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第90条

Ⅰ 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的区别

辩论原则是指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争议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具体地说，原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时，应提交书面起诉状，陈述事实和理由，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被告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答辩，以证明原告请求的全部或部分不能成立；第三人也可以就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事实根据，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我国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有权进行辩论。”辩论原则是进行民事和行政诉讼的法定原则，也是当事人应当享有的重要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权利，是为法律所保护与保障的。辩论原则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无论是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二审程序，抑或审判监督程序，都应当开庭审理，并贯彻乎咐这一重要原则，允许并提供方便保证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当然最基础的仍是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辩论。这样才能使辩论原则得以很好地贯彻执行。当事人在辩论时，既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如起诉状、上诉状、答辩状等，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如法庭辩论等；既可以就权利义务本身进行辩论，也可以就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进行辩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了法庭辩论阶段的活动规则(顺序)：“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一)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二)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三)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者答辩；(四)互相辩论。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第128条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决。”这些具体规定，都是为贯彻辩论原则所必须的程序。 处分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中国民事诉讼中的特有原则之一。处分原则反应民事诉讼的特质，是贯彻私法自治原则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在中国作为舶来品的该原则被认为“一直处于非原则或半睡眠状态”或称“该原则没有充分或真正发挥其作为原则岁拦纯的作用”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受到理论的关注，探讨也不多。
（一）民事诉讼处分权的历史渊源
1、当事人的民事诉讼处分权来源于民事实体法上的“私法自治”理念。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核心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处分权，所以有必要在这里阐述一下处分权的渊源。德国学者拉德不鲁认为“在早期实体诉权说和保护私权说的民事诉讼目的论的影响下，在诉讼程序中的私法自由处分与在诉讼程序外权利拥有的自由处分并无两样。
2、处分权从私法性的实体处分权发展为公法性的民事处分权的历程（以罗马法发展历程为例）
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主要移植于原苏联法，近年来又大量地借鉴了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因素，而（1）西方的大陆法系直接来源于罗马法；（2）英美法系在中世纪也受到过罗马法的重要影响。（大量英国学生到欧洲大陆以海伦亚大学为代表的经院法学院全面学习罗马法，并把罗马法的影响带回英美，还有许多著名的寺院法学家受英国各大学的邀请，以拉丁文在英国教授罗马法）；（3）且苏联在对十月革命前的法律进行的“彻底改造”时对罗马法仍有大量有意或无意的继承。
（二）大陆法系处分原则发展概况
1、法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第一阶段：私权诉权说理论占统治地位阶段。在该阶段的法国正处于自由衡颤资本主义时期，制定了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确立了处分权主义等民事诉讼基本原则。 第二阶段：公权诉权说理论占统治主导地位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法国法对处分原则的最初意义有所限制。
2、德国法中处分原则的发展。
第一阶段，以个人主义为立法指导思想的阶段。 第二阶段，公诉权说理论占主导阶段。 第三阶段，现代德国法对处分原则予以一些限制。
（三）社会主义法系处分原则的发展概况
1、苏联模式下的处分原则
苏联民事诉讼法和相关理论是中国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的“母体”因而有必要对原苏联的民事诉讼制度进行分析。
2、处分原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80年代。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实行）》 （以下简称试行法）颁布时期。
第二阶段，1991年《民事诉讼法》通过后至今
《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此规定在学理上被归纳为处分原则。主要包括几点：第一，只有当事人和类似当事人的人（如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经当事人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才能享有处分权。第二，当事人在诉讼中处分权民事权利一般通过处分诉讼权利来实现。第三，当事人处分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力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如果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超过了法律的规定，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其处分行为就无效，即处分原则是有限的，是应当接受法院的监督和审查的。
处分原则在诉讼中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自主决定是否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
第二，诉讼开始后，当事人有权以撤诉的方式结束诉讼，在诉讼中，原告可以变更、增加或放弃诉讼请求，被告可以反驳或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可以提出反诉。
第三，一审判决作出后，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启动二审程序，并确定上诉审理的范围。二审程序开始后，当事人也可以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
第四，当事人在诉讼中还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和申请法院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第五，法院作出的裁判生效后，在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时，是否通过执行程序来加以实现，原则上也由当事人决定。
在中国给处分原则下的定义是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在国家本位主义的指导下定义的，与国家干预紧密联系，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处分原则一般是指“当事人有权决定诉讼的开始，诉讼的对象及终了诉讼的诉讼原则。”
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所下的定义可以发现，中国仅从当事人“权利”的角度来定义，而西方国家则不仅从当事人权利的角度而且从该权利的行使效果的角度予以定义。也即是说，中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当事人有处分权，但是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效果，使处分原则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置之不理，处分行为对人民法院往往没有约束力，是非约束性原则。台湾学者亦指出：“他们规定的法条（指中国的民事诉讼法—引者注），大部分都是要提供当事人去遵守，好像不是针对法官应该如何遵守而规定的。此种规定的结果，使法官是否遵守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变成不重要。对于法官所做的规定，几乎都相当于这里（指中国台湾地区—引者注）所谓的‘训示规定’，而不是‘效力规定’。”
中国民事诉讼法处分原则的这种非约束性使处分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变得非原则化，在许多情况下都无法贯穿于各项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基本准则之中，没有发挥实质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
第一，对超职权主义原苏联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吸收和移植。
第二，继承了中国过去民事纠纷解决的传统，并使之溶进中国民事诉讼实践中。 第三，事实探知绝对化认知也导致人们对处分原则的淡化和对处分原则的不当限制。
