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技術協議集體豁免條例

⑴ 歐共體商標條例中代理人搶注商標條款的使用條件是什麼

歐共體法院在判決中闡釋歐共體商標條例中代理人搶注商標條款的適用條件 2011年4月13日，歐共體普通法院對Safariland公司與歐共體內部市場協調局等商標糾紛案作出T‑262/09判決，判決中特別闡釋了歐共體商標條例中代理人搶注商標條款的適用問題。

《歐共體商標條例》第8條就駁回注冊的相對理由作出了規定，其第三款規定：「商標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經該所有人的同意而以自己的名義申請商標注冊的，在商標所有人的異議下，該商標不應予以注冊，除非該代理人或代表人證明其行為是合法的。」此款的立法目的在於制止代理人或代表人惡意搶注的行為，保護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的商標權利。我國商標法在2001年10月27日修改之後，在第15條中也規定了對代理人惡意搶注行為應予以制止。本文將對歐共體商標局異議部門對兩起典型案件所作的裁定進行分析，以探討其法律適用標准。由於我國《商標法》第15條與《歐共體商標條例》第8條第三款均來源於《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之七的規定，且內容大體一致，因此分析歐共體的相關案例對於正確理解我國商標法的相關條款也有重要意義。

「GORDON AND SMITH」商標異議案

該案中，「GORDON AND SMITH」商標(以下稱被異議商標)於1996年10月10日被申請注冊於第25類、第28類商品上。異議人稱其與被異議商標注冊申請人具有代理關系，被異議商標注冊申請人未經其同意搶注了異議人所有的「GORDONANDSMIT一」商標。被異議商標注冊申請人答辯稱其注冊「GORDON AND SMITH」商標(以下稱被異議商標)的行為是經異議人同意的。

歐共體商標局的裁定要點為：

(一)關於雙方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代理關系

歐共體商標局認為，為了適用《歐共體商標條例》第8條第三款，以下四個要件應得到滿足：(1)是由商標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提出商標申請;(2)代理人、代表人以自己的名義提出申請;(3)未得到商標所有人的同意：(4)代理人或代表人沒有使其申請注冊行為合法化的理由。因此，首先應予確定的是商標申請人是否是異議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考慮到本條的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商標所有人的利益，使其免受商業夥伴對該商標的任意侵害纂奪。因此對「代理人或代表人」應作擴大的解釋而不用考慮商標所有人與商標申請人之間的合同的第二含義。因此，本條款應可以擴大適用於本地的分銷商、總經銷商、被許可經營者。根據案情，雙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材料可以證明異議人與被異議商標的原注冊申請人、現注冊申請人均存在商業關系。這些證據以雙方當事人信函的形式表明被異議商標的注冊申請人在歐洲銷售過異議人的產品，而且在這些信函中提到了許可使用費及異議人的產品，這更表明了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商業關系。被異議商標注冊申請人亦不否認其具有代理人或代表人的身份。考慮到「代理」一詞應作擴大解釋，歐共體商標局認為被異議商標的注冊申請屬於商標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所提出的申請。(二)關於被異議商標的注冊申請是否經異議人的同意

本案異議人與被異議商標的注冊申請人均提交了數封信函，用以證明各自的主張。歐共體商標局異議處經過分析雙方證據後認為，這些證據雖然表明商標所有人知曉被異議商標「GORDON AND SMITH」被代理人以其自己的名義在數個歐洲國家內進行了注冊。然而這些證據並未表明這些注冊是否得到了商標所有人的同意，而且代理人在歐共體數個國家進行國家注冊時並未告知商標所有人。因此，代理人在歐洲國家取得國家注冊的事實並不能被認為是代理人注冊行為得到了商標所有人的授權。事實上，直到代理人在1995年2月9日的信函中才告知商標所有人其將繼續在歐共體商標局注冊被異議商標，在此之前商標所有人並不知曉代理人的行為。雙方當事人均提交了1996年12月4日的信函，該證據不能證明代理人的注冊行為得到了異議人的同意，恰恰相反，此信表明異議人認為在歐共體商標注冊人的名義將是異議人而不是代理人。綜上，歐共體商標局認為代理人的申請注冊行為並未得到商標所有人，也即本案異議人的同意。

但是被異議商標的注冊申請人稱，即使其注冊行為屬於代理人未經商標所有人同意的注冊行為，其也具有使該行為合法化的理由。注冊申請人認為其注冊被異議商標是為了保護自己在該商標上的投入，且該商標所有人不願為了在歐共體注冊該商標投入成本。歐共體商標局認為代理人的該觀點亦不能成立。商標所有人即使不願為了在歐共體注冊該商標投入成本也不能成為代理人注冊行為的合法理由。商標所有人雖然未注冊該商標，但商標所有人或許仍有在此地域使用這個商標的意圖。無論代理人是否自己認為為了銷售該商標的商品而進行注冊是有必要的，代理人都無權以其自己的名義注冊被異議商標。

