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刑法典

A. 国外有没有见死不救罪，最好举出相关的法律条文

《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前款同样之刑罚。”该法第223—7条规定：“任何人故意不采取或故意不唤起能够抗击危及人们安全之灾难的措施，且该措施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的，处2年监禁并科20万法郎罚金。”

《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意大利刑法典》第593条第2款规定：“对气息仅存或受伤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时通知官署者，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科12万里拉以下罚金。”

《西班牙刑法典》第489—1条规定：“对于无依无靠，且情况至为危险严重，如果施予救助对自己或第三者并无危险，但不施予救助，应处以长期监禁，并科以西币5000至10000元之罚金。”

《奥地利刑法典》第95条规定：“在不幸事件或公共危险发生之际，对有死亡或重大身体伤害或健康损害危险，显然需要加以救助之人，怠于为救助者，处6个月以下自由刑或360日额以下罚金。如不能期待行为人为救助行为者，不在此限。须冒生命、身体之危险或可能侵害他人重大利益时，属于不能期待救助之情形。”[详细][参与讨论]

B. 犯罪动机的司法实践

外国对于犯罪动机在立法上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中，不少国家的立法或司法实践非常重视犯罪动机这一因素。比如，德国则旗帜鲜明地把动机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它的刑法典。犯罪动机在德国刑法中不仅是量刑的首要依据，而且是某些犯罪构成的要件。德国刑法典第46条对量刑的基本原则作了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犯罪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特别注意下列事项：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行为所表露的思想和行为时的意图等”。同时，第188条把出于与受诽谤者的公开生活地位有关的动机直接规定在对政界人士的中伤和诽谤罪的条文中，成为构成该罪的要件之一。日本的刑事立法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条第2项规定：“适用刑罚时，应当考虑犯罪人的年龄、性格、经历与环境、犯罪的动机、方法、结果与社会影响、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态度以及其他情节，并应当以有利于抑制犯罪和促进犯罪人的改善更生为目的。”西班牙刑法典第23条规定：“罪犯的配偶及结合成具有类似情感的稳定关系人、尊亲属、卑亲属、婚生、领养兄弟或者同辈分的亲属协助罪犯实施犯罪的，根据犯罪性质、动机和结果等情节，可以减轻或者加重其刑事责任”。
故意杀人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如报复杀人、奸情杀人、义愤杀人、图财杀人等等。德国刑法典第213条规定：“非行为人的责任，而是因为被害人对其个人或家属进行虐待或重大侮辱，致行为人当场义愤杀人，或具有其他减轻情节的，属故意杀人的减轻情节”。西班牙刑法典第143条第4项规定：“由于被害人因足以致其死亡或者持续、严重、不能忍受的严重疾病而提出认真、明确的请求，而杀害或者通过必要、直接的行为参与杀害被害人的，减轻一至两级判处刑罚”。可见，犯罪动机在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及司法中都得到了重视。
而在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犯罪动机更是其刑事司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裁决有罪无罪的权力掌握在陪审团的手里。陪审团的成员不是法律专家，而是所谓代表社会良知的一些普通人。他们判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的标准往往不只看他做了什么，而是更注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们的眼里并非所有的杀人者都是罪犯，甚至反而是英雄。这往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动机的不同。 中国立法对于犯罪动机的态度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在中国刑事立法中，犯罪动机不属于犯罪构成的要件，而属于酌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指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由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适用的，对正确裁量刑罚有影响的事实情况。犯罪动机的不同，直接说明行为人的罪过程度不同，因而是量刑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同样是故意杀人，有的是出于义愤杀人，有的出于报复杀人，其所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就有差别，量刑时也应有所差别。同时，犯罪动机对定罪也有一定的影响。如中国刑法典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再如刑法典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中国刑法的某些具体条文中，对某些犯罪规定了“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我们称这种犯罪为“情节犯”。如中国刑法典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才成立诬告陷害罪；刑法典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才成立侮辱罪、诽谤罪；等等。类似的规定在中国刑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目前生效的刑法及其修正案而言，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就有74个条文、79个罪名之多。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情节犯的“情节”的成分主要包括犯罪动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等与行为人的人格判断相关的因素。根据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犯罪的动机是作为定罪情节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刑法典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用的是简单罪状的表述方式，只涉及了一个罪名。该罪主观方面要求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不同的杀人动机，对构成该罪没有影响。有这么一个例子，儿子不学无术、视赌如命、烧伤掳掠、无恶不作，还经常打骂、虐待年老的父母亲，动辄逼要他们的“棺材本”，村里人看到他都害怕，可以说是地方上的祸害。老父亲痛心疾首，基于“大义灭亲”的动机将亲生儿子杀死，认为是为民除害。诚然，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因为中国不承认“家法”，法律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其动机引起的行为导致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避免了或者减少了被害人对社会潜在的危害性，而犯罪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很大。

C. 各国刑法关于溯及力的规定

不是每个国家都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的～～
刑法的效力范围,是指新刑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是全部还是部分适用或者全部不适用，可以分为一下三类：
（一）完全有溯及力，也叫从新原则。认为新刑法全部适用其生效以前的行为。这常见于一个政权建立之初所颁布的刑法.

