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变通权

❶ 怎么理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没有司法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与联邦制是不一样的，民族区域自治说白了就是法律法规、中央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的一种变通执行罢了。因为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一些问题，使得一些东西不可能完全执行，怎么办？这时候民族区域自治就派上用场了，比如上回我的老师说过我国法定结婚年龄为男的22女的20，但婚姻法第五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
另外，不管怎样，我国始终都是单一制国家，如果民族自治地区实行起司法自治的话岂不变成联邦制了。
鄙人学识浅薄，以上是一点自己的理解，希望对你有用。

❷ 公法和司法有什么区别各包含那些法规

公法、私法的划分，始于罗马法时代。而把这种划分与经济法联系起来，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认识公法、私法划分的价值及其对经济法形成的影响。
一、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
1．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 关于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法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一为利益说（目的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为公法，规定私人利益的则为私法。 二为意思说（意志说），即以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的管理服从关系的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相互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则为私法。 三为主体说，即以规定国家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作为主体一方或双方的为公法，规定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的则为私法。 从上述学说中可以看出一定的共同性，这就是，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不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作为不同调整手段的公法、私法。 但上述任何一种学说都存在难以解决的某些问题。比如说，作为私法的民法既维护个体利益，也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作为公法的税法既维护国家利益，也要维护个体利益，因而利益说就不确切。企业内部也有管理服从关系，国家机关之间也有平等关系，因而意思说就不全面。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股东）参加的关系并非公法关系，同一级别的政府机关之间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发生的监督和制约关系并非私法关系，因而主体说就不严密。
2．可否按综合说来划分公法、私法 综合上述各种学说，可否按照法律调整范围和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殊性，给公法、私法的区分确定这样一个标准：公法关系属于国家管理的事务，其主体至少有一方为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或依法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私法关系属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事务，其主体各方法律地位平等。 假如这种综合说能够吸收上述各种学说的合理性而又避免了它们的局限性，那么这个划分标准大体还是可行的。 至于有人以为公法是指公有制的事物，私法是指私有制的事物，那是一种常识上的误解。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1．为什么重提公法、私法划分的问题 过去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问题大都持否定的态度，或者采取回避的办法。引经据典往往就是列宁1922年说过的一段话：“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现在来看，当时的这种认识受到了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思想的影响。可惜列宁去世太早，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社会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苏联的网络全书、法学著作众口一词地指责公法、私法的划分，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公论。公法、私法的划分在一定意义上确是模糊了法律的阶级性，但它有没有某些科学的成分呢？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实事求是地探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许多法律问题提出来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国家宏观调控属于什么性质的法律规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究竟应以什么作为基本结构？在此情况下，公法、私法划分的问题重新摆上了法学论坛。
2．必须承认区别，正确划分 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是商品，马克思正是从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一国法律制度的最单纯的因素是具体规范，而任何一个规范或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所以我们应当从公法、私法两类法律因素开始研究社会的法律结构。
（1）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不同性质的实体法予以调整。实体法是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如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一般认为，前三类属于公法，后一类属于私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成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就经济领域的法律调整而言，凭借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为公法，如宏观调控；国家不直接介入，由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行决定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为私法，如订立货物买卖合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时指出：“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
〔1〕 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分别由公法、私法调整，公法立足于社会本位，私法立足于个体本位，这种划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能够成立的。
（2）处理经济关系的实体法不同，也影响到相关的程序法。具有行政性质的经济纠纷适用行政诉讼，如税务纠纷、罚款纠纷；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纠纷则适用民事诉讼或民间性质的仲裁，如合同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
（3）处理经济纠纷的机构亦有管辖的分工。外国的行政法院、中国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受理行政性质的案件；外国法院的民事、商务审判庭和中国法院的民事、经济审判庭，受理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纠纷案件。
（4）最后，公法、私法调整不同的经济关系，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公法中实行法定原则（但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可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法规定不得被私人约定所变通；私法中既实行法定原则，也实行约定原则，若是强制性规范，法定优于约定，若是任意性规范，约定优于法定。公法关系中的行政权力是不能放弃的，但行政相对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私法关系中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但以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限。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根本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法、私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区分也是必然的。过去搞计划经济，公法掩盖了或者说取代了私法关系；现在搞市场经济，应当恢复私法的本来面目，因为市场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关系。 公法和私法两种因素是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私法的实质是保障合法权利问题，公法的实质是正确运用权力（准确地说是公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问题。换言之，是关于“民本位”和“官本位”的关系的问题。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既要有私法，又要有公法，而且可以说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是以私法为基础，以公法为主导的，许多经济法律正是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的结合体。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从法律角度上考察，正是公法、私法两种因素分别作用和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承认公法、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它们的界限。有些学者将问题提得更加尖锐，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得区分并真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2〕的确，政府的职能和行为的规范化，企业（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的规范化，莫不与法律的科学性相关。公法、私法的划分和组合是法律的 科学性的集中表现，应当成为一门高层次的管理科学。

