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徐学鹿

㈠ 徐学鹿的介绍

徐学鹿 ，1933年7月生。陕西省汉中市人，汉族。现任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教授职称。1981年到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任教后，由1人1门课开始，直到创办法律专业、设法律系、设硕士点。

㈡ 中日商法 比较

日本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最新修改案之特点分析
[摘要]日本商法为了进一步确保股份有限公司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于2001年底进行了重大修改，主要包括进一步强化监事（会）机能，缓和董事责任减轻的要件以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等方面的内容。日本商法此次修改，对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日本商法；公司治理机制；修改动态 日本商法（以下简称商法）有关公司治理机制的最新修改案已于2001年12月12日作为法律第149号正式颁布，并于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这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确保公司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是监事机能的强化；二是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三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 具体讲，强化监事机能的主要措施有：①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②监事的任期由三年延长为四年（商法第273条第1款）；③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的法定化（商法第275条之3之2）；④公司外监事人数的增加以及其要件的严格化（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⑤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缓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要件的主要措施是，就董事、监事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新设了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等可以免除的制度（商法第266条第7款～23款，第280条）。作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一步合理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①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30日变为60日（商法第267条第3款）；②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可以和解作了明确规定（商法第268条第4—7款）；③对公司为了支持被告董事要求参加诉讼的申请规定了监事的同意权（商法第268条第8款）。 一、监事机能的强化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了监事的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修改前的商法规定，“监事可以出席董事会，并陈述其意见”（修改前商法第260条之3第1款）。根据这一规定，一般认为，监事作为负有监查公司业务执行义务和善管注意义务者，自然负有董事会出席义务和意见陈述义务。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这一义务明确化，将第260条之3第1款修改为“监事应当出席董事会，并认为有必要时应当陈述意见”。以此进一步明确监事的责任，从而保证公司业务执行的公正有效。 监事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这一义务时，作为违反善管注意义务者须承担必要的责任。如果由此使公司或第三人遭受损失，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商法第277条、280条、266条之3）。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就监事对辞任的意见陈述权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实现了此项职权的法定化。修改前商法只规定了监事在股东大会就其选任或解任陈述意见的权利。这一规定也是为了明确和加强监事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但为了防止监事的辞任是由董事强制所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增加新条款明确规定，“辞任监事者，可出席辞任后第一次召集的股东大会，并陈述其辞任的宗旨和理由”（商法第275条之3之2第1款）。并且为了使辞任监事确保这一机会，商法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向辞任监事通知召集股东大会的意旨①（同条第2款）。当然，其他监事同样可以陈述意见（同条第3款）。 再次，此次商法修改延长了监事的任期，增加了公司外监事即独立监事的人数，并对独立监事的要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修改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3年，此次修改将监事的任期延长为4年②（商法第273条第1款）。1993年以前，商法所规定的监事的任期为两年，1993年商法修改将这一任期 由两年延长为3年，此次修改又从3年延长为4年。这一连贯措施旨在不断加强监事的身份保障，进一步确保监事实施监督的实效性。具体讲，修改前的日本商法特例法，要求本法所规定的大公司③在3人以上的监事中，1人以上应当是就任前五年间未担任过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或支配人以及其他商法使用人者（修改前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1款）。此次商法修改为了进一步强化监事相对于董事会的独立性，加强监事监督公司业务执行的机能，将独立监事的人数由原来的1人以上增加为监事总数的半数以上，并且将独立监事的要件由原来的“就任前五年间”修改为单纯的“就任前”，实现了要件的严格化。 最后，此次商法修改新设了监事会对监事选任的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修改前商法只设对会计监察人的选任，赋予监事会同意权以及议题等的提案权。即“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选任会计监察人的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3条第2款），“监事会可通过其决议，请求董事将会计监察人的选任作为股东大会的议题，也可通过其决议提出选任会计监察人议案”（同条第3款）。而对监事的选任只规定监事可在股东大会就此陈述意见（商法第275条之3）。 为了防止董事随意进行监事的人事安排，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监事的地位，有必要对监事的选任事项采取同会计监察人选任相同的法律规定。所以，此次商法修改通过准用上述有关会计监察人选任之规定的办法，就监事的选任事项同样赋予监事会同意权和议题等的提案权（商法特例法第18条第3款）。④ 二、和有关减轻董事等责任的要件 日本现行商法规定，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5款）。这样一来，在上市公司等大型公司的情况下，实际上免除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几乎等于不可能。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许多情况下需要企业的经营者冒着一定的风险作出大胆的经营判断。可是，按照商法的规定，事后经营者只要有轻微的过失行为，须承担高额的损害赔偿责任。经营者考虑到这种后果，必然不敢大胆经营，这对企业经营是很不利的。 为了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日本商法通过增加条款的办法，从两个方面采取了适当减轻董事等责任的态度。一方面，此次商法修改规定，董事在执行职务时，只要是善意的，且无重大过失，就以从该董事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中扣除该董事四年的报酬额后所剩额度为限度，可以通过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或基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免除其责任（商法第226条第7～18款）。