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理性

1. 诉累是什么意思

诉累，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诉苦自己有多累，自己有多难。有着一种心理不平衡的心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会有苦有累。本来生活就是不容易。我们应该克服方方面面的问题。

2. 通过法律救济渠道用公证的程序理性的方式解决各种纠纷是 法制社会的基本特点也是，在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

法治社会的基本抄特点也是在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以及亲疏关系来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简约而言，法治的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和坚决的支持，养成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且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民事等方面的纠纷的习惯和意识。

在法治民主的社会中，法律和行政法规等由规范的民主程序产生和制订出来，并且其司法和执行过程通过规范的秩序受到全社会的公开监督。

(2)司法的理性扩展阅读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规则，要求法律成为社会主体的普遍原则，不仅要求公民依法办事，更重要的在于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所以，法治在政治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治权力的规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法律是否至上，特别是权力的运行有没有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是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主要标志。要实现法治，立法机关就要依法立法，行政机关就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就要依法审判，执政党就要依法执政。

3.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如何理解这句话

“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这是亚里士多德留给世人久颂不衰的法谚。法律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不因情感、私欲和偏见而产生的激情来评判是非纷争，更不因激情来演绎法律的理性和司法活动的理性。法律工作者理性地运用法律，法官理性地尊重审判规律，那么，已颁行实施的法律就能成为评判是非、平息纷争、教化人们言行的唯一准绳。审判规律，就是以实事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程序公正为载体，以实体公正为目标，以匡扶正义、解决纠纷、平息讼争、促进社会和谐为理性思维，事后的、被动地、中立地调整行为与法律的关系。用激情左右审判，以激情理解、适用和引申法律，将激情渗透到事实和证据的采信过程之中，神圣的法律就会被人为玩弄，司法活动就会成为激扬文字的游戏，庄严的法庭自然也就成了展示诉讼技巧的竞技场，人们期盼获得或彰显法律意义上的实质正义也就因之而失去了平衡。

司法活动中，要求做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正是“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的理性体现。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保障；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前提下的相应结果。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重的关系，充分揭示了审判活动规律和司法理性的和谐统一的关系。程序法所设定的司法程序，不只是为司法工作者所适用，程序法中道道[程序，同样为寻求司法救济主张权利者所运用，殊途同归，都是追求正义平衡、实体公正的理性。因此，司法活动中的理性，实为一种公共理性，法院审判的特殊作用使得这个公共理性成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公共规则，社会实现了正义，法律这个“没有激情的理性”就会自然回归。理性的诉讼，理性的裁判，理性的尊重法律，理性的尊重法律事实，也就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一条法则，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也就有了客观的评价。

同案同判，采信法律实事作为定案依据并依照法律规定作出判决，是“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的司法规律和司法实践。同案同判，采信法律实事，无论是对为主张权利而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还是对执掌审判权的法官来说，都不是凭激情、凭主观、凭技巧可以实现的，而必须建立在没有激情、只尊重法律和法律实事的基础上，给说法，讨公道，解纷争，扬正义。用丰富的激情理性来参加诉讼，以先入为主的激情来偏倚法律实事，凭感觉去理解和适用法律，明显违背了“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的法谚，会使应有的公平正义受到严重的损蚀。

4.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对法的价值进行整合，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出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摘要】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形成了诸如“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服务论”、“公共权力论”、“公共利益本位论”、“政府法治论”以及“人民主权论”等十几种学说和观点[1]，堪称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从上世纪末以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十余年的“论战”，在其建国之时，制宪先驱们便开始奉分权与制衡为国家政体之圭臬，在目前中国。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既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官僚专断和越权的危险，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动的部门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2]当然。

【关键词】行政法；

【写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虽然持“控权论”者都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力之法，但是从持“控权论”者的相关著述来看，似乎呈现出两种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权论，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权有双重目的，即不仅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和逾越，而且还要能够通过驾驭行政权使其有效运作[14]。两种意见相比较，后种表达方式显然更为成熟和恰切。诚如有学者所洞见的那样，“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权，但是控权一词的涵义更为丰富，近代的控权就是指严格限制行政权，防范和制裁违法行政行为。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控权，是指法律高于行政权，法律支配着行政权，控制成为一个中性词，它除了传统的限制的含义，还包括引导和鼓励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权论的历史脉络以及控权论的内涵界定、基本内容和主张之后，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进路，深入地对控权论做出理论上的检视。也正是由于“控权论”在行政法历史上饱蘸着人类“警惕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政治智慧和宪政要髓，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才能使其备受青睐，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质与表象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出现，绝对不是学者们努力创造或建构的结果，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它产生于西方社会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理性文化和深刻的历史反思能力——怀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对政府和政府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控权论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对“人性恶”[4]和“权力导致腐败（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专制）”（19世纪阿克顿爵士言）的本质认识。

孟德斯鸠早就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他看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结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制约权力。”[16]孟氏的以上论述，实质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学底蕴。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也指出“与专断的权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绝对的至高性和主导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专断的、特权的，或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17]可见，由于“权力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18]。不仅如此，在西方人看来，政府及政府权力是从来不被信任的。作为1787年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的汉米尔顿认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19]杰斐逊也认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和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并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护人。”[20]诸如此类思想家们的经典论述，可谓不胜枚举！

正是“控权论”这种理念——对人性的反思和对权力的警惕，才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控权”来达到对个体权利的保护。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权力）性质的本质而非表象认识所得出的理性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控权论）并非简单移用西方行政法学的观点，而是建立在对行政权力本质认识的基础上，从而正确揭示了行政法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21]。有人在批驳控权论时指出：控权论所主张的“控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为控权而控权；并进一步指出控权论不注意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与保护，只强调个人利益[22]。这种认识之所以值得商榷，其关键就在于对权力认识的“表象化”，没有看到在权力与权利博弈过程中权利的弱势地位和权力的暴力性。如果仅仅因此便主张“平衡论”，反倒给权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么平衡的结果必将是：不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权力的施暴将会变得肆无忌惮。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控权论一度成为英美法学国家和中国相当一部分学者所追逐的主流观点，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学界不少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意见，有学者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整合为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5]但是，“就法律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强调控权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早已为中外思想家所公认的法治精髓和实质。人们可以不赞同作为‘理论基础’的控权论，但谁也不能否认控权作为实现正义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经典的价值和意义。”[23]

