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司法改革

『壹』 念斌案为什么能翻案

三大疑点帮念斌翻案

2008年2月3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然而面对案件中不断出现的疑点，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始终坚信，自己的弟弟应该是无辜的，绝望之中，念建兰决定更换律师。黑暗之中，念建兰希望能够看到一点光亮。2008年2月，念建兰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律师张燕生。

念建兰：“张律师看了一下起诉书，就说水壶有没有检，我说前前后后见了那么多律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抓到一个核心问题，水壶有没有检。”

张燕生发现，检方提供的证据中，前后矛盾的还不止这一处。而这些矛盾之处，也成为念斌案最终逆转的关键。

疑点一：可疑的视频“剪接点”

在福州警方提供的审讯视频中，念斌曾亲口供述自已的投毒过程。

念斌翻供之后，检察院便将当时审讯的视频提交给了法庭，以此证明念斌当时并没有遭到刑讯逼供，而是自愿承认。与这份视频同时提交给法庭的，还有一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报告，证明视频完整没有经过剪接。

在这份视频里，确实看不到念斌被刑讯逼供的画面，但是却有一个明显的剪接点，而就在这个剪辑点前后，念斌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不承认作案到对投毒供认不讳。

然而法院的最终判决，并没有提到这个细节，而是最终认定，视听资料记录了念斌“作有罪供述时的神态自如、环境宽松”，念斌关于被刑讯逼供的辩解不能成立。

疑点二：“早产”的检测报告

据念斌对投毒经过的供述，他于2006年7月27日凌晨1点左右把鼠药投放在了水壶内。据此，公安机关的起诉书认定，水壶的水含有氟乙酸盐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但据念斌律师张燕生的说法，在公安机关提供的物证中却没有看到水壶被检出毒物的报告。

张燕生发现，检方提供的证据中，前后矛盾的还不止这一处。其中铁锅的送检时间明明是2006年8月1号，而检验报告却在7月31号就已经得出。

还有，关于毒物的来源，检方指控念斌是从一个姓杨的老人那里购买的氟乙酸盐鼠药，然而当张燕生去调查时，这名姓杨的老人却表示不记得见过念斌。

随着疑点的不断增多，一些毒物专家也被邀请加入了念斌的案件，专家们发现，根据警方提供的检验报告，在死者的心血、尿液和呕吐物中都检出了氟乙酸盐，然而在胃和肝里却没有检测到，这有悖常理。

在投毒案中，死者的中毒原因、嫌疑人的投毒方式以及毒物的来源都是定罪量刑的关键，然而辩护方提出的种种疑点，却让检方的这些证据看起来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

疑点三：“完美”的质谱图

质谱图是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中通过制备、分离、检测气相离子来鉴定化合物的一种专门技术。比如，在一起毒品案中，公安机关要通过一种技术手段证明缴获的“大麻”就是大麻，质谱法便是现在普遍运用的一种方法。在念斌案中，警方便是运用质谱的检验方法，认为死者系氟乙酸盐中毒，进而锁定投毒者为念斌。然而，不同中毒的原因，在质谱图上就会有不同的波形表现。对于投毒案来说，质谱图就是支持警方鉴定结论的最原始的信息。

张燕生律师一直要求调取本案的质谱图，但都被以“内部机密”为由拒绝提供。直到2013年7月庭审时才被警方递交给了法庭，这也成为全案被推翻的一个关键。

经过对质谱图的分析，专家发现，死者俞悦尿液的质谱图竟然与机器检测时使用的标准参照图谱一模一样。俞悦竟然能尿出一个氟乙酸盐的标准样品来，这是荒唐无比的。更令人震惊的是律师的第二个发现：被害人俞潘的呕吐物和俞潘的心血竟然来自于一个检材。

经过仔细研究，专家最后得出结论，根据现场物证的检验结论，应该皆未发现氟乙酸盐，本案件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氟乙酸盐曾被使用过，也就是说，警方认为两名孩子死于氟乙酸盐中毒的结论不能成立。