另一方面，考虑到公司外董事即独立董事①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使公司较容易地确保经营人才，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章程规定同独立董事缔结以该董事不承担双方提前约定的金额以外的责任为内容的契约（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商法修改除了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适当减轻董事责任外，还规定可通过董事会决议减轻董事责任。这是因为在由众多股东组成的股份公司中，仅仅为了免除董事的责任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从费用和召集程序两方面考虑都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非要等到定期股东大会来作出决议，董事的损害赔偿责任到底能否免除将处于长期的不明确状态之中，这对公司的经营极为不利，甚至会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所以，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建立通过随时可以召集的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再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实质上是根据股东的授权（因为章程变更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由经营专家董事构成的合议体组织即董事会，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董事的经营判断是否妥当合理的角度，对该董事是否应该免除其责任首先作出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作为上述董事责任免除制度的担保保障措施，此次商法修改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强化和完善。 首先，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对提出的相关议案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7～11款）。同样，通过董事会决议免除董事责任时，首先必须对此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为此需向股东大会提交的公司章程变更议案，以及向董事会提交的相关决议议案，在正式提出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②（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公司同独立董事缔结旨在减轻其责任的契约时，对此也需要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为此，向股东大会提交公司章程变更议案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其次，此次商法修改规定，通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时，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7～11款）。由董事会对董事责任作出免除决议后，除上述事项外，还要公告或通知股东若对免除有异议可在一定期限（不低于一个月）内提出的宗旨。并且，如果拥有全体股东表决权的3% 以上的股东提出异议时，董事会不得通过决议免除董事的责任（商法第266条第12～18款）。此外，此次商法修改规定，独立董事按照同公司缔结的契约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后，在最初召集的股东大会上也应当公示作为责任发生原因的事实，免除额度的测算根据以及理应免除的理由等事项（商法第266条第19～23款）。 三、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进一步 合理化日本商法所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一项股东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重要制度，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此项制度进一步合理化，此次商法修改根据日本司法实践经验以及商法学的理性思考，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 首先，随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日趋国际化和多样化，经营者的经营判断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业化。因此，为了使受理了股东请求并代表公司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的监事，有足够的时间对日益复杂化和高度专业化的董事的经营活动作出慎重判断，此次商法修改将监事的考虑判断期间由原来的30日延长为60日，即明确规定，公司自股东提出请求之日起60日内不提起诉讼时，提出请求的股东为了公司利益可直接提起诉讼（商法第267条第3款）。 另外，根据现行商法的规定，追究董事对公司责任的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之中时，股东或公司可以请求参加该诉讼（商法第268条第2款），但作为公司了解诉讼审理的机会，现行商法只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向公司告知诉讼的义务（日本商法第268条第3款）。为了进一步完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能够建立公司提起诉讼时的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提起诉讼时的其他股东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诉讼审理情况的知情机制，此次商法修改明确规定，公司受到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告知，或公司提起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时，应当对此进行公告或通知股东。即将诉讼进行公告或向股东发出通知规定为公司的义务（商法第268条第4款）。 其次，修改前商法没有对追究董事责任的诉讼（主要指股东代表诉讼）能否和解作出规定。所以，这种诉讼是否能和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并且持否定态度的观点较有力。而在现实的法院审判中，作为迅速且恰当的纠纷解决手段，也有诉讼和解的情况。但对其效力存有司法解释上的异议。此次商法修改大胆地排除了这种解释上的异议，认为从正面认可诉讼和解，既符合公司以及股东的利益，也对降低诉讼成本有利。所以，修改商法明确规定，在严格遵守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一定程序的条件下，诉讼和解是可能的（商法第268条第5～7款）。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公司作为诉讼和解的当事人时，既不需要特别的程序，也不需要取得全体股东的同意就可以和解。因为，股东通过诉讼公告或通知可以了解诉讼审理，参加诉讼的机会始终是得到保障的。相反，公司不是诉讼和解当事人时，即诉讼属股东代表诉讼，公司没有参加和解时，有必要保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公司的利益。所以，此次商法修改规定，法院应当向公司通知和解内容，并应当催告如果对和解有异议在两周内提出。如果公司在规定期间内不以书面对和解提出异议就可视为公司认可了这种和解（商法第268条第6，7款）。 最后，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能否为支持被告董事而参加诉讼，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的对立。在审判实践中有案例对此作了肯定回答。此次商法修改也以肯定为前提，规定公司为支持被告董事而要求参加股东代表诉讼时应当取得监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8条第8款）。当然，公司的诉讼参加请求得到监事的同意，并不意味着公司就可以自然参加诉讼，而是公司的请求是否达到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有关诉讼参加的要件，对此法院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

