宪法实施的监督》（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论纲》（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公务员立法的合理取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政府的因应》（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学博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与行政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国家赔偿法价值论》（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4、30章。

刘恒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复议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资并购行为与政府规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为法律适用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论行政立法权》（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行政诉权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略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探析》（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
撰写本书第25—27、29章。

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环境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论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行政过程论》（载《行政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写本书第33、37—38章。

薛刚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组委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变迁时代的行政法思考》（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组织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34—36章。

Ⅳ 行政法和民商法哪个好

法硕院校重点学科优势汇总
http://www.fashuokaoyan.com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法制史（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民商法学、国际法学、刑法学、宪法与行政法、经济法学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法学理论（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刑法学（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济法学（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诉讼法学、法制史。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为全国重点学科（含知识产权）、宪法与行政法、法学理论、刑法学（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诉讼法学、法制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主要研究方向有国际商法、公司法、投资法、合同法等，其中国际法学专业是国家重点专业学科，设法学博士点有国际经济法、世贸组织法（WTO法）、对外贸易法、国际投资法（比较公司法、三资企业法、房地产法）、国际贸易法（合同法、买卖法、侵权法）、证券法若干研究方向。

清华大学：法学、宪法学 、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包括刑事诉讼法学、刑事侦查学、行政诉讼法学、物证技术学）、法学理论（含比较法学、中国刑法学、犯罪学）。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法学、民商法学，法理学与经济法学设有金融法、税法、公司企业法和WTO法律规则四个研究方向，民商法学硕士点设民法、商法、公司法、商事诉讼与商事仲裁等四个研究方向。

南开大学：法学院于2004年5月成立，由原法学系、法学研究所和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等单为组成。法学院现有法学理论与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刑法、国际法、资源与环境保护法等八个教研室和法学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等两个研究机构。南开大学于1994年按法学门类组建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内的安通学院，并于1998年开始实体化运作。为了推动各学科的发展，南开大学于2004年5月决定按法学一级学科成立法学院。

复旦大学法学院, 复旦大学法学院现有七个学科组（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史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诉讼法学和刑法学）和七个学术研究中心（民商法研究中心、国际法研究中心、法治研究中心、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司法研究中心、比较法与普通法研究中心、日本与东亚国家研究中心）。现有国际法学可授予博士学位；法理学、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和国际法学等8个法学二级学科可授予硕士学位,每年招收150名法学一级学科可授予法律硕士专业(简称J.M.)学位。 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华东政法学院：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原系司法部部属高等院校，现为司法部与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为主的高等院校。设有1个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际法学、法律史、刑法学、经济法学4个博士点，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9个法学硕士点和1个法律专业硕士点，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现设有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民商法研究所、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诉讼法与司法制度研究所、法律基础课研究中心、人权法研究中心、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法学院现有七个硕士点，其中一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六个法学硕士点（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环境法学、国际法学）。2003年法学院已获批准设立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面向全国招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005年开始招收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

2008-5-5 10:49 回复

luoshengli5650
0位粉丝
2楼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渊源于 1980年创设于世界经济系的国际贸易与经济法教研室。1981年1月，院系结构调整，原世界经济系国际贸易与经济法教研室从事法学教学与科研工作的教师全部调整至经济学系， 1987年，在经济学系开始设立经济法学专业。1991年12月，以经济法教研室的教师和经济法专业的学生为基础，设立经济法学系，下设经济法专业和国际经济法专业。1998年12月，法学院正式成立。现设有经济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国际法学等三个法学硕士点。 2006年法学院已获批准设立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该院设有民商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学理论、经济法学、刑法学、法律史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7个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民商法学、法理学2个学科为省级重点学科。宪法与行政法学为校级重点学科。
法学院设有法理、法制史、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治安学等9个教研室，设有治安实验室、微机室、图书资料室、法制发展研究所和俄罗斯法律研究所。

吉林大学法学院：2002年1月教育部批准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点法学理论学科为国家重点建设学科，并于2002年9月底完成了建设项目论证工作。法学理论重点学科以法理学、西方法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学、法律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向。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现有法理学与法律史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刑事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等硕士学位授权点。 、

2003年9月，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2003]57号《关于下达第九批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的通知》，法学院民商法学（含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学）具有了博士学位授权。

辽宁大学法学院: 的前身法律系建立于1981年，当年就进行招生，与国内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的法学院系的建立与恢复几乎同步。作为当时省内唯一一所招收法律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基地，集中了辽宁省内高水平的法学教育和科研人才。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法学院形成了一支专业齐全、结构较为合理、教学与科研水平在省内具有很强优势的教师队伍。现设有诉讼法专业、经济法专业、宪法行政法专业等三个法学硕士点，此外还是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28个试点单位之一.

烟台大学法学院：始创建于1984年，前身是由北京大学法律系直接援建的烟台大学法律学系， 1999年由系改院，现任院长为首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法学博士房绍坤教授。 法学院设法律学系、法学研究所、英美法研究中心、大学生法律援助志愿者活动中心等机构。法律学系下设理论法学、民商法学、刑事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诉讼法学六个课程组。现有民商法学、刑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法律硕士等五个硕士点；其中民商法学为重点学科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于1998年正式成立。学院现拥有一个国际法学科的博士点，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经济法、海商法、国际法、法律硕士专业。法学院注重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聘请多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为客座教授。同时，与美国纽约大学国际管理学院、俄罗斯远东大学经济系、韩国东义大学安通研究所以及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法学部建立了积极的合作关系。

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是东北财经大学具有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教学单位。2001年11月，法律系改建为法学院。法学院现下设理论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五个教学部。

法学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有：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民法、刑法、行政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物权法、合同法、WTO法律制度等。法学院现有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法律硕士四个硕士点。

