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法官判決書

① 怎麼樣才能查讀到美國大法官對案件的判決書

有本書《大法官的智慧》，收錄了美國最高法院50多篇經典案例，附有原版終審判決書及異議；另外《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也不錯。

② 誰有馬布里訴麥迪遜案中馬歇爾大法官所做的判決書原文中文翻譯版也行

好想問你是哪學校的，我們今天也提到了這個案例
你看一下《美國憲政歷程》這本書吧

③ 美國著名大法官

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最後出現了大法官選總統的奇特局面。副總統戈爾盡管心裡不服，背後又有贏得多數選民選票的民意撐腰，但嘴頭上也得表示完全尊重和服從最高法院的權威，老老實實地宣布競選失敗。

是誰賦予了最高法院如此巨大的政治權力呢？是憲法嗎？不是。
美國憲法只是規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政府格局，並沒有明文賦予最高法院一槌定音的最終權威。是選民和民意嗎？當然也不是。與行政首腦（總統）和立法者（參眾兩院議員）經選舉產生不同，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半數通過產生的，且任職終身（除非受到國會彈劾），跟選民和民意根本不搭邊兒。

說出來可能都沒人敢信，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 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一）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國務卿

威廉。馬伯里（William 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利山大。漢米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首席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 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二）令人稱奇的絕妙判決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劃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 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二百年後的今天，在美國最高法院的院史博物館中，唯有馬歇爾大法官一人享有全身銅像的特殊待遇。在九位大法官專用餐廳的牆壁上，則並列懸掛著馬伯里和麥迪遜二人的畫像。彷彿是在提醒每一位大法官，一湯一飯當思來之不易。若不是當年馬歇爾大法官在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中令人稱奇的絕妙判決，哪會有今天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呀。戈爾和小布希各自的擁護者，沒准兒已在白宮前面開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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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美國大法官的樹立權威的經典案例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政治權力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自己賦予自己的。18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馬歇爾通過對馬伯里訴麥迪遜一案（Marburyv．Madison，1803年）的判決，正式確立了最高法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至高無上、一槌定音的權力和權威。 威廉馬伯里（WilliamMarbury）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市喬治城鎮的一位家財萬貫的庄園主，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國務卿。馬伯里為啥要起訴麥迪遜呢？這個案子要從當時美國政壇中的黨派斗爭從頭開侃。
美國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並無只言片語提及政黨和多黨派制度。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美國的天下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跟黨的英明領導、黨的組織建設和多黨派合作沒啥關系。
大多數美國制憲先賢認為，政黨就是結黨營私、惡性競爭的代名詞。軍人出身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位期間，對內閣中以國務卿托馬斯·傑弗遜和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為首的兩派爭斗深惡痛絕。華盛頓總統在1796年的總統告別演說中，語重心長地警告後人，一定要防止黨派爭斗的弊端。
警告歸警告，現實歸現實。開國老總統一下台，說過話就被人當耳旁風了。德高望重的華盛頓回老家種地後，美國政壇的兩大政黨終於還是正式形成了。擁護漢米爾頓的一派正式組成了聯邦黨，擁護傑弗遜的一派自稱民主共和黨。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當選為第二任總統。
