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助理疫情

A. 疫情期間快遞拒收怎麼辦

掌握正確取快遞的方法。首先，佩戴口罩取快遞是很有必要的，盡量減少與快遞員的接觸、交流。渠道快遞不要用手值得觸碰，取用75%酒精或配好的84消毒液噴灑在快遞箱上。快遞箱子盡量不要拿進家中，外出扔垃圾時再扔到指定地點。商品帶入家中後，將酒精噴灑在購買物品上，或放置在乾燥通乎廳亮風處30分鍾。正確取快遞還是安全的。實生活中，一些小區的小超市、門衛可以代收快遞，這為消費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旦快遞在這些所謂的「代收點」丟了，誰負責？順義法院政治部幹警吳楠分析：「這就需要區分『代收點』的性質，如果是在電商平台選擇的『官方代收點』，或者與消費者存在相關服務協議，為消費者提供有償代收服務，若包裹發生丟失、毀損，『代收點』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如果是免費代收，一般情況下無需對包裹的丟失承擔賠償責任，但如果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導致包裹伏擾丟失、毀損的，（『代收點』）也要擔責。」李遂法庭法官助理榮幸提示收件人和快遞員，除了及時通知和領取快遞，還要注意留存證據。她說：「注意保留通訊聊天記錄。特別是在門衛、小區物業等代收點投遞、領取快遞時，及時拍照保存快遞狀態，做好收集證據的工作，以便後期維權。1月下旬，老王在網上為一些親戚朋友購買了臍橙，但是受疫情影響，部分地區延遲發貨或延遲抵達，一些親朋收到時有一部分已經爛了。雖然大家都理解特殊情況，也表示心領老王的情誼，但是老王還是想問問，發現快遞的蔬菜、水果、海鮮等生鮮產品，因快遞延遲而導致變質或耗損，能否索賠？陳英分析：「針對這類糾紛，需要首先判斷這種損耗是否屬於運輸途中的自然損耗，如果是自然損耗，是不能要求商家或者快遞進行賠償的。對於超出自然損耗的部分，如果是因為快遞公司自身過錯發生延誤，致使生鮮類產品腐爛變質，那麼快遞公司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
法律依據：《合同法》的規定，承運人證明貨物的毀損、滅失是因不可抗力、貨物本身的自然性質或者合理損耗以及托運人、收貨人的過錯造成的，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陳英進一步歲寬分析：「在疫情期間，如果快遞因為疫情防控的原因而導致延誤，進而導致貨物發生腐敗、變質，應認定為不可抗力，系合理事由，快遞不承擔違約責任。損失嚴重的，雙方可以協商共同承擔損失。

B. 賬戶遭惡意凍結，法官背鍋請辭，究竟是怎麼回事

發生在山西省運城市永濟市法院的這起咄咄怪事，讓兩個人陷入了困境：被凍結者姚春花（化名）疫情期間干著急，疫情稍緩後奔波於銀行與法院之間；主辦案件的法官助理賈凡則陷入“背鍋”的境地，愛惜羽毛的他因不願“背鍋”而被調離執行部門。而真正的“事件”製造者則毫發無傷。調查發現是一個叫祁某的人給她凍結的，但該案主辦法官賈凡也有責任，至於具體的案情不方便透露。永濟市法院大門剛解凍的賬號又被凍結，當事人懷疑遭到了“報復”

最終主辦案件的法官助理賈凡則陷入“背鍋”的境地，愛惜羽毛的他因不願“背鍋”而被調離執行部門。“內鬼”安然無恙，這超出所有人的想像！我們再來看看運城違法凍結市民銀行帳號的四步走：