（二）完全没有溯及力，也叫从旧原则（旧是指旧刑法，即行为时刑法，以下同）。认为新刑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完全不适用，只能依据行为时刑法审理案件，“英美判例采之”。

（三）部分有溯及力。认为新刑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不是完全适用，也不是完全不适用，而是有选择地利用。具体来讲又可以分为从轻原则，部分从轻原则，从新兼从轻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
1．从轻原则，认为新刑法与行为时刑法相比较，哪个法律轻就适用哪个法律来审理案件。如1907年的日本刑法典第6条规定：“犯罪后法律使刑罚有变更的，适用较轻的法律。” 如1922年的苏俄刑法典第23条规定：“本刑法典对于实行前未审判的一切案件，同样适用。”

2．部分从新原则，认为新刑法有部分内容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可以适用。如泰国刑法典·颁布刑法典令第6条规定：“本刑法典一经实施，不管某一法律已做如何规定，关于任何一部法律中罚金易服徒刑，本法典的规定应当予以适用．．．．．．”

3从新兼从轻原，认为新刑法对其生效以前的行为有效力，但依行为时刑法对行为人有利时，则适用行为时刑法。如1974年的日本刑法草案第二条第四规定：“保安处分适用新法。但是关于保安处分的要件与收容期，准用第二款的规定。”（第二款规定：“犯罪后，刑罚变更或者其他有关刑罚的法律变更的，适用对行为人最有利的法律。”）

4．从旧兼从轻原则，认为处理案件应当依据行为时刑法，新刑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即往的效力，但新刑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刑较轻的，则适用新刑法。如我国97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这一原则，如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日本的改正刑法草案也采用了从旧兼从轻原则。
从旧兼从轻原则：
需要再强调两点：第一，一些国家在刑法的溯及力的适用范围上采用多种原则，如泰国、日本；第二，一些国家对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了限制规定，主要是限时法，即只适用于特定时期的法律，适用从旧原则。如意大利刑法典第2条第4款规定：“如果涉及的是非常的或者临时的法律，不适用以上各款的规定。”

D. 贪污罪会被怎么定罪

现行刑法第271条第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上述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2条、第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这里的“本单位财物”既可能是公共财产，如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也可能是国有与集体、个人、外资混和而成的混和型经济，还可能纯粹是私有财产。于是就产生了如下问题，即在“本单位财物”表现为纯粹私有财产的情况下，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究竟是以贪污罪定罪处罚，还是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否限于公共财产?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第271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有人认为，“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指“构成贪污罪”，即无论财产性质，一律成立贪污罪，并且认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是已经由单一的公共财产扩大到公私财产的范畴了。①
笔者认为，“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是指符合第382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定贪污罪；不符合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构成要件但符合第271条第1款的，定职务侵占罪，即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仍限于公共财产。
从世界范围看，关于贪污犯罪的对象，各国和各地区规定不一。有的规定为财产，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为公私款、物品、武器、器材、军需等，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败法》、印度《1947年防止腐败法》和《1988年防止腐败法》均规定为任何财产；有的规定为公共财产，如前苏联刑法典规定为国家财产、公共财产，西班牙刑法典规定为公共财产或财产，意大利刑法典规定为公款、其他动产物品等。②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贪污犯罪的对象除公共财物外，还包括私人财物、公债和其他不正当利益。③
我们认为，在我国，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限于公共财产。因为，从刑法理论上看，由于刑法的强制力最为强烈，刑法的适用解释关系人的自由、财产以至生命等重大问题，因此刑法解释必须符合谦抑性原则。④所谓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应当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谦抑性已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⑤刑法谦抑在质的方面着眼于刑法调整范围的有限性、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在量的方面则意味着最轻刑罚要求的满足。⑥谦抑主义表现在刑法解释上面，就是指在定罪、适用刑罚的解释中，要采用“紧缩”的态度，以控制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具体到现行刑法条文中，第382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公共财产的是贪污罪，犯该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但对性质近似的职务侵占罪，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人员或其他单位的成员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最高法定刑仅为15年。由此可见，若将“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理解为一律构成贪污罪，可能会导致某些宜定为职务侵占罪的情形被定为贪污罪，不利于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不利于体现刑法的谦抑性价值。因此，对“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应该理解为，符合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构成要件的，理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不符合第382条规定的贪污罪构成要件的，则不宜以贪污罪论处。即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限于公共财产。

