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城邦法規

❶ 雅典城邦採取什麼政策保證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

雅典的民主制度首先規定了成年男性公民都可以參與政治事務，都擁有選舉權，回經過梭倫，克答里斯提尼，伯利克里改革，逐步完善了民主制度，不以血緣而以財產多寡來分級別，樓主所說的也就是津貼制度和選舉范圍相對廣泛性保證不會因為貧窮而湮沒無聞。。。但本質上樓主應該明白，驗電城邦民主制度不過是奴隸制下統治階級的相對民主而已，舉個例子，一個奴隸即便怎麼樣也不可能參與政治，這就是階級斗爭

❷ 古雅典的法律制度

古希臘法律制度
一、古希臘法的含義和特點
古希臘法泛指存在於古代希臘世界所有法律的總稱。其一般特徵是：各城邦國家各自製定和適用自己的法律，且大都是系統的成文法規，內容詳盡，部門完備；缺乏象羅馬法那樣的嚴密法典，審理案件的旨趣不在於法條內容的適用，而在於「公道」的抽象標准，因此在技術上較為靈活；在各城邦法律的沖突中產生了一些古希臘化國家的希臘人普遍接受的法理原則，產生了「普通法」；希臘化的法律由多種邦土法律構成，術語和規則不甚固定和嚴謹；希臘化法律中沖突法比較發達。
二、雅典「憲法」的產生原因及其歷史地位
雅典城邦國家是古希臘世界實行奴隸制民主制的典型。在公元前7——前5世紀，由於平民和貴族的斗爭引起雅典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並由多名商業貴族當選的執政官創立並發展了雅典「憲法」。雅典是個沿海國家，工商業發展較早，對外貿易發達，工商業奴隸主集團勢力強大，而靠土地收入的氏族貴族勢力相對軟弱。兩大集團在爭奪統治權的斗爭中，工商業奴隸主集團得到了廣大農民、手工業者的支持。農民和手工業者是軍隊的核心，又是民主政治的積極要求者。雅典全盛時期自由民總數9萬，而男女奴隸多達36.5萬。階級關系狀況要求統治者要緩和與自由民之間的矛盾，雅典城邦國家最終採取了民主共和制的國家制度。
雅典民主制度及其「憲法」由梭倫改革奠定基礎，到公元前5至4世紀進入 最發達時期。其民主性的特點有：形式上允許一切雅典公民參與國家日常活動，公民直接參政、議政和行使司法權；實行公職人員選舉制、任期制，並有較嚴密的監督制度和程序；決定國家重大問題採用集體會議制；這些制度均以法律形式加以確認，公民可通過各種制度來直接捍衛民主制度。恩格斯評價雅典的伯里克利時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種「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這種民主政治制度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具有進步意義，推動了雅典經濟和文化的迅速發展，並對後來的歐洲民主傳統產生重大影響。但是，雅典民主實質上是奴隸主階級的民主，有其深刻的階級局限性。當時雅典居民中擁有公民權的不足總人口的1／20，民主制度的實施和貫徹局限在狹小范圍內；農民、手工業者不可能經常放棄生產去開大會，政治權力實際為少數有產政治家掌握；當選公職人員需要在年齡、財產資格、是否欠國家債務等方面具備一定資格，限制了普通公民的當選；民眾大會雖然是雅典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在政治生活中起極大作用，但基本是依統治集團意志運轉，以此來實現奴隸主階級對奴隸的專政。
三、古希臘邦際關系法和戰爭與和平法
由於古希臘城邦間相互獨立，互不隸屬，在社會經濟或軍事需要情況下城邦之間會暫時結盟，聯盟成員一般保持平等地位。這樣，逐漸產生了一種類似現代國際私法、國際法性質的邦際關系法和戰爭與和平法，成為希臘法律文化中獨具特色的寶貴財富，為近代的國際法和國際私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淵源。