基於以上理由，歐共體商標局認為異議人理由成立。

「Daawat」商標異議案

Daawat

「Daawat」商標(以下稱被異議商標)於1997年10月21日被申請注冊於第29類、第30類、第 42類商品及服務項目上。異議人稱，其已就「Daawat」商標分別於1989年和?994在印度和美國取得了商標注冊，指定使用商品為大米。另外，在1994年和?995年異議人參加了在法國和德國舉行的商業展覽。因此，「Daawat」商標的良好品質和信譽已擴展到歐盟地區。異議人進一步主張在1993年到1994年期間，被異議人的代表人Mann先生為購買大米曾四五次到異議人在印度的營業場所拜訪。拜訪期間，Mann先生知悉了「Daawat」商標，並獲知異議人在近期有在歐洲銷售大米的計劃。1995年9月5日，被異議人在英國填寫了注冊申請，1997年10月 21日又向歐共體商標局遞交本案被異議商標的注冊申請。此後， Mann先生再次拜訪異議人，要求異議人指定被異議人公司為異議人在英國和歐洲的獨家分銷商，並試圖通過對以上商標注冊申請的轉讓從異議人處獲益。綜上，異議人認為被異議人與異議人有貿易往來聯系，並明知「Daawat」是異議人自創使用的商標、異議人慾使用該商標開拓歐盟市場、異議人意欲在英國及歐盟其他國家申請注冊該商標，因而，異議人認為被異議人是懷有惡意提出被異議商標注冊申請的，其目的很明確：從異議人處榨取錢財，要不然就指定其作為它們在歐洲的獨佔分銷商。這些都是有違誠實信用的貿易規則的。歐共體商標局裁定認為：異議人以《歐共體商標條例》第8條第三款為依據，據此，本案中首先就要界定被異議商標注冊申請人是否應被認為是異議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考慮到本款的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商標所有人的合法權益不受其商業夥伴的任意侵奪，因此「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概念應作擴大解釋而不論商標所有人與系爭商標申請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的具體種類。因此，此款亦包括例如地區經銷商、總經銷商或許可經營者。然而，在這點上，異議人僅能證實的是被異議人於1993年到1994年期間曾出於購買大米的需要，作為購買者四五次拜訪過它在印度的經營場所。這是雙方的首次接觸。被異議人此時還不是異議人的代理人。異議人沒有提及任何代理協議或具有相應效力的明示或默示行為，事實上，本案案情模糊，甚至不能確定其於被異議人之間是否真正有過交易以及何種交易。在此種情況下，因為沒有更具體的細節予以證實，歐共體商標局認為雙方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僅為偶然的、孤立的大米交易。然而此種關系並不能認定為符合第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僅僅作為普通購買者或者偶然的客戶並不符合本條所指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條件。因為此類人對商標所有人並不承擔特殊的忠誠義務。因而，即便有這樣的人出於惡意將他人的商標申請注冊，商標所有人也不以能依據第8條第三款為依據得出異議，因為此款適用的條件是系爭商標的注冊申請人應具有代理人或代表人的身份。在這方面需要提及的是，第8條第三款本質上反映了《巴黎公約》第六條，這一條曾被裡斯本會議在1958年引入公約。有趣的是在最初的草案中依然包含「客戶」這個詞，最終因為其概念過於模糊而被從公約中刪除。因此，這更加說明此款不打算適用於商標所有人商品的偶然客戶或單純的購買者。最後，被異議人意欲利用被異議商標達到被指定作為異議人在歐盟市場做代表人的目的這一事實並不能影響上述結論，因為代理或代表關系必須成立於申請日之前。因此，被異議人在此後與異議人的協商對本案事實沒有影響。

歐共體商標局最後認為，由於異議人缺少事實基礎和法律基礎，其異議按照第8條第三款不能予以支持。

案件評析

我國《商標法》第15條：「未經授權，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義將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標進行注冊，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異議的，不予注冊並禁止使用」，因此，我國《商標法》第 15條的具體適用條件與歐共體商標條例第8條第三款無明顯區別，只不過我國《商標法》將代理人或代表人使其行為合法化的理由規定的更力口明確了，即只有經過被代理人、被代表人的授權才能使代理人、代表人的注冊行為排除違法性。對於代理、代表關系的判定，在以上兩個案件中，歐共體商標局都認為《歐共體商標條例》第8條第三款的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商標所有人的合法權益不受其商業夥伴的任意侵奪，因此「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概念應作擴大解釋而不論商標所有人與系爭商標申請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的具體種類，據此，此款亦適用於例如地區經銷商、總經銷商或許可經營者。考慮到我國《商標法》第15條的淵源也為《巴黎公約》的第6條之七，而《巴黎公約》的第6條之七中所稱的「代理人、代表人」是「不會從狹隘的法律意義來解釋，所以也同樣適用於那些作為使用該商標的商品批發商而且以其自己的名義申請該商標注冊的人」，因此歐共體商標局的觀點值得我們參考借鑒。我國《商標法》第15條中所指的代理人不應局限於中國民法中的一般民事代理關系，還應包括商事活動中的經銷商。此處的經銷商應既包括獨家經銷商，也應包括普通的分銷商。 此外，應注意的是歐共體商標局在「Daawat」商標案中提出如果僅僅作為普通購買者(a mere purchaser)或者偶然的客戶(an occasional client)，這種孤立、偶然的交易關系並不符合第8條所指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的條件。因為此類人對商標所有人並不承擔特殊的忠誠義務。因而，即便有這樣的人出於惡意將他人的商標申請注冊，商標所有人也不以能依據第八條第三款為依據提出異議。不過，筆者認為此時商標所有人雖然不能依據歐共體商標條例第8條第三款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據《歐共體商標條例》第51條第一款(b)項的規定「申請人在申請注冊時具有惡意 (acting in bad faith)」屬於認定商標無效的理由，因此商標所有人仍可以利用《歐共體商標條例》第51條第一款(b)項保護自己。

對於被代理人、被代表人授權代理人、代表人申請注冊的行為，歐共體商標局認為這種授權行為應是清楚明確的，在「GORDON AND SMITH」商標異議案中更指出即使商標所有人知曉代理人的這種申請注冊行為，也不能認為被代理人對代理人進行了授權。此觀點值得我國參考借鑒。依據中國民法通說，只有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可認定沉默行為的效力，因此被代理人的沉默行為不應認定為存在授權的意思表示。當被代理人明知代理人的申請注冊行為，卻對該行為長期保持沉默時，這種沉默行為不應視為一種默示的授權。