中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继《合同法》之后，物权法、民法典的制定成为我国今后民事立法的目标。当前，有 学者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民法典草案大纲已经提出。然而，面对我国民商事立法的现 状，在民法典出台之前，必须对民法与商法的立法模式进行严谨的理论梳理、论证和整 体立法规划，否则民法典的制定不但不会产生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反而会反映出我国 民商法学研究的幼稚，以致辜负了新时
一、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与立法实践回顾
“如果将民商关系立法体例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则该范畴在成立以及使用方面的相对 参照系统，事实地仅以大陆法系近代以来的立法为限。”(注：高在敏著：《商法的理 念与理念的商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大陆法系各国关于民商事的 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体例，即民商合一体例与民商分立体例。所谓民商合一体例，是 指“将民事商事统一立法，不设民商之区别，关于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之中，或 以单行法规颁行之体例”，(注：有学者认为，在法源形式上除无商法典外，既有民法 典，同时又有大量商事单行法的立法体例为“分”、“合”折衷体制，其与民商合一体 制不同，参见上书，第114页。)此以瑞士、俄罗斯为代表。(注：张国键：《商事法论 》，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所谓民商分立体制是指将民事与商事分别立法 ，于民法典之外，另制定商法法典，使民法法典与商法法典各自独立存在之体制，(注 ：张国键：《商事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50页。)此体例以德国、法国为 代表。
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 近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民法与商法，因而我国学者对民商立法体例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 清末修律时期。清末的民商事立法，仿德国法系，采民商分立制，经过两次商法大会的 召开，最终形成《商律草案》，但其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致流产。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消失，因而民商立法体例 问题也无从作为法学研究中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商法学的研究逐步复兴，尤 其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确立以后，民商法学者对民商 立法体例问题又投以了关注。其中主张民商合一的学者，依据的理由大致有：1.现在社 会已不存在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事活动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般民事活动，区分民法与商法 实无必要。2.采民商分立的法国和德国，由于大量的商事单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架空了 商法典的内容，其商法典已经支离破碎，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民商合一已成为发展 趋势。3.即使在民商分立的国家，也难以确立划分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的严格界限，民 法典与商法典的并存会引起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和混乱。4.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法的含义 得以丰富与扩充。5.主张民商分立将会使民法与经济法之争得以继续。6.主张民商分立 不利于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统一规范。7.主张民商分立制定单独的商法典的方案，在法 律实务、理论观念和法律文化传统上都不具备响应的条件，故不可取。(注：以上内容 参见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魏振瀛、钱强波：“市场经济与民法观念”，《中外法学 》，1994年第5期；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偶有个别学者主张制定商法典，实行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1页。)其所依据的理由概括如下：1.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 中国商品经济的萌芽到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的进程看，民商分立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 需要的立法模式。2.从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来看，民商分立模式有利于民法与商法的发 展，从而能早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法律体系。3.从商法的性质、商事交 易关系的特性、商法的特征及民商分立法体例的历史和发展看，应采民商分立立法体例 。4.“民商分立”立法体例最有利于表现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 区别，并在立法形式上真实的再现民商法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而作到了形式与实际的 统一。5.“民商分立”不仅是人们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对经营活动的规律、特点在理性 基础上更深刻认识的结果，而且是法律技术和方法完善的标志之一。6.商品经济关系的 形成是商法产生的物质条件，而商品经济的独立存在和发展，则是构成独立商法体系的 客观基础。(注：以上内容参见如下论文：黄榕森：“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对我国 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刘凯湘：“论商法 的性质、依据和特征”，《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王春捷：“中国商法的立法形 式研究”，《法商研究》，1997年第6期。)
二、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研究现状反思
(一)民商立法体例并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
民商立法体例问题至少涉及如下重要问题：
1.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民法与商法的关系问题是民商立法体例的深层次逻辑问题 。民法与商法同源，即其两者均根源于商品经济，但却不同体，两者在调整对象、调整 方法、追求的价值取向、具体的法律制度、立法技术上都有不容忽视的差异。对民法与 商法的关系认识直接影响着对民商立法体例所持有的主张，对此已有学者注意到，并以 此作为研究的基点。(注：见刘凯湘、徐学鹿文。)今后对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研究应结 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2.经济、政治体制问题。民法是简单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具体制度体现出浓厚的家庭 伦理道德价值取向；而商法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有当商品经济关系达到比较发达或 相当发达的程度时才具备了酝酿独立商法的温床)，因而商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出追求效 率、营利的价值取向。在建立和发展我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研究民商立法体例问题必 然要以促进、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核心导向(如为市场经济塑造合格的市 场主体，引导、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并进而推动以适应根深蒂固的小农经 济、自然经济的政治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政治体制的彻头彻尾的根本性转变，也 就是说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与我国经济政治转型有互动作用。可见，民商立法体例的选 择问题与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有重大关系。
3.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近几年现代“新儒家”、本土资源论(后现代)、“现代 化”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代课题，这一时代课题 涉及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这自然也会体现在法学的研究中。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问题正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时代课题在民法学研究中的反映。对民商立法体例的 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轻商抑 商的法律文化传统，商人无应有的社会地位，商事交往的合理规则及应有的秩序更是无 从形成，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很明显，选择民商合一的体制 (包括有学者所称的“合一折衷”的体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均体现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这对市场经济所需求的商事主体的形成不能说是促动，甚至还可 能是阻碍。相反，选择民商分立的立法体例，能够从制度上促动轻商抑商的法律传统文 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人们的法律意识、观念由表层向深层推进的流变过程，此乃民商 法现代化的外源性模式。(注：公丕翔：《法制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版，第16页。)
(二)民商法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除阶级分析的方法外，法学家只能也必须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采 用，为我国的立法、司法及执法的起步提供了基本概念、理论、基本知识的清楚解释， 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生活的需求与我国的法制状况。但正如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 所言：“实证主义把法律同心理、伦理、经济、社会等基础切割开来的趋势，则使我们 对法律制度所能达致的自主性和自足性的程度产生了一定的误识”，(注：[美]E·博登 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 1页。)实证主义有其只注重实证研究，如注重具体制度研究和法条解释，不重价值思考 的天生弊端，而这是民法学进一步研究的巨大障碍，因为“一个好的部门法学家，都因 该具有法哲学的思维”(注：朱景文：“法理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会纪要”，《法商研 究》，2000年，第114页。)而“民法法系对于哲学影响则格外开放”。(注：[美]艾伦 ·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 0页。)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既使得我们当代的民商法学的研究取得了从无到有的成果 ，又使得我国的民商法研究迄今为止，基本上仍停留在对罗马法及罗马法以来的外国民 法制度、旧中国民法制度及其理论学说的阐释和评注上面。(注：徐元州：“论民法的 革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38页。)这在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问题上则表 现为，在总体上不能突破清末与国民党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徐学鹿：“论我国商法 的现代化”，《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第39页。)这种现象发人深省。
三、我国民商立法体例的选择——民商分立
(一)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论民商分立的必要性
“王海”现象自1995年出现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法学界对“王 海”现象的论争