2008-5-5 10:49 回复

luoshengli5650
0位粉丝
3楼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于2000年10月在原哲学系和法律系的基础上合并而成，下设法律系、哲学系、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三个系，设有法学、哲学、社会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学与行政学五个本科专业。 政法学院现有民商法学、宪法和行政法学、诉讼法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七个专业硕士授权点和一个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山东大学：法律系始建于1983年，后改系为院。。法学院凭借山东大学浓郁的文史底蕴营造人文育人环境，并实践教学改革和教育创新，努力发展法律专门人才培养质量。1995年，根据国家教委专业调整的要求，法学院原法学、经济法、国际经济法三个本科专业合并调整为法学一个专业，并试行学分制。2000年，法学专业本科教育试行改革，实行文理兼招，并根据教育规律和社会需要开展法学专业平台上的特色教育。1995年始，宪法与行政法、民商法、法理学、刑法学、国际法专业、法律史学、经济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相继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开始试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2000年，理论法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郑州大学：法学院是1980年初，郑州大学从原政治系中分出并组建了郑州大学法律系，85年，我院在全国第一批设立了经济法专业，88年经济法专业从法律系中分出，独立组建了经济法系。94年，法律系和经济法系合并组建了现在的郑州大学法学院。

1991年取得刑法专业硕士授予权。之后，又先后取得了经济法学、民商法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法理学、法史学和诉讼法学专业的硕士授予权。并于1998年被批准为第三批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单位。 2003年学院的科研机构“郑州大学私法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被评为河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山西大学：作为山西省惟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现有经济学、法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硕士学位3个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 学校拥有教育部在高校所设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华文教育基地、国家职教师资培训基地。

安徽大学： 学院设有法理学、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和国际法教研室，并设有法学研究所。 安徽大学法学院现拥有法律史、诉讼法、经济法学、民商法学4个 法学硕士点，1个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点。 安徽大学法学院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在内的一大批研究项目，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和大量的论文，其中以周枬教授所著的《罗马法原论》和陈盛清教授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外国法制史》为代表的一批成果，曾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多项。目前法学院教职工正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两项，教育部和省社科规划项目多项。http://www.fashuokaoyan.com/index.php

Ⅵ 《WTO 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属于行政管理范围吗

是属于行政管理范围请看范先生的文章：遵循WTO“透明度”原则下的行政权整合
范一丁
有关政治的法治化困结，在WTO规则“主要是行政法上的规则”（1）的对接要求下，使原有的行政行为对自身限制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无法律即无行政”的要求（2），与有法律而不依法行政，以及甚至有行政而无法律的现状的差距，使观念在现实基础上的转变当然是困难的，然而同时应该发生的是现实基础在观念上的差距变化虽然存在必经过程，但十分的努力以求改变是必然的。现在加入WTO已完成的现实形势会不会形成一种强力的催化已不是讨论的问题，而是这种改变的必然已是刻不容缓，因此，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首先找到解决这种差距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在规则上完成对接，而不能等待观念的变化（已无必要）。其中对于“透明度”原则而言，是首当其冲的，也就是WTO做为“行政法上的规则”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就是为达到在国际贸易间建立一个可预测的和自由经济和法律环境的目的，要求各成员国在贸易管理方面达到一定的透明度。这对于我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一原则所存的内在的实质性要求，不是在于“办一个官方刊物公布制定的法律、法规”这样容易办的事，而是在于我国现有行政管理方式多是采取易变的、零散的、多样的手段，其中多数是以不公开的文件指示、批文、甚至口头命令等方式进行的，这一套管理方式的“灵活性”的难以捉摸，是行政权力尚未完成自我约束的规范性的表现，也就是政治的法治化尚未形成，因此，困难和必须尽快解决问题都是客观的。当然，对本文而言，仅旨在找出差距和试求解决上做出探讨。

一、透明度与权力制约

凯尔森说：“政治权力就是被承认为法律的强制性秩序的实效”。（3）但这种强制性秩序尚未完整下的效果，就可能是政治权力在漏缺和不规则状况下的任意所为，而最基本宪政制度确立的权力的权威即使是在这种状况下同样是不容否认的，其强制性的不容置疑所致的破坏性（对法律秩序），是严重的。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而是在于即便是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仍然普遍存在的权力对法律规则的背离，这当然可以从对规则实行的程序制约上寻找原因，但事实上，权力被制约是可能的话，只能来自于权力本身，即权力的分立所形成的互相牵制，以及权力分配均衡所形成的互相遏制。那么，关于法律的权威和权力的权威是谁体现了谁？凯尔森认为不存在这样两个“分立的本体存在”，它们应该是统一的，即只有“法律秩序”存在。（4）但“法律秩序”的强制执行者，“在单一制国家，行政权归属国家”，即“国家行政机关”，这也就是川岛武宜所说的：“在社会的结构之中，法律命题是为政治权力所支配着的。”（5）政治权力所确定的法律命题必须做到相对的稳定不变才能形成“法律秩序”，才能以这种秩序反过来规范权力的行使，这似乎是这两个“分立的本体存在”被消除背反的求解，但实际的情况则更应认识到它的“背反”是矛盾存在的普遍性的体现，而这种矛盾在特殊性上应该体现的是我国现实社会政治体制和法治情况条件的矛盾的对立性要大于其统一性的客观表现。 WTO有关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中对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的“公布”看似简单，但在事实上做起来很难，因为若干政策、文件、指示、批示、命令、通知等，做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方式，是难以公开的，但却是在一定范围内体现权力而优于法律的。而对于WTO有关透明度原则的第二项要求，即对公布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要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执行，是指在程序上的统一， 则涉及更大的难题。行政机关执法方式的不规范，滥用权力、渎职，以及不依法办事实际上正是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在实质上所体现的就是权力被行使中拥有权力的行为者如何避免权力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当然，在现有法治基础条上有关上述问题的解决必然涉及对权力的整合，其意谓是指在法律上对权力的建构的合理性和优化表现，既不能脱离现实，又必须适应与WTO有关规则对接的要求，这当然更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

