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州司法所
1. 罗伊判例是怎么回事
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辩(上)
st代表多数意见陈述了判决理由:
(1)密苏里州1596号法令序言声称:“人类每一成员的生命始于受孕”:“未出生儿童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应受保护”:“未出生儿童与其他人权利同等的精神,应当贯穿于全部密苏里州法律的解释。”原告认为,政府采纳生命起始的某一理论而限制堕胎,违反罗伊判例;法律序言是指导法律解释的操作规范,因此,原告具有挑战序言的诉讼基础(Legal standing)。
多数意见认为,罗伊判决并不限制州政府表达它自身的价值判断,1596号法令序言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有关1596号序言的解释限制了上诉人的特定行为,因此,法院不必回答序言是否合宪的问题。
(2)1596号法令第188.210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亲生命而有堕胎必要,任何公共雇员在受雇事业范围内从事堕胎或者帮助堕胎为违法”;188.215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体生命而有堕胎必要,使用任何公共设备从事堕胎或者帮助堕胎为违法。”原告认为,对堕胎者关闭公共设施,显然远远超出了政府鼓励生育所必需的范围,这是一种限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断绝堕胎途径,将那些没有钱到私立医院求医的妇女推入困境。
多数意见认为,政府没有义务对堕胎提供任何帮助,政府利用公共设施和公共雇员鼓励生育并不构成对堕胎的限制。密苏里州法令禁止公共雇员在公立医院帮助堕胎,不过是让孕妇在相当于政府不建立任何公立医院的情况下进行选择。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确认:“第14修正案并不承认个人有权得到政府的任何优惠性帮助,即使这种帮助对于维护不受政府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必不可少的。”宪法既没有要求政府从事或者帮助堕胎业务,私立医院医生和他们的病人也没有宪法权利去利用公共设施进行堕胎。因此,188.210和188.215节规定没有违反宪法。
(3)1596号法令第188.205、188.210和188.215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亲生命,禁止使用公共资金为堕胎提供咨询,禁止公职人员为堕胎提供咨询,禁止在公共场所为堕胎提供咨询。但是,原告承认,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直接蒙受不利,故188.205节规定是否合宪不属于本案争议问题,法院没有必要对之进行审查。
(4)1596号法令第188.029节规定:如果医生有理由确信,妊娠期已达20周或超过20周,他必须首先以同业人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下应有的谨慎、技巧和熟练程度检查胎儿是否存活-通过必要的医疗检测,确定围产期、胎儿体重、肺活量,据此作出胎儿是否存活的判断。原告认为,根据罗伊判例,胎儿存活性当在妊娠24周之后,法令要求医生在妊娠20周做胎儿存活性检查,增加了堕胎困难和风险。
多数意见认为:罗伊判例关于胎儿存活性三阶段的划分是一个应当纠正的错误。
首先,胎儿存活性三阶段是一个僵化的划分,它使美国宪法成为希腊神话中的Procrustean床。“遵循前例固然是我们法制的基石,但是,在宪法领域,前例的约束力低于其他领域,除了宪法修正案之外,本法院是唯一可以进行变更的机构。当前例被证明在‘原理上不可靠,在实践中不可行’的时候,本法院从来没有约束自己重审前例。罗伊判例确定的三阶段就属于应当重审的情形。”宪法解释通常是阐述一般性概念、确立一般性规则,而罗伊判例与此背道而驰:作为罗伊判例核心的三阶段结构,既不能从宪法文本,也不能从其他可以发现宪法原理的场域中找到根据。三阶段缺乏清晰的界限,如果要遵循这一前例,结果必定导致一个错综复杂和不断扩张的法律规则的网络,这不是宪法原理的集合,而是成文规则的法典化。
其次,罗伊判例将州政府规制堕胎的时间限定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我们不得其解:为什么只有等到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才出现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要有一条僵化的界限,禁止国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干预,允许国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干预?”密苏里州法令第188.209节要求医生作堕胎手术之前,进行胎儿存活检查,这正是以存活性作为起始,实现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与罗伊判例并无抵触。实施这一法令固然增加了堕胎的成本,限制了医生自由决定范围,但是,并不违反宪法。
多数意见批判了罗伊判例关于堕胎自由属于隐私权的观点。多数意见指出:罗伊判例试图凭借隐私权形成一个宪法架构,试图裁判各州规制堕胎的法令,试图将历来受州法管制的医疗业务纳入法院违宪审查的范围,试图通过一张日历表一劳永逸地平衡州政府保护潜在生命的利益和妇女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
对于密苏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彻底推翻罗伊判例的主张,多数意见的回答是:本案和罗伊案涉及的事实显然不同-在本案,密苏里州政府强调,存活性是国家保护潜在生命的时间起点;在罗伊案,除了挽救母亲生命的堕胎之外,一切堕胎都被认为是刑事犯罪。鉴于案件事实和争点没有给法院提供全面推翻罗伊判例的机会,因此,法院所做的只能是修正、限定罗伊判例。
3.南宾州计划生育诊所诉凯瑟(1992)〔12〕
在凯瑟案,1982年颁布、1988和1989年修正的宾州堕胎控制法的合宪性受到挑战。该案原告是宾州5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和一名代表本人和其他人提起集团诉讼的医生。原告认为:宾州堕胎法与罗伊判决明显抵触,请求法院宣告该法违宪,发布禁令禁止该法实施。该案被告是宾州政府,美国联邦政府作为支持宾州政府的“法庭之友”参加诉讼。巡回法院宣布引起争议的法律条款全部违宪,发布永久性禁令;上诉法院推翻了巡回法院判决的主要部分;最高法院以5∶4作出判决,基本维持上诉法院判决。
在凯瑟案,O‘Connor法官代表3名大法官形成联合意见,Blackmun和Stevens两名法官对联合意见部分附合、部分反对,以首席法官Rehnquist为首的4名大法官表示异议。因此,只有部分联合意见成为多数意见。
联合意见一方面重申罗伊判决主文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界定罗伊判决主文而限缩罗伊规则。
凯瑟联合意见形成规则如下:
(1)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妇女有选择堕胎的自由,但是,国家为了保护潜在生命,可以限制堕胎,只是不能以禁止堕胎的方法进行限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除了继续妊娠危及母亲生命和健康的例外情况外,国家可以采用包括禁止在内的方法限制堕胎。联合意见并没有象罗伊判决那样把堕胎自由称为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或者“隐私权”,从而没有采取罗伊判决对限制堕胎法进行“严格审查”的规则。
(2)罗伊判决的三阶段划分既不符合该判决主文所承认的、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确保妇女选择不受政府干预而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废除罗伊判决的三阶段标准。政府以保护潜在生命或者鼓励妇女生育为目的之法律可以覆盖整个妊娠过程,只要法律措施没有给妇女的权利造成实质性的不当负担。在罗伊判决之后,最高法院以三阶段划分为依据而作出的判决,应当部分推翻。
(3)在废除三阶段标准之后,法院审查限制堕胎法是否合宪的标准是“不当负担”:如果法律目的或效果对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的堕胎造成实质性障碍,则为不当负担条款,得被废除。但是,“不当负担标准”本身并没有成为多数法官接受的规则-主张推翻三阶段标准的是7名法官(持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和持异议的4名法官),反对凯瑟判决“不当负担”标准的是6名法官(持异议的4名法官和持附合意见的2名法官),支持“不当负担”标准的只有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其结果是,凯瑟判决重申了韦伯斯特判决推翻三阶段标准的裁定,但是,没有任何标准代替三阶段标准。
凯瑟判决的联合意见与罗伊判决多数意见至少存在三个差别:其一,允许法律干预堕胎的范围实质性扩大,允许法律干预堕胎的时间实质性提前。根据罗伊判决,在妊娠过程中,保护孕妇健康和潜在生命的两种国家利益在内容上是分别存在、在时间上是先后形成,在一种国家利益形成之前,以实现该利益为目的而限制堕胎完全缺乏正当性。根据凯瑟判例,保护潜在生命和孕妇健康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妇女的堕胎权同时存在,政府限制堕胎的措施可以覆盖全部妊娠期;其二,罗伊判决和凯瑟判决在价值判断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别是关于潜在生命的认识。根据罗伊判决,潜在生命随着胎儿具有存活性而出现;根据凯瑟判决,潜在生命随怀孕而出现,而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潜在生命转化为一个“可以(脱离母体)独立存在的第二生命”;其三,违宪审查标准不同。根据罗伊判决,妇女堕胎选择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属于个人“基本权利”范畴,除非存在“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法律限制基本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根据凯瑟判例,妇女堕胎选择是受潜在生命限制的“自由”,违宪审查的标准是“不当负担”,这是一种较为宽松的司法审查标准。
在当事人争议的具体问题上,联合意见形成了基本维持宾州法律的判决:
(1)豁免条款审查。“病情危急”是宾州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可以豁免法律限制的理由。巡回法院认为,“病情危急”至少没有包含妊娠综合症、不可避免的流产和子宫内膜移位等需要立即流产的情形,而上诉法院则认为,“病情危急”显然包含这三种情况,联合意见认为,最高法院的传统是尊重下级法院对州法律的解释,因为,它们更接近法律实施的区域,因此,上诉法院认为“病情危急”条款合乎宪法的结论,应当维持。
(2)告知条款和等候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规定,医生在堕胎手术之前,必须告知孕妇堕胎的危险、胎儿围产期、政府对生育的医疗帮助、男方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收养儿童的信息,在告知有关信息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得进行堕胎手术。巡回法院认为,该条款增加了妇女的心理压力,是说服妇女放弃堕胎,而不是提供中性的信息,因此,与最高法院早先的判例-AkronⅠ案相抵触。联合意见则认为, AkronⅠ案适用的罗伊三阶段规则已被推翻,故政府可以说服妇女放弃堕胎。巡回法院还认为,24小时等待给妇女增加了堕胎的困难-她们至少要两次往返诊所,可能受到在诊所外示威人的骚扰,可能因为24小时之内两次外出而暴露堕胎意图,可能因为路途遥远而产生种种不便。联合意见则认为,这些规定固然给妇女造成麻烦,但是,并没有构成实质性障碍,因此,不属于不当负担。
(3)配偶通知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堕胎,必须向医生提交书面声明,表明已经将堕胎决定通知丈夫,或者签署另一份显示下列事实之一的书面声明:a.丈夫不是导致她怀孕的男人;b.丈夫下落不明;c.怀孕是因为她本人已经举报的婚内强奸;d.通知将导致丈夫或者其他男人对她的身体伤害。
巡回法院认为该条款违宪,上诉法院推翻了巡回法院的裁定。
联合意见认为,配偶通知义务给堕胎造成实质性障碍,属于不当负担。一些研究报告表明:美国,200万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另一些研究报告则表明:家庭暴力更为广泛,大约有一半已婚妇在婚姻期间遭受殴打;在夫妻关系不和的家庭中,妻子对丈夫披露怀孕,常常引发家庭暴力。丈常常以妻子婚外怀孕为借口而实施暴力,如果妻子为了逃避家庭暴力而居住在妇女收容所,通知务将使她暴露住所而处于不安全境地。考虑到家庭暴力广泛存在的事实,配偶通知义务会使妇担心自身和子女安全而放弃堕胎。
州政府争辩说,社会调查表明:在堕胎妇女中,已婚妇女只占20%,在寻求堕胎的已婚妇女中,95%的人愿意事先通知丈夫;因此,对配偶通知义务感到不便的人,只占堕胎妇女总数1%.联合意见则认为,受限制人数多少无关紧要,因为,法律本身就是限制可能实施某一行为的人,而不是限制其他人。州政府的另一个抗辩理由是,丈夫有权关注潜在的生命;联合意见回答说,一个生理上的事实是,怀孕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堕胎法是限制妻子,而不是丈夫的自由。
(4)未成年人征得父母同意条款审查。联合意见认为,未成年人有必要在作出堕胎决定之前征询父母意见,此外,法律允许不愿征求父母意见的未成年人得到司法豁免,因此,不构成不当负担。
(5)报告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要求医院和诊所向政府报告每一例堕胎病案,报告内容包括:医疗机构名称;堕胎手术的方法、时间、地点;胎儿围产期、重量;孕妇年龄、生育史和堕胎记录。根据政府的信息公开法令,公众有权知晓政府取得的医疗报告。但是,联合意见认为,这些信息并不足以暴露妇女身份,因此,没有构成不当负担。
最后结果是,除了配偶告知条款之外,其他引起争议的宾州法律均合乎宪法。
二、 民主政治和司法裁判的分野之一:法院能否从罗伊案找到自己的合法角色?