E. 西班牙螺旋绞刑的历史

螺旋绞刑只在两个欧洲国家使用，也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发明人是西班牙人。西班牙在对这一刑罚施行了几个世纪之后，在1870年的刑法典中正式采用它作为惩处重罪的刑罚。葡萄牙对其一直沿用到1867年。从1870年起，西班牙把它的行刑方法传到所剩下的殖民地和残存着它以往影响的地区，于是施用于玻利维亚、菲律宾、古巴、波多黎各甚至一些阿拉伯国家。
螺旋绞刑刚产生的时候，犯人是坐在一块平台上，胳臂被紧紧绑住，手系在腹前。他背靠着一根竖着的木桩，桩子上挖了个窟窿，人们从窟窿中放进去一根麻绳，编成环将脖子套住。麻绳的两端则在拉子的另一面打结，从中间插过去一根棍子，当人们转动根子时，环就绪紧，使犯人被勒死。这种原始的勒死人的方式能丝毫不伤颈动脉，却造成人慢慢地窒息而亡。
后来，又出现了第二种绞杀的形式，绳子被金属链所代替，使得择缩带没有任何弹性。这种链条很快又为一种带状的金属颈圈取代，预圈上附着有加工过螺纹的螺丝，它通过一种齿条穿这桩子。螺丝可以减小颈围的直径，并决定了勒紧犯人的程度。这个螺丝是用一根大钥匙后来又改用把手来对其进行控制的。处死犯人，旋三四下螺丝就足够了。但是，这种行刑的过程很长。首先要在螺丝的顶端固定上两根力管，使刽子手像弄平衡棒一样把螺丝转进去。只要猛烈地摇晃力臂，螺丝就会迅速转动，颈部便一下子绞紧起来，而颈部的气管和喉咙也被勒得粉碎。

F. 什么是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体现我国现行《刑法》确立的是刑事责任能力三分制的制度。〔1〕追究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刑事责任，在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上问题较多，通过本文，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盼能厘清一二。 一、各国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立法例综述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按照通说，所谓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并对自己行为加以控制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简言之，即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2〕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确定标准，各国刑法规定不尽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生物学标准 所谓生物学标准，指判定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只以其是否患有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作为唯一标准。属于此种判定标准的立法例，以大陆法系的1810年《法国刑法典》（修订至1975年）最具代表性。《法国刑法典》第六十四条规定：“精神错乱中所为之犯罪行为，不构成重罪或轻罪”。采用这一规定的还有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等国。除上述情形外，在采用生物学标准的刑事立法例中，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仅从刑法规定的字面意义或形式上看，完全采用生物学标准，而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却实际采用折衷标准。如《日本刑法典》第36条规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心神耗弱人之行为，减轻其刑”，但日本的刑事审判机关对其理解却采折衷主义的观点。旧中国1935年《刑法》第19条规定：“心神丧失人之行为，不罚。心神耗弱人之行为，得减轻其刑”，同样在立法上采取单纯生物学标准，而其司法解释却认为，“刑法上之心神丧失与精神耗弱，应依行为时精神障碍程度之强弱而定，如行为时之精神对外界事物全然缺乏知觉、理会、判断作用而无自由决定意识之能力者，为心神丧失；如此项能力并非完全丧失，仅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显然减退者，则为精神耗弱。”〔3〕这种在立法上采用生物学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折衷标准的状况，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单纯生物学标准的局限性和不便实际操作的缺陷。 （二）心理学标准 心理学标准，即行为人不被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仅以其达到刑法所规定的心理状态或心理状态导致的结果作为唯一的标准。此类判断标准又可细分为三种：1、心理状态标准，即把行为人是否达到法定的心理状态，作为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属于这种判断标准的刑事立法极少，如大陆法系的荷兰，《荷兰刑法典》第37条规定：“无论任何人之行为，若基于其智力之无完备发展或疾病之扰乱，均不处罚。”2、心理结果标准，指不仅以行为人具备特定的心理状态，而且要求行为人特定的心理状态必须导致法定的心理结果，从而判断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采这种判断标准的刑事立法较前者而言为数较多，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有。较为典型的是《西班牙刑法典》第8条第1项的规定，“心神丧失或精神暂时不正常致无法判断其刻意所从事之罪行者”，为“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一。《印度刑法典》第84条也有类似规定。3、折衷标准混合立法方式，是指确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既包含心理学标准的成分，又包含着兼采生物学与心理学折衷标准的成分。这种立法方式的特点在于，既保留着心理学标准的痕迹，又表现出向完全的折衷标准过度的发展趋势。这点在泰国刑事立法例中已经得到证实。〔4〕 （三）折衷标准 折衷标准又称混合标准，即兼采生物学标准和心理学标准的立法方式。依这一标准认定行为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无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必须患有刑法所规定的精神障碍，而且其所患精神疾病必须引起法定的心理状态或心理结果。折衷标准为当代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所采用。如《加拿大刑法典》第16条规定：“（1）行为或不行为于心神丧失时发生者，不受有罪之判决；（2）本条所称心神丧失指先天白痴或患心理疾病达于不能知悉其行为或不行为之性质，或不能了解其系错误之精神状态；（3）具有特别幻想症之人，于其他方面表现正常者，除其幻想症使其相信事物状态之存在足致其行为或不行为为合理或可予宥数外，不得以心神丧失为理由而为无罪之判决。” 二、刑事责任能力辨析 刑事责任的实质就是国家对犯罪所作出的谴责，是对行为人所作出的政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性否定评价。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通常通过刑罚来体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8条规定，行为人必须在具有完备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前提下，才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刑法上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与通常意义上要求人们对自己行为负责任所必须具备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行为人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不是表现于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当中，就不具有刑法意义；也不属于刑法规定的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前提。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应理解为，行为人具备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并依据这样的认识而自觉有效的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是刑事责任能力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确定的行为能力的本质所在。特别是基于各部门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人权利义务性质及行为复杂程度的差别，法律判定行为人有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标准，即认识、判断和决定自己行为能力的性质及程度的划分标准，必然作出不同的规定来加以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有民事行为能力或行政行为能力的人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形。例如一个精神病人往往不是在所有行为下都是精神错乱的。〔5〕 刑法意义上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具体化还表现为：精神病人必须在病理性机制（如妄想、幻觉、思维障碍等精神症状）的直接影响下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才能被视为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丧失或尚未完全丧失，而被判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行为能力。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以及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主观状态，必须体现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行为或者危害行为之中；他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与其所患精神病的症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就是我国现行《刑法》第18条中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实质含义所在。 前述内容充分说明刑事责任能力是与道德责任能力、其他法律行为能力严格区别的，在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上，也有必要加上刑法的印记。从而表述为，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并对自己行为加以控制和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三、刑事责任能力的制约因素 通过本文前面的探讨，已经明确刑事责任能力的基本内容，这里有必要再探讨一下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具体根据，亦即制约精神病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基本因素。 （一）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程度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它是确定行为人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主观根据。刑事责任能力是意志自由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化，刑法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与刑事责任能力应该是内涵相同的范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精神病人的意志自由特征： 首先，承认客观必然性是意志自由的前提。精神病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可能受精神疾病的影响而出现反常行为，从而给本人、他人或社会造成危害。这些精神病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他们不能抗拒或者不能完全抗拒的自然现象、客观规律。 其次，刑法意义上的意志自由的基础是对刑事法律的认识，就是能正确认识自己行为在刑法上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的能力，即辨认能力。刑法上的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前提，前者对后者起着决定、制约作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不仅存在性质上的区别，而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在各种具体行为方面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也会表现出性质上的区别和程度上的差异。〔6〕 再次，刑法上的意志自由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发展变化过程，如疾病、身心发育、智力发展程度、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知识积累等因素的制约。