⑵ 縱向限制競爭協議的積極作用

在1964年的考恩斯騰公司和格魯恩迪克公司訴歐共體委員會一案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說明縱向限制協議有利於企業進入外國市場。特別在經濟上還沒有達到完全融合的歐共體內，一個成員國的商品或者服務要進入另一個成員國，生產商一般得花費比進入國內市場更大的投資。因為他們不僅需要投入市場調研費、廣告費、基礎設施費等各種費用，而且還得克服國際貿易中許多不可見預見的風險，如匯率風險。德國格魯恩迪克公司和法國考恩斯騰公司在1957年訂立獨家銷售協議的時候，德國和法國之間當時還存在進出口許可證制度。因此，為了能夠進口格魯恩迪克的產品和取得進口許可證，考恩斯騰公司甚至不得不賄賂法國的政府官員。這說明，考恩斯騰公司在法國經營德國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產品存在很大的風險。如果這些產品在法國市場上銷售不利，或者不能取得進口許可證，考恩斯騰公司在推銷格魯恩迪克產品方面的廣告費以及其它投資就得不到回報。因為這種投資存在著風險，它們在經濟學上被稱為沉沒成本，即可能得不到償還的成本。
然而，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則可以為企業進入外國市場提供一定的保障。在考恩斯騰公司和格魯恩迪克公司訴歐共體委員會一案中，格魯恩迪克作為德國的一家電器生產企業，如果不是因為它在1957年和法國的考恩斯騰公司訂立了獨家銷售協議，它當時就不可能進入法國市場。二戰期間，德國佔領法國四年，法國人憎恨德國人，從而不願購買德國產品。而考恩斯騰公司作為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獨家銷售商，因為其經濟收益與格魯恩迪克的產品在法國的銷售有著直接的關系，他們自然會大力推銷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產品。另一方面，考恩斯騰公司也只有在和格魯恩迪克公司訂立獨家銷售協議的情況下，即在格魯恩迪克公司保證不向法國其它企業授予銷售權的情況下，才能保證它在銷售格魯恩迪克的產品中得到一個可觀的利潤。如果沒有這個獨家銷售權的保證，考恩斯騰公司就不可能經營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產品，格魯恩迪克的產品從而也不會進入法國市場。 考恩斯騰和格魯恩迪克一案中的縱向限制主要表現為縱向的地域限制，即格魯恩迪克承諾，除了考恩斯騰公司之外，它不會向任何其它法國企業提供商品。考恩斯騰則承諾，不得經營與格魯恩迪克產品相競爭的其它商品。此外，格魯恩迪克還承諾，不允許它在德國的銷售商向法國轉售商品。這個地域限制被稱為是絕對的地域限制。這種限制雖然被歐共體委員會和歐共體法院視為是違法行為，但是它在經濟學上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可以想見，如果格魯恩迪克允許多家法國企業經營自己的產品，考恩斯騰公司為推銷格魯恩迪克公司的產品而進行的廣告宣傳或者建立的消費者咨詢處就會同時使其它的銷售企業的受惠。因為所有的銷售商都希望能夠搭別人的便車，在這種情況下，考恩斯騰就不會為格魯恩迪克的產品開展推銷活動，更不會花費很多的投資開展這種活動。然而，要避免這種搭便車行為，生產商必須在一定地域內給個別銷售商獨家銷售產品的權利。隨著被授予了獨家銷售權的企業得到了地域保護，成為這個地域內獨家銷售這種產品的企業，這個企業就不僅會努力推銷這種商品，而且也會盡量減少商品的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其結果就不僅有利於擴大商品的銷售，而且也有利於擴大這種商品的生產，此外還有利於消費者。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中，關於縱向限制競爭協議的成文法主要是《謝爾曼法》第1條和第2條。美國最高法院在其1911年關於邁爾博士醫葯公司訴約翰. D. 帕克父子公司一案的判決中，依據謝爾曼法第1條認定縱向價格約束是違法行為。法院指出，生產商與銷售商之間如果訂立固定轉售價格的協議，這個協議會妨礙銷售商之間的價格競爭，其結果就是如同這些銷售商之間訂立了固定價格的卡特爾。 禁止縱向約束的成文法規還見於《克萊頓法》的第3條。它指出，在商業交易中，不管一種商品是否被授予專利，如果這個商品是在美國司法管轄的地域內所使用、消費、零售、出租、銷售或者訂立銷售合同，只要該合同是以買方不與賣方的競爭對手進行交易為條件而固定價格或者給與折扣或者回扣，如果該行為實質上會減少競爭或者旨在形成商業壟斷，這個交易是非法的。
為了避免和減少法律的不穩定性，提高當事人對案件後果的可預見性，美國司法部在1985年1月23日還發布了一個《縱向限制指南》。 這個指南是依據美國最高法院適用合理原則對一些縱向限制競爭協議所做的判決而制定的，特別是依據了美國最高法院1977年關於大陸電視公司訴西爾維尼亞公司一案的判決。 指南分析了縱向銷售地域約束、客戶約束、排他性約束以及搭售協議，分析了它們的經濟效益以及對市場競爭的影響。但是這個指南沒有涉及縱向價格約束。指南指出，所有的縱向約束，包括具有推動競爭的縱向約束，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對價格發生影響。但是，這並不意味它們都得適用本身違法的原則。指南明確指出，它的法律依據是謝爾曼法的第1條、第2條以及克萊頓法的第3條。 德國的反對限制競爭法明確地對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做出了規定。但是，與該法中關於橫向協議的第1章不同，關於縱向限制競爭的第2章沒有總則性的規定，也沒有普遍禁止的原則。它除了在第14條中對縱向的價格約束以及其它交易條件的約束做出禁止性規定外，其它的排他性約束包括限制使用商品、獨家銷售、獨家購買以及搭售，都是通過第16條採取了濫用監督的法律措施。僅當這些排他性約束使相關市場的競爭受到實質性的損害，聯邦卡特爾局才會宣布此類協議在法律上無效。由於縱向的價格約束和縱向的其它交易條件約束在德國並不多見，德國學者指出，對排他性約束的濫用監督是反對限制競爭法中關於縱向限制競爭協議的核心內容。
此外，《反對限制競爭法》第15條規定了出版物的價格約束可以從第14條的禁止性規定中得到豁免。第17條和第18條對知識產權轉讓協議中的限制競爭性約束做出了規定。 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1款不區分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和縱向限制競爭協議。因此，如果生產商和銷售商之間的買賣協議可能影響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並且以妨礙、限制或者扭曲共同市場上的競爭為目的，或者具有這樣的後果，這個協議是違法的。如果一個縱向協議涉及下列內容：（a）直接或間接地固定購買或者銷售價格或者其它任何交易條件；（b）限制或者控制生產、市場、技術發展或者投資；（c）分割市場或者貨源；（d）對相同情況下的交易對象適用不同的交易條件，由此置其於不利的競爭地位；（e）要求交易對方接受在本質上或者在商業慣例上均與合同標的無關的附加條件，並將此作為訂立合同的前提條件，便可以認定這個協議是違法的。除了上述禁止性規定，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3款的豁免規定同樣也適用於縱向限制競爭協議 。
因為縱向協議與橫向協議相比對經濟發展有著更積極意義，歐共體委員會依據歐共體理事會1962年第17號條例所發布的集體豁免條例中，大多數是涉及縱向的限制競爭協議，如1983年的《獨家銷售協議集體適用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1983/83號條例》， 1983年的《獨家購買協議集體適用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1984/83號條例》，1988年的《特許專營協議集體適用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4087/88號條例》。歐共體委員會1999年發布的《縱向協議和縱向協調行為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2790/99號條例》，是關於縱向協議集體豁免的一個綜合性條例，而且也是這方面最重要的規定。該條例於2000年1月1日生效，2000年6月1日開始適用。它不僅適用於獨家銷售、獨家購買和特許經營，在沒有例外規定的情況下還適用於其它類型的縱向協議。根據該條例的第3條，一個縱向限制競爭協議涉及的市場份額如果不超過相關市場的30%，協議可以得到豁免，這反映了歐共體委員會對限制競爭協議的豁免中注重經濟分析。
為了協助歐共體及其成員國的機構、各種團體以及企業能夠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這個關於縱向協議的集體豁免條例，歐共體委員會於2000年5月24日還通過了一個《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適用指南》。這個指南雖然對歐共體法院和成員國法院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在實踐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不僅解釋了歐共體委員會的縱向協議集體豁免條例，而且在許多方面發展了這個條例。在縱向限制競爭協議方面，比較重要的還有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1月31日發布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1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