（二）价值：工具性与目的性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曾经在其学术名著《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在相对的意义上，二者各种自己的侧重点。如果说“工具理性”更侧重于指向为达致特定价值而采取的手段或实现途径的话，那么“价值理性”则较多地关怀手段实施之后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学意义上，对于法治的基本价值，大致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一种是工具性价值，另一种是实体性价值（其实也就是“目的性”价值）[24]。同样，关于行政法的价值意蕴，可以从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尽管从学理上看，对法的价值还有其他方式的划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价值分析方法，无疑更具有学术讨论意义。而且，笔者所考察的这两个方面，从纯粹哲学意义的层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脚的，[⑦]具有更为宏大的理论分析意义。据此，所谓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就是对行政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看待，视其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目的或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实体性价值则更多的着眼于某种目的或目标，把行政法作为一种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或称实体性价值）从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上来说，在于西方国家一直重视程序对法的意义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甚至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更多的是关于程序和救济的法，而不是实体法”[25]。行政法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体现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权”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取向上。而控权论正是立足于行政法的工具性价值，即通过对行政权的控制（严格划定权力的界限、贯彻程序原则、控制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等措施），来达到保障私人权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于，美国行政法把从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中继承而来的“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精神）视为美国行政的基石，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政府权力[26]。相比之下，所谓的“平衡论”着眼于一种理想目标的追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其实，这是追求“平衡”的价值诉求，如果说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的话，便是对中国现实情况“有意无意”的忽视。因为，“平衡”之理想的实现，说到底还是要借助于“控权”这一手段。“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产物，行政法旨在规范、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27]。可以说，没有“手段”（工具），就无法达致“目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2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控权论所主张的为保障私人权利与自由之目的而为的控权并不会导致行政机关办事效率的下降，不会影响行政效率，相反还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况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视为终极目的”[29]，政府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对待私权利，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

从哲学上讲，事物的状态有“实然”与“应然”之分，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它们向上进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实，实然与应然的关系可以通过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探究来予以说明。而对事实与价值的近代分野却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会实证主义。近代已降，“休谟问题”一直困扰着社会科学界。在休谟看来，对道德问题科学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问题。休谟还提出，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由事实命题不可以推出价值命题。分析实证法学家奥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么是一回事，法应当是什么是另一回事”的命题。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必要区分价值判断和经验事实，也即要认识到价值命题和事实命题有着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实上，我们的言谈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实”（Faktizitat,fact）与“价值”(Geltung,value)的界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形式，它们的能指(signifier)分别对应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别是“应然”（sollen）和“实然”（Sein）的问题。[9]

在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上，控权论是摆正了价值（应然）与事实（实然）的关系，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准确的定位。因此，在笔者看来，控权论的恰当性也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应然”与“实然”的取舍。控权论的建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理想追求（应然的层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实然的层面）：在实际生活中，行政权往往会滥用，只有控权，才有可能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层面），才能够保障私人的权利与自由。而实践上的证明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⑩]

相比较而言，平衡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应然层面）而创设：行政法不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权利；追求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30]。而在事实（实然层面）上则往往会于此追求背道而驰。可见，平衡论既要保障公民权利又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这一价值/理想追求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状况下，它的正确也只能停留在应然的理论层面上，尽管它可能是比较先进和“远见卓识”的。在缺乏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及法治传统的中国背景下，平衡论一旦进入到实然的现实中，它就会被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激烈冲撞中沦为行政权“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的那样，“社会现实是逐步推进并在点滴累积中迈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跃，由于理论探讨本身往往比实践具有超前性，而中国平衡论所面对的社会阶段与现实状况和西方国家迥然有别，从而平衡论之于中国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较远，而在现实针对性方面而不及控权论那样干脆和更受欢迎。”[31]

四、暗合：中国语境下“控权论”之证成

既然“控权论”作为“普遍价值”可以分享，那么控权论可否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呢？笔者以为，“控权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可以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只有“控权论”，才真正切合了中国的社会现实。鉴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条件，也只能选择控权论作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一）控权论：一种可以“价值共享”的理论

从立宪主义的角度而言，宪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勾勒了一个社会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还在于它是关于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制度架构。其核心要义，则是通过对公权力的限制而达至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于是，限制公权力，成了宪政的“关键所在”；甚至于，宪政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来指代强制权力受到了约束的观念。借用麦基文的话来说就是：真正的宪政，其最古老、最坚固、最持久的本质，仍然跟最初一样，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32]。中国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其中的关键就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义在于“治者先受治至于法”。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说，“限权”、“限制公权力”以“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厚法哲学基础的“控权论”，加之其具有“价值共享”的特点，虽然肇端自欧美诸国，但其精神本质和要求却能够其他国家所引见和适用。也正因为如此，“控权论”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中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及环境条件

如果仅仅从哲学基础上认定“控权论”的合法性基础，只能证明其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理论主张；而其究竟是否适合作为中国行政之理论基础，还需要对中国现实情况和法治环境作出具体分析，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1.法制文化传统。历史性考察中国的法制文化和法律传统，大致上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集权专制传统；二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三是对个人价值的漠视；四是重实体轻程序。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欠缺那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观念的历史积淀，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个人权利”的概念；相反，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法律一向与伦理道德混杂在一起，成为权力的附庸；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和镇压广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认为有保障私权的功能。在法律关系中，官是主体，民是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平衡”。另外，我国法律文化还明显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点，此处不再展开论述。

2.政治基础条件。如前所述，行政法从本质上来说在于对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进行配置和定位。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比角度而言：第一，从行政权（政府权力）角度看，目前我国政府权力趋于膨胀且异化现象普遍。这表现在：行政主体队伍扩增，行政机构种类繁多，行政职能不断扩张，自由裁量权大为增加、非权力性管理作用加强（例如，行政指导行为以及行政合同行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审查受限、立法监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显等。第二，从公民权（公民权利）角度看，公民权利远弱势于行政权，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公民救济途径受限且获得救济十分困难等。第三，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对峙和互动来看，行政权力腐败情况普遍；公民权利受侵犯严重。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与公民权严重失衡，无法实现良性互动。

