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刑法五军

A. 明朝的刑法有多少种

有族诛、凌迟、极刑〔凌迟本已是极刑，则这一极刑之残酷定甚于凌迟〕、枭回令答、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加号令〔至死而止〕、枷项游历〔遍九州之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充军、全家抄没、载罪还职、载罪充书吏等三十余种 .

B. 明代十大酷刑有哪些

剥皮 腰斩 车裂 俱五刑 凌迟 缢首 烹煮 宫刑 刖刑 插针 活埋 鸩毒 棍刑 锯割 断椎 灌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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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明朝刑罚制度有何变化

增设充军别

明律法定的刑名是答、杖、徒、流、死（绞、斩）五刑。此外进一步充实了充军刑，即犯人在戍地根据身份，或服劳役、或被迫充当军士。

设充军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防，并没有里程规定，后逐渐规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五种，又叫“五军”，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死亡为止）和“永远”（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孙亲属仍须继续充军，直到“勾尽补绝”方能“开豁”）。可见充军刑远远要比流刑重得多。

在明律中广泛应用充军刑。明初充军条款四十六条，嘉靖以后多达二百一十三条、充军刑宋、元时已经创设，至明时则进一步制度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和明朝统治者推行重刑主义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和明朝的军制分不开的。明朝军队的基本编制是卫、所。自朱元津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巩固新王朝的统治，“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度要害地，系一郡者所设所，连郡者设卫”。大抵五千六百余人一卫，卫下有千户所、百户所等。明朝以卫所为单位建立起来的军事编制和驻防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也使得充军刑有可能制度化。

廷杖制度与法外用刑

明朝还创立了“廷杖”制度和其他一些极端残酷的法外刑。

所谓廷杖，就是在午门前对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强迫臣下完全顺从皇帝意志的制度。延杖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个大臣，从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皇帝的淫威。明代死于廷杖的大臣不计其数，早在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菇太素。上书太祖，有所忤触，被当廷杖杀。此后廷杖遂成为常刑经常适用，最突出的例子，是世宗嘉靖年间曾廷杖“争礼”的人臣一百二十四人，死十六人。廷杖大臣，原始自东汉，其后唐宋元各代均有廷杖大臣之事，但明朝却把它发展成常用的威慑臣下的手段，远远超出重典“治吏”的范围，而是皇帝专制淫威的滥用。

明朝的法外刑，早在明太祖首订《大诰》中就罗列了枭首、夷族、刺字等种种酷刑，尤其是最残酷的凌迟刑也被正式列入明律，成为常用手段。武宗时期，权宦刘瑾掌握西厂，创立大枷刑，枷重一百五十斤，犯者经常不数日便累死，实际与死刑无异。熹宗即位以后，诏革大枷，但任用魏忠贤后又创设了断脊、堕指、刺心之刑。

明朝刑罚的残酷，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异常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也是服务于强化极端专制统治所需要的非常措施。

D. 明朝的五府六部制度

五府应该指的是五军都护府。

五军都护府官职设置：

中、左、右、前、后五军各设都护府

左都督 一人 正一品 都督府

右都督 一人 正一品 都督府

都督同知 无定员 从一品 都督府

都督佥事 无定员 正二品 都督府

经历 一人 从五品 都督府 经历司

都事 一人 从七品 都督府

明朝五军都护府历史发展

洪武十三年(1380)以 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 丞相制的同时，为防止军权的过分集中，也废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 卫所。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以中军都督府断事官为五军断事官。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置五军十卫参军府，设左、右参军。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五军各设左、右断事2人，提控案牍1人，并从九品。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升五军断事官为正五品，总治五 军刑狱。分为五司，每司设稽仁、稽义、稽礼、稽智、稽信5人，均为正七品，各理其军之刑狱。同时，朱元璋为了防范统军将领的专权，又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无调遣权，其调遣之权由皇帝直接掌管； 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事，由皇帝临时委派专人担任 总兵官，统率 卫所部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军队归还卫所。

