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七司法

1.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的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具体职能是什么

省六部是隋文帝创立的，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丞相权力的机构或体制。其中三省包括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包括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为户部）、都官（后改为刑部）和工部； 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
吏部
吏部为管理文职官员的机关﹐掌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吏部下设四司﹕明清为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文选清吏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
户部
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其内部办理政务按地区分工而设司﹐明十三司﹕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云南﹑贵州。清增江南司﹐为十四司。各司除掌核本省钱粮外﹐亦兼管其它衙门的部分庶务﹐职责多有交叉。除以上各司外﹐清还设有掌管八旗事务的八旗俸饷处及现审处。隶于户部的机构有:掌铸钱的钱法堂及宝泉局﹔掌库藏的户部三库﹔掌仓储及漕务的仓场衙门。
礼部
礼部掌典礼事务与学校﹑科举之事。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 三省六部制﹔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礼部下设四司﹐明清皆为﹕仪制清吏司﹐掌嘉礼﹑军礼及管理学务﹑科举考试事﹔祠祭清吏司﹐掌吉礼﹑凶礼事务﹔主客清吏司﹐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精膳清吏司﹐掌筵飨廪饩牲牢事务。四司之外﹐清设有铸印局﹐掌铸造皇帝宝印及内外官员印信。会同四译馆﹐掌接待各藩属﹑外国贡使及翻译等事。
兵部
明职掌全国军卫﹑武官选授﹑简练之政令。清职掌全国绿营兵籍及武职官员的机构。职掌内外武职官员的除授﹑封荫之典﹐乘载﹑邮传之制﹐甄核﹑简练之方﹐士籍﹑军实之数。兵部下设四司﹕武选清吏司﹐考核武职官员的品级与选补﹑升调﹑承袭﹑封赠诸事﹐并管理土司﹔车驾清吏司﹐掌全国马政及驿传等事﹔职方清吏司﹐掌武职官员的叙功﹑核过﹑抚恤﹑军旅之简阅﹑考察﹑巡防等事﹐并管理关禁与海禁﹔武库清吏司﹐掌全国之兵籍﹑军器并武科考试之事。此外﹐清设稽俸厅﹐掌稽察武职官俸﹔会同馆﹐管理京师驿传事务﹔捷报处﹐掌递送文书。
刑部
刑部为主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与督察院管稽察﹑大理寺掌重大案件的最后审理和复核﹐共为“三法司制”。刑部的具体职掌是﹕审定各种法律﹐复核各地送部的刑名案件﹐会同九卿审理“监候”的死刑﹑案件以及直接审理京畿地区的待罪以上案件。刑部的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是按省设司﹐明为十三司﹐名称与户部诸司同。清增加直隶﹑奉天﹑江苏﹑安徽四司﹐为十七司。清刑部各司除分核本省刑名外﹐职掌他省及衙门的部分文书收发和某些日常政务。此外﹐清设督捕司﹐掌督捕旗人逃亡事﹔秋审处﹐掌核秋审﹑朝审各案﹔减等处﹐掌汇核各省及现审各案之遇赦减等事﹔提牢厅﹐掌管狱卒﹐稽察南北所监狱的罪犯﹐发放囚衣﹑囚粮及药物等﹔赃罚库﹐掌收放现审案内赃款及没收各对象﹐并保管本部现银及堂印﹔赎罚处﹐掌罚罪事﹔律例馆﹐掌修订法律。
工部
工部为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职掌土木兴建之制﹐器物利用之式﹐渠堰疏降之法﹐陵寝供亿之典。凡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机器制造工程(包括军器﹑军火﹑军用器物等)﹐矿冶﹑纺织等官办工业无不综理﹐并主管一部分金融货币和统一度量衡。明清工部下设四司﹕营缮清吏司﹐掌宫室官衙营造修缮﹔虞衡清吏司﹐掌制造﹑收发各种官用器物﹐主管度量衡及铸钱﹔都水清吏司﹐掌估销工程费用﹐主管制造诏册﹑官书等事﹔屯田清吏司﹐掌陵寝修缮及核销费用﹐支领物料及部分税收。除四司外﹐清设有制造库﹐掌制造皇帝车驾﹑册箱﹑宝箱﹑仪仗﹑祭器等﹔节慎库﹐掌收发经费款项﹔料估所﹐掌估工料之数及稽核﹑供销京城各坛庙﹑宫殿﹑城垣﹑各部院衙署等工程。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这是六部之外增设新部之始。二十九年又增设商部。三十一年再增设学部及巡警部。六部之制逐渐变化。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将户部改称度支部﹐兵部改称陆军部﹐工部与新设之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原来的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刑部改称法部﹐另增设民政部﹑邮传部。将原设之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礼部内部机构中添设承政﹑参议二厅﹐仪制﹑太常﹑光禄三司及礼器库﹑礼学馆。至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五月﹐责任内阁颁布官制﹐设立制诰﹑铨叙等局﹐吏部遂撤。六月﹐将礼部改为典礼院﹐成为清政府专管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掌修明礼乐﹑更定章制的机关。六部之制﹐遂告变革。