誰知聯邦黨好運不長，在1800年的總統大選和國會選舉中都遭到慘敗，民主共和黨的傑弗遜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因行政權和立法權都已喪失，聯邦黨人在下一屆政府中唯一能保住的地盤，只剩下了不受選舉直接影響的司法權。因此，亞當斯總統在即將卸任時，任命自己內閣的國務卿、聯邦黨人約翰·馬歇爾（JohnMarshall）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代理國務卿職務。又利用聯邦黨人控制國會的最後機會，通過了《哥倫比亞特區組織法》 ，任命四十二位聯邦黨人出任治安法官。庄園主馬伯里和馬歇爾大法官的弟弟詹姆斯·馬歇爾都在任命名單之中。
參議院在亞當斯總統離職的當天深夜匆匆忙忙地批准了四十二位法官的任命，但所有的委任令必須要在午夜之前由總統簽署、國務院蓋印發出後才能生效。大法官、代理國務卿馬歇爾在權力交接之夜忙得團團轉，他在確認四十二份法官委任令已全部簽署、蓋印後，便將送出委任令的小事全權委託給弟弟詹姆斯·馬歇爾去處理。
俗話說，朝中無小事。誰都沒想到，詹姆斯·馬歇爾竟然把這件小事給辦砸了。他本人的那份委任令倒是及時無誤地送出去了，但因疏忽和忙亂，竟然還有十七份委任令在午夜之前沒能及時發送，而馬伯里先生恰好身列這十七個倒霉蛋之中。
新上任的傑弗遜總統早就對聯邦黨人在權力交接前夜以黨劃線、「突擊提干」的損招兒極為不滿，當他聽說滯留的十七份聯邦黨人法官委任令一事後，立刻命令新任國務卿麥迪遜扣押了這批委任令。
這樣，馬伯里不明不白地丟失了法官要職。此公覺得自己太冤，非要討個說法不可，遂聘請曾任亞當斯總統內閣司法部長的查爾斯·李（CharlesLee）為律師，一張狀紙把麥迪遜國務卿告到了最高法院。
麥迪遜一看對手來頭不小，立馬聘請傑弗遜總統內閣司法部長萊維林肯（LeviLincoln）出任辯護律師。這位萊維。林肯先生真不愧是現職司法部長，辦案派頭十足，接了案子以後竟然連法院都懶得去，只是寫了一份書面爭辯送交最高法院，聲稱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是一個涉及黨派權力斗爭的政治問題，跟法律壓根兒就不沾邊，最高法院就是管天管地也管不著這種根本就扯不清的黨派斗爭破事。
馬歇爾大法官接到控方律師的起訴狀和辯方律師寄來的書面爭辯後，以最高法院的名義致函國務卿麥迪遜，要求他對扣押委任令的原因做出個合理的解釋。誰料想，麥迪遜對馬歇爾的信函根本就不予理睬。 麥迪遜國務卿這種無法無天的行為在當時是件稀鬆平常的事。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是一個根本就沒啥權威的法院。美國的立憲先賢漢米爾頓曾評論說：「司法部門既無軍權，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行動」，是「分立的三權中最弱的一個」。
1789年的美國憲法雖然規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和制衡的格局，但這部憲法以及後來增添的憲法修正案，對於憲法最終解釋權的歸屬問題，從未作出任何明確的規定。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向最高行政當局和立法機構指手畫腳、發號施令的特權，更別提強迫總統、國務卿和國會服從最高法院的判決了。
這樣一來，馬歇爾便處在一種極為尷尬的兩難困境，他當然可以正式簽發一項執行令，強令麥迪遜發出十七份委任令。但麥迪遜背後有總統兼美軍總司令撐腰，他很有可能對最高法院下達的命令置若罔聞。既無錢又無劍的馬歇爾大法官若向麥迪遜國務卿強行發號施令，只會讓人笑掉大牙。但是，如果馬歇爾拒絕馬伯里合理的訴訟要求，那麼最高法院和聯邦黨人則顏面掃地。
面臨這種無論是審理還是不審理此案都必輸無疑的兩難困境，馬歇爾苦思冥想了半個月，終於琢磨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絕妙高招，既表現出最高法院的權力高於行政當局和國會，又避免與行政當局和國會迎頭相撞、直接沖突。馬歇爾稱此判決為自己「法官生涯中最明智的判決」。
馬歇爾在判決書中判定，第一，參議院已批准了這些法官的任命，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印，從法律角度上看，委任令是合法的任命公文，麥迪遜拒發公文顯然是違法的。因此，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黨派斗爭的政治問題。第二，既然扣押公文是違法的，那麼馬伯里當然有權請求法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第三，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是一個法治政府的首要責任。因此，法院有責任幫助馬伯里獲得法官委任書。
那麼，按照這個路子推論下去，馬歇爾下一步理所當然地就該向麥迪遜發出強制令了。誰料想，馬歇爾筆鋒突然一轉，他引證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二款說，當一個案子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以州為訴訟當事人時，其初審權屬於最高法院。對於其它案件，最高法院只有上訴審理權。如果把馬歇爾這段咬文嚼字的引證換成一句通俗易懂、直截了當的大白話，那就是說，馬伯里一案的訴訟當事人既不是大使、領事，也不是州政府，最高法院對這種小民告官府的案子沒有初審權，馬伯里告狀告錯地兒了。他應當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如果案子最後從下級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那時最高法院才有權開庭審理。
可是，馬伯里高薪聘請的律師、前司法部長查爾斯。李並非不懂訴訟程序的法盲，他之所以一開始就把狀子直接遞到了最高法院，依據的是國會1789年通過的《司法法》第十三款。根據這款法律，最高法院對這類案子擁有初審權。
