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論證法律責任成立

① 經濟法律責任的構成 論述題

經濟的本質：法律體系（勞動、生產、賣發糕、買發糕、睡覺。）。就這回些內容，勞動報酬答出了問題怎麼辦？生產事故出了問題怎麼辦？市場不規范怎麼辦？發糕不好吃客戶不滿意怎麼辦？勞動者要休息，要保證勞動者的身心健康。

② 論述法律責任的構成.... 法理學的角度/兩三百字

法律責任是指因違反了法定義務或契約義務，或不當行使法律權利、權力所產生回的，由行為人承擔的不利後果。答就其性質而言，法律關系可以分為法律上的功利關系和法律上的道義關系，與此相適應，法律責任方式也可以分為補償性方式和制裁性方式。
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是指構成法律責任必須具備的各種條件或必須符合的標准，它是國家機關要求行為人承擔法律責任時進行分析、判斷的標准。根據違法行為的一般特點，我們把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概括為:主體、過錯、違法行為、損害事實和因果關系五個方面。
1.主體。法律責任主體，是指違法主體或者承擔法律責任的主體。責任主體不完全等同於違法主體。
2.過錯。過錯即承擔法律責任的主觀故意或者過失。
3.違法行為。違法行為是指違反法律所規定的義務、超越權利的界限行使權利以及侵權行為的總稱，一般認為違法行為包括犯罪行為和一般違法行為。
4.損害事實。損害事實即受到的損失和傷害的事實，包括對人身、對財產、對精神（或者三方面兼有的）的損失和傷害。
5.因果關系。因果關系即行為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系，它是存在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的各種因果關系的特殊形式。

③ 論述題：論述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

法律責任是由一定條件引起的，其條件就是所謂的要件。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就是指構成法律責任所必備的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的總和。根據違法行為的一般特點可以把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概括為主體、行為、心理狀態、損害事實和因果關系五個方面。
（一）主體 法律責任需要一定的主體來承擔。法律責任構成要件中的主體是指具有法定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會組織。並不是實施了違法行為就要承擔法律責任，就自然人來說，只有到了法定年齡，具有理解、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人，才能成為責任承擔的主體。沒有達到法定年齡或不能理解、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精神病患者，即使其行為造成了對社會的危害，也不能承擔法律責任。對他們行為造成的損害，由其監護人承擔相應的責任。同樣，依法成立的法人和社會組織，其承擔法律責任的能力，自成立時開始。
（二）行為 有行為才有責任，純粹的思想不會導致法律責任。引起法律責任的行為是違法行為，或者侵害了法定權利，或者不履行法定義務。因此，這里所說的違法行為是廣義的，包括直接侵害行為和間接侵害行為。直接侵害行為是指直接侵害法定權利或不履行法定義務，直接給社會造成一定危害的行為；間接侵害行為是指雖未侵害受害人的法定權利或未直接對受害人不履行法定義務，但由於行為人未能對直接侵害法定權利者或不履行法定義務者盡到義務，從而導致或促使直接侵害發生的行為。 違法行為與法律責任的關系存在著兩種情況，一是違法行為是法律責任產生的前提，沒有違法行為就沒有法律責任，這是兩者關系的一般情形或多數情形；二是法律責任的承擔不以違法的構成為條件，而是以法律規定為條件。這是兩者關系的特殊情形。
（三）心理狀態 構成法律責任要件的心理狀態，是指行為主體的主觀故意和主觀過失，通稱主觀過錯。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確自己行為的不良後果，卻希望或放任其發生。過失是指行為人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不良後果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不會發生或自信可以避免。應當預見或能夠預見而竟沒有預見，稱為疏忽；已經預見而輕信可以避免，稱為懈怠。過錯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在民事法律中一般較少區分故意與過失，過錯的意義不像在刑事法律中那麼重要，有時民事責任不以有過錯為前提條件，比如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三款規定：「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在刑事法律關系中有過錯非常重要。
（四）損害事實 所謂損害事實，指行為人的違法行為對受害方構成客觀存在的確定的損害後果。有損害事實包括對人身的、財產的、精神的或者三者兼有的、政治影響的。損害必須具有確定性。它意味著損害事實是一個確定的事實，而不是臆想的、虛構的、尚未發生的現象。損害事實是法律責任的必要條件，任何人只有因他人的行為受到損害的情況下才能請求法律上的補救，也只有在行為致他人損害時，才有可能承擔法律責任。
（五）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是指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二者之間存有必然的聯系，即某一損害事實是由行為人與某一行為直接引起的，二者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因此，要確定法律責任，必須在認定行為人違法責任之前，首先確認行為與危害或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確認意志、思想等主觀方面因素與外部行為之間的因果聯系，還應當區分這種因果聯系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直接的還是間接的。直接因果關系中的聯系稱為直接原因，間接因果關系中的聯系稱為間接原因。作為損害直接原因的行為要承擔責任，而作為間接原因的行為只有在法律有規定的情況下才承擔法律責任

