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條例徵求
⑴ ppp合同適合合同法嗎
現有爭議
(一)理論上的爭議
主要集中在關於合同法律性質的探討上,並根據PPP合同法律性質的不同認定來選擇相應的爭議解決方式。目前主要有三種觀點:
一是主張PPP合同為行政協議,其爭議可通過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途徑解決。主要理由是,從簽訂合同的主體、簽訂合同的目的、基礎和合同內容的特殊性看,PPP合同符合行政協議的基本特徵:合同一方為行政機關、簽約系以實現行政管理職能為目的、合同由雙方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簽訂、行政機關享有行政優益權等。
二是認為應將其定性為民事合同,可通過調解、民事訴訟或仲裁方式解決相關爭議。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第一,從合同形成過程,PPP合同的訂立是在當事方通過平等協商基礎上約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具有平等性、契約性、可談判性等民事合同的基本特徵。第二,從PPP合同的內容看,政府與社會資本協商達成一致的主要為民事事項。包括:項目出資、股權轉讓、服務質量與標准、收益取得方式、履約擔保、風險分擔、承諾與保障等。第三,PPP模式從本質上而言是一種合作方式,公私雙方並非公權主體與相對人的關系,並非處於隸屬狀態。從其推廣的目的來看,政府是希望利用社會資本在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專業優勢,提升行政管理的效能,因此,制度設計上需要更多地考慮如何調動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以及如何保障社會資本的合法權益。
三是認為PPP合同為復合型法律關系,兼具民事性質和行政性質,應結合具體爭議類型採取不同的爭議解決機制。主要理由是從PPP合同的內容看,既有政府及社會資本平等協商達成的大部分民事權利義務內容,但其中也有賦予政府單方解除權、單方定價權等內容,部分涉及特許經營項目的PPP合同還具有行政許可的內容。因此,不能簡單地將PPP合同定性為民事合同或者行政協議。
(二)制度上的爭議
在規則層面,因為沒有專門的法律對PPP合同的性質及爭議解決作出規定,業內通常從兩個角度給PPP的爭議解決尋找法源:1.認為PPP本質上屬於行政許可,應該適用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關於特許經營協議的相應規定,以行政訴訟的方式解決爭議。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第11條規定,行政機關為實現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標,在法定職責范圍內,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屬於行政訴訟法第12條第一款第十一項規定的行政協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下列行政協議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2.認為PPP從行為性質上屬於政府向社會資本采購公共服務的民事法律行為,構成民事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應該適用政府采購法。政府采購法第43條明確規定,政府采購合同適用合同法。采購人和供應商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按照平等、自願的原則以合同方式約定。既然PPP合同屬於民事合同,亦應可以選擇仲裁方式解決糾紛。
但在政府相關主管部門發布的文件中,都一致認可PPP合同的民事屬性,並明確規定可以採用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發改委2014年發布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通用合同指南》在編制原則中明確強調依照合同法擬定;合同各方均是平等主體,以市場機制為基礎建立互惠合作關系,通過合同條款約定並保障權利義務。財政部2016年發布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法(徵求意見稿)》也寫明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應當遵循誠實守信、平等協商、風險分擔、互利共贏,公平競爭的原則,合作各方的合法權益受平等保護;同時要求合同中需有違約責任與爭議解決機制。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7月發布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條例(徵求意見稿)》刻意迴避了關於PPP合同屬性的爭論,但在爭議解決章節中還是採納了兩分法的理念,即社會資本對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其他PPP合同履行過程中的爭議採用仲裁或訴訟等方式解決,事實上認可了PPP合同兼具民事性和行政性雙重屬性。
