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硕律师

1. 高硕的个人履历

2008年1月—2009年1月在法院工作，任法官助理。对于已受理的各类案件进行研究、审判工作；熟悉案件审判的程序、技巧；有丰富的诉讼办案工作经验。
2009年至2011年 山东海那律师事务所律师，办理各种案件，特别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婚姻继承、房地产、知识产权、公司债权债务、刑事辩护等法律事务。
2011年至今 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公司法务部委员，主要办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婚姻继承、房地产、知识产权、公司债权债务、刑事辩护等法律事务，兼任各单位法律顾问。

2. 高硕的介绍

高硕律师，男，济南人，硕士学位，山东国曜律师事务所律师，公司法务部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擅长法律顾问、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婚姻继承、房地产、知识产权、公司债权债务、刑事辩护等法律事务。

3.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有哪三句话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三句话：

一、拉贝说的话：“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二、李秀英说的话：“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三、梅汝璈说的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南京大屠杀是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 ，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

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超过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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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由来

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组织，根据当时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的规定，由国民政府国防部军务局会同司法行政部分别派员组成，该庭庭长始终由石美瑜担任，

审判官为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宋书同、葛召棠等，主任检察官为王家楣，检察官为陈光虞、李璿、李浚、徐乃堃、高硕仁、施冰等，主任书记官为丁家庵、施泳等。

这些审判官和检察官基本上都有着浓厚的法学专科教育背景，其中庭长石美瑜曾经担任过上海高院法官，并在上海沦陷后担任过上海高校法学教授。史料记载，除了审判专业人员外，审判庭还配备了翻译、司书、军需文书等辅助人员。

相比当时异常艰苦的办案条件，南京审判的法律思维、法庭设置一点都没有缺失，中国的审判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样，毫无疑问具备无可争辩的公信力。史料记载，仅对谷寿夫的审理前后进行了1年多时间，检察官在长达1个多月的公审中，指证谷寿夫及其师团所犯下的集体屠杀就有28案，零散屠杀858案。

其间，先后有80余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来自英国、日本、美国的3名外籍记者和1名美籍教授。“谷寿夫案件判决执行阶段，被告人聘请了美国律师，按照当时国际法庭规定，还派来了美军少校赫伯、美国驻国际法庭的法官阿尔达克、霍西3人担任监审官。

最终谷寿夫还是在大量证据面前低头认罪。”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蔡道通说，这些史实都说明，当时的审判庭给予了战犯充分的辩护权，在司法程序上是十分完备的

4. 犯下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战犯都什么下场

最后的报仇，在法庭上！

每年的12月13日，都是一个沉痛的日子——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上午十点，公祭开始，南京市内响起凌厉的警报，所有车辆停驶，所有人就地默哀一分钟，仿佛一切都停滞在了这一刻。

八十三年前的今天，南京，这座秀丽的城市，陷入血泊和火海。日本侵略军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残暴手段，在南京进行了持续六个星期的大屠杀——这座有2500年历史，经过1927-1937十年建设，已初具现代化城市雏形的南京城，几乎化为灰烬，全城烈焰冲天，三分之一被焚毁，无数财产被抢劫。

▲帕尔要“慈悲为怀”，梅汝璈据理力驳

原来，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11名法官，决定每一被告的量刑，至少要6票。因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11国法官依据本国条款，各执己见。

来自澳大利亚的威勃庭长就主张将战犯流放到荒岛上，美国法官同意死刑，但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印度法官帕尔就更离谱了，他竟然以“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为理由，要判全体战犯无罪。

量刑争议使梅汝璈把头发都急白了，他和助手商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无颜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最后的投票环节，6比5……

梅汝璈据理力争，在最终的投票环节中以6:5险胜，将松井石根等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最后环节——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梅汝璈坚决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

▲松井石根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中国人写下的10多万字。“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松井石根被绞死了，据亲历者记载，这个罪魁祸首是折腾了好一番后才死掉的，这个结果非常公平。

▲晚年的高文彬老人在讲述揪出凶手的过程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高文彬在收集证据时翻阅日本报刊，发现了骇人听闻的“百人斩”。

他在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上发现了一张名为“百人斩超记录”的照片，两个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面露狞笑。一个叫向井敏明，一个叫野田毅，他们以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来进行“比赛”，最终向井敏明以砍死106人“获胜”。

高文彬立即把报纸复印两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一份送到了梅汝璈。愤怒的梅汝璈立即将之寄回国内。很快，一场追捕“百人斩”凶手的行动展开了。