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保住了念斌的命

2008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念斌案发回重审。那一刻，念斌似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然而事实上，此时距离他最后回家，还有漫长的六年时间。

2009年4月29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念斌案再次开庭审理，辩护方提出的种种疑点依然没有被采信。两个月后，念斌再次被判处死刑，念斌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念斌的上诉，维持原判。案子被送到最高法复核，念斌的死刑随时都有可能执行。

对未来失去希望的念斌，此时并不知道，他的命运早在第一次被判处死刑之前，就与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2006年10月，我国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行修改，明确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原则上都要提讯被告人，当面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对证据有疑问的，要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2010年10月28日，最高法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核准念斌死刑，将案件发回福建省高院重新审判。

带着这些疑问，2014年3月15日，念斌的律师团又召集国内多名毒物专家，对26张质谱图逐一进行分析。经过仔细研究，专家最后得出结论，根据现场物证的检验结论，应该皆未发现氟乙酸盐，本案件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氟乙酸盐曾被使用过，也就是说，警方认为两名孩子死于氟乙酸盐中毒的结论不能成立。

(1)福建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案件经过

2006年7月27日夜，福建省平潭县澳前村17号两户居民，丁云虾家和房东陈炎娇家一同吃晚饭；到了晚上10点，丁云虾10岁大儿子俞攀和8岁的女儿俞悦，相继出现腹疼、头疼、呕吐和抽搐等症状，被诊断为食物中毒，经医生抢救无效死亡。警方在接报报警后即到达现场，宣布该案系“人为投毒”，于当日刑事立案。

2006年7月30日，警方从死者的心血和呕吐物中检验出“氟乙酸盐”有毒成份，认为死者系氟乙酸盐中毒死亡，并认为其邻居念斌存在重大作案嫌疑。

据警方提供的案卷资料，念斌投毒动机是，2006年7月26日晚，一名顾客来买香烟，被丁云虾招呼到她的店里（两者同开杂货店），抢了念斌生意，因怀恨在心，想教训丁云虾。遂于次日凌晨将鼠药投入邻居家的铝壶中，造成了2死4伤。

这就是福建省“念斌投毒案”。念斌被逮捕，提起公诉。 后该案历时8年10次开庭审判，4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10年10月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出不核准死刑的裁定书，并撤销原判发回福建省高院重审。

2011年5月5日，福建省高院也撤销了福州市中级法院对念斌的死刑判决，该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新审判。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

一、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榕刑初字第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念斌无罪。

三、上诉人念斌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贰』 齐树洁的担任职务

同时他还兼任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司法改革专业委员会委员、执行制度专业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法学会理事，《东南司法评论》主编，《司法改革论评》主编，《仲裁研究》学术顾问，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泉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清远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贵州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汕头大学客座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

