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治报道与政府形象

❶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❷ 求路政管理局为了迎国检与公路局、交警支队、联合确保交通畅通在29号出动100人20辆车制定了方案的（稿件）

各市公路局：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2010年全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检查准备工作的通知》（厅公路字〔2008〕26号），交通运输部决定于2010年下半年组织全国干线公路养护与管理检查。这是交通运输部对我省“十一五”期间公路养护管理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展示我省“绿色长廊和谐公路”建设阶段性成果一个十分重要的平台。为切实做好迎检准备工作，现将《迎接2010年全国干线公路养护与管理检查路政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落实方案的具体要求，做好迎检各项准备工作。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附件：

福建省公路管理局迎接2010年全国干线公路养护

与管理检查路政工作方案

为创建畅通、安全、舒适、优美的公路交通环境，迎接交通运输部2010年组织的全国干线公路养护与管理检查评比,充分展示福建省公路交通的良好形象，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2010年全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检查准备工作的通知》（厅公路字[2008] 26号）精神，特制定迎部检路政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国务院支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大好机遇，进一步加强路政管理，精心组织迎部检路政管理各项准备工作。
（二）总体目标。建立完善路政管理工作长效机制，依法行政、以法治路，确保路产路权不被侵犯和干线公路完好畅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统一全省路政档案，做到路政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力争以“准备充分、形象良好、规范执法、文明服务”展示福建普通干线公路路政良好形象。
二、工作内容和要求
（一）外业工作内容和要求
根据交通部检查的有关要求，我省路政外业工作主要内容是：开展重大违章专项整治，保持路容路貌整洁美观；加强货车超限超载的治理，保障公路完好、安全和畅通；做好路宅分家和绿化成果保护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如下：
1、开展重大违章专项整治。要求各设区市公路局针对辖区国省干线公路沿线存在的重大违章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1）非公路交通标志牌整治。严禁在公路用地、路肩边沟及绿化带内设置各类“非标”，严禁设置跨路门式“非标”。对未经审批的“非标”一律拆除，违规审批的按期清理，破损、锈蚀、歪斜等影响路容路貌和行车安全的，要求设置者及时采取修复、加固或拆除等措施。
（2）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内违章建筑的治理。对于近年来在建筑控制区内搭建的猪圈、烤烟房、路边店、民宅等违章建筑，各地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予以清理，要加大路政巡查工作力度，及时发现制止新的违章建筑和违章搭盖，做到发现一处清除一处，把违法建筑物遏制在始发之初。
（3）公路及公路用地上违章行为的治理。主要以矿山、沙场、砖厂、开发区、高速路道口等作为路面污染整治的重点，通过签订保洁协议、疏堵结合等手段保证路面整洁。及时有效制止和处理公路及公路用地上堆放杂物、倾倒垃圾、摆摊设点、占道为市、占道作业、占道晒物、设置障碍、挖沟引水等现象。
（4）违规设置公路平面交叉道口的治理。务必加强平交道口的管理和规范审批工作。要求与干线公路搭接平交的支路，路基不能直接搭接在干线公路的边沟和路肩上；至少有3米长的支路路面标高不高于干线公路路面标高；支路路面必须硬化10米以上，搭接部位用水沟盖板隔开。对已审批但违规设置的道口，应按照工程规范要求进行整改；未经审批增设、设置不规范的坚决依法查处。
（5）路边店、加水点、加油站的管理。要求“店前三化”：①店前场地硬化，做到路边店建筑外缘至公路边沟之间的空地统一平整硬化，且场地硬化标高不高于路面标高；②店前管理规范化，做到路边水沟管理规范化和店牌设置规范化；③店前美化，做好店前保洁和绿化美化工作。有关单位要与公路沿线相关业主签订责任状，并落实责任。对没有“店前三化”的，不颁发许可证；已许可但不符合“三化”要求的，责令整改，否则年检时不予许可，并依法强制拆除。
2、加强治理超限超载工作。（1）密切关注我省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后，普通公路车流量及超限车流量的变化情况，及时制定、调整和细化应急预案，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2）加大治超工作力度，保证一类站每天实行四班三运转24小时有足够的路政人员上班值守，保证检测站巡查车、装卸载等装备的到位，保障检测站工作经费。（3）加强对短途超限车辆的治理，强化源头监管和路面执法，严厉打击重点路段的短途超限运沙、运煤等车辆。（4）加强联合执法，继续对超限车辆保持高压态势，防止出现反弹。
3、路宅分家和绿化成果保护。对于各地区境内国省干线公路沿线的民房、村镇、厂矿区，影响公路排水、影响路容路貌的路段，必须加强协调、排除干扰，认真实施“路宅分家”。同时，制订具体保护措施，重点查处以下现象：恶意堵塞边沟；在新做盖板上加铺沥青、黄土等材料；破坏花池，破坏特殊绿化点；盗挖路树、苗木、花草等行为。
（二）内业工作内容和要求
根据交通部检查的有关要求，我省路政内业管理要做到所容所貌整洁美观，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完善，各类档案资料齐全规范。具体内容及要求如下：
1、加强所容所貌建设，规范上墙公示内容。要求各级路政部门办公场所摆设整齐有序、清洁美观，治超检测站按照交通部要求，制作统一的标志标识；规范路政人员的仪容仪表，统一路政管理人员着装；建立完善路政执法上墙公示制度，统一规范上墙公示的格式和内容。
省公路路政管理局上墙公示的内容包含六项：省公路路政管理局职责、路政人员监督台及举报电话、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分项表及流程图、《福建省公路路产损害赔偿收费标准》、收费许可证、行政强制措施。
市公路路政管理分局、路政管理所上墙公示的内容包含十项：路政管理分局（路政管理所）职责、路政人员监督台及举报电话、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分项表及流程图、《福建省公路路产损害赔偿收费标准》、收费许可证、行政强制措施、路政人员动态栏、管辖区域示意图、路政处罚流程图、路政案件处理结果公示。
超限运输检测站上墙公示内容包含九项：超限运输检测站职责、执法依据、收费标准、治超工作人员“十条禁令”和“五个不准”、治超工作人员监督台及举报电话、治超工作人员动态栏、行政强制措施、案件处理程序、案件处理结果公示。
2、梳理和完善各项路政规章制度。我省路政管理机构的规章制度包括以下二十三种：路政人员岗位职责、路政人员行为规范、政治业务培训学习制度、工作研究会议制度、廉政勤政制度、票据管理制度、印章使用制度、服务承诺制度、首接制度、信访制度、值班备勤制度、宣传报道工作制度、路政管理统计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内外业人员工作交接联系制度、路政巡查车使用管理制度、路政巡查管理制度、执法装备管理规定、突发性公路路政案件应急处理制度、路政管理效能建设制度、执法与办案程序、错案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路政执法与考核评议制度。
对于以上各项路政规章制度，属于共性方面的，由省路政管理局进行修改和完善，汇编成册；属于个性方面的，如内外业人员工作交接联系制度、突发性公路路政案件应急处理制度等，各地市公路路政管理分局、路政管理所、超限运输检测站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自行修订。
3、加强路政档案规范化管理。建立规范化内业档案，对各种路政档案分类设置、统一规范，做到档卡资料齐全、分类清楚、编目登记、装订归档。
路政管理机构的档案包括以下十七种：路政许可档案、路政案件处理档案、路政法事档案（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案件）、路产档案、建筑控制区内建筑物档案、公路两侧的路边店档案、特殊运输车辆档案、路政宣传档案、路政人员档案、路政装备档案、巡路记录档案、信访投诉资料档案、路政统计报表档案、收发文书档案、会议记录档案、声像档案和相关记录档案。
超限运输检测站的档案包括以下十二种：路政案件处理档案、路政法事档案、路政装备档案、路政宣传档案、巡路记录档案、治超统计报表档案、信访投诉记录档案、收发文书档案、会议记录档案、治超工作人员档案、声像档案及相关记录档案。
（三）队伍建设和规范执法
1、路政执法队伍建设。要求各级公路部门总结2005年以来的路政执法队伍建设成果，收集整理以下相关材料：各单位批准招聘路政人员的文件；岗前培训班资料；业务培训班通知、课程表和培训人员名单；廉政教育学习活动及关于贯彻《公路路政管理人员廉洁勤政暂行规定》的具体廉政措施；路政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资料；各年度路政管理工作考核表；提供便民服务措施、服务社会捐助社会、为民服务、为民办实事等资料。
2、规范路政执法。要求各单位全面检查2005年以来的路政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案卷。（1）规范路政巡查制度。巡查记录本按照福建省路政管理软件系统规定的格式记录填写，未按统一规定格式记录的要补充完整，同时提供上路巡查统计数据材料。（2）规范路政行政审批许可。路政许可案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根据《福建省路政行政许可管理暂行规定》办理许可审批，手续不齐全、材料不完整的，要进一步补充完整。（3）公路赔补偿案件严格依据《福建省公路路产损坏赔偿收费项目及标准》收取赔补偿费，低于标准收取的说明理由，属于减免的应补办减免手续归入案卷。（4）规范路政行政处罚。路政案件处理严格执行交通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及其配套制度（包括听证制度、听取当事人意见制度、集体讨论制度、回避制度、监督检查与评议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三、工作步骤
（一）外业工作
1、重大违章专项整治工作
第一阶段：2009年3月为调查摸底阶段。各地按照省公路局下发的《重大违章专项整治调查表》，对本辖区内国省道路重大违章情况逐个调查摸底，进行登记。
第二阶段：2009年4月至5月为核实准备阶段。省公路局根据各地上报的重大违章情况到实地进行调查核实，并对全省五条国道沿线的检查综合情况在全省进行通报。
第三阶段：从2009年6月至11月为集中治理阶段。要求各地加强组织协调，加大宣传，统一行动，争取采取社会综合治理的方式，开展重大违章专项治理，以达到治本之效。
第四阶段：2009年12月为检查评比阶段。12月上旬由各设区市公路局对各地重大违章整治情况进行初评，12月中下旬省公路局将结合年终检查对整治的成效进行评比。
第五阶段：2010年为提高冲刺阶段。各地公路局做好排查隐患、查漏补缺工作，及时有效查处公路违章行为。
2、治理超限超载工作
2009年5月6日至8月15日，组织开展治理货车超限超载百日联合行动。此后，各地持续建立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进一步深化推进反超限运输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3、路宅分家及绿化成果的保护
此项工作列入路政日常管理重要内容，强化路面监控，要求各路政所上路巡查每月不少于18天，重要路段每天至少一次，国道每两天至少一次，省道每三天至少一次，县道每四天至少一次，同时做好巡查记录。
（二）内业工作
第一阶段：2009年4月为开展调研阶段。省公路局组织到基层调研，收集总结有关内业规范化管理的建议。
第二阶段：2009年5月为提出意见阶段。针对前一阶段的调研工作形成调研报告，并提出全省内业工作规范化管理意见。
第三阶段：从2009年6月至2009年11月为组织实施阶段。各级路政管理机构组织开展规范上墙公示内容、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和加强档案材料管理等具体工作，力求内业资料内容规范完整，形式统一。
第四阶段：2009年12月为检查落实阶段。省公路局将各地公路局路政内业规范化工作纳入年终考核内容，对路政内业规范化工作进行检查评比。
第五阶段：2010年为提高冲刺阶段。各地公路局应认真总结，做好查漏补缺、完善提高工作。
（三）队伍建设和规范执法
第一阶段：从2009年6月至2009年11月为组织实施阶段。各地组织做好有关队伍建设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和规范执法的自查自纠工作。
第二阶段：2009年12月为检查评比阶段。省公路局将各地工作情况纳入年终考核内容，进行检查评比。
第三阶段：2010年为总结提高阶段。各地认真总结2009年的工作，并结合2010年新情况，做好完善提高工作，以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和规范执法。
四、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各设区市公路局要充分认识此次全国干线公路养护与管理检查的重要性，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提早准备、科学安排，认真组织各地市所属辖区开展迎部检准备工作，进一步完善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迎检期间公路路政管理。
（二）明确职责、加强管理
各地对迎部检工作要专门研究部署，根据迎部检有关要求，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详细的迎部检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工作职责，早部署、早行动，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迎部检路政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三）强化督查、务求实效
各地市公路局要加强对辖区各单位迎部检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做出实效。省局将不定期对各地的迎部检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及时掌握迎检工作进展情况，并在每次督查后发布通报，对工作进展缓慢、工作不力的单位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务求今年迎检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四）制定措施、奖优罚劣
各地市公路局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制定迎部检路政管理工作具体保障措施；采取激励机制，对所属辖区各公路分局迎部检工作开展评比，奖优罚劣。省局今年年终将结合年终查路（路政350分），把检查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明年交通部检查之前，设立迎部检工作专项奖，对各单位迎检工作进行综合评比，表彰奖励先进。