⑶ 歐盟煙花爆竹條例,可以使用氯酸鉀嗎

那麼這種情況的話是可以使用一些氯化鉀的，但是氯化鉀的用量一定要嚴格控制在比例范圍之內，這樣的話才可以。

⑷ 歐盟實施「最嚴數據信息保護條例」對中企有何影響

6至7日，60餘家中國企業負責人聚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參加「個人信息保護：中歐進展與企業合規」公益培訓。

培訓中，何延哲就企業如何對個人信息進行規范收集、保存和存儲作出梳理，並闡釋了企業提升數據安全能力的方法。

數據安全資深從業者方興表示，數據時代來臨後，許多中國企業存在把數據安全理解為信息載體安全，重視數據訪問安全而忽視使用安全，重視事前保護而忽略溯源追責體系等通病。

他強調，全知的數據時代需要整體的安全視角，只有從授權、用途、量級、法律規范等多種角度動態追蹤和分析風險，才可剔除數據在流動過程中埋下的隱患。

此外，多位嘉賓還就「GDPR與個人信息安全規范異同」「數據安全與企業內控」「中外合規產品設計實例與輿情」等主題進行分享。

主辦方介紹，培訓獲得了相關企業的一致好評，未來將每月舉辦一次。

⑸ 歐盟的Directive和Regulation有什麼區別

在執行與落實歐盟法律法規的實踐中，無論是歐盟（比如德國和瑞士）還是國內的認證同行中間時常因為越來越名目繁多的歐盟法規表現形式和其內在的法律區別而困惑不堪。通過下面的比照分析，希望能夠為認證界的同行提供一點有益的信息來准確識別歐盟指令與歐盟條例的異同，以及它們在不同歷史時期書不同的編碼差異。

1英文 中文 德文

EC Directive 歐盟指令 EG Richtlinie

EC Regulation 歐盟條例（規程） EG Verordnung

2針對對象

歐盟指令 首先針對每個成員國而不是當事人（組織或者機構）

歐盟條例 廣泛效應，無論成員國還是當事人（組織或者機構）

3法規有效性

歐盟指令 發布後通常給與成員國一定的時限，成員國有權選擇並決定適合自己意圖的形式和手段，並以國家法律法規形式的將歐盟指令落實到本國法規系統後方對具體的當事人（組織或者機構）發生法律效應