❸ 广西对刑法九司法解释

《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地方各级相关机关无权对《刑法》作出司法解释。原本全国人大赋予了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没有授权地方各级人大有司法解释权。《立法法》出台后，“两高”的司法解释权便没了法律依据，更不用说地方的立法机关了。
根据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全国人大赋予司法机关司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决议》的第二条可以清楚的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工作中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人大常委会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范围的限定。但是2007年最高院自己制定的《规定》则突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范围，将自己解释法律的空间以及权力大大的扩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二条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
《立法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法》出台后，可以看作是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收回了他们在1981年通过《决议》对"两高"进行的司法解释的授权。因为，在《立法法》中，并没有规定"两高"具有解释法律的权利，相反这种权力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取代。显然，《立法法》的效力是高于《决议》的。也就是这样，在《立法法》出台以后，"两高"原本还是合法的解释法律的权利变得不再具有合法性，他们解释法律的权利也变得日益尴尬和饱受争议，即使他们的司法解释具有过重要作用，地方立法律机关更没有司法解释的权力。

❹ 刑事案件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吗

首先，管辖权异议的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及《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的规定，审判中庭前会议阶段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可以就管辖权提出异议，但应当说明理由。且实务办案经验中，若针对案件管辖权有异议，均会积极与办案机关沟通。其次，根据《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的规定，办案机关应当对被告人或者其辩护律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若异议成立的，应当依法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若认为本院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处理。若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依法驳回异议。事实上，刑事案件的管辖法院确定的问题，往往法院内部会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主动审查并作出是否移送的决定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第十一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案件管辖提出异议，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应当依法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或者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认为本院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应当依法驳回异议。

❺ 什么是法律的变通权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特有的权力。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在实践中，人们对于立法变通权的权限范围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加之制度上的不健全，不能不影响到立法变通权合法有效的行使
性质分析

