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1. 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狭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基本内容
根据目前现存的国际双边、多边条约以及各国国内法的规定,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在狭义范围内可大致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文书送达是指一国主管机关应另一国主管机关的请求向处于本国境内的关系人送达由请求方发出的司法文书或司法外文书,如送达起诉书、传票、拘捕通知书等。 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是国家寻求刑事司法协助的重要形式之一,许多司法协助公约及协定均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规定。1959年《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协助的欧洲公 约》规定,在另一缔约国送达司法文书,如果请求国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被请求国将简单地把司法文件送交收件人本人。文件的送达应有收件人的收据,或由被请 求国发表的关于文件已经送达的声明予以证明。如果文件无法送达,被请求国也应将无法送达的理由通知请求国。被请求国可能要求请求国在开庭六十天前将传票或 文件送交有关当局。请求国在委托外国主管机关代为送达文书的请求书中应当注明:请求和被请求机关的名称,收件人的姓名、国籍、职业、住所或居所,请求提供 司法协助的具体案由、该项请求涉及的犯罪事实的说明以及有关的法律规定。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应将送达文书的执行日期和地点通知请求国主管机关,并附送达回证。
在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送达文书只是一般的司法行为,并不涉及实体的执行部分。文书送达的标准是固定的当事人,而不能是当事人所 在地法院的司法人员或司法助理人员(在有些国家律师被视为司法助理人员),必须有当事人的签字才能视为已经送达,在这个程序上极为严格,只要在特殊情况下 有双边协定条件才有例外的规定。
在送达文书的方式上,根据各国的司法实践,主要有外交送达、使领馆送达、法院直接送达、委托外国法院送达、 委托外国主管部门送达、邮递送达等。不管送达的方式,总的原则要求应当是适用被请求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因为送达文书被国际上普遍认为是行使国家司法权的 行为,因此应选择受送达国法律所允许的方式送达。
关于司法外文书的送达,也要求按送达司法文书同样方式进行。由于各国对司法外文书的概念存在 不同理解,规定也不一致。尽管如此,但一般认为,司法外文书应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它与诉论案件本身并不相关,这一特点使之区别于司法文书;其二它需要有 某一“当局”或“司法助理人员”的介入,这一特点又使之区别于纯粹的私人文书。符合上述特点,均属于司法外文书。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涉外刑事诉 讼文书送达制度,但在同外国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已开始涉及刑事司法协助的送达文书问题,如1987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关于民 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第22条规定,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在刑事方面相互代为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今后,送达文书的事务将会越来越多,本着尊重 “政府间的请求”的国际礼让原则,我国应在互惠的基础上协助外国送达刑事诉讼文书。凡是外国请求我国代为送达刑事诉讼文书的,一律由主管部门予以审核,确 定给予或不给予协助。 诉讼国通过被请求国的主管机关传唤处于外国境内的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也 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内容。这种协助活动使诉讼国主管机关有可能直接听取有关证言,对于客观全面地查清案件真相具有重要意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有关 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则各不相同,特别是在涉外刑事诉讼中,出国作证涉及到诸多棘手问题,如公民出入境护照和签证的申领、往返旅费、作证期间生活费 用、翻译证词、证人人身安全等等。1959年欧洲公约规定,如果请求国认为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是特别必要的话,被请求国应允许他们出庭,一切费用由请求国 负担。如果证人和鉴定人拒绝出庭,他们不能因此而受到处罚,除非他们后来自愿进入请求国的领土并受到传唤。巴西奥尼教授在他编撰的《
国际刑法典 (草案)》中也对证人出庭作了专款规定,这一规定吸取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经验,虽然在实际中尚无法律拘束力,但对各国的刑事诉讼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该法典在尊重各国的双边条约有关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对证人出庭的条件,拒绝协助的合法性理由、证人的人身安全等有关问题均作了原则性规定。
我国对于证人和鉴定人出国作证和外国人应邀来华作证尚缺乏健全而系统的法律规范的调整,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在逐步走向国际化。1987年签定的《中波司法 协助协定》把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纳入了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之内,并规定,对通过被请求的缔约一方通知前来出庭的证人或鉴定人,无论其国籍如何,提出请求的 缔约一方不得因其入境前犯的罪行或其证词、鉴定或其他涉及诉讼内容的行为追究其刑事责任和以任何形式剥夺其自由。如果证人或鉴定人在接到无须继续留在提出 请求的缔约一方境内的通知后次日起十五日,有出境的可能而仍不出境的,即丧失前述所言给予的保护,实际上可以推定被传唤人自愿放弃享受国际条约所给予的法 律保护。这一规定的内容实际上与1959年的欧洲公约关于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规定是一致的,反映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协助已经开始注意采取国际通告规则进 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同时在遵守我国的国内刑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灵活性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特殊处理的方式。 物的引渡是指被请求国应请求,将自己已经掌握的有关案件的证据材料,犯罪物品或其它扣押物品交给请求国于诉讼中使用。一般来说,在移送文书和卷宗材料时,被请求国只移送其复制件,如果请求国明确要求得到原始材料,被请求国也可以考虑接受此要求。
被请求国引渡的物证应当是在本国诉讼中暂时用不着的材料和物品,如果本国的诉讼同时需要使用这些物证书证,被请求国可以决定推迟移送。同时,请求国应当 承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归还被移送者的物品和材料,除非被请求方明确表示不要求归还;被移送的物品只能用来作为证据材料,请求国不应用之去满足某些民事当事 人提出的返还或赔偿的请求。