(三)實踐中的爭議
在仲裁中,只要合同約定了仲裁條款,一般都會作為民事合同進行審理。
在訴訟中,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出台前,實務中雖有將PPP合同認定為行政糾紛的判例,但絕大多數判例將PPP合同爭議認定為民事糾紛。在裁判理由方面,主要有兩種思路:其一,不討論PPP合同的性質是民事性質還是行政性質,只需判斷該爭議是否與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職權相關,即應當結合爭議的具體內容及所針對的行為性質來認定,如果爭議涉及行政權力的行使,則應認定為行政性質;而如爭議與行政權力的行使沒有關系,則應按民事糾紛處理。其二,在個案中對PPP合同性質進行認定,並據此判斷爭議性質。如合同簽訂主體、內容、違約責任、爭議解決等約定都具有明顯的民事法律關系性質,應認定為民事糾紛。
⑵ PPP條例將於年底前推出嗎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電視電話會版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權案的通知》,明確提出2018年底前制定出台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條例,由司法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負責。這意味著影響10多萬億資金規模PPP項目的條例將在今年底出台。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體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吳亞平在「中財PPP大講堂」上表示,從短期來講,PPP政策調整比較大,不僅僅是PPP政策,投資、融資涉及到的也比較多,都對PPP行業發展有影響。
⑶ 為什麼限制政府的傳統融資渠道
政府的融資渠道或平台會長期存在,政府有融資需求。
「政府融資平台」引用《關於加強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2010]19號文)中的定義,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和機構等通過財政撥款或注入土地、股權等資產設立、承擔政府投資項目融資功能,並擁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
一、發行政府債券(政府)
《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提出:建立規范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地方政府舉債採取政府債券方式。公益性事業,發行一般政府債券,用一般預算收入償還,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業,用專項收入或對應的政府性基金償還。目前專項債券有土地儲備專項債、棚改專項債、收費公路專項債,另外地方性的有發軌道交通專項債、高等學校專項債的,還有項目收益與融資自平衡專項債(財預[2017]89號)。比如登錄中國債券信息網,在發行和付息兌付模塊,左邊一欄有地方政府債券的主題,選擇打開一個,比如2019年山東省政府專項債券(十到十六期),通過招投標書可以看到,省政府19年3月27日准備發行棚改專項債、機場建設專項債、災後重建專項債、市政發展專項債、鄉村振興專項債等。
發行政府債券,是在國務院批準的政府債務限額內的(國務院根據宏觀形勢定,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有上限,再分給各省財政,省財政再分給市縣,程序是從上到下,由省政府和計劃單列市財政部門發行等,縣里的由省財政代發代還。據財政部統計,2018年全國發行規模4.16萬億元,一般和專項約各佔一半,平均利率3.89%,15年財政部提出了置換的計劃,當年12月財政部下發《關於對地方政府債務事項限額管理的實施意見》(財預[2015]225號):「今後,需要納入政府債務的在建項目後續融資需求在確定每年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時統籌考慮,依法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舉借。存量債務中通過銀行貸款等非政府債券方式舉借部分,通過三年左右過渡期,由省級財政部門在限額內安排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18年8月末,累計置換了12.2萬億元,累計節約利息1.7萬億元。
關注事項:
1、棚改專項債券不是棚改融資唯一合法方式。根據財政部2017年87號文件,考慮《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尚未下發正式稿,目前仍可採用政府購買服務方式。