2. 明朝官员等级

明朝官制分两部分，选官制度和任官制度。明朝官制分为中枢、地方、军事官制三部分。为了加强皇权，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沿用已久的三省制，亦罢宰相职，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

明首创的内阁则成为六部之上的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地方官制，明朝共设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军事官制，明朝设锦衣卫，武官第一次掌有监察百官万民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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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制的特点是：

一、中央集权加强，皇权发展到了高峰。明朝自洪武后，不设宰相，取消中书省，皇帝直接统领六部，事权至为集中。

二、设内阁，为皇帝辅助、办事机构。

三、中枢组织系统比宋、元简化；六部九卿系统较清，职责较明。

四、地方官制比唐、宋、元简明，惟道的设置较杂，至清不改。

五、在贵州建行省，加强了这一地区的管理。

六、采用土官制度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即以本族上层领袖为土官（即土司），可世袭。

3. 古代六部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些机构相当于现在哪些机关

六部：

1、吏部——组织部以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2、兵部——国防部、总参、总装备部、总后勤部

3、礼部——外交部，教育部

4、邢部——司法部、最高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

5、户部——农业部、财政部、民政部

6、工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部、水利部、林业部、发改委

古代六部作用：

1、吏部：主管全国文职官吏的挑选、考查、任免、升降、调动、封勋。

2、户部：主管国家户籍、田亩、货币、各种赋税、官员俸禄。

3、礼部：主管朝廷重要典礼(如祭天地、祭祖先等)、科举考试、接待外国来宾。

4、兵部：主管全国武职官员、练兵、武器。

5、刑部：主管国家司法、行政。

6、工部：主管兴修水利、主要的土木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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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六部制度

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的一种政治制度。

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 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