但馬歇爾斬釘截鐵地指出，《司法法》第十三款是與憲法相沖突的，它實際上是非法地擴大了最高法院的許可權。馬歇爾強調：「憲法構成國家的根本法和最高的法律」，「違反憲法的法律是無效的」。而「解釋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和責任」。據此，馬歇爾正式宣布，1789年《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這是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一次宣布聯邦法律違憲。
馬伯里一看當個法官竟然這么費勁，連總統簽了字、國務院蓋了戳兒的委任狀都成了白條，若要從基層法院一級一級地上訴到最高法院，還不知要上訴到哪個猴年馬月，他只好灰心喪氣地撤回了起訴。此公後來一直不安心務農，最終改行當了一家大銀行的總裁，比當法官實惠多了。
從表面上看，聯邦黨人馬伯里沒當成法官，麥迪遜也沒送出扣押的十七份法官委任令，馬歇爾似乎輸了這個官司。但實際上，馬歇爾是此案真正的大贏家。
首先，馬歇爾向政府的立法機構國會宣布，不僅憲法高於一切法律，而且判定法律本身是否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權力與立法部門無關。換句話說，立法機構不得隨意立法，只有最高法院才是一切與法律有關問題的最終仲裁者。
其次，馬歇爾通過此案向政府的行政部門宣布，憲法的最終解釋權屬於司法部門。因此，司法部門有權判定行政當局的行為和命令是否違反憲法，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憲行為和命令予以制裁。
這樣，雖然憲法規定任何法律都應由國會和總統決定和通過，但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法律的最終權力，有權判定法律是否違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一經做出，即成為憲法慣例，政府各部門和各州必須遵守。實際上，最高法院不僅擁有了司法審查權（JudicialReview），而且在某種意義上擁有了「最終立法權」。 馬歇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公開宣布經國會通過、總統批準的《司法法》第十三款因違憲而被取消，但取消這款法律實際上是限制了最高法院自身的許可權，所以國會找不出什麼借口與最高法院對抗，也沒啥特別的理由彈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另外，馬歇爾雖然宣布司法部門有權對行政當局的違法行為予以制裁，但他並沒有向麥迪遜國務卿發出強制令，只是建議馬伯里去下級法院控告麥迪遜。所以，行政當局同樣找不出任何借口與最高法院過不去，也根本無法挑戰馬歇爾大法官的裁決。
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與案例法的結合，既然國會和行政當局無法推翻最高法院對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那麼此判決將作為憲法慣例被後人永遠引用。司法審查權和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威地位就這樣歷史性地確立了。司法從此真正開始與立法和行政兩部門鼎足而立。可以說，這是美國政治制度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1789年的美國憲法一直被認為是人類政治制度設計的偉大典範，其實這個評價有點過高了。原因在於，在權大還是法大這個關鍵性問題上，1789年美國憲法並無開創性的建樹。這部憲法並未明確規定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結果使司法在三權中處於最弱的一方。按照這種憲法設計，美國最高法院實際上可有可無。
由於馬歇爾大法官在司法實踐中超乎尋常的智慧和努力，加上英國普通法傳統對北美殖民地的深厚影響以及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治家們對法律和政治規則的尊重以及善於妥協讓步的特點，才使美國政治制度第一次真正具有了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的特點，並且使司法審查權成為美國政治制度有別於英、法等西方民主國家政體的重大特點之一。
歷任大法官一覽 順序 姓名 任期 任命人 1 約翰·傑伊 1789年10月19日-1795年6月29日 喬治·華盛頓 2 約翰·拉特利奇 1795年8月12日-1795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3 奧利弗·埃爾斯沃思 1796年3月8日-1800年12月15日 喬治·華盛頓 4 約翰·馬歇爾 1801年2月4日-1835年7月6日 約翰·亞當斯 5 羅傑·B·托尼 1836年3月28日-1864年10月12日 安德魯·傑克遜 6 薩蒙·P·蔡斯 1864年12月15日-1873年5月7日 亞伯拉罕·林肯 7 莫里森·韋特 1874年3月4日-1888年3月23日 尤利塞斯·S·格蘭特 8 梅爾維爾·富勒 1888年10月8日-1910年7月4日 格羅弗·克利夫蘭 9 愛德華·道格拉斯·懷特 1910年12月19日-1921年5月19日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0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 沃倫·G·哈定 11 查爾斯·埃文斯·休斯 1930年2月24日-1941年6月30日 赫伯特·胡佛 12 哈倫·菲斯克·斯通 1941年7月3日-1946年4月22日 富蘭克林·D·羅斯福 13 弗雷德·M·文森 1946年6月24日-1953年9月8日 哈利·S·杜魯門 14 厄爾·沃倫 1953年10月5日-1969年6月23日 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 15 沃倫·E·伯格 1969年6月23日-1986年9月26日 理查德·尼克松 16 威廉·倫奎斯特 1986年9月26日-2005年9月3日 羅納德·里根 17 約翰·羅伯茨 2005年9月29日至今 喬治·W·布希

