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國法院
1、這是個偽命題。應該說，在依法治國進程中，中國法院和法官任重而道遠，有回很問題需要答改進。
2、中國法院是脫胎於行政管理體系，在建國之初，很多基層法院院長由縣長兼任，後期雖然不是兼職，也是作為政府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文革期間砸爛公檢法。法院名存實亡。
在改革開放後，法院的工作獲得長足發展。
當前，新一輪司法改革，正在淘汰不適應新時代需要的滯後思維和人員及管理制度，正在向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
3、依法治國不是法院一家之事，而是全社會之責。
黨委領導制訂依法治國方針政策；
人大監督導依法治國方針政策落實；
政府執行落實依法治國方針政策；
監察委監察依法治國方針政策落實過程的違法違紀之事；
檢察院對依法治國方針政策的落實實行法律監督；
法院依法審判依法治國過程發生的各類具體糾紛。
2. 法治中國的法律制度
中國把消滅貧窮落後，讓每個人享有充分的人權，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不懈的奮斗目標。中國發展人權事業的基本立場是：堅持生存權、發展權的首要地位，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同時不斷發展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努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以憲法為根本依據，中國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權的法律制度，人權保障事業不斷法律化、制度化。
生命權的法律保障。中國重視對公民生命權的保障。《憲法》、《刑法》、《民法通則》等法律對保障公民生命權作了基本規定。《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對保護勞動者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作出規定。根據本國情況，中國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堅持「少殺、慎殺」的政策，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確保死刑僅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中國《刑法》還規定了有利於嚴格控制死刑適用的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制度，以減少實際執行死刑的人數。
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禁止非法檢查公民的通信。《刑事訴訟法》明確禁止刑訊逼供，對於拘留、逮捕、搜查取證等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強制方法和手段，規定了嚴格的法律程序。《刑法》對於司法人員的刑訊逼供罪也專門作了規定。《立法法》和《行政處罰法》還規定，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均不得設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國務院於2003年頒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同時廢止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憲法》規定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民法通則》規定了公民的姓名權、名譽權、肖像權等各種人格權。
平等權的法律保障。中國憲法確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平等地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在適用法律時，對於任何人的保護或者懲罰，都是平等的，不因人而異；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憲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規定，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政治權利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立法法》規定，只有法律才能設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選舉權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權利。憲法和法律規定，年滿18周歲的中國公民，除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外，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根據《選舉法》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選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聯名，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並與政黨、社會團體推薦的代表候選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職領導人員，一律由差額選舉產生。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人民政府正職領導人員、法院院長和檢察院檢察長也由差額選舉產生；如果提名的候選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額選舉。憲法和法律還保障公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選舉法》、《集會遊行示威法》等法律以及有關出版、社團登記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規，為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提供了法制保障。國務院頒布的《信訪條例》，通過強化政府信訪工作責任來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檢舉權利。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國務院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依法保護宗教團體、宗教活動場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權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為了尊重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護和管理境內外國人的宗教活動，依法保護境內外國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國宗教界進行的友好往來和文化學術交流活動，1994年國務院還頒布了《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
勞動者權益的法律保障。《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就業促進法》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等法律法規，規范和促進了就業，合理界定了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的權利和義務，維護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工傷保險條例》、《失業保險條例》、《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以及《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等法規、規章，保證了勞動者在養老、失業、患病、工傷和生育等情況下能夠享有必要的物質幫助。《殘疾人就業條例》、《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法規和規章，對不同類型弱勢群體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權益給予特別保護。
