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銀行業政策法規
1. 歐洲中央銀行負責哪些政策
歐洲中央銀行，總部位於德國法蘭克福，負責歐盟歐元區的金融及貨幣政策；是根據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約》的規定於1998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是為了適應歐元發行流通而設立的金融機構，同時也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產物。
2. 歐洲各國應對次貸危機的措施謝謝了，大神幫忙啊
傳統上，歐洲銀行業以穩健著稱。但近年來，受美國金融業發展模式影響，在國際市場上活躍的歐洲大型銀行紛紛提高財務杠桿率(據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統計，歐元區10家最大銀行杠桿率平均為33倍)，大量投資於住房抵押貸款以及相關衍生品，博取高收益。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後，歐洲銀行也遭受巨大損失。據Bloomberg統計，截至今年8月末，歐洲銀行共提取次貸相關減計和損失2273億美元，約佔全球金融機構減計總額的一半，且損失主要集中在UBS、RBS等大型銀行。禍不單行，英國、西班牙、愛爾蘭、法國等歐洲主要國家在經歷十年房地產繁榮後，房價也開始出現下跌，導致相關國家金融機構盈利下降、壞賬上升。為保持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特別是為降低杠桿率(deleveraging)，上述金融機構迫切需要大規模融資。但由於國際貨幣市場和信貸市場的凍結，歐洲銀行業融資成本高昂或者不可行，最終被迫低價出售自有資產進行融資，出現了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惡性循環機制。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歐洲最大的30家金融機構在未來15個月內將有1萬億余美元的債務到期，面臨嚴重的再融資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對金融機構償付能力、流動性狀況喪失信心，特別是當政府為維護穩定向金融機構注資時，現有股東權益將嚴重受損，為此，大量拋售金融機構股票，並帶動歐洲各國股市大幅下跌。 二、歐州各國單獨應對效果不佳 面對金融機構出現的問題，歐洲各國紛紛採取措施維護金融穩定：一是向本國問題金融機構注資，比如，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聯合向Dexia銀行注資64億歐元；英國對Northern Rock實施國有化，暫時緩解了上述銀行危機。二是愛爾蘭、英國、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典、丹麥、冰島等國家紛紛宣布對本國所有個人銀行賬戶提供擔保，以穩定存款人信心。10月7日，歐盟27國財長例會，決定在至少一年時間內，將歐盟各國最低儲蓄擔保額度提高到5萬歐元。三是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英國等各國中央銀行與美聯儲聯手，向銀行體系注入流動性。 但是，正如本人在「分析：面對美國金融危機歐洲能做什麼」(10月2日)中指出的，由於歐盟貨幣結構和政治結構的特點，歐盟層面上無法採取統一行動，也難以應對波及整個歐盟區的金融危機。 一是歐洲央行首要職責是維持歐元區物價的穩定，不承擔最終貸款人角色。因此，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歐洲央行除向整個銀行體系注入流動性，難以解決單一銀行出現的償付問題。 二是歐元區各國央行不是發鈔行，只能由政府採取財政性救助措施。各國救助行動雖避免了本國危機進一步惡化，但客觀上卻造成以鄰為壑，其他國家被迫效仿，否則將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特別是一國政府必須對本國納稅人負責，難以對境外銀行進行救助，這就導致大國採取行動後，往往會對一些小國產生負面影響。比如，冰島在無法得到歐盟各國援助的情況下，國家面臨破產，只好向俄羅斯借款54億美元應對危機。 三是從技術上看，歐洲一些大型銀行集團因跨國經營，難以被一國政府救助。這些大型銀行通常在歐洲各國設有一家獨立法人的子銀行，有獨立資產負債表，同時，集團對各個子銀行業務和資金進行高度統一管理。一旦銀行被相關國家分割接管，業務將無法繼續開展，各國只能暫時接管後再進行出售，在這種環境下，也難以找到買家。如富通集團(Fortis)出現危機後，比利時、盧森堡、荷蘭政府分頭對富通集團在本國內的子銀行實施部分國有化，但由於上述技術問題，最終改變了救助模式，比利時、盧森堡政府向法國巴黎巴銀行出售了上述股權，轉為持有巴黎巴銀行股份。此外，一旦銀行倒閉後，不同國家間如何分擔損失問題也將變得十分敏感，難以達成解決方案。 10月4日，在法、德、英、意四國首腦巴黎峰會上，德國和英國拒絕了法國提出為歐洲銀行組建一個共同救助基金的建議(類似美國金融救助計劃)。會後發布的聯合聲明稱，各國共同承諾確保銀行業和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最終危機應對措施將由各國自行決定。但是，如果歐盟不出台協調一致措施，以提高整體應對危機的能力和協調性，而由各國各自為政，單方面行動，則事倍功半。 在此次危機中，由於新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銀行業國際化程度較低，目前尚未受到嚴重影響。 三、相關影響分析 (一)敲響歐洲經濟衰退的警鍾。全球金融動盪已顯著改變歐元區的經濟增長前景。數據顯示，歐元區經濟基本面迅速惡化，失業率已增至7.5%，德國等主要經濟體正在經歷季度甚至年度的經濟零增長。在全球去杠桿化過程中，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暗淡。目前，IMF已將歐元區經濟增長今年預測值由1.7%降至1.4%，明年由1.2%降至0.9%。 (二)延緩歐洲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為確保歐盟各國企業間公平競爭，維護區域內預算紀律，歐盟制定了一系列共同規則。