以上我们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从概念、途径及基本内容作了一番剖析,由此可见狭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斑, 许多原则性的通则已经成为“国际惯例”;反观我国的司法协助现状,则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建立我国健全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应当早日提上日程,特别是狭 义的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一些制度应通过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签定或加入逐步使之走向成熟,以利于全面开展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合作,从而推动国际刑法的发展;与此同时,要对现行的国内有关法律如刑事诉讼法典进行全面的修改和调整,使今后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法可行。
(作者单位: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
注:
(1)该公约全文请参见:米勒与怀斯合编的《国际刑法》一书,1965年伦敦英文版。
(2)参见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1990年版,第43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3)参见《国际司法协助与区际冲突法论文集》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2.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第十三章 警务合作
第三百六十四条 公安部是公安机关进行刑事司法协助和警务合作的中央主管机关,通过有关国际条约、协议规定的联系途径、外交途径或者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渠道,接收或者向外国提出刑事司法协助或者警务合作请求。
地方各级公安机关依照职责分工办理刑事司法协助事务和警务合作事务。
其他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需要外国警方协助的,由其中央主管机关与公安部联系办理。
3. 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
司法协助是国际刑事合作的重要途径,在当前间接执行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刑法现状中,国际上有关刑事方面的公约主要是靠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协助的方式来实施的,这种方式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国际刑事合作中占主导地位。鉴于此,对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问题的探讨很有必要,特别是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有关问题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刑事诉讼国际化的反映,又是国家间联合采取司法行动,惩处国际性犯罪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国家司法权的域外延伸。从它的基本形态来看,引渡虽不属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但最 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却是从引渡中发展起来的。从国际司法协助的起源来看,最早的司法协助始于公元前一、二世纪的古希腊,当时主要是向在其他城邦的证人收集证 词。到近代,1846年法国与巴登之间签订的条约被认为是第一个国际司法协助的文件。这个条约的内容涉及到相互送达司法文件,搜集证据和执行判决。其他如 一系列欧洲国家在十九世纪后期缔结的引渡条约,也规定了根据委托书实施国际司法协助的条款。例如,1854年7月13日法国与葡萄牙签订的引渡条约第10 条规定了询问证人,第11条规定了传唤证人。又如1870年5月12日的法、意引渡条约,在第12—14条中,对询问证人、送达文件、传唤证人等作了详尽 的规定。此后,19世纪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大体上对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由此可见,最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随着引渡的发 展而不断发展成熟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最初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也仅仅是在狭义上开展的。直至今日,国际间的刑事司法协助仍然停留在狭义的范围内,而 包括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刑事诉讼移管等方面的刑事合作,各国和各地区尚未达成统一的协议,至少在这方面的合作,目前尚未成熟,而有待实践的发展。其 中的原因或障碍,主要在于,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刑事诉讼移管从根本上改变了刑事案件诉讼的地点和审判机关,涉及到敏感的国家主权问题,因此在各 国司法协助实践中往往难于开展。而对于象代为调查取证、询问证人、送达文书、互通情报以及物的引渡等司法行为的国际合作,由于较少涉及或根本未涉及敏感的 政治问题,协助国只是为被协助国的诉讼提供服务性合作,只改善该国刑事诉讼所赖以进行的条件,而不直接对受控的行为做出自己的评价,因此它的规模是较小 的,是一种辅助性的行为,不大受各国价值观念差异的影响,因而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和采纳,这也是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在实践 中的生命力所在。
在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国际公约中,关于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也规定得十分详细和完备。如1959年4月在欧洲理事会主持下签订的《在刑事案件中互相协助的欧洲公约》[(1)]是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专门公约,在该公约规定的三种国际司法协助 形式中,其中对在另一个缔约国送达司法文件和在另一个缔约国搜集证据这两种司法合作规定得相当详细。与此相反,该公约对第三种形式的司法合作即在另一国家 的法院进行刑事诉讼(诉讼移管)规定得很简单。由此可见,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目前尚停留在狭义的范围内,而且在空间上仅是地区性的,新的、统一的刑事司法协 助国际公约的签订尚需国际间的广泛磋商和协调。
4. 中国与马来西亚有没有刑事司法协助引渡条约中国与哪12个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
(1) 中国与9个国家签订<交换囚犯>条约: 乌克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蒙古,哈萨克斯坦,韩国和泰国。
(2) 美国和加拿大拒绝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 但这些国家仍然可以调用<移民法>(驱逐出境)与中国合作逮捕罪犯...
(3) 与12个国家签订引渡条约: 泰国,俄罗斯,蒙古,柬埔寨,法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南非,老挝,白俄罗斯共和国(Belarus)...