④ 什麼是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行政責任如何區分

法律責任個是個大概念，他包括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
刑事責回任，說簡單一點就是違反了刑法答的規定，行為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國家給予的否定評價），再簡單一點就是，根據刑法規定，應當給予行為人什麼樣的刑事處罰，通俗的說法就是被判多少年刑。但是刑事責任也有隻宣告成立犯罪，但不給於刑事處罰的（即不判刑的。
行政責任就是違反了行政法的規定，給予行為人什麼樣的行政處罰。比如，行為人逃稅，稅務局給予行為人罰款1000元，稅務局給予的處罰就是行為人承擔了行政責任。

⑤ 論述,設立中公司行為的法律責任應如何承擔

設立中公司如果公司成立的，由公司承擔；公司未成立的，由股東連帶承擔。

⑥ 如何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

一違法性判斷標准

關於違法性的判斷標准,有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說。二者在尋求救濟的過程中側重關注的對象有所不同,導致規范效果上存在差異。

結果不法說認為,導致權利侵害結果的侵權行為自然構成違法,以權利侵害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標准,僅在侵害行為存在阻卻事由時,才不適用該項標准。（4）此說認為損害結果與違法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結果可以視為行為的一部分。然而,結果不法說在面對日益增多的純粹間接侵害時,由於結果已不在行為過程的直接范圍內,除非法律明文規定行為人對間接侵害行為應負責,否則難以合理解釋間接侵害行為具有違法性;而且即使判斷違法性的重點落在絕對法益遭受損害的消極結果(第一次現實損害結果)上,但最後還是歸咎為導致該結果的行為,認定其具有違法性, （5）這樣就將導致違法性判斷過度泛濫。

行為不法說認為,一個行為不能僅因其有引發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即推定為具有「違法性」,除了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外,還應顧及致損行為本身。（6）換言之,判斷有無違法性,除了結果的衡量外,還須更深入積極地探究該行為有無違反社會生活上的一般注意義務。依據行為不法論,故意侵權行為可直接認定其違法性,而過失侵權則還應以行為義務違反作為違法性的判斷條件。即如果行為並不違反一般注意義務,盡管該行為與侵害絕對法益的消極結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但因該行為具有「社會正當性」,因此應肯定行為的合法性。行為不法論一方面可避免違法性認定泛濫,導致社會活動自由受到過度妨礙;另一方面,則藉由是否違反一般注意義務,賦予法官依社會發展和具體情況作出從事社會活動者應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的類型和標准,賦予特定的社會類群較高的注意標准,一旦行為人被認定屬於應負一般注意義務的特殊群體,除非行為人能反證其並未違反該注意義務,否則就毋庸判斷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而直接進入有責性階段的檢驗。此種做法較傳統做法更具有彈性,並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產生的侵權行為。