歐盟條例 已經發布立即生效，無須經過歐盟成員國內以國家法律法規形式的落實措施，即條例無論對於成員國還是當事人（組織或者機構）具備同等法律效應

4歐盟指令和條例的代碼表述格式

A過去

例如: 舊版歐盟機器指令 98/37/EEC

例如: 1971年第1408號歐盟條例: EEC/1408/71

B當前（共存）

例如:新版歐盟機器指令MD 2006/42/EC

新版歐盟舊電器指令 WEEE
2012/19/EU

例如:

2004年第1935號針對與食品接觸材料的框架性歐盟條例: EC/1935/2004

2011年第11號塑料歐盟條例（FCM/1935/2004框架條例下的具體執行條例）: EU/11/2011

C未來趨勢

例如: 歐盟有害物質禁用指令 ROHS 2011/65/EU

2011年第11號塑料歐盟條例（FCM/1935/2004框架條例下的具體執行條例）: EU/11/2011

⑹ 歐盟啟動反傾銷程序的條件是什麼

世貿組織的《反傾銷協議》規定，一成員要實施反傾銷措施，必須遵守三個條件： 首先，確定存在傾銷的事實； 第二，確定對國內產業造成了實質損害或實質損害的威脅，或對建立國內相關產業造成實質阻礙； 第三，確定傾銷和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按照傾銷的定義，若產品的出口價格低於正常價格，就會被認為存在傾銷。出口價格低於正常價格的差額被稱為傾銷幅度。所以，確定傾銷必須經過三個步驟：確定出口價格；確定正常價格；對出口價格和正常價格進行比較。 正常價格通常是指在一般貿易條件下出口國國內同類產品的可比銷售價格。如該產品的國內價格受到控制，往往以第三國同類產品出口價格來確認正常價格。 反傾銷作為一種被世界各國普遍認可和廣泛接受的限制進口的手段，是1948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所確立的原則。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該手段逐步演化成各國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工具。據統計，自1990年至2000年全世界范圍內發生的反傾銷案件達2483件，全球遭致反傾銷的產品種類已經超過3000種，因此而影響的貿易量達千億美元以上。採用反傾銷手段的國家也以經濟發達國家為主。其中歐盟372起，澳大利亞360起，美國351起，墨西哥176起，阿根廷156起，加拿大155起。近兩年來發展中國家有擴大使用反傾銷手段之勢，據統計，南非、印度、巴西、阿根廷、韓國都較多地啟動了反傾銷調查程序。發展中國家是反傾銷措施的主要目標，有超過60％的反傾銷案件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1990～1999年，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和地區是中國（308）、美國（104）、韓國（171）、日本（121）、中國台灣省（112）等。 反傾銷屬於一種保護本國企業的條款。關貿總協定說如果傾銷對進口國造成了實質的損傷和威脅，那就不允許了。所以反傾銷就有了保護本國企業的色彩。或者說很多國家是打著「反傾銷的旗，行保護之實」。 WTO反傾銷協議規定，進口產品以低於正常價值的價格進入另一國，則該產品被視為傾銷。正常價值，有三種方式參照、判斷價格是否低於正常價值：①該產品在本國的銷售價格；②向其他國出口價格；③成本核算。一般優先①②作為判斷依據。傾銷的目的是搶占份額，打敗競爭對手，從而再獲壟斷利潤。產品在進口國家的價格低於本國價格的差數，稱為傾銷幅度。WTO規定，當進口產品的傾銷幅度不足2％，或某國產品的進口量不到全部進口量的3％時，不得提起反傾銷要求。只有當外國產品進口對本國企業造成實質損害時，才能提起反傾銷要求。 反傾銷有兩種，一是本國產品出口到國外，國外政府採取的反傾銷措施；二是國外產品進入本國，本國政府採取的反傾銷措施

⑺ 集體豁免的概念

屬於集體豁免范圍的限制競爭協議自動被免除限制競爭的責任。

⑻ 知識產權中為什麼會產生反壟斷法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制度的功能在於通過賦予專有權利使得研究、開發的利益獲得內部化，從而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但對權利的濫用也可能妨礙市場競爭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並最終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再調整有助於彌補知識產權法價值功能上的不足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適當邊界。該制度的引入對塑造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為我國民族工業贏得生存、發展空間有著特別的意義。

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的關系，近年來得到學術界比較熱烈的關注和討論。但現有研究結論中也存在著含糊或舛誤之處。其一是將知識產權界定為「合法的壟斷（權）」。立論者並沒有明確這是何種意義上的「壟斷權」。從文義上看，如果是財產權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不將其他的財產權形式統統稱為壟斷權？如果是反壟斷法意義上的壟斷權，為什麼會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的再調整？其二是認為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僅在例外情況下才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這種觀點多來自於對日本等國的反壟斷法認為該法不適用於行使知識產權法規定的權利的行為的法律條文的片面理解。這種理解與美、歐、日本的反壟斷立法、執法現實並不一致。其三是沒有從理論上梳理反壟斷法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調整的界限。大凡探討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關系的學者，都會提到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於1995年聯合發布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和歐共體委員會1996年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為什麼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立法等會集中在知識產權許可領域？從上述三點疑問看，知識產權的性質，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關系都有著進一步澄清和解釋的必要。筆者在本文中試圖從知識產權許可角度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理論基礎加以梳理，對反壟斷法和知識產權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適用邊界等問題加以分析、論證，希望在此基礎上對反壟斷法律制度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中的基本功能作出合適評價，進而對我國相關制度建設產生借鑒意義。