㈢ 徐学鹿的人物介绍

发表《论我国商法的现代化》、《商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晰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法——商法》、《“析民法商法化”与“商法民法化”——再论“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论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论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等学术论文逾百万字。

㈣ 《什么是现代商法》读后感 徐学鹿

是这样的：
现代犹太商法 txt全集小说附件已上传到网络网盘，点击免费下载：
愿我的答案对你有所帮助！

㈤ 福建省公务员考试用书什么出版社的比较好

福建的话你可以买中共党史的，华图的之类。虽然说这次的考试和练习题的题目类型有差别——如没有了以前我们福建的典型题目：事件排序，但是最好还是买些针对我们福建的练习卷。
这次春季的考试行测只考了73.6分——虽然还是勉强让我第一名去参加面试了……我觉得行测嘛，首先你要先了解下行测都考了什么，那些类型的题目要怎么回答，要有个思路，然后就可以开始做题了——没错，如你所说，行测就是只能靠多做题，当然，自己做完要对下试卷所附的参考答案(所以买的练习卷一定要附较详细的答案哦)，要弄懂。如果你想考高分就多花心思吧：上午，下午，晚上各做一份卷子——像我比较懒晚上没做题都在玩电脑……
申论的话其实很简单的，像我这样的，语文成绩一般般的那种，写作文只擅长写散文……复习了一两天后去考试也考了个66.5分……当然，因为我用这两天的时间弄透了不同的题目类型该怎么答。之前有老师建议要多看半月谈、200X年的理论热点面对面之类的书——其实我都没看……你要想高分就多看看这类书咯，因为人家的写法就是属于比较标准的申论文章。
至于报辅导班看你个人了，可要可不要——报一个的话可以有人帮你比较系统的说说行政的各种类型的题目以及怎么回答之类，还有一些比较普遍的答题方法啦什么的；不报靠自己看书也是没问题的（个人而言……）。看你的经济实力吧，另外就是参加辅导的话参加一个就够了，因为大同小异，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听。