❸ 谁能提供一个税务机关执法危机应对的案例，如果详细加分

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是指由于税务行政执法风险所产生的，对税务机关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因素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即“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时刻，是税务机关组织命运“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如果处理不当，组织危在旦夕，然而处理得当，则又成为未来良性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体现及意义

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困难重重，“行万里路，进千家门，受百家气”就是税务人员工作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由于税务行政执法风险而导致潜在危机的存在，也对税务机关规范执法、有效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有关资料和媒体报道，由于税务人员执法不当、执法错误、行政不作为或税法执行不严谨等方面的问题，引起的税务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在全国是比较普遍的，近年呈上升的态势，因此而受到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税务行政复议案件1994年至2000年为1035起，2001年至2005年上升到3305起，是前六年的3.2倍；全国税务行政诉讼案件1994年至2000年为328起，2001年至2005年上升到1081起，是前六年的3.3倍；在行政复议案和行政诉讼案中，能维持原处理决定的并不多，败诉率比较高，如2005年全国税务机关已办结的复议案件中，复议决定维持和撤销、变更的比率为54：46；人民法院审结的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判决维持和撤销、变更的比率为48：52；2004年全国税务机关受责任追究的税务人员20.49万人次，受行政处分的4597人次，移送司法机关的191人次；2005年7月至2006年底，全国税务机关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税务人员439人，2006年全国仅国家税务系统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税务人员为144人。而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份，广州地税干部队伍中接连发生8名基层一线税务人员、一名局属单位的副局长玩忽职守，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问题，先后被纪检、检察机关询问、拘留、取保候审甚至逮捕关押，给广州地税带来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惨痛的教训，不得不敲起警钟，引起我们的注意。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有效维护税收执法人员的切身利益。科学防范、化解税收执法危机，从而保障税收执法安全，这是保护同志、稳定队伍的基础，也是内树正气、外树形象的关键。

（二）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树立税收执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如执法人员能够时刻保持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意识，做到正确执法，文明执法，同时做好税收服务，努力化解征纳矛盾，不仅能够化解税务行政执法危机，而且能够很好地树立自身以及整个税收执法队伍的形象。反之，如执法方式简单，执法手段粗暴，就会造成征纳关系紧张，降低自身执法安全系数，增大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损害执法队伍的形象，使税收执法工作处于被动。

（三）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可以确保税务执法质量和税收收入。如果执法人员能始终保持税务行政执法危机意识，就能确保政令畅通，提高执法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克服麻痹心理，确保尽职尽责，应收尽收。

（四）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提出，还可以防治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推进廉政建设。尽管因不廉洁行为造成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是税务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人，但他们的行为严重影响和败坏了税务工作者的形象，损害了税务机关的权威，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二、税务行政执法系统危机成因分析

税收法律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规范纳税人纳税行为的同时，更大程度上约束着税务执法权力的行使。当前，税收执法危机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既有税务机关自身的因素，更有社会经济根源；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税务人员执法危机意识缺乏。部分税务执法人员对税收执法行为不当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后果缺乏有效认知，其法律意识淡薄，执法工作中随意执法、执法不严；部分执法人员素质提升滞后，未能适应经济税收发展的巨大变化，造成执法程序不严谨，导致执法危机的发生。主要有：

1、工作效率低。例如稽查部门办案时间过长，造成纳税人失踪、证据资料遗失，导致一些原来能够处理的案件最终因证据不足无法处理；征收机关超时限办理涉税审核事项，被纳税人质疑；税源管理信息失真，纳税人骗购发票后失踪，造成税收流失。这类风险日常表象上不易察觉，容易忽视，而最终造成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2、税务处理不当。税收执法人员对税法及相关法条理解上的偏差，使其对税法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做出补税处理；对未经批准缓缴税款的行为没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对一些应该行政处罚的案件没有处罚；工作中注重实体，忽视程序，造成因程序违法导致案件不能处理。据有关资料显示：1999年至2004年期间，税务部门的败诉率由66%左右上升至82%左右，远远高于全国行政机关40%的平均败诉率。其中，税务执法案件对法律举证的有效性是执法中最为薄弱的环节。