2、地方政府收費公路,目前只能通過發行政府專項債券解決。依據文件是
《地方政府收費公路專項債券管理辦法(實行)》(財預[2017]97號)及財政部和交通運輸部2017年7月的答記者問: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成為地方政府實施債務融資新建公路的唯一渠道,只針對政府收費公路(筆者注)。政府收費公路是指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作為投資主體,採用政府收取車輛通行費等方式償還債務而建設的收費公路,主要包括高速公路和收費一級公路,有時也被稱為政府還貸公路。拿到項目後,要第一時間看一下發改部門針對該項目的立項批復,涉及到還款來源,事半功倍。
3、專項債券對應的資產不得用於為融資平台公司等企業融資提供任何形式的擔保。如果收入暫時難以實現,可在專項債務限額內發行相關專項債券周轉償還,項目收入實現後予以歸還。以上兩句都是《關於試點發展項目收益與融資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品種的通知》(財預[2017]89號)的要求。同時,收費公路專項債券的答記者問中,也提到了「收費公路專項債券對應項目形成的基礎設施資產和收費公路權益,應當嚴格按照債券發行時約定的用途使用,不得用於抵質押」。思路是一脈相承的,考慮實踐中不一定是由單獨的項目公司融資,要關注一下集團名下原存量業務的擔保方式是否涉及到調整事宜。
(二)政府購買服務
14年12月,財政部、民政部和工商總局聯合下發《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暫行)》(財綜[2014]96號),18年6月財政部發布了《政府購買服務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目前未下發正式稿。徵求意見稿中,政府購買服務的概念為「屬於政府職責范圍且適合通過市場化提供的服務事項,按照一定程序和方式,交由具備條件的社會力量和事業單位承擔,並由政府根據服務數量和質量、合同約定向其支付費用」。各級行政機關購買誰買;誰賣即誰承接,第7條列得很細,自然人也可以;誰不能承接,第10條也說了,要注意公益一類事業單位、經費完全或主要靠財政的,不能買也不能接。政府購買服務強調「指導目錄」的思路,列入目錄的才可以,省級以下單位是否分級分部門制定目錄,由省級財政定。縣市制定購買目錄,報同級財政部門同意且向社會公開就能實施。
關注事項:
1、先有預算、後有購買服務。這是《關於堅決制止地方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違法違規融資的通知》(財預[2017]87號)第三條的明確要求。怎麼樣算是納入預算,「信貸白話」的白老師專門講過,財政部門編制年度預算時,在預算報表中制定專門的購買服務項目表,購買主體填好表格,並將購買服務項目同時反映在政府采購預算中,與部門預算一並送財政局審核;中間要通過政府和人大的審核批准,批准後,財政局將購買服務表格隨部門預算批復一並下達給購買主體。
2、地方人大會議一般每年年初開,有的地方一年開一次,也有開臨時會議的。實踐中很少看到當地政府購買服務的表格,預算決議里一般不會看到具體項目名字,看到過武漢市某區政府針對某單獨項目的決議,若到位,最好能找財政的人問一下購買服務的清單。有的項目申請融資時,已經過了人大會議的召開時間,經辦說先出個會議紀要/請示或者已經由市政府辦公會批示同意了,先上車後補票,客觀講,偏好不同的機構策略不一樣。有些認為收益覆蓋風險,哪怕監管後續有動作也做,還有一種情況是授信主體有存量的,為防止在建項目資金鏈斷裂,可能也會支持續貸,尤其是大項目里套著沒有現金流的小項目,比如污水處理廠或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中的某項工程。
3、期限。徵求意見稿說一般是1年,不超過3年。3年的界定是與中期財政規劃匹配的,來源於《國務院關於實行中期財政規劃管理的意見》(國發[2015]3號)中的滾動調整原則。各省(含直轄市、單列市等)要做中期財政規劃,向財政部備案,省以下機構視情況而定,實踐中省以下也是制定中期財政規劃的,向省財政廳備案。
4、棚改、易地扶貧搬遷的例外。主要是不受期限等約束(財政部87號文),目前徵求意見稿已經刪除這條例外。
5、棚改中涉及安置拆遷補償等,這一塊能不能做,有爭議,沒有看到禁止性規定。
(三)政府采購工程
目前沒有文件禁止政府采購工程。主要依據是《政府采購法》、《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之前遇到一筆業務,剛開始是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通過審批,但2017年87號文將購買工程列入了負面清單,故申請方案調整,將政府購買服務調整為政府采購工程,對應著,當地財政局向市政府的請示里也調整為政府采購工程,報送資料里也有招投標的一些審批材料。只有使用招標方式進行采購的政府采購工程,適用《招標投標法》和實施條例。如果有些項目採用單一來源、詢價、競爭性談判/磋商,即非招標的,適用《政府采購法》及其實施條例。這一塊業務比較復雜,最好是咨詢當地專門機構,中國政府采購網有一篇文章-《政府采購工程操作實務梳理》,可參考學習。