诚然在职权主义模式下无约束的处分原则是具有一定的时代适应性的，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下，进一步带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和转换，不管是政治体制、社会观念亦或是生活方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促使了法制的发展和完善，而改革的成果又必须由相应的法律制度加以巩固。许多与经济体制改革联系紧密的经济民事法规范变的不合时宜，迫切需要改变。其中非约束性处分原则成为明显需要完善的一点。理由如下：
第一，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后，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而要使市场能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保证商品交换的平等和自由竞争，而只有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平等才能保障商品交换的平等和自由竞争，因而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大量民事争议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平等性成为民事诉讼性质的规定性，亦决定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在诉讼中的凸现，必然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处分权。传统民事诉讼体制下，法院的职权至上，国家的积极干预成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限制的做法显然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况。因而处分原则的约束性，急待加强和落实。
第二，加强落实约束性处分原则不仅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保障民事诉讼中的人权，防止法院滥用职权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鉴于此，以下对中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在立法和实践中的受到的不当限制，存在的缺陷和完善的方法做一下探讨。
1．就起诉而言
民诉法第119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通常称之为法院依职权追加共同诉讼人。起诉权、应诉权是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在承认“不告不理”原则条件下，立法赋予法院自行追加当事人的职权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粗暴干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自己申请参加他人之间的诉讼，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参加与否是享有处分自由的，但若由法院通知实际上是强制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使法院起主动追究第三人民事责任的作用。
2．就撤诉而言
《民诉法》第131条规定：“裁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第156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此为中国特有的撤诉法院许可制度。
3、就申诉而言
民诉法规定，当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诉，要求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但《民诉法》在当事人申诉的时间和启动程序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却赋予法院和检察院拥有超强的再审启动程序。
4、在应诉权的行使上
现行《民诉法》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拘传。”应诉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是可以自由处分的，当事人不到庭，不应诉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应受法律的干预。
5、就执行程序而言
民事诉讼法216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提出启动执行程序的权利在涉及到公民生活急需的“三费”案件时，为确保当事人权益的实现而启动是没有问题的，但应把法院依职权移送执行案件的范围予以明确，以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
6、就裁判对象而言
就裁判对象而言应仅限于当事人的请求。中国现行民诉法既未规定法院判决的事项必须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事项和范围相一致，也未规定法院有权越出当事人申请审判的事项及范围而下判决。教科书对于处分权原则的阐述和判决的解析均未涉及这一问题。但是在实务中脱离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而为判决的情形却大量存在。
7、在调解上的处分权问题
1982年试行法中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但在基本原则中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而且把对调解制度的认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用哲学中的事物矛盾性质来分析，并将之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造成许多法官在实务中片面追求调解率，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较为普遍存在的强迫调解严重削弱乃至取消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8.承认诉讼请求（认诺）和放弃诉讼请求（舍弃）上处分权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2条虽然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但对当事人承认或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效果却缄口不提，使其成为只给予权利，不给以保障的一个口号，因而在司法使实践中必然造成弱化当事人处分权和法院审判权的扩张。
中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立法从整体上看是以原苏联民事诉讼法理论为基础的，是在国家干预和职权主义观念指导下形成的，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意识环境相照应的，有极强的时代色彩。而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意识、法律观念等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民事诉讼理论对民事诉讼实务的指导，同样也必须与发展的社会相适应，否则就会成为民事诉讼体制发展的桎梏，妨碍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以及社会普遍公正的实现。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大背景下，现有的民事诉讼理论和立法逐步凸现出与当前民事纷争解决现实不相一致的缺陷，因为现行的民事诉讼和民事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苏式”烙印，在结构上是以职权主义为理念框架，以国家干预为指导的，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质的规定性具有“不柔和性”。要实现中国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体系的转化，首先要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民事诉讼规定性的当事人主义理念框架取代职权主义的理念框架，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具体方法是还原体现当事人主义核质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而不是仅将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作为空洞的，没有约束力的只有单纯象征意义的规范。因而强化和完善处分原则对中国确立当事人主义的理念框架和建立与中国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是有重要价值的。一方面，《民事诉讼法》中还保留了许多职权干预的制度性规定，另一方面，人们的观念中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处分原则的真正价值，受传统审判观念的影响，实务中当事人的处分权总是受到法院审判权的随意干涉。因而还很难契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要求。例如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起诉制度、撤诉制度、申诉制度、应诉权问题、执行程序启动问题，裁判对象问题，调解问题、承认或放弃诉讼请求的问题上处分原则的精神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处分权与审判权的关系严重失衡。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范权利滥用和权利腐败，任何国家权利的设定和运作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处分权的存在则构成了对审判权的合理制约。然而由于人民法院在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当事人的处分权在诉讼中能否得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能否正确对待当事人的处分行为，如果审判权过于膨胀，不当侵入了那些本应由当事人自由处分的界域，当事人的处分权将化为乌有。正确处理审判权与处分权的关系是将诉讼中的权利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重新分配，以达到权利互相制衡的理想状态。在适当的时候审判权对当事人的处分权给予合理的指导，监督和保障。

