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治反革命條例

① 原文廢止按新規定執行怎麼說

一般在抄新規定後面註明：本規定自襲*年*月*日起執行或「頒布之日」起執行；原**規定即行廢止。

在這里要區分文件廢止與文件停止執行的區別，主要是文件停止執行是指由於發生了特殊情況，暫時停止文件的執行，待特殊情況解除後可能繼續執行文件。文件廢止是廢除文件的效力，也就是把文件作廢。

文件停止執行是指由於發生了特殊情況，暫時停止文件的執行，待特殊情況解除後可能繼續執行文件。文件或報告發送的時候,可能發多份,這些收到文件的單位或個人,有的是直接有關,要他們辦理,要他們審批,發給這些單位或個人,叫主送。

(1)懲治反革命條例擴展閱讀：

原文廢止按新規定執行的法律例子：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第五十七條

本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2年2月13日國務院發布的《村鎮建房用地管理條例》和1982年5月14日國務院公布的《國家建設徵用土地條例》同時廢止。

有的新法未明文規定廢止舊法，但依「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新法或者完全代替舊法，或者僅廢止舊法與其相抵觸的部分。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施行以後，1951年2月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因與刑法抵觸，則自動廢止。

② 反革命罪的來源

反革命一詞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後出現的。但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刑法中，一般不用反革命罪這個罪名，而用內亂罪、外患罪等罪名。在中國現代史上，最早規定懲治反革命罪的法律，是1927年3月武漢國民政府公布的《反革命罪條例》，它規定：「凡意圖顛覆國民政府，或推翻國民革命之權力，而為各種敵對行為者，以及利用外力，或勾結軍隊，或使用金錢，而破壞國民革命之政策者，均為反革命行為。」這個法律在打擊當時猖狂的反革命破壞活動、保衛革命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的人民政權，歷來十分重視同反革命罪作斗爭，1934年就公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又在總結鎮壓反革命運動經驗的基礎上，於1951年2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為目的之各種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條例治罪。」1979年7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把反革命罪規定在分則第 1章，並在第90條為反革命罪規定了如下的定義：「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的、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都是反革命罪。」這一規定指明了中國刑法上反革命罪的實質，劃清了反革命罪與非反革命罪的原則界限。
中國刑法上的反革命罪侵犯的客體，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反革命罪的客體的重要性，決定了反革命罪是社會危害性最大的一類犯罪。反革命罪的客觀方面，表現在實施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為，也就是中國《刑法》 第91～102條所規定的各種危害國家的行為。
反革命罪的主體，是達到法定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任何公民（包括外國人）。但有些反革命罪（如背叛祖國罪、投敵叛變罪等）的主體只能是中國公民。反革命罪的主觀方面，是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不具有這種目的的危害社會行為，不能構成反革命罪。有無這一目的，是區分反革命罪與其他刑事犯罪的關鍵。