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4. 贾似道的文学记载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荫补嘉兴司仓。会其姊入宫，有宠于理宗，为贵妃，遂诏赴廷对，妃于内中奉汤药以给之。擢太常丞、军器监。益恃宠不检，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尝夜凭高，望西湖中灯火异常时，语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询之果然，使京尹史岩之戒敕之。岩之曰：“似道虽有少年气习，然其材可大用也。”寻出知澧州。
淳祐元年，改湖广总领。三年，加户部侍郎。五年，以宝章阁直学士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一岁中，再迁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调度赏罚，得以便宜施行。十年，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年始三十余。宝祐二年，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威权日盛。台谏尝论其二部将，即毅然求去。孙子秀新除淮东总领，外人忽传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惧，留身请之，帝以为无有，槐终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陆壑代之，其见惮已如此。四年，加参知政事。五年，加知枢密院事。六年，改两淮宣抚大使。
自端平初，孟珙帅师会大元兵共灭金，约以陈、蔡为界。师未还而用赵范谋，发兵据肴、函，绝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击败之，范仅以数千人遁归。追兵至，问曰：“何为而败盟也？”遂纵攻淮、汉，自是兵端大启。
开庆初，宪宗皇帝自将征蜀，世祖皇帝时以皇弟攻鄂州，元帅兀良哈由云南入交沚，自邕州蹂广西，破湖南，传檄数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惧，乃以赵葵军信州，御广兵；以似道军汉阳，援鄂，即军中拜右丞相。十月，鄂东南陬破，宋人再筑，再破之，赖高达率诸将力战。似道时自汉阳入督师。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伤者至万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不从。会宪宗皇帝晏驾于钓鱼山，合州守王坚使阮思聪踔急流走报鄂，似道再遣京议岁币，遂许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张杰、阎旺以偏师候湖南兵。第二年正月，兵至，杰作浮梁新生矶，济师北归。似道用刘整计，攻断浮梁，杀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
初，似道在汉阳，时丞相吴潜用监察御史饶应子言，移之黄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属江阃。黄虽下流，实兵冲。似道以为潜欲杀己，衔之。且闻潜事急时，每事先发后奏；帝欲立荣王子孟启为太子，潜又不可。帝已积怒潜，似道遂陈建储之策，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称旨。乃议立孟启，贬潜循州，尽逐其党人。高达在围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见其督战，即戏之曰：“巍巾者何能为哉！”每战，必须劳始出，否即使兵士哗于其门。吕文德谄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抚在，何敢尔邪！”曹世雄、向士璧在军中，事皆不关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核诸兵费，世雄、士璧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每言于帝欲诛达，帝知其有功，不从。寻论功，以文德为第一，而达居其次。
第二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极，遣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经等持书申好息兵，且征岁币。似道方使廖莹中辈撰《福华编》称颂鄂功，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似道乃密令淮东制置司拘经等于真州忠勇军营。
时理宗在位久，内侍董宋臣、卢允升为之聚敛以媚之。引荐奔竞之士，交通贿赂，置诸通显。又用外戚子弟为监司、郡守。作芙蓉阁、香兰亭宫中，进倡优傀儡，以奉帝为游燕。窃弄权柄。台臣有言之者，帝宣谕去之，谓之“节贴”。
似道入，逐卢、董所荐林光世等，悉罢之，勒外戚不得为监司、郡守，子弟门客敛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权倾中外，进用群小。取先朝旧法，率意纷更，增吏部七司法。买公田以罢和籴，浙西田亩有直千缗者，似道均以四十缗买之。数稍多，予银绢；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为操切，浙中大扰。有奉行不至者，提领刘良贵劾之。有司争相迎合，务以买田多为功，皆缪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买田。至以肉刑从事。复以楮贱作银关，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自制其印文如“贾”字状行之，十七界废不用。银关行，物价益踊，楮益贱。秋七月，彗出柳，光烛天，长数十丈，自四更见东方，日高始灭。台谏、布韦皆上书，言此公田不便，民间愁怨所致。似道上书力辩之，且乞罢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于此。使因人言而罢之，虽足以快一时之议，如国计何！”有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上书，言似道专政。命京尹刘良贵捃摭以罪，悉黥配之。后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弊矣。
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朝臣皆称为“周公”。甫葬理宗，即弃官去，使吕文德报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骇，帝与太后手为诏起之。似道至，欲以经筵拜太师，以典故须建节，授镇东军节度使，似道怒曰：“节度使粗人之极致尔！”遂命出节，都人聚观。节已出，复曰：“时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节出，有撤关坏屋，无倒节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骇叹。然下沱之报实无兵也。三年，又乞归养。大臣、侍从传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赐赉者日十数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赴中书堂治事。赐第葛岭，使迎养其中。吏抱文书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宰执充位署纸尾而已。