比如，成員國向私營企業提供救助時，需遵守歐盟委員會制定的政府援助(state aid)和競爭政策，避免出現企業間不公平競爭或導致壟斷；成員國預算赤字和公共債務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能超過3%和60%等。在此次危機中，各國紛紛放寬或暫停實施這些共同規定，甚至要求歐盟給予各國政府更多自由。這種做法將威脅到歐盟單一共同市場存在的基礎，歐盟將支離破碎，甚至影響歐元的國際地位。 (三)可能對歐洲地緣政治格局產生影響。美國次貸危機後，俄羅斯雖因能源價格下跌、本國銀行遭受次貸損失以及資本外逃影響(與喬治亞發生沖突後)，股市暴跌，經濟增長放緩。但是，俄羅斯擁有全球第三高外匯儲備額(5630億美元)，在美歐經濟實力受損情況下，有利於提高其在歐洲甚至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在歐盟各國拒絕冰島請求後，俄羅斯向冰島提供54億美元貸款，表明了俄羅斯政府希望藉此機會證明本國經濟實力以及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不少政治經濟分析師認為，冰島系北約成員國，而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系現階段陷入低谷，冰島求助俄方一事的地緣政治涵義「顯而易見」。(
3. 商業銀行的法律法規有哪些
內部：商業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證券法、公司法等。
外部：合同法、擔保法、物權法、民法通則、訴訟法等。
4. 歐債危機對歐洲經濟及銀行業的影響
歐債危機影響歐洲銀行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歐洲銀行業持有大量歐元區債券，若歐債危機惡化，銀行資產負責表也會惡化，恐引發銀行業危機。
2.同樣是由上述問題引出的市場對歐洲銀行業的信心問題，即使歐債沒有那麼嚴重，市場對歐洲銀行業產生恐慌，影響這些銀行的股價，甚至評級，都會影響銀行未來的發展。
3.另外，歐債危機引發的恐慌，使得歐洲銀行業融資成本大增，業務減少，直接影響效益。
對歐洲經濟的影響：
1.歐元區經濟衰退。
2.但是積極的一方面，歐債危機引發歐元下跌，從另外一面看增加了歐元區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出口，歐洲經濟或會重新走出衰退。
5. 關於銀行的法律有哪些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是為保護商業銀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戶的合法權益，規范商業銀行的行為，提高信貸資產質量，加強監督管理，保障商業銀行的穩健運行，維護金融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5年9月10日發布並實施。
2、《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2006年10月31日通過，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金融監管的專業化分工，進一步加強銀行業的監管、降低銀行風險，維護國家金融穩定和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
3、《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於19954年5月10日通過，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
票據法是調整票據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括性稱謂。為有效保障票據的使用和流通，保護票據關系當事人合法利益，促進經濟發展，國家制定票據法專門調整票據關系。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是為了確立中國人民銀行的地位，明確其職責，保證國家貨幣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執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維護金融穩定，制定本法。1995年3月18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
1996年1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193號發布 根據1997年 1月14日《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的決定》 修訂 2008年8月1日國務院第20次常務會議修訂通過。
為了加強外匯管理，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條例。 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及其分支機構（以下統稱外匯管理機關）依法履行外匯管理職責，負責本條例的實施。
6. 想知道銀行里哪些工作與法律有關涉及哪些法規
銀行有法律部，主要是審銀行與客戶或交易對手簽的各種合同的，也給新產品出具法律意見。
什麼法規都可能用上，但最主要的還是經濟法。
銀行法規包括：
《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擔保法》、《反洗錢法》、《票據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人民幣管理條例》、《儲蓄管理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公司法》、《證券法》、《基金管理法》，以及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辦法等都和銀行相關。
7. 關於歐洲中央銀行的開放市場政策
