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中心主義

『壹』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哪些內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明確提出要推動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促使偵查、審查起訴活動始終圍繞審判程序進行，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隨後各地法院陸續展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但從目前各地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在取得明顯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背景沖突、制度沖突以及技術沖突等深層次問題，亟待解決。
一、背景沖突
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我國法院審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法院刑事一審收案104萬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審、二審、再審案件總數的89.32%；審結102.3萬件，上升7.24%；判決生效被告人118.5萬人，上升2.24%。法院系統的這種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層表現越突出。以筆者調研的C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為例，該庭主要承辦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審案件以及二審案件，2014年該庭共有承辦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審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審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計算，7天左右就要辦結一起案件，而這中間還要包括開庭時間、案管系統錄入辦案信息的時間以及撰寫法律文書的時間等等，工作強度和壓力相當大。該市部分城區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為突出。
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悖論：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劇，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多年以來逐年遞增、高位運行，已經成為新常態，這一因素是客觀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觀因素影響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員額數又受到嚴格控制，至少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規模擴編。在這樣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為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採取簡化辦案流程的方式來「擠」時間、「壓」工作量。但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無疑將變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試點表明，實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後，庭審持續的時間明顯拉長，原本1個小時可以審結的案件，現在可能需要4個小時甚至更長；同時，因為要當庭宣判，法官開庭審理時的心理壓力比以前更大，庭審的工作強度亦明顯加大，法律文書質量的要求也更高。這些新要求、新常態都與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這一現實矛盾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首先解決審判程序的「入口」問題，即必須對案件實行繁簡分流，將庭審實質化改革適用的對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對復雜、疑難、重大的案件，而對於案情簡單、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則應當通過簡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決。當前可以考慮的選擇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簡易程序的適用比例，增強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強化「輕刑快處」程序的適用，簡化辦案方式、縮短辦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轉。
二、制度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賴於相關制度資源的協助、支撐與配套。否則，單純的庭審制度改革將如同「孤軍深入」，戰略上被動而戰術上亦難以為繼。從各地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一些相關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經嚴重影響到改革的成效，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在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法院審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審實質化改革必須以庭審高效化為前提，實質化的庭審只能針對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進行集中審理，而不能事無巨細、「眉毛鬍子一把抓」。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時，不約而同都提出必須充分發揮並突出庭前會議解決程序性事項、展示證據並整理爭點的功能。但問題在於，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庭前會議制度，但卻並未明確其功能及效力，諸如庭前會議中被告人是否到場、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就證據和事實達成的共識究竟有無拘束力、是否允許反悔等問題規定不明。實踐中，因為被告人方反悔而導致庭審「炒冷飯」或程序倒流的現象一再出現，不僅打亂了庭審節奏，更降低了庭審效率。實踐中的另一大難點還在於在庭前會議中究竟能否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各地法院的試點情況表明，在庭審程序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庭審效果似乎並不好，因而有觀點主張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但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又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因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庭前會議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確。
二是證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證出庭作證是審判中心主義的核心要義，也是庭審實質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在我國司法實務中，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等人證出庭率低，已經是長期以來的一項痼疾，違背了刑事訴訟法上的直接言詞原則，廣為人所詬病。證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替代品（如證人詢問筆錄），是造成書面審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證人等出庭作證，但證人出庭作證又需要建立相關保障制度。對此，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專門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第六十三條又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但問題在於，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上述立法似乎從未真正落到實處。改革試點中證人出庭費用補助的標准和經費承擔主體無法明確、統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證人人身安全的主體和具體措施也無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立法上的證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實踐中法官們比較關心的問題是，證人出庭作證後，是不是就不允許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詞（證人詢問筆錄）了呢？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固然反對「偵查中心主義」即法官完全以偵查階段所形成的各種書面筆錄作為裁判基礎，提倡「四個在庭」：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並不能就此理解為完全排斥法官查閱和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材料包括書面證詞。實踐中，證人盡管已經出庭作證並接受了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但有的情況下，尤其是在證人翻證的情況下，法官基於查明事實真相的考慮，仍須查閱證人在審前程序中所作陳述，以便對證人證言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行審查，進而對翻證的合理性作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實際上是輔助法官進行證據審查、判斷的一種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可能並不合乎實際。因此，實務中迫切需要的是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定書面證言等使用的條件和方式，並建立相應的證據規則。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並不是法官的「獨角戲」，而是建立在控、辯、審三方良性互動基礎上的制度設計，只有控辯雙方尤其是辯護律師提出有質量的質證意見和法律適用意見，才有利於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確適用法律。因而，辯護制度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個面相。然而，我國當前的刑事辯護實踐情況卻並不能令人滿意。雖然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將指定辯護適用的案件范圍擴展到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與實踐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實屬杯水車薪。根據C市法院的初步統計，其市、區（縣）兩級法院刑事案件辯護律師的參與率只有1/3左右。換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這說明我們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還遠遠不能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一個症結點。
四是法院現行分案制度與改革有抵觸。「審判中心主義」一詞實際上舶來自日本。日本學界曾反思其司法實務中之所以形成書面審判、依賴書證的「偵查中心主義」傾向，實際上與法院通常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密切相關，在需要開庭兩次以上的案件中，開庭間隔時間很長，通常是以周為單位，有時甚至以月為單位。由於法官同時承辦多起案件，只能對案件實行交叉開庭，而無法做到連續、集中審理，導致對同一案件前後兩次開庭間隔時間較長。因而，法官對前一次庭審中當事人和證人的陳述內容可能會有所遺忘或產生混淆，為防止事實認定錯誤，法官只能反復核閱當事人和證人在偵查階段所作陳述，由此導致書面審判即偵查中心主義。其實，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在我國同樣存在，由於大多數法院對案件實行輪分制，每一位承辦法官可能需要同時承辦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審限限制，為防止案件審理超審限，法官只能採取交叉開庭、輪流開庭的方式，即就甲案開完一次庭後，又就乙案開庭審理，而無法做到對同一起案件連續、集中審理，為防止案件事實的遺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後反復核閱卷宗，從而造成偵查中心主義。基於此，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還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進行配套改革，即在對案件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合理控制每位承辦法官同一時期承辦案件的數量。
三、技術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倡導技術理性的制度，它強調的是密集開庭、集中審理、當庭認證、當庭宣判，這是一種高度重視和強調司法技術的庭審制度設計，它要求控、辯、審三方都要具備高超的訴訟技藝：對於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強，要能恰當地引導雙方圍繞爭點展開攻防，要熟悉證據規則，具備當庭認證的能力；對於控辯雙方來說，要具備突出的舉證、示證和質證能力，要能熟練地運用交叉詢問規則展開對人證的盤詰和調查。
但從筆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控、辯、審三方的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距離上述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這突出表現在對人證的交叉詢問上，控、辯雙方明顯缺乏對人證如何有效展開交叉詢問的經驗和技巧，不知該如何正確運用反對權，法庭上經常是反對聲此起彼伏，卻不著要領；而作為審判者的法官對於交叉詢問制度中的禁止誘導性詢問等規則也是一知半解，當控辯雙方行使反對權時，不知是該裁決反對有效還是反對無效，從而使得整個庭審在人證調查環節顯得有些忙亂無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對人證頻繁發問，又使得庭審更像是大陸法系的輪替詢問而非交叉詢問。這些情況表明，控、辯、審三方在交叉詢問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進程中，實有必要組織控、辯、審三方人員進行相關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方面的專門培訓和實戰訓練。

