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例怎麼取消

⑴ 《電信法》出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是否取消了

取消就不一定，要看電信法上有沒有明確規定的條文說條例的停止。
不過，後法優於前法，電信法就優於條例

⑵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的項目取消

2016年2月3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第二批取消152項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審批事項的決定》（國發〔2016〕9號）取消了外國人進入國家級海洋自然保護區的行政審批事項。

⑶ 怎樣取消婚姻法中的某些規定

「怎樣取消婚姻法中的某些規定」？任何法律條款的增刪，都得經過全國人大的修訂，並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想取消就能取消的。
其實，你也無需再去糾結「怎樣取消婚姻法中的某些規定」，因為自2021年1月1日起，現行《婚姻法》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民法典》的正式實施。
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有所幫助。

⑷ 如何看待人大取消這一條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11月7日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認定依法宣誓是相關公職人員就職的必經程序，未經合法宣誓或拒絕宣誓者不得就任相應公職；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宣誓，必須准確、完整、莊重地宣讀法定誓言；拒絕宣誓者喪失就職資格，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屬於拒絕宣誓。香港社會多數人對是次「釋法」表示歡迎。但亦有多位政治人物表達不滿，法律界更發起「黑衣遊行」以示抗議。在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前，曾有過4次釋法。除第四次（應終審法院之請）之外，歷次釋法都曾引起香港社會不同程度的反應，被認為是破壞香港法治之舉。「雙軌制」解釋模式釋法引發的種種爭議源於《基本法》的混合特徵：《基本法》第158條設定了一種「雙軌制」解釋模式，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都享有《基本法》解釋權，但二者的解釋權有明顯的區別：1）前者是固有的，而後者是派生的：根據第158條第1款和第2款的規定，本法之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而特區法院的解釋權系經授權得來；2）前者是無條件的，而後者是有條件的：人大常委會可在其認為有需要時解釋《基本法》，而特區法院只能在審理案件時解釋《基本法》；3）前者是全面的，後者是受限的：原則上，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都可解釋《基本法》所有條款，但當解釋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系時，在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特區法院應提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4）前者的解釋具有優位性，後者的解釋具有從屬性：如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特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須以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准。就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而言，其啟動程序可分為主動和被動。主動釋法即人大常委會在其認為有需要時對《基本法》的相關條款作出解釋，如第二次和第五次釋法。不少論者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認為，人大常委會僅可應特區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這種理解其實是有偏差的。因為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固有的、全面的和無條件的，這種解釋權並不依賴於終審法院的提請而存在（這也為終審法院所確認）。第158條第3款與其說是對人大常委會的限制，毋寧說是對特區法院的限制。被動釋法即人大常委會應或特區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如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釋法。應終審法院之請解釋《基本法》引發的爭議最少，因為這一點明確載於《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但是人大常委會能否應之請解釋《基本法》，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然而，有權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要求，是符合《立法法》規定的。甚至從理論上講，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也有權向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迄今為止，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及應或特區終審法院之請釋法已經成為一種「憲法慣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屬於立法解釋，其效力等同於《基本法》條文本身。由於解釋並非新的立法，只是對立法原意的一種闡明，從學理上講，這種解釋的效力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即存在。換言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是有「溯及力」的。然而，這種安排勢必對《基本法》的穩定性造成影響。為減少這種負面影響，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時以發現立法原意為目的，務求解釋符合相關條款的立法原意。此外，為避免對過往已終結案件的影響，《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規定，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即不推翻法院已經作出的判決。這種規定可視為一種豁免，但是這種豁免並不影響解釋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發生效力。同時，為確保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顧及民意和符合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基本法》第158條第4款要求人大常委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釋法是新憲政秩序一部分《基本法》第158條設定了一種「雙軌制」解釋模式，這種制度設計的理性在於維護國家主權及體現香港特區高度自治。從國家主權的角度來看，人大常委會應有權解釋《基本法》，因為：其一，《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其不僅對香港特區有拘束力，而且對中央及其他地方有拘束力，如將解釋權全權授予地方法院，則《基本法》可能「下沉」為地方性法律，這樣既不符合制定《基本法》的原意，也無法體現國家主權；其二，《基本法》由全國人大制定，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符合中國「議會至上」的體制、《憲法》的規定以及立法機關解釋法律的慣例。從特區高度自治的角度來看，特區法院也應有權解釋《基本法》，因為：其一，法院解釋法律符合普通法系的傳統，《基本法》允許保留香港原有的法律和體制，授權特區法院解釋《基本法》是對香港原有法治傳統的尊重，也是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重要保障；其二，《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具有保障人權和規范權力運作等重要功能，如排除特區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和適用，則這一重要憲制文件將淪為一種「宣示性」文件。