⑤ 美國現任大法官都有誰

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小約翰-羅伯茨（John G. Roberts, Jr）（2005——）
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s): 安東尼亞-斯卡專利亞 (Antonia Scalia)（1986——）
安東尼-肯尼屬迪(Antony M. Kennedy)（1988——）
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1991——）
露絲-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1993——）
斯蒂芬-布雷耶(Stephen Breyer)（1994——）
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 Alito, Jr)（2006——）
索妮婭-索托馬約爾(Sonia M. Sotomayor)（2009——）
艾琳娜-凱根(Elena Kagan)（2010——）

⑥ 美國法官如何判案

可以說，美國法官多數情況下審案而不判案。怎麼講？美國一審時多數案件由陪審團判定「事實問題」（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僅負責解釋法律問題（question of law），當事人可以放棄陪審團審判，要求改由法官審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審團定被告有罪（convict）後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賠償金額也由陪審團決定。美國時而出現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美元的賠償金，都是陪審團所為。法官要審慎的多。但美國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國人只信自己。當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僱傭「槍手」---律師，在法庭上唇槍舌劍，斗個你死我活。而法官則相對超脫，相對逍遙，有時是袖手旁觀。有位美國一審法官私下談起，如果是殺人越貨、作姦犯科的案子，審理起來還能抖擻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簡直是昏昏欲睡強打精神。陪審團審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雙方律師「格鬥」是否「規范」，而並不是認定事實的裁判。陪審團則是觀眾，所以，美國一審中永遠是法官一人獨審。當然不容忽視。足球場上，世界頂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緒全無，敗下陣來。同樣，法官也可以「刁難」律師，逼其就範，從而影響審判結果。美國聯邦法院是三審制，地區法院（一審）、巡迴法院（上訴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終審）；州法院是四審制，一審、上訴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美國上訴法院以上的法院審案時原則上只審法律問題，不問事實。如果事實嚴重有誤或是有新情況，上訴法院將案件發回一審法院重審。美國法官的理念是，上訴法院只問一審法官運用法律是否得當。一審法官與陪審團身臨其境，直接觀察證人，在事實問題上最有發言權，上訴法院應盡量不介入。美國上訴法院的判決書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訴法院的法官有時也通過法律問題迂迴事實問題。但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則上訴法院不過問事實問題。上訴法院審案時是三位法官組成合議庭。三位法官的資力有深淺區別，但在職務上並沒有高低之分，審案時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訴法院也可以是「全體法官同審」（en banc）。美國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會審。美國法官的獨到之處是，持不同意見的法官可以將其觀點寫在判決之中。有時是截然相反的觀點。法律不同於自然科學。後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對錯真偽之分。而法律則是人類自己「造」出來的條條框框，其釋義與運用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既然結果是兩可的，公正需要體現在程序方面。這就是美國之所以特別強調「正當程序」（e process）。簡單說，正當程序就是當事人（或是被告）應有辯解的機會，法官有傾聽辯解的義務。此外，法官判決時必須自圓其說，前後一致。寫判決的重要意義也就在於此。律師大多個性較強，而美國法官也是律師出身，不願聽命於他人。制度上美國是司法獨立，也就是法官獨立。但美國法官很少獨斷獨行，膽大妄為。美國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當過資深律師與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謂歷盡千心萬苦，不會為了區區小利而壞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國聯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祿，且享受終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願意他們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法官馬歇爾干到80歲時已是病入膏肓，美國的「右派」也盼著這位「左派」盡早讓「賢」（美國最高法院只有9個席位）。馬歇爾死活不走，而且揚言：「我就是要站著進來，躺著出去。」美國法官大多幹得笑眯眯的，決無貪臟枉法的非份之想。美國法官待遇優厚，不求加官晉級，可以專心致致地工作。聯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終身制，又沒有領導督促，可工作起來還是兢兢業業。美國法官，尤其是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審判當作一門藝術，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鑒賞者。美國法學院的教授們的工作與嗜好之一就是對判決品頭論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誅筆伐。美國律師協會每年要給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審案時，對自己討厭的律師也不敢亂吹「黑哨」。美國是個多元化的國家，遍地都是行行色色的勢力集團、群眾組織，互相牽制，互相制約。美國法官審案時也是如此，雖然是獨立審判，但也有有形與無形的監督或「領導」。