經濟、社會、文化和其他權利的法律保障。《憲法》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物權法》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母嬰保健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加強對特殊群體的保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等法規，規定對城市貧困人口和農村無勞動能力、無收入來源又無人贍養、撫養、扶養的農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軍人撫恤優待條例》和《退伍義務兵安置條例》等法規，規定了國家對退役和傷亡軍人及家屬的撫恤優待制度。公民受教育的權利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義務教育法》強化了國家保障義務教育實施的責任，將義務教育全面納入財政保障范圍，保障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憲法》還規定，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中國參加了22項國際人權公約，其中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中國政府認真履行所承擔的相關義務，積極提交履約報告，充分發揮國際人權公約在促進和保護本國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願以法制國地中國誰犯罪犯法都能成為法院被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國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
刑法第4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是刑法對憲法原則的具體體現，也是司法公正的要求。法律一經公布、生效，對全社會就產生普遍的約束力，這是法制社會的基本要求。
刑法中說的適用法律一律平等，就是要求追究犯罪的司法機關，即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對觸犯刑律、構成犯罪的任何人，不論其職位多高，過去的功勞多大，也不論其身份如何，有什麼特殊的社會背景，都應當依法予以追究，不能因為其身份、地位的不同，而網開一面。
俗話說「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就是這個道理。當然，在過去的剝削階級社會里，雖然有些開明之士提出了這個主張，但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實際上成為法律的特權階層，犯了罪可以不被追究，逍遙法外。
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進程中，黨和政府歷來十分重視這一法制原則，在憲法和刑法中都作了明確的規定，並在實踐中嚴格貫徹執行。近幾年在我國有許多身居高位的官員因貪污、受賄等瀆職犯罪而受到了法律的嚴懲，充分說明了我國法律制度的嚴肅性和公平性。
(3)法治中國法院擴展閱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人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和承擔法律義務，不允許任何人享有趄越法律的特權。這一原則對於資產階級最終摧毀封建特權制度具有重要的歷史進步意義。
但由於私有製造成的人們在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事實上的不平等，由於資本特權的存在，這一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得到真正實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這一原則才能得到真實的貫徹。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一項基本原則。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規定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客觀要求。
4. 中國法院最大的關是誰
中國的政體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這種政治制度下，我國憲法規定了人大與法院之間專的基本關系： 1．人大屬產生法院。憲法第三條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2．法院依法獨立審判。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獨立審判的原則。這一原則是各國公認的一項基本法治原則，其內涵之豐富，實際上足以抵制來自各個方面的不當干預。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並沒有排除國家權力機關對審判工作的監督，同時國家權力機關對法院的監督也是要保障法院實施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憲法原則。 3．法院對人大負責，接受人大監督。可以說這是人大與法院之間關系的具體內容。對此，我國憲法中有數個條文作出規定。可以說，我國憲法對於人大對法院的監督范圍和方式作了與獨立審判原則相一致的規定，而沒有採取人大對行政機關同樣的監督。人大不能撤銷法院對具體案件的裁判或其他決定，對於「報告工作」方式的適用也只限於行政機關。可見，憲法的這些具體規定，特別是與監督行政機關不一樣的規定，充分考慮了審判機關的性質和審判權力的客觀規律。
5. 「法治中國」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度、印尼等地的學者提交論文並發言。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們來說或許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談論法治和憲政時，都有相當豐富的司法判例作為研究的基礎。「老牌」民主國家印度自不必說，不僅因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傳統熏陶，而且1950年獨立並立憲後一直實行司法審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的憲法問題，為印度基本人權保障立下了汗馬功勞。韓國和台灣地區則是在1987年幾乎同時轉型後，步入憲政和法治軌道，目前也已產生了相當豐富的憲法判例；從羈押陳水扁或彈劾盧武鉉總統這些引起國際關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國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亞則是隨著政治轉型到2003年前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不過從學者論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法院已經產出了不少憲法判例，甚至對解決政教分離、族群和諧等憲法敏感問題有所作為。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相對「落後」的國家也有值得探討的憲法判例，甚至連新加坡都有些許算得上憲法性案例的判決。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是亞洲最大及經濟發展最快的，卻至今連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例都沒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針對齊玉苓案(見下注)的批復，但是不僅「後無來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還以「已停止適用」的理由廢止了該案的批復。這樣，憲法進入不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難以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文本和現實差距越來越大，法學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別人都在討論案例，我們除了孫志剛案、鄧玉嬌案、唐福珍案等個人悲劇或群體性沖突產生的社會事件之外，還能談論什麼呢?這些事件中有的確實就是法律訴訟，但司法判決卻沒有為解決問題提供值得探討的方案--相反，某些判決不僅沒有適當解決問題，反而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鄧玉嬌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們缺乏通過制度本身解決的成功事例，而至多隻能討論一些推動制度改良的社會事件；而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們的存在正印證了制度實施的失敗。