(一) 关于法院入侵民主政治的指责
罗伊法庭擅断僭越,侵入了一个本来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政治问题,这是对罗伊判例的主要批评之一。
在罗伊案不同意见中,White大法官认为:罗伊案争议的问题,“本来应该留给公众和公众为解决自身事务而设计的政治程序去解决”:“罗伊判决不必要地和过分地行使了违宪审查权”;其结果是,“50个州的公众和立法机构因为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而丧失了权衡两种对立利益的权利-一方面是胎儿发育成长和继续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继续怀孕而可能受到影响的母亲的权利。”
在韦伯斯特案多数意见,首席大法官Rehnquist指出:我们今天的判决将允许州政府对堕胎问题进行规制,这种规制按照罗伊判例可能是被禁止的。但是,维宪审判绝对不是越俎代庖,不是解决立法过程中互不两立的政治分歧,政治问题应当由民选代表去解决。“宪法将一些事务设置在民主程序之内,将另一些事务设置在民主程序之外,维宪审判就是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韦伯斯特案附合意见,Scalia大法官强调:罗伊案是最高法院本来不应当介入的政治问题,法官试图作为国务活动家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必要的冒险。“一旦陷入政治问题,法院就会面对公众压力而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解决政治问题应当顺应多数民意;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法官是任命的,而不是民选的,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是终身的,能否得到民众多数支持与能否继续任职无关;法官的角色是遵循法律,而不是顺从民意,法院决不应该超出案件事实本身去回答任何宪法问题-只要不必涉及宪法问题,法院就没有必要牵扯宪法问题;只要可以根据前例解决当前争议,法院就没有必要创制新的宪法规则。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应该制造一个宽度超出案件事实需要的宪法规则。”罗伊判例的错误正是制定了一个宽度超出案件事实需要的宪法规则,从而使最高法院陷入了政治纷争。在凯瑟案不同意见, Scalia大法官重申:允许还是禁止堕胎,应当象其他重要问题一样,通过民主途径解决-公众互相说服,然后进行表决,换言之,是否限制堕胎,是全面限制、还是从特定时间开始限制,采取何种方式限制,应当由各州政府通过反映当地多数意见的法律决定,而不是由最高法院代替州政府进行立法。
在Scalia看来,既然法院不能充当回应公众反映的角色,卷入政治问题极为不明智。Scalia的质疑重复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法院通过解释法律而回答一个政治问题,是否越界入侵?如果这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法院凭什么就此作出决定?
Bork法官和Scalia观点相似(当然,仅仅相似而已)。Bork认为,罗伊判例是本世纪司法入侵民主政治的最坏的实例,一旦司法卷入政治,必定导致法院的毁灭,罗伊判例应当彻底推翻。Bork和Scalia都认为,司法应当和政治隔离,但是,Bork比Scalia更为激烈。Bork进一步提出质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是否正当和必要?欧洲国家的最高法院并不拥有类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但是,欧洲人民享有的自由未必在美国人民之下。〔13〕Bork争辩说,如果最高法院有权通过宪法解释而裁判政治问题,那么,立法、行政当局也应当有同样的权力;一个当事人对最高法院的裁定不满,完全可以就同一问题向其他权力机构请求裁断。〔14〕
Ely教授同样激烈批评罗伊判例,但是,他的看法和Bork、Scalia有明显区别。Ely并不反对法院卷入政治,他认为:如果司法干预能够推动以选民参与和代表机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干预就是正当的,相反,就是不正当的。罗伊判例的非法性不是因为法院卷入了政治问题,而是法院剥夺了已经得到立法保护的少数利益。Ely争辩说,与无数未出生就被处置的生命相比,妇女是多数胎儿是少数。〔15〕Ely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社会听任少数法律精英人物摆布,民主政治的基础就会被动摇。
(二) 权利制衡:司法被动干预政治的正当理由
在美国,司法入侵政治不足以单独动摇罗伊判例合法性,因为,违宪审查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司法职能。司法干预政治的指责只是一个质疑,一个迫使最高法院进行辩解的质疑。自从1803年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16〕开创违宪审查先例之后,最高法院反复阐述了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三个正当理由:
1.法院的职责是在具体个案中应用法律。只有解释法律,才能应用法律,因此,法律是什么,只能由法院通过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解释决定。如果宪法不能通过司法解释而应用于个案,其存在就毫无意义,而法院解释宪法又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法律是否和宪法抵触?〔17〕
2.在多数民主下,宗教、种族和政治少数的利益可能被剥夺或者得不到平等保护。如果少数人在一个社会处于分散和孤立无援的状态,他们只能听任多数人专断和任意的摆布。法院审查多数人决定的法律是否合乎宪法,正是对民主政治的必要补充。〔18〕民主多数可以修改宪法,但是,不能通过法律剥夺或者不当限制宪法保护的基本个人权利。罗伊判例的反对者也承认:法院为少数利益而审查民主多数决定的法律是一个正当理由。正是基于这一共识,L.Tribe教授才有理由争辩:一个国家关于基本权利的法律应当一致,而不能象禁酒、交通规则那样由各州根据“地方性知识”自行决定;蓄奴州和废奴州划界而治的历史教训告诉美国人民,关于基本权利问题只能服从联邦宪法。当公众就个人基本权利发生重大分歧时,法院在宪法的名义下寻求解决方案是顺理成章的。〔19〕
3.联邦党人关于司法制约立法和行政的职能,是最高法院进行辩解时反复引用的正当理由“法院既无武力,也无金钱,为三权中最不具有危险性的部门”,“法院为人民和立法机关之间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范围内行事。”〔20〕
尽管司法和民主之间存在传统边界,但是,传统边界并不是封闭的和不可改变的。在传统边界模糊的接壤地带重新划分边界和无视传统边界的大举入侵是有区别的,前者会被容忍,后者会受到抵制。因此,关于罗伊判例的合法性疑问不是法院是否越界干预民主程序,而是法院是否偏离传统角色,以大举入侵的方式进行了干预?法院是否改变了司法克制的立场,而过分地、不必要地介入政治冲突?