『叁』 有哪些地方立法权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

首先，地方立法权扩容谨防“法盲立法”。当前大多数设区的市，不论是组织机构还是人员素质皆难以担当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权的49个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常委会委员或人大代表的素质相对较高。而此次拟新扩容的设区的市，其不仅大多没有专司立法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是工作机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极低，熟悉立法理论与实践的人才几乎缺乏储备，在此种情况下，未经任何试错即轻率打开地方立法之门，其后果委实难以想象，此种后果在实践中最突出的体现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简单拼凑乃至直接抄袭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权扩容提防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赋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权，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积极性得以发挥，但地方党委、政府借助地方立法权以加强其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利益的担忧亦绝非杞人忧天。立法是一项妥协的艺术，也是权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达、意志设定过程。享有立法权主体的行政层级越低，其与具体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的利益纠葛越紧，对公民和社会权益的损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权主体过多过滥，定会助长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保护主义的盛行。通俗地讲，便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难免不将自身的利益“塞进”地方性立法当中，使其地方保护主义在“法律化”的掩饰下显得“名正言顺”，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监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种担忧表现得更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权扩容避免危及法制统一。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法制统一的意义尤为重大，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更是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较大，为此形成了多层次的立法体制，除国家层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进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权的迅速扩容，在一定程度上会挑战我国法制的统一。具体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突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立法权限，或是地方在国家立法已有规定的情况下制定与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轰动一时的“洛阳种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便被认为违反了作为上位法的《种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但由于上位法立、改、废活动较为频繁，而地方性立法由于诸方面的缘由未能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此一来便出现了地方性立法与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违宪审查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阙如的情况下，地方性法规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须援引的依据，地方立法权主体的率尔扩容弄不好会显在或潜在地助长司法的地方化。
诚如上述，地方立法权扩容背后的原因诸多。赋予更多的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即便有诸多积极效应和客观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剧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数量？答案应是否定的。其中最关键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于降低试错风险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趋向于“分步走”的改革路径。于此层面而言，分批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或许更为稳妥与合理，当然赋予地方立法权的条件可不如批准“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所做的制度设计可谓合理，其规定：“前款规定的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本省、自治区所辖的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
地方立法权的扩容除选择“分步走”的路径之外，尚须确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学性，具体而言，以下举措值得考虑：
第一，委托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机关或是人大有关机构直接起草，此种作法自有其优势，但由此导致的后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机关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难免不受部门利益的影响。试举一例，在交通管理领域的地方立法过程中，实践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来，交通管理部门既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亦是游戏的参与者，这不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并间接导致了执法的不公。基于此，委托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门利益对立法的挟持与干涉。二是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为受委托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专业性知识。十八届四中全会亦提出：“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在过去的地方立法实践中类似的举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过的《广东省经纪人管理条例》即为我国首次委托专家学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项制度的建立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明确与解决，譬如第三方选择的方式，是直接委托还是公开招标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确保第三方不受相关机关的牵制，如何实现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制度的后尘，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于流于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时就采纳，不符合其利益时便弃之一旁。
第二，健全对地方立法权的监督机制。为了避免地方立法权的滥用，有效的监督势不可缺。此种监督无外乎事前与事后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国《立法法》要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方可施行。后者则是对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进行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并对其中违宪、违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销，我国《宪法》、《立法法》对此均有所规定，但该制度设计在实践中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如今，随着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地方立法的数量势必增加，违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数量同样会随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审查、撤销制度依旧处于“冰冻”状态，其后果不言自明。于此层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权扩容不至于遭到滥用，对地方性立法的审查与撤销制度无疑需要“解冻”。
第三，划定设区的市在进行地方性立法中的权限。在立法体制中，权限划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负面清单的模式，即只要不属于国家立法权的专属范围，地方皆可进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单的模式，即唯有明确授权的事项，地方始可进行立法。二者各有优劣，我国现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种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为国家立法权所专属，除特别授权外，不容许由法规、规章等进行规定，其中诸如犯罪和刑罚等内容甚至不允许进行特别授权。为防止扩容后的地方立法权出现尚难以预期的滥用，对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可通过正面清单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这些地方拥有城市发展所需的立法权限的同时，又不至于为地方性立法僭越国家立法创造“条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其权限的规定为：“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立法权限的限制是否溯及过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关较大市的规定与宪法相关规定对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权限并非一成不变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肆』 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的省份是哪些

第二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的省、市、自治区为：云南、山西、内版蒙古、黑龙江、权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批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第二批试点省市自治区于今年上半年陆续进入了司法体制改革，包括云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宁夏、贵州12个。