时间已经过去十年，这两人是否还活着？在哪里？调查科科长理查德·沃森通过《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确定了二人的部队——中岛师团（16师团）片桐部队富山大队。

他又从秘书处调来富山大队的资料，经过一番寻找，找到了二人的入伍志愿书，确定了地址——向井敏明家住日本山口县神代村，野田毅的老家是鹿儿岛县的河下村。

沃森带着宪兵直扑二人的老家，然而这两个村子已经十室九空，问不到他们的下落，只有一个得到了一个模糊信息——半年前，野田毅曾受邀鹿儿岛县的一所小学作过报告。于是宪兵把鹿儿岛县搜了个遍，发现了一个头缠白布，在路边摆摊的中年人，正是野田毅！

野田毅归案后，供出了向井敏明的下落——向井躲进深山，靠贩卖山货过活。宪兵来到山口县，一个樵夫认出了画像，带着宪兵来到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发现了因为与人斗殴，被打得鼻青脸肿，正在养伤的向井敏明。

暴虐成性的向井敏明极力反抗，居然还挥拳打倒了两名宪兵，但还是被掀翻在地，铐上了手铐。

另一名屠夫田中军吉的被捕更具戏剧性，此人在东京一家鱼丸店因为吃霸王餐和老板厮打起来，边打边狂叫“老子当年在支那参战，一天就杀掉了100多个支那人，还敢跟我要钱？”然后，被正好路过的宪兵听到，抓了起来……

这三个凶手，应中国政府的要求，被引渡到中国，押到他们的犯罪地点——南京，接受正义的审判！

▲庭长石美瑜在法庭前

负责审判这些乙级丙级、战犯的法庭，是中国于1946年2月15日正式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下称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王家楣为主任检察官，李波、徐乃堃、高硕仁、施泳等人为检察官，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等为审判官，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南京审判的重点，当然就是南京大屠杀案，除了直接行凶的低级士兵军官，还有谷寿夫、酒井隆、矶谷廉介等在中国各处犯下罪行高级军官。其中对谷寿夫的审判，最具有代表性。

谷寿夫，1882年生人，1937年任日军第6师团指挥官，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祸首之一，1946年2月在东京被逮捕，8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上海。南京军事法庭认为，此人“系侵华最力之重要战犯……尤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特派专人将谷寿夫押解到国防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

1946年10月19日，谷寿夫案审理开始。

为求活命，谷寿夫提交《关于我部在昭和12年末南京战役中情况的陈述》，否认三连——我没干，不是我，是别人……把罪行推得一干二净。

在《陈述》中，谷寿夫承认在南京有日军施暴，但“与我第六师团无关”，因为“对部下要求严格”，暴行嘛，都是十六、九、十一师团、重藤支队、“松岛部队”、“末松部队”……干的，而且他“不曾看到或听说……也不曾接到居民申诉或控告”，摆出一幅很无辜的样子。

然而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对谷寿夫的审判前后5个多月，证据5千多件，证人500多人，出庭80余人——中央军校教导部队辎重营营长郭岐（《陷都血泪录》作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受害者李秀英、幸存者赵永顺、白增荣、梁廷芳等中国证人，南京国际安全区秘书，金陵大学教授史密斯、贝德士等外藉证人，以及红十字会埋尸统计表、南京各处挖掘到的受害人头颅、约翰·马吉的影片、日军为炫耀武功拍摄的记录片等物证。

▲被发掘出的“万人坑”

白增荣、梁廷芳登上证人台，指着谷寿夫的鼻子揭露，在1937年12月16日下午6时，南京华侨招待所附近的5000余难民被谷寿夫的部队押往中山码头，疯狂扫射，尸体弃往江中。两人中弹受伤，与尸体一同飘流，得以幸免。

南京市民姚加隆接着登台控诉说，12月14日他带领全家在中华门斩龙桥避难，被谷寿夫的部队发现，妻子被轮奸杀害，8岁的幼儿、3岁的幼女因在一旁哀求，被谷寿夫部属用刺刀挑入火中烧死……

谷寿夫仍狡辩“不乱杀一人”，在目击者郭岐、许传音、史密斯的对质以及在中华门“万人坑”内发现的颅骨的物证之下，谷寿夫方寸大乱，当起了复读机，“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证人血泪控诉，法庭内外号哭阵阵，怒火冲天，如果没有法警，谷寿夫当场就要被愤怒的群众殴毙——众多的人证物证面前，谷寿夫的谎言被击得粉碎。

▲审判时，法庭外的群众

但是，不要以为找到证人，搜集证据是一件容易的事。

证据搜集由“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和“临参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三个机构负责，他们开始调查时，却发现工作十分艰难。比如“或因家中女性被奸淫，为了名誉赫然不宣，有时工作人员上门调查，因为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尤有之。”