3.经济基础条件。事实上，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其法制文化条件，政治条件（宪政背景），而且还要有其赖以存续的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法治就是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契约等精神中发展而来的。中国目前虽然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权过大，干预的太深，管理的领域太宽。虽然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但由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而较少关注行政管理自身规律的探究和总结，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要继续转变，尽快地从经济活动中“可能的领域”抽身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主要国家行政法基本观念和理论基础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各国在定位本国行政法理论基础之时，都是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在具体的行政法实践中衍生出来的。因此，在选择和建构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时，西方诸说只能作为参照，因为“不区分各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条件、文化传统而认为世界各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观念都是一个模式，无疑是一种便狭、绝对化的态度”。正确的作法是，“我们既有必要面向当代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价值体系，也不可能脱离一国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国行政法的理论说明中国的现实，也不能以中国的理论去指导他国的做法”[34]。换句话说，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都，必须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下社会现实（社会环境）的特点而进行。

事实上，中国的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呈现出与西方诸国不同的进路。在目前中国，对“行政法的认知和把握必须紧扣‘控制国家权力’的宪政理念，在公民与政府的对峙中点滴积累行政法的实践，以此迎来宪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笔者以为，在有关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诸学说当中，“控权论”真正地契合了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主题。因为，只有“控权论”的“控权”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权与公民权相互关系中的关键环节，从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只有通过“控权论”当中的“控权”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权原则、制度和机制，才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受到制约和监控而趋于“理性”，中国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设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作者简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联合培养2009级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生。

5. 美国司法审判一件案子往往出于预感，出于感性，并非是理性思维逻辑！是这样吗

美国司法审判根据法律去判决，如果遇到法律里没有的，就根据历史上类型案件的判版例去审判。如果法权律明文里没有，历史也没有类型案件判例的，就由法官根据根据具体情况去判，如果不服，就上诉，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最后的判决，以后遇到类型案件，就以最高法院的判决去判。

6. 自由心证

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之探讨

自人类舍弃“神明裁判”、“司法决斗”等非理性的证明方式，采用证据裁判主义以来，历史上出现了两种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先前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后来转为自由心证制度。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但内心确信即自由心证，只不过名异而已。英美法系国家虽然制定了庞杂的证据规则，但在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却交由陪审团或法官“自由证明”，故其实行的仍是自由心证制度。我国法学理论界在批判西方法定证据制度与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事实求是的证据制度。2002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司法解释生效施行，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初步确立。本文试结合该《规定》的有关内容，对自由心证制度的有关问题做些探讨。

一、西方自由心证制度历史发展之考察

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源自法文I’ intime conviction，日文译为“自由心证”，是指“证据的取舍及其证明力，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 〔1〕其核心内容是对于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大小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并不作具体规定，完全听凭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的指示，自由地判断。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在思想中所形成的信念，就叫“心证”，“心证”达到无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叫做“确信”。法官通过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判决的直接依据。自由心证制度要义有二：一是自由判断原则，即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作预先规定；二是内心确信原则，即法官依据证据，在内心“真诚地确信”，形成心证，由此来判定事实。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制度（以区别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是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杜波尔首先提出的。1790年12月，议员杜波尔向法国宪法会议提交了一项革新草案，认为法定证据制度起先规定了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明力的规则，既不要求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也不要求法官的内心是否确信，这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荒诞的做法。他主张用自由心证取代法定证据制度。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保守议员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具有客观确实性，而自由心证只能使法官主观擅断。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杜波尔的建议获胜。1791年1月，法国宪法会议通过了杜波尔改革证据制度的草案，并于同年9月29日发布训令正式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2〕1808年《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对这种新的证据制度作了经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审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先规定一些规则，使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所规定的是要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反对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发生了什么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该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个事实认为是一真实的’；它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的确信吗？’” 〔3〕继法国之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在各自刑民事诉讼立法或证据立法中确立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是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司法的法定证据制度而提出的，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其在长期演进的过程中，经历了两种主要发展形态，即传统自由心证制度与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是在批判传统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法官具有自由判断证据的职权和职责，其他人无权随意干涉；另一方面，法官自由裁量证据的行为受到法律规则，尤其是证据规则的制约，其行为必须符合基本的证据法则。现代自由心证制度彻底摒弃了传统自由心证制度的非理性和非民主的因素，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首先是内涵不同。传统自由心证片面地强调法官的心证自由，而现代自由心证保留了传统自由心证的合理成份，但否定了法官单方面的自由。它扩展了自由的外延，强调“对等的自由”。它不仅要求法官的心证自由，而且要求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旁听自由”，以及对审判结果（心证结果）进行公正评论的权利。可见现代自由心证已抛弃了传统自由心证绝对的性质，而具有相对性。其次是性质不同。传统的自由心证实质上是一种秘密心证，它要求绝对保证法官内心思想（即心证）的自由，法官有权不公开关于案情的任何看法，除了审判结果。但审判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法官有权拒绝回答。因此，传统自由心证具有浓厚的隐秘性和神秘感。现代自由心证具有公开性，其公开性表现为心证条件、心证过程和心证结果等方面的公开。总之，现代自由心证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心证，一种公开的心证。它一方面保障法官内心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要求法官公开其判决的理由。传统自由心证制度发展为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法律技术上说，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既有助于发现真实，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裁判者的主观随意性。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在证据评价方式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二、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之评判

传统观点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仅有“以上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定证据”等原则性规定，故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采用的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方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查证属实的证据作根据，准确地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由于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整个证据制度的基本精神，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4〕这一证据制度要求司法人员从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出发，深入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科学地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且司法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其核心和最有说明力的理由是这种证据制度科学地解决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即主观正确地反映了客观。

我们认为，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具有法律性，是法律原则，非政治原则或理论原则；二是具有指导性，对法官审查判断证据具有指导意义；三是具有可操作性。诚然，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但将实事求是奉为我国运用证据的基本制度，是不妥当的，也是不科学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一个政治术语，它只是给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普遍意义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作为一门专门的科学的制度原则，不能体现该门科学的制度特点，其结果必然造成证据制度的空洞化。

其次，法院或法官认定案件的事实，是法律事实，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因为民事纠纷总是发生于起诉之前，法官探求纠纷的过程总是处于起诉之后，且案件的真实情况是通过证据的证明而得以反映的。它有时和客观事实相符，有时接近客观事实，有时却和客观事实相反。正如弗兰克所说：“一个发生争执的案件的事实，并不是当事人之间实际曾经发生的事实，而是法院现在认为发生了的事实。”显然，将客观真实作为诉讼证明的任务，在实践中不能完全做到，也不可能完全做到。它提高了证明要求，脱离了诉讼实际，为民事诉讼中的超职权主义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将实事求是规定为我国的证据制度，对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都是有所损害的。