永乐元年(1403)﹐建留守行 后军都督府于北京﹐后仍分五府﹐称“行在”中﹑左﹑右﹑前﹑后都督府。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二字﹐ 洪熙元年(1425)﹐复称“行在”。

宣德三年(1428)﹐革“行在”都督府。正统六年(1442)﹐复建五府﹐无“行在”字。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 正一品)。 都督同知( 从一品)﹑都督佥事( 正二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 从五品)﹑ 都事(从七品)等。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可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 同知﹑佥事 参赞军事。清袁赋诚《睢阳尚书袁氏家谱》：“九世枢（袁可立子），由官生初授詹事府录事,次任南京都督府后军都事。”

明朝六部制度

明朝中书省时期，七卿长官均为正三品。

六部包括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其所属最高长官为明朝吏部尚书、明朝户部尚书、明朝礼部尚书、明朝兵部尚书、明朝刑部尚书、明朝工部尚书，其常常与都察院之都御史、通政使司之通政使、大理寺之大理寺卿合称“九卿”。

明朝时，重臣任择须由九卿及外省巡抚、总督公开举荐，此为廷推。各部司不能单独决定的国家大事、要事，须经九卿公决，此为廷议。而由三法司无法决定的大型狱讼，以由九卿开会定狱，此为廷鞠或园审。其与明朝内阁构成了明朝的行政权力中心与决策核心。

明代废中书省，六部乃直接对皇帝负责，成为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各部置尚书一人，总管本部政务，下有左右侍郎各一人，为尚书之副。

吏部

吏部为管理文职官员的机关，掌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

吏部下设四司﹕明清为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文选清吏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

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

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类似现在的组织部、纪委等部门。吏部尚书还被称为天官。

户部

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

其内部办理政务按地区分工而设司，明十三司﹕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云南、贵州。

礼部

礼部掌典礼事务与学校、科举之事。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

礼部下设四司，明清皆为﹕仪制清吏司，掌嘉礼、军礼及管理学务、科举考试事；祠祭清吏司，掌吉礼、凶礼事务；主客清吏司，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精膳清吏司，掌筵飨廪饩牲牢事务。

兵部

明职掌全国军卫、武官选授、简练之政令。

内外武职官员的除授、封荫之典，乘载、邮传之制，甄核、简练之方，士籍、军实之数。

兵部下设四司﹕武选清吏司，考核武职官员的品级与选补、升调、承袭、封赠诸事，并管理土司；车驾清吏司，掌全国马政及驿传等事；职方清吏司，掌武职官员的叙功、核过、抚恤、军旅之简阅、考察、巡防等事，并管理关禁与海禁；武库清吏司，掌全国之兵籍、军器并武科考试之事。

刑部

刑部为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与督察院管稽察、大理寺掌重大案件的最后审理和复核，共为“三法司制”。

刑部的具体职掌是﹕审定各种法律，复核各地送部的刑名案件，会同九卿审理“监候”的死刑、案件以及直接审理京畿地区的待罪以上案件。

刑部的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是按省设司，明为十三司，名称与户部诸司同。

工部

工部为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

职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寝供亿之典。

凡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工程（包括军器、军火、军用器物等），矿冶、纺织等官办工业无不综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

明清工部下设四司﹕营缮清吏司，掌宫室官衙营造修缮；虞衡清吏司，掌制造、收发各种官用器物，主管度量衡及铸钱；都水清吏司，掌估销工程费用，主管制造诏册、官书等事；屯田清吏司，掌陵寝修缮及核销费用，支领物料及部分税收。

(4)明代刑法五军扩展阅读

明朝内阁制度

1380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亲理政务，但是力不从心，故设立四辅官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1382年七月被废。十一月，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设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品秩皆为正五品。朱棣登基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由此成立内阁。

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

明仁宗增置谨身殿大学士。宣宗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明初，内阁无实权。之后内阁地位逐渐升高，权限逐渐增大，到明世宗时，内阁终跃至六部之上。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自此，内阁成了中央最高的的决策机构。