1、权力的透视

有关政治权力在法律规则层面之下的作用，实际上是权力不被透视所致，但WTO的透明度原则所要坚持的宗旨，实质就是对权力行使的过程和结果坚持要求公开，没有统一规则的权力行使无疑是会行不通的。当然，在此前提下应该的探求是，既然法律规则的明确是公开的和有权威的，但是权力又如何能够在法律规则的表层下不受拘束？这在与WTO的规则接轨之前，至少是在权力范围内的基于相互利用的认可成为通行的规则，但透明度原则要求对权力通行的过程和结果公开，无疑是要求对权力的行使规则予以透视，这显然是有关于权力运行规则与法律规则必须同一的追求的一次机遇。《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议》（1994年4月15日）第十六条第4款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这是对接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是广泛并且具体的。广泛是指做为加入协议后义务的广泛，而具体则是指如“行政程序”上对义务体现的一致性，这事实上包含了上述若干权力行使中的具体结果对“行政程序”的影响，即影响其统一性和明确性。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十七条的谅解”第二条要求：“各成员都应对其向货物贸易理事会通知的国营贸易企业的有关政策，结合谅解的规定进行审议。在审议中，各成员应注意在其通知中需有的尽可能的透明度，以使对所通知企业的经营方式及其经营活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明确的评估。”有关“政策”的“透明度”要求，无疑是一种难度，因为在政策范围内的权力，则是更深一层次的规则潜在。因为至少从政策与法律的交合处而言，政策的规则无疑是在法律规则层面之下的另一层次。而对政策执行的规则更是一种深埋不公开的规则。因此，有关对权力透视的最理想结果是对权力行使的规则公开，而这往往是不可能达到的，但应有的结果起码应该是权力行使的每一结果的公开，这也是必然的要求。

（1）行政权力内容的界定。

对行政权力内容的界定实质上是对其予以有效限制的充分表现，因为只有体现其充实的内容，才能使其权力界定的边界变得清晰。此正如逻辑上关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一样，内容空洞的行政权设置，必然导致其 “管什么”的问题上随意性。WTO关于成员的定义是指“国家或在对外贸易关系以及本协议和多边贸易协议所规定的事务方面享有充分自主的单独关税区”（《世界贸易组织马拉喀什协议》第十二条第1款）。因此，国家履行协议的行为当然首先是一种行政行为，这种行为的代表性（对国家内社会公众利益而言）是强制性和受制约性的统一表现。其强制性是指对公众意志具有代表性的权力体现；而受制约性则是这种体现的可靠和内容充分的表现，即边界因受制约性的体现而使权力内容清晰充实。WTO关于关税减让、限制补贴、农产品的国内支持措施、政府服务计划、技术规章的制订、采用和实施、标准的制订、国民待遇和数量限制、反倾销、临时保障措施等，都是具体由国家的代表性决定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的产生源自于行政权力的范围必须确定，否则会出现的不适应是：A、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因范围不确定而不能及时在贸易争端中作出反应，使其权力的代表性丧失从而消弱权力本身。如在对有关技术标准的制订、采用和实施上范围不确定或有范围而无内容（行业标准的落后是有范围而无职责确定内容空洞，甚至没有对新产品的行业标准却无责可究是范围划归不清）将导致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面前无相应手段； B、导致错误的出现。在范围不明情况下的行政行为，容易产生越权或权力使用不到位，以及随意性的易变将使权力结构体系受到侵害。错误所致的损害后果应该是受到来自于外界的对抗性处罚和由自身不能正确主张权利（在权利的选择方向上）所受到的来自于内部的自伤。在这方面，一是现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也就是缺漏，如在补贴与反补贴，对国内产业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有做法而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这是与WTO的要求所不符的，并且，这些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行政行为的“范围”，就成为可为的“暗箱”，其易变的无规则将使对外争端发生时随时都可能成为失败的根源；二是相抵触的有关规定，在行政行为范围上所体现的混乱不清，在实际上必然导致错误。如《海关法》中有关海关估价与WTO的要求的必须有关于估价的程序，以及复议、起诉与明确规定不相符。这种不相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缺漏，但在实质上是现行做法与WTO的要求的相抵触。带来的后果只能是随时都会发生的对抗不利，施措不能；三是自相混乱，规则不一。如某些地方保护主义的规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中央规定和地方的某些变通规定的不统一，这些混乱是现有法律体系和行政规范体系内部产生的，这种混乱所导致的在有关行政行为范围上的不同圈界以及这种圈界之间互无关联与互相干扰相混合，必然使行政行为的相互干扰、阻碍出现相互否认，其行为后果也将成为市场竞争，贸易争端对抗中的不利根源。

