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
⑴ 美國聯邦法院，州法院，巡迴法院，最高法院，上訴法院分別有什麼職能謝謝！
以下內容供參考：
美國共有個相互獨立的法院系統，包括聯邦法院系統、首都哥倫比亞特區法院系統和50個州法院系統。雖然聯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國的最高法院，其決定對美國各級各類法院均有約束力，但是聯邦法院系統並不高於州法院系統，二者之間沒有管轄或隸屬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講，美國的法院系統為「雙軌制」，一邊是聯邦法院，一邊是州法院，二者平行，直到聯邦最高法院。
聯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轄的案件種類不同。在刑事領域內，聯邦法院審理那些違反聯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領域內，聯邦法院審理以合眾國為一方當事人、涉及「聯邦性質問題」、以及發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間而且有管轄權爭議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轄權比較廣泛。按照美國憲法的規定，凡是法律沒有明確授予聯邦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都屬於州法院。在實踐中，絕大多數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審理的。在諸如加利福尼亞等大州，州法院一年審理的案件總數可以高達百萬；而所有聯邦法院一年審理的案件總數不過其四分之一。
聯邦和大多數州的法院系統都採用「三級模式」，只有內布拉斯加等幾個州採用兩級模式。所謂「三級模式」，就是說法院建立在三個級別或層次上，包括基層的審判法院、中層的上訴法院和頂層的最高法院。當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稱並不盡同。例如，在紐約州，基層審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層上訴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訴庭」；實際上的最高法院則叫"上訴法院"。
「三級模式」並不等於「三審終審制」。實際上，聯邦和大多數州採用的是「兩審終審制」，即訴訟當事人一審敗訴後只有權提起一次上訴。從理論上講，當事人在一審之後可能還有兩次甚至三次上訴審的機會。但是，請求上訴法院再審是當事人的權利，請求最高法院再審就不是當事人的權利，而是最高法院的權力了。「權利」與「權力」，雖僅一字之差，但意義相去甚遠。在前一種情況下，法院必須受理當事人的上訴；在後一種情況下，法院沒有受理的義務，只有當法院認為必要時才受理。當事人若想獲得後一種上訴審，必須得到法院的「上訴許可令」（Leave to Appeal）或者「調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當然，也有一些州的法律明確規定了「三審終審制」，或者規定在某些種類的案件中採用「三審終審制」。例如，在紐約州，絕大多數案件的當事人都有兩次上訴的權利；在加利福尼亞州，法律規定凡是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件都適用「三審終審制」。另外，某些在州法院系統敗訴的當事人還可以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四審」。當然，究竟什麼案件可以得到這種特別的關照，法律上一般不做明確規定，決定權掌握在聯邦最高法院那9名大法官的手中。
無論是聯邦法院還是州法院，無論是普通法院還是特別法院，都可以根據基本職能不同而分為兩種：一種是審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種是上訴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來說，美國的審判法院和上訴法院之間的職責分工是明確和嚴格的。審判法院只負責一審；上訴法院只負責上訴審。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們既審理上訴審案件，也審理少數一審案件。
美國的審判法院一般都採用法官「獨審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審判並做出判決。上訴審法院則採用「合議制」，即由幾名法官共同審理案件並做出判決。合議庭的組成人數各不相同。一般來說，中級上訴法院的合議庭由3名法官組成；最高法院的合議庭則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組成。此外，根據案件的種類和當事人的意願，審判法院的審判可以有兩種形式：法官審（Bench Trial）和陪審團審（Jury Trial）。
在此值得專門介紹的是合眾國最高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即聯邦最高法院。它是美國惟一由聯邦憲法直接設立的法院。該法院位於首都華盛頓。其職能包括審理聯邦上訴法院的上訴案件，審理各州最高法院的上訴案件（如果涉及聯邦法律問題的話），以及審理憲法規定其可以直接審理的一審案件。一審案件的數量很少，不足其審理案件總數的十分之一。一審案件往往涉及兩個或多個州之間的糾紛，而且多與地界有關，如因河流改道而引起的土地歸屬權糾紛；也有些案件屬於兩個或多個州對某億萬富翁的財產征稅權糾紛。