Ⅱ 行政赔偿的高院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正确审理行政赔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审理行政赔偿案件的若干问题作以下规定：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

第二条 赔偿请求人对行政机关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又决定不予赔偿，或者对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三条 赔偿请求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了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三）、（四）、（五）项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的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并造成损失，赔偿义务机关拒不确认致害行为违法，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一并受理。

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须以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为前提。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确定的赔偿数额有异议或者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赔偿请求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五条 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作出最终裁决的行政机关确认违法，赔偿请求人以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赔偿而不予赔偿或逾期不予赔偿或者对赔偿数额有异议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行政法规、规章或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管辖。

第八条 赔偿请求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请求涉及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 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案件由被告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赔偿案件：

（1）被告为海关、专利管理机关的；

（2）被告为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

（3）本辖区内其他重大影响和复杂的行政赔偿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和复杂的第一审行政赔偿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和复杂的第一审行政赔偿案件。

第十条 赔偿请求人因同一事实对两个以上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请求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由最先收到起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一条 公民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或者对行政赔偿机关基于同一事实对同一当事人作出限制人身自由和对财产采取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由受理该行政案件的人民法院管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或原告住所地或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不得再行移送。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他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如双方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辖。

依前款规定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应当逐级进行。

第十四条 与行政赔偿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赔偿诉讼。

第十五条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以及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有权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第十六条 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行政机关撤销、变更、兼并、注销，认为经营自主权受到侵害，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者对其享有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具有原告资格。

第十七条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侵权，赔偿请求人对其中一个或者数个侵权机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若诉讼请求系可分之诉，被诉的一个或者数个侵权机关被告；若诉讼请求系不可分之诉，由人民法院依法追加其他侵权机关为共同被告。

第十八条 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赔偿请求人只对作出原决定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作出原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赔偿请求人只对复议机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复议机关为被告。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诉讼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据以强制执行的根据错误而发生行政赔偿诉讼的，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需要变更被告而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二十一条 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具有请求资格；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

（4）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

（5）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

（6）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7）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

第二十二条 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两个月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其起诉期限按照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规定执行。

行政案件的原告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后至人民法院一审庭审结束前，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第二十四条 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未告知赔偿请求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赔偿请求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赔偿请求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自赔偿请求人收到赔偿决定之日起不得超过一年。

第二十五条 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有抚养关系的人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提供该公民死亡的证明及赔偿请求人与死亡公民之间的关系证明。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先后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因强制措施被确认为违法而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按其行为性质分别适用行政赔偿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立案受理。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接到原告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起诉状，应当进行审查，并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人民法院接到行政赔偿起诉状后，在七日内不能确定可否受理的，应当先予受理。审理中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裁定驳回起诉。

当事人对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或者因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其他行为侵权造成损害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立案，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合并审理，也可以单独审理。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前提下，可以就赔偿范围、赔偿方式和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成立的，应当制作行政赔偿调解书。

第三十一条 被告在一审判决前同原告达成赔偿协议，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审查并裁定是否准许。

第三十二条 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

第三十三条 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在判决时应当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

第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单独提起行政赔偿案件作出判决的法律文书的名称为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裁定书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

第三十六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赔偿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第一审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申请执行的期限，申请人是公民的为一年，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

第三十七条 单独受理的第一审行政赔偿案件的审理期限为三个月，第二审为两个月；一并受理行政赔偿请求案件的审理期限与该行政案件的审理期限相同。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结案，需要延长审限的，应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报请批准。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除依照国家赔偿法行政赔偿程序的规定外，对本规定没有规定的，在不与国家赔偿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适用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九条 赔偿请求人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致害行为违法涉及的鉴定、勘验、审计等费用，由申请人预付，最后由败诉方承担。

第四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2)行政诉讼法第90条扩展阅读：

案例：

未达成补偿协议未作出补偿决定区政府强拆民房

第三巡回法庭当庭判决应行政赔偿

家住浙江省金华市闹市区的许水云,靠父母健在时建造的老房子破墙开店维持生计,做过裁缝,后又从事花鸟生意。2001年,许水云的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但10多年间始终未能签署拆迁补偿协议。3年多前旧城改造,又因对安置补偿不满意协商无果,房屋遭遇强拆。

此后,许水云将“民告官”案件一直打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都判决政府强拆的行政行为违法,由于赔偿得不到支持,他又将官司打到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1月25日,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这起行政附带赔偿再审案,合议庭当庭作出终审判决,确认金华市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在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对许水云依法予以行政赔偿。

权威专家指出,在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拆迁争议纠纷凸显的当下,第三巡回法庭不仅正面回应强拆中诸多热点问题,还通过司法裁判规制和防范行政机关违法行政“零成本”现象,对依法保护产权、推动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具有典型意义。

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

您好，您可以详细描述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48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适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实际，现就有关条款的适用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人民法院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应当立案，依法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对当事人依法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一律接收起诉状。能够判断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当场登记立案；当场不能判断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七日内仍不能作出判断的，应当先予立案。
起诉状内容或者材料欠缺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全面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补充的材料及期限。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并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当事人拒绝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裁定不予立案，并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
当事人对不予立案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
（一）请求判决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
（二）请求判决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
（三）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四）请求判决确认行政行为无效;
（五）请求判决行政机关予以赔偿或者补偿；
（六）请求解决行政协议争议；
（七）请求一并审查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
（八）请求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
（九）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未能正确表达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释明。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十）不符合其他法定起诉条件的。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
第二十六条 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2015年5月1日前尚未审结案件的审理期限，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Ⅳ 原告在举证时，是否可以将相关法律依据一并表述出来