關注事項:
1、采購工程程序的合法合規性,要件要全,程序要有。
2、還款來源實際與政府購買服務一致,均是來源於政府付費,政府預算程序要合規。
3、有些招標流程長,信息披露要求要充分,具體要咨詢當地對口部門。
(四)PPP
概念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導意見的通知》(國發[2015]42號)被稱為是PPP的基本法,但目前沒有獨立的法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條例》簡稱為「PPP條例」,17年7月開始徵求意見,目前沒有正式稿。目前關於該業務的文件約三百多部,核心文件近一百個。
關注事項:
1、項目最好應入庫且持續在庫。《關於規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台運行的通知》(財金[2015]166號):未納入綜合信息平台項目庫的項目,不得列入各地PPP項目目錄,原則上不得通過財政預算安排支出責任。《關於規范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綜合信息平台項目庫管理的通知》(財辦金[2017]92號)要求集中清理7種情況的項目,18年一季度前完成。財政部高層領導也提了財政部不會給任何項目站台,入庫不代表萬事大吉。庫信息比較全,想看哪個地方或具體項目,搜索後會看到詳細信息,識別還是執行階段,是政府付費、可行性缺口補助還是使用者付費,物有所值評價、財政可承受能力論證、實施方案、立項、用地審批、環評等相關合規性文件也已上傳。為了鼓勵地方項目,有些入省庫的,省財政也會列入預算,具體項目要結合看當地政策。
2、緊跟當前政策要求。最近期要求是《關於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范發展的實施意見》(財金[2019]10號)。該文件說了幾個核心問題:一是什麼樣的PPP是規范的,6個條件:公共服務領域公益性項目,期限10年以上,按照物有所值+財政可承受;社會資本負責投資、融資、運營並承擔風險,政府負責政策、法律風險;完全與產出績效掛鉤付費機制,不得降低考核標准,提前鎖定、固化政府支出責任;資本金必須是自有;政府方簽約主體是縣級及以上授權的機關或事業單位;按規定納入全國PPP綜合信息平台,充分披露信息,主動接受監督;二是什麼樣的PPP是不規范的,5個條件,具體看該文件要求;三是政府付費的,財政支出責任佔5%的,不得新上政府付費,污水、垃圾處理例外,(《關於政府參與的污水、垃圾處理項目全面實施PPP模式的通知》(財建[2017]455號));要求採用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磋商、競爭性談判競爭性方式選擇社會資本;付費項目打捆、包裝為少量使用者付費,項目內容無實質關聯、使用者付費比例低於10%的,不予入庫;四是明確了一般預算支出責任的分母。分母明確是一般預算支出,不再從政府性基金收入、補貼中擠占或騰挪,超過7%的預警,超過10%不入庫。各地財政局有個全口徑債務監測系統,能夠判斷和識別是否達到該比例,可溝通拍個截屏印證。
(五)發行債券
債券的分類很多,這里指的是按有沒有國家背書,分為利率債和信用債,前者指國債、金融債等,有國家背書,後者指城投債、產業債等,沒有國家背書,產業債又分為企業債和公司債。目前政府融資平台發的最多的是企業債(城投債、含境外債)、公司債、中期票據、短期/超短期融資券、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票據(ABN)等。後面幾個品種在市場已經非常成熟,不再贅述。
1、企業債券。《企業債券管理條例》下發後,由發改委核准。14年9月26日發改委和財政部聯合下發《關於全面加強企業債券風險防範的若干意見》提出了若干要求。對於城投類企業債,如果已發行未償付的企業債券、中期票據余額與地方政府當年GDP比值超過8%,嚴格控制。14年10月發改委下發《企業債券審核新增注意事項》,提出了9大大類審核內容、23項重點審核事項,區域全口徑債務率超過100%的,暫不受理區域內城投企業有可能新增政府性債務負擔的發債申請。「對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應收賬款、其他應收賬款、長期應收款合計超過凈資產40%的企業,要重點關注;對企業應收賬款、其他應收賬款、長期應收款及在建工程等科目涉及金額合計超過凈資產60%、政府有關部門違規調用資金或未履約付款等情況嚴重的企業,不予受理發債申請」。15年2月17日發改委發布《關於進一步改進和規范企業債券發行工作的幾點意見》提到,BT協議收入、土地出讓收入均不得作為發債償債保障措施,遵循了14年43號文關於債務管理的一貫思路。
退出類的政府融資平台也可發境外債,按照發改委的規定,要是前備案登記、事後及時報送信息,主要依據是《關於推進企業發行外債備案登記制管理改革的通知》(發改外資[2015]2044號),主要是針對一年期以上,有的地方已試點,省發改委可備案。16年央行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的通知,不包括政府融資平台和房地產開發企業。18年4月19日外管局:除有特殊規定外,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和房地產企業不得借用外債。目前地方城投在境外發債的節奏沒有停止,集中於一年期以下,比如成都交通投資集團(退出類平台)、江蘇省響水縣灌江控股(不在平台名單,但經營范圍實際是基礎設施建設)等。