總體而言，《基本法》第158條兼顧了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制度特質，主觀意圖是實現堅持國家主權和維護高度自治的統一，是兩種法律制度的混合體（hybrid）。殊不知，兩種制度本身相互兼容性並不足，結合（merger）到一起的那一刻就蘊藏著內在沖突，且設計並不十分周全。而內在沖突與設計不足正是《基本法》解釋制度看上去較難理解的根源：1）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屬於立法解釋，而特區法院的解釋屬於解釋，前者按照中國法的規則來解釋《基本法》，後者依照普通法的規則來解釋《基本法》，這兩種解釋規則本身就是有沖突的；2）《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只規定了終審法院在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之前，應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但是對於其他法院在處理基本法案件時，是否應將案件交由終審法院再提請釋法，並無明文規定，這似乎留下了一個有待填補的「漏洞」；3）《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並沒有預設終審法院不提交解釋的情形及人大常委會可以採取的補救性措施；4）從第158條的規定來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固有、全面、無條件且不受限的，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優於且高於特區法院的解釋，但是對於這一種重要權力的行使卻沒有公開、明確且細化的程序規則。本次釋法無沖擊法治不少人士從主體、時機、程序和必要性等方面提出質疑，認為第五次人大釋法的種種瑕疵，構成對香港法治的重大沖擊。但這些質疑是否言之成理，依舊應當從《基本法》第158條的立法邏輯和本次人大釋法的實際出發。首先，就釋法的主體而言，有論者認為，人大常委會無權解釋《基本法》，至少是無權解釋《基本法》中有關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這種觀點有待商榷，因為：一方面，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確牽涉到中央與特區的關系（至少是可爭議的），對此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另一方面，即使對於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人大常委會也有權解釋，因為第158條第2款「授權特區法院解釋關於特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並不是一種「獨占式」授權，即授權本身並不排除人大常委會仍然對這些條款享有解釋權。認為人大常委會應當不使用或盡量少使用對這些條款的解釋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人大常委會直接放棄解釋權，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其次，就釋法的時機而言，有論者認為，人大常委會雖有權解釋《基本法》，但鑒於案件已經進入訴訟程序，故人大常委會不應在此「敏感時刻」釋法。筆者認為，除非人大常委會根本不就相關條款作出解釋，否則在案件判決之前解釋相關條款應當被視為「適宜時機」。因為是次「宣誓風波」將特區捲入其中，在案件判決之前特區即表明，如敗訴則可能考慮提請中央釋法。但特區能否勝訴仍是未知之數，如待法院宣布敗訴之後再行釋法，則更加坐實了對特區「輸打贏要」的指控。再次，就釋法的程序而言，有論者認為，第五次人大釋法由委員長會議提出，但是《立法法》第43條所規定，可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的中並無委員長會議，因而是次違背了正當程序原則。這種觀點的謬誤之處在於忽視了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的情形。如前所述，人大常委會享有對《基本法》固有、全面和無條件的解釋權，這種解釋權並不依賴於特區法院或其他機關的提請而存在，人大常委會可在其認為有必要時對《基本法》的相關條款作出解釋。《立法法》第43條規定等「可以」向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解釋要求，但這一條本身並不妨礙或否認人大常委會有權主動解釋法律。事實上，委員長會議並非人大常委會的外部，而是人大常委會的一部分，因而是次解釋可視為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再者，就釋法的必要性而言，有論者認為，根據高等法院於11月15日作出的判決，「無論是否有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法庭得出的結論都一樣」，證明是次人大釋法是毫無必要的。這種論斷言之過早。因為在法院作出判決之前，即有消息表明，任何一方敗訴都將提起上訴，事實也證明如此。且不說人大釋法之時原訟法庭尚未有判決，即便當時已經判決勝訴，也不能排除上訴法庭推翻這種判決的可能。因原訟法庭判決勝訴而認為人大釋法毫無必要，只是一種事後的僥幸心理。在特區法院終審判決之前解釋《基本法》，是一種審慎和負責任的表現，因為將來的判決可能推翻原訟法庭或上訴法庭的判決，卻不能推翻此次人大釋法。梁游案中，上訴法庭於11月30日亦承認，人大釋法對香港法院具有約束力，且《基本法》未賦予本港法院審查人大釋法是否涉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最後，就釋法的內容而言，有論者認為，《基本法》第104條僅規定相關公職人員應當依法宣誓，而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卻添加了「真誠、莊重」、「監誓人」、「不得重新安排宣誓」等內容，這遠遠超出了「立法原意」的范疇，因而是次「人大釋法」不是解釋，而是修訂，但《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大，故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屬於越權。僅從字面上看，這種質疑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前述的新增內容固然超出了法條規定文本，類似於一種「補充規定」或者「細化規定」，但是這種規定本身沒有抵觸或者改變第104條的規定（譬如改變宣誓主體或者效忠對象），因而從嚴格意義上並不能算修改《基本法》。而應該討論的是，在解釋法律時，是否容許對相關條款作出補充。然而，根據中國法律解釋規則，這種補充規定是被容許的，故是次解釋並不涉嫌越權。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對於宣誓及拒絕宣誓的法律後果，本地《宣誓及聲明條例》已有明確的規定，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卻詳細規定了「拒絕宣誓」的情形，有「為港立法」之嫌，「不得重新安排宣誓」更是本港立法所沒有的內容，因而釋法等於改寫《宣誓條例》。就「為港立法」而言，法律解釋本身就有明確條文含義和填補法律漏洞的作用，如若《基本法》或本地立法沒有詳細規定何為「拒絕宣誓」，則法律解釋可以被用於闡明立法原意及填補法律漏洞。就「改寫《宣誓條例》」而言，一方面，《宣誓條例》本身並未規定「准予重新宣誓」的情形，人大常委會的解釋規定「不得安排重新宣誓」，並未與之相抵觸。另一方面，如果有論者認為二者確有抵觸，應該仔細閱讀《基本法》第11條第2款的內容：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效力等同於《基本法》條文，對特區立法、行政和機關均有約束力（這一點同樣為梁游案上訴法庭所承認），如果本地立法或實踐與之相沖突，則應該修改本地立法和實踐，而非要求《基本法》或立法解釋遷就本地立法。綜上所述，第五次人大釋法在主體、程序和內容等重要方面並不存在僭越或違規，因而沒有沖擊或損害到香港法治。事實上，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人大釋法是香港法治與憲制的一部分，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權是有明確法律依據的，這種權力應當得到香港社會的承認和充分尊重。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則每次釋法都會對香港法治造成「沖擊」和「破壞」。若說釋法「沖擊」了香港法治，不如說它客觀上可能會激發一些港人抗拒中央介入香港事務的情緒。毋庸諱言，是次釋法仍然有美中不足之處，目前對於釋法的討論應當聚焦於如何完善解釋的程序和方法。一味否認釋法的權力或必要性，而非理性討論，對解決問題和鞏固香港法治於事無補。朱國斌，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基本法實施研究計劃」項目負責人章小杉，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研究助理（資料來源：蘇州新聞網）