第二节 质证的内容

未经查证属实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法庭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举证、质证来查实证据，以确定搭建定案事实根据的合法性、关联性等问题。举证一方陈述证据观点，然后接受对方质证。质证，不仅是诉讼内容，也是法定程序，质证还是审查、采信证据作为定案事实的前提。除《刑事诉讼法》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3条、《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7条、《刑事诉讼法解释》第468等证据规则，都确立了当庭质证的原则，即证据在法庭出示之后，由诉讼双方质证。

那么，从律师的角度该如何质证呢？

笔者认为，首先要明确质证的内容。其次，绝不能将质证孤立地看，要将质证与案件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可割裂整体，纳入诉讼活动运筹帷幄、统筹兼顾，考虑质证活动对整个诉讼的影响，充分准备相应的预案，如此，才能达到有效质证的目的。

这就要求必须站在裁判者的角度瞄准对方证据的薄弱点，提前充分地准备质证。从这个意义上说，质证，从获取对方证据时就开始了。

从质证意识角度看，质证又分为感性质证和理性质证，一般质证和规范质证。感性质证，是指对证据自身发表直观的看法，而没有纳入到诉讼系统，而理性质证是与现有证据、诉讼方案进行全面、系统地权衡，发表理性的质证观点。规范质证是指针对证据充分审视质证观点，对质证观点与辩论观点进行对照，排除矛盾性，聚焦定案事实或者律师建构的事实而发表的质证意见，并有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书入卷备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质证对某些专门的程序要特别重视，例如《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就专门规定了“举证、质证程序”。公诉人出示证据后，经审判长准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出示证据予以反驳。控辩一方举证后，对方可以发表质证意见。必要时，控辩双方可以对争议证据进行多轮质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当庭发表质证意见，出示证明被告人罪轻或者无罪的证据。

作为辩护律师要充分利用质证程序，以庭前充分地准备来有力地反驳和质证。最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其适用于证据材料较多、案情疑难复杂、社会影响重大或者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存在较大争议情形的案件，开庭审理前召开庭前会议解决相关问题。庭前会议中，对于控辩双方决定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展示有关证据，听取控辩双方对在案证据的意见，梳理存在争议的证据。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材料，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这就要求必须充分重视庭前会议，一旦错过了庭前会议发表有关意见的机会，在正式庭审中的意见往往因为简化而弱化。可见，熟悉有些专门的质证程序对于充分、有效质证具有重要意义。

该规程在第十条规定了需要在庭前解决的相应事项，包括管辖、回避问题等，但辩护律师要在庭前会议为庭审中的质证做好程序准备，否则，庭前会议中决定的事项一旦确定，在正式庭审中无反悔的余地。

例如：（四）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五）是否申请提供新的证据材料；（六）是否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七）是否申请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八）是否申请向证人或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九）是否申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是否对出庭人员名单有异议等。这些事项，都事关正式庭审中证据有无资格、质证对象的关键问题。

可以有效阻止非法证据进入正式庭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等情形除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并在召开庭前会议三日前将申请书和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依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庭前会议中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做出说明。

在庭前会议中，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一般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说明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及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二）公诉人提供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材料；

（三）控辩双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发表意见；

（四）控辩双方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审判人员归纳争议焦点。

可以说，以上是对被告人或辩护人认为的非法证据是否被排除、以及是否能进入正式庭审而在庭前会议上发表的质证意见。

从这些专门的程序中可以看出，质证绝对不是孤立的程序，它是整个诉讼活动中的部分，不仅有着相应的程序性规定，而且，还要在对应的程序中对特定证据发表对应的质证意见。

可以行使诉讼权利的方式弥补证据缺陷或者使证据“反转”。对于鉴定意见来说，往往因为其具有专业性，律师也很难达到短时间内了解对应的专业性知识，但实践中律师又因为突然接手案件而没有充分地准备时间，所以，面对堆积的诉讼卷宗，不是无从下手，而要有的放矢，如果有鉴定意见的，先研究鉴定意见，一旦确定其有问题，就可以根据诉讼法授予的诉讼权利，申请重新鉴定，法院经审查认为理由成立，有关证据材料可能影响定罪量刑且不能补正的，应当准许。

实践中依法行使该种诉讼权利，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具体内容我们在后面的专章中讨论。

在庭前会议中申请对己方有利的证据，为增强质证、辩论意见打基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有关证据材料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申请向证人或有关单位、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材料，也可以申请鉴定人、有关证人出庭作证，并说明理由的，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就应当准许。

例如笔者办理的某二审案件，一审时对于被害人的手机银行使用信息未做提取，二审时向法庭提出，该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如果一审时依据前述规定申请召开庭前会议并提出调取该证据的申请，判决结果极有可能会改变。