网络-六部

网络-明朝官职

E. 明朝有什么刑罚，让女人痛苦不堪，明朝大臣们却非常乐意受刑

明朝的有一个刑罚庭杖，让女人痛苦不堪，明朝大臣却非常乐意受刑。因为这一个刑罚专有一个特属殊要求，就是把受刑者把裤子脱下来。在古代来说女子非常看重自己的清誉。但是大臣们想要青史留名，被皇上打一顿屁股就是证明风骨的最好时机。

F. 明朝洪武四大案共牵涉了多少人

七至八万人，胡惟庸案（3万余人）、空印案（数百人）、郭桓案（数万人）、蓝玉案（超过1.5万人）。

1、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

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

2、空印案

空印案是发生在明代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公务文书而引发的案件。此案在当时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当程度的重视，并因此诛杀数百名相关官员。

3、郭桓案

郭桓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发生在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属于官吏贪污案件。户部侍郎郭桓等人，通同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盗卖官粮。

后被揭发，以其涉案金额巨大，对经济领域影响深远而为世人瞩目。对此，明太祖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

为了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计其数，地主对此怨恨极深，朱元璋为了平息怨气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

《明史·刑法二》记载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4、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 朱元璋为加强集权借口凉国公蓝玉欲图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名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逾1.5万。

(6)明代刑法五军扩展阅读：

空印案与郭桓案中遭牵连诛杀数字可能是根据《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提到“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

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所以一般皆认为应有七至八万人被杀。

然而方孝孺在《叶郑传》提到，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

士利兄即为郑士原，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任湖广按察司佥事。郑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余辈”的其中一个。

郑士利在案发之初就想上疏，但为了避免受人怀疑是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郑士原出狱之后才敢上疏，就是为了替留在狱中的死囚申辩。在《叶郑传》文末提到郑士利失败，朱元璋还是“竟杀空印者”。

郑士原任官湖广，却因从前任河南任内之事入狱，说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逮捕官员。所以被逮捕的人数其实也不过数百人之谱。

全文末也未提到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逮捕行动。且在这数百人中还有部分是被充军而非处死。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而一般所称的数万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几个大案推测而来的。

明朝之初整个官员阶层的人数并不多，而经手空白盖印文书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数万人来推算，官员人数应该会严重不足，造成政务运转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难，这也不可能会是朱元璋所乐见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洪武四大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郭桓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蓝玉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空印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胡惟庸案

G. 明朝刑法 刑罚

明代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权力的皇帝和参与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观点。当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仅将大权集于一身，还以他个人的思想统一全国，立法思想与他的出身相关。他崇尚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暴力镇压主义，主张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实是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以严刑酷法为主，德礼教化为辅，法儒结合，刑礼并用。这是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变化，适应了极端专制统治的需要。

1．立法因时制宜

明代的皇帝从朱元璋开始到明神宗，都主张法律要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根据社会治安的实际需要确定刑罚的轻重。朱元璋对皇位继承人太孙朱允炆所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即虽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为一时的权宜，并要求子孙们适时而变，采用轻刑，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随着专制政治的日趋腐朽、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刑罚不断加重。朱元璋认为元朝的败亡，在于中央昏暗不明,软弱无力,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纲纪败坏，法纪无存。宋元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地主豪绅盘剥兼并，贪官污吏巧取豪夺，均达到疯狂局面，只有采用重刑，威慑臣民，才能巩固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

2．立法必须礼律结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颁行《大明律》时明确指出：“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明礼和定律相结合，从而治理天下，这是朱元璋一贯思想。他的继承者建文帝进一步宣传崇礼赦疑，礼重于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礼律结合，巧妙使用。这是从历代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的，独刑罚可以压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时之效，但并非长治久安之策。就是说，刑事镇压和德礼教化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亲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从起草、修改到颁布，共历时三十余年。说明朱元璋十分重视封建法制建设，他不仅把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全国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孙代代遵守，“群臣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大明律》于是成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条。后世的法律学者评议说《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为复杂，又新设许多篇目，虽说条数减少，而内容体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学的律学的楷模。后来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袭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极端专制主义统治在立法上的体现。