⑦ 美國最高院還有多少5-4的驚世判決

可以說，美國法官多數情況下審案而不判案。怎麼講？美國一審時多數案件由陪審團判定「事實問題」（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僅負責解釋法律問題（question of law），當事人可以放棄陪審團審判，要求改由法官審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審團定被告有罪（convict）後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賠償金額也由陪審團決定。美國時而出現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美元的賠償金，都是陪審團所為。法官要審慎的多。但美國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國人只信自己。當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僱傭「槍手」---律師，在法庭上唇槍舌劍，斗個你死我活。而法官則相對超脫，相對逍遙，有時是袖手旁觀。有位美國一審法官私下談起，如果是殺人越貨、作姦犯科的案子，審理起來還能抖擻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簡直是昏昏欲睡強打精神。陪審團審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雙方律師「格鬥」是否「規范」，而並不是認定事實的裁判。陪審團則是觀眾，所以，美國一審中永遠是法官一人獨審。當然不容忽視。足球場上，世界頂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緒全無，敗下陣來。同樣，法官也可以「刁難」律師，逼其就範，從而影響審判結果。美國聯邦法院是三審制，地區法院（一審）、巡迴法院（上訴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終審）；州法院是四審制，一審、上訴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美國上訴法院以上的法院審案時原則上只審法律問題，不問事實。如果事實嚴重有誤或是有新情況，上訴法院將案件發回一審法院重審。美國法官的理念是，上訴法院只問一審法官運用法律是否得當。一審法官與陪審團身臨其境，直接觀察證人，在事實問題上最有發言權，上訴法院應盡量不介入。美國上訴法院的判決書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訴法院的法官有時也通過法律問題迂迴事實問題。但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則上訴法院不過問事實問題。上訴法院審案時是三位法官組成合議庭。三位法官的資力有深淺區別，但在職務上並沒有高低之分，審案時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訴法院也可以是「全體法官同審」（en banc）。美國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會審。美國法官的獨到之處是，持不同意見的法官可以將其觀點寫在判決之中。有時是截然相反的觀點。法律不同於自然科學。後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對錯真偽之分。而法律則是人類自己「造」出來的條條框框，其釋義與運用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既然結果是兩可的，公正需要體現在程序方面。這就是美國之所以特別強調「正當程序」（e process）。簡單說，正當程序就是當事人（或是被告）應有辯解的機會，法官有傾聽辯解的義務。此外，法官判決時必須自圓其說，前後一致。寫判決的重要意義也就在於此。律師大多個性較強，而美國法官也是律師出身，不願聽命於他人。制度上美國是司法獨立，也就是法官獨立。但美國法官很少獨斷獨行，膽大妄為。美國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當過資深律師與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謂歷盡千心萬苦，不會為了區區小利而壞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國聯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祿，且享受終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願意他們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法官馬歇爾干到80歲時已是病入膏肓，美國的「右派」也盼著這位「左派」盡早讓「賢」（美國最高法院只有9個席位）。馬歇爾死活不走，而且揚言：「我就是要站著進來，躺著出去。」美國法官大多幹得笑眯眯的，決無貪臟枉法的非份之想。美國法官待遇優厚，不求加官晉級，可以專心致致地工作。聯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終身制，又沒有領導督促，可工作起來還是兢兢業業。美國法官，尤其是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審判當作一門藝術，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鑒賞者。美國法學院的教授們的工作與嗜好之一就是對判決品頭論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誅筆伐。美國律師協會每年要給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審案時，對自己討厭的律師也不敢亂吹「黑哨」。美國是個多元化的國家，遍地都是行行色色的勢力集團