最高法院受理上訴案件的途徑有二：其一是上訴權；其二是調卷令。當事人有權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規定，只有當聯邦地區法院的判決是由3名法官組成的特別合議庭做出的時候，當事人才有權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如前所述，審判法院一般都採用獨審制，但是在兩種情況下可以組成合議庭。一種情況是重新劃分立法區；一種情況是國會希望快速解決某個憲法爭議問題。在1990年的「合眾國訴伊奇曼」一案中，為了迅速解答國會禁止非法焚燒美國國旗的法律是否違憲的問題，聯邦地區法院就採用了合議庭審判。這種合議庭由兩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和一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組成。
調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訴案件的主要途徑。要獲得最高法院的調卷令，訴訟當事人首先要提出申請，然後由大法官們投票決定是否受理。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調卷令申請在6000件左右，但是其受理的案件一般不超過200件。最高法院認為其主要職責不是糾正下級法院的錯誤判決，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維護聯邦法制。因此，其發布調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對聯邦法律的不同解釋，例如，兩個聯邦上訴法院對某一法律的解釋有沖突；聯邦上訴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對某一法律的解釋有沖突；或者聯邦上訴法院對某一法律的解釋與聯邦最高法院以前的判決有不一致之處等。
自成立以來，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數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最少時為5人，最多時為10人，目前由9名大法官組成，其中一人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審理案件時由9名大法官共同組成合議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內的9名大法官的主要職責就是審判，他們並不承擔中國法院院長們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職能。
⑵ 美國最高法院是怎樣的
美國最高法院，正式名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最高審判機構，由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的9名終身法官組成，其判例對全國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審查權，即有權通過具體案例宣布聯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違憲。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各種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簡單多數票的表決方法來決定。
美國憲法沒有直接提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否有司法審查權。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經通過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的判決指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有權宣布某個法律違憲而不被採用。
聯邦法院系統還設有各種專門法院。與聯邦上訴法院同級的有：受理向政府要求損害賠償的案件的索賠法院，受理關稅上訴案件和專利權案件的關稅和專利權上訴法院。與地方法院同級的有關稅法院和征稅法院。另外，某些聯邦行政機構具有部分司法權，可以裁決其職權范圍內的爭議。這些行政機構有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國家勞工關系局等。
聯邦最高法院大廈前門鐫刻著聖經里的一句名言：「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⑶ 如何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上訴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直接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違憲版審查訴訟。二種是經州法院權或聯邦上訴法院終審後還是不服的情況下向聯邦最高法院要求違憲審查。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是美國聯邦司法系統中的中級上訴法院。聯邦上訴法院主要裁定來自於其聯邦司法管轄區內對於地方法院判決的上訴。成立於1982年。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又名巡迴上訴法院（Federal Circuit)，是美國聯邦司法系統中的中級上訴法院。聯邦上訴法院主要裁定來自於其聯邦司法管轄區內對於地方法院判決的上訴。
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經常被看作為美國司法系統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法院之一。因其具有創建判例及聽取地區法院上訴的權責，所以上訴法院對於美國司法有著極大的影響。由於美國最高法院每年僅接受少於100個司法案件的上訴，因此大多數案件的終審判決均來自於美國上訴法院。