2．《明大诰》

朱元璋亲自编辑的四篇：《大诰一篇》、《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训斥等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关严惩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和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由于《大诰》是御制圣书，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还以权力为后盾，采用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对大诰进行强制性的宣传普及。他要求家家户户都要有《大诰》，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则减等处刑；若没有，则加重处刑。并命令各类学校讲授大诰，科举考试考 《大诰》 ，命乡民集会宣讲大诰。结果全国上下购买大诰，讲读成风。有十九万的宣传队伍。

3．编例

明朝的例又称条例，是皇帝就某一具体案件的判决所下的诏令，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弥补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遗奸。但总体而言，因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随时作出的判决，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随意性的体现，因此汇编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发展。它不仅能补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数量太多，导致“人不知律”。可见，统治者的意志变化，不能不破坏法的统一。

4．明会典

它是行政法规。取材于官藏档案史册，内容广博，记述详备，可称得上明朝行政法规全书。体例上，与《唐六典》有相同之处，它采取官统其事、事归于职的编制方法，即以官职分卷，卷下记载有关的律令、事例。但《明会典》以六部为纲，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标明种种条目，这是与《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说明它更适应了明朝绝对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H. 明朝历史上朝堂上的刑罚有哪些 明朝的刑罚介绍

凌迟。明律将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凌迟刑作为正式的死刑执行方式，使内之合法化，并容对清朝的法律也产生了影响。

充军。明律在五刑之外，将宋、元创设的充军刑进一步制度化，作为正式的刑名。所谓充军，就是强迫犯人在戍守地服军役。它是明朝除死刑外最重的刑罚。充军按期限分为“终身”和”永远”两种。“终身”者服役到本人死亡为止；“永远”者则要罚及子孙，直到“勾尽补绝”，才能“开豁”。明代充军刑运用的十分广泛，流刑则“常设而不用”，实际上是以充军刑取代了流刑。这也反映出刑罚的加重。

带枷发遣。明朝于五刑之外增设的酷刑。即让犯罪人带一百五十斤重枷前往戍守地。犯者经常不数日死亡，此种刑罚与死刑无异。

延杖制度。明朝还将重典治吏的法外酷刑廷杖作为常制固定下来。所谓廷杖，即在皇帝的决定与监督之下，在殿廷之上对违抗圣命的大臣直接执行杖刑。由司礼监监制，锦衣卫施杖。廷杖制度是封建君主施展淫威，强迫臣下服从自己意志的一种野蛮手段。

I. 明代锦衣卫和东厂都有哪些刑法有多残酷

锦衣卫的十八刑

【刷 洗】就是将犯人脱光衣服按在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犯人的身上，然后趁热用钉满铁钉的铁刷子在烫过的部位用力刷洗，刷出肉条，直到露出白骨，最后直到犯人死去。（有些变态的还会把肉条塞进犯人嘴里）

【马刑】这是针对妇女最狠毒的刑罚了

还有活埋，阉割，插针，砍头，抽筋，拽肠，脑袋盯钉等等等等 ， 号称明朝十八刑。

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锦衣卫权利之大无人能及。完全可以越过司法机构来办案。所以当时监狱里关的大部分都是锦衣卫的仇人，都是无辜的。

J. 明朝的酷刑都有什么

十大酷刑
剥 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 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皮肤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从定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腰 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

车 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 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

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凌 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缢 首

在国外，绞刑是普遍使用的刑罚。

中国人的绞刑是用弓弦缢杀... 就是把弓套在受刑人脖子上，弓弦朝前，行刑人在后面开始旋转那张弓, 弓越转越紧，受刑人的气就越来越少，最后终于断气...

岳飞父子就是这样死在风波亭，（因为他是功臣，不能斩首，要留全尸）而明末流亡的桂王也是这样给吴三桂亲手缢杀...

烹 煮

即「请君入瓮」那是唐朝时代，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中有位酷吏叫来俊臣，崇尚严刑峻法，对不肯招供的犯人往往以酷刑对待。方法是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温度越来越高，受刑人也越来越受不了，如果不肯招供的话，往往就被烧死在瓮里...后来武则天听说了这件事，就把来俊臣找来，问他犯人不肯招供要怎么办？来俊臣很得意的把这个方法说了出来，武则天就淡淡的说了句：「则请君入瓮」，把来俊臣烧死...