1992年9月16日，金融家喬治 • 索羅斯挑戰英國政府，打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及其他歐洲貨幣的匯率偏高，歷史上一場賭注最大的賭博游戲由此展開。
在投入了100億美元之後，索羅斯勝出，英鎊被迫貶值，而索羅斯則從中賺取了9.5億美元。
至今索羅斯仍以「能夠擊敗英格蘭銀行的人」而聞名於世，然而他那次行動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人一事的范圍。在此之前，人們都認為世界各大中央銀行的儲備足以抵禦貨幣價值的任何波動。然而索羅斯卻證明，日常貨幣交易的強度和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各國中央銀行的儲備。實際上，這種力量對比從有利於政府向有利於個人金融市場的轉化，早在1986年就發生了，並且在1998年達到了頂峰。
沒有哪裡的變化會比世界金融市場上的變化更富戲劇性。曾經由銀行（經常還有政府）主導的那種封閉的、嚴密控制的金融體系，已經被資本跨境自由流動所取代，規模更大、一體化程度更高的全球市場取代了封閉的國內市場，人們所熟悉的按照地域劃分的市場和產業結構也處於不斷變化中。英格蘭銀行領悟到，決策權已不再把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由成千上萬個企業及投資者所掌握，尤其是大型機構投資者。市場經常是由索羅斯這樣的特立獨行者所引導，在獎勵優勝者的同時，無情地淘汰失敗者。
雖然這一新的金融格局帶來諸多好處，但我們更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眾多「新興市場」國家已向全球資本開放了金融體系，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是在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標准尚未具備的情況下實行開放的。銀行監管、會計和治理及法律保護等方面的發展均不充分，難以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結果，金融危機隨之而來。
一、概說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定義。金融危機被公認為難以定義，如果僅以現象和觀點看，其開端和終結也是難以准確認定的。世界銀行官員在一份報告中將金融危機定義為：迫使銀行體系遭受重大損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我們認為，危機涵蓋了兩方面基本內容：其一，涉及金融方面，對銀行流動性、支付系統與償付能力的沉重打擊而導致的金融衰弱是金融危機的顯著特點；其二，恐慌呼嘯而來，存款人和投資人的信心急轉直下，不僅使銀行體系的形勢更加嚴峻，也加劇了實體經濟中的問題，進而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金融危機正在頻頻爆發。1970年代，危機表現為拉美債務危機，對拉美的銀行造成了沖擊；1980年代早期，智利和摩洛哥遭遇金融危機；1980年代末，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S&L）遭受金融危機的打擊；90年代初，危機登陸瑞典、芬蘭、挪威以及大多數轉型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1994年至1995年，危機席捲委內瑞拉、巴西和墨西哥；1997年，泰國、印度尼西亞以及其他多個亞洲國家也爆發危機；1998年，俄羅斯拖欠債務引發震盪，影響之廣甚至波及到遙遠的巴西。
在過去的20年間，全球金融危機發生的次數有增無減，而近10年間這一趨勢更加猛烈。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80年代共發生了45起系統性的重大銀行危機。到了90年代，重大銀行危機增至63起，增幅超過60%。此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危機發生次數的激增更是為這一趨勢火上澆油，這在拉美、亞洲及正從國營經濟向市場為導向的金融體制轉型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中尤為嚴峻。
我們目睹了危機中的眾生相。在厄瓜多和阿根廷，中產階級儲戶為了提取他們一生的積蓄，徒勞地敲打著銀行的大門，而銀行卻因遭到全國性流動危機的打擊而關門歇業。2002年的阿根廷，不僅金融系統崩潰，其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也全面瓦解。在印尼，我們親眼目睹了店主們在雅加達街頭暴亂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韓國和日本，我們眼見兢兢業業的員工被失業的威脅壓彎了腰，關於自殺事件的新聞報道不絕於耳。
按照常理，金融危機會在幾年後逐漸平息：政府出手挽救有償還能力的銀行，將破產銀行清盤，存款人得到擔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提供短期貸款。按照常理，危機造成的直接損失指的是正在發生的新增成本，但實際上並非經常如此。更為准確的解釋應該是把損失當成「沉入」成本，並把所謂的直接損失看作在銀行危機中納稅人對存款人的轉移支付。從這一角度來看，危機就是政府在全體公民之間分配損失的過程。然而，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形勢已經趨於正常，報紙上有關危機的大字標題也逐漸消失，或者至少從頭版退到了商務版。有三分之一的危機是這樣發生和收場的。
金融危機的代價。危機對各經濟體而言均意味著巨額損失，因為挽救金融系統要付出直接成本（即納稅人為存款人的存款安全提供擔保和為銀行系統注入資本金），而增長受挫還會造成更為重大的代價。在瑞典和美國，危機給納稅人造成的損失，大約相當於該國GDP的4%-5%。而在墨西哥，相應成本接近750億美元，約相當於GDP的20%。
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上升至30%-40%，甚至更高。在韓國，據英格蘭銀行研究，韓國政府已直接投入1250億美元用於穩定金融體系，約為該國GDP的35%，1981年的智利和1997年的泰國為42%，1980年的阿根廷和1999年的印尼則達到50%以上。英格蘭銀行的研究顯示：過去25年間，銀行危機所造成的損失平均相當於GDP的15%-25%。