❸ 雅典城邦自由民和公民的范圍

（成為）雅典公民（條件）：雅典本邦人；男性；成年人；
自由民：除了上面的雅典公民是自由民外，還包括那些移民過來的外邦人。

❹ 雅典憲政制度史中，屬於梭倫立法的內容有哪些

梭倫立法的內容十分廣泛，主要包括：（1）頒布「解負令」。廢除公民以人身作抵專押的一切債務，屬禁止人身奴役。（2）頒布了一系列發展社會經濟的條例。如「土地最大限度法」、「高利貸限製法」、「禁止奢侈法」等，規定個人佔有土地的最高限額，禁止買賣婚姻，統一度量衡，允許土地分割和轉讓、擴展雅典對外貿易等。（3）頒布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的法律。廢除了世襲貴族的政治特權而代之以財產法定資格。把全體公民，按照財產法定資格劃分為四個等級：富農、騎士、中農、貧民，分別規定與其等級相應的政治權利。（4）創立新的國家管理機構「四百人議事會"和「陪審法庭」，以限制和削弱貴族會議權力。（5）廢止德拉古「用血寫成的」法律，僅保留了有關殺人罪的條款。宣布一切有關殺人的案件均由法院審理，禁止血親復仇。
梭倫立法是雅典城邦歷史發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古希臘法律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❺ 古代希臘法制的主要內容

古希臘奴隸制社會、特別是雅典城邦的法律思想。古希臘並沒有出現象羅馬帝國那樣發達的法律制度和專業的法學家集團。但在古希臘的哲學、倫理、政治思想以至文學中，包含了許多有關法律基本問題的探討。
例如，法是神授還是人定的，法代表正義、自然還是代表強權，法與國家、民主、自由、平等的關系，法的作用，法治還是賢人政治，自然法代表什麼及其與實在法的關系，這些在西方中世紀以至近代、現代法學界中爭論過的問題，在古希臘時都曾涉及，並對後世西方法律思想的發展發生了重大影響。

公元前 6世紀雅典立法者梭倫(約公元前635～約前560)在論述他為緩和當時氏族貴族與平民的斗爭而制定的法律時曾說：「制訂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公元前 5世紀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約前495～前429）論述了雅典的奴隸主民主制與法律的關系，認為這種民主制的特點在於政權是在公民手中，每個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私人生活中是自由和寬恕的，但在公共事務中則遵守法律（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古希臘較早的詩篇、神話和哲學著作中，一般認為法律來源於神，例如悲劇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的劇本《安提戈涅》中提到，最高的法律是主神宙斯向人類宣布的，凡人的命令不能改變天神制定的永恆不變的不成文法。到公元前 5世紀的智者（一稱詭辯學派）又向這種思想提出了挑戰，認為法是人定的，甚至是「強權」的產物。
柏拉圖最初推崇「賢人政治」，主張由哲學家擔任國王，而對法的作用則極為輕視。他在《政治家篇》中論述不應當是法的全權而應當是人的全權，這種人了解君王職位的藝術並具有智慧。但以後由於他在敘拉古推行「賢人政治」方案的失敗，在其晚期著作《法律篇》中，又改變了他過去對法的看法。
與柏拉圖不同，亞里士多德一直重視法的作用，認為「法治」優於「一人之治」；法治的意義在於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這種法律又是制定得好的；法律和政體（指國家）不可分，其目的都在於謀求正義；法律之好壞或是否合乎正義都以政體如何為轉移；法律又不同於政體，它是規章，其作用是執政者藉以掌握權力並監察和處理一切違法失職的人。他在《政治學》和《倫理學》二書中，都曾分析了正義的概念，進一步解釋了法律與平等的關系。在西方法律思想中，亞里士多德雖然在自然法問題上並沒有系統地加以闡述，但他仍然是最早提出自然法思想的學者之一。
公元前 3世紀開始出現的斯多葛派（意譯為「畫廊派」，因該派講學場所有彩色畫廊而得名），進一步提出了自然法思想，並認為自然法代表理性，是普遍適用的,高於一切城邦法律之上。這種思想後來傳入羅馬,對羅馬法的蓬勃發展起過重大作用。

❻ 古希臘的雅典城邦制度

在古希臘，民主是指一種國家形式即政體，按近代政治術語稱之為民主政體、民主政治、民主制。而按照希羅多德及其他古典學者根據當政人數及其宗旨和方法手段劃分政體類型的傳統方法，可分為三種正宗政體及其相應的三種變態政體：實行一人統治的為君主制和僭主制；體現少數人統治的為貴族制和寡頭制；實現多數人統治的則為民主制和極端民主制（或稱暴民政治）[2]（pp．133～134）。在本文中所說的民主，乃是奴隸佔有制城邦的一種政體。這種政體在把整個城邦的利益置於首位的同時，確實能夠保證絕大多數公民有一定的參政權利，使其對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積極影響，確實能夠使絕大多數公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得到一定保障。