对于立法变通权的性质，学术界尚少专门的探讨，有学者曾对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进行过阐述，但对于立法变通权性质并未作直接的分析，只是涵盖在法律变通的性质的分析中。
是一项权力，而不是一种权利
立法权一般都不是单一的权力结构，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力体系。立法变通权便是这一综合体系中的一项权力。许多国家立法权力体系中都有立法变通权的设置，我国法律最初仅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变通权，后来又赋予经济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变通权，而无论是民族自治地方还是经济特区的立法变通权都是以权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现有的成果中，有些学者把立法变通权定位为一种权利，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变通权视为一项权利并归属为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②③这种观点有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混淆了权利与权力的概念，二是将立法权限范围等同于立法权。
首先，就权利和权力来说，虽然学界大多认为权利和权力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但对于权利与权力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并没有什么异议，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两者的区别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权利与权力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权利表现为个人按照自我意志而进行的自由选择，其主体通常指的是个人，权力则通常表现为一定的国家机关的职能，其主体往往是指国家机关，国家机关行使权力或具有无可选择性或可在职能范围内作出自主性的选择。如果我们将立法变通权定位为一种权利，将导出立法变通权的主体是个人，且是个人按照自我意志而进行的自由选择，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而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来说也是不能成立的。根据我国宪法与法律的规定，享有立法变通权的主体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即立法变通权的主体只是国家机关，个人不是立法变通权的主体。虽然我国《立法法》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规定所使用的用语是“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这并不能作为立法变通权是一种权利的法的依据，因为虽然权力的行使对于权力主体有些也具有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与权利的选择性不同，它不是按照个人自我意志而是按照国家的意志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的选择。
其次，就立法权限范围与立法权来说，立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立法权是专指由特定国家机关所行使的，旨在制定和变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项权力，它是与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立法权限范围则是指立法权行使的界限。具体说，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立法主体可以就哪些事项立法，二是立法主体不能就哪些事项立法。由此可见立法权限范围与立法权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宪法和法律对立法变通权的权限范围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立法实践往往从现有法律的规定推定立法变通权的权限范围，即将享有立法变通权的主体的职权范围推定为其立法的权限范围，但这并不能作为立法变通权是一种权利的证明。
具有自主性，是一种自主型的立法权
国家之所以设置立法变通权，其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特定区域内的特殊需要和特殊问题，因此，立法变通权必然内涵着自主性的属性，即享有立法变通权的主体可以根据本区域内的特殊需要和特殊情况自主地制定法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无论是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变通权还是经济特区的立法变通权，宪法或法律所规定其行使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不相违背原则”，即享有立法变通权的主体在立法中必须遵循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与之相违背。如我国《立法法》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只要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就可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自主地作出变通性的规定。也就是从这意义上，我们说立法变通权具有自主性，是一种自主型的立法权。
是一种地方立法权
从立法权的级别来说，一国的立法权往往有国家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之分。地方立法权指的是特定的地方政权机关制定和变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权力。立法变通权之所以是一种地方立法权，从立法变通权设置的目的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都可以得以说明。立法变通权设置的目的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为了解决特定区域内的特殊需要和特殊问题外，还有一重要目的是通过立法变通权的行使使国家的法律能在特定的区域内得到有效的实施，可以说立法变通权在最初设置上就被定位为一种地方立法权。而宪法和法律在对立法变通权的规定方面又进一步加以了确认。如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享有立法变通权主体都只是地方的政权机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且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变通权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或仅适用于本民族自治地方或仅适用于本经济特区。主体的地方性及适用范围的地方性，是立法变通权作为地方立法权的两个重要标志。