不過,這種行為不法論在邏輯上卻存在缺陷:探討行為有無違法性時,區分故意和過失侵權類型,認為故意侵害他人絕對法益的行為即具有違法性,將故意這個歸責要素提到違法性要素之前加以判斷,明顯地已動搖了前述成立損害賠償責任的邏輯結構。由於存在以上弊端,學者提出了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即在認定一個行為是否違法時,不是先進行故意與過失的檢測,而是在探究法規目的的基礎上,將僅落在法規所欲規范目的范圍內的行為義務違反認定為違法,從而克服了將有責性判斷前置的弊端。（7）在「法規目的說」的幫助下,違法 性出現了「相對化」,即只有在某一法律規則保護目的范圍內,該規則才能成為行為義務的基礎,違反該行為義務,才具有違法性。而行為義務的基礎是為了達成某種理想的法律秩序而作出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行為人必須作為或不作為的規定。以「行為義務」為基礎制定的法律規范,其判斷違法性的出發點不僅是行為人,還包括法律秩序。違法性的「相對化」揭示出違法性本質上是對法律規范所定行為義務的反動,是法律規范對於行為的消極評價。以相對化的行為不法為內容的違法性在西班牙等國的民法典中被認為是「絕對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內容。這一思想,在義大利民法、荷蘭民法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8）

結果不法說與行為不法說的爭論關繫到侵權法的體系與思考方法。（9）傳統的違法性將目光集中在絕對法益的保護,但它既起不到權利控制和篩選的作用,也不能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使得新興權益因沒有法律根據而得不到合理的救濟。因此,不妨以權益侵害為主體、輔之以行為義務的違法,構架合理的法益保護機制。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通過行為義務與法規目的兩翼,以行為人是否違反行為義務作為違法性有無的主體標准,有效克服了傳統違法性之弊端。

在界定違法性判斷標准之後,可輕松反駁否定論者的第一和第二點理由。關於違法性標准過於模糊的觀點,通過上述的論述,筆者深信學界將有必要重新檢視。當然,社會科學不可能達到如自然科學般精確;況且民商法上模糊的原則、規則也不在少數,如何單獨苛求違法性,值得反思。至於學者提出的第二點否定理由,即對於因合法行為或者不為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給他人造成的損害,加害人不承擔責任的問題,可理解為因其沒有違反行為義務,故不承擔賠償責任。

二「違法性」與「過錯」之關系

違法性概念源於羅馬法,經過德國普通法時期的發展,現已成為侵權行為歸責要件的組成部分。在阿奎利亞法中,它意味著故意或過失的「有責的行為」,包含了現代意義下的違法性以及有責性,並將二者混同於「iniuria」的概念中。在羅馬法上要將過錯與不法區分開來,是十分困難而又沒有實際意義的事情。在耶林1867年發表《羅馬私法中的責任要素》一文之前,違法論融合了客觀不法(即權利侵害的外觀)及主觀不法(即對行為人的非難,可稱之為「完全的違法性」) ,和今天通說所采「客觀的違法性」,即將違法性與有責性看成相對立的態度截然不同。耶林認為,在權利侵害這種客觀不法(Objective Unrecht)之上,還需要加上主觀責任要素才能產生主觀不法( Subjective Unrecht) ,即將過錯概念從「完全的違法性」中抽出,使它獨立成為法律效果要件。從此,「權利侵害=客觀違法性」的公式,與作為法律效果且強調個人意思責任的「有責任」(過錯)開始區分,並成為民法學界的通說。