坐在憲政和法治都不那麼成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中間，筆者仍不免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孤獨。 制度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筆者一直認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個例外，威權主義國家不要說施行憲政，就連法治也很難實現，前蘇聯和東歐即為例證。因為無論政體性質如何，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約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為本」，或用我們過去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民本主義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目的，而在於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對政府組成結構和權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設計。威權國家因為缺乏程序意義上的民主正當性，因而尤其強調實質性「政績」以彌補合法性缺失。除了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這些可見的「政績」之外，一個主要標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當漂亮，憲法規定一大堆的公民權利，看起來比美國憲法「先進」得多。但這些憲法和法律的承諾是不可能兌現的，因為一旦要「動真格的」，掌握國家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幹了。 雖然憲政與法治可能對整個掌權集團來說長期有利，但是具體掌權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現代威權國家結合了民主形式和專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對於古代世襲統治者，孟老夫子還能用「王者無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套說教開導梁惠王之類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現代國家，這一套就不管用了。憲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裡只不過是好看的門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實施的。由此可見，所謂「潛規則」不只是中國現象，幾乎所有威權國家都有。而無論在前蘇聯或東歐還是在韓國或台灣地區，這種現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轉型之後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轉型之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台灣地區的大法官會議也是在轉型之後才開始真正發揮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如果政府不通過周期性選舉等民主機制對人民負責，那麼即便政府主動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樓閣。 如果憲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制度內維權就成了一條死路。我在新加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探討了中國近年來憲政發展的兩條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徑」，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間路徑」，但目前看來官方路徑已被堵死，民間路徑還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認，體制內不乏銳意改革的開明人士，企求主動採取改良措施造福於民，或至少為自己的執政基礎增添合法性。這類自上而下的改革猶如「天上掉下的餡餅」，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這也並不奇怪：既然上面施與的權利不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那麼上面收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齊玉苓案就是這么一塊「餡餅」，當時誰都沒有預期最高法院會下達這么一個瑕不掩瑜的批復，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建構提供這么好的機會，也為法學界帶來了不小的驚喜、震動和樂觀，但最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事實上，比齊玉苓案早兩年並為此案鋪路的司法職業化改革也基本上失敗了，而司法改革也是當時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當然，當時法學界有改革的呼聲，現在也還是有改革的呼聲，但由於沒有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法學精英的力量並不足以推動制度進步，司法改革終於停滯不前了。 官方路徑不通，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制度無所進步。事實上，齊玉苓案兩年之後的孫志剛事件另闢蹊徑，那就是通過民間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剝奪民生、激發民憤的不合理制度。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國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著這條民間路徑：某個由來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條例或城市拆遷條例)激勵官員濫用權力，長期濫用權力最終造成某起嚴重剝奪人權的惡性事件，經過媒體或互聯網報道產生了廣泛而激烈的社會反應，最終震動中央並促使其採取糾錯措施。媒體評出2009年中國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體維權」，通過「開胸驗肺」、斷指甚至自焚等劇烈方式震撼社會良心，最終推動制度的有限進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採取代價高昂的「身體維權」，正是因為政府主動實施的制度維權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環境未能改善的情況下，民間路徑是一條目前可行的維權之路，但是沒有政府主動參與，民間維權註定帶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維權成本極高，有時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眾眼球。二是結果高度不確定，目前維權成功的事例都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孫志剛並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絕不是因城市拆遷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人因為這些制度而死，卻沒有得到媒體和社會的充分關注。更為根本的是，民間路徑其實不只是一條自下而上的單行線，而是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復雜結合，因為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維權，就必須得到政府配合，由此產生社會-媒體-中央-地方的諸多環節，而任何一個環節受阻都將造成制度改良無功而返。即便悲劇發生，也得通過媒體或互聯網自由報道才能產生影響，但如果言論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無法知道悲劇發生和全國人民的呼聲；即便悲劇得到報道並產生反響，如果中央猶豫不決，改革措施還是無法出台；即便中央下達了改革舉措，如果地方陽奉陰違，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游戲，人民仍難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實惠……最後，雖然透過一些案例，我們一路見證了中國公民法治意識的成長，但是公民意識本身並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顯示相當部分的網民法治意識薄弱。民間路徑完全是靠公民推動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維權和法治意識不強，中國制度進步就失去了原動力。 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理應至少在亞洲發揮「榜樣模範」作用，但是比較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制度現實，筆者不得不說中國未來的法治進步仍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6. 法治中國的司法建設