⑧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中美國訴卡羅琳食品公司案

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非常重視法官的智慧和經驗在司法審判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專業訓練和適應自身角色的經驗使法官尤其具有智慧，而智慧意味著做出審慎的判斷。在我看來，這樣的智慧當然不只是一種知識，更不應該僅僅是那種來自書本的知識，而是那些以維護憲法為己任的法官們，在總結豐富的法治經驗的基礎上獲得的經驗和靈感。 你說到的一九三八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美國訴卡羅琳產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cts Company) 判決書的第四注腳（「第四注腳」應為「腳注四」——Footnote Four)， 就是英美法系法院判決書格式中必不可少的「注釋」，由於這個注釋不僅充分展示了主審此案的大法官斯通基於經驗的智慧,而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憲政的歷史，因而被譽為是「改變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腳注」。 該腳注的譯文（意譯）是：「當立法從表面看，受到了憲法的特別禁止，諸如為憲法前十項修正案所禁止的時侯，推斷其合憲性的范圍可能更為狹小。當這樣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時，它同樣也被認定是特別的禁止對象。現在沒有必要考慮那些限制政治進程的立法——這一進程通常被期望能夠取消令人討厭的法律,在第十四條修正案一般性禁止的情況下,是否要比其他絕大多數類型的立法受到更為嚴格的司法審查。我們也不必去探究同樣的考慮是否要納入到針對特定宗教的、或者涉及來源國籍的、或者種族上的少數族群制定法的審查；不必去探究歧視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是一種特殊情形，因為這些立法往往嚴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護少數的政治進程，因此它們可能相應地要求更為透徹的司法追究。」 因為該案涉及到了一項聯邦立法,它限制一種混合奶的跨州銷售，而卡羅琳公司認為這一法律剝奪了公司的商業自由權，違背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如果該案發生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在訴訟中美國聯邦政府必敗無疑。但在卡羅琳案的判決書中,最高法院的斯通大法官指出，判決與州際商業相關的案件時最高法院應該認可立法者制定規制商業活動的法律時所依賴的「知識和經驗」，如果不缺乏這樣的「理性基礎」，就不應該宣布這些立法違憲。這一表達的內在邏輯就是：既然法院的法官們高高在上，不受民意制約，與現實的社會經濟保持距離，因此他們不大可能比議會中的民意代表更多地了解社會經濟的現實運作，也就沒有資格指責各級立法缺乏「理性基礎」。所以結論自然是在對經濟或社會立法進行司法審查時，最高法院應當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則，應當尊重立法部門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判斷。這個判決之所以成為經典，完全是因為斯通在判決書上加了一個看似不起眼的腳注，因它是整個判決書中的第四個注釋，故名。不僅使這個判決成為法律智慧的經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且也激發出眾多的法學研究成果。這個注釋試圖說明,司法克制的假定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僵硬原則,它有三個例外情況。對這三個例外,司法非但不應當克制,恰恰相反,還需要更積極和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用通俗的語言來解釋斯通的注釋,那就是司法克制有以下三個例外:其一,明顯違反《權利法案》和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立法;其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參與政治進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視弱勢群體、妨礙他們參與政治進程的立法。對這三類立法,最高法院要進行嚴格的司法審查。 「腳注四」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提出了對於不同類型的立法需要適用於不同程度的司法審查。具體說來,法院對國會的經濟調控(主要是州際商業)立法,遵從立法機構的判斷;對待非經濟立法,則應加以嚴格審查。這種區別對待立法的司法審查態度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美國憲政史上著名的「雙重標准(double standard)」原則。