又如某一涉及鉴定的案件，因涉案鉴定意见专业性太强，笔者无法在短期内对其专业性问题发表意见，但通过研究《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认为鉴定意见未依据该通则确定的程序进行，且，鉴定意见并没有鉴定依据，因此，经多次向法庭说明理由，鉴定人到庭接受质询，果然，其在回答询问时，印证了笔者的庭前预判，在正式庭审的质证环节有力地动摇了鉴定意见的地位，依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八条第五、第六项鉴定程序违反规定和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使该案件收到了预期的辩护效果。

前述，我们对质证的对象、证据的形式或载体以及证据的信息性进行了分析，如果说证据是质证的对象，那么质证的内容是什么？

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牵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联合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诉讼证据规定研究”取得的成果《人民法院诉讼证据规定适用指南》（简称《证据指南》)，作为未来统一证据法的雏形，代表了当前证据学研究的前沿观点。

《证据指南》第九十五条“质证时，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力等方面进行质疑和辩论。”本条是融合了有关诉讼法中的证据规则，对质证内容进行的概括性规定。

本条规定的科学性在于，它不仅是将诉讼实践中质证对证据三性发表观点融入，而且加上了对“证明力”进行质疑和辩论，这更进一步地突出了诉讼的对抗性，有利于指导审判人员、诉讼参与人有针对性地质证，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证据指南》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是对待证要件事实的逻辑证明关系，因此应该把关联性作为质证的最重要内容。”

《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证据关联性的定义是“‘关联性’是指证据具有的可用来判断诉讼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事项的真伪的品质。关联性是指那种有助于证明有关假设的属性，这种假设一旦成立，将从逻辑上影响争议事项。有关联性的证据，是指那些与争议事实或观点相关或者有直接联系，并且能够证明或者倾向于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或者有助于证明案件中某一理论的证据。是指能够证实待证事项的证明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所具有的联系的属性。”陈光中教授认为“关联性并非证据自身固有的特征，而是一个关系范畴。”张建伟教授认为，“证据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指的是‘证据对其所要求证明的事实具有的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证明能力’”。他认为经典的定义是由斯蒂芬表述的：“关联性被用于说明任何两项彼此存在如下联系的事实，即按照事情的一般过程，一项事实本其自身或者与其他事实的联系，为另一事实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提供证明或者可能性。”

专家学者们对于证据关联性有着深厚而丰富的研究，笔者认为，从诉讼实务和诉讼目的的角度看，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内含信息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确定性。

从证据的功能和诉讼目的出发考察证据的关联性，具有指导质证的重要意义。因为，证据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审查证据，确定证据能力后，出示在法庭，接受质证，来证明（或反驳）一方的主张，发挥其证明力确定案件事实，当然是为了认定案件事实，达到定案事实的程度。

从诉讼目的的角度看，在当事人一方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能够成立，该证据能被法官采纳，所以，当事人或代理人就要对证据内的信息充分展开，证据信息释放的广度，决定着该证据对证明事实的关联程度，这为举证、质证都提供了指导。

对证据的关联性应当结合也必须结合诉讼目的进行考察，如此，才能将证据的证明功能纳入诉讼中的证明进行考察，将证据能力达到证明目的。所以，明确“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内含信息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确定性。”能明确指导我们对证据进行审查、质证，也有助于法官认证。

众所周知，诉讼的一般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民诉法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本条能更深刻地领会证据的关联性：运用证据是对主张的证明，证据的关联性当然要具体到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无论它是立论还是反驳，都是依据证据提出的主张。证据和主张相互关联，那就必须要把证据的信息提取出来，转换成能被人识别、领会、采信的证据观点、质证意见，这就使证据、主张相联结，供法官审查、认证。如果和主张没有关联或者最终无法确认，当然是不能成为定案根据的。

例如，在一起巨额的动产质押担保合同中，原告出示了一份证据，主张与被告在2013年签订了合同，被告因保管不善，使质押物灭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从证据资格和证据能力上来说，原告的这份证据是能够作为初步证据，使法院顺利立案，启动诉讼程序的。但是，究竟有没有签订这份合同，仍是未知的事实。

被告提出反驳观点认为：双方和第三人在2012年签订过合同，一式三份，已经履行完毕，从未签订过2013年的合同，并出示2012年的合同。因原告举证的合同中在日期上有改动的痕迹，被告方便抓住这一信息，充分发表质证观点，认为原告的合同是从第三人处取得的2012年的合同并改为2013年合同，需要对合同改动痕迹进行鉴定，以确定合同真伪。这一质证观点使法官也产生了怀疑，鉴定申请被法官采纳。在书写鉴定申请书时，进行了全面的信息提取，既要鉴定合同的纸张是否为同一批，也要鉴定3是否由2改写而成，还要鉴定同一行的书写笔墨是否同一等等。经鉴定，样本上的合同编号、文末的签署日期上的2013的“3”字，均为2改写，且，同一行书写的用笔笔墨也不相同。据此，法院驳回原告6000余万的诉讼请求。

以上是笔者办理的案件。以这个案子我们再来理解“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内含信息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确定性”就很具体了，原告举证的合同因其不具有对认定双方在2013年签订并履行合同事实的确定性，当然就和原告的主张失去关联性，在法官认证环节，当然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证据的真实性

科技的发展带来了证据形式的变化，丰富了证据的种类。了解新增的证据种类以及紧跟着新证据种类确立的相关证据规则，对于理解证据的信息性并指导审查证据和质证具有指导意义。