再次，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并不能完整概括民事诉讼中法官判案的实情。比如，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材料，法官也没有收集到相应的证据材料时，法官是不能拒绝裁判的，他必须按照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进行裁决，即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理所当然地要败诉。如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证据就判，没有证据就不能判。那么类似案件就必须先搁下来，等到有了证据后再行判决。如果这样的话，民事诉讼将产生数不清的悬案。显然，这与民事诉讼的宗旨和目的是相违背的。

最后，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根本没有回答法官是如何形成对客观事实判断的过程问题。实际情况是，法官总有一个由不知到知，由不全知到基本知的过程。随着过程的推进，法官脑海里会逐渐形成一种印象、一个判断。对一种证据制度的命名，基本上应反映法官的这种认识过程。将实事求是的政治术语套在诉讼理论上貌似时髦，实则抽象。它既不能指导理论研究，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显然不能成其为一项证据制度。

其实，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以及司法实践来看，由于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内容的规定过于粗疏，加之内涵不明确，事实上赋予了法官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审判人员往往依靠审判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实际上不知不觉都在运用自由心证原则。对此，台湾著名民诉法学者杨建华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论大陆学者如何解说其判断证据方法实事求是，讳言自由心证主义，但在审查分析比较各个证据后所为之事实判断，在不采法定证据主义情形之下，仍需视各个法官之学识或经验与智慧行之，最后仍落入自由心证主义原则之内，在非唯自由心证之余，仍难免受自由心证主义之影响。” 〔5〕不仅如此，何家弘教授进一步指出：“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宣称我国采用的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一直强调在运用证据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因此，我国的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确实享有颇让外国法官羡慕的自由裁量权。” 〔6〕由于在实践中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限膨胀，有学者干脆将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定性为“超级自由心证”。

三、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之构建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在证据制度上基本上是以现代自由心证为主，并在吸收法定证据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大胆地摒弃了以往对自由心证的误解，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1. 《规定》的出台标志着自由心证原则的确立

自由心证作为一种制度立足于自由心证基本原则之上。《规定》第64条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原则。该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根据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对《规定》的起草说明中所作的解释，该条所指的“法官职业道德”相当于“良知”、“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相当于“理性”、“独立”相当于“自由”。结合前面对自由心证的阐述，可以断言：《规定》第64条涵盖了自由心证原则的基本要求，在证据审查判断方面实际上采纳了现代自由心证原则。只不过考虑到公众对法律观念的适应性，在名称上使用了中国化的术语：法官依法独立判断。

2. 《规定》对自由心证原则的规范与制约

在自由心证原则下，存在着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危险，因此对自由心证进行规范，也就成为其正当发挥作用的必不可缺的前提。这种尽可能限制法官个人感性因素在证据判断中的影响的制约机制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这些制约在促使自由心证从绝对化走向相对化、由主观化尽可能走向客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试就《规定》的有关内容予以阐述：

（1）自由心证与法官职业道德

所谓法官职业道德，是指法官从事法律职业时为了维护法官的职业形象，规范其相关行为，在伦理道德上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之规定，法官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包括法官的独立与公正、司法效率、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加强法官自身素质、约束法官职务外行为等。法官的职业道德即“良知”，可见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不亚于法律的素养。法官个人的正义感、廉洁与否、个人的好恶和偏见等因素，对于司法判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司法公正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自由心证由法官秉承自己的“良心”作出判断，而“良心”作为一种职业道德规范，对自由心证的约束一般需通过自律机制予以实现。

（2）自由心证与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

所谓逻辑法则，是指人们能够得以进行正确的思考所必须依据的规则。其主要包括同一律、排他律、矛盾律等。逻辑法则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以经验法则为根据，从既知事实推导出未知事实的逻辑推理工具。无论任何法系，任何国家，司法审判都是按照三段论的逻辑形式进行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演绎推理，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惯用类比推理。逻辑是法律思维的工具。公正司法需要逻辑力量和逻辑程序来加以保障。所谓经验法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形成的一种理性认识。经验法则具有一般性，它是一种不证自明的显然性命题，是法官评价证据的主要依据。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是对法官的逻辑法则与经验法则的认知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理性”。法官应当是一个理性的人，其经验、推理、自由心证都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构成了对自由心证的内在制约。

（3）自由心证与公开原则

公开审判是诉讼制度文明和进步的标志。诉讼活动采用公开原则的首要意义在于，能够将诉讼这种特殊的社会活动置于广大人民与社会的监督之下，增强诉讼活动的透明度，促进法官依法公正裁决，进而有利于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正因为如此，现代各国的诉讼法都将公开原则作为一项根本的诉讼法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主要包括：庭审过程的公开与审判结果的公开。根据自由心证原则有关心证公开的要求，在证据评价中具体包括心证过程的公开、心证结果的公开以及心证理由的公开。公开原则不仅有利于社会公众对审判进行有效的监督，而且也构成了对法官自由心证的有效制约。

（4）自由心证与证明标准

自由心证原则在赋予法官在事实认定中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为了不至于使法官的心证这种主观性的把握为法官个人所滥用，就必须使心证具备客观性、外在性的基础。而证明标准则是自由心证客观化最好的表现形式。所谓证明标准是指“事实认定中法官形成心证的最下限”。〔7〕自由心证是审判行为的灵魂，同时它也是深刻地打上心证主体的经验、学识、情感烙印的主观性活动。当人们意识到放任法官心证的恣意与没有法律一样都会造成秩序的混乱时，证明标准的客观化于是被提上了日程。《规定》第73条即为我国民事诉讼确立了“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通过证明标准对心证过程中的客观盖然率的要求，使得法官不再象以前那样仅以自己内心是否获得纯粹的心证为依据，而更多的要考虑心证的获得与客观现实的必然联系。由此可见，在事实探知相对化的理念和现实境况下，以证明标准限制自由心证是实现程序正义的最佳选择。

（5）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即有关证据运用的法定原则与规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证据规则实际上是对人类一般的伦理的、普遍的经验的一种总结，是经验法则的一种法定化形式，但与法定证据制度（狭义的证据规则体系）有质的区别。为把自由心证裁量空间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最高法院结合审判实践，在《规定》中确立了一系列证据审核认定的规则。如相关性规则（第66条）、自由排除规则（第67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68条）、补强证据规则（第69条）、最佳证据规则（第70条）、自认规则（第72）条、优先规则（第77条）、证人能力规则（第78条）。这些证据规则一般是对证据能力即可采性进行消极限制，但也有对证明力的大小直接予以规定的，如第77条（优先规则）。证据规则是自由心证原则的例外，当然也构成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制约。