根據目前史料，古希臘城邦中，雅典民主政體的建立在時間上先於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認為雅典是古希臘民主政體的發源地，而雅典民主政體的成因即可視為古希臘民主政體的成因。這些成因不外是：原始社會民主遺風；工商業發展及獨立小生產經濟的穩定；平民力量增強和貴族內部的分裂；以梭倫等為代表的個人作用等等，均為雅典民主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人類社會中的民主歷史長河的源頭，可追溯到人類的史前時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中說到：「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為它的產生非常純粹，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和內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為在這里，高度發展的國家形態，民主共和國，是直接從氏族社會中產生的。」[3]（p．115）……盡管史學界關於原始民主因素對日後各國家尤其對雅典的影響仍有分歧，但是摩爾根《古代社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都承認，雅典民主蘊涵有原始民主的遺風。在生產力不很發達的情況下，原始民主有效地平衡和協調著氏族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關系和矛盾沖突。原始民主內容主要包括：氏族成員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權利等內容[4]（pp．44～45）。而到了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私有財產等社會因素的萌芽，原始民主在一些原始氏族中過渡到軍事民主制。恩格斯曾將這種軍事民主稱作原始氏族制度「所能達到的最發達的制度」，「是野蠻時代高級階段的模範制度」[5]（p．142）。軍事民主制下的人民大會、部落議事會和軍事首領這三個氏族部落管理機關，也體現氏族制度的民主原則。總的來說，原始民主因素在世界各地進入國家後影響不甚相同，而對雅典的民主制的影響卻是顯著的，雅典民主機構及運行機制，一定程度均帶有原始民主遺蘊。因此雅典民主產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原始民主的影響。

雅典民主在承繼古代原始民主遺風的同時，其本身經濟的發展也是促進雅典民主制產生不容忽視的重要的因素。雅典的自然條件決定其工商業的迅速崛起。經濟作物種植、工藝品乃至航運業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雅典商業利益遠遠超出了其城邦的邊界，甚至遠達西西里、埃及、腓尼基等地[6]（p．43）。這些說明了雅典工商業活動的興盛，其造就的工商業奴隸主，在雅典民主發展軌跡中發揮了不小作用。工商業的發展也為中小手工業者和小農階層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機會，開辟了更廣的財源。目前史學界關於雅典究竟是商本還是農本社會仍然有分歧，但是雅典工商業以及小農經濟的發展，的確為民主制產生造就了一個堅實的經濟基礎。

而推動古代雅典民主政體演變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廣大自由平民的斗爭。雅典相對廣大的地域，眾多人口，加上既能發展農業又能發展工商業、采礦業的自然條件，為中小所有者隊伍即平民力量的擴大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獨立的中小所有者數量眾多並且有力量，是發展民主、鞏固民主不可缺少的因素。強調平民在民主政體的作用，這也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論述的重點之一[2]（pp．183～192）。平民即社會中下層群眾經濟狀況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壯大，構成了民主派的骨幹力量和基本群眾。這里說的社會中下層群眾，主要指活躍於公元前5世紀的、梭倫改革劃定的，第三、四等級，第三等級包括中小工商業奴隸主和小農階層，第四等級主要是無地貧民。而正是由於工商業與小農經濟的發展，民主力量不斷壯大，貴族勢力相對削弱，從而引起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一般認為平民是民主政體的中堅力量，因而社會中下層群眾力量壯大，促進了民主確立並成為雅典民主堅實的階級基礎。

原始民主遺蘊的影響、經濟因素、平民力量增強，都提供了雅典民主形成的可能性。而將可能變成現實還需主觀條件的配合，即作為歷史創造者的人的活動。按照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是歷史創造者，這個命題中的「人」即應包括傑出人物。尤其在雅典民主改革發展進程中，一系列傑出的民主政治家，如梭倫、厄菲爾阿特、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都是推動雅典民主改革進程的關鍵人物。在上述客觀歷史條件下，這些關鍵歷史人物推動雅典社會，從君主制發展到貴族制，從貴族制發展到民主制，乃至民主制繼續和完善。