(三) 司法克制和司法主动的界限:关于Scalia将罗伊案和司考特案〔21〕相提并论的质疑
1.违宪审查毕竟不是法定权力。最高法院通过违宪审查而干预政治,与其说是来自宪法本身的权力,不如说是来自民主多数的容忍。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在一个崇尚多数民主的社会保持这种权力,不是因为它有权势,而是因为它在主动出击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保护自己的软下腹。每当最高法院干预政治的时候,总是采取说服民主多数的低姿态:法院是维护民主多数已经接受的宪法,只要可以避免宪法问题,法官就不会涉及宪法问题;法官尊重民主多数的选择,不管他是否同意这种选择;法院干预具有重要价值而值得容忍;法院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只是遵循先例等等。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最高法院一面打开司法入侵政治的门户,一面重申政治性质的问题不属于法院管辖,法院只是在行使解释宪法的权利;从1905-30年,最高法院一面宣布200多个规制经济的法律违宪,一面谦虚地说:自己只是遵循前例,并非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巴克案,最高法院一面突入以前从来没有过问的议员席位分配问题,一面仔细斟酌司法和政治的界限,表白自己并未越界。〔22〕这不是虚伪,而是明智:最高法院需要以谦虚的姿态和尊重民主多数的立场,交换民主多数的容忍。如果最高法院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有权干预政治,那就构成对多数民主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不可容忍和无望取胜的。因此,最高法院的传统是,对政治问题采取司法克制立场。
(1)罗伊判例受到的批评是,最高法院放弃了司法克制立场,对政治问题采取主动、逼人的态度。
Scalia认为,罗伊判例是司考特案的翻版。〔23〕在司考特案,当事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问题是:黑人是不是宪法保护的“公民”?最高法院冷酷地回答:“不是。”
首席大法官Taney代表多数法官宣读了判决意见。Taney大法官认为:(1)在宪法创制者的意图中,黑人并不是宪法保护的“主权人民”或者“公民”,相反,黑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劣等民族(a subordinate and inferior class of beings)”,他们不能主张宪法规定由公民享有的“特权和豁免”。“至于法律政策或者隐含政策是否公正,这不是法院可以裁定的问题,而是应当由政治权力、立法机构、缔造国家和创制宪法的人决定的问题……法院只是按照他们的意图和意愿解释他们下达的指令……”;(2)按照美国宪法,国会不得制定法案“未经正当程序而剥夺公民财产”,司考特是被告的财产,国会制定的“密苏里折中法案”侵犯了被告的财产权,应属无效;司考特不得根据该法案主张任何权利。
这一判决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对Taney法院的挑战,林肯在一次演说中问听众:“司考特案是否解决了奴隶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听众的回答:“没有。”林肯说:“一个判决只能解决一个案件,不能解决一个法律,更不能解决国家未来。”在1868年,宪法第14修正案推翻了司考特判决。
在司考特案141年之后的凯瑟案,Scalia挖苦罗伊判例多数意见的代表Blackmun,将他比做Taney首席大法官。〔24〕,Scalia声称,凯瑟案判决使他想起了悬挂在哈佛法学院的Taney首席法官的画像,“已经82岁高龄的Taney身着黑装,端坐在阴影遮蔽的红色扶椅里,左手搁在腰间的一摞文档上,右手搁在扶手边,无力地垂荡,似乎是毫无生气。Taney直视观瞻者,他的表情、他深陷的眼睛流露出无可名状的哀伤和黯然。也许,他的神情总是这样,即便在感受思考的最大乐趣时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他作为首席大法官的生涯因为司考特案而蒙上的阴影,我们不能不认为:司考特案在他脑海里燃烧,他在思考这一案件对法院的影响,对整个国家昙花一现的影响。大约两年前,他也认为自己是‘呼吁在全国性分歧中对立的双方结束争议,接受植根于宪法的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Scalia将Taney和Blackmun相提并论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一直重复Taney在司考特一案的核心观点:法院不应当干预政治。Taney正是以法院对政治问题无可奈何为借口,回答了当时最为尖锐的政治问题:黑人不是可以主张宪法权利的公民,而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Scalia的一贯主张是,法院应当对宪法问题采取被动态度,法院尝试平息全国性的政治纷争,结果总是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因此,始终和Taney站在同一立场的,不是Blackmun,而是,Sca
2. 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详细介绍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位于美国华盛顿兀兴腾特区宾州大街的胡佛大楼,面朝宾夕法尼亚大街。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于1908年成立,原名司法部调查局,1924年改为现名。它原是美国司法部下属的主要为执法收集情报的部门。近年来权力有所扩大,主要负责美国国内的反间谍和重大刑事案件侦破工作。
2002年5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对联邦调查局原定的一些限制,扩大这个机构在国内调查和监视公众的权力,以进一步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根据政府新的授权,联邦调查 局特工以后可以对国内任何因特网站、图书馆、教堂、公众集会甚至政治组织进行监视。同时,联邦调查局在国内的各分支机构可以不必经过总部同意就启动有关调查程序。
联邦调查局局长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任期10年。联邦调查局主要职责包括同犯罪团伙、恐怖活动和外国间谍作斗争。协助各州和地方警察确认和追踪州与州之间的逃犯,发布有关最严重的通缉犯的消息,并提供寻找罪犯方面的训练和研究。该局总部设在华盛顿,下设10个由助理局长担任领导的职能部门,分管鉴定、训练、刑事调查、技术服务等工作,并在全国59个城市设立外勤办事处及从属于它们的400多个“地方分局”,还有分布在世界22个国家的驻外机构,执行总部分配的任务。该局有工作人员2万多名,其中8600多人是外勤人员。每年的预算为23亿美元。该局建有刑事犯罪 “科学实验室”、“中央指纹档案馆”和专门训练高级特工人员和警察的“学院”。
美国联邦调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简称FBI),是美国司法部的主要调查手段,根据美国法典第28条533款,授权司法部长“委任官员侦测反美国的罪行”,另外其它联邦的法令给予FBI权力和职责调查特定的罪行。FBI现有的调查司法权已经超过200种联邦罪行。十大通缉要犯清单从1930年起公布于众。
FBI的任务是调查违反联邦犯罪法,支持法律。保护美国调查来自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导阶层和法律执行方面对联邦、州、当地和国际机构提供帮助,同时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于美国宪法前提下履行职责。
在FBI每次调查的情报资料后,递交适当的美国律师或者美国司法部官员,由他们决定是否批准起诉或其它行动。其中五大影响社会的方面享有最高优先权:反暴行、毒品/组织犯罪、外国反间谍活动、暴力犯罪和白领阶层犯罪。
FBI曾经有不纯的历史, 即支持法律, 有时候又破坏它。但在大多数美国人的通常印象里:它是打击罪行最有效的机构。专门特务的人员每年都在增长,现在已经超过11,000名成员。大多数专门特务驻在外国,作为大使法律随员在美国使馆工作,FBI自称为:“LEGATS”。
联邦调查局的历史
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任期中,司法部长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于1908年7月26日成立了由专门特务组成的联邦调查局。一开始叫做调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简称BOI),到1935年改为联邦调查局。
约(翰)·埃德加·胡佛在1924年5月10日成为调查局局长。当时调查局花费大量精力调查没有犯罪的政治激进分子(如,社会主义者阿尔贝特·爱因斯坦 )。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任时,提醒胡佛自由主义不是罪行,而应是现任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政治活动。
FBI科学检测罪行实验室(众所周知是FBI Crime Lab),正式成立于1932年11月24日。
二十世纪30年代,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批臭名昭著的绑架,抢劫和杀人犯,例如John Dillinger, "Baby Face" Nelson, Kate "Ma" Barker, Alvin Karpis和George "Machine Gun" Kelly。在打击三K党的行动中联邦调查局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从二十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联邦调查局调查了针对美国的间谍案。二战期间联邦调查局曾抓获8名到美国执行破坏任务的纳粹间谍。
联邦调查局还针对美国的有组织犯罪进行了很多工作,打击了很多犯罪组织和集团,例如Sam Giancana家族和John Gotti家族。
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联邦调查局进行了颇有争议的Cointelpro行动。这次行动的内容是调查和妨碍美国持不同政见的组织的行动。这些组织包括军事组织,非暴力组织和民权组织。胡佛关于马丁·路德·金的调查也是臭名昭彰的 – FBI没有找到任何犯罪证据,并试图使用其私人性生活录音带进行要挟。《华盛顿邮报》声称联邦调查局还至少给马丁·路德·金寄过一封怂恿其自杀的匿名信。
在1990年代,显示FBI科学检测罪犯实验室经常犯低级错误。在一些本来证据显示嫌疑犯无罪的案件中,技术人员却报告证明他们有罪。当这种错误被发现时,许多这样的案件会重审。
3. 宾夕法尼亚州--英文简介
The state named in honor of William Penn, founder of its original colony, was also the site of 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is perhaps best known as the place where that subversive document,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as drafted and signed in 1776. In the 19th century, as the Instrial Revolution replaced America's struggle for freedom from British rule, Pennsylvania's contributions to mining, manufacturing, and transportation were significant. And though the coal and petroleum instries have been hit hard in recent years, their proction is still central to the state's highly diversified economy.