四、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之完善

入世后，我国加快对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学习和借鉴的步伐。为完善有中国特色自由心证制度，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提高法官素质，推进审判长选任，严格执行法官独立审判制度

自由心证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项依赖于法官主观人格、品德、经验运行的法律技术。因此，法官具备良好素质，是公正、准确评判证据的前提，也是其正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保证。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言：“法院于事实之真伪，虽有判断之自由，然亦非可率尔以从事，法律之所期待者，是审判官恒为富于学识经验之人。”法官是社会的精英，如今我国离培养专家型、学者型的法官之路还很遥远。在我国当前法官队伍的总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以一套公开、透明、科学的方法，将少数道德素质高、专业修养深、审判经验丰富、工作实绩突出的法官，选任为审判长，并赋予他们较大的审判权，使法官与合议庭真正承担起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是非常必要的。马克思早就说过：“法官没有别的上司，仅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严格执行法官独立审判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官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法官的业务素质，从而为法官迅速审查、准确判断证据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2.进一步推进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改革

当事人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让双方当事人的偏见在激烈的碰撞中使真实浮出水面”的法谚。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表现为等腰三角形，原、被告各为一方，法官为第三方。为了保证裁判者的中立和程序的公正，法官必须与双方当事人保持相等的司法距离。尽管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开展了多年，但当前诉讼模式中的职权主义成份仍然过浓。法官庭外调查取证行为还在延续，当事人的辩论结果尚不能对法官的裁判形成实质性的约束等。这样就有可能使本来中立的裁判机关，在证据收集过程中丧失中立性，容易对案件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加之当事人的辩论要旨不能对法官的自由心证形成必要的限制，所以法官形成心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令人质疑。而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官在诉讼实体方面保持相对的消极，以实现中立。法官失去了产生先入为主的可能，亦根除了裁判的恣意，这就在最大限度上保持了法官形成心证的中立性与合理性。可以说当事人主义既是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也是自由心证原则良好运作不可或缺的前提，进一步推进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改革，是我国较长一段时间内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

3.加强裁判文书改革的力度，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详尽展示其心证形成的过程，并建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

我国法官对于裁判文书的制作重视不够。许多判决书往往单纯列举证据，缺乏具体的分析与论证。一般在列出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后，即写明法院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并用“以上事实有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证明，来表明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是有根据的，然而从法院的裁判文书中根本看不出对存有争议的材料法院是如何评价、如何采信的”。〔9〕针对裁判文书中存在的问题，最高法院院长肖杨曾在全国法院院长座谈会上作出了措词严厉的批评——“现有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缺乏说服力，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形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将“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作为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重要内容，而改革的重点则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正是根据这一纲要精神，《规定》第79条指出：“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裁判文书详尽展示法官心证形成过程，对于制约法官评判证据时的自由裁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法官分析、推理、表达能力的提高，总结司法经验也是十分有益的。同时，为了扩大法官心证接受监督的范围，还应考虑建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以便于社会公众知悉案件审判的结果及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

4.完善心证的监督机制，严格落实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

虽然我国与自由心证制度相关的监督机制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有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外部的检察监督、权力机关的个案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但它们的运作方法和效果却并不令人乐观。在现阶段，着力加强法院内部的自我监督，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对法官在判决书中拒绝开示其心证理由的，当事人可以向法官所在法院或其上级法院反映，要求追究法官渎职审判的责任。同时，应通过对上诉、申诉、当事人及案例人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投诉的案件实行严格的心证过程审查，对恶意运用自由心证的枉法裁判者，按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严厉制裁。

5.加快民事证据立法，科学设定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的关系

自由心证存在于证据体系中，就其孤立的行为过程来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只有完善了保障程序，特别是相关的证据制度，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抑制法官的主观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只有12个条文，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虽然是一部比较系统针对民事诉讼证据问题所作出的司法解释，并且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许多问题，但它毕竟只是一种解释，其全面性、权威性和稳定性都不及于法律。因此，我们应在认真总结我国民事审判实践，尤其是《规定》实施后运用证据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定位自由心证与证据规则的关系，合理确定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目标模式，以《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为契机，尽快建立起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

7. 什么学生适合报法学是不是必须很理性之后的司法考试是不是很难我该选什么专业

不要报法学了抄建议。。。你想啊，袭现在几乎每个学校都开设法学专业，将来就业压力会很大的，司法考试已成为全国第一大考，要想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是学经济的，建议你学经济会比较不错，因为毕竟经济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是一切东西的物质基础。另外，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事业并不一定要符合，那样你的就业面会很狭隘的。。。你说你喜欢地理和文学，那你不至于去学地质和语言文学吧。。。其实所有的东西，你把他作为事业，总是和你的兴趣有差距的，你真正把它作为事业后，反而可能失去了原有的对他的兴趣。。。经济类的专业，虽说人数很多，可他需要的人才也很多，这就需要你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了。。。这是我的建议，希望对你有帮助。。。

8. 我们请了律师 法院判决书下来了 但是律师不把判决书给我们，我们是当事人 请问下判决书应该给谁

律师这样做很明显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们请了律师的话，法院一般会发2分判决书给律师的。法院这样做的原因是：律师需要一份作档案留底，一份是给当事人的！

你可以去律师所要，他们要是不给的话，你可以去司法所投诉，让司法所来处理。

再者你就是去法院再要一份，法院都有好几份作为档案留底的。

(8)司法的理性扩展阅读

对一份司法判决而言，如果其裁断结果是非理性的、不公正的，那么判决书中所体现的再严谨和高超的逻辑推理，再鲜明的规范性、创新性、公开性、法律性和准确性的形式特点也毫无价值。通常而言，由于法律和事实的不确定性，因而裁决结果的公正性标准往往难以界定（当然，违背基本法律规则认定事实、裁断案件的不在此列）。

也正因为如此，实务界才越来越重视司法判决的理性含量。裁判文书改革应从现实出发，以增强判决的论理性为着手点。当今社会，司法民主已渗透于审判的各个环节，理性审判是法院“公正与效率”主题的必然要求，增强说理性、以理服人是司法判决的内在需要，也是理性审判意识在司法判决上的体现。

司法判决的理性化程度反映了法律文书的品位，富于理性含量的判决书，通过透彻的说理、充分的论证，保证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知晓、理解裁判结果之所以然。因此，强化司法判决的论理性是实现判决公正性的途径与保障。