⑸ 紀律條令為什麼刪除取消軍官身份

《人民警察法》中規定了「不得刑訊逼供或者體罰、虐待人犯」，《刑法》也有類似條文，對於執法者侵犯拘、囚對象權利的行為，這兩部法律均予以了明令禁止。即使按照這兩部法律的規定，警察若對拘留對象有虐待行為，仍然會以罪論處，但《拘留所條例》這一法規由於社會關注程度的原因，其具體規定如何，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對這部法規的信任度。

也就是說就算拘留所條例刪除了追則條例,還是有《人民警察法》,《刑法》保障我們的權益!

⑹ 提示我steam違反條例 暫時取消交易功能 什麼意思

剛剛在steam上對於steam guard作出了一項重要更新，這個改變是為了防止你帳號上的物品被盜。更新後，如果你在一台新的設備上登錄你的steam帳號，而這台設備之前是沒有為你的帳號綁定了steam guard的話，登錄後你的交易將被停權15天。
為了防止你的交易被停權，請不要刪除你瀏覽器上關於steam的cookie，或者關閉steam guard，又或者重裝steam客戶端，如果你目前使用的設備已經有你的登錄記錄並且steam guard已打開超過15天的話將不受影響。

⑺ 民法典規定如何取消法定繼承人繼承權

依據現行法律規定，公民不僅可以通過設定遺囑的方式改變繼承人的范圍、順序和繼承份額，而且還可以取消法定繼承人的繼承權，把財產遺贈給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遺囑自由的同時，對遺囑自由又作了一些限制性的規定，比如：遺囑應當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遺產份額。
由此可見，公民立遺囑時不能剝奪法定繼承人中無獨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的繼承權，否則，該遺囑無效。
被遺囑剝奪繼承權的無獨立生活能力和缺乏勞動能力的未成年法定繼承人可以依法律規定繼承其應繼承的份額，必要時，還可以適當多分一部分遺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條規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規定立遺囑處分個人財產，並可以指定遺囑執行人。
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指定由法定繼承人的一人或者數人繼承。
公民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給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條規定，公證遺囑由遺囑人經公證機關辦理。
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註明年、月、日。
代書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由其中一人代書，註明年、月、日，並由代書人、其他見證人和遺囑人簽名。
以錄音形式立的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 遺囑人在危急情況下，可以立口頭遺囑。口頭遺囑應當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
危急情況解除後，遺囑人能夠用書面或者錄音形式立遺囑的，所立的口頭遺囑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