(4)中国与马来西亚没有签署引渡条约;( 双方政府今年8月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打击跨边境犯罪活动, 贩卖人口/洗黑钱和恐怖主义融资/伪造移民文件,电信诈骗和网络犯罪...) ; 马来西亚与香港有签署引渡条约.
5. 外国籍男子强奸中国女性。中国法院有权处理吗
有罪,我国有刑事管辖权。
一、我国《刑法》关于刑事管辖权的相关规定:
1、第六条【属地管辖权】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2、第七条【属人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3、第八条【保护管辖权】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4、第九条【普遍管辖权】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5、第十条【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6、第十一条【外交代表刑事管辖豁免】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二、外国人在国内对中国人犯罪的处理:
我国《刑法》第35条规定:“对于犯罪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凡是外国人在我国境内犯罪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驱逐出境,以消除其在我国境内再犯罪的可能性。附加判处驱逐出境的,必须在所判处的主刑执行完毕之后,再执行驱逐出境。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的,由市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查,由该外国人入境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审理。
三、外国人在国外对中国人犯罪的:
1、如果当地法律也规定为犯罪的,要求对方依当地法律严惩犯罪嫌疑人。
2、犯罪嫌疑人过境中国时,予以拘留,中国警方行使侦查权。
3、可以请求国际司法协助:要求引渡犯罪嫌疑人到中国境内进行审查。如缅甸的毒枭糯康由老挝依法移交中方进行刑事审判。但中国目前与大多数国家没有引渡条约
国际司法协助,是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是国与国之间,根据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相互请求和相互帮助完成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某种事项的互助合作行为。
6. 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是什么关系
后者是前者的一种。
7. 《刑法》分为几大类
我国刑法分为十大类犯罪: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专章 破坏社会主属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8. 刑法管辖的属地原则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里引渡的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
有管辖权
9. 王秀梅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
(一)科研项目
(1)主持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国公民保护》(8.5万元);
(2)主持2007年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陕西省地理标志申报使用中的法律问题》(1万元);
(3)主持2007年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西安市民间组织》(0.5万元);(4)主持2011年中国法学会项目:《跨界含水层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自选项目);
(5)主持西北政法大学2007年校级教改项目《教学团队合作机制研究》(1万元)
(6)主持2004年西北政法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体制法律问题研究——兼及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的执行机制》(1万元);
(7)参与2011年国家发改委专项任务项目《国外应对气候变化法所涉重点问题识别和研究》(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林灿铃教授)(编号:RCIEL-KT0010)(12万美元)。
(二).科研成果 1).《国际法学》2008年8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副主编,编写第一章(部分)、第六章、第八章、第十五章(11.5万字);
2).《国际法》2008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写第八章、第十五章(4.8万字)。 1).论国际宪政主义与国际法之宪法化2012年5月即出(年会前)《中国国际法年刊2012》(新入CSSCI)。
2).侵略罪定义及侵略罪管辖的先决条件问题2012年5月即出《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3).领土争端中有效控制原则的适用及其限制2012年6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4).国际宪政思潮演进及国际法宪法化趋势2011年1月《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CSSCI)
5).国际法院对安理会的司法审查权刍议——以国际组织宪政为视角》2011年3月《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CSSCI拓展版)
6).试析吉布提诉法国“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案”2010年12月《中国国际法年刊(2009)
7).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化之法律救济分析2011年11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8).领事通知问题论要2009年11月《法科科学》2009年第6期(CSSCI)(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10年第4期全文转载)
9).国际法人本化趋向下海外中国公民保护的性质演进及进路选择2010年7月《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CSSCI)
10).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案的国际法解读2009年2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CSSCI)
11).《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6条的解释与适用2009年12月《法学杂志》2009年第12期(CSSCI)
12).从“共进国际法”看国际法的发展趋势2010年7月《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CSSCI)(注:本文被《新华文摘》2011年第22期“报刊篇目辑览”栏目收录。
13).论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2010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4期(CSSCI)