（2）对行政权力制约的设定

行政权力对社会公众及公众利益最直接和持续的影响，可以说是很容易被经常感受的，其强制性特点所带来的强大必须要有制约，以及其富有的扩展性，“管理事务的扩展”的自发性，能“以最迅速的方式组织公务和对社会进行管理”（6）必然需要的对抗，都表明有关制约的对抗力和有效性将成为问题的实质。当然，法律设置的约束是最具体和明确的部份，行政机关依法办事的要求就是一种制约，这当然要求法律要有对制约性的设置，但是并非行政权力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来予以制约的，因为与法律相比，“政治占有主导地位”。“政治意识不等于法律意识。政治家可能会抛弃法律，不以法律的名义去解决政治问题”。（7）权力的自我约束，还是公众意志起支配作用是权力被制约的根本，是一个认识和作为中的普遍被思考的怪圈，先生鸡还是先生蛋的问题在此被提及是因为权力被公众意志所赋予和所决定，但一旦权力产生，它在行使中是独立的和带有强制力的，权力的这一特征决定了法律的制约首先要解决的是权力必须首先带头接收这种制约，而其它公众权的设置与权力的对抗要在法律强制力之外必须是有效的，首先是法律是不是有可能产生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其次是公众权的设置形成的对抗能够排除在权力的强制力之外吗？当然，在此所做的认识上的深入是一个疑难，不过，在具体和有效性上的探讨是一种对目标的渐近。这种渐近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立法权制约。无疑立法可以削弱，甚至消除某些行政权，但这在目前来看，仅仅是对具体的行政组织机构而言，在实质上只是对行政权力的转移，即由此一机构消弱后的权力，又被赋予另一机构。当然，也有对权力赋予中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又往往因为立法是行政机关提出，行政权对立法权的渗透的表现，在根本上是权力根据需要而设置法律，并非法律根据需要设置权力，因此，在立法上对权力的制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立法权的独立性，即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立法权行使的独立性和行政组织立法权的独立性，必须与行政行为分开，其中有关于行政组织立法行为尤为突出和重要。“行政立法活动本质上当然不是行政机关的当然职权”。那么，立法者应该是“权力机关的授权”，（8）但这种“授权”所不能解决的仍是行政机关的自行立法，包括各级行政机构的地方性立法活动本身仍是在行政力的结构范围之内的问题，因此，有关行政权与“相对方之间行政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实现的“平衡论”，即庞德所说的“专断权力之一端与受限权力之另一端间达到平衡”，（9）能够达到的平衡设置，才是一种宪政秩序之具体所需
的实际。这种平衡所实现的制约的可能在于其设置对行政机关与相对方之间，以及行政机构之间关系中对对立和统一的矛盾认识，并能有效调控。具体表现是内部分权和外部分权。内部分权指在国家机关之间职能上的权力设置，应实现制约和平衡的分配，使其独立性和相互制约性有充分的体现。但是，在这一前提下的有关行政组织立法对行政机关自身而言，仍有一个自身不能完善自身的问题存在。那么，行政组织立法权的独立性应有充分的体现，就要在立法活动中使立法职权从行政职权中划分出来，这应该也是加入WTO后所带来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有关行政行为透明度问题解决的可能方式，即只有将立法权包括行政组织的立法权独立出来，才能更有效地做到统一性，行政机关自行制定的规章只能是其内部的约束行为，设立这样的独立立法机构应该是一个最新的问题。

公众权制约。公众权即私权领域的确切构建和保护，是有效防制权力侵入的措施，同时也是对权力的制约。行政权力的自行扩张本性必须遇有确切的阻碍时才能有效遏制，行政权力的相对方实际上就是公众权的保护对象，当然，公众权在实质应是指公众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而后者则是公众对政治的参与权，这就包括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公众行使权力的主要方式是对国家公务员的选举，选举权当然只是一种间接的权力，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当然在于程序保证。此外，公众对行政权的行使的参予应当体现为对行政决策权的控制和监督，应当有公众参与决策的议事机构和渠道，并应赋予其否决权，这当然会对行政权的独立性和效率构成影响，但在平衡条件下的合理体现公众否决权（包括权限范围，适时运用，方式体现等），是会更有利于行政决策权的行使正确的。而公众对行政权行使的监督渠道，包括旁听，报道与传播，对行政机关决策、决定的事项、文件、资料、信息、情报等内容公开刊截，以及查阅，即允许公众对各级行政机关资料可组织查阅，（10）当然这些方式所体现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是一种外在的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虽然不能直接改变权力的行使方向和方式，但无疑可以使与此相抵触的权力行使受阻，从而不能形成其违反公意的完全损害后果，并将对改变、改善权力行使的方向和方式有着后续的作用。

执行权制约。执行权是行政权构成的核心部份，对执行权的确切定义以及其真实实现，是对行政权的真实合法、合规的体现。同时也应是对滥用权力有效制约的关键所在。执行权包括执法权和执行政策的权力，这两者所倚重的都是在于程序实现的合法合规，并因此而实现效率和效益。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行政主体的合法，其重要性在于对行政职责和职权的明确，这种明确有利于圈定权力范围，制止越权行为，因为行政权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使越权行为事实上缺少相对方有效的对抗，而行政权的扩张性是会不断产生越权的可能的，并且由于行政权的直接性和影响的广泛性，社会公众利益将因此受到广泛的影响，因此，对行政主体的确切划分是很重要的首问。事实上，行政权的行使在有关行政主体问题上所反映出的问题还在于传统体制的弊端，即“传统体制的最大弊端之一”是在于“集中”，（11）因为集中而无权力分配，无分配则不分职责职权，越俎代疱，欺上瞒下，相互扯皮等现象所造成的混乱，对错误后果的难究其责，往往就是因为权责不明，即“冤无头、债无主”。行政机关中国家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关系上的集中以及机构内部各机关之间关系的集中，导致权力范围内容的定义不能明确细致，有权无责和有权无为的结合使权力在不确切之处显得无规，在确切之处又显得无力（无职责明确自然无行为主体）。而集中体现在与其它社会组织的关系时，则将行政权与社会公众权力混淆，行政权力的扩张性造成其越权而为的包揽替代，甚至是干涉和强加，社会公众权力得不到正常行使或者使这种权力被幻化为行政权成为被利用，将导致行政权力被腐蚀，以及导致公众权力被消弱、萎缩。因此，行政主体问题的核心权责分明就必须是分权的合理化和合法化。当然，这种分权在体现为执行法律和政策时应显得尤为重要和必须，而在于立法立规上的统一趋势而言，则只能是在统一原则范围内的实现，这是对接WTO透明度原则的需要。其次，对于执行权而言，执行程序的合法合规化，是实现有效制约行政权的最重要内容，因为程序实现过程就是行政权力实现的过程，程序的每一环节上的权力实现，都应当保持正确性和合规性，在这方面，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对政策执行的“程序”，这实际上是一种将现有潜在规则公开化已变成迫切需要的问题，以及对于没有规则的空隙要及时予以补漏的问题。当然目前人们广泛关注的是对法律执行的程序问题，甚至是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实现）的情况下，对有关政策的执行必须变成桌面上的公开化问题。在这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以往过多的只是领会为执政党的独立活动，但是，至少我国司法制在目前所确定的宪政秩序肯定了政党的活动规则必须符合法律规则，也就是在规则上将政党行为规则的“潜在性”转变为法律的公开性的必须，即“根据宪法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组织活动进行明确规定”。（12）在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即便是执政党，其政策不应直接等同于政府政策。政党政策，应经合法程序，包括公意表示，才能成为政府政策，其次是政党的活动不能直接等同于政府活动，二者必须分开。当然，最后仍然是政府的政策执行规则必须进行合法程序制定、公开。WTO透明度原则所要求的义务包括对法律、法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的公开及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执行”则在要求上更为侧重的是执行方式的统一，没有行政执行，无法实现这种统一；没有行政执行的规则，不可能实现统一；而对于公正和合理的执行，没有制约，无法实现和体现公正；没有公开的规则使执行者监督自己和接受监督，就无法使民意的表示找到真实的根据和有效的方式。

