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嘎法院

⑴ 論行政計劃過程中的公民參與權

傳統行政法理論是以國家與社會、行政機關與公民個人之間的二元對抗為前提發展起來的，其關注的重心是對行政權力的消極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機關對公民自由權和財產權的侵犯，法律關系主要體現為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兩極對立的權利義務關系。在現代社會，由於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為不僅對行政相對人產生重要影響，而且會對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產生重要影響，形成三極甚至多極的行政法律關系，因此，現代行政法的研究從立法對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對行政的控制的關注，開始轉向對行政過程本身的關注，試圖通過對行政過程的調控，形成國家行政機關、行政相對人、利害關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和合作關系，實現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論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 ）傳統之下還是在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傳統之下，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化、正當化的機制的意義不斷凸顯，公民參與從對行政處分過程的參與擴展到對行政立法、行政計劃、行政指導、行政評價、行政救濟等行政過程的參與。本文以我國轉型期出現的典型事件——電動自行車事件為例，通過分析該事件中公民參與缺失的問題，探討我國行政機關在面對復雜的利益關系時，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過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①，確保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
一、在禁與不禁之間——電動自行車事件的簡單回顧與反思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後後，全國各地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的公共政策問題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電動自行車上牌②；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銷售電動自行車並粗暴執法，引發激烈的矛盾沖突並最終訴諸法院[1,2]；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會立法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成為首例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的立法例。電動自行車在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等理由頻遭封殺。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市允許電動自行車依法登記後上路；哈爾濱、南寧則允許生產銷售而不許上路；廣州、長沙則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3]
這是一個現代化建設高速發展的時代，這是一個公共資源越來越緊張的時代，這是一個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各種利益相互沖突與糾結的時代。在電動自行車禁與不禁之間，暴露出我國行政法治進程中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其一，行政決策過程沒有充分的公民參與，缺少民主性與正當性，主要表現為：復雜利益關系中不同主體的利益需求沒有得到充分考慮，廣大居民作為道路資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沒有得到充分尊重，專業知識作為行政決策的技術支持缺少充分的論證，等等。其二，司法權軟弱無力，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非常有限，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損害後缺乏獲得法律救濟的制度保證，從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後參與的積極性。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涉及的利益主體千千萬萬，我們沒有看到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而提起行政訴訟的相關報道。其三，在我國現有的規則審查機制之下，對規范性文件具有審查權的機關不作為，導致了對制定規則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後全國仍有不少地方無視該法的規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規或行政決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再次將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問題擺到我們面前。限於篇幅，本文選取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角度來反思我國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以及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如何保障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
二、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必要性
以人民主權為原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為基礎建立的傳統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機關的事前授權為前提、以司法機關的事後合法性審查為核心架構起來的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於確保行政權力的合法行使，「即運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規則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選民負責的行政官員對私人利益行使權力的行為得以合法化」。[4](P3) 但這樣一個制度模式僅適用於消極行政，即將行政行為限定在立法機關設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內，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定許可權行事。在立法機關的授權日益廣泛、行政職權不斷擴張、公民對行政權的依賴與期盼與日俱增的情況下，「為了使行政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各國皆呈現出逐步擴大行政的裁量范圍，賦予行政以不直接基於法律的具體規定而積極能動地作出政策判斷之權能的傾向」[5]，傳統意義上的行政法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功能被不斷弱化。這當然並不是說傳統的行政法的制約功能變得不重要了，而是說在此基礎之上，必須尋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約與激勵機制，以適應不斷擴張的行政領域，更好地實現公共福祉。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機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得以廣泛採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達意見、訴求利益等方式參與行政決策過程，為行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正當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議會民主轉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轉向行政中的民主。
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法治的進程勢不可擋，合法化、正當化的訴求日益強烈，行政機關自身也在為其行為的合法化、正當化而努力，以尋求民意的支持，從而更好地推進各項行政管理活動。以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為合法化、正當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民主制度下，民主為權力行使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為行政權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證，民主行政又為行政權力的正當性提供了制度保證。電動自行車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公民參與機制的缺失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行政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的制度性保障。
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之間，不僅涉及行政決定直接指向的電動自行車的購買者和使用者（包括潛在的購買者與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銷售者以及競業者的利益；不僅關繫到交通發展戰略，而且關繫到廣大居民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不僅涉及本行政區域內相關主體的利益，而且其影響擴展到其他行政區域；不僅涉及電動自行車的專業技術問題，同樣也涉及一般民眾對該政策的認知及態度。因此行政機關在面對如此復雜的利益關系，作出禁與不禁的行政決策時，除了要尊重法律的優先性之外，還必須通過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慮民意及相關因素，重新審視其擬定的行政目的及實現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終決策，而不能簡單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城市交通發展戰略」為由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
多元主體參與行政決策可以促使行政機關考慮相關利益，促進行政決策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形成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將糾紛解決機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妥協與讓步，化解沖突與矛盾，實現社會和諧。但是這一模式也存在諸多弊端，如：可能導致在行政決策過程中不同利益之間的對抗與沖突，使得行政機關難以抉擇；利益主體的參與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機關在作出決策時偏向某種利益，如組織化的利益；民主參與機制也必然會造成行政成本的擴大與效率低下，等等。為了避免這些問題，行政機關可能會盡可能採用非正式的決策程序或者採用私法方式達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機制的虛置。如在法律規定「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時，行政機關可能會選擇採取座談會、論證會、書面提交意見等形式而避免採用正式的聽證程序。即使在法律規定採用正式聽證制度的領域，由於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性，行政機關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間選擇決策方式。③ 盡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決策中的意義。行政民主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公民參與行政過程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
三、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
一項行政公共決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為基礎，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賴於公民的廣泛參與及信息輸入，因此，有必要探討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筆者根據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不同，將公民參與分為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和基於專家知識的公民參與。
（一）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
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基於其主觀利益可能會受到行政決策影響而參與行政決策過程，其功能意義在於防禦行政權的濫用，以防對其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廣大的消費者、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經營者以及競業者等主體的利益即屬於主觀利益，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與他們的財產性利益息息相關。基於主觀利益進行的公民參與，因參與主體不同，可進一步分為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和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二者由於在人力、物力、財力以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差異懸殊以及利益受影響的程度不同，從而在參與動機與能力以及對行政機關決策的影響方面有明顯的不同。
大量分散的、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由於高額的組織成本和搭便車效應，缺乏足夠的動機參與決策程序，即使參與行政過程，也會因為在人、財、物以及信息等資源方面的限制而顯得「人微言輕」，因此，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個體的利益往往會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相對而言，組織化的利益由於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利益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都有更強的優勢，有更強的動機和能力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表達其利益訴求，進而影響行政決策，規制捕獲理論也由此產生。
（二）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
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以公民身份，作為政治生活共同體的成員而對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該種參與與參與者的主觀利益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基於公民責任，基於對公共生活的關切而進行的參與。在一個公民社會中，公民責任對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對公共決策有著重要影響，如圓明園防滲工程由於公民參與而被扭轉，孫志剛案由於公民參與而最終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以及在此次電動自行車事件中，許多學者紛紛質疑《珠海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的合法性，等等，這些事件都彰顯了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責任的重要性。
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除了以公民個人的身份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之外，非政府組織在行政民主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也開始不斷凸顯，並促進了行政民主化進程。在國外，NGO組織在行政民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演進，NGO在我國公共生活領域中的作用也開始顯現，並引起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關注。如在貢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壩建設、與都江堰相鄰的楊柳湖水庫建設、怒江水壩建設、北京市動物園拆遷等事件中，由於NGO的積極參與而對公共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
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主要指的是專家參與。因為現代行政事務日益專業化、技術化，行政機關的決策必須經過對專業問題的科學論證才能實現決策的科學性與技術性，因此有賴於專家為其提供決策所必需的技術支持。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對涉及的專業技術問題，如污染問題、安全技術標准問題、公共資源的使用問題、城市交通發展戰略問題，等等，都需要專家的廣泛參與和論證。但一項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僅涉及專業技術問題，而且會涉及更廣泛的價值選擇和判斷問題，即使是同一領域的專家，也可能在專業方面不能達成共識，或者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因此專家知識也並不能構成行政決策的唯一依據。
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並不意味著必然會左右行政主體的最後決策。決策權是行政權的核心，行政決策的最終出台，取決於信息的充足性、事務的專業性、利益的權重性以及相關的政策判斷及價值取捨等多重要素，取決於行政機關的最終判斷。通過公民參與，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通過程序的正當性來獲致結果的可接受性，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四、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權利體系
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是現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參與的實現需要一系列權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參與權、知情權和救濟權。
（一）參與權
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參與權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體現。在傳統行政法中，公民參與是通過選舉民意代表機關的代表來實現的。公民通過定期選舉的形式選舉代表組成代議機關，由代議機關以立法的形式約束行政機關權力的行使，從而實現公民對行政機關的間接控制。在現代社會中，由於行政疆域不斷拓展，立法機關通過大量的授權性法律授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裁量空間，民主的重心隨之由通過立法實現的民主轉向通過行政實現的民主，因此必須賦予公民廣泛的參與權，包括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權、行政政策實施過程的參與權以及行政政策評價的參與權，其權利形態可以表現為投票權、參與聽證權、陳述權、申辯權、表明意見權，等等。
（二）知情權
「對於行政過程的參與機制來說，關鍵在於實現行政機關和公眾對目標、過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礎就是信息共享。」[5] 信息共享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權；其二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公民的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本前提條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決策的相關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積極表達意見，獻言立策，參與行政過程，否則不能有效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與公民的知情權相對應的則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行政機關在作出公共決策時，除法定保密事項之外，有義務全面、准確、真實地公布行政決策的基本目標、手段、事實根據、政策的形成過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為此有必要建立經常性的、規范化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時獲得真實、有效的政府信息。④ 在信息共享的基礎上形成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信息輸入與信息輸出的互動機制，使公民能夠更有效地參與行政管理活動，使行政機關能夠獲得更加充分的決策信息。
（三）救濟權
參與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資格，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前提，而救濟權則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證。參與權作為一項程序性權利而非實體性權利，對該項權利的保障，應當在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的基礎上保證司法最終救濟原則。
窮盡行政救濟原則是指「當事人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濟以前，不能申請法院裁決對他不利的行政決定。」之所以要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並不是要否認行政相對人的救濟程序選擇權，而是因為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授權范圍內作出行政決策，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結果，當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濟手段可以為行政機關自我改正錯誤提供機會，促使其反思行政決策過程，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6](P651—652)
在此基礎之上，必須確保司法的最終救濟。為此，必須通過擴大行政訴訟主體資格範圍，一方面保證受到損害的利益可以獲得有效的法律救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行政機關在做出行政決策時，為相關主體提供參與決策過程的機會，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這樣的利益不一定必須是「合法權益」⑤，只要具體行政行為涉及其「實質利益」，「不管該利益是法律保護的利益，還是事實上的利益」，都應該承認其訴的利益。[7](P202)
五、我國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障
我國目前法律制度中並不缺少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性規定。憲法第2條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該規定為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提供了憲法依據。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對此作了相應規定，如《價格法》（1998.5.1）首次將聽證制度引入行政決策領域，《立法法》（2000.7.1）規定了公民有權參與行政立法過程，《國務院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行政許可法》（2004.7.1）規定了公民參與行政評價制度，等等。但是在這些法律的原則性規定或者政策性規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體而微的精細的制度設計，包括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參與者的申請與審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選制度、專家制度、對話、協商制度，公布結果並說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國現實中的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虛設。⑥
在救濟制度方面，我國現行《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是以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實體性權利保障為目的的，參與權作為一種程序性權利在我國現有法律制度框架內的保障有其困難性，盡管如此，卻並非不存在法律救濟的制度空間。對參與權的救濟在我國也應遵循「窮盡行政救濟」的原則，首先通過正式的行政復議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訴程序，由行政機關對其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進行審視，在行政系統內部進行自律性救濟，並改進和完善其行政決策程序。在經由行政程序而救濟不得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以行政程序違法侵害其人身權或財產權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同樣可以通過主觀訴訟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據正當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對行政決策過程進行審查，如果違背正當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則應確定行政程序違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義上的制定法准據主義，通過法解釋學，從憲政體系及行政法目的出發，綜合衡量各種要素，對公民是否享有參與權作出實質法治主義的判斷。這並不違背我國基本的憲政制度，相反，通過此類司法實踐，可以有效地推動我國法治主義進程。