❻ 上位法的适用规则

一、《立法法》确立划分法律位阶的标准或规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立法优于地方立法。当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发生冲突时，中央立法处于优位、上位，地方立法无效。在法律效力等级问题上，中央立法构成上位法，地方立法构成下位法。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高于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
第二、同级权力机关的立法高于同级行政机关的立法。当同级的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立法发生冲突时，权力机关的立法处于上位、优位，同级行政机关的立法无效。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高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法律属于上位法，行政法规则属于下位法。同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效力等级高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
第三、同类型的立法根据其立法主体的地位确立法律位阶关系。在权力机关作为立法主体的立法类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效力等级高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效力等级高于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行政机关作为立法主体的立法类型中，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法律效力等级高于国务院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法律效力等级高于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第四、权力机关(这里仅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组成的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之间，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性文件效力等级高于其常设机构即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性文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效力等级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效力等级高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效力等级高于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但是《立法法》并不是对所有的法律渊源都作出了法律位阶的规定。如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之间的法律位阶关系;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法律位阶关系均是立法法未明确规定位阶的特殊关系。虽然《立法法》第86条规定了当以上类型的立法发生法律冲突时法律适用规则，但这种规定不属于法律位阶的规定。因此，并非所有的法律渊源均可以纳入法律位阶的序列。 二、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
针对同一事项或适用对象，不同位阶的法规性文件都对其作出规定且是在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时，才能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适用规则，否则这个规则不能予以适用。
什么情况下下位法与上位法规定的“不一致”或“相抵触”呢?
在《立法法》中，对相同位阶(或者准相同位阶)的法律规范，其使用的法律用语是‘不一致’，对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使用的是‘相抵触’。[11] “不一致”与“相抵触”是什么关系?
“不一致”表示法律规范规定的区别，这种区别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法规允许的区别，是法律规范合法性的判断，例如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对法律、法规的变通规定，这种变通规定就是法律法规允许的法律规范性文件，能够被司法适用，其依据《立法法》第81条的规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再如根据授权制定的经济法规，也可以对上位法作出变通规定，并且这种变通规定能被司法机关优先适用，“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这种不一致是有国家授权法的许可，也只有在此前提下下位法才能优先适用。
另外一种“不一致”是指法律法规不允许的区别，这是法律规范不合法的判断依据，是无效的，不能被司法机关适用。这种“不一致”也就是不同位阶法律规范之间的“相抵触”，这可以从《立法法》第7条、第63条、第64条、第78条、第88条、第90条、第91条规定中看出。司法实践中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规则时，它所指的“不一致”强调的是“相抵触”。《立法法》中的“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指的就是“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因此准确地讲，适用于不同法律位阶的规定不一致时，就是指不同法律位阶法律规范的相抵触、相冲突。
三、什么是“相抵触”
怎样判断不同位阶法律规范的“相抵触”问题，我国有学者从相反的角度总结也了几种“不相抵触”的情形[12]：1、所谓不相抵触，就是制定某一地方性法规必须以宪法、法律或行政法规对某一事项已有相关规定为前提，以这种相关规定为根据，否则就是相抵触。2、所谓不相抵触，就是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与宪法、法律或行政法规已有的明文规定相冲突、相矛盾、不一致甚或相反的规定;3、所谓不相抵触，就是地方性法规除了不得作出与宪法、法律或行政法规已有的明文规定相抵触的规定外，还不得作出与宪法、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精神、规则相抵触的规定
实际上，如果能够总结出不同位阶法律规范“相抵触”的判断标准，司法实践就更具有可操作性，也就不必拘泥于“相抵触”概念理解的差异性。基于此，有学者对这些标准进行了列举，即在有上位法的情形下，下位法如有以下情形之一即构成与上位法的“相抵触”：
1、扩大或缩小制裁权限，减少、变更或增加制裁条件或手段、幅度;
2、扩大或缩小承担义务者的范围、性质和数量，增加、减少、变更特定对象的义务或改变义务承担的条件;
3、扩大、缩小或改变权利的范围、性质和数量，增加、减少、变更相对人权利或改变享受权利的条件;
4、扩大或缩小特定术语的内涵、外延，以至引起不同的法律后果。
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号)具体确定了行政审判中，认定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情形，并执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司法适用规则。该通知规定：“从审判实践看，下位法不符合上位法的常见情形有：下位法缩小上位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范围，或者违反上位法立法目的扩大上位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范围;下位法限制或者剥夺上位法规定的权利，或者违反上位法立法目的扩大上位法规定的权利范围;下位法扩大行政主体或其职权范围;下位法延长上位法规定的履行法定职责期限;下位法以参照、准用等方式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义务或者义务主体的范围、性质或者条件;下位法增设或者限缩违反上位法规定的适用条件;下位法扩大或者限缩上位法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下位法改变上位法已规定的违法行为的性质;下位法超出上位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种类和方式，以及增设或者限缩其适用条件;法规、规章或者其他规范文件设定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许可，或者增设违反上位法的行政许可条件;其他相抵触的情形。” 四、“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的例外：下位法的优先适用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司法适用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且下位法无效。但是，如果下位法的制定根据上位法的授权或下位法是对上位法的实施性规定并且没有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则会出现“上位法优于下位法”适用规则的例外：下位法的优先适用。