人民法院是中國的審判機關。人民檢察院是中國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照《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中國審判機關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分為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
中國建立健全了審判制度，完善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審判體系，形成了符合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求的現代司法制度，努力維護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
公開審判制度。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依法公開、及時公開的原則。離婚案件和涉及商業秘密的民事訴訟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其他的案件，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和未成年人犯罪外，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一律公開進行。對公開開庭審理的案件預先公告，允許公民和新聞媒體記者旁聽審理過程。人民法院還主動邀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旁聽案件的審理，在審理過程中公開舉證、質證，公開審判，在法定時限內快速完整地公開與保護當事人權利有關的立案、審判、執行工作各重要環節的有效信息。
合議制度。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除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外，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上訴和抗訴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進行。合議庭的成員人數，必須是單數。
人民陪審員制度。為保障公民依法參加審判活動，促進司法公正，除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審理社會影響較大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訴訟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的一審案件，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人民陪審員依法參加合議庭審判案件，除不得擔任審判長外，與合議庭其他成員享有同等的權利，承擔同等的義務，並共同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獨立行使表決權。
辯護制度。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正義，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辯護權，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辯護人依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訴訟代理制度。在民事、行政訴訟活動中，無訴訟行為能力人由其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法定代理人之間相互推諉代理責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為訴訟。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律師、當事人的近親屬、有關的社會團體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訴訟代理人以當事人的名義參加訴訟活動，實現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迴避制度。案件當事人如果認為審判人員與本案有利害關系或者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對案件公正審理的，有權申請審判人員迴避。審判人員如果是案件當事人、訴訟代理人的近親屬，或者認為自己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或者其他關系的，必須迴避。
司法調解制度。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依照「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原則，根據自願、合法、民主的要求，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採取調解的方式，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解決民事權益的爭議。2006年全國民事一審案件的調解撤訴率約為56%。
司法救助制度。對於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實行緩交、減交、免交訴訟費用的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依法保障弱勢群體的訴訟權利。
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案件的判決或者裁定，在法定期限內，當事人可以依法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當事人不上訴的，法定期滿即發生法律效力。對上訴、抗訴的案件的判決和裁定，上一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和裁定，除死刑案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復核外，都是終審判決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是終審判決和裁定。
死刑復核制度。死刑復核制度是獨立於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以外的、對判處死刑的案件進行復查核準的重要制度。死刑除了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於復核死刑案件若干問題的決定》，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的標准、統一死刑案件的證據標准，嚴格規范死刑復核程序，確保死刑案件的慎重與公正。從2006年下半年起，所有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