⑷ 美國最高法院的權利包括
美國最高法院的權利包括：
對州最高法院或聯邦上訴法院審理的案件，有權就內法律問題進容行復審；有權頒發調審令，調審下級聯邦法院或法院審理的案件。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司法審查權，審查聯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憲。不論是初審案件，還是復審案件，都是終審判決。
(4)美國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擴展閱讀：
自羅斯福新政後，總統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名本黨的大法官，已經成為美國「活憲法」的現代機制，正是通過司法任命，最高法院才可以同全國性的政治過程保持著溝通。
美國憲法才能夠在文本不變的前提下不失其與時俱進的生命力。但如果在黨爭激烈時，某個關鍵的大法官席位發生空缺，新任命可能改變最高法院的力量均勢。
這時的司法任命就承擔了此機制理論上無法承受的重負，極易發生病變。斯卡利亞的身後之事就是最好的例證。也正因此，波斯納認為，美國最高法院不僅是一家政治的法院，而且還蛻變為一家政治化了的法院。
⑸ 美國國會，白宮，最高法院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相互關系：
美國國會，白宮，最高法院之間的關系充分體現了三權分立的思想，白宮受限於美國國會,而美國國會又受限於最高法院。
關系詳情：
國會：行政官員與法官的薪金由國會所決定，但國會不能增加或減少總統的薪金，或減少法官在其任期內的薪金。國會亦會決定其議員的薪酬，但是美國憲法第二十七號修正案限制了國會議員薪酬增加的生效期，議會薪酬增加的議案要在下屆國會選舉時方才生效。
眾議院擁有彈劾行政官員與法官的權力；參議院則負責覆核所有的彈劾提議。值得注意的是參議員與眾議員並不當為文官：其並不可作為彈劾的對象（若參眾兩院的議員有三分二或以上要求某議員退任，則沒問題）在眾議院只要有過半數支持便可通過彈劾議案，但此議案要經由參議院再作議決，並要獲得三分二支持方可生效。若官員被定罪，則會自動離任。在彈劾過程里除移除其職位或阻止其轉職外，並沒有其他懲罰，但其所犯罪行則會在彈劾後作出審訊並處罰。
國會負責審查行政部門的組成。若在選舉團制度下沒有一位總統候選人獲得過半數支持的話，則眾議會負責在票數最高的三位候選人中選出一位任總統（這是根據美國憲法第十二號修正案所定立）。而副總統則由參議院在最高票數的兩位候選人里選出。當副總統職位出缺時，總統可在得到參眾兩院同意後委派新人選。此外，總統若要任命內閣官員、駐外大使與其他行政官員，則必要取得參議院的建議與認同。當參議院休會時，總統可以不經確認程序作出暫時委派，稱為「休會任命」。
國會與總統亦可影響司法部門的組成。國會可以成立次級法院並擁有獨立司法權。此外，國會負責限製法院組成人員的數量。法官則由總統在聆聽國會建議並獲得其認同後指派。
總統：美國總統可以通由行使議案否決權來控制國會，但參眾兩院若各有三分二的票數反對該否決，則這議案否決權便沒效。當參眾兩院無法為休會期作出結論時，總統可以作出安排。參眾兩院或任何一院皆有可能會被總統命令召開緊急會議。而副總統是參議院的主席。
正如上述所言，總統可以在聽取參議院的建議與取得其認同後任命法官。其亦可頒布特赦或緩刑令。其特赦令不用經過國會審核，亦不用得到被授予者同意。
美國總統亦是美國陸軍與海軍的總司令。
法院：法院通由司法審查權來控制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這個慨念並沒有寫進憲法里，但卻是眾多憲法草擬者的設想（如聯邦主義議文集也曾提及）。在「馬伯里訴麥迪遜案」（Marburyv.Madison）一案里，最高法院定立了運用司法審查權的前提，雖然如此，部份人仍然對此持有反對意見，認為此權力是為了政治目的，但在特定情況下的政治現實卻詭異地限制了反對意見，而此法律先例並且定立了法院可以宣告國會通過的法律違憲的權力。（詳情可參看美國司法審查權之探討）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最高法院為惟一的法院可以對法律的合憲與否作出判決；其實即使是次級法院亦可運用此權力。但只有最高法院的決定對聯邦具有約束力。上訴法院的決定只適用於該上訴法院的司法管轄區。
美國最高法院院長在總統被彈劾期間會在參議院里任議會主席。然而參議院的規則並沒有給予議會主席很多權力，所以最高法院院長在這里的角色只是較為無足輕重的。
美國國會擁有惟一的立法權力。在不授權原則下，國會不會在其他機關委派任何立法代表。
美國總統擁有行政決策權，其主要職責為「監督法律之忠實執行」。
司法權為審判案件與爭論的權力；其由美國最高法院與由國會隨時下令設立的次級法院所有。其法官必須由總統在經由聽取國會建議與獲得國會同意後所委派，其職務為終身制，並會獲得足夠的超時工作補償。如果一個法院的法官並不具備這樣的性質，該法院則不能運行美國的司法權。可以運行司法權的法院則稱為「憲政法院」。
⑹ 美國違憲審查只有最高法院嗎
美國模式的司法審查制度是在具體的案件中附帶審查，只有事件的直接受害人才能提起憲法訴訟，非受害的第三者無權提起憲法訴訟，法院也不受理。
另外，在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下，各級普通法院均有權進行違憲審查，當事人也可以根據審級制度層層上訴，直到國家的最高法院。
有關法律是否違反憲法的判斷在判決書的說理部分，判決書的結論部分仍然是某方當事人勝訴，某方當事人敗訴，同時，判決書原則上只對本案中的相關當事人有效，但由於美國是實行判例法的國家，法律一經最高法院宣告違憲，對其他案件和下級法院都具有約束力，所以有關法律條款事實上就成為無效的法律。
⑺ 美國最高法院一般審理什麼案件
在美國，每年通過層層上訴最後送達到美國最高法院的案件就有上萬件，請求最高法院版審理的案件也有七八千件權，根據《美國憲法》規定，美國最高法院一般審理以下三類案件：
下級上訴法院關於案件提供了與聯邦法律相矛盾的解釋；
涉及美國憲法的案件，即能對憲法產生重大影響的案件；