二、透明度与权力整合。

透明度规则下的权力分配和权力运行在阳光下将迫于“自然法则”而自行收敛、伸展和整合，“自然法则”之力是无形和外在的，但对权力的解构和结构形成更新层次深入，则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和必需。弗里德曼说：“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是权力的产物。”“这些规则和程序也限定权力并指导人的如何使用权力”。（13）但有关权力的规则，包括分配和行使的效益优化对社会公益而言，是不可能完全接受权力的这种自省的，即权力产生程序和因法律而形成的自我限制并不是其自认的可以达到“效益的优化”，必须有另一种力量来矫正和做为参照，即“规则来自社会，社会是其设计者”。（14）那么，这种来自于社会的力量的体现首先就应该是透视在先，对权力的整合的必须和可能都是因为透视权力的目的以及作用是制约、调整，使其不违背社会公意，对大多数人的利益起良好的维护作用。因此，社会的这种“设计作用”的规则是先要进行探讨的，其次才是如何“设计”。WTO的“透明度”原则，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基本规则，而是贯穿于整体规则体系的始终，即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的成员权利和义务的体现中，具体规则对成员的要求，首先就是其行为每一步骤都必须是可预测的，可知晓的，前后一致的（可遵循的）。 1994年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第4条称：“WTO协议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开放，供所有参加方依照协议第十四条以签字或其他方式接受”，协议的“开放”即是一种“公开”的“透明度”。同样，对成员们内部权力运用中有关政策，对外贸易措施的制定，都要求“公开”，如有关“实施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的协议”附件，“卫生和植物检疫法规的”透明度“第2条中有关各成员对”卫生或植物检疫法规的公布“，要求在”开始和生效之间的合理的时间间隔“，是因为要让出口成员，按照对方公布的法规要求，调整其产品和生产方法，以适应进口成员的要求，即”透明度“的规则的所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要让相对方能够”遵守“和监督对方”遵守“。这种”遵守“和监督行为本身就是规则的最基本要素，因此，权力将不能逃避这种”公开“，不能只是制约他人而自己不受制约。