G. 中国大陆刑法典从清代到现在有哪些

1、清代《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于1908年完成，但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公布。不久清王朝即告覆亡，该律并未施行。它采用资产阶级的刑法体例、刑罚制度和刑法原则。在刑法体例方面，分总则、分则两篇。

在刑罚制度方面分主刑、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包括褫夺公权和没收。 在刑法原则方面，采用了资产阶级的罪刑法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此外，还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新情况，规定了有关妨碍国交、妨碍选举、妨碍通讯、交通以及妨害卫生等方面的犯罪。

2、北洋政府《暂行新刑律》

《暂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成立之初对《大清新刑律》稍加删改而制定的刑事法规，于1912年4月30日颁行，内容与《大清新刑律》基本相同。

1912年3月，袁世凯发布命令：“所有从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此处所指“新刑律”，即清末修律公布之《大清新刑律》。据此命令，北洋政府法部随即拟定《删修新刑律与国体抵触各章条等并删除暂行章程文》，并附列删除各章条目，经呈袁世凯批准，并通令各司法衙门遵行，是为《暂行新刑律》。

后1914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以“重典”威慑人民，颁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15条，增设了一些罪名，并加重了原来的许多刑罚。此外，北洋政府还在1915年和1918年先后拟定了两次刑法修正草案；但均未颁行。

3、国民政府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

该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两编，共48章，387条。1935年1月1日又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刑法,即所谓新刑法。其中总则编12章99条,分则编35章258条。

列举了诸如窃盗、杀人等罪名，并针对各罪内容特别规定。学说上一般把刑法分则按照侵害法益的不同分为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数部分；在个人法益方面又常再细分为生命、身体法益、自由法益和财产法益等。