⑵ 西藏國家公務員待遇

我有兄弟在西藏公務員系統，是拉薩市法院，福利還不錯，只是每個月到手的錢不多，3、4K。公務員關鍵是一個社會地位和權力，錢先不要計較。
還有就是，西藏的公務員很難考，兄弟珍惜吧。至於為什麼難考，涉及一些政府有關的政策和這些政策相關的東西。所以來了就知道 了。
至於中國民用航空局西南地區管理局西藏區局辦公地點在哪裡，這個應該在貢嘎機場，也可能在市區，因為這個是個管理部門。具體可以問問你的單位。

⑶ 怎麼旅遊。 給個攻略！

去祖國最美麗的地方，海南省 三亞市
我也是一名學生剛才三亞回來 。玩的 吃的 旅行安排的一切都很好。
海口自己玩了4天含賓館吃喝 三亞報了一個團玩了4天 加來回機票一共花了2800元 所以說，你如要玩5天或4天2000就差不過了。

所以給你一個本人回來總結的三亞攻略。哈哈！你有福了！

不要認為海南的夏天很熱，他是海島氣候，夜晚海風徐徐 非常涼爽的。夏季的價錢也十分便宜。水果便宜也多

請你仔細看下我的推薦！

反季節游三亞攻略
很多人只知道冬天的時候去三亞過夏天，但是有沒有想過三亞真正的夏天是什麼樣呢？！三亞是美麗的天堂，去三亞，過豬一樣的生活是很多人的夢想，可是一進入夏季5、6月份， 在很多人的心裡三亞的烈日和高溫讓絕大多數的遊人望而卻步，怕曬黑怕高溫怕中暑，以上理由足以熄滅我們旺盛的旅遊熱情。那有沒有可能在夏季避開烈日，過一個價格打折，遊玩質量不打折的清爽假期呢？
在此特別推薦一個反季節玩轉三亞的獨家攻略
夏季玩三亞的理由：
其實，夏季去三亞，首先成本要降低很多，機票、酒店、景點到處都在打折，實在是工薪族的好去處。
其次，此時很多酒店和網站都在做品類繁多的促銷活動，聯合諸多的旅遊資源做一些性價比極高的超值套餐。此類實惠的活動和優惠的價格是平時和旅遊旺季絕對拿不到的。
第三，夏季去三亞，不會再和烏泱烏泱的人群去擠一個海灘，所遇到的服務都將是前所未有的周到，如果曬黑一點，穿雙人字拖，順便學學海南話，時不時的冒兩句「哇呆機？」（多少錢）「班日地」（便宜點）。還可以冒充下本地人去砍價，一般你說蹩腳的海南話也都會給你比較實在的價格，當然如果別人看你也說海南話也用海南話來回復你，那時候難免瞠目結舌，別急，還有一招：瓦波西西哆貢嘎（我不知道你說啥）.... 哈哈。
第四，夏天可以去三亞狂吃水果，價格便宜種類多多，木瓜、火龍果、紅毛丹、榴槤，你能想到的熱帶水果在這里都可以找到，而且都是新鮮熱乎的~

出遊准備：其實三亞的夏季天氣還可以，熱烈而悠閑，絕不會是悶熱得令人心煩意亂的那種。只要不是頂著太陽，就不會感覺太過炎熱。而且基本每天中午前後都會下場雨。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炎熱無法抗拒。陰涼的地方都是濕潤的海風吹來，當然白天出遊要記得太陽傘帶帽子和塗防曬油，最好下午4點前呆在房裡不要出門。

物品准備：護膚品；泳衣；替換衣物；替換內衣褲；洗發乳；護發素（必備，海水很傷頭發）；太陽鏡；太陽帽；眼葯水；葯物（抗過敏葯；止瀉葯；感冒葯；止痛葯；邦迪；消毒棉球等）；隨身聽；現金；銀行卡；身份證；手機；充電器；紙；筆；食品；擦汗巾；沙灘拖鞋；太陽傘；鼻舒，三亞地圖。

住宿指南：三亞有三個主要的海灣：大東海、三亞灣和亞龍灣。 亞龍灣是國內最美的海灣，海水顏色非常有層次感，沙灘潔白，也可以拾貝殼，晚上的沙蟹好多。但亞龍灣酒店的消費也是最高的，離市區比較遠（25公里），購物、吃飯、出行都不方便，灣內吃飯較貴。打車去市區，來回要80-90元。 大東海開發最早，海水和沙灘不如亞龍灣，酒店價格相對亞龍灣要便宜，距離市區很近，餐飲方便。 三亞灣是近年三亞市政府投巨資綠化改建的海灘，著名的椰夢長廊就在三亞灣，這里的沙灘比亞龍灣的要平坦，沙粒更細，還可以看美麗的落日，但海水質量不如亞龍灣的好。 不考慮價格的話，首選海濱的酒店，但話說回來，其實大可不必多花銀子住海景房。因為每天除了晚上睡覺，呆在房間的時間並不多，有興致憑欄望海的時候，早想著直接投奔大海了。此外，三亞的老酒店很多，最好入住新落成的酒店，其硬體設施相對較好。

友情補充：大東海是玩海的最佳沙灘，海灘邊的音樂咖啡休息木屋、燒烤、汽水、潛水俱樂部一應俱全。亞龍灣的美，用眼睛去欣賞就足夠了，你會完全沉浸在細白的沙灘漫步上的。三亞灣可以用夜遊的方式來體會，在油輪上看一下三亞市的夜色別有風味。在三亞要吃海鮮的話，可以自己先找到一個海鮮市場（有人推薦第一市場）然後買齊海鮮，再去路邊海鮮攤加工，店鋪只收取小額加工費，價格當然便宜。 海膽、石斑魚、魷魚、鮑魚、花蟹、貝類、等沒見過的海洋生物。
人間三亞 海的天堂