過錯觀念也源於羅馬法,它是以「善良家父」的注意義務為標準的。其注意指行為的「外的注意」,並沒有將關繫到責任能力有無的個人「內的注意」因素考慮在內,可見當時仍未發展出主觀過失的概念。耶林以後的過失論,在違法性與有責性各自獨立的前提下,在有責性中強調行為人的意思責任,使得過失的內容逐步走向主觀化,重視行為人「內的注意」的違反。但後來因溫特夏德(Windscheid)大力提倡以同種職業、性別、年齡、教育等「一般人」的判斷標准取代狹義的個人判斷標准,此種客觀化的過失判斷標准成為德國民法的通說。後來,烏戈爾(Unge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以行為人是否具有「善良家父」通常的注意,作為判斷有無過失的標准,確立了客觀過失論,並被當時德國民法學界奉為至理。自此,客觀化的過失概念作為有責性要素,與客觀的違法性概念彷彿又回到了羅馬法時代的起點,客觀化的過錯與結果的違法性糾纏在一起,開啟了違法性與過錯關系長期爭論的序幕。

但在現代大陸侵權法中,過錯與不法依然存在區別。德國、瑞士以及我國台灣地區侵權法中二者界分至為明顯,在法國和日本侵權法上二者也存在差異。在法國法上,賠償義務的產生取決於被告的過錯( faute) ,法國民法不但沒有使用違法性的詞語,而且認為因為使用違法性會誤導人們相信:只要不存在被視為是「絕對不正確的」權利侵犯或者法律違反就沒有過錯,從而無需就此負責。不過,即使在現代法國法也區分過錯的客觀成分與主觀成分,其中客觀成分是指對法所認可的行為標准,主觀成分是加害人的可歸責性。（10）因此,所謂法國侵權法中過錯包括不法的流行說法,實質上不過是在過錯的范疇內,通過客觀的行為標準的違反(即違法性)來判斷主觀的可歸責性。換言之,在判斷原理上,將過錯的標准與違法性的判斷,實質地加以混同,違法即為有過失。（11）之所以這樣做,固然有行為人主觀狀態難以確定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違法性與可歸責性功能不同。因為歸責不僅僅考慮被違反的法秩序的要求,同時私法還要為行為人預留一定的空間,以適應不同人群、智力水平和特殊情況的需要。此外,還應照顧主觀心態的不同在私法體繫上可歸責性的差異。讀者在這里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即既然如此,為什麼法國法一直保持在過錯的單行線上,而沒有將過錯與違法性分離呢? 這是因為法國民法長期貫徹過錯責任的一元化歸責原則,為了適應社會發展,不得不使過錯概念客觀化和擴大化, 以至於將「違法視為過失」。但隨著法國法無生物上危險責任的確立,維持這樣一個廣泛的、富有侵略性過錯概念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為了維護法律的邏輯結構, 將過錯維持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呼聲漸起,（12）以便為違法性留下作用的空間。由此可見,法國侵權法中只是將二者在過錯的范疇內分別加以界定,並非否認違法性的客觀存在。日本民法第709 條中沒有違法性的規定,但判例通過雲右門事件到大學湯事件的發展,學說也從權利侵害轉移到為違法性要件,從而肯定了其法律價值。日本有學者認為,作為從被侵害利益的側面到侵權行為責任的成立劃定界限的概念,違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有用性。（13）

就功能層面而言,雖現代侵權法中的過錯所要求的注意義務與違法性概念下的行為義務內容完全一致,但二者本身還是有區別的。具體而言,過失的成立,除了同一義務的違反外,還需要作一番考察:即與行為人處在同一具體情況下的善良管理人,或者一般人與行為人處在相同具體情況下,或者按照行為人本身通常的注意程度來判斷該義務是否客觀以及是否能期待履行;而違法性則完全採取抽象客觀的標准,完全不顧及行為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主觀狀態,而從社會發展水平、人們對法制環境需求以及法律的規范目的等角度確立違法性有無,並通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獲得其正當性,使得侵權法具有維護社會法律秩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違法性與過錯雖然存在著密切聯系,但二者卻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並擔負著不同的社會功能:前者從社會法律秩序角度設定一個行為 的容許限度,後者則依據一般人的行為狀態決定是否具備可責性。認為過錯包括不法的觀點,無異於將創建社會法律秩序的任務委身於當事人的「過錯」之中,實為過錯概念所難以承受之重。