Pennsylvania's cities are centers of culture and learning: the Philadelphia and Pittsburgh symphony orchestras are highly regard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Andrew Carnegie Museum in Pittsburgh and 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curate major traveling exhibitions year-round, in addition to housing their own impressive permanent art collections; and Carnegie-Mellon, Villanova, and Lehigh Universities are just a few of the respected names in American higher ecation. Add this to the bucolic scenery of Pennsylvania's green valleys, rich farmland, and mountain ranges, and it's no wonder that it's the fifth most populated state in the nation.
4. 美国大选已经落幕,为什么特朗普的律师却声称还没结束呢
前不久,特朗普身边的一名律师放出狂言,宣称特朗普竞选团队很可能会依赖于通过一项极为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手段来破坏即将走马上任的新任总统拜登在宾州和其他州的选票胜利。
此外,他们还需要宾州的选举证明,然后让该州议会同意将特朗普的选举人送入选举团,这一切的一切都使美国总统大选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宾州的法官发布了一则新命令,那就是禁止宾州进一步采取行动证明自己的选举结果。因为宾州在11月27号的听证会以后,行动前提要素是需要有进一步行动来完善自己的大选结果认证,该州州务卿这段时间也正式官宣拜登在宾州以80555张选票的极大优势获得了自己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行为无异于对他的挑衅,即便之前拜登已与特朗普达成和解,但和解不代表不会破裂,特朗普的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
5. 美国各州的缩写是什么
截至到2018年,美国有50个州,具体各个州的缩写参照下表。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立法、司法、行政体系。州议员和州长都由普选产生。
(5)宾州司法所扩展阅读
美国人口普查局把全国划分为九大地区:
1、新英格兰地区包含: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主要城市:波士顿、纽黑文、普罗维登斯、曼彻斯特、奥古斯丁。
2、中大西洋地区包含: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华盛顿特区。主要城市:费城、纽约城、匹兹堡、里士满、巴尔地摩、华盛顿特区、查尔斯顿、布法罗、弗吉尼亚比奇。
3、东南地区包含: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佛罗里达州。主要城市:夏洛特、亚特兰大、哥伦比亚、萨凡纳、杰克逊维尔、坦帕、迈阿密、奥兰多。
4、上密西西比河谷地区(五大湖区)包含: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主要城市:底特律、芝加哥、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哥伦布、密尔沃基、大急流城。
5、南方地区包含: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主要城市:小石城、纳什维尔、孟菲斯、新奥尔良。
6、中西部地区(大平原地区)包含: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内布拉斯加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主要城市: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俄克拉荷马城、林肯、俾斯麦。
7、落基山区包含:蒙大拿州、爱达荷州、内华达州、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主要城市:盐湖城、拉斯维加斯、雷诺、丹佛。
8、太平洋海岸区包含: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主要城市: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
9、西南地区包含: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德克萨斯州。主要城市:凤凰城,圣菲,达拉斯,休斯顿。
6. 王政的人物简介
王政
身 高 178cm
体 重 72kg
毕业院校 中央戏剧学院
语言:国家普通话一级甲等、熟练掌握专上海话、属北京话、东北话、英语
特长及爱好:驾驶、骑马、武术、游泳、配音。
实力派青年演员,中央戏剧学院科班出身,出道十多年来,稳扎稳打,用一部部有质感的影视剧作
品证明了自己的精湛演技。
拓展资料
他是电影《鹰笛天缘》中的男一号付勇,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山楂树之恋》中的大哥长森,《大别
山之恋》里的于果。电视剧代表作品有:《兵团往事》、《永不消失的电波》、《老三届》、《国
家命运》、《突围突围》《狂奔的左左》、《陆军一号》等。
7. 美国总统是怎样产生的,数十年来得票最多的候选人
你好 历届候选人得票数最多的是里根总统 :
第50届 1984 朗奴·里根 ( 共和党 ) 525
美国选举过程如下:
在二百年前美国刚建国时,美国的先贤就设计了"选举人"制度,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客向选民虚假承诺骗取选票,由"选举人"间接选总统,以避免弊端。但今天这层意义已消失,它和间接选举无关,也没有实际的选举人,只有"选举人票"。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尊重各州的权利,它是美式民丨主的放权、尊重地方州权的体现。
美国全部"选举人票"共538张,是参议员(100名)、众议员(435名)、华盛顿特区代表(3名)的总数。参议员按州分配,50州每州2名;众议员按人口产生,约50多万人选出一名。例如纽约州约有1,600多万人口,就有31名众议员,再加上2名参议员,总共有33张选举人票。
按照选举人票制度,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如果赢得了这个州的多数人头票,就算赢得了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被称为"赢者通吃"。候选人在各州赢得的选举人票累计超过538票的一半(270张),就当选总统。
由于是采用赢者通吃的计算方式,那么就可能出现候选人赢了全国按人头计算的普选票,却因选举人票没过半而输了大选的现象。例如,上次大选时,在全国人头票中,民丨主党候选人戈尔比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多出50万张,但由于最后在佛罗里达州布什赢了戈尔几百张人头票,按赢者通吃原则,布什就赢得了该州的全部25张选举人票,因而使他的选举人票在全国超过半数,而当选了总统。
美国一直有人认为"选举人"制度不合理,呼吁废除,改采全国按人头计票制度,谁获多数票谁当选。据《选举团和宪法》()作者、丹佛大学法学教授哈德维(RobertM.Hardaway)的研究,过去两百多年里,美国国会曾有700多项法案要取消"选举人"制度,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以200年计算,等于平均每年就有近4次,但为什么都没有通过?