⑷ 還不知道怎麼回就收到一張法院傳票，我能打傳票上的固定電話問問嗎

當然可以了，傳票上的電話一般都是法官和書記員的電話，也即負責本起案件的承辦法官和書記員。

⑸ 如何理解行政執法過程中的公民參與

傳統行政法理論是以國家與社會、行政機關與公民個人之間的二元對抗為前提發展起來的，其關注的重心是對行政權力的消極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機關對公民自由權和財產權的侵犯，法律關系主要體現為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兩極對立的權利義務關系。在現代社會，由於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為不僅對行政相對人產生重要影響，而且會對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產生重要影響，形成三極甚至多極的行政法律關系，因此，現代行政法的研究從立法對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對行政的控制的關注，開始轉向對行政過程本身的關注，試圖通過對行政過程的調控，形成國家行政機關、行政相對人、利害關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和合作關系，實現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論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 ）傳統之下還是在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傳統之下，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化、正當化的機制的意義不斷凸顯，公民參與從對行政處分過程的參與擴展到對行政立法、行政計劃、行政指導、行政評價、行政救濟等行政過程的參與。本文以我國轉型期出現的典型事件——電動自行車事件為例，通過分析該事件中公民參與缺失的問題，探討我國行政機關在面對復雜的利益關系時，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過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①，確保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一、在禁與不禁之間——電動自行車事件的簡單回顧與反思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後後，全國各地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的公共政策問題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電動自行車上牌②；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銷售電動自行車並粗暴執法，引發激烈的矛盾沖突並最終訴諸法院[1,2]；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會立法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成為首例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的立法例。電動自行車在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等理由頻遭封殺。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市允許電動自行車依法登記後上路；哈爾濱、南寧則允許生產銷售而不許上路；廣州、長沙則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3]這是一個現代化建設高速發展的時代，這是一個公共資源越來越緊張的時代，這是一個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各種利益相互沖突與糾結的時代。在電動自行車禁與不禁之間，暴露出我國行政法治進程中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其一，行政決策過程沒有充分的公民參與，缺少民主性與正當性，主要表現為：復雜利益關系中不同主體的利益需求沒有得到充分考慮，廣大居民作為道路資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沒有得到充分尊重，專業知識作為行政決策的技術支持缺少充分的論證，等等。其二，司法權軟弱無力，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非常有限，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損害後缺乏獲得法律救濟的制度保證，從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後參與的積極性。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涉及的利益主體千千萬萬，我們沒有看到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而提起行政訴訟的相關報道。其三，在我國現有的規則審查機制之下，對規范性文件具有審查權的機關不作為，導致了對制定規則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後全國仍有不少地方無視該法的規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規或行政決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再次將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問題擺到我們面前。限於篇幅，本文選取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角度來反思我國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以及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如何保障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二、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必要性以人民主權為原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為基礎建立的傳統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機關的事前授權為前提、以司法機關的事後合法性審查為核心架構起來的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於確保行政權力的合法行使，「即運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規則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選民負責的行政官員對私人利益行使權力的行為得以合法化」。[4](P3) 但這樣一個制度模式僅適用於消極行政，即將行政行為限定在立法機關設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內，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定許可權行事。在立法機關的授權日益廣泛、行政職權不斷擴張、公民對行政權的依賴與期盼與日俱增的情況下，「為了使行政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各國皆呈現出逐步擴大行政的裁量范圍，賦予行政以不直接基於法律的具體規定而積極能動地作出政策判斷之權能的傾向」[5]，傳統意義上的行政法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功能被不斷弱化。這當然並不是說傳統的行政法的制約功能變得不重要了，而是說在此基礎之上，必須尋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約與激勵機制，以適應不斷擴張的行政領域，更好地實現公共福祉。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機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得以廣泛採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達意見、訴求利益等方式參與行政決策過程，為行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正當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議會民主轉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轉向行政中的民主。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法治的進程勢不可擋，合法化、正當化的訴求日益強烈，行政機關自身也在為其行為的合法化、正當化而努力，以尋求民意的支持，從而更好地推進各項行政管理活動。以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為合法化、正當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民主制度下，民主為權力行使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為行政權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證，民主行政又為行政權力的正當性提供了制度保證。電動自行車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公民參與機制的缺失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行政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的制度性保障。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之間，不僅涉及行政決定直接指向的電動自行車的購買者和使用者（包括潛在的購買者與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銷售者以及競業者的利益；不僅關繫到交通發展戰略，而且關繫到廣大居民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不僅涉及本行政區域內相關主體的利益，而且其影響擴展到其他行政區域；不僅涉及電動自行車的專業技術問題，同樣也涉及一般民眾對該政策的認知及態度。因此行政機關在面對如此復雜的利益關系，作出禁與不禁的行政決策時，除了要尊重法律的優先性之外，還必須通過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慮民意及相關因素，重新審視其擬定的行政目的及實現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終決策，而不能簡單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城市交通發展戰略」為由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多元主體參與行政決策可以促使行政機關考慮相關利益，促進行政決策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形成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將糾紛解決機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妥協與讓步，化解沖突與矛盾，實現社會和諧。但是這一模式也存在諸多弊端，如：可能導致在行政決策過程中不同利益之間的對抗與沖突，使得行政機關難以抉擇；利益主體的參與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機關在作出決策時偏向某種利益，如組織化的利益；民主參與機制也必然會造成行政成本的擴大與效率低下，等等。為了避免這些問題，行政機關可能會盡可能採用非正式的決策程序或者採用私法方式達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機制的虛置。如在法律規定「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時，行政機關可能會選擇採取座談會、論證會、書面提交意見等形式而避免採用正式的聽證程序。即使在法律規定採用正式聽證制度的領域，由於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性，行政機關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間選擇決策方式。③ 盡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決策中的意義。行政民主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公民參與行政過程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三、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一項行政公共決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為基礎，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賴於公民的廣泛參與及信息輸入，因此，有必要探討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筆者根據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不同，將公民參與分為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和基於專家知識的公民參與。（一）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基於其主觀利益可能會受到行政決策影響而參與行政決策過程，其功能意義在於防禦行政權的濫用，以防對其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廣大的消費者、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經營者以及競業者等主體的利益即屬於主觀利益，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與他們的財產性利益息息相關。基於主觀利益進行的公民參與，因參與主體不同，可進一步分為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和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二者由於在人力、物力、財力以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差異懸殊以及利益受影響的程度不同，從而在參與動機與能力以及對行政機關決策的影響方面有明顯的不同。大量分散的、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由於高額的組織成本和搭便車效應，缺乏足夠的動機參與決策程序，即使參與行政過程，也會因為在人、財、物以及信息等資源方面的限制而顯得「人微言輕」，因此，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個體的利益往往會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相對而言，組織化的利益由於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利益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都有更強的優勢，有更強的動機和能力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表達其利益訴求，進而影響行政決策，規制捕獲理論也由此產生。（二）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以公民身份，作為政治生活共同體的成員而對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該種參與與參與者的主觀利益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基於公民責任，基於對公共生活的關切而進行的參與。在一個公民社會中，公民責任對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對公共決策有著重要影響，如圓明園防滲工程由於公民參與而被扭轉，孫志剛案由於公民參與而最終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以及在此次電動自行車事件中，許多學者紛紛質疑《珠海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的合法性，等等，這些事件都彰顯了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責任的重要性。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除了以公民個人的身份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之外，非政府組織在行政民主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也開始不斷凸顯，並促進了行政民主化進程。在國外，NGO組織在行政民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演進，NGO在我國公共生活領域中的作用也開始顯現，並引起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關注。如在貢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壩建設、與都江堰相鄰的楊柳湖水庫建設、怒江水壩建設、北京市動物園拆遷等事件中，由於NGO的積極參與而對公共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三）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主要指的是專家參與。因為現代行政事務日益專業化、技術化，行政機關的決策必須經過對專業問題的科學論證才能實現決策的科學性與技術性，因此有賴於專家為其提供決策所必需的技術支持。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對涉及的專業技術問題，如污染問題、安全技術標准問題、公共資源的使用問題、城市交通發展戰略問題，等等，都需要專家的廣泛參與和論證。但一項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僅涉及專業技術問題，而且會涉及更廣泛的價值選擇和判斷問題，即使是同一領域的專家，也可能在專業方面不能達成共識，或者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因此專家知識也並不能構成行政決策的唯一依據。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並不意味著必然會左右行政主體的最後決策。決策權是行政權的核心，行政決策的最終出台，取決於信息的充足性、事務的專業性、利益的權重性以及相關的政策判斷及價值取捨等多重要素，取決於行政機關的最終判斷。通過公民參與，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通過程序的正當性來獲致結果的可接受性，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四、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權利體系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是現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參與的實現需要一系列權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參與權、知情權和救濟權。（一）參與權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參與權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體現。在傳統行政法中，公民參與是通過選舉民意代表機關的代表來實現的。公民通過定期選舉的形式選舉代表組成代議機關，由代議機關以立法的形式約束行政機關權力的行使，從而實現公民對行政機關的間接控制。在現代社會中，由於行政疆域不斷拓展，立法機關通過大量的授權性法律授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裁量空間，民主的重心隨之由通過立法實現的民主轉向通過行政實現的民主，因此必須賦予公民廣泛的參與權，包括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權、行政政策實施過程的參與權以及行政政策評價的參與權，其權利形態可以表現為投票權、參與聽證權、陳述權、申辯權、表明意見權，等等。（二）知情權「對於行政過程的參與機制來說，關鍵在於實現行政機關和公眾對目標、過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礎就是信息共享。」[5] 信息共享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權；其二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公民的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本前提條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決策的相關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積極表達意見，獻言立策，參與行政過程，否則不能有效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與公民的知情權相對應的則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行政機關在作出公共決策時，除法定保密事項之外，有義務全面、准確、真實地公布行政決策的基本目標、手段、事實根據、政策的形成過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為此有必要建立經常性的、規范化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時獲得真實、有效的政府信息。④ 在信息共享的基礎上形成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信息輸入與信息輸出的互動機制，使公民能夠更有效地參與行政管理活動，使行政機關能夠獲得更加充分的決策信息。（三）救濟權參與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資格，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前提，而救濟權則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證。參與權作為一項程序性權利而非實體性權利，對該項權利的保障，應當在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的基礎上保證司法最終救濟原則。窮盡行政救濟原則是指「當事人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濟以前，不能申請法院裁決對他不利的行政決定。」之所以要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並不是要否認行政相對人的救濟程序選擇權，而是因為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授權范圍內作出行政決策，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結果，當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濟手段可以為行政機關自我改正錯誤提供機會，促使其反思行政決策過程，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6](P651—652)在此基礎之上，必須確保司法的最終救濟。為此，必須通過擴大行政訴訟主體資格範圍，一方面保證受到損害的利益可以獲得有效的法律救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行政機關在做出行政決策時，為相關主體提供參與決策過程的機會，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這樣的利益不一定必須是「合法權益」⑤，只要具體行政行為涉及其「實質利益」，「不管該利益是法律保護的利益，還是事實上的利益」，都應該承認其訴的利益。[7](P202)五、我國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障我國目前法律制度中並不缺少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性規定。憲法第2條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該規定為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提供了憲法依據。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對此作了相應規定，如《價格法》（1998.5.1）首次將聽證制度引入行政決策領域，《立法法》（2000.7.1）規定了公民有權參與行政立法過程，《國務院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行政許可法》（2004.7.1）規定了公民參與行政評價制度，等等。但是在這些法律的原則性規定或者政策性規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體而微的精細的制度設計，包括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參與者的申請與審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選制度、專家制度、對話、協商制度，公布結果並說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國現實中的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虛設。⑥在救濟制度方面，我國現行《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是以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實體性權利保障為目的的，參與權作為一種程序性權利在我國現有法律制度框架內的保障有其困難性，盡管如此，卻並非不存在法律救濟的制度空間。對參與權的救濟在我國也應遵循「窮盡行政救濟」的原則，首先通過正式的行政復議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訴程序，由行政機關對其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進行審視，在行政系統內部進行自律性救濟，並改進和完善其行政決策程序。在經由行政程序而救濟不得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以行政程序違法侵害其人身權或財產權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同樣可以通過主觀訴訟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據正當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對行政決策過程進行審查，如果違背正當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則應確定行政程序違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義上的制定法准據主義，通過法解釋學，從憲政體系及行政法目的出發，綜合衡量各種要素，對公民是否享有參與權作出實質法治主義的判斷。這並不違背我國基本的憲政制度，相反，通過此類司法實踐，可以有效地推動我國法治主義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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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南懷瑾修到什麼層次