宫 刑

司马迁就是受了宫刑，才会写出史记，也才会在「报任少卿书」里写出「身直为闺阁之臣」这样的句子。 中国人的阉割可讲究了。首先要拿绳子把小弟弟绑起来（包括子孙袋）让血液不流通，自然坏死，后拿利刃一刀子割掉（全部喔！不是只有小弟弟）。割掉了以后拿香灰一盖，止血，还得拿根鹅毛插在尿道里。等过了几天把鹅毛拿掉，如果尿得出来，阉割就算成功了。要是尿不出来，那个人就算废了，大概最后会死于尿毒症吧. 所以如果是要阉来当宦官的话，最好趁年纪还小就阉掉，年纪大了危险性高很多。

此刑常被贵族冲抵死刑。相对的女性为幽闭

刖 刑

关于刖刑，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总之，刖刑是一种类似截肢的酷刑。

战国时代，孙膑受师兄陷害，受的就是刖刑。 听说他名字本来叫孙宾，受刑之后，才改为孙「膑」。

如果是把膝盖骨削掉，大腿小腿之间失去了保护，这个人可能连站都站 不起来，所以稗官野史上说，孙膑受刑之后，上阵打仗连骑马都没办法，必须要坐车（马车或人力车）。

插 针

用针插手指甲缝。常用于女囚。

活 埋

活埋是战争时常用的手段。因为省力，速度也快。

战争里的活埋，都是叫战俘自己挖坑，有时会先杀死俘虏再把他们推下去，但时间不够的时候（或是要省子弹时），就直接把他们推进去以后盖土。中国的酷刑中，活埋古已有之。不过没听过有什么名人受过这种刑罚。比较狠一点的，会把人直挺挺的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头，然后开始凌虐..

鸩 毒

鸩毒大概算是酷刑之中唯一比较人道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毒药中，最有名的应该是「鸠」这种毒药，成语中的「饮鸠止渴」便是源自于此。

常用于赐死情况

棍 刑

即木桩刑. 这里要说的棍刑，不是用棍子打人。这里说的棍刑，是拿根棍子直接从人的嘴或肛门里插进去，整根没入，穿破胃肠，让人死得苦不堪言。

正史上没有看过用这种刑罚的记载，不过金庸小说「侠客行」里有提到，还给这种酷刑起了个美名叫「开口笑」。

锯 割

把人用铁锯活活锯死，其惨状似乎与凌迟、剥皮也在伯仲之间，难怪在地狱酷刑中，就专门有把人锯开的酷刑。然而，锯死活人不仅在传说的地狱中存在，在人间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据《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三国时，吴帝孙皓的爱妾指使近侍到集市上抢夺百姓的财物，主管集市贸易的中郎将陈声原是孙皓的宠臣，他捕获抢劫者绳之以法。爱妾告诉孙皓，孙皓大怒，假借其他事端逮捕陈声，命里武士而烧红的大锯锯断陈声的头，把他的尸体投到四望台下。

断 椎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仇恨之极时，往往会想到要打断他的脊椎骨。打断脊椎骨确实是一种很解气的行为，因为人的脊梁骨若是断了，他也就一命呜呼了。在中国历史上，断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酷刑。据《商君书．赏刑篇》载，春秋时姬重耳打算明文规定刑律，使国内百姓人人守法，就和大夫们一同商议。姬重耳的著名朝臣颠颉很晚才到，有人认为颠颉有罪，应该给以处罚。于是，姬重耳批准，将颠颉断椎处死。晋国的士大夫们都非常害怕，他们说：颠颉跟随姬重耳流亡列国十九年，功劳很大，现在偶尔有小过尚且受到如此严厉的刑罚，何况我们哪？从此人人畏刑守法。