原则上本法总则部分的规定适用於所有法律的刑事规定（其他法律的刑事规定称附属刑法，即刑法以外之特别刑法），在分则的部分则列举了基本的刑事处罚规定。

4、国民政府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

新刑法标榜“从轻主义”,对一般轻罪的处罚比旧刑法规定的有所减轻,但对于所谓触犯反动统治秩序的行为则从严、从重处罚。

同时吸取了德、意、日帝国主义国家刑事立法政策中所谓“社会防卫主义”和“主观人格主义”精神，宣称犯罪原因在于人的生理素质和心理因素，主张应以主观的犯罪动机，而不是以客观的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对所谓“内乱罪”以及“外患罪”、“杀人罪”、“强盗罪”等“危险极大”者，皆规定了惩罚“预备犯”、“未遂犯”和“阴谋犯”的条款。

特别增加了“保安处分”专章,对于所谓有犯罪行为或有“犯罪嫌疑”“犯罪危险”的人,可以借口预防“犯罪”或“再犯罪”,实行“社会防卫”手段,令其入感化教育处所。

5、新中国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

在 1950 年，我国就在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了刑法典的起草准备工作。刑法大纲草案是对新中国各项法律的高度概括，是日后刑法修订的基础

6、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H. 法律里面对于犯罪动机是如何确定的

浅议刑法中的犯罪动机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犯罪动机的一般理论，包括犯罪动机的概念和性质、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的联系和区别、犯罪动机的分类以及犯罪动机存在的范围。其次通过介绍国外关于犯罪动机的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认为国外的某些做法可以为我国刑事立法采用。最后，对犯罪动机立法化进行思考，分析立法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刑事司法特点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犯罪动机犯罪动机立法化量刑情节故意杀人罪

一、犯罪动机的一般理论

(一)犯罪动机的概念、性质

什么是动机？恩格斯曾指出“就个别人说，他的行为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和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1]从心理学上讲，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由需要引起的，没有需要就不可能产生动机。但是，并不是任何需要都能成为动机，只有需要指向一定的目标，并且展现出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时，才能形成动机，才会对行为有推动力。也就是说，有需要产生，还要有诱因条件。由此可见，形成动机的条件有二：一是内在条件，即需要、欲望；二是外在条件，即诱因、刺激。因此，动机的概念可以概括为：动机是指推动人行动的内在力量，它是引起和维持个体行为、并将此行为导向某一目标的愿望和意念。

按照我国刑法学教科书的定义，所谓犯罪动机就是指“刺激、促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或思想活动，它回答犯罪人基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故动机的作用是发动犯罪行为；说明实施犯罪行为对行为人的心理愿望具有什么意义。”[2]

犯罪动机的性质是指由内在需要决定的犯罪动机的特殊性。通说认为，犯罪动机具有反社会的性质。犯罪动机无论其本身的社会性质如何，在它推动下产生的行为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因此，把犯罪动机与其所导致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就会看出犯罪动机具有反社会性。正像犯罪学家塔拉鲁欣所指出的：“绝大多数诱发犯罪的动机都是反社会的或非公益的。”[3]

(二)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

所谓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也就是危害结果在犯罪人主观上的表现。如犯罪人实施盗窃行为时，就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实施故意杀人行为时，就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目的。

1.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联系

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之间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两者都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存在的主观心理活动，它们的形成和作用都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2)犯罪目的以犯罪动机为前提和基础，犯罪目的来源于犯罪动机，犯罪动机促使犯罪目的的形成。(3)两者有时表现为直接的联系，即它们所反映的需要是一致的，如出于贪利动机实施以非法占有目的的侵犯财产犯罪即是如此。

2.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区别

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又相互区别，主要表现在：(1)两者的形成时间先后顺序不同。即犯罪动机产生在前，犯罪目的产生在后，犯罪动机是产生犯罪目的的原因。动机产生于人对某方面的需要，动机就是人意识到某种需要。犯罪动机之产生，是由于人的某些需要在不良心理因素的作用下而激发的；犯罪目的则是在对犯罪行为的性质有明确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实施犯罪时，犯罪目的控制犯罪行为的方向，并将犯罪意识转化为犯罪行为；(2)两者的内容、作用不同。犯罪动机是表明行为人为什么要犯罪的内心起因，比较抽象，是内在的发动犯罪的力量，起的是推动犯罪实施的作用；犯罪目的则是实施犯罪行为所追求的客观危害结果在主观上的反映，比较具体，它决定着犯罪行为的方向，引导犯罪行为向预期达到的目标运行。所以说，动机决定目的的产生，目的支配行为的实施；有目的必有动机，有动机不一定有目的；两者都伴随行为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动机对行为起的是推动作用，目的起的是导向、指挥作用；(3)一种犯罪动机可以导致几个或者不同的犯罪的目的。例如，出于报复的动机，可以导致行为人去追求伤害他人健康、剥夺他人生命或者毁坏他人财产等不同的犯罪目的；一种犯罪目的也可以同时为多种犯罪动机所推动。例如，故意杀人而追求剥夺他人生命的目的，可以基于仇恨与图财两种犯罪动机的结合；(4)两者对定罪量刑的意义不同。实践中，犯罪目的一般不仅影响量刑，还影响定罪，侧重于影响定罪，而犯罪动机侧重于影响量刑。