公元前8—公元前7世紀左右，雅典貴族集體廢黜早期君主制，建立貴族政體，從而阻斷了早期君主集權產生。雅典的貴族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前身，它是由傳說中提修斯改革確立的。而改變這種貴族政制的關鍵則是公元前592年的梭倫改革，這場改革是一場政治革命，是平民反對貴族斗爭的勝利。《劍橋古代史》認為，梭倫思想的本質是公正，這個公平、公正主要關涉到了社會事務[7]（p．391）。而平民政體的第一個品種是最嚴格地遵守平等原則的品種[2]（p．189）。在梭倫政體中，看來有三點最具平民性質，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禁止借貸以人身為擔保，接下來是凡願意者皆被允許替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人伸冤，第三點，人們說最主要地是憑借了這一點民眾才獲得了力量———是向公審法庭申訴的制度[8]（p．302）。這種民主機制使雅典政治統治朝著民主化方向邁出了第一步，從而構建起民主體制的基本框架和穩固的社會基礎。

庇西特拉圖僭主時期，仍然保持了梭倫改革的勢頭，在公共事務上他奉行一種較之於僭政更具公民政治色彩的政策[8]（p．308）。他發展了社會經濟，為民主政治的確立創造了有利條件。貴族內部分裂以及社會存在的強烈的民主改革的要求等因素影響下克里斯提尼改革出現了。這場改革的意義是劃時代的，平民反對貴族的斗爭終於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民主政治最後確立。克里斯提尼加強了公民大會和五百人會議的權力，創造性的實行了貝殼放逐法，形成了群眾性的監察機制以維護民主制度，以平民為主，包括部分貴族在內的人民主權已成定局。至此，雅典政治發生質變，形成了既有形式又有內容的民主體制。正是在此基礎上，公元前462年，厄菲爾阿特將由氏族貴族控制的執政官委員會和由卸任執政官組成的戰神山議事會降到了從屬地位。全體公民有權參加的公民大會成為雅典內外政策最高決策機構[9]（p．237）。雅典民主政治確立後不久，希波戰爭爆發，雅典民主政治在戰爭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穩步發展，走向繁榮。希波戰爭後，雅典商業貿易進一步擴大，工商業奴隸主勢力增強。小農經濟和手工業作坊生產發展，第三、第四等級的自由民力量上升，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和群眾基礎更加廣泛了。這時期又出現一位對雅典民主政治進程有極大推動作用的歷史人物———伯里克利。從公元前443年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連任首席將軍15年間，史稱「伯里克利時代」。在波里克利當政期間，雅典政治、經濟和文化呈現出繁盛局面。馬克思說：「希臘的內部極盛時期是伯里克利時代。」[10]（p．113）

在伯里克利時代，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獲得高度發展並臻於極盛。所有公民都獲得了各級官職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且擔任公職的公民開始得到貨幣津貼，公民都有平等權利來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據修昔底德《波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伯里克利曾演講：「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1]
（p．130）普魯塔克的《伯里克利傳》也說：「沒有誰像伯里克利那樣，能夠在嚴厲時做到適可而止，在溫和之中不失威嚴，他那招人嫉妒的權力，曾被稱為專制獨裁，如今看來，都是政體中的中流砥柱……」[12]（p．501）因此，伯里克利以其政治遠見、對民主的堅定信念、廉潔勤政的個人魅力，成為卓越民主政治家，其所完善並有所創新的民主政體至今仍為世人所稱道。

雅典民主政治自梭倫改革開始，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時確立，伯里克利時代發展到頂峰，民主進程沿著上升路線前進，其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雅典公民由於有了較多的民主權利，因而發揮了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保衛國防、國家管理、官員監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對增強國力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護工商業奴隸主的利益，小生產者壯大了自己的力量，國家經濟呈現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機。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許多著名學者、藝術家來雅典，以及鼓勵公民們積極參加文化活動，促使雅典乃至整個希臘文化的繁榮，哲學、文學、雕刻等成就均居當時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個人創造能力有充分發展餘地，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了東方古文明的遺產，加以消化，加以改造，並以躍進的速度加以提高[13]（p．153）。列寧曾把古希臘國家如雅典視為當時最先進、最文明，最開化的國家，主要也是由於它的民主政治[14]（p．50）。

這的確是有史以來最徹底的政治民主，它的影響彌漫於城邦各個角落。但我們必須明確，雅典民主政治實質是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它的民主是建立在對二三百個屬邦和二十萬奴隸殘酷壓榨和剝削之上的，它窒息或限制了社會的另一部分成員———奴隸與外邦移民，以及附屬國民的自身發展能力，實際也阻塞了自身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因此，它既是偉大文明的催化劑，也是社會奴役與不公的一種突出體現[4]（p．204）。這種局限性使得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軍事形勢越來越不利，雅典人也逐漸對民主政治失去了信心，城邦危機日益加深，民主政治越來越成為一付軀殼，失去了往日的輝煌。