三違法性要件與立法體例

依相對化的行為不法把握違法性判斷,並依此判斷侵權責任是否成立,對於一般條款立法例和列舉式立法例而言均具有重要意義。立法體例的選擇對於違法性要件取捨並無實質的影響。

在一般條款的立法模式下,違法性判斷依然有作用的空間。首先,一般條款的體系功能在於構築請求權基礎,而侵權行為的成立與責任的承擔,依然需要規定下位的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二者在邏輯上並不必然沖突。其次,一般條款立法體例中依然需要違法性要件對權利、法律規定義務以及其他非成文法上的利益加以衡量,以達到行為自由和法益保護的精緻平衡。具體而言,在過錯責任條件下,如果缺乏違法性要件對侵權行為的保護范圍與保護水平加以調整,只要發生損害結果,同時存在過錯與因果關系而侵權行為即告成立的話,則其范圍和打擊面難免擴大,使人動輒得咎,社會自由受到限制。在無過失責任中,其構成除了事實上的合致性外,則無主觀與客觀條件加以規制,對利益的保護未免過於籠統;妥當的做法是,只有當該利益被無人過問屬於違法時,才能適用無過失責任。第三,一般條款立法例中依然會存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足以控制局面的情況,需要通過違法性的「開放的特徵」予以周到的保護。例如,對於非成文法上的作為與不作為,僅僅通過過錯恐怕難以解決問題,還應該運用違法性判斷予以協助。從比較法上看,新近採納一般條款立法例的民法典,例如《荷蘭民法典》、《希臘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等均規定了違法性。

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違法性主要的功能在於彌補列舉的不周延。如前所述,相對化的行為不法論引發侵權法的思維方式的變革,即摒棄了對權利層面的把握,而通過對行為義務的違反,使得侵權法作為民法的生長點能夠因應社會的迅猛發展。相對化的行為違法性不僅在思維方式具有革新意義,對於傳統的列舉式立法例也具有補充完善的作用。眾所周知,列舉式的通病在於不能窮盡,而違法性要件卻有彌補列舉式不周延的機能。具體而言,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受法律保護者通常為有權利外觀的利益,但現實生活豐富多彩,具有權利外觀的法益畢竟為少數,為了保護諸多新興的法益,採用列舉式的立法體例中除了採納規則確定具體權利外,還通過相應的原則加以彌補規則權利的有限性。這樣的立法似乎是完美的,但原則權利畢竟是不可操作的,於是法院不惜通過判例確立「一般人格權」、「營業權」等框架權,以提供對此類法益的充分保護。但走這條道路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將諸如「營業權」等所保護的類似「純粹經濟上利益損害」皆界定為權利,似有矯枉過正之嫌;另一方面,原則權利經過無數的判例才能確立為框架權,為司法活動帶來了不確定性。若採納違法性,則其彈性機制能夠依據社會發展不斷自我更新,可全面地保護權利、法益和社會一般安全。因此,在列舉式的立法例中也有必要採納違法性要件。

綜上,違法性要件能依據社會法制發展水平而不斷調整行為人的行為,從而能維系社會發展所需的法律秩序水準。相對化的行為違法論構成雖因其過於寬泛和模糊的特徵遭學者詬病,但它體現了法律思維方式上的變革:一方面能夠在受害人的救濟與加害人行為自由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 另一方面又為法官依據個案情勢,賦予社會活動者特別履行的注意義務預留了空間,能適應社會迅猛發展。因此,違法性要件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為建立我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侵權法體系所不可或缺。