3、税务执行不到位。一是文书送达不合法，文书未送达到法定的人员手中，如果涉及到要对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税收强制执行等措施时，引起争诉冲突，有直接败诉的风险；二是执行措施不到位，对欠税（费、罚）存在追缴不力的情况，法律赋予的追收税款的措施没有充分运用，造成国家税款流失。

4、制发不规范文件或内部工作流程，一定程度上增加危机产生的概率。目前各类管理制度对税务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从长远看有利于税收征管的规范和发展，但对税收执法人员的有些要求过高，甚至将本应由纳税人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求税务机关和税收执法人员来承担过失；而且各类管理制度和管理要求交叉重叠，制定频繁且一个要求比一个要求更完美，对于目前法制环境和征纳环境中从事基层税收管理工作的税务人员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而为自己设计了制度性不作为陷阱，增加了执法危机产生的概率。

（二）个别税务人员将手中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基层税务人员工作在第一线，经常与纳税企业、经办人员及中介机构打交道，特别容易成为个别不法之徒拉拢腐蚀的主要对象。部分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物质利益“诱饵”千方百计拉拢和“密切”与税务干部的关系，或通过中介机构担当“掮客”，从中谋取和寻求不缴或少缴税款。而当个别税务人员将自己手中的权利作为牟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时，就有可能导致廉政危机产生。

1、稽查选取人情案、关系案。在目前选案评估尚不健全、选案随意性较大的情况下，个别人员利用选案环节处于案件稽查“入口”、“放水不留痕迹”等便利条件，采取“当立不立”等选择性立案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

2、案件稽查实施。税务稽查员实施案件稽查时，利用证据取舍标准和程序不够统一、证据取舍过程缺乏有效监督等管理漏洞，对发现问题抓小放大、避重就轻，对检查出的税款查多报少或以不熟悉业务、证据不足为借口少处理应追缴的税款，私下牟取不正当利益。

3、案件执行实施。稽查人员利用案件执行公开度不高、执行监督不严、主观随意性较大等漏洞，采取纵容或指使纳税人转移可执行财物等方式，导致案件稽查处理结果无法执行或部分执行，私下牟取不正当利益。

4、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及后续管理。税收管理员利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大多由中介机构代理的现状，与中介机构或纳税人达成默契，采取对存在问题视而不见或指定中介机构等手段，私下与中介机构或纳税人合谋牟取不正当利益。

5、税收减免。无论政策性减免还是困难性减免，实践中减免税具体操作口径往往掌握在税收管理员手中，在申请企业数量众多、实际批准减免额度有限的情况下，税收管理员易利用上级对自身工作、纳税人对减免税条件的“双重信息不对称”牟取不正当利益。

（三）税收立法的缺失及不够完善。税收立法的缺失对于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产生也有其深刻的原因：

1、税收实体法有关要素难以准确把握。我国现行税收实体法主要是由各税种单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组成，有些税种的征税要素，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并没有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执法权时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观因素很容易左右最终的征税结果，这就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势必引起税收争议而产生执法危机。

2、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不够严谨。就广义的税法体系而言，税收规范性文件处于最末的位置，其法律效力最低；而狭义的税法体系则仅指由国家立法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属于狭义的税法范畴，一般都是作为对税收实体法的补充和解释而存在。由于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在内容上存在漏洞，制定上不够严谨，以致前后矛盾，衔接性差，影响了实体法的实施效果。而税务案件一旦进入行政诉讼阶段，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仅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规章只能作为参照，由此，规范性文件对税收实体法所作的解释或者补充在行政诉讼中是没有效力的，据此作出的执法行为，可能导致执法危机。

3、税收程序法有些规定过于原则，不利于操作。在税收执法实践中，《税收征管法》仍存在一些模糊空间，如：对关联交易纳税调整查补的税款是否加收滞纳金；对纳税人不属计算错误但未足额申报纳税行为，税款追征时效如何掌握等等都未明确，使税务执法陷于执法“乱作为”或“执法不作为”尴尬局面中，并可能遭遇执法危机。

（四）税收征管机制等方面的系统原因。由于税收征管机制及外部干预等方面的系统原因从而导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主要有：

1、税收征管机制不健全。从“征管查”的辩证关系来看，征收是目的，管理是基础，稽查是保证。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征管查职权范围划分不清、沟通不畅等问题。由于职能的分立，征管查之间信息交流渠道不畅，相关涉税信息无法在各部门之间有效的运转，影响了涉税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大量走逃户和非正常户，形成执法危机。另外，税务与工商、银行、金融等部门之间，国、地税之间及不同地域税务部门之间由于同样存在信息不共享、交流不及时等问题，也会影响税收执法的打击力度，造成工作的被动。

2、来自各方面的干预风险。由于受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社会就业等的压力，许多地方政府遵循“惟经济论”、“惟GDP论”这一片面的工作思路，而税务机关与地方政府存在着种种联系，特别是在税源、经费、建设上对地方政府依赖性增强，对政府的“愿望”、“大局”常常采取合作的态度，政府一些走在法律边缘的“保护”、“发展”政策不可避免地给税收执法增添了法律风险，这种风险最终都只能由税务机关来承担。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税收执法始终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行政干预、人情干预、部门配合不力、司法腐败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执法的公平。

3、税收执法行为受到多层次的监督和制约，增加了执法危机。随着税收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增大，税收执法作为国家行政执法的一部分，受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人民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社会对税务机关及执法人员的监督力度增大，要求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执法水平更高，执法尺度更严。

三、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化解

对策税务行政执法危机的化解是国家税务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税、税收法治的根本保证。对此，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怀特指出，由于在行政运行中存在着滥用权力、违法乱纪、侵犯公民权利、管理无力、不负责任等不良情形，容易导致税务行政执法危机，因此有必要发展完善相应的对策机制，以便对行政系统实施有效的监督，确保其高效地运作，同时也“确保行政官吏之行为，不仅使之与法律相协调，且同样与公民之目的及心理相切合” .我们可以通过事前沟通、制定完备的危机应急管理预案等方式来将危机带给税务部门的损失降到最低；此外，危机一旦发生，税务部门更要学会有效沟通、学会应对和化解危机；将危机转化为税务事业发展壮大的机会。

对策之一：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危机管理又叫应急管理，危机管理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就会在危机发生时容易出错。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对我们提高危机反应的质量和效率是非常必要的。面对有可能发生的税务执法危机，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有回避、顺应和合作，采取那种措施，决定了我们能否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有效地化解危机，解决危机。在当今以和谐为主旋律的社会中，以沟通、协调的合作态度去解决行政执法危机应该是我们的首选。我们可以通过与纳税人沟通、与上级有关部门协调、与司法部门协商，以及在一些对自己不重要而于对方很重要的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等等来化解执法危机，避免行政败诉以及被追究执法责任的发生。特别是危机发生之后，面对纳税人或外部监督单位，我们要说什么，由谁来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说，我们又如何去控制或争取最好的传播效果、沟通效果。因此，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十分必要。

具体而言，制定危机应急管理预案应把握以下原则：首先应分清责任，然后采取相应对策。如果税务机关无责任，危机完全是纳税人引起，应采取速战速决策略，尽快书面回复纳税人说明问题。如果税务机关应负完全责任，应采取以退为进策略，首先书面承诺公正处理问题，其次采取措施制止事态蔓延，最后勇于公开检讨挽回影响。如果税务机关应负部分责任，应采取社会协商策略，首先邀请公正第三方认定责任，其次选择纳税人的“意见领袖”进行平等协商，最后主动改进不足推动工作。通过上述应对策略的采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法摄人，最终目的是化解危机、渡过难关、解决问题。

对策之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客观上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缺陷，这些问题和缺陷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量变到质变，在一定的诱因引诱下，就会成为危机的易发部位、频发部位。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的制度化管理，事前监控加以控制，即令所有的税务人员对危机的频发部位、易发部位保持高度的敏感性，有良好的危机意识、良好的危机反应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事前进行各种危机的培训、教育，提高全体税务人员的危机意识，完善税务执法机制，控制和减少税务危机的发生。

一是提高税务人员综合素质，提升化解危机能力。要对税务人员进行“法治”教育和“执法危机”警示教育，深化稽查干部执法危机的意识，使其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因此，强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升税收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是最终达到防范税收执法危机目的的基础。学习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现行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这是日常税收执法的依据和标准，只有透彻掌握了税法知识，才能提高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避免因执法不到位造成玩忽职守，或者在越权执法形成滥用职权；二是执法过错及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处理的相关规定，这是税收执法人员应努力避免触到的“高压线”。明确税务人员只有熟知不规范执法的相关责任，才能更加自觉地规范执法，有效减少和防范税收执法危机的发生。