似道虽深居，凡台谏弹劾、诸司荐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关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张仲微、谢章辈，小忤意辄斥，重则屏弃之，终身不录。一时正人端士，为似道破坏殆尽。吏争纳赂求美职，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赵氵晋辈争献宝玉，陈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陈振民以求进，一时贪风大肆。五年，复称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从。令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继又令十日一入朝。
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有玉带，求之，已徇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灵宫亦不从驾。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父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云云，显祖绐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辇矣。”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始还。
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
自围襄阳以来，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己。吕文焕以急告，似道复申请之，事下公卿杂议。监察御史陈坚等以为师臣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为得。乃就中书置机速房以调边事。时物议多言高达可援襄阳者，监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达，如吕氏何？”旺等出，叹曰：“吕氏安则赵氏危矣。”文焕在襄，闻达且入援，亦不乐，以语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阳急，故遣达援之，吾以捷闻，则达必不成遣矣。”文焕大以为然。时襄兵出，获哨骑数人，即缪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实无援襄事也。襄阳降，似道曰：“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
十月，其母胡氏薨，诏以天子卤簿葬之，起坟拟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终日无敢易位。寻起复入朝。
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学诸生亦群言非师臣亲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开都督府临安，然惮刘整，不行。第二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师，抽诸路精兵以行，金帛辎重之舟，舳胪相衔百余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胶堰中，刘师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动，乃易他舟而去。至芜湖，遣还军中所俘曾安抚，以荔子、黄甘遗丞相伯颜，俾宋京如军中，请输岁币称臣如开庆约，不从。夏贵自合肥以师来会，袖中出编书示似道曰：“宋历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时一军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军丁家洲。似道与夏贵以少军军鲁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报，似道仓皇出，呼曰：“虎臣败矣！”命召贵与计事。顷之，虎臣至，抚膺而泣曰：“吾兵无一人用命也。”贵微笑曰：“吾尝血战当之矣。”似道曰：“计将安出？”贵曰：“诸军已胆落，吾何以战？公惟入扬州，招溃兵，迎驾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尔。”遂解舟去。似道亦与虎臣以单舸奔扬州。明日，败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扬旗招之，皆不至，有为恶语慢骂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驾，上书请迁都，列郡守于是皆遁，遂入扬州。
陈宜中请诛似道，谢太后曰：“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止罢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诸不恤民之政，放还诸窜谪人，复吴潜、向士璧等官，诛其幕官翁应龙，廖莹中、王庭皆自杀。潘文卿、季可、陈坚、徐卿孙皆似道鹰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诛似道，不从。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尚居扬不归。五月，王爚论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皇太后乃诏似道归终丧。七月，黄镛、王应麟请移似道邻州，不从。王爚入见太后曰：“本朝权臣稔祸，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谢天下！”始徙似道婺州。婺人闻似道将至，率众为露布逐之。监察御史孙嵘叟等皆以为罚轻，言之不已。又徙建宁府。翁合奏言：“建宁乃名儒朱熹故里，虽三尺童子粗知向方，闻似道来呕恶，况见其人！”时国子司业方应发权直舍人院，封还录黄，乞窜似道广南；中书舍人王应麟、给事中黄镛亦言之，皆不从。侍御史陈文龙乞俯从众言，陈景行、徐直方、孙嵘叟及监察御史俞浙并上疏，于是始谪似道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籍其家。