雖然雅典民主制不得不以馬其頓亞歷山大征服而告結束，但其民主思想經眾多古代學者的著作遺贈給後世，如柏拉圖《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和《雅典政制》，乃至到羅馬時代波里比烏斯《通史》、西塞羅《論共和國》等。這些著作流傳下來，經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再到近代，對西方乃至近現代東方社會政治思想理論發展起到了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雖然封建制及基督教統治著中世紀，但在這一千多年時間中，民主及民主思想的暗流涌動，不僅傳承發展著古代民主的遺風，而且在承繼古代民主遺產的基礎上，建立了對後世影響極大的英國議會制和法國三級議會等制度。中世紀早期雖歷經蠻族入侵，但西歐民主源流不斷。日爾曼人部落民主遺風；羅馬政治法律和思想中民主與共和因素以及封建契約、憲章中萌生的民主法制因素等，均體現了民主的遺韻和風采。到中世紀中晚期民主及民主思想日趨完善，英國議會及代議制發展、法國三級議會的起源與演變、馬基雅維里的共和思想等等，在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的運動中均有體現和發展。甚至近代的英國兩院國會制、法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議會制不能不說與中世紀英國議會制及法國三級會議，乃至古代希臘民主傳統有著歷史淵源的關系。

文藝復興掀起對古代希臘民主與文化的研究熱潮。雅典民主制、民主思想及相關著作大量面世，與中世紀的民主思潮一道形成一股強大的研究民主的潮流，不僅影響著當時人的思想而且對後世影響極大，至今經久不衰。

❼ 古代希臘城邦政治制度的相關制度

斯巴達的政治制度 斯巴達實行奴隸主貴族寡頭政體，由國王、公民大會、長老會議和監察官組成國家機構。①國王有 2個，分別由2個家族世襲。2個國王權力平等，往往互相牽制。國王平時主持國家祭祀，處理有關家族法案件；戰時，一個國王坐鎮國內，一個國王領兵外出作戰。②公民大會的實際權力不大，只是一個表決機關。幾年滿3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選舉長老會議成員和監察官，通過長老會議的提案。③長老會議實際上是最高權力機關，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大事，然後交公民大會通過，如不能通過，長老會議有權宣布公民大會休會。長老會議成員有30人，除 2個國王為當然成員外，其餘28人都是年逾六旬的貴族，任職終身，如有缺額仍須從年過60的貴族中補選。④監察官有 5人，由公民大會從貴族中選出。他們有監督和審理國王的不法行為、監督公民生活和鎮壓希洛人（即被斯巴達征服的部落居民）的反抗等權力。由於監察宮的權力不斷擴大，後來竟能代替國王主持長老會議和公民大會，成為國家的中樞機關。鎮壓希洛人是斯巴達首要和經常的任務，監察官上任時要舉行「宣戰」儀式，進行集體搜捕和屠殺，並由此形成一套軍事訓練制度。男童 7歲起就集中訓練，18～20歲的男青年須受軍事教育並參加屠殺希洛人的活動，20歲起成為正式軍人，直到60歲退伍。斯巴達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於公元前 6世紀中葉組成了伯羅奔尼撒同盟,控制了半島上的各邦,成為維護希臘貴族政治的堡壘。雅典的政治制度 雅典以實行奴隸主民主政治著稱。這種政治是經過平民與氏族貴族的長期斗爭而逐步形成的。相傳公元前 8世紀氏族貴族執掌政權，公民分成貴族、農民、手工業者三個等級，唯有貴族才能擔任官職。此後，設立執政官、貴族會議和公民大會等機構。執政官初為1人，後改為3人（公元前7世紀中葉擴大到9人），由公民大會從貴族中選舉產生,一年一任,分掌內政、宗教、司法和軍事。貴族會議是最高權力機關，其成員均出身於貴族，任職終身，決定國家大事，推薦和制裁執政官，審判刑事案件。公元前 6世紀初，平民與氏族貴族矛盾尖銳。公元前594年,首席執政官梭倫實行改革，除頒布「解負令」，取消債務抵押制度外，還規定：①按財產多寡把公民劃分為四個等級。第一、二等級的公民有資格當選為執政官，第三等級的公民可擔任普通官吏，第四等級的公民無權擔任官職，只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②設立四百人會議和陪審會，由4個部落各選舉100人組成四百人會議，為公民大會准備和提出議案並貫徹決議。陪審會的成員從四個等級的公民中選舉產生，享有監督權和表決權，遂成為雅典的最高司法機關。③按四個等級組織軍隊。第一、二等級提供騎兵,第三等級提供重裝步兵,第四等級提供輕裝步兵或在海軍服役。梭倫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礎。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圖用武力奪取政權，建立僭主政治。公元前 527年，庇西特拉圖之子希庇亞斯繼位，因驕奢和暴政被驅逐,從而結束僭主政治。公元前508年，在平民與貴族的斗爭中，首席執政官克利斯提尼在梭倫改革的基礎上又一次改革：①用地籍代替族籍，取消原有四個血緣部落，把雅典劃分為10個地區部落（選區）和 100個村莊；②用五百人會議代替四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由10個選區各推50名代表組成，負責管理國家日常行政事務，為公民大會准備議案和執行決議，後來成為雅典最重要的行政機關；③創立十將軍會，由10個選區各選1人組成,一年一任,輪流統率軍隊（其中1人為首席將軍）；④實行貝殼放逐法（也稱陶片放逐法），規定公民大會可以通過投票決定放逐危害國家的人，以防僭主再起。克利斯提尼改革確立了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政治。希波戰爭（公元前500～前449）以後，伯里克利連任首席將軍15年（公元前443～前429），再次實行改革：①將執政官及其他所有官職對每個等級的公民開放，用抽簽的辦法產生執政官；②凡年滿20歲的男性公民均可出席享有最高行政權和立法權的公民大會，討論和決定國家大事，選舉和罷免國家官吏，大會每隔 9～10天召開一次；③將陪審員擴大到6000人，提高陪審會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為雅典的最高司法和監察機關；④制訂「公職津貼」制，為貧困公民擔任公職提供條件，發給公民「觀劇津貼」，以吸引他們參加社會活動。伯里克利時代，雅典的民主政治臻於極盛，獲得高度的發展。