南懷瑾已經修到了聖人的層次。

1、峨眉山下來之後，南懷瑾又在自己一個弟子家閉關，披閱了《永樂大典》、《四庫備要》等典籍，隨後進入西藏。受到貢噶活佛、根桑活佛等當時名重一時大活佛的傳承與認證，特別是貢嘎活佛後來還親自去成都特地為南懷瑾傳授了顯密大小戒律，並書寫了藏文傳法傳戒的證書交給了南懷瑾，這大活佛的認證書，即肯定和代表了南懷瑾是密宗上師的合法身份以及可以傳法的資格。而當時四川高等法院首席檢查官謝子厚還供養了南懷瑾紅教、白教、黃教、花教等多種秘藏法本。

2、更有說他的普傳法門准提法是文殊菩薩親傳的。面見本尊，已經是大成就者的境界，一個大成就者必然具有六種神通，南懷瑾就他驚人的記憶力，預言能力以及教化能力，都說明了他具備無與倫比的神通和慈悲心。南懷瑾堪稱文化方面的「奇人異士」。南懷瑾精研儒、釋、道，將中國文化各種思想融會貫通。除此之外，對於醫學、卜算、天文、拳術、劍道、詩詞等皆有專精，可謂是博學多才。顯然南懷瑾已經修到了聖人的層次。

(6)貢嘎法院擴展閱讀：

1、南懷瑾大師，幼承庭訓，天資聰穎，精研國學，一生從軍、執教、經商、游歷、考察、講學，對儒、道、佛均有造詣，十九歲以前廣泛涉獵並兼通諸子百家、詩詞曲賦、天文歷法、醫學養生、武術等諸門學問，許多擁躉家裡甚至都整整齊齊地擺放著南懷瑾的一大套書籍，足以說明「一代宗師」的頭銜當之無愧。

2、南懷瑾，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傳播者、先驅者。與普通學者不同的是，南懷瑾堪稱是中國古典文化的活「史書」，是一個素非皓首窮經之人，更非埋首書齋之輩。其著述是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捷徑，時至今日，對於那些無法直接了解典籍，不知如何理解、學習、繼承傳統文化的普通人作了一個重要引導，但其中最為著名，也是傳播最廣的著作之一，當數《論語別裁》。 1975年4月，南懷瑾就已開始普及傳統文化的探索之路。

3、南懷瑾一直試圖還原孔夫子思想家的地位，讓世人看到儒家思想是正向的。認為那些強調綱常倫理一類的東西，是後代儒生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發展而逐漸附加上的。於是，孔子的思想在發展中被曲解和誤讀得漸漸多了，孔子也成了一個被隨便塗抹的偶像。