福王与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有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似道行时，侍妾尚数十人，虎臣悉屏去，夺其宝玉，彻轿盖，？行秋日中，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谑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备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吴潜南行所题字，虎臣呼似道曰：“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惭不能对。嵘叟、应麟奏似道家畜乘舆服御物，有反状，乞斩之。诏遣鞫问，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绵庵，虎臣屡讽之自杀，不听，曰：“太皇许我不死，有诏即死。”虎臣曰：“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拉杀之。 天水赵源，早丧父母，未有妻室。延佑间，游学至于钱塘，侨居西湖葛岭之上，其侧即宋贾秋壑旧宅也。源独居无聊，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一女一子，从东来，绿衣双鬟，年可十五六，虽不盛妆浓饰，而姿一色一过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门，又见，如此凡数度，日晚辄来。源戏问之曰：“家居何处，暮暮来此？”一女一笑而拜曰：“儿家与君为邻，君一自一不识耳。”源试挑之，一女一欣然而应，因遂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夜则复来。如此凡月余，一情一一爱一甚至。源问其姓氏居址，一女一曰：“君但得美一妇一而已，何用强知。”问之不已，则曰：“儿常衣绿，但呼我为绿衣人可矣。”终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为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迹彰闻，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宠念转密。
一夕，源被酒，戏指其衣曰：“此真可谓‘绿兮衣兮，绿衣黄裳者也。”一女一有惭一色一，数夕不至。及再来，源叩之，乃曰：“本欲相与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故数日不敢侍君之侧。然君已知矣，今不复隐，请得备言之。儿与君，旧相识也，今非至一情一相感，莫能及此。”源问其故，一女一惨然曰：“得无相难乎？儿实非今世人，亦非有祸于君者，盖冥数当然，夙缘未尽耳。”源大惊曰：“愿闻其详。”一女一曰：“儿故宋秋壑平章之侍一女一也。本临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半闲堂，必召儿侍弈，备见宠一爱一。是时君为其家苍头，职主煎茶，每因供进茶瓯，得至后堂。君时年少，美姿容，儿见而慕之，尝以绣罗钱箧，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脂盒为赠，彼此虽各有意，而内外严密，莫能得其便。后为同辈所觉，谗于秋壑，遂与君同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君今已再世为人，而儿犹在鬼箓，得非命欤？”言讫，呜咽泣下。源亦为之动容。久之，乃曰：“审若是，则吾与汝乃再世因缘也，当更加亲一爱一，以偿畴昔之愿。”一自一是遂留宿源舍，不复更去。源素不善奕，教之弈，尽传其妙，凡平日以棋称者，皆不能敌也。
每说秋壑旧事，其所目击者，历历甚详。尝言：秋壑一日倚楼闲望，诸姬皆侍，适二人乌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愿事之耶？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捧一盒，呼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纳聘。”启视之，则姬之首也，诸姬皆战栗而退。又尝贩盐数百艘至都市货之。太学有诗曰：
昨夜江头涌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鹾；
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秋壑闻之，遂以士人付狱，论以诽谤罪。又尝于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题诗于路左云：
襄阳累岁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
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一自一害苍生。
秋壑见之，捕得，遭远窜。又尝斋云水千人，其数已足，末有一道士，衣裾褴褛，至门求斋。主者以数足，不肯引入，道士坚求不去，不得已于门侧斋焉。斋罢，覆其钵于案而去，众悉力举之，不动。启于秋壑，一自一往举之，乃有诗二句云：“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在漳州。”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然终不喻“漳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绵庵之厄也！又尝有艄人泊舟苏堤，时方盛暑，卧于舟尾，终夜不寐，见三人长不盈尺，集于沙际，一曰：“张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贾平章非仁者，决不相恕！”一曰：“我则已矣，公等及见其败也！”相与哭入水中。次日，渔者张公获一鳖，径二尺余，纳之府第。不三年而祸作。盖物亦先知，数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与汝相遇，抑岂非数乎？”一女一曰：“是诚不妄矣！”源曰：“汝之一精一气，能久存于世耶？”一女一曰：“数至则散矣。”源曰：“然则何时？”一女一曰：“三年耳。”源固未之信。
及期，卧病不起。源为之迎医，一女一不欲，曰：“曩固已与君言矣，因缘之契，夫一妇一之一情一，尽于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与之诀曰：“儿以幽阴之质，得事君子，荷蒙不弃，周旋许时。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测之祸，然而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此一情一不泯！今幸得续前生之好，践往世之盟，三载于兹，志愿已足，请从此辞，毋更以为念也！”言讫，面壁而卧，呼之不应矣。源大伤恸，为治棺榇而殓之。将葬，怪其柩甚轻，启而视之，惟衣衾钗珥在耳。乃虚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一情一，不复再娶，投灵隐寺出家为僧，终其身云。