原因是,美国先贤设计的这种选举制度不仅适合美国联邦制的国情,并且更体现民丨主的真谛:在服从多数的同时,能够尊重少数。具体来说,它有四大好处:
第一,保护小州的利益。美国是联邦制,50州其实相当于50个"州国","州国"和"省"的概念完全不同。"省"意味中央集权,"州国"是联邦。美国各州都有独立司法和立法权,例如州巡警不通知对方,不可跨越州界,进入他州。如果开车在美国横贯旅行,会看到州界间写着"欢迎到本州岛"的标志,各州边界划分得很清楚。
美国先贤对制度的设计,重点是强调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其宪丨政理念是把权力下放到各州,并保证大州小州在联邦层次上权利平等。例如,美国参议院权力比众议院更大,但参议员的产生,和州的大小、人口多寡毫无关系,而是硬性分配,每州两名。加州人口是罗得岛州的60倍以上,但这最大和最小两个州的联邦参议员人数完全一样。美国建国之初那些小州同意加入联邦,条件之一就是保证它们和大州有平等权利,并实行"选举人"制度。
"选举人"制度符合一人一票、多数当选的民丨主原则,只不过不是以全国人数为"单位",而是以"州"为选举单位。这个多数,不是全国范围的"多数",而是每一个州的选民多数,这样更能保护小州的权益。这种制度迫使总统候选人不能只看重几个大州,而是看重每一个州,在每一个州获得多数选票。
而如果实行全国按人头计票方法,那么几个人口众多的大州联合起来,就有可能操纵选情。例如,美国最大的7个州枣加州、纽约州、德州、宾州、佛州、伊利诺伊州、俄亥俄州人口加起来,相当美国总人口的一半。如果实行全国普选票制度,那么总统候选人只需在这几个大州拉票,不必再光顾像罗得岛、阿拉斯加那样的小州了。全美只有三张选举人票的小州有7个,四张的有6个;如果不硬性每州分配2名参议员以及实行"选举人"制度,这些小的权益一定被大州吞没。罗得岛州人口虽只是加州人口的60分之一,但选举人票却是加州的18分之一,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保护了罗得岛州的权益。因此"选举人"制度不仅符合美国的联邦制国情,更体现民丨主的原则枣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这种"选举人票"制度有点像NBA篮球赛,它不是按各场赢球总积分(相当于全国按人头计票),而是以赢得的场次多少(相当选举人票的每个州)来决出胜负。也就是说,NBA一个赛季打下来,总共82场,它不是累积计算每一场赢的分数,而是以每"场"为计算单位,赢得最多场的,就是赛区冠军。这样计算更体现这个球队的真正总体实力。
"选举人票"制度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通过赢者通吃的方式,一次到位产生总统,而不会像其它国家那样,第一轮总统选票没过半,再第二轮选举。因为只要有第二轮选举,就容易有政治分肥和交易,结果会扭曲选民意向,被迫把选票投给其它候选人。
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两百多年来,一次由于两位候选人的全国选举人票相等,另一次是三名候选人平分票源,没人过半,而由众议院投票在候选人中选出总统。按照美国宪法,众议院投票做这种仲裁时,并不是435名众议员全部投票,而是以州为单位,每州一票,过半获得26州的票才能当选总统。这种规定再次显示对州的权益的保护和重视。美国两百年来只有两次由众议院票决,意外率才是1%,证明"选举人"制度相当有效。
第三,"选举人"制度可以立即产生总统,而避免全国人头计算选票,清点到每一个村镇的每一张选票,使总统长时间无法产生。
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郡重新点票,就要几个星期,如果普选票数相当接近,必须重新清点全国的选票,一直到每个村落,那么全美50州都这样计票,总统恐怕要几个月才会产生。而总统产生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现政治麻烦,因为那些政治动物们就会动脑筋钻这个时间差的空子。
实行"选举人"制度,赢者通吃,会在选举当天立即产生总统,败者承认落选,赢者发表当选感言,选举就算结束。这种投票就马上计票,连夜用机器计算出选举结果的方式,可以免由于时间拖长而带来的可能政治纠纷。
根据上述哈德维教授的研究,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这二百年来,"几乎每次都是立即产生总统,上次选举纠纷是历史上少有的例外。"而且在实行这个制度的两百多年中,只有4次(包括戈尔那次)出现候选人在全国普选票中领先,但由于输了选举人票而落选的情况;等于两个世纪才出现4次,频率极小。
第四是不产生众多小党,使宪丨政制度比较稳定。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而不是像其它民丨主国家那样有很多小党,这和美国一直实行"选举人"制度有直接关系。由于选举人制度是以"州"为"计票单位",而且又是实行"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赢者囊括所有选票,因此,使得票第二多、第三多的候选人毫无所获。每个州的选举结果只有一个赢家,没有第二、第三,这样就不会产生小党,更无法产生政党比例制的多党制。
政党过多,尤其是实行政党比例制的多党制,两个小党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一个没有过半数的大党,或者多党联合执政,结果容易导致内阁不稳定,选举频繁。在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民丨主国家的印度,也是由于政党比例制而小党"丛生",目前国会有席位的政党就有30多个。
1998年4月印度人民党在全国大选获胜,由于席位没有过半,只好联合其它多个小党组阁,但执政仅375天,就因其中一个仅有18席的小党内讧而被不信任票投垮,导致印度不得不提前大选,印度人民党靠联合24个小党才在国会席位中过半得以再次组阁。
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就使小党没有多大存活空间,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不存在多个小党联合起来投不信任票而结束内阁的现象。总统因触犯法律遭弹劾,副总统则继任,不存在必须解散内阁、提前全国大选之事,从而使政局稳定。
任何一种选举制度都有它的不足之处,但从"选举人"制度实行两百多年的历史,以及它的特点来看,它虽有缺点,但更符合美国联邦制的国情,更体现民丨主原则。因而对那些嚷嚷着废除"选举人"制度的美国人,哈德维教授感叹地说,"这一制度在过去两百年里一直很奏效,美国人都被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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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数 选举年份 当选人 ( 党派 ) 选举人票
1届 1789 乔治·华盛顿 ( 无党派 ) 69
2届 1792 乔治·华盛顿 ( 无党派 ) 132
3届 1796 约翰·亚当斯 ( 联邦党 ) 71
4届 1800 托马斯·杰弗逊 ( 民 主共和党 ) 73
5届 1804 托马斯·杰弗逊 ( 民 主共和党 ) 162
6届 1808 詹姆斯·麦迪逊 ( 民 主共和党 ) 122
7届 1812 詹姆斯·麦迪逊 ( 民 主共和党 ) 128
8届 1816 詹姆斯·门罗 ( 民 主共和党 ) 183
9届 1820 詹姆斯·门罗 ( 民 主共和党 ) 215/218
10届 1824 约翰·昆西·亚当斯( 民 主共和党 ) 84
11届 1828 安德鲁·杰克逊 ( 民 主党 ) 178
12届 1832 安德鲁·杰克逊 ( 民 主党 ) 219
13届 1836 马丁·范布伦 ( 民 主党 ) 170
14届 1840 威廉·亨利·哈里森( 辉格党 ) 234
15届 1844 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 民 主党 ) 170
16届 1848 扎卡里·泰勒 ( 民权党 ) 163
17届 1852 富兰克林·皮尔斯 ( 民 主党 ) 254
18届 1856 詹姆斯·布坎南 ( 民 主党 ) 174
19届 1860 亚伯拉罕·林肯 ( 共和党 ) 180
20届 1864 亚伯拉罕·林肯 ( 国家联合党 ) 212
21届 1868 尤里西斯·格兰特 ( 共和党 ) 214
22届 1872 尤里西斯·格兰特 ( 共和党 ) 286
23届 1876 拉瑟福德·伯乍得·海斯( 共和党 ) 185
24届 1880 詹姆斯·加菲尔德 ( 共和党 ) 214
25届 1884 格罗佛·克里夫兰 ( 民 主党 ) 219
26届 1888 本杰明·哈里森 ( 共和党 ) 233
27届 1892 格罗佛·克里夫兰 ( 民 主党 ) 277
28届 1896 威廉·麦金莱 ( 共和党 ) 271
29届 1900 威廉·麦金莱 ( 共和党 ) 292
30届 1904 西奥多·罗斯福 ( 共和党 ) 336
31届 1908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共和党 ) 321
32届 1912 伍德罗·威尔逊 ( 民 主党 ) 435