具有偉大國家意義的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最高法院有9位大法官，只要其中4位法官決定審理案件，最高法院就會做出審理案件的決定。因此，最高院審理的案件也受法官個人偏好的影響，但他們會把自己的偏好及意見用在具體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而不會用在對案件的篩選中。
⑻ 美國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是什麼
一、管轄權
在歐洲大陸法國家和那些以大陸法為法律模式的國家如日本、拉丁美洲國家和多數非洲國家，法院審判案件的權力更有可能被理解成「competence」而不是「jurisdiction」。「competence」包括兩方面：事物管轄和地域管轄。前者是指糾紛應訴諸於被授權審理那類案件的法院，後者是指糾紛應訴諸於與案件當事人、事實經過或事件有一定地理聯系的法院。如果原告所選擇的法院同時具備以上兩方面，則該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
英美法系關於管轄權（jurisdiction）的概念與大陸法系的管轄權（competence）概念是相似的，但有細微的不同。我們的管轄權也包括事物和地域兩種因素。一個糾紛必須訴諸於有事物管轄權的法院，即案件必須屬於法院被授權審理的案件的一種。然而，除此之外，對雙方當事人法院還必須有對人管轄權（如果是對人訴訟）或對物管轄權（如果是對物訴訟）。管轄權中的地域因素體現在對人管轄權之中。在某一法院能對一方當事人行使對人管轄權之前，該當事人必須與建立那一法院的主權領土有一定的聯系。
州法院對事物的管轄權幾乎沒有什麼問題，而聯邦法院對事物的管轄權卻是有限的。聯邦法院只能受理少數特別種類的案件，如基於聯邦法律產生的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間的爭議案件、一州公民與外國公民之間的爭議案件。然而，州法院卻可以受理除少數專門由聯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之外的任何種類的案件。就事物管轄權而言，在我所在的堪薩斯州，一般初審法院都可以受理一個日本公民和另一個日本公民之間因合同違約所產生的糾紛案件，盡管合同的簽訂地和履行地都在日本。但是在這樣一個案件中要想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法院，對人管轄權是限製法院權力的一個主要因素。因此，與大陸法系國家著重考慮對案件的管轄權不同，我們所考慮的主要是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
如果一個被告自願接受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則不需要在他與訴訟法院之間有地域上的聯系。但如果對管轄權有異議，則原告必須選擇一個與被告有適當聯系的法院起訴，只有該法院才能獲得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
假設一個被告在一個主權領土范圍內有自己的家，而該地的法院正在尋求對其行使管轄權，則這個家通常被認為是一個允許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合適連結點。但是被告的居所或住所並不是唯一的連結點。
在歷史上，英美普通法認為，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主要是法院司法強制力的一個功能。如果一個法院能拘捕某個人，則此人隸屬於該法院的管轄權。在英美普通法的早期，民事訴訟確實是從對被告的人身拘捕開始的，被告被關押直到案件審畢。後來，實際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徵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象對待被起訴的刑事罪犯一樣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過傳票傳喚被告。傳票表明，如果必要時，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個對管轄權持有異議的非當地居民，當他出現在法院轄區，並被以合法的程序傳喚時，其也可能隸屬於該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因此，被告與法院之間的適當聯系包括三種情形：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在法院的轄區，被告放棄管轄權異議；被告出現在法院轄區。這些在過去被認為，現在也仍然被認為是確定對人管轄權的傳統基礎。在著名的Pennoyer訴Neff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宣布這三種傳統的基礎是憲法所允許的僅有的基礎。在該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確定對人管轄權的這些傳統基礎是憲法性概念「正當法律程序」的因素之一。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非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任何州都不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相應地，Pennoyer訴Neff一案確立了這樣一個規則，即州法院不能對被告行使對人管轄權，除非該被告自願接受管轄，或其居所或住所在該州，或當其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