2、項目收益債(企業債券)。2015年7月發改委下發《項目收益債券管理暫行辦法》(發改辦財金[2015]2010號):發行人是具有法人資格的企業或特殊目的載體;用途是項目本身,不得置換資本金和項目債務,但償還已使用的超過項目融資安排約定規模的銀行貸款除外;存續期內政府補貼占項目收入的比例合計不得超過50%;對於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或存續期內財政補貼佔全部收入超過30%的項目,或運營期超過20年的項目,內部收益率可適當放寬,原則上不低於6%。還款來源上,財政補貼應逐年列入預算並經同級人大批准,條件成熟納入中期財政規劃。
3、四個專項債券指引(企業債券)。依據文件分別是《養老產業專項債券發行指引》、《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項債券發行指引》、《城市停車場建設專項債券發行指引》、《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專項債券發行指引》,發改委15年陸續發布。其中養老產業專項債券不受發債指標限制,不受「已發行未償付的企業債券、中期票據余額與地方政府當年GDP比值超過8%,嚴格控制」的限制,募集資金也可用於地產企業配套建設的養老服務設施項目,金額根據地產開發的可研出具專項意見;戰略性新興產業募集資金50%可用於償還債務或補流等。
4、PPP項目專項債(企業債券)。17年4月發改委下發《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專項債券發行指引》(發改財辦金[2017]730號),發行人是PPP項目公司或社會資本方,募集資金用於以特許經營、購買服務等PPP形式開展項目建設、運營的企業債券。以項目收益債券形式發行的,應符合《項目收益債券管理暫行辦法》,來源於政府付費和財政補貼的項目收益應按規定納入中期財政規劃和年度財政預算,傳統基礎設施的PPP項目應納入PPP項目庫。募集資金的不超過50%可用於補充營運資金,但以項目收益債券形式發行的除外。核定發債規模時不考慮非金融企業債券融資工具的規模。全國首單PPP項目專項債「18美尚專項債01」已於18年11月成功發行,發行規模3億元,7年期利率7.2%,深圳市高新投集團有限公司連帶責任保證擔保。
5、公司債券。發行人未包括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依據是《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證監會第113號令)。證監會審核實踐中,被列入平台名單的不允許;退出類平台或涉及土地開發、政府項目代建的,所屬政府收入和現金流不超過50%,後來實行了單50,取消了現金流佔比指標。19年3月又放鬆了審核要求,屬窗口指導,無正式通知:「對於到期債務6個月以內的債務,以借新還舊為目的發行的公司債,放開了50%的上限,不允許配套補流」。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地方融資平台公司在負面清單,依據是《非公開發行公司債券項目承接負面指引》(交易商協會2018年5月11日修訂發布),地方融資平台公司定義沿用國發2010年19號文。
6、資產證券化。14年12月中國證券投資業協會下發關於發布《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備案管理辦法》及配套規則的通知,其中的附件有《資產證券化基礎資產負面清單》,其中:以地方政府為直接或間接債務人的基礎資產。但地方政府按照事先公開的收益約定規則,在PPP下應當支付或承擔的財政補貼除外;以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為債務人的基礎資產。其中的PPP項目證券化,2016年發改委和證監會聯合發布《關於推進傳統基礎設施領域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資產證券化相關工作的通知》(發改投資[2016]2698號),全國首單落在烏魯木齊一家污水處理廠,總規模8.4億元,使用者付費+績效付費,特許經營權轉讓。
⑷ 發達國家的PPP模式主要包括哪些特點
雖然一般認為現代社會PPP最早出現在發展中國家(如1984 年土耳其首先應用BOT於基礎設施項目,,但實際上全世界 PPP模式運行比較規范的卻是發達國家,根據APEC(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亞太經合組織)的資料顯示,運行最好的當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其成功的特徵是政府(public)、企業(private)、百姓(people)三方都滿意,政府尋找企業合作夥伴實現物有所值;企業得到投資回報(當然不是暴利);百姓享受了合理價格的服務『7)。
歸納起來,發達國家的PPP模式主要有以下十個方面的特徵:
(1)發達國家PPP 項目投資主要是金融機構主導(做項目公司股東和牽頭人,兼放貸),我國則主要是帶施工資質的工程企業主導。這說明我國金融機構與國外金融機構的業務和營利模式、競爭力和創新力以及服務意識等有很大不同,也說明我國工程企業規模的龐大和競爭的激烈.,而我國金融機構和工程企業參與PPP 均有資金結構、人才結構和知識結構等弱勢。
(2)發達國家PPP 項目的招投標談判周期長、前期成本相對高.,但全壽命期成本相對低;而我國PPP 項目招投標談判周期短、前期成本相對低,但全壽命周期成本相對高。發達國家政府羨慕中國政府想干就能很快乾成,而我們似乎沒有人羨慕國外的全壽命期高效率和高質量服務。發達國家的PPP更像慢工出細活,而我國PPP是批量生產銷售。
(3)發達國家PPP 項目的貸款除了來自銀行,還有不少來自養老/社保等基金和保險機構的資金,這些資金的長期性正好匹配於PPP 項目長期的特點,而我國近幾年才陸續允許保險金參與投資和放貸,所以國內貸款來源較單一,融資渠道相對單一。
(4)發達國家對PPP項目最小規模有要求(如澳洲應大於5000萬澳元),因為PPP項目前期時間長/費用高,若項目太小,前期費佔比太高。若單個項目規模小,可把同類項目打包一並招標/談判。我國尚沒有規模方面的規定,導致個別項目投資金額才幾千萬,前期費就佔比很高(達10:《以上)。
(5)因現有政府機構很難適應PPP的復雜性,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已有或開始PPP立法或編寫指南,並建立PPP專門機構(賦予規劃/比選/評估/指導/咨詢/監管/審批項目等不同權力),以規范PPP運作和總結PPP經驗(知識管理),而我國尚沒有國家層面法規,國家層面PPP中心也剛組建幾年,各地各部門做法隨意、迥異、低效,導致經常重復交學費。
(6)發達國家的PPP 項目有不少改建項目(brownfield),如TOT,還有一些企業主動建議項目( unsolicited);而我國主要是新建項目(greenfield),多是政府立項招標項目( solicited),這與中外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成熟度處於不同階段,項目於系人的經驗/水平高低,以及政治/法律/金融/社會體系的成熟度等有關。
(7)發達國家PPP 項目的資金和主辦入主要來自本國甚至本地,而我國早期(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主要來自境外,現在(2000 年以來)主要來自本國,並存在一定的地方保護主義。
(8)發達國家應用PPP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服務水平和效率,順便緩解政府一次性支出資金壓力;而我國應用PPP主要是為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增加基礎設施數量和規模,促進經濟發展(包括GDP和政績)。主要目的的不同造成國外PPP主要用於公用事業(政府分期支付),我國主要用於基礎設施(百姓支付)。
(9)發達國家PPP 項目的過程和信息(包括財務信息)基本上是公開的,任何公民都可獲得,而國內PPP 項目的信息(特別是財務信息)幾乎是不公開的,這造成國內的相關研究只能是定性研究、主觀(拍腦袋)研究或假設數據研究,不過國家層面的信息公開政策(財金[2017]1號)已發布,信息公開工作有望得到改進,例如財政部已公布700個PPP示範項目所有信息。最近新發布的《 PPP 條例(徵求意見稿)》也提及信息公開。
Cio)因為PPP項目時間長達10一30 年,讓政府和企業等任何一方去預測和獨自完全風險承擔是不現實和不公平的,所以發達國家的PPP 項目很早就應用特許期間的調節機制(如調價),而我國近年來才開始應用這種動態調節機制,由於早期的項目應用較少,造成不公平、不和諧、政府強行干預調整等後果。
本文由黑龍江省PPP項目咨詢研究中心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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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 25省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情形如何
重大項目投資正在各地如火如荼進行中。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至少25省份對外公布重大項目投資計劃。其中,吉林、河北、江蘇、福建、江西等逾10省份投資總規模均超過萬億元。不過,與往年相比,今年的投資結構出現明顯變化,「擴大有效投資」成為重大項目攻堅戰的關鍵詞。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生態環保等成為投資熱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礎設施投融資方面,PPP立法正在緊鑼密鼓研究制定中,此外,其他更有效的措施也有望加快推出。
對此,徐洪才指出,一些PPP項目過去在操作上有一定失誤和「變味」,地方政府為其兜底增加了杠桿率、債務率。