《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均将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2020年5月1日《民事证据规定》新增了关于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专门条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2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等搭建的电子证据真实性规则，对于理解证据真实性这一理论问题同样更直观、具体。

从证据真实性角度来看，显然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客观存在，二是信息真实。这两点对于证据的审查和质证至关重要。

客观存在，是指该证据是特定主体在从事相关活动时客观留存的载体，它不是人为地改造、变造。众所周知，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能够利用软件P图视频，使不具备相关专业的人员无法通过肉眼进行识别、判断。所以，客观存在是对证据进行鉴真的必然要求。

信息真实，仅客观存在是不行的，由于证据表现形式的复杂性以及其信息容量的可变性，内含信息是否真实也需要严格审查。 例如，虽然载体客观存在，但通过篡改电子证据信息，使其证明方向发生变化，就使信息失真。

对比传统书证，笔迹鉴定的技术和方法已经相当成熟，法官可以直接采纳笔迹鉴定结果甄别书证真伪。但新类型证据的出现，为鉴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2015年2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了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施行后的首起微信证据案，由于公证处无法对微信证据进行公证，对方当事人又一再否认，法院只能认定原告提供的“微信借条照片”不具有真实性，原告也无法进一步证明。如何有效审查此类新型证据，关键在于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就需要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如果专业知识不具备，就需要借助证据规则行使诉讼权利，申请以鉴定等辅助手段予以鉴别。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知)终字第09505号。

我们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简称《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为例，说明对有关证据进行审查和质证的一般方法。

先审查有关证据是否依法收集、提取。现场提取电子数据，应当制作《电子数据现场提取笔录》，注明电子数据的来源、事由和目的、对象、提取电子数据的时间、地点、方法、过程、不能扣押原始存储介质的原因、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并附《电子数据提取固定清单》，注明类别、文件格式、完整性校验值等，由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该规则对于现场提取、远程提取和远程勘验等作了具体规定，审查此类证据的真实性，必然要以规则为指导，先通过提取程序中相关法律文书是否符合规范，最后才深入具体证据，对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从宏观的证据理论上说，无论证据的表现形式如何，对证据真实性的审查，无非是客观存在和信息真实两个方面。至于来源的问题，则是合法性审查的内容。

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解读证据的合法性，一直是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证据的合法性是指刑事证据必须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包括符合证据法、符合实体法以及符合程序法三个层次和方面。”殷耀德，李卫国：《刑事证据的合法性及其制度完善》，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6期。笔者认为作为质证内容之一，证据的合法性，可以简称为“合规则性”，也就是从证据能力的角度看该份证据是否符合所适用的诉讼程序中证据规则的要求。因为证据规则对证据资格是依法提出的要求，合乎证据规则的证据，理论上就应该是合法的证据。所以，这有利于我们缩小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范围，避免不必要的争议，直接对照证据规则进行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

从律师实务的角度，一份证据是否合法当然是对照证据规则的要求去审查和判断，是证据规则对证据是否合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例如，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再如，《公安程序规定》对于侦查人员取证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足以说明，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审查证据的合法性要从广义的证据规则发现问题，从而排除非法的证据。

证明证据具有证明力，也是重要的质证内容

证据信息和证据的证明力

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证据必须同时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证据能力是对证据的资格要求，是一份证据能被称之为证据进入法庭出示、接受质证并有可能成为定案根据的法律资格；证明力则是对证据的证明功能的要求，体现的是证据与诉讼主张的对应性，即通常所说的“是证据与待证事实证明强度的有无及大小”。

随着《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等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逐渐完善，司法实践中对于证据资格的审查越来越有据可依也越来越得到重视，这对于提高办案质量、实现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运用具有法律资格的证据，如果通过提炼的证据信息能够证明诉讼主张，则该份证据就具有证明力。所以，证明证据具有证明力，也是质证的一项内容。

深刻理解对证据具有证明力也是质证的一项内容，对于诉讼实务而言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因为这能更深入地将证据和事实的关系在质证阶段充分论证，增强说服力。从举证说明，达到证据对事实证明的论证、用证据对证据相互证明的更深层次。

例如，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中，一方举证附件1为第2461号公证书复印件共17页。附件1的公证时间为2012年8月14日，系对世界工厂网网站所作的公证。对方申请再审时提出原审依据第7页显示的图片及图片下方发布时间，径直认定该图片于2010年8月16日发布，违背论坛类网站广告图片具有编辑或修改可能性的技术常识，认定事实错误。附件1不能证明该网页首次生成时的具体内容。

这就涉及到公证书及其附件是否对网页生成时间具有证明力的问题。在质证过程中，对方的反驳就是论证公证书不具有证明力，而被申请人则要论证具有证明力，只有先论证证据具有证明力，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所以，对证据具有证明力是质证的重要内容。

对此，被申请人发表的意见为“附件1与附件2结合，可以证明涉案外观设计在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被公开。”“附件3表明，通过普通公众身份与注册用户身份进入阿里巴巴网站，均能看到同一图片，且该图片的发布时间早于本案专利申请日，足以证明本案专利在申请日之前已经被公开。”“特定用户在其控制的网络存储空间内可选择设置不公开涉案图片，从而使相关公众无法看到涉案图片，这一主张不符合正常逻辑。”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了判决该证据证明力的心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上述司法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