1、行政权力的收敛

收敛不是不合理的局限。平衡论所认识的权力运用的最佳状态是在于权力所支架的社会关系相互和谐地凝聚于社会公意之所指。但是，多数至上主义有关“一个政治上的多数”可以为所欲为，与“民主的合宪概念”有关政府机构代表集体的决定是将“社会所有成员都视为一个个体，并予以同等关注和尊敬”（15）之间所形成的分歧的解决，往往被以多数至上主义的权力运用程序的科学、合理即集体对个体意愿代表人最大可能所掩盖，这是因为多数至上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实际的操做程序，这种程序往往是权力运用所不可避免的惟一选择。可是即便是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被抛弃的理由不应该是这些利益和意见不应被尊重，在与多数人利益和意见的关系上并不都是对抗性的，应该存在对不被顾及个体的可兼容性。WTO谈判中的“双赢”规则被倡导，正是这种兼容性的规则被倡导的表现。找到那种对双方均可获利的道路和方法本身就是协议原则的根本。权力运用的意愿（集体）与权力所能影响的对象（个体）之间，后者之所以被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是在于合理的模糊性与科学的精确性，都是法律的正确性的最重要内涵。而科学性（无错误）显然是对于具体适用对象所必须的，这对于权力而言也应是同样的，那么，权力的收敛就是指其运用中精确性的形成，包括如何制造其无误的机制和怎样做到无误。WTO透明度原则就是让错误无从躲避从而消除各成员的错误会误导他方和使他方受损的可能。（1）刚性强度与弹性限度。行政权的刚性是在规则上的运行所带来的强制性力量，是权力的特征。而在范围内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则是在原则内的弹性，是权力的特点。当然，对于行政权力的刚性显现而言，易于了解，或者说是可视的，而对于行政权力的弹性采说，则是不易于认识和掌握的。当然，刚性强度则是指行政权力强制力的边界限制，以及在针对适用对象时的强、弱控制的适度；而弹性限度对于不公开的政府行为而言，是指相对的权力运用的规则性，程序性要求。很显然，WTO透明度原则要求对于后者而言是更重要的，也是目前最需解决的。不过，就即便是对公开规则的执行，即刚性表现，也存在着在程序上的权力弹性。同时，对于弹性运用，并非没有在透明度原则下的适度范围，也就是说可以弹性的地方，是应该会运用的。这看来是十分需要了解和掌握的。A、政策与法律。政策的适时性和不规则性，是弹性表现，而法律的刚性则是在于对规则遵循的强制性。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对透明度的要求是：各成员方对相关法律、法规条例、行政命令以及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定的影响国际贸的现行协定，都应迅速公布。如不能公布，也应将信息公布，并且应将各方面的任何修改和有实质性影响的任何新法律、法规或者行政命令迅速并且至少每年一次通知WTO组织有关机构。公布法律是在于刚性规则的明确性和规范性，公布显然是一种最有效的自我约束，即对于相对方而言为其提供要求这种约束自己的规则，而不是仅仅在于要求对方按公布的规则行事，因此，这种公布的后果自然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的相互矛盾所带来的不利，缺漏因“公示”的会带来被利用的可能，以及最为不利的是在与多方成员国法律的对接中会固定一种劣势的形成（如果法律制定有劣势的话），竞争将成为一种在“游戏规则”上的优劣竞争，这显然是刚性规则的固有弊端。而法律的优劣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先进与落后的反映，与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必然相关，那么，我们有关于公布法律的想法就不是急于跟上的简单，但却又是要紧跟其上的慎重，更重要的是了解、熟悉和吸收先进的法律文化因素。对于政策的弹性来说，WTO所建立的贸易政策审查机制，要求所有成员方的贸易政策和惯例均应当提交审查，定期轮流评审，因此，有关政策的弹性在我国长期形成的行政体制中的作用将被改变认识。首先是政策的及时性与适应性的作用，会因其模糊性而被反利用。适应性的弹性，是在于规则不明确的模糊性，
这种模糊性会导致两种可能，即对公布的法律的不明确改变（或不遵循），以及对在此前后的相关政策的矛盾，对法律的愈越或对前后政策不一致所造成的矛盾。都会带来在约束上的两可，会被反利用。其次，政策的及时性本身就带有固有的局限，即在适时上的条件存在有限的情况下的决定，往往在条件改变后将不再适用。因此，及时修改政策是最为重要的，但同时政策又必须保证在一定时限内的有效性，这就要求政策的及时性必须考虑不利后果，即在未修改前可能出现的条件变化。再次，政策的模糊性本身就是规则不确切，要求不明，是否通行的后果（责任）不固定，那么，有关政策在对成员的另一方形成利用的依据时，可以解脱责任。当然，在政策的制定上，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机构在制订政策的权力上的分配问题，往往是造成政策不统一的根源，也就是职权范围的明确不是在于以往的“行政管辖区域” 概念或“管理范围”的概念，而应该是行政管理可能及于的相对方或对相对方的该项行为权力，不是地域概念和事项范围。而是相对的对象范围，当然，有关政策执行的统一性要求所带来的问题要大于政策的制定，因为各行其事的各级行政权力的“潜在规则”是无法公布的，但行为的后果则是不可能不公开的，这种后果往往会被反利用为针对对公开政策违背的行为。因此，行政权力在此被收敛是很显然的。在这里，WT

Ⅶ 请问,谁能给我一份关于WTO与反倾销论文的范文或者实例,包括建议.谢谢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
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

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

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

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

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

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

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

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

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
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

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

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

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

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

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

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

（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

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

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

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

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

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

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

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

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

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

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

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

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

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

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

[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

[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

[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

[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

[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

[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其他参考资料

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

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

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

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

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

9、 赵敏燕、董立、李易：《欧共体反倾销程序及中国企业之对策》，《法学论坛》2000年第4期。

10、蒋小红：《欧共体非市场经济反倾销规则研究》，《外国法译评》，2000年第4期。

11、休·斯多克、杨国华、孟庆欣：《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法律与实践——一个欧洲律师的观点》，《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2、古少勇：《欧盟反倾销理事会适用不同价值标准法官判决拥有自由决定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8日。

13、沈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反倾销领域主要程序问题的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0年第6期。

14、程宗璋：《台湾反倾销法述评》，《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

15、都亳：《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建议》，《当代法学》2000年第4期。

16、房东：《完善我国反倾销实体法的思考——兼评中国首例反倾销调查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17、王峰：《西方国家对我国反倾销和倾销的特点及我们的对策》，《经济评论》1999年第6期。