王志剛表示,PPP項目庫規范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帶來的債務風險,避免一些地方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的債務累積,保證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談到PPP上位法,朱振鑫表示業內期待已久,但考慮到上位法涉及面廣,需要協調多個部門,去年徵求意見後收到了許多有效建議,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制定中,還需要等待些時日。
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雙庫定向邀請專家薛濤則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PPP條例立法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PPP的規范發展問題,但不能從根本上滿足地方政府巨大的融資需求。
薛濤進一步分析稱,我國基礎設施投融資需求巨大,而地方在舉債模式的規范下,融資手段變得相對缺乏。一些不具有運營屬性,或者運營空間有限的不規范的PPP項目不但沒有解決融資問題,反而增加了遠期的地方隱形債務。而對於金融機構而言,這類項目交給社會資本做比交給平台做更有風險。
「平台公司融資受挫,加上運營類項目投資范圍有限,只能解決少量融資問題,這個客觀原因也制約了PPP項目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的目標的達成。」薛濤認為在基礎設施投融資方面,除了PPP之外,需要盡快研究其他更有效的措施並完善頂層設計。
薛濤還表示,地方投融資一方面是需求大,另一方面是不均衡。因此,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改革需要再推進,進一步完善價格機制。「從宏觀上看,財政平衡需要盡快從依靠周期性城市擴張下的土地財政收入,轉向依靠更穩定長期的財稅和價費。」
來源:經濟參考報
⑹ 財政部新出的文件對PPP行業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PPP立法工作對當前PPP推進的規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立法工作是PPP推進的綱。在當前法治社會依法治國的前提下,有法可依可以說是重中之重,廣大PPP相關工作者都予以密切關注。從有利於實際操作的角度,我對本次PPP條例的期望主要集中在「明確定義、確定范圍、解決沖突、立好規矩、抓大放小」。
一、社會資本的范圍需要進一步明確
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結合目前PPP項目社會資本方構成情況,社會資本主要由央企、地方國企以及民企和外企構成。國有企業按照國資委定位有競爭型,一般建築類企業均屬於競爭型,在傳統基建項目上就作為投標人參與本級基礎設施項目投標,在新的PPP模式下,理應具備同等權利;還有一種公益類國企,承擔部分政府交辦的任務,這類公司如果以社會資本身份參與本級政府PPP項目,就會出現不公平競爭問題。由於該類地方國企與地方政府之間特殊的「血緣」關系,使得該企業具備了其他單位無法逾越的優勢,這樣操作的最終結果將導致競爭下移,從招標階段的競爭轉移到組建聯合體的競爭,從而造成項目公平性缺失,進而導致項目無法真正達到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的最終目標。因此,建議明確社會資本范圍,剔除這類公益性地方國企參與本級政府PPP項目投資的權力,確保社會資本處於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
二、協調處理好頂層文件沖突事宜
在實際操作中,由於本輪PPP是2013年底提出的,且PPP是一種模式,屬於一個面,會和其他單獨專業的法律法規有較多的交叉。在本次立法中,亟需解決頂層文件與PPP的矛盾、沖突及不適應問題,為後續PPP依法合規操作、健康有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例如:
1. PPP項目招標與經營性用地的招拍掛之間的沖突
PPP項目是確定項目法人,土地招拍掛是確定土地使用權人,由於PPP項目多包含基礎設施建設(或為彌補收益不足附帶經營性項目),與土地息息相關,二者實質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由於頂層法規限制,不能通過一次招標確定上述兩件事,形成較大不確定性,可能導致政府允諾無法兌現,社會投資人期望難以達成。
2.政府付費及可行性缺口補貼項目中政府補貼部分增值稅的處理
PPP項目中多設計政府補貼,但在營改增之後,政府補貼部分是否要繳納增值稅沒有明確說法,只能按照嚴格要求,繳納增值稅。但由於該項補貼是地方財政給予社會投資人,增值稅實質上也要納入政府補貼,但增值稅又涉及國家與地方分成,所以無形中造成地方稅賦增加,與國家降低各種稅稅,更多的給予地方的思路不符。
3.通過競爭選擇社會投資人的二次招標問題
競爭性磋商目前沒有一個明確的定位,但很多地方政府採用競爭性磋商確定社會投資人後,由其直接作為總包單位負責施工,該模式需要在條例中予以明確。
三、價格管理與調價機制事宜