灌 铅

在佛教关于阎罗的故事中，有阎罗黑白二相的说法，白相即为地狱之主，有百官所命，美女围侍；黑相即每天有两个时辰，要受铜汁灌肠之苦。与此相似，人间有灌锡或灌铅的酷刑。锡的熔点是摄氏二三二度，铅的熔点是摄氏三二七点四度，无论灌锡或灌铅都能把人烫死。而且溶化的锡或铅一入肚腹就会凝固成硬块，这种重金属的坠力也能致人死命。

汉代厂川王刘去的王后阳城昭信妒忌而暴虐。刘去宠爱另一位名叫荣爱的美姬，多次和她一块饮酒，昭信妒性大发，就向刘去说：“荣爱看人时，神色有些不正常，大概是和谁有私情”。刘去信以为真，他见荣爱正在给他绣衣领上的花纹，就一怒之下夺过衣服投进火中烧掉了。荣爱见刘去生气，非常害怕，投井寻死，刘去命令人把她捞出来，不幸没有死。刘去杖责荣爱，\*\*\*她招认私情，荣爱受刑不过，胡乱说出和医生有奸情。刘去越发恼怒，就把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剜掉她的两只眼珠，再割下她的两条大腿上的肉，最后用溶化的铅灌入她的口中，这样一直把荣爱摧残至死。

梳 洗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发展演变有其明显的特色，这种特色就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进程一直延续，没有发生中断。自古至今，“刑、德”被视为治国安邦的两套良策，所以刑法和刑罚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也就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演变，法也从原始简单的习惯，逐渐向着结构严谨、富于哲理的模式过渡，中国历史上法律的变革，实质上代表及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社会、人生以及与人关系的根本性问题所作的思考，集中、突出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所以，刑罚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发展与变化，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浓缩。刑罚体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同时代不同的当权者亦有不同的举措。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以原始的野蛮、落后、残暴向着文明、慎刑方向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罚的发展与变化。

原始社会的舜禹统治的时期确认不少有关处罚的习惯。《尚书。舜典》载有：“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 钦哉！惟刑之恤哉。”当时的处罚习惯，将贪赃（墨）行为与劫掠（昏）杀人行为并列，一并处罚，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已经注重对行政人员的整治和管理，严厉制裁渎职、贪污行为。

《尚书。吕刑》对原始社会末期的处罚方式作了这样的说明：“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淮作王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诼、黥”。又据《后汉书。刑法志》说：“（禹）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夏代逐步确立了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制度。

商代刑法严酷。盘庚规定“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 .死刑除去斩刑外，还有醢、脯、焚、剖心、刳、剔等刑杀手段。

西周形成以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制度作为五刑的补充，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的成熟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仍然以五刑为主，残酷性并没有改变、商鞅被处死时，即用车裂之刑，这一时期为奴隶制刑罚向封建制刑罚过渡的阶段。

秦刑罚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有笞、杖、徒、流放、肉、死、羞辱、经济、株连八大类。其中前五类相当于现代的主刑，后三类相当于现代的附加刑。秦法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有明显的过渡的特征。

汉代对刑罚进行了改革，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具体有：凡当完者，完为城旦春；当黥者，髡钳为城旦春；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这样就改变了原“五刑”制度。但是也出现问题：1、斩右趾，改为弃市，扩大了死刑范围；第二，以笞代替劓刑、斩左趾，结果受刑者“率多死”。后，汉景帝又两次下诏减少笞数，第一次是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第二次是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一百。改革之后，除死刑以外，还有笞刑，而宫刑未改。到东汉初，明帝诏中又提到斩右趾，说明又以此刑代替弃市，把文帝时由轻入重的一项又回来，至此，两汉肉刑有宫和斩右趾。

关于徒刑，汉初沿用秦制。但是汉代已经有了明确的刑期。如髡钳城旦舂，五岁刑；完城旦舂，四岁刑；鬼薪白粲，三岁刑；司寇和作如司寇，皆二岁刑，男罚作和女复作，皆一岁到三月刑。此外，汉代另有“顾山”，是只用于女犯的刑罚，因此也称为“女徒顾山”。