5. 唐朝的官府制度

有三省六部制。

6. 在古代的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相当于现在哪些机关

一、吏部

相当于现今的组织部，作用和现在基本上都是相同的，这个部门设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的时候，那时候就有吏部了，在这个部门最高的职位就是吏部尚书。

四、刑部

刑部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和最高法院以及公安部，你看这个部门多么强大，都能代替现如今这么多的部门和机构，真是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简单讲就是古代犯人，犯了法都得来这里登记。

五、礼部

这个部门就相当于现如今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一般国外的人或者非常重要的人来了，就由这个部门的人接待，对方来头大的话，礼部尚书就得亲自出动迎接。

六、工部

这个部门就相当于现如今的建设部与交通部，古代无论哪个国建要建造点什么东西就得找这个部门登记才好使。

7. 中国历史中司法官的官职名称

夏: 士
商: 司寇及正源、史
西周: 司寇及土师、士
春秋: 司寇或司败
战国: 廷尉或廷理
秦: 廷尉
两汉: 廷尉
三国至南北朝: 廷尉
隋唐，五代,宋,明,清:
大理寺:卿,少卿,主簿
刑部:刑部尚书,
侍郎 御史台: 御史

希望对你有用

8. 古代朝廷什么吏部，工部…都是干什么的

1，吏部。

吏部为管理文职官员的机关，掌品秩铨选之制，考课黜陟之方，封授策赏之典，定籍终制之法。吏部下设四司﹕明清为文选清吏司、验封司、稽勋司和考功司。文选清吏司掌考文职之品级及开列、考授、拣选、升调、办理月选。

验封司掌封爵、世职、恩荫、难荫、请封、捐封等事务。稽勋司掌文职官员守制、终养、办理官员之出继、入籍、复名复姓等事。考功司掌文职官之处分及议叙，办理京察、大计。类似现在的组织部、纪委等部门。吏部尚书还被称为天官。

(8)吏部七司法扩展阅读：

六部历史：

三省六部是自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其中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汉光武帝刘秀在尚书台设三公、吏部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等六曹尚书，为六部前身。西晋时，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属尚书省。南北朝亦有六部，然名称因王朝而异。隋初六部名为吏部、礼部、兵部、度支、都官及工部。至唐代改度支为户部，改都官为刑部，遂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于尚书省。宋代因之。元代改统于中书省。

三省六部制中的三省

隋文帝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和内侍）。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五省之中，只有尚书、门下、内史三省才是真正的中枢权力机构（秘书省掌图书典籍，职任较轻；内侍省掌侍奉宫掖，委以宦官）。三省各有明确分工。

1，内史省

内史省（后改为中书省）中书省，古代官署名。魏曹丕始设，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沿至隋唐，遂成为全国政务中枢。隋代改为“内史省”。中书省掌握行政大权，它与掌管军事大权的枢密院，合称“二府”。元代以中书省总领百官，与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门下、尚书两省皆废，故中书省较前代尤为重要。地方行政一部分亦由中书省掌握。明初沿用，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明永乐帝时设内阁，机要之任开始归“内阁”。负责起草诏令

2，门下省

“门下省”为官署名称。东汉时即设侍中，秩比二千石，属于少府，职掌为侍从皇帝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皇帝外出，则侍从参乘。门下省原为皇帝的侍从机构，南北朝时权力逐渐扩大，北朝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隋唐时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或称纳言、左相、黄门监，皆因时而异。其下有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等官。

3，尚书省

官僚机构。南朝宋得名，前身为“尚书台”。由汉代皇帝的秘书机关尚书发展而来。是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令机构，为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构之一。“尚书省”的组织机构于隋朝定型。以唐代制度为例：有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户部、工部等六部，下辖吏部、主爵等24司。六部尚书都以所在“部”为名，而郎官以所在“司”为名。负责执行诏令。

发展概述

三省六部制是西晋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的一种政治制度。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 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尚书省形成于东汉(时称尚书台)；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于三国时，目的在于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在发展过程中，组织形式和权力各有演变，至隋，才整齐划一为三省六部，主要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贯彻执行。

汉光武帝刘秀在尚书台设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千石曹、中都官曹等六曹尚书，为六部前身。西晋时，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属尚书省。

宋公元1086年，反变法派执政，改为三省共同议事，奏请取旨，分省治事行下，实际上使三省合一，后习惯上常统称三省。南宋公元1129年，又实行三省合一，二十四司也时或省并，如公元1129年以礼部兼主客，祠部兼膳部，兵部兼职方，驾部兼库部，比部兼司门，工部兼虞部，屯田兼农部等，还省并若干寺监入六部。公元1163年，又进一步省并六部下属诸司，如以司封兼司勋，礼部兼祠部，兵部兼驾部，都官兼比部，工部兼屯田等。

辽代南面官系统中，设三省六部（其中“中书省”初名“政事省”），设官同于宋制。金、元、明只设一省六部，一省，金为尚书省；元、明为中书省。明1380年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至此，六部取代了三省六部制。

9. 唐朝三省六部制的六部都是管什么的呀

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六部：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为户部）、都官（后改为刑部）和工部。
三省六部制是隋朝创立的。

尚书省——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
门下省——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
中书省——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
尚书省下设有六部，分别为：
吏部：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
三省六部制户部：负责财政、国库
礼部：负责贡举、祭祀、典礼
兵部：负责军事
刑部：负责司法、审计事务。具体审判另有大理寺负责。重大案件组织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会审。谓三司审。
工部：负责工程建设.