『伍』 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的历史沿革

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 的前身为福建高等法院厦门分院，原设于福建省厦门市。福建高等法院厦门分院原名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简称高一分院），是从福建高等审判厅第一分厅（一度改设为省控诉法院厦门分庭）演变过来的。
民国12年（1923年）2月，福建高等审判厅在思明县设立福建高等审判厅第一分厅，不设厅长，由监督推事任主管，内部机构则只设刑庭、民庭和书记室。
福建高等审判厅第一分厅审理内乱、外患和依法由它作第一审的案件，以及不服地方审判厅或县知事兼理司法第一审裁判的上诉案件和第二审裁判的再上诉案件（再上诉案件从民国13年5月起一律收归高等审判厅受理）均实行合议制。
根据民国14年（1925年）的资料，福建高等审判厅第一分厅管辖思明、龙溪、晋江3个地方厅，鼓浪屿会审公堂，以及未设地方厅的金门、东山、南安、安溪、惠安、同安、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海澄、云霄、永春、德化、大田、龙岩、漳平、宁洋19县。其余闽侯、莆田2个地方厅和未设地方厅的39县（含翌年设厅的建瓯县）皆由福建高等审判厅管辖。
民国16年（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在福建实行司法改革，将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合并为法院，福建省设福建省控诉法院及其在思明县的福建控诉法院厦门分庭。同年11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福建省控诉法院及其分庭改为福建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县法院改称地方法院，实行院长制。福建省控诉法院厦门分庭改为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
民国27年（1938年）5月厦门沦陷，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迁驻龙岩县。
民国34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于10月迁回厦门，另在龙岩县设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龙岩分庭。
民国37年（1948年）1月，按照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的训令，福建高等法院所属5个分院改以所在县市命名，福建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改称为福建高等法院厦门分院。
福建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审理关于内乱、外患和妨害国家外交的刑事第一审案件，以及不服地方法院（或县司法机关）民刑第一审裁判而上诉、抗告的第二审案件。在民国24年（1935年）7月前实行四级三审制时，还受理属于初级管辖的不服地方法院（或县司法机关）民刑第二审裁判而再上诉、再抗告的第三审案件。
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后，福建高等法院厦门分院为受理金门县的司法业务，于1951年11月6日在台北恢复办公。而当时马祖地区的司法事务仍由军法机关审理。
1956年及1969年，福建金门地方法院及其“连江民事庭”分别于金门及马祖地区成立；由于当时该院人员仍在台北办公，金门地方法院除重大案件随时前往外，只有每年2次前往金门开庭；而马祖地区则视案件多寡为机动性前往开庭。
1990年7月1日，福建高等法院厦门分院更名为今名福建高等法院金门分院 ，并自1993年2月15日起迁回金门县办公至今。

『陆』 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是什么意思

我国实行的法官员额制的意思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版皮书表示，权建立法官员额制，就是要通过严格考核，选拔最优秀的法官进入员额，并为他们配备法官助理、书记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确保法院85％的人力资源配置到办案一线。

(6)福建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紧锣密鼓，攻坚克难，统筹兼顾，扎实推进。

中共中央确定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省市作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试点。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7个试点省市后的第二批试点。会议要求试点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推动制度创新。

『柒』 请问法院法官大人那的锤子叫什么锤啊

法官手里拿的木槌名为“法槌”。

法槌作用与中国古代审案时用的惊堂木类似。在法庭上无论审判桌后面有几个法官或陪审员，有资格手中执有法槌的只有主审法官一人。

最高人民法院法槌使用的操作程序为：法庭开庭或继续开庭，先敲槌后宣布；休庭或闭庭，先宣布后敲槌；判决或裁定，也是先宣布后敲槌。

主审法官一般在这几种情况下敲击法槌：

1、宣布开庭；

2、宣布休庭；

3、宣读判决或裁决；

4、庭上出现骚动；

5、案件审理参与者（当事人、律师、证人）陈述与案件无关。

(7)福建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我国最早使用法槌的是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01年9月14日，思明区法院院长陈国猛敲响我国大陆法院庭审第一槌。2002年6月1日，《人民法院法槌使用规定》开始施行，从此，法槌成为法庭审判不可或缺的道具之一。

该规定明确规定了法庭审理中使用法槌的不同阶段及程序：审判长在宣布开庭、继续开庭时，先敲击法槌，后宣布开庭、继续开庭；宣布休庭、闭庭、以及判决、裁定时，先宣布休庭、闭庭以及判决、裁定，后再敲击法槌。其他情形使用法槌时，应当先敲击法槌，后对庭审进程作出指令。使用法槌时一般敲击一次，法槌敲响后，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应立即停止发言、喧哗或其他有碍庭审进程的行为，否则将按照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捌』 法院聘用制书记员到底什么意思