該案嚴格限制了法院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的權力，即一個法院不能隨意行使管轄權，除非當被告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然而，普通法認可一種可以規避這種限制的途徑，如果被告在該州有財產。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雖然是對人訴訟所要求的，但在對物訴訟中卻無此要求。對本轄區內的財產，法院可以決定其所有權歸屬而無需享有對被告的對人管轄權。財產位於該州是法院對該財產享有管轄權（通常被稱為「對物管轄權」）的充足根據。
對物訴訟是指決定財產利益歸屬的訴訟。請求被告給付金錢的訴訟或要求被告為或不為某種行為的訴訟是對人訴訟。然而，普通法發展了一種理論，該理論允許原告把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當作對物訴訟來起訴。如果原告關於金錢賠償的請求是有效的，則原告對屬於被告的財產享有潛在的利益。如果原告勝訴，而被告卻沒有執行該判決，則原告可以變賣被告的財產以執行判決。另外，關於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也可能被當成這樣一種對物訴訟，即在該訴訟中，原告針對被告的某種特定財產提出訴訟請求。原告可以在任何一個被告享有可供執行的財產的地區起訴，即使被告不隸屬於該地法院的對人管轄權。此種意義上的「財產」也包括被告的債權。法院只要能夠對被告的債務人行使對人管轄權，就可以對由該債權所代表的財產行使對物管轄權。獲得這種被稱為「准對物訴訟」的機會為規避Pennoyer訴Neff一案所確立的對人管轄權的嚴格條件提供了有限的途徑。這種准對物訴訟的判決的效力只是給予原告變賣被告某種特定的財產以滿足自己訴訟請求的權利，判決的執行不能針對被告的其他財產。
二、管轄權的「權力支配」理論的缺陷
這種依靠法院的實際支配權力去執行判決的管轄權理論的缺陷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變得越來越明顯。一方面，它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對法人的管轄權。法人是沒有自然屬性的，它只是一種觀念，但法人可以擁有財產。因此根據「准對物訴訟」理論，在請求給付金錢的訴訟中，任何法人財產所在地的法院都將對法人財產享有對物管轄權。但是在對人訴訟中，如何確定對一個持異議的非當地法人的對人管轄權呢？如何認定一個法人在某法院轄區出現過呢？美國立法者們的回答是，如其現在常做的一樣，求助於法律的擬制。如果法人的一個機構在該州經營著其公司的業務，則表明該法人出現在該州。因此，一個法人在符合以下條件之一時，就隸屬於訴訟所在地法院的對人管轄權；放棄管轄權異議；在該法院所在州注冊登記；在該州「經營業務」。但此種意義上的「經營業務」從來也沒有被明確地定義過，於是，涉及「經營業務」意思的判決已經有成千上萬。
另一方面，汽車的發明使該種理論的缺陷更加明顯。汽車能使人們很容易地從一州旅行到另一州，但是汽車是危險的交通工具以及許多訴訟的起因。汽車增加了這種可能，即一州的居民被捲入到另一州的損害賠償訴訟之中的可能。駕駛汽車進入乙州並在那裡造成交通事故的甲州居民，不得不在任何由此導致的訴訟案件中保護自己的利益，證人可能被要求到庭作證。但是按照「權力支配」理論，除非在離開乙州之前被合法傳喚，一個持異議的甲州居民是不隸屬於乙州法院的對人管轄權的。問題的解決再次運用了法律的擬制。州立法機關制定了一些法規規定，任何人一旦在該州的道路上駕駛車輛，就意味著同意接受該州法院對任何由此行為引起的訴訟案件的管轄權。這種擬制的「同意」似乎能吻合Pennoyer訴Neff一案以及管轄權的「權力支配」理論。同時，最高法院也堅持認為，這種「非居民駕駛者的法規」在Hess訴Pawloski一案中是合憲的。
當一種法律體系必須求助於某種法律擬制，去調和常識性的結論與占支配地位的法律理論之間的關系時，那麼這種法律理論一定存在某種問題。在1945年對「國際鞋業」訴華盛頓州一案的判決中，最高法院最終改革了對人管轄權的理論基礎。
三、最起碼的聯系和基本的公正
「國際鞋業」一案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一個設立在密蘇里州的公司能否在華盛頓州被起訴？該公司認為，其在華盛頓州的機構的行為並不構成「經營業務」，因此該公司沒有出現在華盛頓州。在反駁此種辯解時，最高法院給予「正當法律程序」在對人管轄權問題上的含義一個全新的描述：
「在歷史上，法院在對人訴訟中的管轄權產生於其對被告人身的實際支配權力，因此被告出現在法院所管轄的地域內是被告受法院判決拘束的前提條件……但是既然拘捕被告的命令已被傳票或其他形式的通知所取代，正當法律程序所要求的僅是，如果被告沒有出現在法院的轄區，法院要想使其服從對人訴訟的判決，則被告與法院之間應有某種最起碼的聯系。因此，該案件的審判就不會與傳統的公平和公正概念相抵觸。」
伴隨此種新的「最起碼的聯系」的標准，最高法院認為，符合法律的最起碼的聯系的數量和種類取決於訴訟的起因是否產生於該聯系。在「國際鞋業」一案之前，一些法院沒有作此種區別，除非州法規把管轄許可權制於案件的起因產生在該州，正如前面所述的「非居民駕駛者」法規。如果被告出現在該州或住在該州，他可能因任何原因被起訴，無論案件與該州是否有聯系。但是在有法人參加的訴訟中，「國際鞋業」認為：「出現」只是一種擬制，被告必須與該州有某種聯系。如果訴訟的起因產生於該種聯系，則即使是單一的孤立的聯系也足以使被告隸屬於該州法院的對人管轄權。如果該聯系是系統的、連續的和實質性的，則被告可以因任何案由被起訴，無論該案由產生於何處。
究竟什麼樣的單一的或孤立的行為能滿足合憲的最起碼的聯系的要求，從而支持產生於這種聯系的案件的管轄權（我們稱其為「特別管轄權」）呢？究竟什麼樣的系統的連續的行為是充分的實質性的，以致能夠支持與該種行為無關的案件的管轄權（我們稱其為「一般管轄權」）呢？最高法院在「國際鞋業」一案中指出，答案取決於「與正當法律程序所要保證的公正的有序的法律管理相關的行為的性質和質量。」這被理解為「利益平衡」。與如果案件不能在那裡被起訴原告所將面臨的困難相比，被告在一個被選定的法院應訴究竟會遇到多大的困難呢？在允許案件在原告所選定的法院繼續審理是否公正與合理的問題上，訴訟的方便是要考慮的一個主要因素，而憲法中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文所關心的正是公正與合理。