一、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調整的理論基礎

一般認為，知識產權法是調整因知識產品而發生的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知識產權是知識財產法律化、權利化的表觀，在性質上屬於無形財產權。 [1] 作為無形財產權，知識產權人對其權利的客體享有的權利並不多於其他形式財產權人相應的權利，相反，知識產權的行使還有合理使用、臨時過境使用、強制許可等制度限制。所以，如果從權利人對其權利客體的專有性角度將知識產權界定為知識產權人對其知識產品的壟斷權，同樣可以將其他形式的財產權界定為壟斷權，從這種意義上對知識產權的性質加以界定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認為：知識產權與任何有形和無形財產一樣適用相同的原則，既不特別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審查，也不特別受到懷疑，而是適用統一的標准和法律原則。這種觀點的提出反映了反托拉斯執法部門對知識產權性質認識上的深化，避免了將擁有知識產權直接視為壟斷或直接判定為具備市場支配地位的做法。

但是，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徵使得其行使過程中必然與反壟斷法發生關聯。從權利客體上看，作為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財產具有不可損耗性、可復制性等特點，對同一項知識產品的利用並不妨礙其他人作相同的利用。為了保證知識產品利用的效率，國家通過知識產權法要求權利人公開知識產品內容但賦予了權利人排他性實施、許可、轉讓等專有權利。權利客體無形財產的性質和權利的排他性特點決定了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可能進入到反壟斷法的審查范圍。因為，在知識產權許可過程中，權利人可以通過簽定不同類型的許可證協議，來限制不同的被許可人實施專利的范圍和區域，進而會產生分割市場的實際效果。而促進商品、服務、資本等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保證反壟斷法所維護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基本需要。在實施許可協議的簽定時，權利人還可能基於權利授予方的有利地位，在使用費收取上採取差別取價、概括或整批授權並回收使用費等做法，或者對被許可方的生產數量加以限制、固定被許可方的銷售價格、在技術改進方面訂立對技術改進的限制條款或回授條款以及在授予權利的同時附加搭售條款等等。這些行為都可能產生排除或限制競爭的不良後果，從而會受到反壟斷法的關注。另外，權利人還可能通過一些與知識產權許可協議內容相關的策略性行為達到限制競爭的目的，如針對競爭對手提起不必要的專利訴訟等。所以，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主要是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由於進入到市場交易和市場競爭領域，其權利行使的方式、方法影響到市場機制的正常運作，往往會進入到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市場是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的交匯點，知識產權行使中的限制市場競爭效應是反壟斷法對相應行為進行調整的理論基礎。

二、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的協調與沖突

在20世紀初期以前，知識產權人在行使權利時幾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這種狀況隨著知識產權立法的發展、完善（如在知識產權司法中確立了權利濫用的原則）和反壟斷法的出現而有所改觀。 [2] 專利權人權利行使的范圍受到專利法和反托拉斯法的雙重界定。如從美國立法情況看，美國聯邦法院分別在1917年和1948年發展出「專利權濫用」和「著作權濫用」的原則。1988年美國國會還通過了調整知識產權濫用的專門立法《專利權濫用修正法》。同時，美國國會1890年通過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和1914年通過的克萊頓法都可以對專利許可行為進行調整，其中克萊頓法更明確規定在從事搭售或其他排他性行為進行反托拉斯法調整過程中不論特定商品是否授予了專利。1977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88年的《國際經營活動中的反托拉斯實施指南》、1995年的《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還對專利許可行為的反托拉斯法規製作了特別規定。

在對知識產權許可行為的調整過程中，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相互協調和補漏，體現了法律調整上的一致性。首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有著共同的精神、價值追求和進行協調立法的共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都以促進技術創新和增進消費者福利為目標，都必須保證商品、技術和研究開發市場相互之間的平衡和市場競爭秩序的維持。而且，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可以在公共政策的理念之下進行協調，因為從知識產權法的司法實踐中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濫用原則本身就體現了公共政策的要求，如創新政策、競爭政策、表達自由政策等。 [3] 而反壟斷法作為公法，是競爭政策的重要載體。其次，從具體法律制度看，無論是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在立法中都沒有排斥另一方法律的適用，相反採取了「積極禮讓」或者容納對方的法律規范等做法。如在反壟斷立法中，日本、我國台灣地區的反壟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反壟斷法不適用於依據知識產權法行使權利的行為。在知識產權法中，許多國家在許可證貿易協議的禁止條款中都規定了對搭售等壟斷或限制競爭行為的禁止。再次，從對具體行為的調整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相互補漏，共同界定知識產權行使的合適范圍。如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前，無論是否涉及專利，維持轉售價格在普通法中都被視為是有效的約定，但在反托拉斯法制訂後，此項行為被視為當然違法，按照《知識產權許可的反托拉斯指南》的規定，利用專利維持轉售價格也要受到反托拉斯執法部門的嚴格審查。

但是，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過程中，也存在著沖突之處。如盡管就精神和價值追求而言，兩法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著私法與公法性質上的不同，存在著對執法機關而言的保護私權、私益，還是保護公權、公益的兩難選擇。在美國專利法院成立前，審理知識產權上訴案件的區域性上訴法院之間對專利有效性的觀點就分立為兩派：一派認為專利是技術進步的核心，另一派則主要把專利看作是抑制競爭的工具；在專利法院成立後，人們又傾向於認為專業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認同其所負責實施的那個法律制度從而對一方當事人進行偏袒。 [4]