14).跨界含水层法编纂与发展述评2009年10月《资源科学》2009年第10期(CSSCI)(注:本文被《跨界水资源国际法律与实践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该书于2012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5).国际法院“关于或起诉或引渡的义务问题案”及其意义2009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CSSCI)
16.试析反腐败国际引渡机制2009年11月《理论导刊》2009年第11期(北大核心)
17.陕西省地理标志战略及其完善探讨2008年1月《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北大核心)
18.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Human Rights in China 2009年6月《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法国出版)2009年第1期
19.Private Rights absorbed in Qusai-public Goods2008年1月China Stdandardization2008年第1期
20.有关武装冲突中的人员失踪问题2010年10月《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1.试析联合国理事会与涉朝人权问题2010年8月《政法论丛》2010年第4期
22.传染病国际防控合作机制及其演进2010年3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CISSCI拓展版)
23.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财产没收制度2010年3月《长安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4.从美俄卫星相撞透析空间碎片的国际法规制2009年10月《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09年第5期
25.《蒙特勒文件》对私营军事安保服务公司的规制评析2009年10月《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26.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海外中国公民保护问题初探2009年9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7.私营军事公司及其国际法规制问题初探2009年7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8.雇佣兵、私营军事公司与非洲2009年8月《理论观察》2009年第4期
29.从《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看空间技术与国际减灾合作2009年6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注:该文被《中国空间法年刊》2008年卷收录)
30.黎巴嫩特别法庭初探2008年11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1.冲突与限制——论普遍管辖与豁免2008年8月《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2.法学教学团队建设之路径分析2010年6月《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0年第6期
33.合作文化视角下的法科教学团队建设2010年2月《法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2卷
34.西部民间组织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以法社会学为视角2007年11月《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CSSCI)
35.论国际法之“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2007年8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6.国际技术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法律经济分析2007年6月《管理现代化》2007年第3期(CSSCI)
37.国际环境损害责任私法化析论2007年6月《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3期
38.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价值多元化2007年4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9.WTO框架下的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问题2007年2月《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1期
40.准公共产品中纳入私权——论标准中的知识产权问题2006年12月《WTO经济导刊》2006年第12期
41.国际法体系化机制及其进路2007年4月《政法论丛》2007年2期
42.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兼及国际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2006年2月《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3.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法之“跨国立法”2006年8月《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
44.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2006年8月《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5.论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问题2006年6月《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46.论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合作原则2007年7月《理论导刊》2005年第7期
47.公司社会责任运动与中国劳工权益保护2005年2月《长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8.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及其对我国企业的影响2004年6月《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03期
49.从国际法角度看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2002年8月《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50.基因污染、生物安全与国际环境保护2002年3月《长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1.加入WTO后中国西部地区对外投资研究2001年6月《国际经济合作》2001年第6期(CSSCI)(注:本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1年第10期全文转载。)
52.加强我国汽车工业对外投资的研究1998年8月《汽车研究与开发》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