正當法律程序的新標准起源於「國際鞋業」一案。它要求首先查明被告與法院所在州是否有某種聯系。如果沒有，則管轄權不能成立。如果被告確實與法院所在州有某種聯系，則仍須查明訴訟的起因是否產生於該聯系。如果是，則要進一步查明被判決所影響的利益是否允許這種管轄權。這里的利益包括原告的、被告的、州的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到的利益。如果法院的管轄權的行使符合利益的平衡的要求，則該法院可繼續其對案件的審理；如果管轄權的行使不符合利益平衡的要求，則法院應撤銷該案件。
如果訴訟的起因並不產生於被告與法院所在州的聯系，則需要確定是否該聯系是系統的、連續的實質性的，以致於能夠使被告在缺乏與訴訟的起因相關的聯系時，在該法院應訴是公正和合理的。這一步也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一種依賴於利益平衡的法律標准似乎顯得有些不可預測。不同的法官對案件所涉及到的利益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不同的法官對同樣的案件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是對產生於「國際鞋業」一案的管轄權的分析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四、州法院管轄權的擴大：長距離法規
「國際鞋業」一案的判決為擴大州法院的管轄權開辟了一條道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各州開始適用一些法規，允許其法院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對人訴訟管轄權，只要法院在本州之外對被告進行了合法的傳喚。這些法規被稱為「長距離法規。」其中一些專門用於識別某種可能導致被告隸屬於「長距離管轄權」的行為，而另一些則廣泛宣稱，其州的法院可以在任何與憲法相一致的基礎上對被告行使管轄權。
五、故意獲得和商業流通理論
1958年最高法院在Hanson訴Denckla一案中作出了另一個關於土地標記的判決。該案宣布了對「國際鞋業」一案規則的一條限制。即使訴訟的起因產生於被告與該法院所在州的聯系，即使該法院是一個便利案件審判的法院，該法院也不能對被告行使管轄權，除非引起訴訟的聯系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行為的結果。最高法院指出：「在每一案件中，本質的一點是，被告是有意地為某種行為，以取得在訴訟所在州從事某種活動的權利，進而得到該州法律上的利益與保護。」
這種「故意獲得」要求，給各州法院試圖對產品質量責任案件中的缺陷產品的製造商行使「長距離」管轄權造成了障礙。缺陷產品在一州的出現常常不是產品製造商自身行為的直接結果，而是一些批發商或獨立中間人的行為結果。但是州法院發展了一種理論，以允許對缺陷產品的製造商行使管轄權，而置「故意獲得」要求於不顧。如果製造商有意將其產品投入「商業流通」之中，並清楚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在訴訟所在州銷售和使用，則該行為等同於將產品直接投入該州，盡管產品在該州的實際出現是獨立中間人的行為結果。製造商有意使其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而訴訟的起因產生於此，則該製造商應該服從該州法院的管轄權。
這種「商業流通」觀點導致這樣一個結論，即Hanson案件中「故意獲得」要求的真實含義是，被告應能預見其引起訴訟的行為可能在訴訟所在州產生一定的效果。《第二次沖突法重述》援引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以允許法院對一個自身行為遠離訴訟所在州的被告行使管轄權。《第二次沖突法重述》第三十七節表明：「如某人在其他州實施的行為在該州產生了某種效果，而訴訟的起因又產生於該效果，則該州有權對其行使管轄權，除非這種效果的性質和此人與該州關系的性質使該管轄權變得不合理。」但是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對「故意獲得」要求而言，被證明是過於寬泛了。
World—wide Volkswagen公司訴Woodson一案是幾個住在亞利桑那州的原告在俄克拉荷馬州起訴的一起產品質量責任案件。原告從紐約州的零售商那裡購買了一輛「奧迪」牌汽車。當原告駕駛該汽車從紐約經俄克拉荷馬駛向其在亞利桑那州的新家時，奧迪車後部被另一輛車撞壞並起火，幾個原告嚴重受傷。於是他們對該車的製造商、進口商、東海岸地區的分銷商和零售商一並提出了起訴，訴稱損害是由設計上的疏忽造成的。製造商和進口商都沒有對俄克拉荷馬法院的管轄權提出異議，但分銷商和零售商卻不同。
俄克拉荷馬州的法院堅持被告零售商和分銷商應隸屬於其管轄權，因為法院認定他們能夠預見在紐約州售出的汽車在俄克拉荷馬州被使用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駁回了該判決。最高法院拒絕接受這種「可預見的效果」試驗，但並不反對「商業流通」理論：「對正當法律程序的分析至關重要的這種可預見性，不僅僅是某產品將出現在訴訟所在州的可能，更應當是被告的行為及被告與訴訟所在州的聯系使其可能合理地預測到他將在那裡捲入訴訟。如果製造商或分銷商的產品銷售不是一個簡單的孤立的現象，而是其直接或間接使其產品進入其他州市場的努力的結果，則使其服從於其中任何州的法院的管轄權就不是不合理的，如果該缺陷產品是導致其所有人或他人受到傷害的原因。」
在針對產品製造商提起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中，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的可預見性足以滿足「故意獲得」要求，但是，在其他州售出的產品在訴訟所在州使用的可預見性卻不足以准許在該地對零售商起訴。