❽ 雅典在公民權的法律規定方面有何缺陷

雅典在公民權的法律規定方面的缺陷：

1.就其民主的范圍而言，雅典公民內權利容是建立在廣大奴隸專制的基礎之上，眾多婦女和外邦人也被排除在民主殿堂之外。

2.帶有操作層面的幼稚，程序的合理並不意味著結果的合理。

3.直接民主會導致權利的濫用和誤用。

4.它是城邦公民內部的民主，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權利。而婦孺、外邦人、奴隸被排除在外。

5.它在充分發揮積極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經濟、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時，又殘忍地窒息、限制了社會另一部分成員的自身發展能力。

6.它既是偉大文明的催化劑，又是社會不公的暴力機器，這是其最大的歷史局限。

❾ 雅典城邦法規在公民權問題上的改變是為了什麼

雅典法是古希臘奴隸主民主制城邦國家雅典的法律制度

❿ 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

1.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的內涵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於一般萌芽中的國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東方專制主義國家相比，它具有許多明顯的特點。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體現著雅典奴隸主自由民多數人的主權。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9]體現雅典人這種公民主權觀念的，便是民眾大會權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眾大會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參加的大會。在這里，任何公民都可發言；一切法律在其頒布之前都要在這里討論通過；所有重要的國家官吏者；要在這里選舉產生，一切關於戰爭與和平及其它重大國務都要在這里經過辯論、以多數人的意見作決定。通過這種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確實有許多機會去影響乃至決定政府的決策。而通過選舉產生的官吏，也能較好的體現和執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權密切相聯系的是公民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發點。「大家認為平民政體具有兩個特別的觀念：其一為『主權屬於多數』，另一為『個人自由』」。「平民主義者先假定了正義（公道）在於『平等』，進而又認為平等就是至高無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觀念可以溯源於氏族社會的傳統，又被強化於雅典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特殊的生產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則的重要體現。「自由的要領之一（體現於政治生活）為人人輪番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11]國家的一切公共職務（除十將軍之職外）向一切等級的公民開放，只有為保證任職者能正當、順利地履行職責的一些極少的、必要的條件限制。如規定，陪審法庭中的陪審官必須是年滿30歲以上的、不欠公共債務的公民。官吏的選舉一般都以抽簽的方式進行，所以普通公民擔任公職的機會是相當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眾大會舉手選舉的方式進行，原則上，「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真正的才能。」[12]