⑺ 如何更好地讓市民參與市政決策的過程

傳統行政法理論是以國家與社會、行政機關與公民個人之間的二元對抗為前提發展起來的，其關注的重心是對行政權力的消極控制，即如何防止行政機關對公民自由權和財產權的侵犯，法律關系主要體現為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兩極對立的權利義務關系。在現代社會，由於利益的多元化，行政行為不僅對行政相對人產生重要影響，而且會對相對人以外的第三人產生重要影響，形成三極甚至多極的行政法律關系，因此，現代行政法的研究從立法對行政的控制以及司法對行政的控制的關注，開始轉向對行政過程本身的關注，試圖通過對行政過程的調控，形成國家行政機關、行政相對人、利害關系人及其他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和合作關系，實現公共利益和公民福祉。不論是在英美「法治」（rule of law ）傳統之下還是在德國「法治國」（Rechtsstaat）傳統之下，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化、正當化的機制的意義不斷凸顯，公民參與從對行政處分過程的參與擴展到對行政立法、行政計劃、行政指導、行政評價、行政救濟等行政過程的參與。本文以我國轉型期出現的典型事件——電動自行車事件為例，通過分析該事件中公民參與缺失的問題，探討我國行政機關在面對復雜的利益關系時，如何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通過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回應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①，確保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一、在禁與不禁之間——電動自行車事件的簡單回顧與反思在《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出台的前前後後，全國各地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的公共政策問題上，各行其是。2002年8月1日北京市率先以通告的形式限制電動自行車上牌②；2003年6月福州市政府以通告的形式禁止銷售電動自行車並粗暴執法，引發激烈的矛盾沖突並最終訴諸法院[1,2]；2005年5月珠海市人大常委會立法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成為首例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的立法例。電動自行車在這些地方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等理由頻遭封殺。而在另一些地方，如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市允許電動自行車依法登記後上路；哈爾濱、南寧則允許生產銷售而不許上路；廣州、長沙則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3]這是一個現代化建設高速發展的時代，這是一個公共資源越來越緊張的時代，這是一個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各種利益相互沖突與糾結的時代。在電動自行車禁與不禁之間，暴露出我國行政法治進程中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其一，行政決策過程沒有充分的公民參與，缺少民主性與正當性，主要表現為：復雜利益關系中不同主體的利益需求沒有得到充分考慮，廣大居民作為道路資源共同使用者的利益及其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沒有得到充分尊重，專業知識作為行政決策的技術支持缺少充分的論證，等等。其二，司法權軟弱無力，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非常有限，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力度有限，公民利益受到損害後缺乏獲得法律救濟的制度保證，從而也抑制了公民事後參與的積極性。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涉及的利益主體千千萬萬，我們沒有看到因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而提起行政訴訟的相關報道。其三，在我國現有的規則審查機制之下，對規范性文件具有審查權的機關不作為，導致了對制定規則的權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以後全國仍有不少地方無視該法的規定，自行其是，以地方性法規或行政決定、命令、通知等形式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再次將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問題擺到我們面前。限於篇幅，本文選取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角度來反思我國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以及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如何保障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二、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必要性以人民主權為原則，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為基礎建立的傳統行政法律制度，是以立法機關的事前授權為前提、以司法機關的事後合法性審查為核心架構起來的行政法律制度，其重心在於確保行政權力的合法行使，「即運用具有控制功能的規則和程序，使原本在形式上不向選民負責的行政官員對私人利益行使權力的行為得以合法化」。[4](P3) 但這樣一個制度模式僅適用於消極行政，即將行政行為限定在立法機關設定的合法性框架之內，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定許可權行事。在立法機關的授權日益廣泛、行政職權不斷擴張、公民對行政權的依賴與期盼與日俱增的情況下，「為了使行政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用，各國皆呈現出逐步擴大行政的裁量范圍，賦予行政以不直接基於法律的具體規定而積極能動地作出政策判斷之權能的傾向」[5]，傳統意義上的行政法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功能被不斷弱化。這當然並不是說傳統的行政法的制約功能變得不重要了，而是說在此基礎之上，必須尋求新的更有效的制約與激勵機制，以適應不斷擴張的行政領域，更好地實現公共福祉。公民參與作為實現行政民主的程序性機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得以廣泛採用。公民以提供信息、表達意見、訴求利益等方式參與行政決策過程，為行政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正當化提供了程序上的保障。民主制的重心由議會民主轉向行政民主，由民主下的行政轉向行政中的民主。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法治的進程勢不可擋，合法化、正當化的訴求日益強烈，行政機關自身也在為其行為的合法化、正當化而努力，以尋求民意的支持，從而更好地推進各項行政管理活動。以國務院2004年頒布的《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為代表的依法行政理念的宣示即表明了政府在使其行為合法化、正當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民主制度下，民主為權力行使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提供了制度手段，民主立法為行政權力的合法性提供了制度保證，民主行政又為行政權力的正當性提供了制度保證。電動自行車事件所暴露出來的公民參與機制的缺失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行政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的制度性保障。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在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之間，不僅涉及行政決定直接指向的電動自行車的購買者和使用者（包括潛在的購買者與使用者）的利益，而且涉及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銷售者以及競業者的利益；不僅關繫到交通發展戰略，而且關繫到廣大居民選擇出行方式的自由；不僅涉及本行政區域內相關主體的利益，而且其影響擴展到其他行政區域；不僅涉及電動自行車的專業技術問題，同樣也涉及一般民眾對該政策的認知及態度。因此行政機關在面對如此復雜的利益關系，作出禁與不禁的行政決策時，除了要尊重法律的優先性之外，還必須通過民主行政程序，充分考慮民意及相關因素，重新審視其擬定的行政目的及實現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以作出最終決策，而不能簡單地以「污染」、「不安全」、「妨礙交通」、「城市交通發展戰略」為由禁止電動自行車上路。多元主體參與行政決策可以促使行政機關考慮相關利益，促進行政決策的科學性與正當性，形成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同時將糾紛解決機制前置，促成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妥協與讓步，化解沖突與矛盾，實現社會和諧。但是這一模式也存在諸多弊端，如：可能導致在行政決策過程中不同利益之間的對抗與沖突，使得行政機關難以抉擇；利益主體的參與也不可能避免行政機關在作出決策時偏向某種利益，如組織化的利益；民主參與機制也必然會造成行政成本的擴大與效率低下，等等。為了避免這些問題，行政機關可能會盡可能採用非正式的決策程序或者採用私法方式達成行政管理目的，造成利益代表機制的虛置。如在法律規定「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時，行政機關可能會選擇採取座談會、論證會、書面提交意見等形式而避免採用正式的聽證程序。即使在法律規定採用正式聽證制度的領域，由於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性，行政機關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間選擇決策方式。③ 盡管利益代表模式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由此而否定利益代表模式的合理性及其在行政決策中的意義。行政民主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公民參與行政過程是現代行政的必然要求。三、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一項行政公共決策的出台，需要以充分的信息為基礎，而信息的充分性有賴於公民的廣泛參與及信息輸入，因此，有必要探討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筆者根據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礎不同，將公民參與分為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和基於專家知識的公民參與。