在亞洲，潛在的損失十分驚人。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2001年估算，亞洲地區不良貸款總額在危機發生後的短短2年時間里便增長了約1/3，高達2萬億美元。
還有更加重要又鮮有人論及的代價，即機會和增長的損失。這些代價是隨著現金流枯竭、貸款停發、存款交易凍結、不動產價格劇烈動盪而出現的。例如，韓國因為危機所喪失的經濟增長機會約相當於其GDP的17%，這一比例在墨西哥約為10%，在瑞典則為5%。
逐步擴大的風險。金融危機通常曠日持久，過去20年間，半數以上的金融危機持續了4年以上。截至2002年，牙買加在金融危機中苦熬了8年，而那一年也正是印度尼西亞深陷危機的第5個年頭。1998年金融危機和貨幣貶值後，俄羅斯的銀行在4年後才有能力再次發行國際債券。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由於缺乏解決危機的政治意志，危機久拖不決。
有些金融危機則周期性地爆發。1994年，土耳其因不均衡的自由化、巨額財政赤字及對未對沖的短期外幣貸款的依賴引發了危機。其中央銀行和財政部態度猶豫不決，平息事態的措施力度不夠，無法解決其經濟和銀行系統存在的深層問題，甚至是在掩蓋問題。結果到2001年，區區一家中等規模的德米爾銀行（Demirbank）倒閉，就引發了危機卷土重來。直到2002年初，土耳其為了爭取達到歐盟的入盟要求，才開始處理其銀行系統的結構性問題。
對股東和社會來說，金融危機堪稱重大事件，決不能放任不管。更為嚴重的是，危機常蔓延過政治邊界，一些附帶效應逐漸顯現，比如在其他一些未料想到的國家會出現較高的風險溢價，而且政府最終也可能倒台——近年來，在印度尼西亞、厄瓜多、俄羅斯和阿根廷，危機就引發了政府倒台。
最近幾年的新問題是，一個國家的危機經常毫不留情地波及其他市場。1998年8月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全球幾乎每個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率均大幅上漲，結果導致巴西的公司被迫支付比以前高出1300個基點的利率。同時在美國，新設立的公司發現，無論利率開出多高都無法發行債券。
二、解析爆發原因
是什麼原因促使金融危機的發生越來越頻繁，影響也更為廣泛？答案很簡單。我們知道，運行不佳的市場能夠滋生出危機，這一點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真切。回顧過去，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向外資流開放的時機不夠成熟，無法有效質詢和監督管理層。而國外投資者則不這么認為，他們把錢撒向這些國家，指望獲取高額回報。結果是，這些資本流產生了問題：宏觀經濟政策越「利好」，資本湧入量就越大，導致了宏觀經濟游刃有餘，微觀經濟卻不堪重負，困境重重。
金融市場正在進入新時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0年代末，政府管制、資本缺乏流動性、標准不統一和技術限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構築起了地域壁壘。經濟主要是在各國境內運行，國家間交換的主要形式是貨物貿易和貿易融資所需的貨幣。由於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應和匯率，戰後還未發生過全面金融危機，特別是蔓延到其他國家市場上的危機。即使出現問題，通常都僅限於個別銀行，而且多是因為貸款不夠審慎而導致的。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所有這一切開始發生變化。北美、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採取浮動匯率制，開始開放資本項目，允許跨國金融投資，並放鬆了對本國金融機構的管制。1970至1980年代，跨境資本流動穩步增長，但主要局限於各工業化經濟體。1989年柏林牆倒塌，標志著金融市場的新時代的開始。國家喪失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權，數字通信的飛速進步帶來了真正的全球化，新興市場和前蘇聯集團的轉型經濟體也加入了金融自由化的行列，且一般都得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明確支持。資本流動迅速湧向全球各地，深入各個偏僻角落。
跨境資本流動的激增生動地顯示出這一變化。1980年，跨境股票(相關:理財 財經)和債券的年交易總額只有區區515億美元，到200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8萬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到20%。與此同時，跨境銀行貸款也從4165億美元增長到近1.8萬億美元。在國外證券(相關:理財 財經)交易所發行股票的公司數從1990年的242家發展到2000年的2070家以上，同期籌資額也從160億美元增長到3160億美元，約增長了20倍。
新興市場與全球資本市場聯系起來。新興市場向海外投資者打開大門以吸引外資潮，始於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並在1990年代日漸興起。這給金融危機創造了條件，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必要的市場基礎設施和保障措施。更糟的是，在新興市場金融系統占支配地位的是銀行，而不是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在美國，銀行只向私人部門提供其所需外部資金的25%，其餘則由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提供。而在亞洲、東歐、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場中，這一比例通常是顛倒過來的。資本市場在這些國家的發展不充分達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從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角度來看，銀行業存在內在風險性。它吸收短期存款，但提供浮動匯率和固定利率的長期貸款。在許多新興市場中，當銀行以短期借款和外幣借款形式吸納資金，而後對外提供長期本幣貸款的時候，將會出現資產和負債期限錯配，以及貨幣錯配的問題。銀行的企業客戶有時為追求較低的利率而甘冒貨幣風險，後來往往會後悔不迭。