『貳』 什麼是法律中心主義

提問者對於法律有較深研究，在此先表示敬佩。我對法律中心主義知道甚少，不過是在大學時教授曾經講過，在此以回憶敘述一下，以作探討。
教授說：法律中心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可以稱的上社會思潮的東西，但是相比起來它的呼聲較低，也就是沒有人為它過多的搖旗吶喊，但是實際上它已經深入人心。該主義伴隨這法治的進步和法治理念的深入，試圖對新時代下人與人之間的、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進行宗旨化地調整。簡單來說
就是通過制定、修改、完善法律，從而使法律滲透到人們的生活當中，做任何事情都離不開法律的指引或進行風險預測,為人們的社交與決策提供指引，達到實現普世正義的目的。
但是現在的學說，大多是批判法律中心主義地做法，反對者以美國為例，認為法治的發展高度到達一定程度之後，人們反而不再過多地依靠法律，而是依靠一種價值觀進行調整。實際上反對者是基於「法律本身具有片段性，不可能也不能調整所有的人類關系」這一理論出發的。這種批判被稱為「法律中心主義的除魅化」

『叄』 建立「審判中心主義」具有哪些積極意義

在以審判為中心的結構中，辯方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提升，形成與控方的實質性對抗。控方在庭審中會面臨更大的變數，證人出庭、交叉詢問、非法證據排除等將形成對控方的壓力。而通過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結構改造，對偵查行為形成反向制約，倒逼偵查機關嚴格規范取證工作。

一、從司法操作上看，審判中心主義意味著從案卷向庭審的方法轉換。

以往法官習慣於通過庭前閱卷，對證據進行審查認定，形成內心的確信。「案卷筆錄中心主義」盡管可以對證據進行充分審查，具有深刻的國情基礎，然而卻違反了直接言詞原則，違背程序正義。以審判為中心則意味著工作重心從辦公室低頭閱卷向法庭開庭審案的轉變，最根本的就是通過控辯對抗，在法庭上形成裁判結論，而不是在法庭以外。