⑨ 在哪裡可搜索到美國最高法官法官 霍姆斯法官 的判決書

到美國最高法院的網站上去看看

⑩ 美國法庭是怎麼判案的

可以說，美國法官多數情況下審案而不判案。怎麼講，美國一審時多數案件由陪審團判定「事實問題」（question of facts），而法官僅負責解釋法律問題（question of law），當事人可以放棄陪審團審判，要求改由法官審判。如果是刑事案，陪審團定被告有罪（convict）後再由法官量刑（sentencing）。民事案中，賠償金額也由陪審團決定。美國時而出現上百萬、上千萬乃至上億美元的賠償金，都是陪審團所為。法官要審慎的多。但美國人不信政府，不信法官，美國人只信自己。

當事人相信自己，就是要僱傭「槍手」---律師，在法庭上唇槍舌劍，斗個你死我活。而法官則相對超脫，相對逍遙，有時是袖手旁觀。有位美國一審法官私下談起，如果是殺人越貨、作姦犯科的案子，審理起來還能抖擻精神；遇到枯燥的商事案，那簡直是昏昏欲睡強打精神。

陪審團審案中，法官像是裁判，但只是裁判雙方律師「格鬥」是否「規范」，而並不是認定事實的裁判。陪審團則是觀眾，所以，美國一審中永遠是法官一人獨審。當然不容忽視。足球場上，世界頂尖的高手被裁判的「黑哨」一吹，也是心緒全無，敗下陣來。同樣，法官也可以「刁難」律師，逼其就範，從而影響審判結果。

美國聯邦法院是三審制，地區法院（一審）、巡迴法院（上訴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終審）；州法院是四審制，一審、上訴法院、州最高法院、美國最高法院。美國上訴法院以上的法院審案時原則上只審法律問題，不問事實。如果事實嚴重有誤或是有新情況，上訴法院將案件發回一審法院重審。美國法官的理念是，上訴法院只問一審法官運用法律是否得當。一審法官與陪審團身臨其境，直接觀察證人，在事實問題上最有發言權，上訴法院應盡量不介入。美國上訴法院的判決書也是在「造法」（make laws）。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不可能完全割裂，上訴法院的法官有時也通過法律問題迂迴事實問題。但這是技巧上是做法；原則上訴法院不過問事實問題。

上訴法院審案時是三位法官組成合議庭。三位法官的資力有深淺區別，但在職務上並沒有高低之分，審案時完全是平起平坐。遇到大案要案，上訴法院也可以是「全體法官同審」（en banc）。美國最高法院是9位大法官會審。美國法官的獨到之處是，持不同意見的法官可以將其觀點寫在判決之中。有時是截然相反的觀點。法律不同於自然科學。後者找出的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定律，有對錯真偽之分。而法律則是人類自己「造」出來的條條框框，其釋義與運用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既然結果是兩可的，公正需要體現在程序方面。這就是美國之所以特別強調「正當程序」（e process）。簡單說，正當程序就是當事人（或是被告）應有辯解的機會，法官有傾聽辯解的義務。此外，法官判決時必須自圓其說，前後一致。寫判決的重要意義也就在於此。

律師大多個性較強，而美國法官也是律師出身，不願聽命於他人。制度上美國是司法獨立，也就是法官獨立。但美國法官很少獨斷獨行，膽大妄為。美國法官大多德高望重，而且都當過資深律師與名教授，爬到法官的位置可謂歷盡千心萬苦，不會為了區區小利而壞了自己一世的英名。美國聯邦法官有一份很好的俸祿，且享受終身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如果願意他們可以在任上干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法官馬歇爾干到80歲時已是病入膏肓，美國的「右派」也盼著這位「左派」盡早讓「賢」（美國最高法院只有9個席位）。馬歇爾死活不走，而且揚言：「我就是要站著進來，躺著出去。」美國法官大多幹得笑眯眯的，決無貪臟枉法的非份之想。

美國法官待遇優厚，不求加官晉級，可以專心致致地工作。聯邦法官的待遇更好，而且是終身制，又沒有領導督促，可工作起來還是兢兢業業。美國法官，尤其是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把審判當作一門藝術，一心要超越自我的得意之作。其作品也不乏鑒賞者。美國法學院的教授們的工作與嗜好之一就是對判決品頭論足，或喝彩叫好或口誅筆伐。美國律師協會每年要給法官打分，所以法官審案時，對自己討厭的律師也不敢亂吹「黑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