33届 1916 伍德罗·威尔逊 ( 民 主党 ) 277
34届 1920 沃伦·盖玛利尔·哈定( 共和党 ) 404
35届 1924 卡尔文·柯立芝 ( 共和党 ) 382
36届 1928 赫伯特·胡佛 ( 共和党 ) 444
37届 1932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民 主党 ) 472
38届 1936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民 主党 ) 523
39届 1940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民 主党 ) 449
40届 1944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民 主党 ) 432
41届 1948 哈利·杜鲁门 ( 民 主党 ) 303
42届 1952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 共和党 ) 442
43届 1956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 共和党 ) 457
44届 1960 约翰·肯尼迪 ( 民 主党 ) 303
45届 1964 林登·约翰逊 ( 民 主党 ) 486
46届 1968 理查德·尼克松 ( 共和党 ) 301
47届 1972 理查德·尼克松 ( 共和党 ) 520
48届 1976 吉米·卡特 ( 民 主党 ) 297
49届 1980 朗奴·里根 ( 共和党 ) 489
50届 1984 朗奴·里根 ( 共和党 ) 525
51届 1988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 共和党 ) 426
52届 1992 比尔·克林顿 ( 民 主党 ) 370
53届 1996 比尔·克林顿 ( 民 主党 ) 379
54届 2000 乔治·沃克·布什( 共和党 ) 271
55届 2004 乔治·沃克·布什( 共和党 ) 286
56届 2008 贝拉克·奥巴马 ( 民 主党 ) 364
希望能帮到你!
望采纳!
8. fbi总部邮编是什么啊
FBI Headquarters
935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535-0001
华盛顿来特区西北区宾夕法自尼亚大道935号FBI总部,邮编20535-000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fice of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D.C. 20505
华盛顿特区中情局公共事务办公室,邮编20505。
兰利总部的地址没有公开,兰利当地的邮编是22101。
这些东西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官网上都有。
9. 斯库诺交易号诉麦克法登案 请简介一下具体情节
斯库诺交易号诉麦克法登案”
(The Schooner Exchange v. M'Faddon, 11 U.S. 116 (1812)
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库诺交易号诉麦克法登案”的判决,可以被认为是确立国家豁免原则的最重要的早期国内法院判例之一。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判决中指出了给予被告国家管辖豁免的基本理由,即“各国主权完全平等和绝对独立,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互相交往并和平相交,由此产生某种情况,即:各主权国家放弃行使各自具有的一部分完全排他的属地管辖权。
案情:
“交易号”原是一艘美国公民拥有的纵帆船。该船于1810年在公海上被法国军队拿捕,以后成为法国的一艘公船,取名“巴拉乌号”。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由于天气恶劣,该船被迫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港。于是该船的原所有人在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将原“交易号”判归他们。该船没有派人出庭应诉,但宾州检察官代表美国政府到庭陈述意见,认为该船即便是从原告手中非法没收的,其所有权也已于没收当时转属法国皇帝,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起诉并释放该船。地区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原告上诉到联邦巡回法院,巡回法院否定了地区法院的判决。宾州检察官遂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判决及依据:
联邦最高法院于1812年作出判决,撤销了巡回法院的判决,并确认了地区法院的判决。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在其制作的判词中指出:
一国在其领土内的管辖权是排他的和绝对的,但它可以自我加以限制。这种类似于主权象征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管辖权并不要求将外国主权者和他们的统治权利作为其管辖权的客体。一个主权者在任何方面都不从属于另一个主权者,他负有不把自己或其主权权利置于另一主权者管辖之下,从而贬损其国家的尊严的最高义务。
主权者的这种完全平等和绝对的独立,以及促进他们相互交往和彼此通好的共同利益引起了这样一个结果:每个主权者都被认为放弃行使其完全排他的领土管辖权的一部分,而这种管辖权一直被视为是独立国家的特征。首先,主权者被允许享有在另一国领土内不受逮捕或拘留的豁免;其次,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外国大臣;再次,一国主权者在允许外国军队通过其领土时,放弃其领土管辖权的一部分。
在本法院看来,作为一项公法原则,外国军舰进入对它们开放的港口,应被视为经友好国家的同意而免受其管辖。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来源于一国司法权无力强制执行这类案件的判决;来源于一国君主的权力足以对另一国君主所为的非法行为进行报复的考虑。
如果上述论据是正确的,那么“巴拉乌号”作为一艘为与美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外国君主服务的军舰,依据允许外国军舰进入友好国家港口的一般原则,进入了对它开放的美国港口,必须认为是得到了进入美国领土的默示许可,如果它以友好的方式行事,应该享受管辖的豁免。
The Schooner Exchange v. McFaddon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1 U.S. 116 (1812)
Facts
Material Facts: The schooner Balaou was allegedly seized on the high seas in 1810 by military forces acting on the behalf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A libel suit was subsequently brought against the Exchange by two American citizens (including McFaddon) who claimed that they owned and were entitled to possession of the ship. In response to this, the French ship now named Balaou, having been forced to enter the port of Philadelphia e to bad weather, was prevented from leaving by the process of the court. The US Attorney for Pennsylvania appeared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 to argue for the release of the Balaou on the grounds that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were at peace, the property of the Schooner Exchange, however wrongfully acquired, had passed to Napoleon, the emperor of France. The US Attorney thus requested that the libel be dismissed with costs and the vessel released.