三、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許可的特殊調整

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法有著精神和價值追求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存在著內在的沖突與緊張。考慮到知識產權制度的積極社會功能，反壟斷法在調整影響到市場競爭機制運作的知識產權行為時，既原則上適用反壟斷法的規定，又制定了一些豁免措施，表現出對行使知識產權行為的特殊規制。具體而言，體現在如下方面：
第一，反壟斷法僅調整會產生限制市場競爭效果的行使知識產權的行為，不產生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不屬於反壟斷法的調整范圍。如發明人在獲得一項專利後，可以對其專利產品或專利方法行使製造、使用、銷售等專有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不管專利權人是否具有支配市場的力量，都不會產生反壟斷法上的問題。反壟斷法主要調整知識產權許可中可能限制競爭的行為。
第二，反壟斷法在調整知識產權許可行為時，對知識產權法明確規定屬於知識產權人的權利范圍的行為，不再進行調整。如根據美國專利法的規定，專利權人可以在不同的區域內，分別授權給不同的人使用其所有的專利，由於專利法已經明文規定這一項權利，因此美國法院一般均視本項規定屬於反托拉斯法適用例外的規定，允許專利權人在授權契約中規定被授權人所可以使用的專利的區域。 [5] 顯然，如果僅按照反壟斷法的一般理念，這種做法屬於反壟斷法所調整的劃分地區市場的限制競爭協議范疇。

第三，許可方在知識產權許可協議中出於維護自己的品牌的需要或者為了確保最低回報等目的對被許可方所作的產品質量、價格、生產數量等限制並不當然違反反壟斷法，如歐共體委員會通過的《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中的白色條款部分中規定的要求被許可人就被許可的產品生產必須符合最低要求的質量規范、被許可人有義務生產最低數量的產品或對被轉讓技術進行最低次數的使用活動、被許可人有義務盡最大努力使用被轉讓的技術等條款均被視為不產生限制競爭影響的條款。這也是美國、日本等國的通行做法。此種限制的目的在於保證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利益回報。
第四，反壟斷法在評價已經構成典型的限制競爭行為的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條款時，仍然會進一步考慮到該行為對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促進技術創新等正面價值，而不是僅僅套用反壟斷法中的通行做法。如1996《技術轉讓協議集體適用歐共體條約第85條第3款的第240/96號條例》列入黑色條款的內容的行為數量較1984年的專利集體豁免條例和1988年的技術秘密轉讓集體豁免條例的數量已經大為減少，並且涉及到技術轉讓的傳統上屬於當然違法的限制競爭協議如價格約束、禁止競爭、禁止出口、限制客戶等行為雖然被列入了黑名單，但仍然可能通過個別申請獲得個別豁免。 [6] 在美國反托拉斯法執行中，司法部在20世紀80年代前，對知識產權許可協議採取較為嚴格的執法，以70年代的「九不」原則為代表，將搭售、轉售對象限制、轉售價格維持、強制性整批授權等行為一律視為不法，但到80年代中期以後，司法部開始更多地用「合理原則」 評判這些限制，考慮知識產權的特殊性及其正面價值。維持轉售價格等行為在反托拉斯法執法中一直適用「本身違法」原則，但在涉及知識產權的場合，法院僅在商品投入流通渠道，並且為零售商擁有所有權後，才不得繼續維持轉售價格。

第五，反壟斷法適用時會考慮到許可人的市場地位以及是否同時是被許可一方的競爭者。如在搭售協議中，銷售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力，是考量協議是否違法的重要因素，在其他限制條款中，如果許可方同時參與競爭，則協議性質可能由縱向限制競爭協議轉化為橫向限制競爭協議，將適用更為嚴格的反托拉斯法審查。

四、反壟斷法調整知識產權許可的制度對塑造公平競爭法制環境的正面價值

從以上論述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盡管有保障知識產權人合法權益，以達到鼓勵技術創新進而實現消費者福利的功能，但如果對知識產權過度保護也可能誘使權利人濫用權利從而阻礙後續的技術創新活動或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因而知識產權法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必須考慮到競爭政策等多項公共政策的需要。公共政策考量對於抑制知識產權濫用，平衡先發和後法的技術創新者、技術創新方和技術使用方、經營者與消費者等多方的利益，促進社會實質公平和社會整體效益的實現等都有積極作用。此外，國外規制知識產權濫用的反壟斷法律制度對塑造我國公平競爭法制環境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從完善我國國內立法角度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我國在短短二十年間走完了西方幾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知識產權保護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保護水平。造成這種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立法既有內在的動因，也有外在的壓力。如有國外學者認為，「中國引進知識產權法的根本動機是來自對外開放政策的驅使，中國需要對外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從西方獲取迫切需要的技術和設備。」 [7] 國內學者則認為，「與其說是來自知識產權保護自身的需要，毋寧說是由於外來經濟和政治壓力的結果。」 [8] 中、外技術力量對比的失衡甚至引起了「警惕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移植的陷阱」的呼籲。 [9] 相反，在反壟斷立法方面，雖然反壟斷法被相繼列入八、九、十屆全國人大立法規劃，但至今尚未出台。缺乏反壟斷法作為知識產權正當行使的監護者，這樣的法律制度是不完整的，既不利於引導知識產權人正當行使自己的合法權益，形成對自己或他人行為的合理預期，也不利於知識產權許可法與被許可方締結權利義務較為平衡的的契約，以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同時，知識產權權人濫用享有專利權所形成的優勢地位，還可能妨礙技術進步和經濟效率的提高，從而背離了知識產權制度建立的初衷。

從應對國際競爭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主要是技術輸入國，許多民族工業處在成長階段，科技投入不足，科技成果匱乏，在比較高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下，就可能面臨國外企業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追索和知識產權訴訟（如我國DVD產品在國外打開市場後所面臨的巨額知識專利使用費追索和2003年我國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面臨的全球最大的網路設備製造商思科系統公司和思科技術公司的起訴）。在華跨國公司還可能在知識產權許可中通過拒絕許可、搭售、價格歧視、掠奪定價、過高定價等方式達到打擊競爭對手、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目的。怎樣規制濫用知識產權進行限制或不正當競爭的相關企業，達到平衡保護知識產權許可方和被許可方的利益，為民族企業贏得一個公平的發展空間，都是我國將來的反壟斷法典的重要使命。