中國檢察機關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人民檢察院的職責是維護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正確實施。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叛國案、分裂國家案以及嚴重破壞國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統一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檢察權；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貪污受賄、瀆職侵權等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進行偵查；對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的案件，依法決定是否批准逮捕；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後，依法作出起訴或者不起訴的決定；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或支持公訴等。法律還規定，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偵查活動，監獄的執法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各級人民檢察院設立檢察委員會，在檢察長的主持下，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
中國制定了《仲裁法》、《律師法》、《公證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法律，建立了仲裁製度、律師制度、公證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考試制度等制度。
《仲裁法》規定，根據自願原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和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不能仲裁。中國實行一裁終局的制度。除非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銷或者不予執行，當事人不能就同一糾紛再次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爭議，當事人不願協商、協商不成或者達成和解協議後不履行的，可以向調解組織申請調解；不願調解、調解不成或者達成調解協議後不履行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律師法》規定，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的人員申請律師執業，必須擁護憲法，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滿一年，品行良好，才能取得律師執業證書。律師可以接受聘請擔任法律顧問，可以接受委託擔任訴訟代理人，可以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擔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律師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有律師事務所13000多個，執業律師130000多人。中國的律師事務所可以由律師合夥或者個人設立，也可以由國家出資設立。
《公證法》規定，擔任公證員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取得執業資格。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公證機構可以對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證文書具有法定的效力，主要包括證據效力、強制執行效力、法律行為要件效力、公示及對抗第三人效力、不可撤銷效力等。全國公證機構年辦證量均在1000萬件左右，其中涉外公證300多萬件，發往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有公證機構3000多家，執業公證員近12000人。
中國自1994年起開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公民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依法請求國家賠償，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請求支付勞動報酬，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申請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公民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委託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申請法律援助；對於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各級政府建立了法律援助機構，設置了法律援助專職工作人員。
7. 建設法治國家，法院違法辦案後憑什麼不認錯
法院違法辦案或枉法判案，不是認錯的問題了，而是要糾錯並追究責任人的責任。如果有證據與事實可以向檢察院申請司法監督。
8. 法治中國的內涵與總體布局
內涵 「法治中國」的內涵
目前對「法治中國」的內涵主要有五種不同層面和角度的闡釋與解讀：一是從國家法治、地方法治、行業法治三大重點板塊的層面和角度；二是從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法治四環節的層面和角度；三是從健全民主、完善法制、制約權力、尊重人權、保障公正的法治五要素的層面和角度；四是從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層面和角度；五是從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者統一的層面和角度，等等。應該說這五種觀點各有各的理論優勢，但也各有其局限性。含義：
1.法治國家。即與「警察國家」相對稱，要求國家權力必須法治化。其主要標志，一是人權保障，尊重人的自由和平等權利，並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保障；二是良法之治，即「已經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三是人民主權，依憲確立分權與制約的國家權力關系，依法執政；四是民權保證，切實保護公民的各項權益，維護國家穩定和社會和諧；五是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中堅持和體現公平與正義的原則。
依法執政是法治中國的關鍵環節。要推進執政黨依法執政，就必須建立和完善保障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體制、機制和制度；依法明確黨與人民代表機關、政府、司法機關的關系；確保黨的決策、執政行為公開透明；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依法追究黨內腐敗和濫用權力行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2.法治政府。即政府依法行政，將決策、執行及監督過程都納入法制化軌道。其基本特徵，一是有限政府，政府權力是受到法律嚴格限制的，其邊界是確定、明晰的；二是責任政府，政府權力與責任是統一的，政府違反法律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三是誠信政府，政府必須履行其對公眾承諾的責任，贏得群眾的信賴和擁護；四是服務政府，政府「以人為本」，明確並履行好其服務的職責；五是陽光政府，全面、准確、及時公開政府信息，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並接受社會監督。
依法行政是法治中國的重點環節。要促進政府依法行政，就必須控制政府權力的范圍和邊界，健全行政權力行使的組織、程序、法制監督和問責機制；加強人大對政府的監督，以及人民法院對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司法審查；推進政府廉政、勤政建設。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公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真正實現，逐步擴大票決民主並發展協商民主。
3.法治社會。即相對於國家和政府，政黨和其他社會共同體（甚至包括市場經濟組織）行使社會公權力的法治化。其基本要求，一是法律信仰，社會公眾對法律均有一種心悅誠服的認同感和依歸感；二是守法自覺，社會成員自覺履行法定權利和義務；三是社會自治，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自我管理自治體的公共事務；四是社會監督，公民、社團、輿論自下而上地維護法律秩序、捍衛民主法治權威；五是社會安定，社會呈現運轉有序、解紛機制健全、人民安居樂業的狀態。
法治社會是法治中國的基礎工程。要實現法治社會，就必須維護憲法法律權威。要依法推進國家公權力向社會轉移，做到不越俎代庖、不幹預、不包攬取代；要制定社團法，依法保護和規范社會組織、團體，確保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培植和發展更多的社會組織、團體，形成大社會、小政府的機制；要建立健全激勵和促進社會管理創新的體制、機制，依法推進社會管理創新。