聘任制其实就是合同制啊，被录用人员实行合同制管理，在合同有效期内，版法院与受聘权人双方履行合同规定，聘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双方即解除聘用关系，受聘人不再具有法院书记员身份。

聘任制书记员纳入公务员考试，但会特别标注“聘任制”，在合同期内享有公务员身份，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通过司法考试后可以转任助理审判员。

人民法院聘任制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为了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人民法院书记员队伍，实现对书记员的科学管理。

(8)福建司法改革扩展阅读

依照《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聘任制书记员使用人民法院政法专项编制，具备公务员身份。

第九条人民法院聘任书记员应当签订聘任合同。聘任合同的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期满可以续聘。书记员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双方同意续延聘任合同的，如果书记员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聘任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聘任合同。

新聘任书记员试用期限为一年。聘任合同文本，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参考资料来源 ：网络：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

『玖』 国家是否要对司法局进行机构改革，请问会如何改革，改革的政策什么时候能够到福建

只是有这个打算，具体时间具内部消息，大概要到明年了，从中央出来到地方大概需要三个月

『拾』 公平正义从哪里来

要通过司法改革、审判活动和法治实践，切实把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与公平正义这一客体统一起来，把亲身感受体验的现实过程与实现公平正义的最终目的统一起来，把具体的个案公正与整体的社会公正统一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改革红利，理应包括司法工作以及司法改革的投入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收益和实惠，以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如果说收益和实惠属于功利性的概念，实现公平正义不仅提升到理性层面，同时对人民法院呈现为一个司法实务和法治实践问题。 准确理解把握“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丰富内涵，首先有赖于理性思辨和理念升华。从主体与客体来看，人民法院必须通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让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感受到公平正义来源于当事人的参与、社会公众的评价和新闻媒体的舆论，是包括主观评判、社会认同和舆论意见在内的一种“感受”，是包涵利益受保护、司法受尊重、法律受敬畏的一种“体验”。从抽象与具象来看，公平正义具有思想、理念、价值的意味，超拔于具体的人和事，总体上属于抽象范畴，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主题。而对于每一个当事人、每一个案件来说，公平正义涉及到刑罚上的有罪无罪与罪轻罪重、责任上的是与非、利益上的得与失等，是可以感受、可以衡量的，是生动、具体、鲜活的。由此，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需要有司法理念的支撑，但不能仅仅停留于纯粹思辨；需要有法治精神的导引，但不能仅仅停留于宏大叙事。 首先必须有更完善、更成熟的顶层设计和更科学、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应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确保宪法法律正确实施，切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应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立足于司法实务层面和具体过程，有必要从以下“六个一”着手，加以改进，改革创新，寻求突破：从回应每一起司法诉求入手，通过方便、快捷、经济的方式，加强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指导和司法服务，让不熟悉法律知识的群众懂得打官司，让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让有理有据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从做好每一次庭审入手，依照法定程序，做好庭前、庭中、庭后的各项工作，充分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对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把事说透、把理摆清、把法辩明。从写好每一份裁判文书入手，针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等，讲究法律逻辑，加强说理论证，规范文字表述，注重答疑解惑。从公开每一道环节入手，抓住立案、庭审、宣判、裁判文书、执行等各环节，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等方式，做到全过程公开、最大化公开、多样化公开。从规范每一项法官行为入手，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增强法律素质，提高司法能力，严明司法作风，恪守司法礼仪。从解决每一个热点难点入手，深刻把握人民群众的关切和司法诉求，尤其要针对涉诉信访、执行和民告官等重症难症，凝神把脉、集智开方，切实维护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总之，要通过司法改革、审判活动和法治实践，切实把人民群众这一主体与公平正义这一客体统一起来，把亲身感受体验的现实过程与实现公平正义的最终目的统一起来，把具体的个案公正与整体的社会公正统一起来，这样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