此外，两汉还沿用秦代及以前的罚金、徙边等刑罚。另外有禁锢刑，是汉为禁止官史结党，对有朋党行为的官吏及其亲属，实行终身禁为官的政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较前朝有了很大的变化，刑罚的总的变化的特点是逐渐宽缓。“割裂肌肤，残害肢体”的刑罚手段逐渐减少，向新的封建制五刑过渡。主要体现在：1、废除宫刑制度。北朝西魏在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下诏禁止宫刑：“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北齐在天统五年（公元569年）也诏令废止宫刑：“应宫刑者普免为官口”。2、规定了鞭刑与杖刑。这一刑罚缘于北魏，并为北齐北周沿用。3、规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南北朝时期，把流行作为死刑的一种宽待措施。如北周时规定流刑为五等，每等以五百里为差，以据都城二千五百里为第一等，至四千五百里为限，同时附加鞭刑。4、缘坐范围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妇女缘坐的变化上，总的趋势是缩小范围，但司法实践中却多有扩大。在整个南北朝时期缘坐的范围也有反复。《梁律》创从坐妇女免处死刑的先例。

隋《开皇律》删除不少苛酷的刑罚内容。废除不少残酷的生命刑，把死刑法定为绞、斩两种。对流刑、鞭刑均作修改。隋文帝明确说明：“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所有 “枭首轘身”与“残剥肤体”的鞭刑都废除不用，确立了封建制五刑。

唐刑罚比以前各代均为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唐律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社会“得古今之平”的刑罚中的典范。

宋创设了一些新的刑罚制度。1、刺配刑。宋太祖为宽贷杂犯死罪而立刺配之法，刺面、配流且杖脊，是对特予免死人犯的一种代用刑。但后来则成了常用刑种之一。2、凌迟刑。宋时将五代的法外刑凌迟作为法定刑种，初时适用于荆湖之地所谓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但后来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3、折杖法。宋太祖创立折杖法，作为重刑的代用刑。但因存在不足，即“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所以，在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减少对轻刑犯的危害。

元法初为习惯法，成吉思汗时有斩决、流放、责打条子等刑罚，后逐渐向汉代的五刑体制过渡，并最终实行。但其死刑中无绞刑，凌迟为法定死刑。

元朝仍保留许多习惯法，包括不少肉刑。一般人犯盗窃罪，除断本罪外，“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强盗初犯即须刺项”，只有蒙古人可不受此刑。为了维护僧侣的特权，元律规定“殴西番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

元有警迹人制度。强窃盗犯在服刑完毕后，支付原籍“充警迹人”。在其家门首立红泥粉壁，上开具姓名，犯事情由，由邻居监督其行止，且每半年同见官府接受督察。五年不犯者除籍，再犯者终身拘籍。

明清刑罚有新的发展变化，其特点是刑罚更加残酷化，并大量复活了肉刑。明清时的刑罚变化有：

1、死刑。明、清两朝在法律上恢复了枭首示众之刑，并且范围逐步扩大。此外，明清时期的死刑执行方面还有一些更加残酷的方式，如“剥皮实草”、“灭十族”、戮尸等。 清朝针对死刑还有一个独特的制度，即斩立决和监候制度。

2、充军刑。“充军”创制于明代，但是不以充军为本罪。清朝的充军则作为流罪的加重刑，并以充军为本罪。而且充军的条目也较明代增加。

3、发遣刑，这是一种比充军重的刑罚。明代时只限军官和军人，永不得回原籍。清时则包括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还可以有机会放还。

4、枷号，是明朝首创的耻辱刑。在明代还变成一种致命的酷刑。清时对一些伦理性和风化犯罪，用此法。

明代还有庭杖制度。指在殿庭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

二、中国古代刑罚演变的原因。

大体上，刑罚发展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当权者指导思想的不断变化导致了刑罚发展变化。法律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门，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连的。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下，当时的原始习惯也是由以采集和渔猎为标记的低下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惩罚方式简单残暴，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成为主导。逐渐产生了相当多的习惯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刑罚的体系逐渐完善，目的性也更加专一，保护私有制财产，保护人身权利，维护政治统治。自夏代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起，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