9. 最近的法律问题频繁,法律系统是不是应该更加完善些

法律的生命在于推理
——我眼中的中国法学的困境和出路
“不可调和的调和，矛盾的结合，对立的综合——这些就是法律的问题。”
——卡多佐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霍姆斯
摘要：本文从中国法学当下的困境——因非法律因素的干预造成法律结果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人们普遍对法律失去信仰，甚至信心——出发，强调在法律适用中法律推理（主要是实践推理）的价值，以期通过对形式正义的追求，使法律更具明确性，挽回普罗大众对法律的信心，最终实现追求实质正义的目的。至于如何使法律更加明确，更具预测性，我选择的进路是建立以类比推理为基础的遵循先例原则。
关键词：法学困境? 法律推理?? 演绎推理? 实践理性? 类比推理? 遵循先例? 判例制度？
一.我所谓的当下中国法学的困境?
在我看来，中国法学的最大困境乃在于它的权威远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高度。这种表现是多方面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而“敬法者始能成为护法者”，但中国当下的法律人显然没有足够尊敬法律[2]。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学困境的关键是因为主体性中国的身份缺失。中国的法律人迷失了自己，成为留声机或者传话筒，看似对一切事物都思考，但唯独“对思想根据本身不思想，根据本身是没有的，或者说是物质的”，以至于“我们没有中国自己的未来，拥有的只是西方的过去和今天”[3]。而这在我看来也是其对中国自有法律信心缺失的表现。法律人尚且如此，遑论普罗大众。
中国人并不习惯法律思维，中国人乃是最务实的。中国人习惯的是信仰权威[4]，所以，“有困难找政府”才是中国人数千年连绵不绝的思维方式，期待青天大老爷出来给自己做主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这种传统乡土中国[5]留下的深深烙印，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难以更易。而所谓法治又必须首先活在普罗大众心中成为其生活之常态始有实现之可能[6]。这种悖论造成了法律在现实中的尴尬[7]。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我认为是法律的不可预测性。所有人都知道，法律并不是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遑论唯一途径）。“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这几乎是一条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深深藏在每个法律人（至少是司法者）的脑海深处，无论遇到什么案件，这条原则总是扮演着过滤器的角色。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最多只是第三选择。这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
所以，当法律（特别是司法和执法中）过多掺杂进意识形态、政治、民愿、道德等其他因素之后，法律并不能给人以确信。也正是这种不确信导致了普罗大众甚至法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而中国的法律人显然又没有告诉，似乎也没有资格（甚至是违心地）告诉普通人“法律是确定的”[8]。当然即使他们说了，有多少人愿意天真地相信也实在是一个不难想象的问题。
二.法律推理
中国的法律不是纯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天理，国法，人情”，国法夹在两者之间，求上不得，求下不能，不能动弹[9]。即使在有限的运用法律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法律人所体现的业务素质依然让人难以恭维[10]。
弗里德曼用信息论的观点分析了法律制度的一般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分为原材料的输入、加工、判决输出和信息反馈等阶段[11]。我在这里集中讨论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即法律信息的处理和思维加工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分析的问题。
按照波斯纳的观点，法律分析是对法律概念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博登海默干脆认为法律分析就是分析推理，也就是法律推理。这两种说法都难免太抽象。那么法律推理究竟是什么呢？德沃金说：“法律推理是建设性阐释的一种运用，我们的法律存在于对我们整个的法律实践的最佳论证之中，存在与对这些法律实践做出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之中。”[12]
由此可见，法律推理是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法律解释。它是逻辑思维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即对法律命题所进行的一般逻辑推演[13]。可以说，它贯穿于法律适用的始终，甚至还一直都是关键。
法律推理根据法律推理在不同难度的案件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逻辑形式和推理规则，可以划分为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两部分[14]。
三.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
但在进行法律推理（分析推理）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前提：法律问题存在正确答案吗？因为这一问题实际上乃是法律推理是否必要、是否有效的合法性基础。
德沃金相信法律问题客观上必然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多年来我一直在批驳实证主义者的主张，即对有争论的法律问题不可能存在正确的答案而只有不同的答案；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大多数案件中可以通过推理和想象的方法去求得正确答案。”[15]但显然波斯纳不能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称德沃金为“道德实在论者”，主张衡量法律推理结论正确与否只有一个合乎情理的标准，认为客观性是指“我在情理上认为其他具有常规智力和良心的人们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当作正确的东西”[16]。有论者认为，他“把正确性和真理性对立起来，陷入了一种真理神秘论”[17]，会导致法律没有明确性，从而变得不可预测[18]。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法律问题从来不会像数学或者物理逻辑那样能够用公式穷尽一切可能，最终得到真相。法律问题因为人为的参与，不自觉地必然会掺杂很多个人以及群体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使得法律问题很难说能有一个客观答案[19]。而只能通过各种综合实践理性的方法找到最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认同的情理的答案。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不可预测。在后面我将论述，建立合理的先例制度就是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法。
四.逻辑推理（司法三段论）的作用与缺陷
相信对大多数（法律）人而言，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论。尤其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和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但这种将法律适用看作是自动售货机式的简单思维[20]，“即使在亚里士多德必然推理和辩证推理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倒退”[21]。不过在简单案件中，其实演绎逻辑的简单推论已经足够了。
演绎推论的实质/关键是：个案是否是规则的一个事例。还是以这个可能是最著名的三段论为例：“所有的人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论证的有效性不过在此：苏格拉底会死这一结论，包含在第一个前提——“人”的定义——之中。事实上，大前提说的只是，这里有一只标有标签“人”的盒子，盒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其中每一个都是“会死的”。小前提告诉我们，盒子里的东西都是有名字牌，其中一个名字牌上写着“苏格拉底”。当我们把苏格拉底拿出盒子时，我们就知道他会死，因为盒子里仅有的东西都会死。波斯纳指出这种三段论之所以拥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性是因为使用了一个隐喻，一个箱子的隐喻[22]。
演绎推论的适用前提有两个[23]：1、法律体系的公理化：穷尽事理和自成体系。A、法律体系是完备无缺的；B、体系是和谐一致的，不允许同时肯定又否定一个命题；C、消除了所有符号表述规则及其适用领域方面的模糊性。2、法律命题的形式化。
演绎推理（司法三段论，或者如波斯纳所言还包括所谓缺省三段论）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一但遇到疑难案件或是涉及伦理的案件（也就是我们并不能清楚知道什么是那个“箱子”，其中装的又是什么的时候），仅凭演绎推理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演绎推理本身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24]：三段论的合法性和它的真实可靠性并不必然一致。它的真实可靠性不仅取决于具体的三段论是否合法，而且取决于前提是否真实。也即，当大小前提存在虚假的情况下，结论是否正确是或然的，并不确定。再用关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恰当且著名的例子加以说明：“所有的斯巴达人都很聪明；苏格拉底是斯巴达人；因此，苏格拉底很聪明。”在这里，尽管结论正确，但由于大小前提都是错误的，所以它真实但不合法。而这必然在司法实践中给人带来难以名状的困扰。
五.实践理性粉墨登场
那么，如何克服演绎推理对疑难案件的无能为力呢？波斯纳的方法是主张用“实践理性”的推理方法对逻辑推理加补充[25]。实践理性“这一术语缺乏一种标准含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26]。但“一般来说，实践理性方法是与逻辑推理的纯粹理性方法相对应的注重行动的方法。实践理性则是人们用以做出实际选择或者伦理的选择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为的正当化论证和相对于一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确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验智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法官、律师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法庭审判实践中，在一次次急中生智的法庭辩论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智慧。”[27]
实践推理应该包括若干实践理性的方法，其中常识推理、直觉推理、类比推理和解释推理则是典型。中国其实并不缺乏类比推理的传统，所谓“春秋决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最为简单朴素的类比推理的方法[28]。只是随着近现代中国选择大陆法系发展道路，并且没有建立起判例制度，才使得类比推理式微。
而“在大多数现代法律人看来，法律推理的中心是类比推理”[29]。
六.“善推而已矣”——类比推理是什么？
“类推推理，亦就是将一条法律规则扩大适用于一种并不为该规则的语词所涉及的、但却被认为属于构成该规则之基础的政策原则范围之内的事实情况。”[30]所以，类比推理实际上就是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些属性上也可能相似的推理形式。它的基本逻辑形式是：
A事物具有a,b,c,d,? B事物具有属性a,b,c；所以，B事物有属性d[31]。
就法律适用而言，“类比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公式大体是：甲规则适用于乙案件，丙案件在实质上都与乙案件类似，因此，甲规则也可适用于丙案件。”[32]所以类推其实就是“以前一个案件的相同方式来判决后一个案件。”[33]
这实际上就是遵循先例的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七.遵循先例原则
“当今，英美法系中站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明确或隐含地提出某个法律主张的法院判决——特别是终审法院的判决，构成了法律的一般渊源和正式渊源”。但“在罗马法系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认为，司法先例不应当被视为是法律的正式渊源。”不过我以为随着两大法系的不断交流融汇，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能仅仅因为查士丁尼的命令——“案件应当根据法律而不应当根据先例来判决”[34]——就对判例制度心存偏见。而大陆法系国家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事情正在起变化[35]。在大陆法系国家，“一系列对法律主张做出相同陈述的判例，其效力几乎等同于英美法院的判例或一系列英美法院判例的权威性。注意到判例汇编是颇具意义的，例如，德国最高法院认为，一位律师如果无视法院在其正式的判例汇编中所发表的一个判例，那么他本人便应当对此产生的后果对其当事人负责。”在中国，自1992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也委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每年都主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也有学者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我以诚实信用这则号称“帝王条款”的原则为例，来研究遵循先例原则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四条只简单提及此名称而已，相关法学教科书对此也语焉不详[36]。我以为这就是缺乏判例制度带来的隐忧，因为这种道德条款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诚实信用原则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中的，后来的法官或者律师只要运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从部分到部分的推理方式便可以轻松得出在他经手的案件中是否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尽管这并意味着他们能指望先例能像手套一样被轻松套在新的案件之上。
八.建立完善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因此，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势在必行。成文法相对滞后和若干抽象原则难以解释的特点，使得判例制度这种能有效弥补这些缺陷的制度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如前所述，中国的司法传统并不排斥判例制度[37]，这使得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成为一种可能[38]。甚至有学者指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选编是有判例之名而无判例之实，我国早已出现判例制度的端倪。这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还是应该注意到案例和判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质的区别的。
就目前而言，建立判例制度至少有如下几种明了的益处：1.补充成文法漏洞与不足；2.弥补法律解释的抽象性与不足；3.积累经验，推动立法；4.利于法院司法裁判。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判例制度呢？这不是我所能探讨的范围了。但“小子姑且妄言之”，这不外乎是谁来/怎么选、怎么编、怎么公布、怎么更改判例的问题，而这一切都需要制度甚至是立法的确定和保障。
而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判例制度，在我看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规范和约束法官的司法裁判，减少其任意性。也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最终带动整个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良性发展。这样无疑是恢复民众对法律信任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迟早要走出，我们不走谁来走，现在不走何时走？[39]
九.结语：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40]如果我们非得找到真理，找到万全的办法才能行动的话，我们无疑只是在等死。
我愿是布莱克笔下的扫烟囱的孩子，又愿如叶芝为自己选的墓志铭一样：
“对生与死，
冷眼一瞥，
纵马向前！”
评论(0)00