③ 談談解放初期的「鎮反」運動

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簡稱《雙十指示》）後，北京市在解放初期肅清反革命勢力基礎上，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這次鎮反，從1950年11月開始，至1951年8月基本結束，1951年先後掀起了三次鎮反高潮。這次鎮反的主要過程和做法是：
（一）首先制訂計劃，明確主要打擊對象
中共北京市委根據中央指示，認真總結了北京解放後肅清反革命勢力的情況，分析了當時的敵情，制訂了鎮反計劃。計劃明確指出，北京市解放初期的肅清反革命勢力搞得比較徹底，成績很大，但是同全國一樣，也存在著過分寬大和鎮壓不足的問題，因此決定全市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實行全黨的動員、群眾動員，在全市范圍內開展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運動。打擊的主要對象是：特務、土匪、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及反動會道門頭子5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
（二）全市統一行動，堅決處決一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拉開鎮反序幕
市委按照鎮反計劃，1951年2月17日，全市公安機關統一行動，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18日，北京市軍管會軍法處判處國民黨特務和慣匪楊守德等58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的死刑，拉開了北京市鎮反的序幕。各界人民群眾熱烈擁護，拍手稱快。在北郊土城刑場行刑時，前往觀刑的達4萬餘人，有的自動到公安機關檢舉、控訴反革命分子；有的坦白交待了包庇和窩藏反革命分子的犯罪行為。一個軍統特務家屬，主動交出5支手槍，1000多粒子彈。但是，這次槍決反革命分子，由於事先宣傳不夠，有些群眾對鎮反的意義認識不深。
（三）召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鎮反問題，動員各界群眾投入鎮反運動
3月7日，全市統一行動，又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為此《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逮捕反革命分子歸案法辦》。3月15日，召開市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除協商委員外，還有市政府委員及政府各局處負責幹部、各區協商委員會主席、各民主黨派、宗教界、少數民族、工商業界和大工廠、大學的代表共計180人。這種會議形式，便於集中討論，使各界人民代表了解真實情況，激起他們對反革命的仇恨。會上討論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懲治反革命條例》，公安部部長兼市公安局局長羅瑞卿作了揭露反革命罪惡的報告，並將反革命罪犯的罪證（實物及典型案卷）陳列展覽，大大激發了各界代表對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因此，他們在討論時發言踴躍，從下午2時到晚上9時（中間休息1小時）情緒始終非常熱烈。這樣的帶有動員性質的代表會議，解決了殺不下去的困難。報告中列舉了反革命罪犯的罪行，實際上是一篇對反革命分子的控訴狀。將反革命罪犯的罪證陳列展覽後，與會的民主人士看了無不大吃一驚，極為震動。燕京大學一位著名教授說：「簡直沒有想到世界上竟有這些敗類！」與會者一致主張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
（四）群眾控訴，掀起鎮反高潮
3月24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召開市、區人民代表擴大聯席會議，討論懲治反革命分子問題。市委書記彭真在會上講話，羅瑞卿作「徹底肅清反革命破壞活動」的報告。一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罪犯被押到會場，受害群眾當場控訴，掩面而哭，有的泣不成聲，當場暈倒。市人民廣播電台轉播了大會實況。這是全市人民聲討反革命的誓師大會。這個活生生的血淚場面，深深地教育和感動了群眾，引起他們對受害人的無限同情，認識到反革命的確可恨，的確該殺。平素不主張殺生的僧人也說：「殺一個反革命，救活了很多人，這就是功德」。25日，市公安局根據軍管會軍法處的判決，分別在天橋、右安門、東郊刑場處決反革命分子199名。聲勢很大，上萬名市民到刑場觀看，無不拍手稱快。《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處決反革命的首惡分子》，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第一個高潮。在此期間，一些重大反革命被緝拿歸案。如參與殺害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領導人宣俠父的軍統特務、北平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代理處長佟榮功被逮捕。毛澤東主席對北京市的這種作法表示滿意，在市委《關於市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鎮壓反革命問題向中央、華北局的報告》上批示：「北京的辦法很好」。
（五）體現政策，有鎮壓有寬大
第三次大張旗鼓地處決反革命罪犯是5月下旬。這次是先自下而上地分頭發動十幾萬群眾對百餘名反革命分子進行控訴，造成了群眾性的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熱潮。同時動員各民主黨派、工商界、大學教授、宗教界等參加，然後再提到市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商討並分組審查。這次共分8個小組，分別審查519份案卷。5月20日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擴大聯席會議，將審查結果向大會作報告，並對反革命罪犯進行控訴。為全面體現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這次提出除處決221名反革命罪犯外，同時有判處死刑、緩刑2年的反革命罪犯47名，判處有期、無期徒刑的罪犯218名，宣布取保釋放者19名，共計505名。5月22日，市軍管會軍法處對221名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分別在城郊10個刑場執行，出現了鎮反的第二次高潮。在221名死刑犯中，有罪大惡極的特務44名、惡霸72名、慣匪36名、反動會道門頭子28名、拘押已久的漢奸11名。
（六）鎮壓一批，再掀鎮壓高潮
1951年8月22日，市軍管會軍法處召開宣判大會，對237名血債累累的反革命罪犯判處死刑，分別在郊區7個刑場執行。這是繼前三批大張旗鼓地處決反革命的第四批，先後七個月掀起又一次鎮反高潮。加上解往外地處決的反革命共處決873名。在此期間，還逮捕關押了一批，管制了一批。經過鎮反，斗爭形勢起了變化，治安秩序顯著好轉。首先是各階層人民拍手稱快，稱贊政府「說辦就辦」「法律嚴明」「為民做主」「是包公再世」「只有共產黨、毛主席才能給人民辦這樣痛快的事」。當刑車路過或罪犯被槍斃時，群眾鼓掌、歡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處決之後，受過反革命殘害的苦主，有為慶祝報仇雪恨包餃子吃的，有在門上貼「慶祝共產黨解放了我」的標語，有親友登門道賀，道喜的，有的苦主請幹部到他家去，說：「你們太辛苦了，到我家坐坐吧，喝碗涼水也好。」其次是，反革命氣焰大大下降，不敢再象過去那樣放肆地活動了。有些反革命分子指著懲治反革命條例說：「條條都有殺，不定哪會兒腦袋就搬家」。有些反革命分子紛紛交出槍支子彈，交出組織，在此期間共收繳槍支175支，其中有自動交出的，有偷偷扔掉的。僅在馬路上、陰溝里、垃圾堆、井裡、河裡就撿拾手槍63支。被管制分子不老實的老實了。有的向派出所保證「一定和反革命一刀兩斷」，「叫做什麼就做什麼」，「若再有活動就殺我的頭」。總之，反革命分子在轟轟烈烈的群眾性鎮反高潮中感到無處可藏，說：「鑽耗子洞里，也覺得有人在注意」。通過鎮反社會治安情況明顯好轉。盜匪接近消滅。1951年1月至7月共發生搶劫案件16起，後三個月只發生2起，就連過去搶匪活動猖獗的南郊，也只發生了2起。群眾反映說：「現在可以夜不閉戶了。」謠言得到制止，一向謠言最多的西郊，當年只發生幾次。
北京的鎮反運動始終是在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關懷下，在華北局和公安部的領導下進行的。市委對鎮反的每一個重要步驟，都及時向黨中央和華北局請示報告。毛澤東主席、黨中央和公安部對北京市的鎮反運動給予很高的評價，曾多次轉發北京市委的工作報告、計劃和經驗，指示各地「研究仿辦」「請你們均照這樣做」「請各地一致仿效」。這就保證了北京市的鎮反運動，基本上是成功的，對當時發現的缺點、錯誤、偏差也及時做了檢查糾正，保證了運動的健康發展。