總體布局：建設法治中國的總布局簡單地說就是「兩個堅持」。
一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執政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各級政府的基本准則，這三方面要共同推進，其中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和建設法治中國的核心和關鍵。
二是要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其中法治國家是主體，主要是規范和約束國家權力；法治政府是重點，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最多的是政府；法治社會是基礎，全民都要守法、依法辦事。只有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都建成了，我們才能說在960萬平方公里的華夏大地上全面建成了法治中國。
9. 如何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實現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深入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一、堅持科學立法，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依法治國方略實施的必要前提。迄至今天，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了有法可依。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新領域、新情況、新特點，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及時制定、修改、完善各項法律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地反映廣大人民的意志，更加適合我國的具體國情。
二、堅持嚴格執法，切實做到依法行政。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行政機關是實施法律法規的重要主體，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關鍵環節，是法治國家對政府行政活動的基本要求。深入貫徹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要求必須堅持嚴格執法，切實做到依法行政。
一是要求合法行政。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依照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進行;沒有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作出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決定。
二是要求合理行政。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平等對待行政管理相對人，恰當行使自由裁量權，正確使用相關行政措施和手段，避免損害當事人的正當權益。
三是要求程序正當。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盡可能公開，注意聽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意見;應嚴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對人、利害關系人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救濟權。
四是要求高效便民。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應當遵守法定時限，積極履行法定職責，提高辦事效率，提供優質服務，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
五是要求誠實守信。行政機關公布的信息應當全面、准確、真實;非因法定事由並經法定程序，行政機關不得撤銷、變更已經生效的行政決定。
六是要求權責統一。通過科學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合理規定和配置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和責任，保持責任與權力的對應;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切實做到執法有保障、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
三、堅持公正司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發揮著保證法律的正確實施，保障社會成員合法權益，建立和維護正常社會秩序等重要作用。實現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對於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要堅持司法公正。嚴格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同時理性地權衡案件所關涉的各種社會利益，妥善把握和處理好案件所關涉的各種關系，對各類案件作出正確處理，對各種糾紛予以有效化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要實現司法高效。合理配置司法資源，不斷完善司法程序，切實改進司法作風，充分利用科學技術，全面提升司法活動的效率，有效應對社會生活中不斷增長的司法需求。
要樹立司法權威。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要切實做到公正、高效、廉潔司法，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全社會要依照憲法的規定，尊重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尊重司法機關作出的生效裁決。
四、堅持全民守法，形成守法光榮的良好氛圍。社會成員知法、信法、守法、用法，是依法治國方略實施的社會基礎: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每一個黨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模範帶頭遵守法律;每一個社會成員在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的同時，必須自覺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尤其是在享受自由和行使權利時，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以及其他社會主體的合法權利與自由，必須依照法定的程序、運用法律規定或法律允許的方式與手段表達利益訴求，維護自身權益。要廣泛深入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使全體社會成員掌握和熟悉法律法規的基本原則和主要內容，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增強全社會學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識，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五、強化監督制約，構建權力制約監督體系與機制。社會主義法治是「治官之治」和「治權之治」。要從法律上構建起「以權力制約權力、以權利制約權力、以道德制約權力」的權力制約監督體系與機制，以保證執政黨的權力和立法、執法、司法等各種權力的設置和行使始終不偏離我國民主政治的正確軌道。要圍繞權力運行的總體目標，進一步完善各種權力的配置，統籌發揮國家權力機關的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人民法院對於行政機關行政行為的監督、專門監督機關的監督以及行政機關自我約束與監督的作用，擴大公民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有序參與，強化人民群眾對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廣泛監督，同時重視和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要從法律上規范各種監督行為，不斷提升監督的科學性、合理性，建設性和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