空中飘 2011-12-12
一、法律传统资源[1] 界说

（一）关于“传统”

什么是传统？传统在历史之流的滚滚风涛中形成，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传统，总给人以混茫幽遥的印象，似乎无比丰厚，而又无从把握。据徐复观先生的考证，“传统”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于《后汉书.东夷传》。[2]但所指的只是统治者的权位继承，与今天所讲的“传统”相去甚远。中国过去有“道统”的名词，但也不等于传统。传统这个词，系从英文“tradition”翻译过来的，而“tradition”又来自拉丁文“traditio”，其次根“tradere”的含义是“引渡”，是一件东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意思。E.希尔斯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3]关于什么是传统，还有很多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赞同对传统的特殊限定，即它指称得是“一种前近代社会文化成果的总和，具有相对稳定、内部和谐一致的系统的特质”。[4]

（二）关于法律传统

本文所说的法律及法律传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狭义上，法律仅仅是法律条文与法典;而广义上的法律及法律传统包括那些实在法、法律程序以及法律的观念和法律传统的思维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法律传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社会还在发生作用的，古代法律体系中有生命力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应该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中，而且存在于现存社会之中，是由传统法律生长和演化而来的对现实社会仍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未曾间断、不断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而传统法律则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时间上主要是指前近代。传统法律资源就是所有前近代法律成果的总称，是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的根基。一定条件下，传统法律可以转化为法律传统。