18、郭华：《中国的反倾销现状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2期。

19、刘家瑞：《中国与欧盟最新反倾销立法的比较研究》，《国际商务》1998年第5期。

Ⅷ WTO规则的强制性规定

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倾销（Dumping）是国际贸易中一种经济行为，WTO《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将其界定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而反倾销（Anti-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主要是指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对进口国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
从目前国际贸易的情况看，欧美国家对中国众多出口产品和企业采取反倾销措施、征收反倾销税，从各类生活用品到各式各样小商品等等，而这些正是中国企业的“优势产品”。但在中国，反倾销案件却寥寥无几，由于行政部门采取或者不采取反倾销措施而引起司法审查的案件还未出现。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将急剧增加，如何遵循WTO反倾销协议，确立司法审查的规则体系，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和国际贸易自由方面的作用，是一个日趋重要的问题。笔者将在文中着重论述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问题。
WTO反倾销协议第十三条（司法审查）规定：“各成员， 其国内立法包括有关反倾销措施的规定，根据本协议第十一条的内容规定，对最终裁决和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可特别要求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者通过诉讼程序，迅速进行审议，该法庭或诉讼程序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该裁决或复审决定的当局。”WTO 除了在反倾销协议中规定了司法审查，还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二十三条、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六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三十二条、 装船前检验协议第四条中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这些规定主要是源于关贸总协定（GATT）的规定。GATT第十条第3 款（乙）项规定“为了能够特别对于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检查和纠正，缔约各国应维持或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这种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而它们的决定，除进口商于规定上诉期间向上级法院或法庭提出申诉之外，应由这些机构予以执行，并作为今后实施的准则；但是，如果这些机构的中央主管机关有充分理由认为它们的决定与法律的既定原则有抵触或与事实不符，它可以采取步骤使这个问题经由另一程序加以检查”。从字面上看，WTO 规定了三个司法审查的主体：司法的、仲裁的、行政的法庭。由于WTO 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主体及其司法审查权的规定不是十分明确，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不应当由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而由其他行政机关对反倾销行为进行最终审议或者由作出反倾销行为的行政机关进行最终审议。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与WTO的司法审查的原则不相符。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在我国应当明确法院对反倾销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司法审查权。
WTO反倾销协议没有排斥法院拥有最终司法审查权的原则
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法院都拥有对行政行为的最终司法审查权。著名的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是这样解释司法审查的概念的：“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政府的另一部门或另一级政府决定的权力。从行政机构向法院提起的上诉，以审查事实认定或法律，或审查两者。也指上诉法院审查初审法院或中级上诉法院的裁决。”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代表了英美法学的普遍认识。王名扬先生认为，“在美国，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及法律而言”。在英国，司法审查通常是指，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请求高等法院根据其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所具有的传统的监督权，对后两者的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当然，司法审查并不专门指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在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由国际贸易法院管辖，上诉法院是联邦上诉法院，后者为普通法院），也包括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如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便是如此。在德国，普通法院不享有任何行政法事务的管辖权（jurisdiction），行政法方面的事务由专门的法院即行政法院（the administrative court）管辖。因此，在德国，司法审查是指行政法院审查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力。在法国，行政法院同样具有司法审查的权力。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看来，行政法院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与其它法院共同地行使国家的司法权。行政法院像普通法院那样，与行政机关是相互独立的。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对行政行为都拥有司法审查权。那么，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产生的WTO 反倾销协议中规定了司法审查三个并列的主体呢？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中， 法院对行政行为不具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 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该项规定，能够对行政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的机构，即使不是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司法机构，或者在形式上不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机构，也不必然是不合格的主体。这种审查主体和程序是否符合第十条第3款（乙）项的规定，由缔约国全体决定。 这种规定主要是基于缔约国的司法、行政和仲裁体系的不统一。允许在有的国家由独立的行政机构或者仲裁机构过渡性地替代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决，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国家，可以排除法院对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二是基于WTO 规范的行政行为涉及的行政专业性很强，WTO规定了独立的行政机构的审查程序， 体现了很多国家行政法上行政救济穷尽的原则。WTO 中规定的独立的“行政的法庭”，可以理解为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还可以被理解为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the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普通法中的行政裁判所尽管被认为是政府行政部门的组成部分，但享有自己的法律地位。美国行政机关依正式听证程序裁决行政争议时，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它们的裁决仍然受普通法院的监督。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相同，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不同。从形式上看，英美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从法律关系上看，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决定的机构，并且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家们对于WTO有关司法审查规定的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 而是分层次的理解，即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对行政法庭的裁决不服，可以再寻求法院的司法救济。两者的区别是，行政法庭可以审查行政决定的合理性问题，而法院只能审查合法性的问题；行政法庭的审查是初步的，而法院的审查结论具有最终裁决性质。
在我国法律框架下，应当明确法院对WTO 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
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审查是一个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概念。在很多国家，司法审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这通常被称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是指后者。司法审查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一国法院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救济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基本原则，系统的、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随着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而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运作状况，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行政诉讼法还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及其他提起诉讼的条件。我们在判断反倾销行为是否应当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我国的司法审查法典即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一）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WTO 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一国的反倾销主管行政机关接到国内产业的申请后，应当对外国进口产品进行调查，确定国内产业的损害程度，并决定是否对外国产业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的调查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裁决等。主管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一般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反倾销申请。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 反倾销申请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的产量不足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全部生产量的25％的，则调查不应发起”。二是中止或者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主管行政机关在调查开始后， 一旦确认没有充分的倾销或者损害证据以证明有理由继续对案件进行调查的，应当驳回申请，并尽速终止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根据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 主管行政机关在调查的基础上可以作出肯定或者否定有关倾销或者损害的初步行政裁决。在初步裁决的基础上，主管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和价格承诺措施。最终行政裁决则是指主管行政机关最终确认进口产品倾销并造成损害而作出征收反倾销税的裁决。这三种行为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都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
（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具备诉讼主体资格。WTO 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反倾销行为一般涉及两个主体，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国内产业或者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在特定条件下，诉讼主体还可能是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第三国企业。通常请求司法审查的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WTO 反倾销协议规定当事人可以寻求司法审查，对于保障当事人特别是被征收反倾销税的当事人的利益，防止反倾销行政当局滥用权力十分重要，这是国际反倾销立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在我国，允许进口国产业拥有诉讼主体资格，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由于WTO反倾销协议属于国际条约，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 主要适用于出口国寻求司法救济的程序。国内产业对反倾销主管行政机关不调查、中止调查或者终止调查的决定不服，则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寻求司法救济。
当然，反倾销行为还可能涉及其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这些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WTO 反倾销协议第六条第11款规定，“本协议所称‘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应包括：（a）受调查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者或产品的进口商，或其大多数成员是该产品的生产者、出口商或进口商的商会或同业公会。（b ）出口国成员政府。（c）进口成员的同类产品的生产商， 或者其成员的大多数是进口成员地域内生产同类产品的商会和同业公会。除上述列举的名单之外，这个名单并不排除将国内或国外的当事人包括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之列。”WTO反倾销协议规定的反倾销行为的利害关系人， 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基本一致，只是出口国成员政府是否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没有排斥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国内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作为原告参加诉讼是常有的。WTO 反倾销协议中“出口国成员政府”，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案件中，代表的是出口国产业的经济利益，因此，也可以作为诉讼代表人而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请求进口国法院司法审查。
（三）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不存在立法上的障碍。WTO 规则和国内立法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有关WTO 反倾销协议与国内立法关系上，存在同样的冲突与选择的问题。国内立法排除法院行使对反倾销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往往被有的学者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一个重要理由。我国国务院1997年曾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我国有关主管行政机关可以初步裁定倾销成立和最终裁定倾销成立，“最终裁定倾销存在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并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予以公告。征收反倾销税，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出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由海关执行”。例如，2000年8 月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对原产于韩国的进口聚酯薄膜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用的就是“最终裁定”的概念。但我们不能据此得出“最终裁定”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WTO反倾销协议用英文final determination（直译为最终的决定）表述最终行政裁决，但这只是行政程序中的最终裁决， WTO反倾销协议还规定了利害关系人对反倾销行为可以请求司法审查。
《条例》与WTO反倾销协议不同的是， 没有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对于反倾销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有人据此认为，《条例》排除了法院的司法审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缺乏法律依据。理由有二。第一，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八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尽管反倾销行为不包括在第（一）项至第（七）项内，但该款第（八）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不能因为行政诉讼法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中没有列举反倾销行为而否定这类行为的可诉性。第二，即使《条例》规定的“最终裁定”不是指行政程序的最终裁定，也不能排除司法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是法律规定的。而这里的“法律”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指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作过明确规定。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排除司法审查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来决定，若允许行政机关（国务院也是一个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或者行政规章排除司法审查，则不符合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的精神。
（四）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在讨论司法审查的主体的时候，应当明确，WTO反倾销协议规定行政的、 仲裁的机构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主体的前提是，某个特定国家的法院不具有司法审查权。但是，目前仍有观点认为，在中国也应当由独立的行政机构来进行司法审查。这种观点的存在，与我国法院司法审查的权威性和信任度的低下有一定的关联。但是，与法治程度相当的法院的尊严不是通过放弃权力而可以取得的。这是我国法院的司法审查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一个重要理由。第二个理由是，在中国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行政的裁决机构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如果我们排除法院的司法审查，但为了遵循WTO 的规定，应当由独立的行政的裁决机构对反倾销的最终裁决进行审查。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的法制工作部门都不可能成为合格的机构。其一，国务院是作出反倾销最终裁定的上级行政机关而不是与之相独立的机构。其二，国务院的实际审查机构是国务院法制工作部门，而这些机构只能通过复议程序进行审查。而我国的复议程序，很显然不是WTO 所称的司法审查的程序。第三个理由是，法院有充分的能力进行司法审查。尽管反倾销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但这不能成为排除法院司法审查的理由。因为，任何行政行为对于法院来说，都具有行政专业性，但都是可以审查的。这关键不在于法院的法官具有很强的相关行政专业知识，而是在于司法程序的中立性和法官的法律判断能力。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不能因为行政的专业性而被放弃。我国新的专利法赋予法院对专利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正是法院的司法审查的价值重新得到承认的重要标志。