④ 蘇維埃頒布反革命案件是哪年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政權制定的懲治反革命分子的法規。1934年4月8日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共41條。

它規定，凡圖謀推翻或者破壞蘇維埃政權及工農民主革命戰果，意圖保持或恢復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者，不論用何種方法，都以反革命罪論處。

(4)懲治反革命條例擴展閱讀

國家政治保衛局內設偵察部、執行部、總務處和政治保衛大隊。偵察部部長胡底，執行部部長李克農，總務處處長歐陽毅，政治保衛大隊大隊長吳烈。

國家政治保衛局在省、縣兩級以及紅軍中的中央軍委（或其他蘇區軍委會）、軍團、軍（或師）均設分局（後紅軍中師一級設特派員）。必要時，國家政治保衛局可向某些機關或組織派遣特派員。

⑤ 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簡介

鎮壓反革命運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並稱的三大運動之一，簡稱鎮反運動。鎮反運動如狂風暴雨般地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不可避免地給了國民黨的潛伏勢力和派遣特務以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中共的鎮反運動對於粉碎國民黨東山再起的夢想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更何況，鎮反運動極大地實現了毛澤東發動群眾的目標。通過廣泛的宣傳和各種形式的會議動員、血淚控訴，鎮反之後明顯地形成了群眾向共產黨一邊倒的情況。共產黨和新政府的權威已經相當牢固地樹立起來了。
從1950年冬開始，在全中國范圍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運動打擊的重點是土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為了加強對運動的領導，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處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則和方法，為鎮壓反革命運動提供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標准。在運動中採取群眾路線的方法，堅持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原則。貫徹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和「既不放過一個反革命分子，也不冤枉一個好人」的精神，力求做到「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 毛澤東主席指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
在中共中央正確方針政策的指導下，鎮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廣泛深入地開展起來，通過群眾檢舉揭發，人民政府依法懲處了一批公開的反革命分子、惡霸、土匪、反動會道門頭子。1952年底鎮反運動基本結束。