由於銀行承擔著每一個借款人的全部違約風險，因此是在集中風險，而非分散風險。1980年代，當新興經濟體欠發達的、脆弱的金融體系融入全球金融體系後，全球金融體系的架構就發生了變化，並產生了雙向風險：新興市場要立即應付來自世界金融中心強大力量的挑戰；而發達市場的金融體系則不得不應對和消化此舉帶來的更大的波動性。
銀行貸款過熱引發波動。毋庸置疑，國際資本流動確實波動性強，是誘發眾多金融危機的因素之一。但令人驚異的是，一直以來，外國銀行貸款比跨境股票債券投資的波動還大。例如，1996年，發生亞洲金融危機的5個國家共接受了478億美元的外國銀行貸款，而1997年危機發生後，這一資金流入變成了299億美元的資金流出，一入一出相差750億美元。一年以後在俄羅斯，外國銀行貸款再次成為逃離最快的資金。1990年代晚期，外資銀行貸款總額的年變化幅度遠遠大於債券和股票資金流的變化幅度，因此具有更大的波動性。
很多人以為銀行貸款是長期專項貸款，不可能突然撤走，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債券和股票市場主要通過價格而不是數量來適應變化的市場條件，當危機發生，為避免損失立即化為現實，投資者不可能大舉拋售。但銀行貸款則不同，它不具有流動性，且利潤固定，因此銀行通過貸款數量而不是價格來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狀況。當問題出現苗頭時，銀行只要減少貸款就能夠避免出現貸款違約，因此每家都巴不得第一個撤走，這種一致的行為更加大了波動性。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越是在情況最糟糕的時候，銀行越是大力貸款給新興市場，以獲取潛在高回報。面對本國堆積如山的壞帳和極低的總體回報率，日本的銀行成為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最大貸款人，截止到1997年6月的貸款總額已達到972億美元。但同時，外資銀行貸款又對潛在的損失高度敏感，當危機剛剛發生，就大量抽走資金，1997年6-12月，東南亞的貸款總額大約下降175億美元，其中有105億美元是由日本銀行抽走的。當一個國家像泰國那樣在僅僅3個月內便有81億美元資金抽逃時，當地本來就不夠穩健的金融機構便出現崩潰，銀行和企業大面積倒閉。
發生整體性風險的可能性增大。當今金融市場不穩定性的根源，還包括大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日益密切的聯系，表現為回購協議和貸款擔保。以俄羅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為例。在連續幾年獲得驚人的回報率（1995年和1996年均超過40%）後，它的對沖基金增加48億美元，其中包括來自基金16位合夥人的19億美元。LTCM以此為擔保向銀行借款，加大在市場上的賭注。到1998年夏，金融交易賬面金額估計高達1000億美元。但俄羅斯出現債務違約後，各大債券市場的債券收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LTCM開始缺少補交准備金的資金，並且很可能會被迫中途平倉。
面對LTCM將被迫拋售的可能性，它的主要貸款人和投資者開始焦頭爛額，這其中包括不少大型國際投資銀行。除了巨額損失外，他們還擔心LTCM的平倉會使更多的資本市場陷入低迷。為此一批聯邦儲備委員會官員利用私人資金的解決方案，對LTCM加大資金投入，取得控股權。這樣，LTCM的危局靠私人部門的力量得以化解，避免了更為糟糕的後果。但從這個事例中可以看出，由於市場和其主力參與者之間聯系日益復雜，個體主力參與者的倒閉可能會給遠在其他地區的參與者造成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三、危機的發展進程
通過對眾多案例的觀察和分析，我們發現，金融危機在各國的發展進程驚人地相似，大多為同一模式，即發端於實體部門的薄弱環節；銀行貸款投向錯誤使問題更為嚴重；監管體系失效使危機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
以泰國為例。早在1992年，泰國實體部門就已經業績欠佳了。隨著泰國實行金融體系自由化，使國內投資者可以獲得海外資金，引發危機的因素開始形成。這個過程中，政府讓泰銖釘住美元，刺激了外國銀行向該國投放大量短期貸款，造成經濟過熱。由於當時基本不存在貶值風險，泰國的金融機構輕率地大舉借入美元、發放泰銖貸款，沒有防範貨幣錯配問題。這些貸款很多進入了房地產領域（這是經濟泡沫另一個常見的特點，由此導致經濟最終崩潰並發生危機），不久房地產價值迅速上升，由於監管鬆懈且缺乏必要的信貸技能，金融機構將高估的房地產價值作為新發貸款的依據，股市也在國內外投資者的合理推動下扶搖直上，國內外投資者都忽略了企業已經出現問題這一明顯的信號。然而，對泰國經濟的信心正在悄然喪失。1997年春，投資者開始撤走資金，隨後銀行擠兌耗盡了中央銀行的貨幣儲備，隨著政府在7月對泰銖實行浮動匯率，風暴正式襲來。
瑞典的危機與此類似。1985年，瑞典告別了銀行業嚴格監管的歷史，對金融部門放鬆了管制。貸款限制的取消引發國內外銀行大舉放貸，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進入了房地產領域。不久房地產價格猛漲。1989年，瑞典解除對資金的限制，允許國民投資海外資產。很多人在國外購置了房產，以較低利率借入外幣。隨著這個問題逐漸嚴重，瑞典經濟也受到日益上升的貿易赤字的不良影響，部分原因是實際匯率上升。此外，政府釘住匯率的政策也鼓勵貸款人發放未經對沖的外幣貸款。由於釘住的貨幣掩蓋了真實的匯率風險，因此借貸人獲得看似「便宜的」外幣貸款，卻很少考慮瑞典克朗也會貶值。1992年，為了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護匯率，政府實行了一套新的稅收制度以鼓勵儲蓄，並推出了更為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措施導致通漲水平急劇下降，稅後實際利率大幅飆升，結果房地產市場暴跌，造成大量不良貸款。到1993年初，瑞典克朗貶值25%，外國資金紛紛逃離瑞典。