⑼ 二、比較說明歐盟憲法、條例、指令、決定、建議和意見、歐洲法院的判決這些法律淵源的效力。

歐盟法律淵源 與各成員國的法律類似,，歐盟將其頒布的法令分為三種形式,，即共同體基礎法、共同體與非成員國 間簽訂的條約以及基本原則和從屬的法律法規。 1、基礎性的共同體法律 成員國在建立歐盟時簽訂的條約，如《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歐洲原子能 共同體條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阿姆斯特丹條約》和《尼斯條約》等構成共同體的法律基礎。 從法理上講這些基礎性 條約是一種類似憲法性質的法律文件。另外，基礎條約的補充性公約和備忘錄、及 歐盟與其他非成員國締結的國際協定都是歐盟法的重要內容。這些基本法律對各成員國具有直接約束力。 2、共同體的一般法律原則 由於共同體的條約規定的比較籠統，在關於共同體的具體運作方面，歐洲法院提出，利用司法實踐中的基 本原則對歐盟的實體法進行補充。 這些基本原則主要是：保護人權、言論自由、行動自由、宗教自由、尊 重個人隱私、財產保護、 貿易自由、信賴保護和安全原則、相稱原則（即立法、司法中所採取的手段不能 超過達到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平等無歧視原則（即歐盟成員國消除邊境障礙，各成員國的人力資源、 貨物、服務貿易和資金平等自由流動，不得有內外有別的歧視）。 與上面講的共同體基本法律一樣，這些 基本原則對各成員國產生直接約束力。 3、 派生性的共同體法律 根據基本法的授權， 歐洲委員會、 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可以頒布一系列派生性的法律。 其中最主要的 有規定、指令、 決定、 建議和意見。 （1）規定 從性質上講, 共同體的法規相當於成員國國內法律體系中的法律。它在生效後不須成員國立法機關將其轉 換成為國內法，即對各成員國具有直接約束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歐盟委員會根據理事會指定的基礎規 定頒布相應的實施細則。 （2）指令 指令是一種應用較廣的法律形式。指令本身對歐共體的公民並不具有直接的約束力，每個指令都有一個時 間規定，它要求各成員國在此期限內將指令的內容轉化為成員國的法律。只有從這時起指令才對公民個人 具有法律效力。 （3）決定 這是一種執行決議，是執行歐盟法令的一項行政措施，目的在於提高歐盟法令的公開性和透明度，約束有 關成員國、公司或某個人。決定可由理事會或委員會發布，往往涉及有關協議規定的某個領域，對企業或 個人行為產生直接影響。 （4）建議和意見 建議和意見不具備任何的法律約束力。它作為歐盟立法趨勢和政策導向，僅供成員國參考。 歐洲法院職權： （一） 司法審判權 歐洲法院依據歐共體條約第169、170條的規定，受理由委員會或成員國提起的對違反歐共體法的成員國的訴訟，以明確各成員國的責任，同時就訴訟所涉及的問題向有關成員國發出警告。此類訴訟的根本目的在於糾正成員國違反共同體法的行為，執行共同體法的規定。 在審理此種案件後，歐洲法院將作出判決。與國內法意義上的判決不同的是歐洲法院無權在判決中命令某成員國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盡管這並不意味著可以不執行判決。根據共同體條約，如果法院認為一成員國對於依照本條約由該成員國承擔的義務中有一項義務未予履行時，該成員國有義務採取為執行法院判決所應採取的措施。很顯然，判決是有約束力的，但執行方式保留給各成員國，這展示了歐共體在維護法律秩序與顧及成員國間尋求平衡的技巧。 （二）對歐共體機構行為的審查權 歐共體法律制度在發展過程中主要受大陸法系的影響，其中又以法、德的影響為大，因而在對歐共體機構行為進行審查的法律設計上借鑒了法國行政法院和德國憲法法院的經驗，規定了歐洲法院對歐共體機構行為的審查權力和范圍。 條約173條規定： 「歐洲法院應當審查歐洲議會和理事會共同制定的法令的有效性，審查由理事會、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及歐洲議會單獨制定的旨在對第三方產生法律效力的法令的合法性，但對它們所作的建議和意見除外。」通過此條，在基礎條約中就明確規定了歐洲法院對共同體機構立法的審查權。 根據歐共體條約，允許對共同體機構行為提出四類訴訟：無效、拒絕行為、非法和損害賠償。 （三）初步裁決管轄權 歐共體司法制度的一個特點是成員國法院與歐洲法院共同行使歐共體的司法權，成員國法院管轄著大量的涉及歐共體法的訴訟。成員國個人之間、公司之間以及個人或公司與成員國之間發生的涉及歐共體法的糾紛只能在成員國法院解決，這就必然引起歐共體法解釋和適用的統一性問題，因而歐共體條約建立了特有的初步裁決程序。 歐共體條約第177條規定 ：「歐洲法院有權就以下事項作出初步裁決： （1）本條約的解釋； （2）共同體機構與歐洲中央銀行法令的有效與解釋； （3）根據理事會法令所設機構的章程的解釋，如那些章程有此規定。 成員國的任何法院或法庭在受理此類事項時，如認為對該事項的裁決是其作出裁決所必須的，則該法院可請求歐洲法院對此事項作出初步裁決。 參考文獻： 法大歐盟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