10.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宋代法律制度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应当说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和讲究法律的一个朝代。这或许也是两宋以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何以维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从整个两宋的法制变化来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丰变法以后到北宋末年；南渡后至宋亡于元。
二、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行政法律规范
两宋的行政体制正处在由唐向元、明、清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庞杂。历朝均对行政律法有所编纂，如至今尚可见到的《吏部七司法》残卷及《景定吏部条例》等，但终宋之世却没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会典》那样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两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职官为纲目编制，故对官吏的铨选、考课、奖惩仍为其主要内容。此外对文书管理的规定趋于完备，在中央由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司法进一步结合，行政处分与刑罚相辅而行。尤其是随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手工业、商业方面行政律法日渐增多。
（二）．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29]。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这些特点，使皇帝能够“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三）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两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议》基础上多有损益，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维护地主对佃农的特权
随着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转化，地主和佃客便成为两宋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朝廷通过刑事立法公开维护地主对佃客的特权。哲宗元祐年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还严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虽直不佑”。这种刑事政策，助长了地主对佃客的压迫，到南宋末年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32]。南宋钟相曾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把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适用“请”、“减”、“当”、“赎”法
封建法制“辟贵施贱”的传统，在两宋特殊情况下，不仅起不到强化其统治基础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潜在的威胁。因此，两宋除个别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对犯赃私罪的官吏适用“真刑”。例如，哲宗绍圣年间规定：“重禄人受乞财物，虽有官印，并不用请、减、当、赎法”。《庆元条法事类》亦规定：“诸私铸钱者，不以荫论，命官不在议、请、减之例”。 朝廷对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适用赎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诏：除妇女犯杖以下，非故为，可赎铜以外，其余不得以赎论处。从整个宋代来看“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以减少死刑的适用
随着编敕的增加，死刑条款也随之剧增。仅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就断大辟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或上百倍。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容许朝廷大规模使用极刑。于是朝廷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调节以控制死刑：
一是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即对于某些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人犯通过刑部，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夺，裁夺结果实际上大都不判处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贷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谨受赂及侵盗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处了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设、配牢城等七种刑罚，除配牢城为主刑以外，其余六种均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于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统治者不能不通过“恩宥”之制来加以缓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又统称为贷雪。《宋史?刑法志》载：“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
此外，还有录囚降释之制，如：“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35]。
两宋时期赦降之频“于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竟致岁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来“荡涤瑕秽”，“使人洒心自新”，以“感召和气”。但行之过频，“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结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四）．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46]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添附、相邻关系，质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义利并重”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思想，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初统治者注重对所有权加以保护，并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进一步规定印契（红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并政策和两宋之际的战乱，引起所有权的频繁变更。当时是“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47]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对所有权的立法作较前代更多的规定，以稳定经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宋初就曾诏令：“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48]并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设立印契(红契)制度。以后又完备了税契制度。以法律确认和保护私人所有权。人说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指田产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49]。这当不是夸大之词。
两宋所有权已划分为动产所有权（宋称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宋刑统》对动产如宿藏物（埋藏物）、阑遗物（遗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不动产（田宅）所有权的转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规定要书面立契并取得官府承认，即所谓：“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否则，发生纠纷，法律不予保护。
从当时官府对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规定中，可以推知：动产所有权之取得，以占有或掌握为必要，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只以管业收租为条件。
（1）动产所有权——宋时称物主权——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发现——宋时称宿藏物。《宋刑统?杂律》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脏论”。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现)住见佃人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这也许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护法吧。
二是遗失物的取得——《宋刑统?杂律》称阑遗物，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对遗失物的处理，规定得颇为详尽：
“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
此外，对遗失家畜的处理亦颇为详尽，恕不一一例举。
三是漂流物之处理——《宋刑统?杂律》承唐杂令，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谍。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主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