墨西哥的案例則更加典型。1989年，墨西哥開始經濟改革進程，金融部門實行了自由化，並向外國競相開放，18家國有銀行實行私有化。銀行的新任所有人，包括許多經驗不夠豐富的，支付了很高的價格：平均達到賬面價值的202%（當時美國的銀行是以賬面價值120%的價格出售）。新的所有人希望通過快速擴張收回投資。與此同時，由於對准備金的要求取消，存款出現增長，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國外借款也推波助瀾，銀行帳面資金十分充裕。
此時墨西哥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外借款以美元計算，這使得銀行極易受匯率變動和外國投資者看法變化的影響。銀行對潛在的威脅毫無察覺，反而向許多沒有美元收入的企業提供美元貸款，還在不具備對客戶進行信用分析技能的情況下貸款給那些低信用客戶，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信貸風險。事實上許多墨西哥公司已經陷入困境，1994年危機前夕，墨西哥的銀行以市價評估的貸款組合價值，損失達到250億美元——足以抵銷銀行系統的全部凈資產。隨著政局不穩定和美國利率上升削弱投資者對墨西哥的信心，釘住匯率最終瓦解，危機正式爆發。
1994年墨西哥還舉行了一次大選。這顯然不是一個競選的好年頭，競選期間一位支持率處於領先位置的候選人遭到暗殺，同時恰帕斯地區還爆發了叛亂，進一步破壞了投資者的信心。利率和外債還款飆升，信貸枯竭，大批公司破產。
四、危機的一般規律
按照傳統認識及眾多學術文獻的觀點，許多人認為金融危機難以預測。由於引發金融危機的原由有多種，因各國國情、文化及政治的不同而各異，因此應對危機的生存戰略也難以預先制訂。上述結論使貨幣管理官員以為，在金融風暴爆發前，我們根本無法對其各項因素進行認識、防範和管理。
對此我們不能苟同。根據經驗，我們認為對各國而言，危機的徵兆是相同的。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些公司、甚至整個經濟部門年復一年地始終在破壞股東價值，結果埋下了金融危機的禍根。我們也經常發現銀行系統在基礎面上是十分脆弱的，尤其是在一些新興市場。新興市場的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扮演的角色，如果和其他波動性較小的資本市場相比，則過於突出。這些脆弱的國家金融體系與全球資本市場的連接效率經常非常低下，增加了所有借款人的本地資金成本。我們經常會發現公司治理水平低下、會計制度和透明度不足等問題。此外，我們總能發現金融監管機構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政治獨立性，無法有效開展工作。各國金融體系比較脆弱，而且往往在未做好充分准備的情況下即與全球資本市場接軌，大量資金在誤導的假定條件下流入，加大了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地區之間或國家之間固然存在差異，然而興衰之勢還是有其共同模式的。具有遠見的領導者能夠洞察危機，並採取有效措施加以應對，在危機爆發前後從戰略高度管理危機。
（一）危機的醞釀階段，大體上可以從三方面分析：
實體部門中經營水平低下的企業。實體部門的價值損失是發生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我們所見過的大多數情況下，實體部門在危機發生多年前就遭受經濟損失了。同時，為這些企業提供資金的金融中介的貸款風險也在逐步——有時甚至是迅速地——上升。以韓國為例，在發生危機前的十五年，只有四年企業能夠負擔稅前債務成本，整個國民經濟中只有電子和鋼鐵兩個行業在創造價值，其他部門的資本效率都十分低下。在墨西哥，危機發生前四年間的情形更加令人沮喪，只有電信部門獲得的回報高於其稅後債務成本，而且這還要歸功於墨西哥電話公司（擁有長途業務壟斷控制權）的巨大影響。
對此問題，各國政府提升企業業績的態度一致，實施的方法和手段卻不一。在墨西哥和阿根廷，經濟改革將市場競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業績不佳的企業暴露出來。結果，許多企業陷入了更加急劇的下滑中，這正是痛苦但必需的自由市場療法。而在日本、韓國、泰國、印尼等國家，企業在政府的庇護下部分避免了外國企業的直接競爭，但卻因傳統的產業結構和政策不當而遭到損害，這種政策鼓勵對關鍵行業部門進行過度投資，實行的保護主義對國內企業造成了麻痹，拖延了企業進行必要調整的時間。同樣，在俄羅斯、羅馬尼亞等國，政府對經濟進行了幾十年的干預，實體部門深受其害。歸根結底，實體部門業績不佳是由經濟的封閉性所致，只有這樣的經濟能夠容忍指令性放貸、缺乏真正的競爭以及企業智力水平低下等現象。
銀行的舊游戲與新游戲。在經濟全球化之前，銀行業舊有的游戲方式是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中將資金輸送給企業。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中，銀行對放貸的對象、項目和利率幾乎沒有選擇餘地。銀行的作用是建立一個存款的基礎，將資金借給政府和經濟中的戰略部門，且經常按照政府或銀行所屬集團所有人的指令行事。銀行並沒有認識到自己也是風險承擔者——畢竟它們的債務人極少、甚至根本沒有面臨競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被「允許」破產。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銀行都樂於與政府合作，有時甚至感覺自己就是一個政府機構。
然而，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環境。隨著進入壁壘的消除和相關法規的修訂，銀行的放貸限制被大大放寬，可以自行決定對象和金額，同時外資銀行加入了對其原有放貸對象的爭奪中。幾乎一夜之間，銀行的游戲規則發生了徹底的變化，機遇與風險同時降臨。多數銀行不能適應這一新的規則。由於信貸技能薄弱、風險管理意識缺乏以及其他眾多因素，對於越來越不穩定的企業實體，銀行不僅不停止對其貸款，反而繼續增加——甚至是大幅增加貸款量。有些銀行則避開自己具有專門技術優勢的領域，轉向高風險的對公貸款和消費貸款，導致壞賬激增，業績開始被損害。隨著銀行業績不斷下滑，海外貸款繼續流入，銀行體系逐漸變成了紙牌搭成的房子，危機的侵蝕漸漸從實體經濟深化到金融層面。