復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國家有一整套相當嚴密的制度，保證公民對國家官吏實施有效監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職前要接受資格審查。一般實施這種審查的權力機關是陪審法庭。但對於將於次年任職的議事會成員、執政官等重要官吏，則首先由500人議事會審查其資格，而後再由陪審法庭審查，最後決定權在於陪審法庭。由於雅典的陪審法庭實際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執政官還負有對國家官吏的監督責任，他們可就國家官吏包括議事會的主席的違法行為向民眾大會提出公訴。為防止國家官吏貪贓任法、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雅典專門設有十個會計員，「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帳目對他們報告。」[13]這些會計員將核查結果提交陪審法庭，一旦發現貪污、盜用公款等犯罪行為，陪審法庭將以罰金或其它刑罰來處罰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國家機關中佔比較特殊地位的十將軍職務，盡管可連選連任，但也要在每年經受十次公民大會的信任投票。如果這種投票反對其中任何一個官吏，他便應在陪審法庭中受審，如有罪，則決定他1為刑罰或罰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貝殼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監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議事會負責國家的日常政務，是雅典國家極其重要的機關。為了防止議事會的獨斷專橫，雅典人採取了分權的方法，剝奪了議事會原有的判處死刑、監禁和罰金的最高權力，確立了陪審法庭最高司法審判和監察權，甚至於使陪審法庭擁有保護憲法的權力。亞里士多德記述：「人民使自己成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當權的陪審法庭來處理任何事情，甚至議事會所審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裡了。」[15]在議事會內部，也採取措施，防止權力集中。議事會實行十個部門(三分區)的50人團輪流擔任主席團的制度，每個主席團任期約一年的1/10。主席團中每天由抽簽選出一名總主席，負責保管國家金庫、檔案和廟宇的鎖鑰和國璽；並在民眾大會、500人會議開會時任主席。但總主席任職只一日夜，不得延長，也不得再度任此職。這些措施，有利於避免因長期任職形成事實上的權力集中以至專制獨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與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國家的法制。伯里克理斯宣稱：「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6]法律是適用於所有人的，沒有人能處於法律之外，享受特權。

雅典人雖然極其珍視公民的個人自由，但這種自由從來也沒有淪入無法無天、「人人各行其願」的地步。「在我們的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使我們心服。」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政體較少發生內訌，比寡頭政體較為安全。」[17]這是因為，在象雅典這樣的民主政治國家裡，解決統治階級各派的矛盾和斗爭時，基本上都遵循著一定的法律程序，於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進行爭權奪利的斗爭的事很少見。

雅典人極重視法律的穩定和權威，雖然允許修改法律，但有著嚴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會討論的議案事先都要經過議事會的審查。公民個人雖然可以在民眾大會上提出修改或廢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議案，但若這種提議得不到通過的話，則將被起訴為不法行為，提議人要受到罰金處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視成文法，而且也重視習慣法。「我們服從法律本身，特別是那些保護被壓迫者的法律，那些雖未寫成文字、但是違反了就算是公認的恥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對雅典國家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的發展。雅典的手工業、商業、航海業和種植業的發展，又使雅典的對外貿易迅速擴大。雅典的皮里優司港成為地中海東部最繁忙的港口。「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使我們享受外國的東西正好象是我們本地的出產品一樣。」[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寬松的學術條件和允許個人才能自由全面地發展的氛圍，使雅典的科學文化空前地繁榮。當代西方哲學的各主要派別以及倫理學、美學、邏輯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都可以在以雅典為中心的希臘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數學、醫學和其它一些科學方面，雅典人也有傑出的貢獻。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講中驕做他說，（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學校。」[20]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這種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現出的愛國主義熱情。在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舉擊敗六倍於己的波斯軍隊，若非具有為捍衛自己的制度而激發出的巨大勇氣和才智，這是不可想像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勵著雅典人為之慷慨而戰，從容赴死，「因為他們只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慄。」[21]