四是无主物的占有——《宋刑统?贼盗律》卷二十“贸易官物门”载：“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由此来看，先占而取得无主物，是法律所容许的。
五是生产蕃息之归属——《宋刑统?名例》卷四“赃物没官及征还官主并勿征门”载： “生产蕃息，本据应产之类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举，而得利润皆用后人之功，本无财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后人。其有展转而得，知情者，蕃息物并还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后人。”可见，至宋，已对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区别了。
（2）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的转移略
不动产在宋称为业，其所有权称为业主权，种类主要有租佃权，典权、押权等。不动产所有权的标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着物”。
对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书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认，始得成交。《宋刑统?杂律》卷二十六“受寄财物辄费用（公私债负）门”载：“质举及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
为了杜绝争讼，宋代还专门编绘了有关地界图册，对每一处田地标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争讼，作为赁断质证。史载这种地界图册：登记其坐落、地目、地积等则，形状、四址、权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权接份共有的记载。宋人刘克庄在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卖田骨的记载。所谓田骨即“一地两主，系将土地分为两层、称上层为田皮(面)，下层则谓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权的共同有则表现在始于唐宋的祭田、族产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额是不明确的。
至于不动产的典权、押权至宋也已十分发达，在有关债的一节中将述及。
（3）添附和相邻关系
其时的法律规定中多有与《拿破仑法典》相近的内容。有关添附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五之三》载：“景德三年(1006)二月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徒居者，并听拆随。”“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50]又：“如内有种植林木……估价与所卖田土一处依法召人承买。木价钱给还原载人户。若系见佃人承买，即止纳买地价线。从之。”
综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处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则上基本相同。
有关相邻关系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
2．典卖与时效
（1）典卖。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取赎》卷九“典主迁延入务”一案颇有代表性。该书载：“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取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下交钱、退业。”
（2）消灭时效及时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对时效问题，已有较详细的规定。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在所有权取得一节中可见，此处主要就有关丧失时效的内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当限外，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见佃主一任典卖”。
后又于《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中，引用唐长庆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对收赎期限加以修改：“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不在论理之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十三》载：“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赎，今详年限稍远，欲乞限十年内许……限满不赎。从之”。又《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下》卷五“侄与出继叔争业”条载：“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流转的加快，时效期限日益缩短这一民法发展的特点，在宋代已有明显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迟至宋，已有了类似今天民法关于时效中止的规定。《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载：“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
且规定：“如出限，许逐人陈诉其经由，官司曲意阻难及迁延时日者，并重寘典宪”。[54]可见，当时官府对时效问题是较重视的。
3．债法与契约关系的发展
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庆元条法事类》中还有对抵押权和留置权的规定。宋代流行的契约主要有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等[55]。其中有关土地的租赁称佃，租佃制是当时法律调整的最重要的债务关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双方应以契约规定租佃关系，佃农被官府登入户籍，称为“编户齐民”。仁宗时曾诏令：佃户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凭由”。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至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所强化。法律对负债出逃者严加稽查，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1）债的发生
两宋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大多数，当然还有其它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契约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寘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产交易。”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宋代“活卖” 又称典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值。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与租佃契约。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僦”。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朝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两宋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4）借贷契约。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以防激化社会矛盾。
3．婚姻法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4．继承法规
两宋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至南宋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的办法。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专卖）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均列为禁榷物种。在禁榷律法中，以盐法、茶法、酒法最为重要和完备。盐法是有关盐的煮制、买卖和贩运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盐铁使，在地方有各产盐地和商埠所设场务专理盐的专卖。其时分为盐的官运、官销和商运、商销两种方式。盐法规定：犯私盐一两，笞四十。但因官盐价高，私贩是禁而不绝。酒法是有关酒的酿制、征税和专卖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徽宗时更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变乱旧章”。凡对“御笔断罪”执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论处。此类判决多不依法，更不许诉冤。
2．重视证据和现场勘验。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关情节重大，一般换法官审理，称“别推”；若换司法机关审理，则叫“别移”。官府设有专门的勘验官并制有详细的勘验格式，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客观上推动了其时法医学的发展。著名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著作的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
3．宋代对民事诉讼定有明确的时效规定，称“务限法”。对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质情节的轻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审结期限。对防止积案，发挥司法职能有积极作用。
（三）审判监督制度的特点
宋代除了审判机构间上下、左右监督外，还设立了较完备的审判监督制度。在中央扩大御史台司法职能，太宗时曾设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审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监督州县司法，这成为后世巡按制度的渊源。此外，还专门规定有平反冤案及错判案件的“理雪制度”与“推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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