二、关于法律现代化

（一）现代化衡量的标准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界定。

1.C·E·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和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5]

2.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著称的G·罗兹曼继承布莱克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要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戏剧性、深远的、必然发生的事例。[6]

3.M·J·列维则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现代化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发展道路，指出“现代化毕竟是社会现实中的希望之星，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飞跃。现代化是社会唯一普遍出路。”[7]

上述种种关于现代化的观点， “尽管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显然包涵着这样一个判断：现代化所谓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跃进，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社稷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8]“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变革的概念，是传统生活方式极其体制向现代生活方式极其体制的历史更替”；[9]“其次，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过程。”[10]

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型。相反，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方面的互动过程。

（二）法律现代化的含义

法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变迁的过程。在静态方面，法律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其意味着法律“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简言之，法律现代化的目标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

三、法律传统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内发先行型国家

在现代世界的诸多法律传统中，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响最为广泛，而两大法系在演进的道路上又都和罗马法[11]不期而遇。所不同的是，两大法系的代表性的国家对罗马法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作为英美法系的发源地的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罗马法的影响，走上了较为独立的法律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普通法为核心的一种法律传统；而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国家则采取吸收罗马法的方式进行法律的现代化，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底蕴的大陆法系。英德两国实质上都是吸收了包括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在内的诸多先前法律成果的结果，英国吸收了大量的罗马法的先进成分[12]，德国中也保留了许多日耳曼习惯法的合理内核。

1.英美法系——以英国为例：英国法律史学家霍兹豪斯认为: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部分是罗马法的残余，主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所调和的蛮族习惯以及教会所保存的罗马法学家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从来源看，英国的法律传统综合了日耳曼因素、罗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3]梁治平教授曾在其硕士论文《英国法中的罗马法因素》⑤中提出英国对罗马法吸收方式与大陆国家的不同也可能是英国法独立于罗马法传统之外的一个原因。在普通法建立之初，法官们都是精通罗马法的，布莱克顿就是一例，他们在签发令状时受罗马法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令状和判例这一普通法的发展方式。普通法以令状为依据，以判例为表现形式，这使得更抽象化、将法律规则和规则的理由相分离的罗马法只能溶于普通法之中，而无法以法律规范这一传统形式表现；另外由于又受制于普通法的思维方式，即便是专家也难以发现罗马法的影响。而且法系之间最直观的区别在于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而非内容，这一事实又强化了英国法的独立地位，形成独立于罗马法之外的法律传统。

（1）中央法院系统和巡回审判。11－12 世纪，在中央王权的不断强化过程中，审判权也向中央集中。开始由国王及其政府巡回审判，但随案件的增加和为了消除不定期巡回审判的弊端，逐渐形成了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三大王室法院，巡回审判在亨利二世时也进一步制度化。他们的作用是统一地方的习惯，形成了“王国的统一习惯”，这是任何地方领主法院都作不到的。而且，密尔松认为，适用这些习惯的法院由地方法院转为王室法院，使习惯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王室法院……认为这些习惯只是一些规则和抽象的权利，”习惯就变成了法律。这种将不成文的习惯转变为法律，并用判决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英国自己的法律传统。

（2）令状制度。令状是王室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也即欲获得王室法院（也即后来的普通法）的救济，必须获得令状。而每一令状都是对一种争端的处理并包括相应的程序。

（3）陪审制。先前的陪审团是证明法律和事实的证人，他们为当时的巡回审判提供当地的习惯，为后来统一全国习惯打下基础。这里指的是小陪审团，它是为取代神明裁判和决斗法等落后的裁判方法而设的理性的审判方法。它的运用使王室法院吸引了更多的当事人，促使王室法院的管辖权不断扩大，这是它对普通法发展的第一个贡献。另一个贡献是，由于陪审团不是上帝，而是由会犯错误的一般人组成的，概括的证据则会诱导他们犯错误，这迫使法院改变以前概括的陈述和抗辩方式，使陪审团“在考虑事实的细节之后才作出”判决。这使得实体法开始产生。

（4）辩护士。辩护士是在王室法院固定和小陪审团产生以后出现的。当固定的王室法院建立以后，邻人誓证就维系不下去了，从地方带一群邻人到伦敦进行诉讼是不经济的，于是伦敦就出现了一批职业法律者。他们既非邻人，其作用就不可能是誓证了。加上陪审团的世俗性（如上所述），于是他们的作用就是替原告详细地而非概括地叙述事实，替被告一句一句地对原告的叙述进行抗辩。而每一种抗辩都是以承认一种规则为前提的，后来人就是从这些辩护士的抗辩中寻找法律规则的。[14]而令状制度的复杂性以及选错令状的后果导致了辩护士的增加和专业化，最终形成了封闭的行会式的律师团体。

（5）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是对法律过程的记述，后来则成为法律教育的基础和法律渊源的资料来源。第一种是《令状汇编》，由于诉讼必须以正确的令状开始，而了解王室普通法也需要令状知识，而此类书籍的大量存在又为令状制度的固定化打下基础。第二种是大法官的作品，其中以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的最为著名。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令状和判例的使用方法。第三种是《法律年鉴》，它记述了从诉讼以令状开始到判决结束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关于陈述和抗辩，它将陈述士陈述和抗辩中记录下来，也即记录了对案件适应的实体法。没有人像罗马法学家一样写决疑作品之外的法律评述和体系化的教学用书，没有将事实简化成一两句话的评注，只有程序性的令状和具体冗长的辩护辞。这些法律文件为法律教育提供了在当时法院中实用的法律知识；这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又主要是对令状和判例的评述，这促进了英国法律教育以及英国法律独特传统的形成。

（6）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开始有法官而无法律职业，那时的法官是由教会人士担当的，他们在更大意义上是行政人员；律师并不存在，但后来发生了变革。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抗辩和选择令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陈述士出现了，而且到十三世纪末在高等法院已成为一种封闭性的职业，也即律师了。同时就有从这些律师中选拔王室法院法官的倾向，自十四世纪开始，这种做法已成为确定的习惯。统一的英国的法律职业形成了。

（7）判例法。布雷克顿说：“不过，如果出现了相同的案件，就应该用一种相同的方法来判决：因为从判例到判例比较好处理。”这种因素的作用是将书面形式固定的诉讼中体现的习惯法实质上作为了以后审判的法律依据，也即即使当时没有太多的制定法，法官也可以从以前的判决中寻找到法律依据，而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自己按照公平观念、或是吸收外来法进行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