（一）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主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基於其主觀利益可能會受到行政決策影響而參與行政決策過程，其功能意義在於防禦行政權的濫用，以防對其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廣大的消費者、電動自行車及相關產業的生產者、經營者以及競業者等主體的利益即屬於主觀利益，電動自行車的禁與不禁與他們的財產性利益息息相關。基於主觀利益進行的公民參與，因參與主體不同，可進一步分為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和組織化的利益主體參與。二者由於在人力、物力、財力以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差異懸殊以及利益受影響的程度不同，從而在參與動機與能力以及對行政機關決策的影響方面有明顯的不同。大量分散的、未經組織化的利益主體由於高額的組織成本和搭便車效應，缺乏足夠的動機參與決策程序，即使參與行政過程，也會因為在人、財、物以及信息等資源方面的限制而顯得「人微言輕」，因此，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個體的利益往往會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相對而言，組織化的利益由於其在行政決策過程中利益會受到較大的影響，而且在人力、物力及信息等資源佔有方面都有更強的優勢，有更強的動機和能力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表達其利益訴求，進而影響行政決策，規制捕獲理論也由此產生。（二）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是指參與者以公民身份，作為政治生活共同體的成員而對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該種參與與參與者的主觀利益沒有直接關系，而是基於公民責任，基於對公共生活的關切而進行的參與。在一個公民社會中，公民責任對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對公共決策有著重要影響，如圓明園防滲工程由於公民參與而被扭轉，孫志剛案由於公民參與而最終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以及在此次電動自行車事件中，許多學者紛紛質疑《珠海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的合法性，等等，這些事件都彰顯了社會公共生活中的公民責任的重要性。基於客觀利益的公民參與，除了以公民個人的身份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之外，非政府組織在行政民主決策過程中的作用也開始不斷凸顯，並促進了行政民主化進程。在國外，NGO組織在行政民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演進，NGO在我國公共生活領域中的作用也開始顯現，並引起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的關注。如在貢嘎山下的木格措水壩建設、與都江堰相鄰的楊柳湖水庫建設、怒江水壩建設、北京市動物園拆遷等事件中，由於NGO的積極參與而對公共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三）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基於專業知識的參與主要指的是專家參與。因為現代行政事務日益專業化、技術化，行政機關的決策必須經過對專業問題的科學論證才能實現決策的科學性與技術性，因此有賴於專家為其提供決策所必需的技術支持。如在電動自行車事件中，對涉及的專業技術問題，如污染問題、安全技術標准問題、公共資源的使用問題、城市交通發展戰略問題，等等，都需要專家的廣泛參與和論證。但一項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僅涉及專業技術問題，而且會涉及更廣泛的價值選擇和判斷問題，即使是同一領域的專家，也可能在專業方面不能達成共識，或者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之上作出截然不同的選擇，因此專家知識也並不能構成行政決策的唯一依據。公民參與行政決策過程，並不意味著必然會左右行政主體的最後決策。決策權是行政權的核心，行政決策的最終出台，取決於信息的充足性、事務的專業性、利益的權重性以及相關的政策判斷及價值取捨等多重要素，取決於行政機關的最終判斷。通過公民參與，可以使得在缺少法律明確規定的情況下，通過程序的正當性來獲致結果的可接受性，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四、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權利體系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是現代行政民主的必然要求，參與的實現需要一系列權利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權利是參與權、知情權和救濟權。（一）參與權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參與權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體現。在傳統行政法中，公民參與是通過選舉民意代表機關的代表來實現的。公民通過定期選舉的形式選舉代表組成代議機關，由代議機關以立法的形式約束行政機關權力的行使，從而實現公民對行政機關的間接控制。在現代社會中，由於行政疆域不斷拓展，立法機關通過大量的授權性法律授予行政機關廣泛的裁量空間，民主的重心隨之由通過立法實現的民主轉向通過行政實現的民主，因此必須賦予公民廣泛的參與權，包括行政決策過程的參與權、行政政策實施過程的參與權以及行政政策評價的參與權，其權利形態可以表現為投票權、參與聽證權、陳述權、申辯權、表明意見權，等等。（二）知情權「對於行政過程的參與機制來說，關鍵在於實現行政機關和公眾對目標、過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礎就是信息共享。」[5] 信息共享取決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公民的知情權；其二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公民的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基本前提條件。公民只有在了解行政決策的相關信息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積極表達意見，獻言立策，參與行政過程，否則不能有效參與行政決策過程。與公民的知情權相對應的則是行政機關的信息公開義務。行政機關在作出公共決策時，除法定保密事項之外，有義務全面、准確、真實地公布行政決策的基本目標、手段、事實根據、政策的形成過程、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等信息。為此有必要建立經常性的、規范化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以保障公民及時獲得真實、有效的政府信息。④ 在信息共享的基礎上形成行政機關與公民之間信息輸入與信息輸出的互動機制，使公民能夠更有效地參與行政管理活動，使行政機關能夠獲得更加充分的決策信息。（三）救濟權參與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資格，知情權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前提，而救濟權則是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證。參與權作為一項程序性權利而非實體性權利，對該項權利的保障，應當在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的基礎上保證司法最終救濟原則。窮盡行政救濟原則是指「當事人沒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濟以前，不能申請法院裁決對他不利的行政決定。」之所以要堅持窮盡行政救濟原則，並不是要否認行政相對人的救濟程序選擇權，而是因為行政機關在立法機關授權范圍內作出行政決策，是行政機關行使職權的結果，當事人先利用行政救濟手段可以為行政機關自我改正錯誤提供機會，促使其反思行政決策過程，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6](P651—652)在此基礎之上，必須確保司法的最終救濟。為此，必須通過擴大行政訴訟主體資格範圍，一方面保證受到損害的利益可以獲得有效的法律救濟；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行政機關在做出行政決策時，為相關主體提供參與決策過程的機會，充分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這樣的利益不一定必須是「合法權益」⑤，只要具體行政行為涉及其「實質利益」，「不管該利益是法律保護的利益，還是事實上的利益」，都應該承認其訴的利益。[7](P202)五、我國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保障我國目前法律制度中並不缺少公民參與行政決策的制度性規定。憲法第2條規定：「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該規定為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提供了憲法依據。除此之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也對此作了相應規定，如《價格法》（1998.5.1）首次將聽證制度引入行政決策領域，《立法法》（2000.7.1）規定了公民有權參與行政立法過程，《國務院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4.3.22）提出了要「建立健全科學民主決策機制」，《行政許可法》（2004.7.1）規定了公民參與行政評價制度，等等。但是在這些法律的原則性規定或者政策性規定之下，缺少一系列具體而微的精細的制度設計，包括決策信息公開制度、參與者的申請與審批制度、利益代表的遴選制度、專家制度、對話、協商制度，公布結果並說明理由制度等，以致我國現實中的公民參與行政決策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虛設。⑥在救濟制度方面，我國現行《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是以人身權和財產權等實體性權利保障為目的的，參與權作為一種程序性權利在我國現有法律制度框架內的保障有其困難性，盡管如此，卻並非不存在法律救濟的制度空間。對參與權的救濟在我國也應遵循「窮盡行政救濟」的原則，首先通過正式的行政復議程序或非正式的行政申訴程序，由行政機關對其行政決策的民主性與正當性進行審視，在行政系統內部進行自律性救濟，並改進和完善其行政決策程序。在經由行政程序而救濟不得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可以以行政程序違法侵害其人身權或財產權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同樣可以通過主觀訴訟的形式，由人民法院根據正當行政程序的基本要求對行政決策過程進行審查，如果違背正當程序的基本要求的，則應確定行政程序違法。在此，人民法院有必要超越形式法治意義上的制定法准據主義，通過法解釋學，從憲政體系及行政法目的出發，綜合衡量各種要素，對公民是否享有參與權作出實質法治主義的判斷。這並不違背我國基本的憲政制度，相反，通過此類司法實踐，可以有效地推動我國法治主義進程。