與此同時，危機的跨國傳播渠道也開始形成。例如，韓國很多商人銀行為高額回報所吸引，利用短期資金積極參與泰國和印尼的房地產投資，但它們缺乏基本的對沖技能，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承擔的隱含風險。使問題更加復雜的是，韓國的許多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為這些商人銀行及其海外業務提供了擔保，使得風險水平在各部門乃至各國間不斷升高，並存在交叉流動的可能。
進退兩難的監管體系。危機醞釀時，監管者未能發現金融體系正在出現的失衡現象，抑或未能迅速採取行動及時阻止災難發生，這種監管失效的深層根源在於監管系統的結構性缺陷。即使是在發達的經濟體中，銀行監管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監管者按資歷而不是業績獲得提升，其薪酬與其提供的服務並不匹配，因此很少有人在工作中追求卓越表現。此外，有些國家的監管者與被監管的銀行領導人屬於同一個內部人組成的圈子，監管力量往往被約束。最重要的是，監管者極少由於取得成功而得到稱頌，卻常因為工作不得力而遭到詆毀。銀行系統的持續穩健運行無法誕生英雄，系統一旦崩潰卻會使很多人成為禍首。這就導致新興市場中歷來缺乏優秀的監管者。
當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危險開始襲來的時候，監管者面臨痛苦的兩難境地：很多銀行通過相互貸款和交叉擔保聯系在一起，使得聯系性增強而實際上的風險集中程度更高。一家銀行倒閉，就有可能搞壞整個銀行系統的可信度。因此在多數情況下，關閉一家大型銀行就等於斷掉經濟的資金供給，這會扼殺許多要靠貸款才能完成經營預算的企業。此舉會破壞這些企業向其他銀行償還貸款的能力。而銀行也有壓力，銀行信心下降導致放貸金額的減少，同時損毀了銀行的信譽，這樣便會引發監管者極不願看到的危機。因此在面臨危機時，監管者往往顧慮重重，各種利益糾葛使他們左右為難。就在他們舉棋不定的時候，危機已經發生了，所以看上去他們的反應就是無所作為。
（二）危機發展的實質性階段，會在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來沖擊引發危機時到來。
宏觀經濟政策（設定匯率和財政政策）決定危機發生的時間和規模，而外部沖擊則成為危機的觸發因素。在眾多因素的推動下，國家一步步地陷入危機的漩渦。
釘住匯率與幣值高估：在造成金融風暴的「大氣條件」中，匯率也許是最直接的觸發因素。實際上，如果按照貨幣的定義，任何「有管理的」匯率都是對貨幣「市場價格」的扭曲。如果存在釘住匯率的安排，就會加劇扭曲的狀況，進而影響資源配置。在釘住匯率制度下，每一個經濟的參與者都在嚴密關注匯率，試圖從中發現疲軟的最初信號，以此評估制度本身的可信性和可持續性。因此政府在堅決捍衛貨幣穩定的同時，背上了沉重的經濟管理和公共關系負擔，極有可能在不堪重負之際對匯率進行突然的重新定價。
在很多案例中，國內相對疲弱的實體經濟無法與貨幣制度的要求同步，導致貨幣在危機發生前就已經被認為是高估了，商品交易部門失去競爭力，不能與選擇釘住的貨幣（如美元）保持一致。維持此政策的時間越長，貨幣供需的扭曲程度越大，匯率的高估程度也越大，實際匯率必然下跌。
利率捍衛匯率：為了捍衛下跌的匯率，大多數政府會首先收緊利率，進而動用外匯儲備。此舉雖有利於提高對貨幣的需求，進而支撐起本國貨幣估價，但也會產生實體經濟部門實際支付提高、經濟活動總量減少、投資下滑的負面影響。
這種下滑會給銀行帶來三個方面的不良影響：首先，經濟放緩會減少對銀行貸款的總需求，銀行新增貸款會發生萎縮；其次，企業和個人投資回報減少，銀行不良貸款數量增加，未償貸款的盈利性也會下降；第三，貨
8. 歐洲銀行同業拆借市場
（一）同業拆借市場的概念
1. 同業拆借市場的概念。同業拆借市場也叫「同業拆放市場」，是指具有法人資格的金融機構及經過法人授權的金融分支機構進行短期資金頭寸調節、融通的場所，是貨幣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2. 同業拆借市場的特點。同業拆借市場有以下幾個特點：（1）期限短：同業拆借市場的期限最長不得超過1年。其中，頭寸拆借大多都是隔夜拆借。我國同業拆借資金的最長期限為4個月；（2）參與者廣泛。現代同業拆借市場的參加者相當廣泛，不但包括眾多實力雄厚的大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有許多小的地方性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3）在拆借市場交易的主要是金融機構存放在中央銀行存款帳戶上的多餘資金；（4）信用拆借。同業拆借活動都是在金融機構之間進行，市場准入條件比較嚴格，因此金融機構主要以其信譽參與拆借活動，因此，同業拆借市場基本上都是信用拆借。
3. 同業拆借市場的分類。按不同的標准，同業拆借市場可以劃分為不同的種類：一般可按照有無媒介形式將其劃分為有形拆借市場和無形拆借市場。有形拆借主要是指有專門的中介機構作為媒體進行拆借交易的固定交易場所。這些媒體主要包括拆借經紀公司和短期融資公司等。無形拆借市場是指交易雙方不通過中介機構，而是通過電話、電傳、互聯網等現代化的通訊手段直接進行拆借交易行為所形成的同業拆借網路。按期限長短分，有隔夜、1天、7天、1個月、4個月等品種。
4. 同業拆借市場的拆借利率。同業拆借利率作為拆借市場上的資金價格，是貨幣市場的核心利率，也是整個金融市場上具有代表性的利率，在整個利率體系中處於相當重要的地位。它能夠及時、靈敏准確地放映貨幣市場以至整個金融市場的資金供求關系，對貨幣市場上其他金融工具的利率具有重要的導向和牽動作用。拆借利率的升降，會引導和牽動其他金融工具利率的同步升降。因此，它被視為觀察市場利率趨勢變化的風向標。中央銀行更是把同業拆借利率的變動，作為把握宏觀金融動向，調整和實施貨幣政策的指示器。
同業拆借利率的確定和變化，要受制於銀根松緊、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圖、貨幣市場上其他金融工具的收益水平、拆借期限、拆入方的資信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一般情況下，同業拆借的利率，低於中央銀行的再貼現利率或再貸款利率。