⑥ 法律的條、款、項是怎樣區分和理解的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引用法律、法令等所列條、款、項,目順序的通知

1956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各專門人民法院：
目前有些人民法院引用法律、法令等條文時，對於條、款、項、目的順序尚不明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56年刑提字第2號判決書中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七條第一款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的寫法，就不夠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的第七條和第十四條中並沒有並列幾款，所以不需要寫「第一款」，應寫為「第七條第二項」和「第十四條第一項」。現在對引用條文的寫法，提出下列意見，希注意：
一、引用法律、法令等的條文時，應按條、款、項、目順序來寫，即條下為款，款下為項，項下為目。
二、如果某一條下面沒有分款而直接分列幾項的，就不要加「第一款」，例如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只有（一）（二）（三）三項，就不要寫「第十條第一款第×項」。
三、過去頒布的規范性的文件中，如對條、款、項、目的使用另有順序，或另用其他字樣標明條款時，可仍照該文件的用法引用。

⑦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是在哪年頒布的

你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於1951年2月9日政務院第七十一次政務會議通過，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批准。

⑧ 如何引用法律規定中的條、款、項、目

1.條是法律規定中具體條文的基本劃分，是構成具體法律規定的基本單位。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就是由六十條組成的。

2.款是條的組成部分。在一般情況下，每一款都是一個獨立的內容或是對其前一款內容的補充表述。款的表現形式為條中的自然段。每個自然段為一款。該自然段前不冠以數字以排列其順序。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有兩款，分別是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有關的支出，是指與取得收入直接相關的支出和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產經營活動常規，應當計入當期損益或者有關資產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款前均無數字。有數字排列的不稱為款。

3.項是以列舉的形式對前段文字的說明。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納稅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稅務機關有權核定其應納稅額：（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可以不設置帳簿的；（二）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應當設置帳簿但未設置的；（三）（四）（五）（六），該六項是對前段文字中下列情形的說明。項前冠以數字以對列舉的內容進行排列。

根據立法技術的不同需要，項可以依附於條，也可以依附於款。即條中可以有項，款中也可以有項。

4.目隸屬於項，是法律規范中最小的單位。目的特性與作用與項相似，不同的是項對條或款的列舉式說明，而目是對項的列舉式說明。

如《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具體行政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決撤銷或者部分撤銷，並可以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1、主要證據不足的；2、適用法律、法規錯誤的；3、違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職權的；5、濫用職權的。這五種情形，就是該項的五個目。

拓展資料

法律條文中的條款項目的區分，是由編、章、節、條、款、項、目構成的法律條款項目區分。弄懂法律規范中條、款、項、目的含義，在執法活動中正確使用法律規范的條、款、項、目，對於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質量是大有益處的。

網路法律條文中的條款項目的區分

⑨ 新中國第一部刑法是1980年版的，那之前的刑事犯罪以什麼為根據進行判刑

第一，這一時期中國沒有刑法典，只有寥寥可數的單行刑法。這幾部單行刑法是為了配合內社會改革運動而頒布的容。如195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她是為了配合鎮壓當時反革命運動而頒布的；195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它是為了配合「三反」、「五反」運動的；1952年的《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它是為了配合當時國民經濟的恢復而頒布的。
第二，判刑事案件時，定罪、量刑主要不依據法律而是依靠政策，因為法律在當時不健全。
第三，對刑法典開始孕育、起草。主要過程是：1950、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員會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大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試圖為刑法典的起草奠基。但這兩個文件在嚴格意義上不是立法，因為它們未進入立法議程，也沒有比較公開和廣泛地徵集意見。真正把刑法典提上議事日程的是從1954年《憲法》頒布後開始的。1954年10月到1963年10月，中間由於開展政治運動只有斷斷續續的立法工作。到粉碎「四人幫」第三部憲法頒布後，從1978年開始搭班子搞刑法典，到1979年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