二是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大内部惩处力度。必须进一步完善内部执法责任制。要做好岗位职责与工作流程的适配，规范各执法岗位及上下环节之间有效衔接的执法程序；提前发现因执法过程不衔接、难以操作可能导致的管理漏洞和监控不力，及时进行弥补和修正，减少系统潜在危机；继续强化评议考核，充分发挥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功效，建立起以税收执法责任制为核心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严格过错责任追究，加大内部惩处力度，以促进税务执法人员依法治税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要我规范”到“我要规范”上转变，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减少违法执法行为，化解执法危机。

对策之三：建立健全危机化解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危机化解运行机制主要要求税务机关创新税务管理机制，促进依法行政。

一是开展事前防范。建立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定期对正在适用的执法程序及规范性文件进行审视，对税制缺陷和税收政策漏洞，积极向上级提出对策措施，以规范税法解释，维护税法的统一性、稳定性与严肃性，保证税收执法有法可依，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进而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针对一些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或比较原则的条文，在征管稽查工作中难以把握的情况，建立疑难事项会商制度，化解执法危机。

二是以大集中核心系统为依托，建立稽查员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将涉及稽查管理的各种特定信息整合到一个工作平台去，围绕提高稽查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按照案件任务管理、案源信息管理、查帐事项管理、综合管理设置四大功能模块，通过信息平台下达具体的工作事项、职责要求、工作流程和考核标准，形成面向操作层、管理监控层、决策支持层的全方位稽查信息资源服务体系，与税收管理员平台一起实现征稽有效衔接，通过信息数字化来实现税务管理的精细化，从而达到提升税收管理工作效能，实现良性互动，形成“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沟通信息，及时进行查处”的高速运转机制，确保各职能部门在税务执法活动中的有序性和高效性，最大限度化解执法危机。

三是在税务稽查中推行审核式稽查工作底稿，通过统一规范审核程序、步骤和方法，纠正人的主观判断和随意性造成的偏差；通过确定审核要点，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揭示性审核，使稽查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保证；通过工作底稿能够具体反映稽查人员的工作过程以及稽查质量，为考核稽查员提供了监控和约束的标准，使稽查人员在不廉政、不作为问题上“不能为”。

四是建立分类管理的纳税评估工作指引，构建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和预警指标体系；建立一套中介机构代理质量风险评估办法，完善对中介机构实行风险级次的分类管理措施，完善监督机制；将征收管理延伸到与企业经营有关、与税收有关的各个环节，掌握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核算体系，掌握企业的经营特性，掌握企业的重大生产经营变化情况，以避免因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税收流失。

五是加大税收办税事项公开，公开期限、流程并及时通报结果；细化操作规程，规范减免程序，减少税管员人为操作空间；逐步取消内部减免税名额控制，依法审批。

对策之四：建立危机协调沟通机制建立危机协调沟通机制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在强练内功的同时，我们要做好税法宣传，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争取社会各界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形成群众性协税护税体系，共同维护税收秩序，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化解税务机关的执法危机。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各种媒体，普及税收法律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依法纳税意识，使税收法制建设与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步协调。将税收执法行为、程序、时限置于广大纳税人的监督之下，塑造良好的税收执法形象，这样，可以取得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有效减少税收执法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同时，深化与国税、工商、房管、海关、银行、中介等部门的合作层次与内容，切实利用好地方政府协税护税机构的作用，以取得相关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强和纪检、监察、检察、公安、法院协调沟通，对税务执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共同研究，商议解决，从而化解外部税收执法危机，共同构建和谐、互动的良好征税环境。

1、杨柯 杨宽：《规范履行税收职责－规避执法风险》，兰州市国家税务局网（2007-09-05）。

2、霍志远刘翠珍：《防微杜渐胜于亡羊补牢—浅谈税收执法风险之防范》，河北省国家税务局网（2007-12-17）。

3、谢少卿：《如何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中国税务报》。

4、陈瑞莲 蔡立辉：《公共行政》。

❹ 关于肖像权的法律问题

如果你将女同学的照片和鸵鸟的图拼接，并在班里传播，你就单单不是侵版犯肖像权的问题了，你的行为权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涉嫌公然侮辱他人，依法应承担治安行政责任。
如果你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依法不执行拘留。
相关链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写恐吓信或者以其他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
（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
（三）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或者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的；
（四）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
（六）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