㈥ 邵建东的主要学术成果

1、《德国新史》（与陈晓律合著），香港开明书局1991年版，台湾1993年重印。
2、《竞争法研究》（与戴奎生、陈立虎合著），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本书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东亚法律经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与丁邦开、戴奎生共任主编），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国竞争法》，独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Unternehmensgruppen und Zusammenschlusskontrolle in China: Empfiehlt sich eine Regelung nach deutschem Modell?》, Peter Lang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96.
6、《中德商法热点问题研究》（主编，列第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中德法典编辑与法律继受》（主编，列第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研究》，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Hrs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2001。
10、《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Hrsg.),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 2001。
11、《德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和律师职业》，编译（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17则评析》，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德国的康采恩与康采恩立法》，载《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3年第4期。
2、《从德国康采恩法看中国企业集团的法律问题》，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3年。
3、《论德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和社会约束原则》，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4年创刊号。
4、《析德国竞争法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控制》，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
5、《论德国民法中的可撤销法律行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4年秋季号。
6、《德国康采恩法研究》，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6期。
7、《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中德民法比较研究》，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
8、《德国环境责任法中的损害赔偿责任》，载《国外社会科学信息》1994年第5期。
9、《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载《法学》1994年第8期。
10、《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4年。
11、《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载《法学》1995年第2期。
12、《德国竞争法对中小企业的特殊规定》，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3、《不正当竞争民事责任应采推定过错责任》，载《法学与实践》1995年第2期。
14、《德国反垄断法对卡特尔的规定》，载《法学杂志》1995年第3期。
15、《论意思表示的发出与送达――德国法的启示》，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3期。
16、《Irrefuehrende Werbung als unlautere Wettbewerbshandlung im chinesischen UWG》, in: GRUR Int. 10/1995.
17、《论意思表示的解释》，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本文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制作成民商法类学术卡片）。
18、《德国法学教育制度漫谈》，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季号。
19、《德国民法中附保护第三人效力的合同》，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3期。
20、《论雇主责任》，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年春季号（本文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制作成民商法类学术卡片，并被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民商法学》1997年第9期全文转载）
21、《德国民法典与中国民事立法》，载《中德经济法研究所年刊》1996/1997合刊。
22、《规范企业合并――德国反垄断法的启示》，载《国际贸易》1998年第4期。
23、《论旧中国民法继受德国民法的原因》，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年春季号。
24、《外国反垄断法对名牌商品的特殊保护》，载《外国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25、《中国法律对企业合并的控制》，载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6、《Zur Aufnahme des BGB im alten China》, in: Juristenzeitung 2/1999, S. 80-86. Besprechung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r Zeitung vom 11. Februar 1999 (Vorbildlich). （本文题为《旧中国对德国民法典的继受》。作者先后在德国多所大学作该领域的专题报告。文章发表在德国著名法学刊物《法学家报》(Juristenzeitung)上。对于本文，德国最大的全国性日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999年2月11日作了专题评论，影响甚广）。
27、《论德国民法中的让与担保制度》，载《外国法学研究》1999年第1/2期。
28、《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春季号。
29、《竞争法方案――德国新招标投标法介评》，载《国际贸易》1999年第9期。
30、《论正当竞争权》，载《中德商法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1、《论德国商法的最新修订》，载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32、《Die juristische Ausbilng in China》, in: Newsletter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Juristenvereinigung, 2/2000
33、《卡特尔——自由竞争的天敌》，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8月16日理论版。
34、《中国继受德国民法的实际效果与历史功绩》，载《中德法律继受与法典编纂》，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5、《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最新修订》，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春季号。（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全文转载，收录入《中国经济法学精粹》2001年卷）《表示意识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错误担保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总第17期，金桥文化出版香港公司2000年版。
36、《表示意识是否意思表示的要素――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错误担保案研究》，载《民商法论丛》总第17期，金桥文化出版香港公司2000年版。
37、《德国民法的百年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第八讲，2000年12月5日在人民大学作报告，报告内容登载在《中国民商法网》(China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http://www.civillaw.com.cn/lawfor/salon/lawfore/04.asp)。
38、《德国竞争法如何规范比较广告行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号。（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
39、《包机合同纠纷案研究》，载王利明主编《判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编）总第三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40、《善良风俗――德国法界分正当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一般标准》，载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德国“双轨制”法学教育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
42、《论折扣与不正当竞争》，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3、《中国竞争法应当从实体上规范打折行为》，载《海峡两岸经济法学研讨会论文集》（2001卷），徐杰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4、《不正当竞争法律责任比较研究——以中国和德国竞争法为考察对象》，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5、《中国学习借鉴德国民法经验之我见》，载【台湾】《月旦民商法》2003年特刊。
46、《中国不应当对德国民法说“不”》，论文，载《法治时代》2003年秋季号。
47、《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一般条款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论文，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春季号（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年12期全文转载）。
48、《论私法在维护正当竞争秩序中的作用》，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49、《宪政与民法》，载《唯实》（江苏南京）2004年第1期。
50、《中国大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及其完善》，载【台】《社会文化学报》（台湾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学报）2004年春季号。
51、《德国法学教育最新改革的核心：强化素质和技能》，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1期。 1、【德】松尼曼编：《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和经济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
2、【德】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获江苏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德】帕拉斯著：《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邵建东、刘迎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德】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5、《德国反限制竞争法》，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2000年第1期至第4期。
6、《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㈦ 请问有徐学鹿的《商法学》电子版吗