由于专制、集权贯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发展史，中国的法律文化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没有西方世界的民主与法制、人权的概念。大量的充斥于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刑罚的随意性。

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主宰，所谓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体现了维护王权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崇尚刑法，重视刑罚。使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无一例外的采用刑罚的手段。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程序的刑事犯罪。统治者从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能保存劳动能力，是更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适应了经济基础需要，同时更好的维护其统治。夏、商时期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又刚刚从原始野蛮时代演变而来，维护王权成为其首要的目的，同时人的愚昧无知又使统治者假借天意的图谋得以实现，虽然其刑罚十分的野蛮残酷，但是统治者借天的名义，成功地表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同时，统治者鉴于前朝的教训，至周时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罚”的思想，强调“用刑宽缓”，将教化和刑罚结合起来，体现到刑罚上，出现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以作为五刑的补充，不再单纯是伤及人肢体、生命的酷刑。秦以后到明清，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更加牢固的确立，虽然各朝代执政者执政的指导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也逐渐促进统治者对刑罚作出变革，以绞、斩死刑代替以往残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蛮的肉刑，实质是统治者逐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会高度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统治者权力的无限制和无制约，当权者往往凭一己好恶行事，使刑罚形成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点。所以，我国古代刑罚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人为的痕迹浓重。总趋势是朝者宽缓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复。我国古代社会自从有国家以来，无论是不成文立法的时代，或者是成文法时代，法律对刑罚的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经常有随意增加法外刑罚的情况。隋初，制定《开皇律》、《大业律》，强调用法宽缓，然而隋炀帝并不依律行事，他“更立严法”，并恢复枭首、灭九族等等酷刑，自毁法制，滥施淫刑。又如唐时法律为我国古代之最鼎盛时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武则天时，酷臣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非法采用酷刑，摧残人犯，将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时，皇帝设厂卫特务机关，滥用刑罚更为严重。清律中根本没有关于文字狱的直接规定，但所有的文字狱均是按照谋反、大逆定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并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所以，古代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行为往往将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较为开明的当权者的举措，又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据史载，汉初文帝改刑罚的原因，是为缇萦的孝心感动，遂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发了汉初刑罚的改革。

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以仁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下，法制的推进显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轻向重变化的原因。从秦汉至隋唐，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一直为由繁杂残酷向简明轻缓。期间有汉文帝废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时法制达到巅峰，其影响直至宋、元、明、清，并及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虽以唐制，其刑罚较前朝又趋残酷、繁杂，并且复活了肉刑，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有增加。从历史上看，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小农经济继续发展并且至没落，而商品经济逐渐萌芽之时，社会的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更加加强中央集权，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罚更加残酷，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刑罚的重要特点，至明清，发展尤为明显。其特点，就是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诞生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重农抑商的传统，实行“禁海闭关”，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明时增加许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处于古代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复杂时期，更加以空前的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统治。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对思想异端严厉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国古代社会先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一贯的愚民政策的体现。

明清时期重刑观点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古代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末路，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之中。而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势必威胁到封建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必然钳制广大人民的思想和舆论，甚至不惜动用残酷的刑罚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兴起。

四、刑罚的变化与发展同特定的社会发展现状紧密相连。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同一阶段的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层面发展不尽相同，所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罚作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体现。从夏商以来历代统治者在运用刑罚统治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用刑经验，至西周时，形成“刑罚世轻世重”的理论。《尚书。吕刑》说“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种思想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中。刑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理论在治国实践中的运用。战国时期，群雄并争，天下大乱，当时刚刚兴起的地主阶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重典重刑，用刑严酷。唐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国家实力明显增强，所以，这一时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国，用中典”的策略，体现到刑罚上，变化为宽严适中，简约易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中夺取天下，都认为身处乱世，强调治乱世用重典。所以这一时期的刑罚一反隋唐以来的轻刑中典政策，又将刑罚导入峻法酷刑的时期，走上了回头路。然而，严刑酷法带来的不是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也不是什么治国良方，残酷的镇压反而加快了王朝覆灭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