⑻ 誰提供一個遠行免責協議

> 四、甲方責任： 甲方負責全程司機的食宿。（建議）、另按照合同約定，預付全程的費用（40%）--------元，回到出發地，即付清全程總費用及餘款（60%）---------元。
> 五、乙方責任； 全程提供車上的座位。位數------座，另根據行程合同，不得變更線路中的景點，住宿地。（如遇洪水，橋梁等地質災害或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除外，可及時安排或變更合同約定景點，住宿點。另如遇路途中車輛的意外損壞、一定及時修復，一時無法修復時，並及時安排。甲方返回出發地，另負擔甲方返回費用或從餘款中扣除的方式。 路遇求助者，需雙方同意後，安排多餘車座，並共同佔有第三者付出的費用，即（1；1）。
> 六，如甲方改變路線和景點，並增加天數和里程，並增加相應的費用。每天-------元,公里-----元.
> 如乙方減少景點，（自然，地質原因出外）和改變行程（住宿點），即扣出每天費用的 （50%）--------元。
> 七，由於車輛的損壞及維修造成的時間延誤不能認為是甲方的原因.
> 八由於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而造成的延誤不能認為是雙方的責任.
> 九,在本合同中的未盡事項,可依照相關的法規,及西藏自治區旅遊局有關旅遊車輛的管理規定協商解決.
> 本合同一式兩份 甲方； （簽字） 乙方 （簽字）
>
> 年 月 日