3.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之间的转化

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并非总是从一开始就是单一的，往往具有几个犯罪动机，经过犯罪动机的激烈斗争，某一强烈的犯罪动机占了上风。这时，基于这一犯罪动机，开始产生特定的犯罪目的。作为犯罪动机的行为人的某种愿望与需要,如泄愤报复，在犯罪意识形成过程中一旦与具体的犯罪行为,如杀人、伤害、毁坏公私财物相结合，并以犯罪结果的实现为满足行为人愿望或需要的方式时，犯罪动机也就转化成为犯罪的目的。也就是说，当行为人以具体的犯罪方式来满足犯罪动机的要求时，就形成了特定的犯罪目的。

一般说来，犯罪动机可能出现以下几种不同的结局：(1)依照既定的犯罪动机，实施犯罪，顺利达到犯罪目的。(2)犯罪动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由于犯罪分子的主观因素或出现某种客观情况，致使犯罪终止。(3)犯罪动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急剧变化，使犯罪人突生新的犯罪动机，从而构成更为严重的犯罪。

(三)犯罪动机的分类

西方的犯罪学家根据犯罪动机的性质，把犯罪动机分为财欲、性欲和攻击欲三大类。我国的刑法学者主张将犯罪动机分为以下11类：(1)政治动机，指出于一种反社会需要而产生的犯罪动机；(2)财物动机，指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方面物质需要而产生的犯罪动机；(3)性动机，指为了满足性本能的需要而产生的犯罪动机；(4)报复动机，指基于报复而产生的犯罪动机；(5)自尊动机，指为了满足某种变了形的自尊的需要而引发的犯罪动机；(6)友情动机，指为了满足某种非社会化友情需要而导致的犯罪动机；(7)妒忌动机，指因妒忌而产生的犯罪动机；(8)戏谑动机，指出于追求刺激而产生的犯罪动机；(9)恐惧动机，指因害怕而引起的犯罪动机；(10)好奇动机，指出于好奇心而产生的犯罪动机；(11)其他动机，如大义灭亲行为中正义感动机。犯罪动机的性质不同，所反映出来的主观恶性往往大不一样，比如谋财害命的贪利性动机就比出于自尊动机而侵害他人的主观恶性大。[4]

(四)犯罪动机存在的范围

对犯罪动机的存在范围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通说认为，犯罪动机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少数学者认为，不仅是直接故意犯罪，而且间接故意犯罪中也存在犯罪动机，甚至认为过失犯罪中都存在着犯罪动机。笔者同意通说的观点，即犯罪动机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根据动机理论，不是行为的结果决定动机，而是动机决定行为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犯罪动机是测定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的一个心理指数，只有能够说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的心理事实才能成为犯罪动机。例如，奸情杀人和义愤杀人，这二者所反映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有所区别的。而在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中，所谓的动机并不反映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例如，为投毒杀妻而间接故意杀子与为打中猎物而间接故意杀人，就间接故意杀人而言，无论实施这一行为的动机是杀妻还是打猎，主观恶性程度没有差别。因此，笔者认为，间接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中不存在犯罪动机。

二、中外对于犯罪动机在立法上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一)外国对于犯罪动机在立法上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以成文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中，不少国家的立法或司法实践非常重视犯罪动机这一因素。比如，德国则旗帜鲜明地把动机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它的刑法典。犯罪动机在德国刑法中不仅是量刑的首要依据，而且是某些犯罪构成的要件。德国刑法典第46条对量刑的基本原则作了规定：“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犯罪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特别注意下列事项：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行为所表露的思想和行为时的意图等”。[5]同时，第188条把出于与受诽谤者的公开生活地位有关的动机直接规定在对政界人士的中伤和诽谤罪的条文中，成为构成该罪的要件之一。日本的刑事立法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48条第2项规定：“适用刑罚时，应当考虑犯罪人的年龄、性格、经历与环境、犯罪的动机、方法、结果与社会影响、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态度以及其他情节，并应当以有利于抑制犯罪和促进犯罪人的改善更生为目的。”[6]西班牙刑法典第23条规定：“罪犯的配偶及结合成具有类似情感的稳定关系人、尊亲属、卑亲属、婚生、领养兄弟或者同辈分的亲属协助罪犯实施犯罪的，根据犯罪性质、动机和结果等情节，可以减轻或者加重其刑事责任”。[7]

故意杀人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如报复杀人、奸情杀人、义愤杀人、图财杀人等等。德国刑法典第213条规定：“非行为人的责任，而是因为被害人对其个人或家属进行虐待或重大侮辱，致行为人当场义愤杀人，或具有其他减轻情节的，属故意杀人的减轻情节”。[8]西班牙刑法典第143条第4项规定：“由于被害人因足以致其死亡或者持续、严重、不能忍受的严重疾病而提出认真、明确的请求，而杀害或者通过必要、直接的行为参与杀害被害人的，减轻一至两级判处刑罚”。[9]可见，犯罪动机在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及司法中都得到了重视。