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在审查判断以公证书形式固定的互联网站网页发布时间的真实性与证明力时，应综合考虑相关公证书的制作过程、该网页及其发布时间的形成过程、管理该网页的网站资质和信用状况、经营管理状况、所采用的技术手段等相关因素，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对该公证书及所附网页发布时间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作出明确判断。在审查证据的基础上，如果确信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对方当事人对相应证据的质疑或者提供的反证不足以实质削弱相关证据的证明力，不能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的，应该认定待证事实存在。本案中，附件1即第2461号公证书显示，以非注册的普通用户身份登陆“世界工厂网”，可以看到第7页显示的烫钻模具图片发布时间为2010年8月16日，第10页显示的烫钻模具图片发布时间为2010年3月8日，均早于本案专利申请日（2010年9月7日）。“世界工厂网”系规模较大、知名度较高的电子商务平台，具有较高的信用和较好的管理手段。在此情况下，除非存在人为删改的情况，该网站上网页图片显示的发布时间与其真实的发布时间通常一致。董健飞提交了第15901号公证书作为反证，欲以证明“世界工厂网”存在发布者可以对图片进行替换式修改，且修改后网页的发布时间一栏未发生变化。但是，第15901号公证书显示，当“世界工厂网”注册用户替换相关图片后，图片的状态栏显示为“已重发”，而附件1即第2461号公证书第7页和第10页的图片并未显示重发的迹象。同时，第15901号公证书显示的公证行为发生时，“世界工厂网”已经改版，难以反映附件1即第2461号公证书显示的公证行为发生时“世界工厂网”的实际状态。因此，董健飞提交的第15901号公证书并未实质性削弱附件1的证明力。在附件1公证书及所附网页发布时间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可以确信，而董健飞提交的第15901号公证书并未实质性削弱附件1证明力的情况下，一、二审法院认定附件1以公证书形式固定的互联网网站图片在本案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公开，并无不当。董健飞关于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优势证据规则错误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知行字第61号再审申请人董健飞与被申请人吴树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裁定书。

从法官说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官在认证的时候，就是依据证据规则来审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的，因此，这就是律师研究司法判例需要学习的内容，然后指导自己的诉讼实践，在质证的时候也要根据证据规则，向法官陈述证据证明的对象、以及符合证据认定规则前提下所具有的证明力。

Ⅳ 行政案件第三人答辩状

要写答辩状，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写，看看下面的行政案件第三人答辩状范文吧!

行政案件第三人答辩状【1】

答辩人：XXX，女，汉族，1947年8月22日生，XXXX人。

联系电话：XXXX-XXXXXXXX

被答辩人：XXX，男，汉族，1923年12月27日生，原XXXX人。

因被答辩人诉XXX市人民政府撤销原XXX市郊区人民政府颁发给答辩人第1988-011号宅基地使用权证一案，法院已追加答辩人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现提出答辩如下：

一、1988-011号宅基地及其以上房产系答辩人合法财产，被答辩人所述与事实不符

被答辩人原系XXX村村民，参加工作后于1950年从XXX村迁往呼和浩特，将农业户口变为城镇户口，作为呼和浩特市居民至今。

1975年被答辩人之子XXX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返回XXX村，并于当年与答辩人结婚，当时所争议的宅基地上有土坯房西房四间，但因年久失修，破损不堪几乎已无法居住，为安身立命，只有重建。

被答辩人曾对其子XXX明确表示：“有钱你们早点盖，没钱就晚盖几年，经济上你们慢慢想办法吧，反正我们也不准备回去了，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你怎么盖我们也没意见。”答辩人与其丈夫自1976年至1982年，历经数年艰辛，努力备料，经老人同意，拆掉了破旧的西屋，在1983年春夏之际盖上了六间北屋，以后几年又紧衣缩食盖了一间东屋和大门。

1988年原XXX市郊区人民政府对土地重新丈量并登记造册，由于被答辩人及其子已非XXX村村民，也非农业户口，且被答辩人在呼和浩特拥有住房，根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被答辩人及其子均不再符合在村集体拥有宅基地的条件。

而由于答辩人一直系XXX村村民，亦是农业户口，原XXX市效区人民政府于1988年11月30日向答辩人发放了1988-011号宅基地使用权证，将该宗宅基地确权在答辩人名下。

根据1987年《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农村居民需要宅基地，由本人申请，经村民讨论，村民委员会同意，使用原有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农村五保户、外迁户等腾出的宅基地，由村民委员会收回。”及第四十条：“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无房居住，需要使用集体土地建住宅的……。”之规定。

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及其子在1988年土地重新丈量登记时已不符合在村集体拥有宅基地的条件，XXX村民委员会依据当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将该宗宅基地收回并重新分配给符合条件的答辩人，以及原XXX市郊区人民政府为答辩人发放1988-011号宅基地使用权证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同时，由于该宗宅基地上的房屋系答辩人夫妇出资重建，因此答辩人对该宅基地及房产拥有合法的使用权及所有权。

二、被答辩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不符合法律规定

1、20XX年答辩人的儿子结婚，被答辩人专程从呼和浩特赶回参加婚礼，在此期间答辩人之夫XXX与被答辩人经常谈论在村里买楼一事。

XXX向被答辩人说明，正是因为宅基地使用权证已经确权在答辩人名下，所以答辩人才有资格用该宅基地使用权证购买了现在居住的90号楼住宅，之后宅基地使用权证便收归集体。