❺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强化行政监督，应从哪些方面做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行政法制监督体系逐渐完善，我国对行政的监督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数量大、机构多，具有中国特色。尽管如此，政府管理中的问题长时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再加大治理力度，却达不到百姓满意的效果？既影响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进步。逼迫着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寻根溯源，以提出有效对策。
一、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影响
建国后，我国政府体制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而建立发展：1．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府体制的理论构想和基本原则；2．苏联政府体制模式；3．我党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实践经验；4．中国传统政府体制和政治文化；5．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这使得我国政府体制具有全能主义的特征。这一体制的外在特征表现为：（1）政府时刻“在线”，社会功能萎缩。百姓完全依赖政府部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中介组织都被刷上了行政机关的色彩而不能正常发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延伸而不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社会自我约束力弱，对不良社会行为的约束主要靠政府，而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很乏力。（2）政府职能过度膨胀，即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3）政府职能内容不合理。经济职能过强，社会职能过弱；在经济职能中，微观管理功能过强，宏观管理功能过弱；社会管制功能过强，社会服务功能过弱。 （4）机构臃肿，部门林立，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调。（5）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队伍庞大，素质低下。（6）行政权力过分集中。
改革前，传统的行政体制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在行政管理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同时，这一体制在形成时就孕育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首先是用单一的行政手段去追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目标。行政手段以权力为基础，层级节制、明确的权威和相应的服从则是其根本特征。手段单一性在实践中表现为以“人治”取代法治，忽略和排斥经济手段、经济杠杆作用，结果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缺乏内在适应性，行政体制必然缺乏活力。
其次是政府的角色冲突和角色错位。长时间里政府部门追求着本应由企业追求的东西，从而导致角色冲突：一方面，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各政府部门要追求经济收益和利润；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它们要促进公益并保护公众作为公民和消费者的权益。当所有者的角色压倒了公共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以牺牲社会效益和消费者的权益为代价时，就是政府角色的错位。
第三是大一统要求。全能的政府追求社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目标。而这个统一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靠政府内部各部门的高度统一、协调来实现。实际上深层次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又使得协调统一非常困难。
第四是政府责任的无限与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职能和权力范围的扩张导致政府责任的膨胀。不论是政府自觉主动地承担了过多的职能和责任，还是社会对政府的依赖和无限期望。最终是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然而，与政府责任无限性相对立的却是政府能力的有限性。由于受客观条件和资源的限制，政府难以在所有职能领域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只能有所妥协，有所取舍。
最后的结果是，传统行政体制的内在矛盾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我们从怀着良好的愿望出发却很难达到目的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被提上议事日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行政体制的转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长期处于无限责任环境中，集中掌握公共权力资源的政府，是说一不二的政府，体制转轨中新制度要求政府置身于全面的监督之下，要求政务公开、透明，政府做事要让老百姓评判，要遵规守制，要有服务意识，要接受全面监督。出现的“病症”是不习惯、不情愿、很反感，甚至是不允许。一是一些人和部门尤其是领导者成为新体制约束的对抗者。二是还在建设中或原本脆弱的监督制度、监督体系难以招架、不敢阻挡。三是监督缺少权力和权威。利益和管理，权力和责任，服务与监督总是处在激烈对抗之中，
二、 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监督作用乏力
政府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因而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政府既是改革的主体，同时又是改革的客体；改革的目标是克服社会萎缩，但社会的强化却依赖政府的自我克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看不见的手”，而看不见的手却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创造。
缺少强大的外部约束力量的体制转轨，结果是旧问题未消除新问题又凸显，普遍的权力失范现象令人担忧，尤其是腐败现象呈现高发势态影响政府形象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可见我们不但需要改制转轨，需要建章立制，更需要有力、有效的法制监督。遗憾的是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存在着机制方面的缺陷，需要下狠心、花大力气去调整、完善。
三、我国行政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法律监督制度的权力整体配置---不合理
总体看权力机关监督、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力量对比不合理，体制设计上有所欠缺。监督机关相互间缺乏应有的配合沟通和有机协调，或推诿谦让或重复监督，使监督工作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影响了对行政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无论是人大监督、政党监督，还是监察、审计监督等形式上很健全，实际上由于监督的分散，主体在隶属关系上受多重领导的制约，未能真正形成监督合力。司法机关监督力量偏弱，这种事后监督主要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监督内容上较为狭窄，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对抽象的行政行为不受理，使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受到一定损害。内部监督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像专业监督，即行政监督和审计监督也还未建立高效而相对独立的监督。专业监督部门作为行政系统内部地位相对较低的部门，往往是监督不力，同时，也出现无力监督的现象。社会监督，除了中央纪委查办大案要案的力度加强之外，其他如新闻监督、人民监督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监督机构之间尚未形成有序的关联结构，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各监督机构在职能配置方面相互交叉重复，责任不清，在监督运作中彼此缺乏沟通和联系。二是整个监督体系未能形成“主辅匹配，环形封闭”的系统，从而导致诸多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如对一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多层次、多构成的公职不法案件的处理，要么几路人马同时“兴师问罪”，弄得发案单位无所从；要么相互推诿、“踢皮球”，长期拖延不办；要么撒手不管，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和有效性，甚至还有相当一些行政领域处于“监督真空”状态，如：对违宪行为的监督，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对于属于行政诉讼范围的国家行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和行政机关最终裁决行为的监督。各监督主体之间各自的监督范围、领域、权限划分不清，没有形成疏而不漏的监督网络，存在大量“虚监”、“漏监”等问题，又如对领导班子“一把手”权力的监督严重空位，实际上是“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严重影响了监督行政的实效。
（二）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置化
权力机关监督停留在形式上，没有切实可行的配套监督制度，难以发挥相应的监督作用。宪法赋予了其对“一府两院”进行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的权力，但人大在实际操作中,更多的只是借助于人大会议期间的审议和质询，对日常的政府行为的监督鞭长莫及，总有隔着一层皮的感觉。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这种虚化表现在：1．立法监督方面：（1）缺少违宪审查制度；（2）法律对违宪审查程序规定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2．执法监督方面：（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人大对此难以给予立法监督，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和执法监督的开展。3．司法监督方面：（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三）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1．纵向看，人大监督作为最高法律效力和最高层次的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划分不清，行政机关在监督职能上与权力机关也存在重叠，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少沟通、配合及控制的制度化路径，由此人大监督往往受到人力、物力及信息的限制而难以取得实效。 2．横向看，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乏协调制度，相互之间的监督关系不顺，权力配置失衡，如检察机关既要行使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公诉的职能，又要监督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抗衡手段明显不足。而且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人事权在当地党政领导管理的体制下，确难发挥监督作用。3．内外看，内外监督存在主辅倒置。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而言，对他们的监督应该以外部监督为主，但是目前在制度上，注重的是其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而其外部监督制度的建立相对较弱。这就形成了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其内部监督为主的现状，然而由于其内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法律监督职权不清，监督职能重叠，上下沟通、配合及控制渠道不畅，左右缺乏协调，内外本末倒置，使得我国的法律监督在体制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各搞一套，缺乏系统协调，相关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联系不密切，相互磨擦、相互掣肘，导致整个国家法律监督机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四）监督主体——缺乏独立性
权力机关的监督表面看独立性很强，实际上还是被一些因素所困扰，不能真正独立的行使监督权力，平时主要靠人大会议及人大常委会的事后监督。由于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对行政机关不能有效行使弹劾，罢免、质询等权力，因而监督工作不能落实到人而切实可行。