而在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犯罪动机更是其刑事司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是陪审团制度，裁决有罪无罪的权力掌握在陪审团的手里。陪审团的成员不是法律专家，而是所谓代表社会良知的一些普通人。他们判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的标准往往不只看他做了什么，而是更注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在他们的眼里并非所有的杀人者都是罪犯，甚至反而是英雄。这往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动机的不同。

(二)我国立法对于犯罪动机的态度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犯罪动机不属于犯罪构成的要件，而属于酌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是指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由审判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并加以适用的，对正确裁量刑罚有影响的事实情况。犯罪动机的不同，直接说明行为人的罪过程度不同，因而是量刑时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例如，同样是故意杀人，有的是出于义愤杀人，有的出于报复杀人，其所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就有差别，量刑时也应有所差别。

同时，犯罪动机对定罪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我国刑法典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再如刑法典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我国刑法的某些具体条文中，对某些犯罪规定了“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我们称这种犯罪为“情节犯”。如我国刑法典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才成立诬告陷害罪；刑法典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才成立侮辱罪、诽谤罪；等等。类似的规定在我国刑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目前生效的刑法及其修正案而言，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就有74个条文、79个罪名之多。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情节犯的“情节”的成分主要包括犯罪动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等与行为人的人格判断相关的因素。根据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犯罪的动机是作为定罪情节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国刑法典对故意杀人罪的规定，用的是简单罪状的表述方式，只涉及了一个罪名。该罪主观方面要求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不同的杀人动机，对构成该罪没有影响。有这么一个例子，儿子不学无术、视赌如命、烧伤掳掠、无恶不作，还经常打骂、虐待年老的父母亲，动辄逼要他们的“棺材本”，村里人看到他都害怕，可以说是地方上的祸害。老父亲痛心疾首，基于“大义灭亲”的动机将亲生儿子杀死，认为是为民除害。诚然，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因为我国不承认“家法”，法律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但是，其动机引起的行为导致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避免了或者减少了被害人对社会潜在的危害性，而犯罪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当然，放任这类犯罪行为的发生并不是笔者的本意。

三、犯罪动机立法化的思考

(一)犯罪动机立法化的必要性

犯罪动机立法化是指在刑法的立法中，将一些故意犯罪的犯罪动机予以明确规定。犯罪动机立法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犯罪动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所处的地位还不尽合理，甚至还表现出较大的局限性。归纳起来，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论罪不问动机不利于科学地把握犯罪的本质。犯罪是一种法律所禁止的恶。从某种意义上讲刑罚也是一种恶，一种法律所允许的、必要的恶。那么法律所允许的恶和法律所不允许的恶在行为本身的要件上的不同就在于行为背后的原因，也就是动机。抽取了动机的行为本身无所谓善恶，所以被界定为犯罪的行为是不能不过问动机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犯罪；②论罪不问动机不利于全面地发挥刑法功能。传统的刑法理论认为刑法的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及保障公民自由，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刑法还应该具有道德规诫的功能。刑法作为一种道德规诫的功能是通过追求刑法的价值理念——公正来实现的。只有这样，刑法才能成为一种为人们所拥戴，所信服的良法。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考虑犯罪动机在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不行的。(2)犯罪动机立法化，有利于某些罪名的细化，这也是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例如，我国刑法对故意杀人的立法规定，罪状过于概括，法定刑幅度过大。立法规定了从死刑到3年有期徒刑这样的法定刑量刑幅度，而没有规定相应的具体情节。穷凶极恶的连杀数人是故意杀人，临时起意的激情杀人是故意杀人，大义灭亲是故意杀人，但不同的犯罪动机引起的不同情况在立法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立法显得有些粗糙；(3)犯罪动机对于理解、把握整个直接故意犯罪现象的产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于一个犯罪行为，只有探究其动机，才能正确揭示犯罪行为本质的因素，有助于预防、减少犯罪的发生，有利于打击犯罪行为。

(二)犯罪动机立法化的可行性

犯罪动机立法化是可行的，主要表现在：(1)我国审判机关在对直接故意犯罪进行量刑时往往要考虑犯罪动机这一因素，而将其立法化并不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相冲突，只是使其名正言顺；(2)犯罪动机立法化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犯罪动机立法化有利于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的完善；(3)犯罪动机立法化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法益。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犯罪动机呈现多样化，且常常引发犯罪人实施较为残忍、严重的犯罪行为。如近期媒体频频报道的灭门惨案，这种案件往往需要了解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可能更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三)犯罪动机立法化的具体建议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可以借鉴德、日等国关于犯罪动机在其刑事立法中的规定，实现犯罪动机的立法化，具体建议如下：