最高法院在Asahi金屬產業訴高等法院一案中又一次遇到了「商業流通」理論。該案件產生於加尼福利亞州的一次交通事故。一輛行駛中的摩托車的一隻輪胎爆炸，其駕駛者被嚴重炸傷，他的妻子（當時也在摩托車上）被炸死。受害人向摩托車的製造商和摩托車輪胎的製造商（一家台灣公司）提起了訴訟，而這家台灣公司卻要求追加Asahi（一家日本公司、輪胎活門的製造商）為被告，並辯稱：如果輪胎有缺陷，其原因在於輪胎所使用的活門有缺陷；如果台灣公司負有賠償責任，則日本公司有義務賠償台灣公司。雖然原告沒有向這家日本公司提出起訴，但台灣公司的損害賠償請求仍被受理。日本公司主張法院缺乏對人管轄權，應撤銷案件。但加州的法院裁定，鑒於「商業流通」理論，管轄權成立。法院認為，該日本公司對其在亞洲賣給台灣公司的相當一部分活門可能被組裝到輪胎上並在美國加州出售是完全清楚的。但最高法院駁回了該裁定。
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一致認為，即使該日本公司有意建立與加州的聯系，並因此引發訴訟，但利益平衡規則使要求該公司到加州應訴顯得很不公平，其與台灣公司的關系完全建立在亞洲，審理他們之間的爭議案件與加州的利益毫無關系。即使台灣公司勝訴，該判決在美國也難以得到執行，同時日本也很可能不承認並執行該判決。因此無論是要求該日本公司到加州應訴，還是要求加州公民在該訴訟中充當陪審員，似乎都不太合理、也不太公正。O』Connor和另外三名法官甚至認為，該日本公司與加州的聯系並非其「故意獲得」行為的結果。該公司把其產品投入「商業流通」之中，並知道其中相當一部分可能被組裝到摩托車上並被在加州出售，這一事實並不足以滿足「故意獲得」要求，還應當有其他屬於被告的並能表明其有意使產品進入加州市場的行為，例如廣告。可見O』Connor法官對「商業流通」理論基本持反對態度。
但是，Brennan等另外四名法官再次確認了「商業流通」理論的有效性。第九名法官Stevens不贊同以上兩種觀點中的任何一種。因此，Asahi一案的判決給「商業流通」理論的有效性留下了某種疑問。在後來的案件中，一些法院採用了O』Connor法官的觀點；而另一些法院則站在Brennan法官一邊，後者可能更多一些。畢竟在World—wide Volkswagen一案中，最高法院似乎已把「商業流通」理論，當作一種在針對可預見其產品在訴訟所在州銷售的製造商提起的訴訟中，能夠滿足「故意獲得」要求的工具，且最高法院的大多數法官也從來沒有對此表示過異議。
六、舉證責任和公正
我們已經知道，對人管轄權的合憲性的現代分析，要求法院去發現被告與訴訟所在州之間有意建立的聯系，以及去分析案件所牽涉到的各方利益，從而確定在一個特定的案件中對被告行使管轄權是否公正與合理。問題在於：誰應承擔這種公正問題的舉證責任？原告還是被告？
在最高法院對Burger King公司訴Budzewicz一案作出判決之前，通常認為原告應承擔舉證責任，因為是原告的起訴導致了法院對案件的管轄。但在Burger Kin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卻要求被告一方承擔舉證責任：「一旦被告有意建立與訴訟所在州之間的最起碼聯系的事實被確定，這些聯系在參照其他因素的同時，就可以被用來考慮並決定對人管轄權的維持是否符合公平和公正的原則。……被告所居住的州要想獲得該案的管轄權，被告就必須舉出強有說服力的判例，以證明其他因素的存在使訴訟所在州的管轄權變得不合理。」簡言之，如果原告能夠證明被告已經有意與某州建立了某種聯系，而案件的起因又產生於該聯系，則向法院證明其管轄權的行使並不公正的責任就只能由被告承擔。
七、傳統依據的生命力
自從「國際鞋業」案判決以來，有一點已經十分清楚，即認為被告在一州的出現是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對人管轄權的必要條件的傳統管轄權理論的相當一部分已不再有效。一州能夠對並未被發現出現在該州的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而又不違背憲法。
然而，傳統理論也堅持，一個人在訴訟所在州的出現是該州法院對其行使管轄權的充分根據。這在過去是對的，甚至於就我們現在的「一般管轄權」而言，也是正確的。傳統理論的這一觀點延續下來了嗎？許多律師、法官和學者認為沒有。如果關於正當法律程序的檢驗是基本公正的，正如「國際鞋業」一案和以其為判例的其他案件所表明的那樣，那麼我們將很難發現，在沒有其他聯系的情況下，僅僅由於被告在某州的短暫的逗留就要求其服從管轄在該州應訴的公正何在。在「國際鞋業」案之後，很多人認為，即使被告在該州逗留期間被合法傳喚過，也仍然需要做利益平衡分析，以確定要求被告在該州的法院就那一特定的案件應訴是否公正。在Shaffer訴Heitner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國際鞋業」一案中的利益分析適用於被告在一州的財產被作為准對物訴訟的基礎的案件。在該案中最高法院甚至指出：「對所有州法院管轄權的維持，必須依照在『國際鞋業』案和其同類案件中所確定的標准進行評價。」
在Burnham訴高等法院一案中，最高法院又遇到了這一問題，即僅僅到過某州是否構成一般對人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如在Asahi案件中一樣，最高法院又沒能提供一個權威的解釋。
其中四名法官認為，在某州的出現仍然是對一個持異議的非居民行使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對他們而言，「國際鞋業」一案僅適用於沒有到過訴訟所在州的被告。另外四名法官認為，「國際鞋業」案的利益分析應當適用於該案，但建議在通常情況下，被告出現在某州足以構成管轄權。又一次，Stevens法官拒絕接受任何一方的觀點。於是又一次，如Asahi案一樣，在沒有其他更多聯系的情況下，關於被告的臨時逗留是否構成對人管轄權的充分依據的問題，留給我們的仍是平分秋色的兩種意見。
八、州法院對人管轄權的憲法性限制的總結