虽然宪法和诉讼法都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但实际上司法独立未能真正实现，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没有独立于政府，造成了司法的依附性，作为社会最后的救济权力和公平正义象征的司法权很难得到人们的充分信任。
行政内部监督不论从形式到内容都缺乏独立性。上、下级之间的一般监督，由于隶属关系导致下对上的监督力度微弱。 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监督是“同仁”间的监督，往往是你好我好，难动真格。专门监督虽有专门法律规定，但因监督部门的人员隶属于行政系统内部，受双重领导，财物由政府提供，实际上相对独立性缺失，监督空位。
社会监督中，舆论监督的多数新闻媒体受控于政府，与之关系密切。虽然一些电台的节目起到一定的监督效果，但自上而下，广泛的、无缝不入的新闻监督还尚未形成，尤其是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的宣传模式，使得批评报道由次要降至更低，时代和人民代言者的作用难以奏效。
公民作为人数最多、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作用却极其微弱，监督渠道不畅，积极性不大，很难形成合力。
（五）法律监督——规则的欠缺
1．法律监督实体规则的欠缺 。我国现行法律监督实体规则存在诸多欠缺，主要体现在对于法律监督权各项权能的完备和细化、监督客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存在空白和模糊。原因在于宪法、法律虽然对法律监督主体的基本职权作了的规定，但由于根本法和基本法受其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做出具体明细的规定；而对于法律监督客体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督主体权限的不完备和不具体，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随之也出现欠缺，另一方面，法律虽然赋予了法律监督主体某项监督权力，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未规定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导致监督缺乏刚性和权威。
2．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法律监督程序完备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而在我国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问题尤为突出，比如，至今人大法律监督程序仍无专门立法，即使1993年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也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并未作系统化的、步骤性的程序安排，也没有明确参与者的程序权利及义务，人大法律监督的在程序上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正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
（六）监督对象——缺乏制衡性
1．行政法制监督对象缺乏均衡性。从法理上说，行政法制监督应当均衡地作用于对象，但在我国往往对行政工作人员监督多，对行政工作机关监督少；对一般公务员监督多，对中高级领导干部监督少，把监督的着力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漠视甚至放弃了“防范于未然”的工作。其结果是使监督主体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窘境，监督的路子越走越窄。监督滥用权力者多，监督失职不作为者少；自上而下监督多，自下而上监督少；内部监督多，外部监督少，尤其对“第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出现“漏监”，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监督重点的监督机制。
2．在监督手段和监督方式上效果差。许多监督没深入到内部去，做表面文章，走过场甚至是做秀的监督，令人失望。等待有人上门反映问题多，主动出击进行监督少。在查阅手段、控制手段上，未能采取先进科学手段；在监督方式上，经常采用定期监督，而专项监督、全面监督、临时监督等方式没被充分使用；在监督过程中，监督部门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调查取样工具、强制执行手段、档案管理设施相对比较落后，其结果便是难以开展监督工作。
3．监督程序缺乏透明度，不能充分保障社会的知情权。监督部门对行政的监督在立法上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操作程序，未能形成制度化、具体化。一是一些重要的规范如《行政程序法》、《行政行为监督法》、《人民监督法》等未能推出，使一些重大的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既有的一些监督规则措辞笼统，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公开监督的程度也低，往往习惯采用“暗箱操作”。
四、完善我国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具体设想
（一）重新配置法律监督权的构想
造成我国法律监督机制中存在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法律监督权的配置不科学，由此入手，通过对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来构建一个主体明确、权限清晰、整体协调的法律监督机制，从而克服现有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笔者赞同有的学者提出的法律监督权进行重新配置方案：设置法监院，专司法律监督权 。法监院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是平行国家机关，共同向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其法律监督权授予法监院专司，法监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大监督的重点定在工作监督，而由法监院具体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法律监督。
（二）整体协调法律监督机制。科学合理的法律监督运行机制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合理设计，理顺各种关系，达到良性运行，同时，也需要在操作层面上构建与之相关的措施，互相配合，形成一个动态体系。
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需要从体制上重新进行调整设计，具体做法： 1．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监督作用。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权力机关对行政的监督是根本的监督，鉴于我国目前权力机关的监督缺乏具体操作手段，而且权力机关监督的力量不是十分明显，借鉴国外成功的监察专员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设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设立行政监督委员会。
权力机关监督专员制度起源于瑞典，随后，芬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挪威等国家相继效仿，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大多数国家的议会专员，除了议会指令外，专员独立于议会，自主行使职权，作为议会代表行事，如挪威制定的《挪威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第一条规定，议会可以就专员的职责发布一般性指令，除了议会的指令外，专员独立于议会，自主履行职责，以此确定其与议会关系和独立至高的地位，并在工作方法、专员产生、专员的待遇、退休保障上予以切实充分的保障。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产生于人大，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人大进行听取政府报告、质询、评议等监督，但效果不尽人意。如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向百家大型国有企业派出稽查特派员，可以作为专员制度的一个雏形。我国是否应尝试在人大设立监察专员，以实现有效的监督，更加体现宪法确立的精神和政治体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监察专员的职能范围包括：第一专员是行政监察专员；第二专员是公检法司监察专员；第三专员是武装部队监察专员；第四专员是企事业单位监察专员。分别对不同领域的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其中第一专员应是这一制度中的最为重要的内容。专员的产生、权力范围、监督程序、监督责任、专员的权利保障等应在立法上进行明确规定。在我国，人大的监察专员应归属于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监督，但只对人大负责、报告。人大监察专员，只设一个等级及派出机构，不设中央与地方两套体系。人大监察专员的监督重点主要是行政系统。应加强人大监察专员的监察裁判力度和所拥有的处理案件的权力，使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大大加强。人大监察专员的监督权力起码应包括通报权、建议权、处置权，以至于送交司法机关提起公诉及送人大会议讨论。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作为一种较高地位的权威监督而存在，有助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其它权力对监督工作的干预，也能体现精简高效的监督原则，是对监督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
（三） 扩大监督范围。逐步将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处于全方位的监督之下，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范围扩及全部抽象行政行为。在加强对羁束裁量行政行为的监督时，还要加强对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监督，这也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理论在行政法制监督中的具体体现。同时，要着重加强对行政工作机关、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把手”、对失职行政、下级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对上级行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监督制度，同级不相隶属行政机关公务员互相监督制度，对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尽可能在突出重点的同时达到监督均衡。
（四）建立广泛而普遍的一般行政监督。一般行政监督，即上下级政府的法制监督。政府的法制监督是一种对全部行政行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是具有行政强制性的监督，可以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事中、事后监督而且有行政强制性和权威性，通过首长监督、上下级政府监督、政府各部门监督而实现。为增强监督责任心，可设立政务公开制、重大事项报告制、行政失察责任制等，在监督中有过错的应予行政处理。
（五）完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我国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立法上已逐步向法制化制度化，但其监督地位还有待于提高。目前把这两个部门置于政府内部，其人、财、物、权归同级政府控制，故很难有效的对本地区和本部门的案件作出强有力的监督，对于所属地区的首长更是无法实施监督，无法真正处于监督的地位。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在实践中需要相对独立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鉴于我国的情况，可以将审计机关移交人大设立，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体制设置，只对人大负责，才能真正做到审计独立，充分发挥审计在防止官员腐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应明确监督权责，建立监督责任制。而且也应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部门监督的程序。监督工作的实施应依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不得越权监督，越出职权范围监督。
（六）新闻监督的立法应提上议程。新闻监督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具有广泛性、公开性、权威性、及时性、后果严厉性、渠道畅通等优点，是一种有极大影响力而灵活的监督力量。当然，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公正性应作监控，以保证新闻的有法可依，大胆的客观公正的监督。
（七）建立渠道畅通的公民监督方式。在行政公开、行政听证的条件下，公民的信访、举报、检举等制度应及时完善，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检举权难以切实行使。与以上监督机制相配套，在具体运作上，我们针对监督机制，还应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人员遴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监督人员应具备严格的条件，具有专门的知识、经验和品德，并经选举推荐产生，专职地实施监督，不得实行其它职务。同时，在监督人员的工资、奖金、退休金及家庭安全方面应予以切实保障。
总之，健全行政法制监督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人民期盼建立的民主、法制、高效和廉洁的政府也一定会实现。