1.对我国刑法总则部分的犯罪动机规定的完善

(1)对我国刑法总则第20条、第21条关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规定进行补充。建议添加：“行为人出于正当的动机，且出于不得已，但不完全具备正当防卫的形式要件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行为人出于正当的动机，且出于不得已，但不完全具备紧急避险的形式要件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对我国刑法总则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独立适用的第56条的条文予以补充修正。建议添加：“对于故意犯罪的行为人犯罪动机十分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3)对我国刑法总则部分的第61条关于量刑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规定进行修正。可参照德国、日本的做法，在刑法条文中增补具体的量刑标准，同时将犯罪动机等酌定情节法定化，使其上升为法定情节。具体条文可表述为：“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该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2.对我国刑法分则部分的犯罪动机规定的完善

刑法分则部分，某些罪名要细化，明确其犯罪动机，如故意杀人罪。外国刑法一般都把义愤杀人等情形单独设置一种罪名，从而形成与普通杀人罪并列的罪名之一。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些特别的情节分别在普通杀人罪罪名之内予以列举规定、设定处罚的上限或者下限。笔者认为，可以对我国故意杀人罪的立法条文作以下补充规定：“故意杀人，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1)因受被害人的侮辱、迫害或者虐待等原因，而出于激情、义愤故意杀人的；(2)直系血亲尊亲属为隐瞒耻辱，或者无法养育，或者有特别值得怜悯的动机，在分娩时或者分娩后杀害婴儿的；(3)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

我国刑法分则部分对于情节犯的条文通常表述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中也对情节犯的主要情节予以列举规定，但是表述仍略显粗糙。例如，我国刑法关于盗窃罪、贪污罪等罪名的情节的相关解释是通过数额的角度认定的，并未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犯罪动机这一情节因素。笔者认为，可对情节犯的情节的具体解释予以修正，充分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这一因素，以完善刑法分则部分关于犯罪动机的规定。

诚然，犯罪动机的立法化给刑事立法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同时，动机的多样性也对法官的综合素质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能否正确区分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期待犯罪动机的立法化的实现，并相信这一实现必将成为刑事立法的一个新亮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243页

[2]苏惠渔.刑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1页

[3]俄〕斯·塔拉鲁欣.犯罪行为的社会心理特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77.40页

[4]邱国梁.犯罪动机论，法律出版社，1988.70页

[5]、[8]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法制出版社，2000.56页、161页

[6]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6.23页

[7]、[9]潘灯译.西班牙刑法典，中国政法出版社，2004.10页、56页

作者单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院网

I. 请问哪些国家有通奸罪

通奸罪
1810年《法国刑法典》规定：妻通奸者处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徒刑，夫于家里容宿姘妇处一百至二千法郎罚金。受害之夫或妻告诉乃论。甚至规定，夫在家里将通奸之妻和奸夫捉获即时予以故杀者，其故杀罪应予宥恕。1994年《法国刑法典》规定：“强奸以外的性侵犯罪，处五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其中主要指通奸行为。” 1910年《美国联邦刑法典》第五百一十六条规定：任何人犯通奸罪处三年以下徒刑。已婚妇女与未婚男子相奸者，男女双方均构成通奸罪。已婚男子与未婚女子相奸者，男子犯通奸罪。 1968年《意大利刑法》第五百六十条不仅规定了通奸罪，还特别规定了丈夫蓄妾罪。 1971年《西班牙刑法》专有“通奸罪”一章，规定极为详细，通奸男女均处短期徒刑六个月至六年。 前《罗马尼亚刑法》第三百零四条规定：“已婚者实施非婚姻范围之性交者，处一个月至六个月监禁。” 可见对同一件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处理此事的方法大不一样，而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并且都认为自己的作法是最文明的。 有“通奸罪”规定的国家和地区还不少，如印度，柬埔寨，以及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在美国也有许多州都将通奸认定为是犯罪行为，但很少有人因此而被起诉。在那些采取过错离婚制的州，通奸可构成足够的离婚理由；此外，有些州在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时也会将通奸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可能会授予过错一方配偶较少的财产。

J. 哪些国家有“无限制防卫”的法律

因为楼上的已成为推辞答案，所以他人无法回答你的追问了。对于你的追问，我的回版答如下：
权1、正当防卫：为了保护法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且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不受到侵害。
2、无限防卫：则是因为不法分子手段比较凶残，或难以制服，恶性大，社会危害性严重，若不允许无限防卫，则难以保护法益，或保护防卫人的利益。
3、但是作为我国公民，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就算对方是犯罪分子，他的合法也会受到保护的。
而我国刑法一直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所以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其他法律或说行为，也也应该如此。
如果防卫没有限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试想一下，某一天，你刚打了别人一个耳光，结果别人就拿刀来砍你，不论死伤，都是正当的，你觉得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4、防卫是要适度的，这也是遵循了原始报应主义刑罚观的观点的，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这里只是换成了同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