此外，还有全家被杀，无从稽考的；有逃亡未归的；有因手续太繁而不愿提出的；或因羞愧，不愿报告的；或因事过境迁，不愿重抚创痕种种情形，经费还不足（战后很快就物价飞涨了）。

就是这样的条件下，大多数调查者则完全是凭着胜利后的激情和良知，克服了方方面面的困难，深入城市、乡村及受害家庭，反复耐心地做宣传工作，仔细询问受害百姓，还要为不识字的市民代为填报各类调查表。经费短缺、天气炎热、路途遥远的艰辛都没有使调查者们退却，而支撑调查者的信念就是要以此告慰死难之军民者——“在神圣法律之前，使诸烈士沉冤八年而终有所昭雪也”。

▲画家张玉彪创作的油画《南京审判日本战犯》

证据确凿，南京军事法庭最后判决“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他们因为罪行相似，被并案审判。这三头畜生被押上法庭时，嚣张的“武士道”早已荡然无存，一幅畏缩之相，一心只想活命，百般狡赖。

野田毅狡辩“百人斩”是“玩笑”，“日本随军记者浅海和我开玩笑说，已将你在南京杀了100多人的消息寄回日本，可以请奖，我当时就告诉他这个玩笑开不得。”向井敏明更是一口咬定根本就没有参加杀人比赛，辩称“《东京日日新闻》系虚伪登载，记者浅海专为我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羡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

公诉人据理驳斥，“日本当局对于军事新闻之统制检查本极注重，而《东京日日新闻》系日本重要媒体，如果该被告等并无此杀人竞赛之事实，绝无故为虚构以巨大篇幅专为该两个被告等宣传之理……其抗辩各节，均属无可采信。”

▲暴行的炫耀，成了无法抵赖的铁证

田中军吉就更不好狡辩了，因为他杀人的场面被拍成照片，登在了日本的报纸上。田中军吉只能硬着头皮否认，“照片上的人似乎很像我本人，不过并不是我……”然后又说照片上的人穿着衬衣，是夏天，只能证明在另一处杀了一人等等。

检察官严词驳斥，“东京报纸上印着你的照片，说你作战很勇敢啊，你否认这张照片吗？”，“被告所言纯属狡辩之词，要知道他在挥刀奋力猛斩之际，为便利动作，纵在冬令脱卸外衣，本属常事，而且连续斩杀300余人，怎能不热？事实俱在，已不容斤斤执此，希图避就，且其参与南京大屠杀之事实，已属众证确凿，有如上述，更奚容借端狡展之余地！”又出示日本的《皇兵》一书，书中印有田中军吉屠杀300余人的“助广”军刀，还有署名田中军吉的文章。

南京军事法庭最后判决，“田中军吉与向井敏明、野田岩，在作战期间，共同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各处死刑。”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强作镇静的谷寿夫用发抖的手在法庭笔录上签了字后，请求将装有头发，指甲和一首诗的小袋转寄家属，检察官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了。

庭长石美瑜下达了行刑命令，一声枪响，谷寿夫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被押赴雨花台行刑，三头畜牲抽了最后一次烟后，在他们曾经行凶的地方，被一枪爆头！

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总体上体现了盟国的正义性，以法律的形式将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无可辩驳的确定下来，昭告世界。尤其是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认定和判决，历届日本政府均不敢否认。

▲一枪爆头，战犯的下场！

但审判也有明显的缺陷，大屠杀的祸首之一的朝香宫鸠彦因是日本皇室成员而未被起诉，南京审判中也因为蒋介石的包庇而放过了岗村宁次——因为国力弱，话语权小和蒋介石的小算盘，即使胜利了，也无法将所有罪魁捉拿归案，每每想来，令人愤恨不已。

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对的起历史？

全程参加了东京审判的梅汝璈先生，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中国人还得争气才行！”

5. 高硕的个人简介

2010年起先后任山东中小企业网、济南千佛山公园、中国联通公司济南市中分公司、济南市历下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济南亨得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等单位法律顾问，防范和规避法律风险，为顾问单位健康发展出谋划策,为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是既熟悉经济又精通法律的复合型律师，赢得了委托人的高度赞誉。本人在办理案件的同时，注意研究理论学习，理论功底十分深厚，先后在多家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有《农村土地合同的处理问题》（发表于《农村大众》2010年第9期），《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之重构》（发表于 《中国经法论丛》第五卷等）。高硕律师秉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执业理念，勤勉敬业，每一个案件务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