454545

㈧ 北京工商大学法硕非法学复试，请教有经验的学长。

http://yjsc.btbu.e.cn/zsw/news/viewNewsObject/view/f3c20031-96a9-4fb0-8f56-a650df0ed7e6复试科目：商法《商法学》徐学鹿 人民大学出版
参考书目：《中级听力》《高级听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0月
这是去年的，今年的三月份出，一般没变化。这个学校法硕刚招了三年，一般过初试都录取。

㈨ 隐名合伙的法律问题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对有限合伙优势的分析，阐明了我国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然后在比较国外有限合伙的立法选择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修改现行的《合伙企业法》，直接采用有限合伙制；最后，笔者对制定有限合伙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中提出了立法建议。
关键词：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法

一、我国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

目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多以成文法的形式确认了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有限合伙在各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德国1998年有限合伙的雇工人数占全部民法合伙、普通合伙、有限合伙与私营有限责任公司雇工总数的51％。[1]在美国，风险投资机构中，有限合伙制公司约占80％，而在90年代，美国有限合伙公司参与的风险资本所占的市场份额已达到80%以上。[2]

为什么有限合伙在各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是因为有限合伙具有其他经济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有限合伙中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创业投资的有效选择甚至是最佳选择。“想开办商业的人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哪一种商业组织对于商业利益是最适当的。有几个因素要加以考虑，这些因素包括建立的难度、出资者的责任、税收考虑和资本需要。”[3]我国目前基本存在两种企业制度，一是无限责任的合伙制和独资企业制，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制。独资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其融资有限，在所不问；下面仅以合伙和公司为例与有限合伙进行比较。

首先，就有限合伙的成立而言，多数国家仅要求有限合伙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即可。如在美国，成立有限合伙只需所有合伙人按照《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的事项签署一份有限合伙证书并在州务卿官署备案，即可成立有限合伙。相比公司繁琐的设立程序，严格的法律要求，复杂的法人治理结构，有限合伙设立显然相对简单，尤其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创立与发展。

其次，就投资者的责任而言，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极大的调动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而一般合伙中，所有合伙人都要承担无限责任，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无疑要大得多：一旦投资失败，投资者不仅丧失了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还可能会负上巨额债务，甚至倾家荡产。这样，投资者势必不会轻易选择一般合伙作为其投资对象。

再次，就税收而言，选择有限合伙可以避免双重纳税问题。当今各国对于企业征税的通常做法是：只有对具有法律上独立主体资格的企业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直接征收投资人的个人所得税，而不征收其所得税。即对公司来说，要对公司和股东分别征税，公司要缴纳公司所得税，股东取得股利后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就有限合伙来说，有限合伙本身不征税，仅对从有限合伙取得投资回报的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对于中小企业，尤其对我国刚刚发展的创业投资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最后，就资本需要而言，有限合伙可以有效的筹集资金，实现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

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短缺，它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筹集资金并非易事，在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有两条渠道——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

就贷款而言，在我国，从事贷款业务的银行性质上属于自负盈亏的企业，因此银行在向外发放贷款时，首先要考虑贷款能否如期收回，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往往被放在首位。而中小型企业受经营规模、资本规模的限制，在资金借贷市场上通常处于劣势，由于其担保能力较弱，银行出于营利及资金安全的考虑，往往不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4]况且，即使贷款成功，利息率再加上分期偿付，也会使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大大提高，增加企业失败的危险。

就发行股票而言，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只有符合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公开发行股票，而条件中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这对于中小企业无疑是天文数字，因此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显然是行不通的。

至于发行企业债券，根据《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2条、第12条的规定，在我国，发行债券的企业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同时企业规模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并且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这些限制性规定，实际上是表明国家倾向于只有那些从事国家基础建设的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发行债券。[4]因此，中小企业要想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集资金也实属不易。

既然我国现存的融资手段不能有效的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这就要求我们拓宽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道路。而有限合伙正是一种有效的融资手段。投资人（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提供合伙企业的主要资本，并按照略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但不具有合伙事务的管理权；普通合伙人享有合伙事务管理权，虽然出资较少，但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这样，既有助于使有限合伙吸引较多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达到资金在供求间的直接融通，减少了投资的中间环节，增加了投资的透明度，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在短期内有效的筹集大量资金，从而实现了资本的放大功能；又把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为普通合伙人专心一意、提高有限合伙的经营业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从而避免或者降低了普通合伙人的道德风险，也使得有限合伙人能够比较信任普通合伙人。

不仅如此，有限合伙还有效实现了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拥有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精英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对于创业往往有心无力；而缺乏管理经验的投资者也不敢贸然创业。有限合伙为这二者搭了一架桥梁：投资者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不具有管理权；拥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精英作为普通合伙人，独揽经营管理权，但承担无限责任。这样将责任与风险搭配得恰到好处，实现了知识与资本的完美结合。这些都是公司与普通合伙都不具备的优势。