⑦ 簡述公司設立中發起人的法律責任。

公司設立中發起人的責任
發起人是指籌辦公司的設立事務、認購公司的股份、進行公司設立行為的人。發起人對於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具有重要意義。發起人在進行公司設立行為過程中，應當簽訂發起人協議，明確各自在公司設立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發起人在公司設立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屬於合夥性質的關系，其權利、義務、責任可以適用合夥的有關規定。
在設立公司的過程中，發起人應當承擔下列責任：
(1)公司不能成立時，對設立行為所產生的債務和費用負連帶責任；
(2)公司不能成立時，對認股人已繳納的股款，負返還股款並加付同期銀行存款利息的義務；
(3)在公司設立過程中，因自己的過失使公司利益受到損害的，應當對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4)發起人虛假出資，如未支付貨幣、實物或者未轉移財產權，欺騙債權人和社會公眾的，責令改正，處以虛假出資金額5％以上15％以下的罰款；
(5)發起人在公司成立後抽逃其出資的，責令其改正，處以所抽逃出資金額5％以上15％以下的罰款。

⑧ 如何認定《消法》中經營者「欺詐行為」及法律責任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障法》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6年3月15日發布的《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的有關規定，判斷經營者的行為是否構成欺詐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首先，根據經營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時所採用的手段來判斷。一般來說，經營者的下列行為屬於欺詐消費者：⑴銷售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商品；⑵採取虛假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使銷售的商品份量不足的；⑶銷售「處理品」、「殘次品」、「等外品」等商品而謊稱是正品的；⑷以虛假的「清倉價」、「甩賣價」、「最低價」、「優惠價」或者其他欺騙性價格表示銷售商品的；⑸以虛假的商品說明、商品標准、實物樣品等方式銷售商品的；⑹不以自己的真實名稱和標記銷售商品的；⑺採取僱傭他人等方式進行欺騙性的銷售誘導的；⑻作虛假的現場演示和說明的；⑼利用廣播、電視、電影、報刊等大眾傳播媒介對商品作虛假宣傳的；⑽騙取消費者預付款的；⑾利用郵購銷售騙取價款而不提供或者不按照約定條件提供商品的；⑿以虛假的「有獎銷售」、「還本銷售」等方式銷售商品的；⒀以其他虛假或者不正當手段欺詐消費者的行為。
其次，根據經營者的行為是否屬於誤導消費者來判斷。判斷經營者的行為是否誤導消費者，應當採用一般標准，即以一般消費者的認知水平和識別能力為准。如果該行為足以使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即構成欺詐。如果該行為不足以使一般消費者發生誤解，則個別消費者不得以證明自己確實發生誤解來主張欺詐行為的成立。經營者實施欺詐行為，一般都會造成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損害。這種損害並不意味著要求有實際的損失或者損害發生，只要經營者的行為按其性質足以誤導消費者，就可以被認定為欺詐。
第三，從經營者行為的主觀方面來判斷。我國法律並未明確規定構成欺詐行為的主觀要件是故意，但從文義上來理解，欺詐是掩蓋事實真相，誤導消費者上當受騙的行為應無疑義，因此，並非經營者主觀故意狀態不需具備，而是「欺詐」二字本身已經包含或者揭示了經營者的故意心理。所以，在下列情況下，經營者「不能證明自己確非欺騙、誤導消費者而實施此種行為的，應當承擔欺詐消費者行為的法律責任」：⑴銷售失效、變質商品的；⑵銷售侵犯他人注冊商標權的商品的；⑶銷售偽造產地、偽造或者冒用他人的企業名稱或者姓名的商品的；⑷銷售偽造或者冒用他人商品的名稱、包裝、裝潢的商品的；⑸銷售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志、名優標志等質量標志的商品的。經營者能夠證明，就不是欺詐行為；不能證明，則構成欺詐。
法律責任：
根據《欺詐消費者行為處罰辦法》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依法給予如下處罰：
1、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可以根據情節單處或者並處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一萬元以下的罰款。
2、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
3、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對處罰機關和處罰方式有規定的，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執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