Legal Facts: The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Pennsylvania dismissed the libel. The Circuit Court reversed this decision. The US Attorney appealed the decision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Issues
Particular Issues: At stake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s the issue of entitlement of ownership and compensation for seized property. Should the owners of the Schooner Exchange get their schooner back or receive compensation for their loss, or does France get to keep its stolen treasure? Should the cas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be dismissed and the Balaou released from the Philadelphia port?
General Issues: At stake in general in this case is the issue of whether or not the French government is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a United States court. The Exchange was a public ship, and therefore “constitutes a part of the military force of her nation; [and] acts under the immediate and direct command of the sovereign (145). The question then is whether or not the Schooner Exchange can claim immunity from judicial jurisdiction in this case.
Decision
The Supreme Court decided that the Exchange was indeed exempt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ennsylvania courts. It ordered that the judgment of the Circuit Court be reversed and the judgment of the District Court, dismissing the libel, be affirmed.
Reasoning
Controlling legal principles/authorities: The controlling legal principle upheld in this case was the ‘absolute theory of sovereign immunity.’ This doctrine is premised on the notion that a state’s immunity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its sovereignty, and that no state can exert its authority over another. This “perfect equality and absolute independence of sovereigns” (138) has created over time the need for states to ‘waive’ a portion of their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greater good inherent in sovereign immunity. States thus have a mutual interest and oblig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respect this status of foreign sovereigns. The desire for reciprocity demands that this concept be obeyed by all states. Stemming from this absolute theory of sovereign immunity are international norms that prevent, among other things, states and sovereign agents of states from being sued in foreign courts.
Reasoning employed in application to this case: The basic reasoning employed in this case centers aroun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tatus of the Exchange itself. The Court make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public ships and private ships. It argues that public ships are in a legal sense international ‘agents’ or ‘extensions’ of a sovereign government, and must receive the same immunity that is granted to the government itself. It goes on to describe how public vessels are granted an ‘implied license’ when they enter a friendly port of a foreign state, and that this license contains an “exemption from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overeign,” in this ca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During peacetime, the ports of friendly nations “are considered open to the public ships of all powers” (142), and thus the Exchange entered the port of Philadelphia believing that this ‘implied promise’ would be upheld. Making reference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he Court notes that: “certainly in practice, nations have not yet asserted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the public armed ships of a foreign sovereign” (145). Therefore,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Exchange is any different in this respect.
Comments
This case exemplifies the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aking an extreme or absolute position on a legal concept. Surely one has to objectively see that the owners of the Exchange were swindled out of their property by an abstract legality that had nothing directly to do with them. From a purely ‘right or wrong’ perspective, it does seem unfair that their property could be taken with impunity. Should the ‘greater good’ of sovereign immunity overshadow their claims? Sovereign immunity does indeed have a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fun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ut as a legal concept it should not be adhered to dogmatically or absolutely. The ‘restrictive’ or ‘rel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doctrine applied in latter years are a good step toward achieving a broader sense of fairness in its usage.
Facts
Material Facts: 纵帆船Balaou被指控在公海上抓住由军方作用于1810年代表法国政府。诽谤,向该行提出适合随后交易(包括两名美国公民McFaddon)谁声称自己拥有和被允许可以拥有这艘船。针对这一点,法国货船现在命名,有Balaou被迫进港的日子,因为坏天气,是无法离开法庭的过程。美国律师对宾夕法尼亚州出现代表美国政府争论释放Balaou为由,由于美国和法国和平安,帆船的财产,但获得,错误交换,过了拿破仑,法国的皇帝。美国律师因此要求诽谤被解雇成本,增强舰艇释放。
Legal Facts:区域法院驳回了宾西法尼亚地区诽谤。逆转巡回法院决定。美国律师上诉决定美国最高法院。
Issues
Particular Issues: 商业利益,这一特殊案例的问题就是权利的所有权和赔偿抓住了财产。帆船的主人应该交换得到他们的帆船背部或得到补偿,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还是为了使法国夺回偷来的宝藏呢?应该书案前最高法院驳回Balaou释放,从费城港?
General Issues: 商业利益,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的问题是法国政府是否受到美国管辖法院。本次交流会公共船,因此,“构成的一部分;她的祖国军事力量的行为[和]在直接和直接指挥的主权(一百四十五)。问题于是就是不管帆船交易所可以免除司法管辖权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Decision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交流的确是免除宾州法院管辖。最高法院命令巡回法院的审判被逆转,判断撤销地区法院诽谤,认定其证明力。
Reasoning
Controlling legal principles/authorities: 控制的法律原则支持在这个案例中是“绝对主权immunity.理论的一种以主义是一种状态抵抗力,主权的自然结果,没有国家能够发挥其管辖那。这种“完全平等和绝对独立的“义(138)已创建了随时间过去,需要国家的放弃”他们的部分领土范围内以满足固有的更美好的主权豁免权。国家就会有较共同利益和义务尊重国际法的外国义的这种状态。渴望互惠要求这个概念为全美国被服从。出于这个绝对主权理论是国际上的规范,防止免疫,在其他事情上、州和主权的代理人被起诉了各州在外国法院。
Reasoning employed in application to this case:基本推理用于这种情况下围绕国际法律地位的交流本身。法院做出的明显的区分公共船只和私人的船只。它认为公共船在法律意义上国际的代理”或“延伸的一个独立的政府,必须得到同样的免疫力,被授予政府本身。它继续描述公共血管授予“暗含的授权的时候他们进入一个友好外国政府港,这种执照包含一个”管辖豁免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友好国家港口”被认为是对公众开放所有力量的船只”(142),因此该交易所进入港口相信“费城”就是隐含承诺支持。通用国际法参照,法院指出:“当然,在实践中,国家还没有维护其管辖范围内的船只在公众武装外国至上”(一百四十五)。因此,这里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交换是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Comments
这个案例通过例证服用的问题或绝对位置极端的法律概念。肯定是有客观地看到,业主的交流是从他们的财产骗,由抽象合法性没有直接给他们做。从纯的正确或错误的处理,看来不公平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被带到而不受惩罚。如果“大良好”的至尊免疫遮蔽他们的观点。主权豁免确实有必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国际法律的法律概念不应该坚持武断地或绝对的。“限制”或“的相关的解释应用于后期学说是一种很好的一步广义实现公平它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