❻ 社会主义五个法治理念的内涵 执法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五个方面。执法工作中贯彻落实：

1、要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

当前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人民法院在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矛盾的激化，因此法官既要讲法律，也要讲政治，既要当法学家，也要当政治家。

2、要处理好法院与社会的关系。

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对法院的工作给予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充满了期待。所以法院办案要考虑案件发生的环境和背景，要考虑公众对案件的评价，要尊重社会的声音。

(6)行政法治报道与政府形象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依法治国。

1、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

第一，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第三，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2、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这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迫切需要。

第一，必须维护宪法权威；

第二，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三，必须树立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公信力。

❼ 如何从立法上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首要原则,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而司法权威是法律权威最重要的标志。如果司法权威不能确立起来，那么法律权威也就根本无从谈起。本文从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谈起，分析了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保障司法权威，从立法上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并着重研究了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 司法权威首先来自“现行法规的确认”,在我国即来自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我国宪法和法律将司法权赋予司法机关,要求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当出现违法事由时,司法机关就应当运用司法权强制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甚至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司法权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力的一部分。没有国家赋予司法机关这一国家强制力,司法机关就如同一民间组织,当出现违法事由时,便不能对违法主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就是说,没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司法机关便无任何权威可言。 我国宪法第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均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与其他国家关于司法独立的规定并无多大差异。从宪法条文上看，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是平等的，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具有干涉司法的宪法依据。然而在司法的实际运行中，法院与同级行政机关在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语。由于法院院长在党内的地位要比行政首长低许多，使行政首长与法院院长之间平等的宪法地位得以演变，成了虽无领导之名却有领导之实的事实不平等关系。“现行体制下，法院工作很现实；……法院工作客观上是党委、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此外，我国宪法对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虽有规定，但没有审判独立的保障措施，最明显莫过于缺乏关于司法经费保障的规定。充足的司法经费是实现法院外部独立的物质保障。目前法院的司法经费由地方财政供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法院的控制，不利于法院独立审判。当地政府控制了法院的经费供给，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法院。司法经费的短缺，迫使法院将司法的独立性和尊言抛在一边，处心积虑地四处“要钱”，这就为外部力量干预司法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现行宪法、法律关于司法权威的规定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在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中，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检察院依行政区划设置，内部实行行政化管理，人力、物力、财力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行政机关，对行政的司法监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体行政行为的狭小范围内，客观上造成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司法强制力易被行政强制力所淹没，司法强制力不够充分。 2、社会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甚至冷漠，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打官司难，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和效率失去信心，对司法公信力表示怀疑。“根据有关调查的推算，我国已颁布的法律和法规真正在社会发挥实效的只有近50％，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程度只达到近几年法律制定总数的5％，即使是那些广为人知、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实效的法律法规，其效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访案件中，“40%是反映公检法机关问题的”。 3、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有效实现，“执行难”问题突出。当前，人民群众对执行难的反映超过对审判不公的反映，执行难问题在全国各级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层法院反映尤为突出。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实现；部分败诉的当事人不尊重甚至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无理缠讼；少数行政机关对其涉及行政诉讼成为被告很不理解，有的对败诉更是难以接受，甚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决；“执行难”仍是困扰法院的一大难题。 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普遍被作为公诉机关，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大大弱化。在司法改革实践中，不断有人议论检察机关在司法改革中面临“边缘化”，不断有人质疑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中的“法律监督”职能。对检察机关的性质和权力的理解就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公诉机关，惟一的权力就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个别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的理由通知敷衍了事，有的不及时立案或办了立案手续后却以种种理由拖延办案，对检察机关发出的要求补充侦查或追捕、追诉决定不认真执行，有的补充侦查期限到了之后即将案件材料再原样移送检察机关。从而影响法律监督的效果，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威造成损害。 5、暴力抗法，打伤打残致死政法干警，政法干警正当执法权益受到侵犯。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拒不执行，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法，司法权威已荡然无存。作为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公安民警因执行职务遭受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案件也屡屡发生，这些暴力抗法，侮辱、殴打、诬告等侵犯政法干警正当履行公务案件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对法官和警察个人的人身侵犯，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威、法律权威的公然蔑视，是司法权威遭受严重破坏的外在表现。 三、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的措施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干扰和无理追究，必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权威的司法体制应该是能够有效地抵御外界的干扰，能够自主地依法独立地公正司法，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和信任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建构权威的司法体制必须正确处理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司法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司法与社会传媒的关系。 1、正确处理司法与党领导方式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司法与党执政方式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党的领导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矛盾。维护司法权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各级党组织应当将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自觉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维护宪法尊严，推进宪政和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通过提升司法权威来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 2、正确处理司法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不能把司法机关当作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能作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执行的必然依据，应当赋予地方司法机关审查地方法规的有限司法审查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完整实施。三是严格区分监督司法权的方式与监督行政权的方式，加强和改进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的方式。 3、正确处理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要正确理解司法权的国家性，明确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各自性质的不同点。司法权主要不是地方性、地域性和行政性的，而是全国统一的整体。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机关，司法权也非“地方的”司法权，整个司法机关体系是统一的国家机关而不是地方各级政权组成的地方机关。二要实行国家对司法的垂直领导，实现司法体制的一体化。在司法机关的设置上，建立一个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相分离的司法管辖区制度，司法机关的人事管理和财政保障等都应超越地方行政区划的限制，切断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之间非必要的联系，在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形成必要的距离，真正保证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保障司法权在全国的统一和完整。 4、正确处理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增强社会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一要加强传媒对司法的监督，以公开促公正司法。“公开审判”是宪法确立的司法原则，通过大众传媒客观公正地报道司法过程，一方面能够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保证司法公正。“只有公开，才能接受群众监督，法官的独立才不至于变为独断专行。” 同时还能够通过大众传媒对司法过程客观公正地报道培养社会对法律的信仰，对司法公正的信仰。二要规范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维护司法权威。新闻监督司法活动应符合其内在要求和实际需要，坚持“真实、公正、合法”原则，舆论监督和批评应该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而不是恶意的和攻击性的。过多的不当新闻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信任，而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一样都是建立在公正、真实的基础上的，都要靠公众的信任才有生命力。 四、保证上位法对下位法的法律效力的举措 首先要注意从立法技术方面避免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一方面，上位法的制定不宜原则性过于宽泛，弹性不宜过大，立法用语要避免暧昧模糊。另一方面，下位法的制定要以服从上位法为前提，同时要凸显一定的地方特色和立法创新色彩，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位法。其次，要完善相关的备案审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规备案时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笔者认为，对备案制度不宜作过于狭隘的理解，备案不仅仅是一种登记、存档的形式上的备份，还应包括内容上的审查。因此，备案和审查应紧密联系，要附带审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否则备案制度就容易流于形式而无任何实际意义。下位法的备案其实是预防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的一个有效机制。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必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地方政府规章必须报国务院备案。接受备案的机关在必要时可以审查下级立法主体报送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督查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问题。此外，要重视法院对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下位法的司法审查，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在解决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维护立法正义的重要防线。司法裁决的权威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法院是审查、判断、选择和解决法律规范冲突的理想机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力解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效力虽然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效力，但以立法工作为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释权，因而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成为法律最经常、最权威的解释机关。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进行合法性审查，有权通过司法解释法律判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而使之失效。笔者认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外，还应赋予地方各级法院一定的下位法司法审查权，地方各级法院有权审查并裁决本级政府及其所属职能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等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与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相冲突。 五、保障司法权威在立法上的具体建议 （一）确保司法独立 应在实践中实现司法独立,给司法机关强有力的司法权。这就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摆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好自己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在法律上明确、细致地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监督的内容和程序,同时还要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规定有正确的理解,不能将监督权理解为干涉权。为实现司法独立,还要求党的领导机关明确自己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机关不能对司法机关的正常业务干预过多。实现司法独立,最主要的还是要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涉,这就要使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权力上完全独立于地方行政机关,改变当前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的依附状况。 首先,在机构独立方面:(1)改变目前各级地方党组织对各级司法机关的领导体制,改由党的中央组织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的领导;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党的中央组织上的授权代表执政党领导全国各地的司法机关。(2)在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经验,将目前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的做法,改为由国家元首或由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长官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3)在财政体制上,将目前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司法机关财政的做法,改为由中央政府负担,并由最高司法机关集中统一管理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经费。 其次,在法官独立方面:(1)严格推行对现行法官的专业知识考试,不合格的坚决另行安置,同时严格控制新任法官的任职资格,从而保证法官的资质;(2)在法官的经济保障上,可提高其薪金水准,以相当于或高于公务员的标准发放;(3)在法官的裁判独立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同时改革同一法院内部以及上下法院间的“请示汇报”、“提前介入”的习惯做法,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督约束机制,包括法官的外部约束——即对法官违法的惩戒制度,以及法官的内部约束——树立对自身所处的法官职业共同体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二） 维护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赢得公民对司法权的信赖。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即为司法人员的办案过程,所以司法公正,无论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首先涉及的是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司法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忠于法律、维护正义的职业道德素质。为实现公正司法,司法系统应把好司法队伍的人员入口关,在聘用工作中通过公开考试录取具备较高学历的、敬业精神强的法律专业人才。另外,由于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接触的人层次、类型多样,思想上易受腐蚀,所以加强对司法队伍的监督管理和教育整顿是非常必要的。司法公正除人的因素外,还有制度上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序规则,因为程序具有保证实体公正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诉讼程序基本上持程序工具主义立场,认为程序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实体存在,它没有任何从其自身品质上可找到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为实现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种程序工具主义立场必然导致程序设计和运作中的实用主义和程序虚无主义,在实践中就表现为程序设计上的不合理和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公正。而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上的公正也将大受影响,所以要在制度上制约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就要求程序设计者和运行者树立正确的程序价值观,认识到程序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的内在价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内在品质,设计的程序应具有参与性、中立性、对等性、合理性,并在司法过程中充分体现程序价值。 （三）提高司法效率 终局性要求司法程序的有一定的效率性,司法权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效率。历史上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某一种纠纷方式的存续,即取决于纠纷的性质也取决于解决纠纷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公正的司法裁判所体现出的效率性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标志。最有效率的司法应当是及时、有效且公正地解决社会纠纷的司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当的司法程序可以实现正义和效率的兼容,在正义和效率这两大理念的互动中,实现正义和效率这两大价值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件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就是有悖于程序正义理念和违反程序法的司法行为,既牺牲了司法的效率,同时也背离了司法公正原则。所以说,完整意义上的司法效率主要指,公正判决能够及时地作出和执行;作出判决和执行判决所需的费用、时间、人力等社会成本较低,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能够保障大多数人接近和利用法院的审判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公正判决的执行率较高。 及时裁判和裁决的及时执行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备条件。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要求社会主体对司法的信任和信赖,而这种信任感来自于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只有通过法律的高效率的实施,才能使社会主体将诉讼作为保护自己权利,解决纠纷的正常的、正规的途径,民众也才能在心理上体验到法律的重要、公正和可信赖,司法权威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法律实施的低效率、审判的不合理延迟必然导致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全面贯彻,人们的权利不能通过司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司法没有提供应有的救济渠道,这种状况也就会导致人们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任和依赖的感情,而对司法途径持一种怀疑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法律信仰就无从建立。重视效率已成为当代司法的一个重要观念,司法效率体现在及时裁决纠纷上,案件久拖不决势必会增加诉讼成本,往往会给诉讼当事人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伤害,使诉讼当事人饱受诉讼之苦。司法效率还要求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完全的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这为司法权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执行,体现法律尊严的判决书成了当事人权利的“白条”,人们就会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视,就会消极地否认法律的权威。 在保障司法权威方面，我们认为，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在司法权威程度较高的国家，法院一般拥有藐视法庭制裁权，通过对藐视法庭行为的即时惩罚，保障对法庭应有的尊重。英国的法律就对侵犯法庭权威与尊严的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罪名，包括蔑视法庭罪，侵害证人罪，侮辱法官罪，违抗法庭命令罪，损害公平审判罪等。这对英国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无疑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法律虽然规定了对扰乱法庭秩序、妨碍诉讼顺利进行和拒不执行司法裁判的行为可以采取罚款、拘留等司法强制措施。但是，即使是最严厉的司法强制措施，也只能对藐视法庭者拘留15天，这种强制力度，显然不足以对藐视法庭的行为造成威慑。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由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移送起诉。这实际上是剥夺了人民法院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即时惩罚权。而且根据现行刑诉法，追究抗判者的刑事责任，远未达到促使有关当事人积极履行司法裁判的理想效果。而实际上，法院在执行过程中遭遇的暴力抗法行为远不止一件，还有许多案件在移送公安机关侦查之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现在之所以造成执行难的现状，就是因为没有对那些不执行裁判的义务人和妨碍执行的责任人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这种状况不仅使藐视法庭者增强了对法院的藐视，也使民众对司法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 我国司法的程序保障权力不足，法院缺乏藐视法庭制裁权，面对干涉独立审判的行为显得软弱无力。由于法律没有将即时惩罚权赋予司法机关，使得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面对各种各样妨碍司法的行为时，无力捍卫自己的尊严，他们或忍受或迎合、或被迫屈服，其后果是妨碍司法的行为大行其逆。软弱的司法，一个任何人都敢于挑衅的司法是得不到尊重的，也谈不上被公众信任。因为往往公众在权利受到比他强势的力量侵害时，才导致司法的救济。如果司法本身软弱无力，那有何尊严、权威可言？公众又如何信任？据此，我们认为，在立法上增设藐视法庭罪已成当务之急。