(一) 变通规定的“下位法”的优先适用
为了保证上位法的实施，在考虑一些地方的特殊情况，上位法给予下位法主体一定程度的立法变通权，允许下位法主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上位法作一些变通规定，这种变通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优先适用。
变通一词，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规则性的变动”。所谓法律的变通规定，是指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授予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法律、行政法规授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立法权的情况下，允许经济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适用的并且与法律或行政法规有不相一致内容的法律规定。
《宪法》第115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宪法》第11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法》第81条规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作变通规定的，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的规定。”
根据宪法与《立法法》的规定，一些法律法规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了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的变通权。比如：民法通则第15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规则，结合当地民族的特点，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规定。……”;婚姻法第3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可以依据本法的规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某些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继承法第3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规则，结合当地民族财产的继承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
然而下位法的变通规定需要遵守一些法律的限制：1、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不得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规则作出变通规定;2、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作出变通规定;经济特区法规不得对宪法作出变通规定;3、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不得对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经济特区的法规不得对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经济特区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
(二) 实施性规定的“下位法”优先适用
下位法的立法主体一般可以有两种立法职权，其中之一就是为贯彻实施上位法的规定而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而作的实施性规定。宪法第89条、《立法法》第56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可以就执行法律的规定而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做出规定;《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作出规定;宪法第90条第2款、国务院组织法第10条、《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部门规章可以就“应当属于执行法规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作出规定;《立法法》第73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作出规定。以上是《立法法》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作为下位法时，它的权限或内容之一就是对上位法内容的具体化。“就其内容而言，实施性规定针对上位法的相应规定而作出，但较之上位法其内容更为详尽和更有操作性。”[14]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下位法对上位法作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实施性规定不仅必要而且重要，尤其是地方性法规更是如此。有学者谈到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性规定”必要性时，提到：“法律、行政法规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的中央立法，其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各地方都应当一体遵循。但也要看到，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情况很不相同，因此，法律、行政法规的有些规定往往只能比较概括，以适用各地方的不同情况，这就为地方性法规留下了很大的空间。”[15]下位法“实施性规定”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妥善处理其与上位法的适用关系的重要性。 五、结论
将下位法实施性规定与上位法的关系，概括为“效力优先与适用优先”，“前者是指上位法在位阶或者法律效力上高于或优于实施性规定，在实施性规定与其发生抵触时，适用上位法的规定，体现的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者是指在实施性规定与上位法不抵触时，下位法可以优先适用与援引。适用优引是以效力优先为前提的。”[16]其实这揭示了下位法“实施性规定”的优先适用是有条件的，即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上位法已作修改或废止，但作为实施性规定的下位法仍然存在，如何认定这样的实施性规定的法律效力以及适用问题时，往往在执法中发生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指出：“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修改后，其实施性规定未被明文废止的，人民法院在适用时应当区分下列情形：实施性规定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不予适用;因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的修改，相应的实施性规定丧失依据而不能单独施行的，不予适用;实施性规定与修改后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不相抵触的，可以适用。 ”这实际上揭示了这样的法理，即下位法“实施性规定”应该有上位法的根据，如果在已修改的上位法找到根据或者不违背新的上位法，可以优先适用，如果失去了上位法的根据甚至与新的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则不加适用，仍然适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❼ 魏晋南北朝法律儒家化在立法和司法上的体现是什么

体现如下：

一、立法上

1、刑罚制度的完善，主要体现在：族诛的废除与缘坐范围的缩小；肉刑日趋减少，北齐最终废除宫刑；酷刑日益减少，妇女犯罪，在适用刑罚时给予特别照顾；流邢被定为减死之邢。综括这一时期的刑罚变革，总的趋势是逐渐宽缓。

2、“八议”入律:先回答八议是什么含义。八议的入律，使贵族官僚享有法定特权，变通使用一般法典中所规定的刑罚的制裁。

3、准五服以制罪:晋律首创，目的在峻礼教之防。是礼法合流的又一体现。

4、官当。

5、设立“重罪十条”:含义。使法律更好的服务于皇权，而且进一步将礼与法律结合起来。

6、确立了服制定罪和存留养亲制度。

二、司法上

1、死刑复核制度形成。

2、登闻鼓直诉制度建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传统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

“八议”入律。“八议”是指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须“议其所犯”，对他们所犯罪行实行减免刑罚的制度，表现出封建法律特权思想的鲜明特征。

“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主张，曹魏时期“八议”正式人律。“八议”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