在國際貨幣市場上，比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同業拆借利率有三種，即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LIBOR) ，新加坡銀行同業拆借利率（SIBOR）和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HIBOR）。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是倫敦金融市場上銀行之間相互拆放英鎊、歐洲美元及其他歐洲貨幣時的利率，由報價銀行在每個營業日上午11時對外報出，分為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兩種報價，資金拆借的期限為1、3、6個月和1年等幾個檔次。新加坡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和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的生成和作用范圍是兩地的亞洲貨幣市場，其報價方法和拆借期限與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並無差別。不過，其在國際貨幣市場中的地位和作用，較之倫敦同業拆借利率要大大遜色。
9. 歐盟中央銀行：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歐洲中央銀行是根據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規定於1998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其前身是設在法蘭克福的歐洲貨幣局。歐洲央行的職能是「維護貨幣的穩定」，管理主導利率、貨幣的儲備和發行以及制定歐洲貨幣政策；其職責和結構以德國聯邦銀行為模式，獨立於歐盟機構和各國政府之外。 歐洲理事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一個國際組織, 總部設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 ，現有４１個會員國；成立宗旨在強化會員國的人權、民主和法治。它是歐洲聯盟的最高決策機構，由各成員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及歐洲委員會主席組成，每年至少舉行兩次會議。理事會主席由各成員國輪流擔任，任期半年。歐元區匯率政策的制定權歸歐洲理事會，歐洲中央銀行和歐盟委員會也發揮重要作用。在協調匯率政策方面，歐洲理事會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對歐元匯率走勢進行監督，向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理事會提出有關看法，歐洲中央銀行負責組織實施歐洲理事會制定的匯率政策。歐洲理事會有權決定簽署有關匯率體制的協議，確定與第三國以及國際組織有關匯率政策的立場。 歐洲中央銀行可在歐洲理事會的指示下，必要時，對歐元與美元、日元以及其他貨幣的匯率進行外匯干預。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理事會確定如何分配外匯干預的職權范圍，並根據信貸信譽、競爭價格、資產規模等標准選定進行外匯干預的銀行和信貸機構。
歐洲委員會其宗旨是保護歐洲人權、議會民主和權利的優先性；在歐洲范圍內達成協議以協調各國社會和法律行為；促進實現歐洲文化的統一性。 歐委會通過審議各成員國共同關心的除防務以外的其它重大問題，推動各成員國政府簽訂公約和協議以及向成員國政府提出建議等方式，謀求在政治、經濟、社會、人權、科技和文化等領域採取統一行動，並經常對重大國際問題發表看法。 其成員國的標准必須為實行多元化民主、法制和尊重人權的歐洲國家。另外，成員國必須簽署《歐洲人權公約》。歐盟層面具有監管合作性質的委員會覆蓋了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大金融領域。在銀行業，成立了銀行業咨詢委員會和銀行業監督委員會及聯絡小組。咨詢委員會向歐洲委員會就銀行部門新的立法提案及共同體指令在成員國的實施提供咨詢，並對指令進行技術修改；監督委員會協助歐洲中央銀行體系履行審慎監管與金融穩定領域的法定任務，同時還是歐盟銀行監管當局的咨詢論壇；聯絡小組負責促進與銀行業監管實踐有關的合作和信息交流，處理對監督適用的個案。在證券領域，成立了歐洲證券委員會和歐洲證券監管者委員會。前者在歐洲委員會主持下就證券監管領域的有關政策問題向歐洲委員會提供咨詢；後者在准備技術性實施措施方面起作用，保證成員國之間更有效的合作，以及通過加強監督合作來保證共同體法規的一致和及時實施。在保險業，分別成立了保險委員會和保險監管者會議。保險委員會檢查與共同體法規有關和與新指令提案有關的問題，協助歐洲委員會行使實施權力；保險監管者會議則是一個監督合作與信息交流的論壇
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是歐盟三大機構（歐盟理事會、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之一，為歐盟的立法、監督和咨詢機構，其地位和作用及參與決策的權力正在逐步擴大歐洲中央銀行享有很高的獨立性，這是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成功的基礎。歐洲中央銀行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獨立的預算、獨立的立法許可權和決策機構，這是其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的保障。但是，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是絕對的，歐盟部長理事會、歐洲議會和歐洲法院都對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存在制約。同時，歐盟成員國在事實上也能夠影響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