2.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的影響
古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開創了人類史上民主政治之先河，為現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分析和研究的歷史原型。研究雅典的民主政治，對於我們理解民主政治的含義和內容會有所裨益。
在它的指導下，後來時代的：
(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則
(二 )國家機構「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
(三 )「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原則
(四 )國家公職選舉任期原則
都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
詳情你可以參考此文：《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徵及對西方民主的影響》
http://cache..com/c?word=%D1%C5%B5%E4%2C%C3%F1%D6%F7%2C%D3%B0%CF%EC&url=http%3A//www%2Ecqzg%2Ecn/viewthread%2D125552&p=&user=

3.引導雅典走商民主道路的幾位政治大家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與發展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過程。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榮應屬梭倫。

在梭倫以前，氏族貴族是雅典國家的統治者。在此期間，貴族會議具有無上權威，王者執政官、軍事執政官等「國家高級官吏之任用都以門第和財富為准；而且他們最初是終身職，後來方改為十年一任。」[2]而雅典城邦的貧民(被保護民、「六一」漢)非但政治上無權，還時刻受到淪為奴隸的威脅，因為交不起地租的「六一」漢們是要以其身體或子女作為抵押的，而債務人的借款則要以自己的人身作但保。雅典平民之困苦和無權與舊氏族貴族的特權地償還的對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隸主、小農、手工業者、貧民)與舊氏族貴族的激烈斗爭。

公元前621年頒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長，但貴族後裔仍然對國家享有獨占的統治地位。

處於城邦平民與貴族後裔激烈斗爭的危急中的雅典國家急需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選為首席執政官的梭倫，擔負起建立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於平民而又由經商致富的梭倫力圖建立起一種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對平民來說，「自由不可太多，強迫也不應過分。」

梭倫頒布解負令，使債務無效、債務人份地上的記債碑被拔除；梭倫宣布永遠禁止債務的人身但保，這就廢除了債務奴隸制；梭倫確認私有財產、土地的斷承、買賣的合法性，同時規定限制最高佔地額。所有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貧民獲得了解放。

與此同時，梭倫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體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財產資格(以地產收入為基礎)分為四個等級；富農、騎士、中農和貧農。前三個等級的年土地收入分別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約等於41公升)。無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個墨狄那以下者是貧民。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貧民都有參加公民大會的權利。公民大會負責立法、決定戰和等最高政務，並選舉國家的最高官吏，新設立400人議事會，負責為公民大會審核提供議案、處理日常政務。

梭倫還創立了「陪審法庭」作為雅典的司法機關，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審法庭提出申訴。

梭倫的改革意味著曾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後裔的失敗、標志著富裕的工商奴隸主階級的崛起以及這個階級同雅典自由農、手工業者及貧民聯盟的勝利。盡管存在著財產特權，雅典貧民都能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並在立法、司法活動中為保衛自身利益發揮重要作用。但是斗爭遠未結束，梭倫創立的缺席還不穩固。梭倫卸任以後，由反以梭倫改革的貴族後裔組成的平原派與堅持梭倫制度的商人、手工業者組成的沒海派仍在激烈地斗爭。同時，山區農民形成的山居派也參加了這一斗爭，他們要求進一步改革，重分土地。最後，雅典政權落在庇士特拉妥手中。雖曾兩次被逐，庇士特拉妥最終還是建立了僭主政治。這種僭主政治對梭倫創立的制度顯然是個反動。於是，盡管庇士特拉妥「處理國政也是溫和的」，「每事仁慈溫厚對待犯法的人尤其寬大，並且撥款借貸貧民」[3]，但其政權畢竟不能長久。僭主政治歷史時49年便告結束。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倫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根據地區原則，全體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劃為十個部落（三分區），每個部落在內地、沿海、雅奧城郊三個區域中各佔一區。這樣，打亂了舊有的戶籍，削弱了舊部落、氏族中貴族後裔的勢力。重新設立500人議事會以代替梭倫時的400人議事會，第四等級公民也有了參加議事會的權力和機會。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貴族寡頭政治派的勢力一厥不振。但圍繞國家政治制度問題，民主派與寡頭派的斗爭並未結束。希波戰爭結束後，到伯里克利斯執政時代，貴族會議的職權則幾乎完全彼取消。於是，雅典的民主政治進入全盛時期。

在這一時期，公民大會（Ecclesia ）「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負責通過法律，解決戰爭與靖和、城邦糧食供給問題，聽取執政官等負責人的報告，審查監督國家官吏，審查和終審陪審法庭的案件並決定國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務。大會每月約舉行4次，在公民大會中，容許有充分的發言自由。於是，雅典人創立了一個公民自由平等、主權屬於全體公民的政體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