后被答辩人于20XX年春节回来之际，答辩人之夫XXX又曾向其提及此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及第四十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

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之规定。

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对1988年原XXX郊区人民政府将1988-011号宅基地使用权证确权在答辩人名下这一事实至少在2000年就已明知，而被答辩人于20XX年才提起行政诉讼，显然不符合上述两项法律规定，已超过起诉期限。

2、退一步讲，被答辩人即便于20XX年才知道011号宅基地使用权证已确权在答辩人名下，被答辩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亦不符合起诉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溯及力不能及于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的请示的答复，答复如下：“行政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即1990年10月1日以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的计算应当适用本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最高法院在承认四十二条溯及力的同时，对溯及时间也做了严格的限定，即只有在1990年10月1日以后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才是可诉对象。

而原XXX市郊区人民政府为答辩人发放1988-011号宅基地使用权证是在1988年，是在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的批复，批复如下：“行政侵权行为，案发在行政诉讼施行之前，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受理。”

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提起的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的条件，即便被答辩人认为其合法权利受到侵犯，也只能通过当时的法律法规主张权利，而不应提起行政诉讼。

因此，应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

三、 被答辩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被答辩人参加工作后于1950年从XXX村迁往呼和浩特，将农业户口变为城镇户口，作为呼和浩特市居民至今。

因此，被答辩人早已不再是XXX村集体组织的成员，且其在呼和浩特市拥有住房。

被答辩人请求撤销1988-011号宅基地使用权证，将该宗宅基地确权在他的名下，违背法律规定。

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对所争议的房产及土地均无任何权利，与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之规定，被答辩人的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答辩人作为本村村民，自筹资金重新建房，后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领取了政府颁发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其权利理应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而被答辩人在没有村集体成员身份及已经拥有住房的情况下，鉴于目前房价的迅猛攀升，受利益的驱使，不顾及父子感情和法律的权威，肆意编造谎言，已严重侵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且被答辩人根本不具备诉争土地及房产的诉讼主体资格，原XXX市郊区人民政府为答辩人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

此致

桥西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XXX

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行政案件第三人答辩状【2】

答辩人：付冬梅，女，1953年1月29日生，南昌铁路第一中学退休老师，住南昌市青云谱区井冈山大道681号玉河明珠小区16栋3单元601室，身份证号360103195301290726.

答辩人付冬梅就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昌铁路局的上诉状，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1、法庭查明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答辩人付冬梅丈夫周东安在住院治疗期间，其主管单位南昌铁路局南昌车辆段没有安排他人接替其工作，虽然住院治疗，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把办公室当病房，与公司客户保持联系，及时协调公司业务，与公司下属商谈公司业务事项，布置任务。

期间，广告公司的业务工作一直未停止开展，还收回公司业务账款16余万元。

20XX年12月10日上午9时许，广告公司业务人员方锡平到第九医院看望了周东安，并商谈工作两个多小时，至11时许离开。

后于当天晚上20时左右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于当晚23时55分死亡。

据南昌市第九医院的抢救记录、死亡记录以及证明，周东安肝病病情已经趋向稳定和好转，系因当天工作劳累过度后出现一体偏瘫，血压急剧上升，造成颅内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周东安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商谈工作劳累过度引发颅内出血，经抢救无效死亡。

2、上诉人南昌铁路局作为用人单位在发生工伤争议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应当负举证责任。

即证明周东安死亡不属于工伤，但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周东安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工作原因突发疾病或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

(1)原审被告江西省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厅在作出工伤认定行为时，上诉人南昌铁路局没有提供其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以及工作原因突发疾病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任何有效证据，其证明周东安请病假的计工表庭审证明不具有证据合法性和客观性，而且与法院判决书确认的事实相违背。

(2)上诉人南昌铁路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周东安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不属于工伤的情形。

(3)上诉人南昌铁路局没有证据证明周东安2006年12月10日死亡与当天与公司业务人员商谈工作劳累过度引发颅内出血无关。

二、原审被告江西省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厅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情况下作出与已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的赣劳社伤认字【2007】第A00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完全相同的行政行为，明显违反《行政诉讼法》第55条之规定

原审被告2007年8月20日作出赣劳社伤认字【2007】第A007号工伤认定通知书，以周东安是因肝炎肝硬化住院死亡，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为由，驳回答辩人工伤认定申请。

答辩人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以事实不清和主要证据不足为由依法撤销原审被告于2007年8月20日作出赣劳社伤认字【2007】第A007号工伤认定通知书的具体行政行为，并限令被申请人在60日内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但原审被告在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也没有进行重新调查取证，更没有让原告进行陈述申辩的情况下，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赣人社伤认字[2007]第137号工伤认定决定书。

理由是：1、主要理由和事实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第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这里所称同一事实和理由中的“事实”，指的是行政机关所认定的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事实;“理由”指的是行政机关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原审被告两份工伤认定决定书不予认定周东安死亡属于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基本事实都是以周东安是因患肝炎肝硬化住院后死亡，属于基本事实相同;两次工伤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理由都是住院期间不属于工作时间，医院不属于工作岗位，故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属于基本理由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