西藏阿里租車旅遊合同

甲方：
住所（單位地址）：
電話：

乙方：
地址：
電話：

甲乙雙方就甲方為本次西藏旅遊活動向乙方租用車輛的有關事項經平等協商，自願簽訂合同如下。甲方為承租方，乙方為出租方。

一、內容與標准

第1條 乙方根據甲方需求，同意向甲方出租4輛原裝豐田4500型越野車和1輛東風裝運卡車(帶篷)，相關司機5名、以及全部旅行人員的高山帳篷和灶具爐具燃氣。

第2條 租車旅遊線路由甲方提供，具體線路參照合同附件一。車輛開始租用的起點和停止租用的終點均為拉薩貢嘎機場。線路為：拉薩—羊卓雍湖—江孜—日喀則—薩迦—拉孜—薩嘎—仲巴—帕羊—霍爾—瑪旁雍措—拉昂措—普蘭—大金—扎達—古格—獅泉河—日土—班公湖—革吉—鹽湖—改則—尼瑪—文布—色林措—雙湖—嘎爾措鄉—班戈—納木措—羊八井—拉薩，時間共計25天，其中2天機動，具體行程安排詳見附件；

第3條 甲方要求乙方提供的每用車必須證照齊全而且是整車運行情況良好的車輛。

第4條 甲方要求乙方提供的司機必須都是駕駛經驗豐富，曾經行駛過並且熟悉甲方的旅遊線路，同時具備豐富的現場處理車輛問題的能力，又能夠作為景點的導游。其中必須有兩位越野車的司機通曉藏語和漢語。

第5條 租車期間為25天：自2003年5月1日早上10:00起，至2003年5月25日止。

第6條 乙方為甲方提供的其他服務包括日喀則市賓館的住宿7個標准房一晚。賓館名稱為：。。。（？星級），地址為。。。。。，每間房價為：？

第7條 乙方司機兼導游應輔助甲方尋找每日的食宿地，並且為甲方提供藏語翻譯工作。

二、本項旅遊租車費用約定

第8條 乙方向甲方收取每輛原裝豐田4500越野車19500元，及東風卡車1輛12000元的全程費用。

第9條 上述費用包括全程的車輛使用費、汽油費、停車費、維修及零部件費、保養費、司機的全程食宿和導游翻譯費用、以及全部旅行人員的帳篷和灶具爐具燃氣租賃費用。

第10條 乙方向甲方收取日喀則市住宿7個標准房一晚共計 ？ 費用。

第11條 以上費用不包括甲方的：
1、 上海往返拉薩的機票和辦理相關通行證件的手續費用；
2、 旅遊景點的門票；
3、 除日喀則市以外的住宿費用；
4、 整個遊程的餐飲費用；
5、 自行購買的旅遊人身意外保險費用。

第12條 費用支付方式：
1、 合同簽署後3天內，甲方通過轉帳方式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費用，共計？元；
2、 甲方到達拉薩後，於2天內向乙方支付第二期費用，共計？元；
3、 甲方旅遊路線結束，即回到拉薩時，於當日或第二日上午11點前與乙方結算費用，支付餘款。

三、雙方責任和義務

第13條 甲方的責任和義務
1、甲方應妥善保管隨身攜帶的行李物品，未委託乙方代管而損壞或丟失的，責任自負；
2、甲方在旅遊活動中應遵守團隊紀律，確保與司機進行良好的溝通和合作；
3、甲方應尊重當地的宗教信仰、民族習慣和風土人情；
4、甲方如果發生人員無法適應高原反映，於拉薩出發前或中途退出本項活動的，如果不影響租車數量和租房數量的減少，則不涉及費用的變化；
5、甲方如果發生人員無法適應高原反映或其他緊急情況發生，於拉薩出發前或行至日喀則前中途退出本項活動的，影響到租車數量和租房數量的減少，則甲方可以重新計算費用向乙方支付；提前解約的租車費用按照該車實際已經行駛的里程數以每公里4元作為應付租車費用，租房方面按照實際租房費用支付；同時甲方應向乙方支付提前解約車輛每輛1000元的賠償費；
6、甲方必須按合同規定的時間支付費用；
7、甲方自行辦理和承擔旅遊期間的保險事項；
8、甲方自行辦理旅遊期間所需的邊境通行證。

第14條 乙方的責任和義務
1、 乙方必須按合同規定按時按質為甲方安排合同所述事項；
2、 乙方向甲方出租符合條件的交通工具和司機，出發前對車輛進行嚴格地全面檢查，保證甲方全程的行駛安全；
3、 乙方應確保其提供的司機兼導游翻譯服務全程正常進行，並且能夠與甲方保持良好的溝通和合作；
4、 乙方每日必須按照甲方前一日通知的時間出車，並且按照甲方提供的遊程行駛，如果甲方的路線計劃有變，則必須和乙方司機進行友好協商解決問題；
5、 乙方不得將計程車輛擅自調回，不得無故更換車輛，不得擅自搭拉其他乘客,不得酒後駕車,否則將按租車費用的雙倍賠償甲方；
6、 乙方不得擅自減少旅遊景點和縮短遊程時間；
7、 乙方車輛如果發生中途損壞，乙方司機應按照將損失減少到最小的原則，立即提供相應的應急措施，及時修理解決；無法修理的應立即重新安排相同或更高規格車輛進行替換；
8、 乙方車輛如果發生中途損壞，無法及時修理或更換車輛，以至於在遊程中車輛減少的情況，甲方則根據該減少車輛的實際已經行駛的里程數按每公里4元的價格向乙方支付該車的租用費，並且向乙方收取減少車輛每輛1000元的賠償金；
9、 乙方車輛在發生中途損壞並更換車輛的情況下，所換車輛的規格如果差於合同規定規格，甲方可以重新計算並支付該車租金，將該車所剩里程數按每公里4元的價格，處以20%的罰款從總價中扣除；
10、 乙方在旅程中棄置甲方的，應當承擔棄置期間甲方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費用，退還未完成的行程費用並支付旅遊費用30％的違約金。
11、 如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的旅遊活動不能成行而取消的，乙方應當立即通知甲方，退還甲方已交旅遊費用，並按如下標准支付違約金：
（1） 在旅遊開始前第5日(不含第5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遊費用的10％；
（2） 在旅遊開始前第5日至第4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遊費用的20％；
（3） 在旅遊開始前第3日至第2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遊費用的30％；
（4） 在旅遊開始前1口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遊費用的50％；
（5） 在旅遊開始日及以後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遊費用的100％。

四、其他

第15條 甲、乙雙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如因不可抗力造成旅遊費用增加，由甲方承擔。

第16條 甲、乙一方違約後，對方應當採取適當措施防止損失擴大，沒有採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償。

第17條 合同中未規定的事項，依照西藏自治區旅遊局有關旅遊車輛管理規定協商解決。

第18條 本合同在履行中發生爭議，雙方應協商解決；協商不成，甲方可向有管轄權的地方旅遊執法機構(旅遊質量監督管理所)投訴；甲乙雙方均可向法院起訴。

第19條 本合同—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第20條 本合同從簽訂並傳真至對方之日起生效，至本次旅行結束為止。

甲方（代表）： 乙方（蓋章）：

電話（傳真）： 負責人簽字：

（甲方同行人員名單、身份證號參照附件二） 電話（傳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