一個法院能夠對一個同意接受管轄權或對管轄權不持異議的被告行使管轄權。參加訴訟而沒有對管轄權提出異議即構成不持異議。
一個法院能夠對居所或住所在本州的個人行使管轄權。居所或住所是支持一般管轄權的充分連結點（訴訟請求與本州沒有關系時）。
一個法院能夠對一個與本州有某種聯系、在本州「經營業務」的法人行使管轄權。「經營業務」是否構成一般管轄權的充分依據，取決於法人的業務行為是不是連續的、系統的和實質性的，以致能夠使要求其就特定的案件在本州應訴是公正的。
一個法院也可以對某個人或某法人行使特別管轄權，如果該個人或法人有意地與該州建立了某種聯系，而訴訟的起因正是產生於該聯系，除非被告通過對所牽涉到的利益的分析能夠證明該管轄權的行使是不公正的。在針對製造商提出的產品質量責任訴訟中，有意的聯系可以通過「商業流通」理論建立，除那些適用O』Connor法官在Asahi案件中的觀點的法院外。
一個法院可能不會對在本州屬於被告的與訴訟請求無關的財產行使准對物訴訟管轄權，除非被告與該州之間存在能夠支持對人訴訟管轄權的聯系。
一個法院很可能能夠對出現在該州時被合法傳喚過的被告行使一般管轄權。
⑼ 關於美國的法院的問題
樓主不知道從那裡知道的簡易地方法院和季審法院
日本有簡易法院的設置，並沒有簡易地方法院，而我國也有審理的簡易程序
至於季審法院應該是四季法庭吧，顧名思義指每個季度開庭審理，他並不是英國的法院系統，在1971年《法院法》通過之前，嚴重程度較輕的公訴罪在季審法庭審理，每季度開庭、由治安法官主持。季審法庭也受理對於治安法庭判決的上訴。1971年《法院法》廢止了巡迴法庭和季審法庭，代之以屬於最高法院一部分的刑事法院。
另外區法院應該是我們國家的設置吧，區法院是我國的基層法院也是初級法院
日本法院審判案件，實行四級三審制度，初審法院通常包括兩個審級，第一級法院即基層法院定位為簡易法院，審理簡易、小額案件。其上一級法院設計為普通案件的一審法院。初審法院包括簡易法院和地方法院兩級，簡易法院行使簡易案件的初審管轄權和小額案件的管轄權。
美國法院的設置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法院機構的基本框架分為聯邦法院和各州地方法院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
聯邦法院由聯邦最高法院、聯邦上訴法院、聯邦地區法院及聯邦特別法院（即破產法院、國際貿易法院和聯邦賠償法院等）組成。聯邦最高法院由美國憲法設立，是聯邦上訴法院的終審法院和美國司法系統的最高一級法院。聯邦上訴法院和聯邦地區法院則由國會決定設立。聯邦上訴法院以管轄地區為「巡迴審判區」，一個巡迴審判區一般負責管轄幾個州的聯邦地區法院的上訴案件。美國的聯邦地區法院是設在各州的聯邦初審法院，共設有94個聯邦地區法院。主要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具有聯邦和地方司法管轄權的地區法院，即負責維爾京群島、巴拿馬運河區和關島的司法管轄；第二種是僅具有聯邦司法管轄權的聯邦地區法院，即負責50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波多黎哥地區的司法管轄。
美國的州法院是由各州設立的獨自完整的司法組織體系。大多數的州法院由三級構成，也有四級法院，一般沒有統一的稱謂，且名稱比較復雜。美國州法院設置三級組織系統的分別為州最高法院、中級上訴法院和初審法院。州最高法院又稱終審判決法院，全美共53個。中級上訴法院是一種介於初審法院與終審法院之間的上訴法院，在美國各州，絕大多數案件最後都是由中級上訴法院作終審判決的。州法院系統中的初審法院，是指具有一般司法管轄權的最低一級初審法院
⑽ 美國最高院法官意見不一致怎麼判
判決以法官投票的簡單多數為准，判決書寫下各方意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最高審級和最高審判機關，是唯一由憲法規定的聯邦法院。1790年根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成立，設於首都華盛頓。最初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5人組成，1869年根據國會法令規定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8人組成，9位大法官中，有1位是美國首席大法官，其產生過程與另外8位大法官一樣。法官均由美國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只要忠於職守，可終身任職，非經國會彈劾不得免職。但年滿70歲、任職滿10年或年滿65歲、任職滿15年者，可自動提出退休，另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不能被裁減。美國憲法規定，聯邦最高法院對涉及大使、其他使節和領事以及一州為訴訟一方的案件有初審權;對州最高法院或聯邦上訴法院審理的案件，有權就法律問題進行復審;有權頒發調審令，調審下級聯邦法院或法院審理的案件。聯邦最高法院還擁有司法審查權，審查聯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為是否違憲。不論是初審案件，還是復審案件，都是終審判決。聯邦最高法院開庭時間為每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到翌年6月中旬 。判決以法官投票的簡單多數為准，判決書寫下各方意見。1882年開始發行官方匯編的《美國最高法院判美國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戴維-蘇特例匯編》，其中的判例對法庭有約束力，為審理同類案件的依據。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各種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簡單多數票的表決方法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