二、有限合伙立法方式的选择

（一）有限合伙实现形式的选择：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选择

既然在我国确实有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那选择有限合伙的实现方式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限合伙是英美法系的称呼，大陆法系称“隐名合伙”，其前身为“康曼达”契约，后身为两合公司。应该说，从大陆法系来看，康曼达契约--隐名合伙--两合公司，构成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5]因此，有限合伙有三种实现方式，即有限合伙、隐名合伙和两合公司。笔者在此就隐名合伙、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做一比较。

1、隐名合伙。大陆法系把隐名合伙看作是隐名合伙人（出资者）和商业企业之间的一种契约，根据该契约，隐名合伙人负责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并相应的参与企业的盈利分配，分担企业的亏损，并且无须登记。隐名合伙的这一特点在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比较薄弱的现实下，很有可能成为进行金融诈骗或腐败分子洗钱犯罪的掩护工具，因此，并不可取。

2、两合公司。在大陆法系，两合公司是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在一个共同商号下组成，无限责任股东执行公司业务，对外代表公司；有限责任股东不具有经营管理权，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难发现，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两合公司是公司法人，而有限合伙不是。这点差别导致了两合公司无法享受有限合伙税收上的巨大优惠，无法避免双重纳税，而这一点正是有限合伙最有利的优势之一。另外，作为公司，设立程序相对繁琐，治理结构也相对复杂，还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相比之下，有限合伙设立简单，形式灵活，信息披露的义务大大减少，更利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由此可见，有限合伙最适合我国现状的制度，应在未来立法中直接规定有限合伙，这样既能较好的和国际接轨，也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有限合伙立法形式的选择：修改法律与单独立法的选择

学者对我国的有限合伙立法形式的选择有两种观点：其一是修改现行的《合伙企业法》，加入有限合伙的规定；其二是单独制订《有限合伙法》。

无论是单独立法还是修改现行法律，都要首先解决普通合伙法与有限合伙法的关系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都将有限合伙作为普通合伙的特殊形式，在有限合伙没有规定时适用普通合伙的有关规定。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是在商法中列专章规定有限合伙，即在商事组织中设专章规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的规范是合伙的特别规范，在有限合伙一章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普通合伙的规定。因此，德国是把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形式；英美法系的英国虽然对有限合伙进行了单独立法，但依照其规定，在有限合伙法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普通合伙法的基本规定。而美国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将有限合伙视为一种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经营组织来规范，是在美国有限合伙出现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之后的1994年《统一合伙法》，而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仍是把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个特例来加以规范，允许在有限合伙法没有规定时适用合伙法。”[6]

我国有限合伙的立法和实践都刚刚起步，均处于探索阶段，目前现实中采取有限合伙制的企业几乎没有，并不具备美国有限合伙发展成熟，已向大型化发展的实践背景，不宜将有限合伙作为单独类型的经营组织来看待，应学习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将其看作是合伙的特殊类型加以规定。这样，从立法体系、逻辑性上来考虑，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在适用上不少共同之处，尤其是关于普通合伙人方面的内容。若将有限合伙单独立法，恐怕会有合伙法和有限合伙法的立法体系不够完整，逻辑不够连贯之嫌。因此，笔者认为，应修改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将有限合伙作为其中单独的一章。

三、建立有限合伙应明确的相关问题

（一）主体问题：法人是否可以成为合伙的主体

1、比较法上的考察

世界各国关于法人是否成为合伙人，存在着禁止主义和许可主义两种立法例。

采许可主义的国家既允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又允许其成为有限合伙人，代表国家为美国、德国、法国。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条第16款规定，公司可以充当任何合伙、合营企业、信托或其他企业的发起人、合伙人、成员、合作者或经理。在美国各州的实务上，当设立有限合伙时，为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往往由仅负有限责任的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7]由此可见，法人成为合伙人在美国极为普遍。

禁止主义在立法上禁止法人成为合伙人，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是其代表。如依据瑞士《债法》第552条、第553条的规定，法人不能成为合伙人。

2、我国的立法选择

我国在制定《合伙企业法》时，对于法人是否可为合伙人，在学者中争论得相当激烈，在提交的草案中允许法人成为合伙的主体，但在审议草案时又改为禁止法人成为合伙人。最后，我国《合伙企业法》第9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即我国合伙采禁止主义，仅适用于自然人。

采禁止主义的学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合伙人对于合伙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负有有限责任的法人再承担起无限责任，这些法人不能保证履行无限清偿责任，其有限责任成为一纸空文[8]；二是如果允许我国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人，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由此可见，对于法人成为合伙人的禁止，仅指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对于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是不禁止的。