PPP項目中使用者付費及可行性缺口補助項目均涉及政府定價及價格調整,在社會投資人選擇階段往往就需要確定,但實際工作中該項工作均需要價格聽證,與簽署協議時點存在較大時間差,因此造成後續政府財政付費不定、社會投資人風險不定,建議條例中應對此有更加針對性的說法。
四、設立項目公司事宜
項目公司是PPP項目的法人,如條例中明確規定項目公司不得從事與合作項目實施無關的經營活動,將間接導致項目業績難以應用在其他項目。
五、提前終止事宜
提前終止的原因很多,並不局限於不可抗力、社會資本違約及政府依法徵用,因此對於提前終止,更重要的是約定好雙方認可的補償,並且避免通過提前終止做假的PPP即可。
六、監督檢查事宜
監督檢查是政府及社會資本履約的重要手段,但履約的具體實施主體可以是政府(甲方),也可以是政府指定機構(包括第三方專業咨詢機構),且還應該鼓勵支持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聘請第三方專業機構通過先進的管理手段協助政府做好履約檢查及績效考核工作。
七、社會資本發起PPP項目事宜
為了更好地選擇PPP項目,更多的聽取各方意見,由社會資本發起PPP項目亦是一種可行的模式,但要注意社會資本發起後工作的進度又有一個結點,不能超過這個結點,如果超過了,可能會對其他社會投資人造成不公平,政府的貢獻力受到質疑。建議將該結點設置在實施方案編制完成階段。
八、PPP項目與現有基建流程對接事宜
在國家發改委傳統基礎設施領域PPP工作導則中已進行了初步明確,根據項目實際情況(因有些打包項目不能全部完成立項),建議在條例中盡量多加幾個「原則上」。
九、物有所值事宜
現階段物有所值流於形式,沒有人真正關注,因為只要評審,肯定都過,建議做2-3階段物有所值。第二階段在項目招完標後,對招標結合進行檢測,為後續項目提供借鑒;第三階段在項目在項目實施一段時間後,對全生命周期進行驗證。
十、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事宜
建議對全部項目進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保證政府對項目支出責任的范圍有清晰的判斷。
十一、其他事宜
此外,本次條例中還存在有關主管部門指向不清晰、實施方案中財務測算及政府支出責任等關鍵指標缺失等需要完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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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用經濟生活知識分析推廣ppp的合理xin
PPP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並且國務院還專門發文規范和指導PPP的發展和運行。
2014年以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快速發展,但相關法律制度並不完善。目前PPP領域規范性文件多為部門規章,由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會同其他相關部委出台,受部門職許可權制,不少問題難以在部委層面解決,且兩部門的管理許可權劃分也存在不明晰之處,業界對出台更高層級的PPP統領性法律法規呼聲很高。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此前表示,基礎性的PPP制度框架已經建立,但由於缺乏專門立法,PPP項目各個環節如何適用現行法律不盡清晰,相關各方利益難以順利通過法律途徑得到明確保障,社會資本對PPP政策的穩定性和項目長期運營心存顧慮。此外,有些財政部門還反映,由於涉及部門職能轉變,沒有立法很難協調推進工作。
不過,PPP立法並不容易。清華大學國際工程項目管理研究院副院長、清華大學PPP研究中心首席專家王守清教授認為,可以先出台PPP條例,因為PPP很復雜,先出條例,層級比法低,以後經驗多了,再立法。
他表示,亟待條例解決的問題有很多,包括現有法律如土地法、稅法、行政訴訟法、招標投標法、政府采購法、會計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等與PPP不協調甚至沖突等問題;政府部門分工、協調與流程等問題;央企或國企與民企平等競爭的問題;地方政府、企業的信用問題以及爭議解決方式;公眾參與機制的問題等等。
多位PPP領域的專家也表示,PPP立法之前,應盡快出台管理條例,明晰管理許可權,促進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合。
根據立法計劃,稅收徵收管理法(修訂)、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修訂)、,政府投資條例等也被列入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項目,要根據改革進程和改革方案,抓緊辦理,盡快完成起草和審查任務。預演算法實施條例(修訂)則被列為力爭年內完成的項目。
參見:http://www.sohu.com/a/132562343_59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