❽ 请问人民时评：频现拘留老百姓，警察的权力有多大

河南的一位农妇不满拆迁补偿，与当地镇党委副书记发生冲突，回骂一句“母老虎”，被警察拘留。广东揭阳一位网民因不满朋友的摩托车被扣，在网上不指名地骂了派出所民警，也以“侮辱罪”被行政拘留。这些消息都被许多主流网站披露。
强制措施针对普通公民，针对网民，理应引起重视。老百姓有什么过错，这里暂且不议，如果仅是对官员或者人民的公仆说了几句粗话，那在一个法治社会，发生这种事情，批评教育应该，但不能滥用暴力工具。在祖国的香港澳门地区，很多报道都提到市民指着警察的鼻子发泄不满，警察也都委曲求全，没有敢随便动粗的，更不敢罗织罪名拘留百姓。为什么？因为公权，特别是司法权、警察权，受到严格限制，滥用权力将受到严厉的处罚。限制权力的同时，能更好地保护民众的权利，让他们感到很幸福、很有尊严。
民主法治的社会就应该是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真正和谐，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老百姓频频因小事被拘留，拷问我们某些体制的漏洞，拷问权力的撒野，拷问执法人员的素质。
一个镇党委副书记可以命令警察逮捕骂人的农妇，一个派出所负责人可以利用“侮辱罪”拘留发贴的网民，说明在那些地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依然停留在口头上。官员不怕法律，权力不怕制约，谁骂了官员，谁就犯了法。这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密切相连的法治社会相聚十万八千里！这类人执政执法，祸害的是广大民众，破坏的是法治尊严，践踏的是政府公信力，玷污的是党和国家的形象。
在中国，滥用职权、刑讯逼供、执法违法、草菅人命，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是，拘留农妇、关押网民，甚至将老百姓关到看守所“躲猫猫死”、“激动死”、“喝开水死”、“做梦死”仍层出不穷，令人发指，不由让人质疑，某些地方执法部门的管理是否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失之于乱？部下惹事，有的人首先是捂，隐瞒真相，免得引火烧身；再者是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左一个招呼，右一个禁令，以确保群众“不明真相、情绪稳定”；实在瞒不住就护犊子，把责任往群众身上推，把脏水往人家身上泼，以维护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保住利益的共同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执法违法者没有及时依法处理，教训没有真正吸取，法律威慑力没有发挥作用，百姓手里的监督权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类似拘留农妇的事情能杜绝吗？
有人认为，批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错了！袒护滥用权力的人，才会真正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形象是靠民主法治的完善、公平正义的弘扬、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护犊子，包括护过时的陈旧观念、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专制意识，只能抹黑党和政府的形象，只能令我们的人民减少幸福、减少尊严。因此，迅速回应民意的质询，坚决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决不让老百姓受欺负，应该成为各地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不可等闲视之。

❾ 新闻体制的形成及特点

我国现行的新闻体制，来源于革命根据地时期品种单一而又分级别的党的机关报的体制。全国解放后，曾在短时期内（约两年多）出现过党报、非党报并存，国营、公私合营、私营报纸并存的局面，但不久便用根据地时期形成的党报政策，作为整个国家的新闻制度。民营报纸和民主党派报纸渐告消失，新闻事业（即便是工会、青年团报纸及各类专业报纸），一概称为党的新闻事业，于是由党组织统管了全国各类新闻事业。这种体制之下，报纸的政治调门一样，发表的言论一样，只有新闻因各自报道的领域不同而有所不同。
50年代初期，直到1956年，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和有识之士，曾希望我国新闻事业，既继承根据地革命报纸的传统，又继承国统区革命报纸和进步报纸的传统，不要照搬苏联的做法。但从1950年到1954年，我们大学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我们自己的特色。 当然，这种新闻制度的优越性也是不能否定的。它在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促进和推动各项工作方面，在向人民群众宣传先进阶级的思想方面，能够表现其独有的长处。但是，正如本人在《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所谈到的，在这种新闻制度下，新闻工具只有正反馈机能，它接受正确信号加以增强，接受错误信号也只能增强，而不能加以减弱。这种机能上的特点，最终导致新闻工具建国以来多次为错误路线或错误的“长官意志”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这种新闻舆论体制不适应或者说不可能同时传播两种及两种以上的不同或相反的意见、看法，倒习惯于“翻烧饼”、搞观点上的轮流坐庄，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时“左”时右的选择中。因此，我们党提出的深受欢迎的“双百”方针，难以在这种体制下真正得到实行。
似乎可以这样说，我们党在建国以来的某些时期所犯的本来并不严重的错误，经过这种新闻体制的作用而被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象被这种新闻模式所损害了。因此直到今天，新闻宣传在人们心目中还没有获得很好的印象。 两种作用——多层次报业结构——两种标准管理
世界各国新闻事业遵循着不同的模式，其中有两种最为典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集权制。在西方自由制模式中，鼓吹“批评政府是报纸的天职”，强调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否认报纸替政府作宣传的作用（尽管客观上存在这种作用）。苏联自十月革命以后直至苏共27大以前，都奉行一种集权制新闻模式，强调报纸的宣传作用、鼓动作用，乃至组织作用，一句话，就是执政党和政府运用报纸指导工作、指导社会的作用，不提也不准许报纸发挥自下而上的监督作用，其典型特征是，报纸被划分等级，下级报纸不得批评上级党组织和政府。
在构思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制度时，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应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上对下的作用，即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和喉舌而发挥的宣传作用、指导作用；二是下对上的作用，即作为社会舆论工具，对政府、政党和各官员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
为此，要建立以党报为中心、由多种类多层次的报纸组成的多样化的报业结构，报纸可以有党报与非党报之分，机关报与非机关报之分，有政治报与非政治报之分，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分，公办民之分。所有这些报纸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它们执行社会政治功能发挥上述两种作用时，允许各有侧重，促使报纸各具风格。
对于这种多层次的新闻事业，应该有两种标准管理，一个是法律标准，一个是党性标准。非党的报纸，只要服从宪法和包括新闻法在内的各种法律（至于报业按新闻职业道德自律，这是一种自我约束，其必要性自不待言）；党的机关报除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外，还有党性的标准，即在依法工作的基础上，还要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 新闻改革的总体设想——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是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借助新闻媒介获得的实现。换句话说，新闻自由是指公民通过媒介发表和获得新闻、享受和行使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此种权利只要不违反宪法和法律，都得到保护，不受侵犯。鉴于我国存在多层次的报业结构，新闻自由应该有两个层次上的含义。其一，自由与法律。“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新闻自由就是采写和发表法律所许可的新闻和的言论的权利。其二，自由与纪律。对于党的机关报来说，新闻自由除了明确自由和法律的关系外，还要明确自由与纪律的关系。也就是说它除了服从宪法和法律外，还要服从党的纪律（包括党章、党的决议和党组织对新闻工作的指示）。
对于整个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长远目标来说，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应该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呢？就是肯定新闻媒介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党的监督，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同时允许新闻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不可干预的自由。根据这两个原则，可以认定；只要不违背事实，不违反法律（党报还要不违反党章）和社会公德，不损害人民利益，任何新闻、任何批评可以自由发表，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权利、政治权利不得因此受到侵犯；制定新闻法，实行法治新闻，做到追惩为主，预防为辅，文责自负，违法必究；新闻工作者强调自律，自觉地坚持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国家对宣传国策有功的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实行奖励。（参见本人《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以上内容，也可以看作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目标模式。
这个目标模式，要靠不断努力，逐步加以实现。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要求过快过急是不行的，应该是不断有所改革，有所创造，日积月累。

❿ 我国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原因：

一、行政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次改革，正是从全局的高度，确立了机构调整的方向和所涉及的中央部门，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

突出强调职能转变，并从“政府—市场—社会”的大视野中，将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紧密结合、同步推进。推进职能转移，着力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三、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不论政府机构怎么调整，不论政府职能怎么转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要讲政治、顾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改革任务要克服困难、坚决抓好落实，做到令行禁止、尽职尽责，做到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10)行政法治报道与政府形象扩展阅读

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纵观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着眼于加强重点领域民生工作，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重要原则。对此，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紧扣民生热点、焦点、难点，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的一次重要改革。

二、优化政府机构职能

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有何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治国理政的任务更加艰巨，对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及职能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于优化政府机构职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在推行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机关履行职责的各方面各环节，以党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这项重大改革。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满意：建设服务型政府（奋斗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