第一条理由是各国采禁止主义的主要理由。笔者认为，该理由对有限责任存在着误解。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有限责任是指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承担有限责任的是出资人，而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在此意义上，公司承担的其实与普通合伙人一样，也是无限责任。而公司作为合伙人，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其出资人仍然承担有限责任，并不会出现采禁止主义的学者所说的使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的情况。因此，这并不能成为阻止法人成为合伙人的理由，法人应可以成为合伙人。

第二条理由是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的。国有企业若成为普通合伙人，确实存在因承担无限责任而使其资产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但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否定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主体的意义。如上文所述，有限合伙的许多优点是普通合伙和公司所不具备的，而且它还是风险投资的最有效方式，这在美国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这样，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就是市场化投资经营和交易发展的必然需要，若单单否定国有企业作为合伙主体的地位，虽然出发点是保护国有企业，但其结果恐怕反而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国有企业也应该可以成为合伙人，但为了避免国有财产流失，必须对其进行限制：

其一，国有企业可以决定其成为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但是出于国有企业资产维持的考虑，其成为普通合伙人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的有关管理部门批准。

其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国有企业，其投资占其资本总额的比例须进行限制；

其三，国有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时，为避免使整个财产参与合伙，可以以一定的财产投资与他人合作设立一个新的法人企业去参与有限合伙，从而使该法人企业与有限合伙之间形成一堵“防火墙”。[9]

（二）有限合伙的人数：是否进行人数限制

有限合伙的人数，立法上有限制主义和不限制主义之分。限制主义的代表国家是英国，如根据英国1907年《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的最高人数不得超过20人，只有在法律规定的三种有限合伙中，其人数才可以超过20人。不限制主义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如美国有限合伙法仅对组成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最低人数作以规定，即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有限合伙人，而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最高上限则根本不予规定。

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有限合伙的有关规定，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地方性立法中对其做了规定。在有限合伙的人数的规定上，基本均采取了限制主义。如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2月21日颁布的《有限合伙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总数不应超过20人”。杭州市人民政府2001年10月26日发布的《杭州市有限合伙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3款也有同样的规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总数不应超过20人。”

限制主义与不限制主义导致了不同的法律后果。英国对有限合伙人数的限制致使英国的有限合伙规模都比较小，筹资功能的发挥也较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限合伙的发展。而美国的不限制主义使其有限合伙得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甚至许多有限合伙通过上市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致使有限合伙的筹资渠道相当广泛，大型有限合伙不断涌现，并且那些股份在证券市场中公开交易的大型有限合伙恐怕成为以后有限合伙发展的主流。[4]而且合伙人数量越多，有限合伙筹集的资本越多，对债权人的保护程度就相对高些。因此，我国在未来立法中，应学习美国做法，对有限合伙人数采取不限制主义。

（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普通合伙人是在有限合伙中负责合伙事业的经营管理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人。由于普通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较重，为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美国在有限合伙实务中普遍采取由公司担认普通合伙人的方式。

普通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中享有的权利有：

其一，经营管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有限合伙。

其二，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的权利。这是因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其承受的风险要比有限合伙人大得多；而且普通合伙人负责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对有限合伙投入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是数倍于有限合伙人的，因此，以高于出资比例分取回报正是责权利相统一的体现。

普通合伙人承担的义务有：

其一，无限清偿责任。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债务负有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清偿的义务。

其二，忠实义务。普通合伙人不能从事竞业禁止活动，不能开展利益冲突交易，不得以牺牲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

其三，善管义务。普通合伙人作为有限合伙的管理者，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二）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有限合伙人是指向有限合伙出资并分享利润，但不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且仅以其向有限合伙的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

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其一，知情权。有限合伙人有权自行或者委托代理人查阅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表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资料，从而了解和监督有限合伙的经营状况；

其二，参与分配利润的权利，有限合伙人有权按照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

其三，咨询权。有限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向普通合伙人提供咨询、提出意见。

有限合伙人的义务：

其一，按照有限合伙协议缴纳出资的义务。有限合伙人有义务按其入伙时同意缴纳的金额提供资本。

其二，对有限合伙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其三，不得参与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如果有限合伙人参与了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应视为其放弃了有限责任待遇，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从有限合伙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主要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有时比法律更及时有效。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在制定有限合伙法时应当注意有限合伙经营管理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对相关细节的规定不宜过死过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除了法律的硬性规定外，主要是依据合伙人间的合意即通过合伙契约来设定。

参考文献：

[1] 刘俊海：《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势在必行》，中国民商法律网，[2] 谢强华：《创制有限合伙 推进风险投资》，战略研究院网站，2003年6月4日。

[3] Denneth W Clarkson 等：《韦斯特商法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709页。

[4] 马军：《有限合伙价值论》，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

[5] 江平：《从有限合伙所想到的》，2000年10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所做的演讲。

[6] 宋永新：《美国有限合伙法的新发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5期。

[7] 马军：《合伙疑难法律问题研究》，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96—697页。

[8] 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9] 朱少平：《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与合伙企业法的修改》，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2003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