二、從審判權運行上看，以審判為中心意味著從審判管理監督權到審判權的職能回歸。

當前司法改革以「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為特徵，根本的是司法權的科學配置，具體而言就是合理界定審判權、審判管理權和審判監督權的關系，使之運行有序。以審判為中心，就是要求審判管理權、監督權要圍繞審判權運行，服從於服務於這個中心。當前取消不合理的績效考核指標，某種意義上，就是權力重新配置的結果。

三、從法治理念上看，以審判為中心意味著公眾從質疑到信仰的心理換位。

當前少數人存在一種傾向，就是習慣性的質疑司法，對司法不信任，突出表現為信訪不信法、輿論審判、惡意炒作等。以審判為中心就是要發揮司法在社會糾紛化解中的總樞紐和最後一道防線的作用。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通過法官專業化的審判，最終形成裁判結論，從而化解糾紛，保證社會機體的正常運行。在這一過程中，盡管專業化的思維與大眾思維之間存在一定差距，法官也有義務在法律射程內彌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落差，但是通過正當程序和實體法獲得的裁判既判力應當得到尊重，從而在全社會形成認同法律、信仰法律、執行法院判決的氛圍，維護法律權威。

然而在審判實踐中，與以審判為中心相比，還存在證據審查形式化和裁判形式化的問題，如對非法證據不能大膽排除，在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上難以平衡;法庭調查側重書面證據，甚至有的公訴人僅僅簡單宣讀證據所在頁碼，對證據的內容不予展示;控辯雙方地位不對等，控辯雙方沒有形成實質性的對抗;法官缺乏必要的回應，對證據不敢當庭認證，缺乏有效的釋明，心證沒有及時公開，當庭宣判率低等。

四、全面落實審判中心主義，需要相應的保障：

1、制度層面。

法院堅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排除各種干擾，對非法證據進行強制或者裁量排除，倒逼偵查機關規范取證行為。保證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出庭，藉助交叉詢問制度，保障「眼對眼」權利的實現，形成實質性對抗。通過庭審小結、歸納爭點等方式，及時固定無爭議事實，引導雙方圍繞爭點進行有效率的攻防，在此基礎上形成法官的內心確信，條件允許時當庭宣判。

2、運行層面。

「審者不判，判者不審」是庭審形式化的權力配置根源，落實主審法官責任制，讓法官成為真正的裁判者，才能保證裁判結論形成在法庭，否則「行政化」的庭院長審批會將審判從法庭重新帶回到案卷筆錄中。

3、方法層面。

全面推進審判中心主義，法官要避免幾個誤區。以審判為中心並非單一強調公檢法的相互制約，如對於非法證據排除的案件，未必就是認定無罪，而應當綜合全案證據進行判斷;審判中心或者庭審中心並不是否定庭前准備程序的重要性，提前閱卷、庭前會議是庭審中心的必要保障;以審判為中心或者庭審中心也不意味著所有的案件都要按部就班走個過場，特別是在司法公開，庭審直播的大背景下，庭審不應當僅僅是一場「秀」，而應當實質化，真正通過庭審查明事實，適用法律，形成裁判。

『肆』 法官判案習慣是否有地域差別，是否有地方保護主義傾向，法官和律師是一種什麼樣的依存關系

你好，法官和律師是不同的職業而已，並不存在你所說的依存關系。舉例說明，有很多律師做非訴業務，並不與法官打交道。律師是利用自己的法律專業技能盡自己最大努力為自己的當事人維護權益的。說到你這個案件，若真如你所說，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都具備，那麼法院是應該採納這些證據來判決的。

『伍』 立法中心主義和司法中心主義的區別體現在哪些方面 哲學基礎不同

在法的淵源研究中、立法中心主義和司法中心主義的區別體現在哪些方面（） .
哲學基礎不同 .
法官地位不同 .
目的不同 .
法律觀念不同

『陸』 法官與律師的區別。

1、兩者的工作目的不同，法官為國家工作，律師為錢也就是為自己而工作

2、兩者的思維方式不同，法官是站在公正的角度思維的，而律師是站在自己當事人的角度思維的，哪怕是惡人，也要站在惡人的角度思維

3、兩者的性格不同，法官是穩重內斂的性格，而律師則是張揚外顯的性格

律師不同於古代的訟師、狀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託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

法官是指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產生，在司法機關(一般指法院)中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是司法權的執行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第二條明文規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國家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庭長、副庭長、審判員和助理審判員。

(6)法官中心主義擴展閱讀：

法官應當依法履行的義務

（一）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

（二）審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秉公辦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

（四）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維護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五）清正廉明，忠於職守，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

（六）保守國家秘密和審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

中國《律師法》第二十五條明確規定了律師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內容和范圍：

（一）擔任法律顧問；

（二）擔任訴訟代理人；

（三）擔任刑事辯護人；

（四）擔任非訴訟代理，參與調解和仲裁；

（五）解答法律咨詢，代寫法律文書等，以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