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一 反倾销司法审查在我国缺乏具体法律规范
自从1997年12月10日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决定对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的新闻纸正式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以来，我国有关主管当局就不断收到关于反倾销案件司法审查问题的质询。倾销是指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当倾销给进口国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进口国可以决定对该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以达到保护本国工业及国内市场的目的。反倾销措施是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采用的保护本……
在1997年5月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我国现行的反倾销法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没有对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司法审查程序，实际上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由于行政机关就反倾销案件做出的行政决定涉及当事人的财产权，所以当事人有权提起相应的行政诉讼；而且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由人民法院进行，符合1994年反倾销法典关于进行司法审查的机构要独立于进行反倾销调查机构的规定。不过当事人对哪些具体的反倾销行政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哪些人可以提起诉讼，具体由哪个法院受理此类案件还是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法院予以受理，则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同时也是各方存在争议的问题。
二 世贸组织及欧美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范
世贸组织1994年反倾销法典第13条规定：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这一司法审查的规定对保障当事人的利益，特别是被征收反倾销税当事人的利益是有利的，是国际反倾销立法上的一次有意义的突破。同时该规定也是强制性的，随着关贸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均必须在其反倾销立法中贯彻该条规定的内容

Ⅸ 下列属于行政法法源的是( )。

abd 。c不全面 太泛泛 假设中国在未加入WTO之前《关贸总协定》在国内而言就是没有意义的

Ⅹ 加入WTO对中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奉行“依法治国”的方略以及加入，必将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规范如何与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相整合的问题。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中国自身法律体系与国际的接轨，不仅仅发生于有关国际贸易与投资等领域。事实上，中国国内的公法制度，即宪法和行政法制度，不仅构成法治之实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WTO自由贸易理念及其多边贸易体制的落实具有关键性意义。特别是作为国内公法的行政法制度，更涉及到世界贸易组织管理规范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法治和WTO的背景之下探讨中国公法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紧迫而重要的意义。

WTO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改革的若干突出问题
（1）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相关问题
从行政法角度来说，地方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违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委规章的规定，制定特殊的保护性规则。
第二，为保护本地区利益而进行的行政干预。
第三，在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中，还存在着民族自治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使用某些特殊经济政策的区域，这些区域中相关的法律与管制政策，例如许可制度、价格、税收优惠制度等等，都与其他地区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别。
第四，司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2）法律与政策的统一实施问题
（3）行政许可制度的完善
（4）规章制定和法律实施中的透明度问题
（5）行政管制机构的中立性问题
（6）对行政行为的复议和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