一、惡意登陸法院負責人帳號操作。祁某登錄吳運武的賬號越權操作執行系統中(2019)晉0881執1065號案，

二、違法向工商提出非法凍結要求。將當時已經全部履行完畢的案件當事人姚春花在永濟市工商銀行的工資卡（尾號6659）提起了15075元的凍結。

三、假冒領導非法審批凍結。祁某又登錄吳運武的賬號對該筆凍結進行了網上審批。

四、又非法登陸書記員帳號，進行違法蓋章。登錄執行局書記員孫某的賬號對該筆凍結進行了網上蓋章和發送。

五，、中國工商銀行將凍結成功的結果反饋至執行系統。至此姚春花的銀行賬戶被永濟法院執行局故意凍結了15075元。

C. 郵政服務合同糾紛和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的區別

疫情防控復工復產背景下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相關法律特點實踐性分析與常態化權責優化舉措提示
章國棟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商事審判庭庭長。
邱譯瑩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商事審判庭法官助理。
一、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案由梳理與涉訴維權管轄提示
(一)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相近合同糾紛的區別
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系2021年起新增案由之一。2021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決定》實施,其中,「服務合同糾紛」項下變更「郵寄服務合同糾紛」為「郵政服務合同糾紛」,同時增加「快遞服務合同糾紛」,使得「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成為第三級案由「服務合同糾紛」項下的第四級新案由。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1.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郵政服務合同糾紛的區別。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郵政服務合同糾紛都是對於原案由「郵寄服務合同糾紛」的修改與細化,但兩者主體有明顯差異,「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系因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與寄件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引發的糾紛;而「郵政服務合同糾紛」系因郵政企業與用戶之間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引發的糾紛。
2.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運輸合同糾紛(特別是公路、水路、航空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以及聯合運輸合同糾紛)的區別。從實施過程來看,快遞服務合同與貨物運輸合同均會涉及特定貨物從起運地點運輸到約定地點,向收貨人交付,並由托運人或收貨人支付運費等流程,但一般情況下,兩者主體有明顯差異,快遞服務合同特指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與寄件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而貨物運輸合同則主要是托運人與收貨人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無行業或主體類型的限制。
(二)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的管轄提示
在合同履行期間,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或寄件人若發生權利義務爭議,維權過程中如何判斷與確定管轄呢?如上所述,快遞服務合同糾紛作為服務合同糾紛的下級案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其中,對於合同履行地之判定需特別注意:對於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如快遞服務企業主張快遞費的案件,快遞服務企業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對於爭議標的為其他標的,如企業或個人基於快遞變質、被冒領等主張損失賠償的,快遞服務企業作為履行義務一方,其住所地為合同履行地;對於快遞服務合同沒有實際履行的,若合同約定了履行地且當事人雙方住所地都不在該約定地址的,則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1.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集中管轄規定的甄別。快遞服務合同糾紛作為服務合同糾紛的下級案由,由普通法院管轄;而涉及鐵路運輸、水路運輸,需根據相關管轄規定,通常相應由鐵路運輸法院管轄,或海事法院管轄。其中,以閔行法院為例,根據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相關管轄規定,原屬於閔行區管轄的一審航空、公路、水路等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由上海鐵路法院依法管轄(應由上海海事法院管轄的除外)。
2.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貨物運輸合同糾紛管轄規定的區別。除約定外,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而運輸合同糾紛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由運輸始發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相較於「合同履行地」,運輸始發地與目的地更具有確定性、指向性與唯一性。
二、此輪疫情背景下關於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的數據梳理與合同權利義務提示
此次疫情發生後,「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的數量、類型、訴求等均表現出一定變化,對下一階段復工復產之預判具有一定的統計與研究價值。以閔行法院受理的相關案件為例,截至2022年5月(該案由設立至今共計17個月),閔行法院共受理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45件:
(一)從數量來看,案件受理量逐步上升,且此輪疫情期間上升速度加快。2021年上半年法院僅收案2件;2021年下半年收案27件,其中,2021年11月至12月收案17件,接近2021年全年收案的60%,這與周期內購物節較為集中,年底快遞業務量明顯增加,年底企業核算結賬周期臨近等因素有直接的關系。2022年1月至5月收案16件,其中,3月疫情以來已收案11件,佔比近70%,在無前述年底客觀因素影響之情況下,不降反升,且上升率加劇,與疫情防控具有直接的關聯性。
(二)從訴訟主體來看,原告由寄件人企業或個人向快遞服務提供方轉變,且此輪疫情期間當事人訴訟地位的轉變速度加快。2021年法院受理的29件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中,寄件人企業或個人作為原告的為23件,快遞服務企業作為原告的僅6件,兩者對比比例為4:1;而2022年受理的16件案件中,企業或個人作為原告的案件僅5件,而快遞服務企業作為原告的案件為11件,兩者對比比例反之為1:2,其中,3月疫情以來已受理的11件中,快遞服務企業作為原告的案件更是達到7件,比例進一步擴大至1:3。
(三)從案件提請的訴請與所依據的事實來看,由寄件人主張快遞損失向快遞服務企業主張快遞費用轉變。2021年受理的29件快遞服務合同糾紛中,寄件人因快遞丟失、損毀或者被冒領向快遞服務企業主張賠償的案件佔比達到75%,訴請要求賠償的范圍涵蓋快遞費損失、貨物損失與懲罰性賠償等。然而,2022年受理的16件案件中,快遞服務企業因提供快遞服務向寄件人企業或個人主張快遞費用的案件佔比近70%,訴請內容主要集中於快遞費、違約金或逾期利息損失。兩者相比,反差顯而易見。
三、復工復產背景下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處理難點梳理與糾紛處理注意事項的提示
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系服務合同糾紛項下的第四級案由,其在法律關系處理上與其他類型服務合同糾紛存在一定共性,但隨著相應市場化因素與市場化可視性特徵的增強,此類案件在認定與處理上的難點凸顯出來,需要進一步細化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的處理要求。
(一)隨著復工復產節奏的逐步加快,疫情防控背景下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案件的處理逐步呈現出以下難點與特點
1.心理預期提升,致使對過程與結果的要求與接受度提高,矛盾易升級。當事人對於快遞服務的需求與要求逐步由「能有就好、能到就好、能用就好」的基本保障需求與基本生活物資需求,向「越全越好、越快越好、越簡越好」的多元化需求與優化型需求轉變,長期封控之後受到復工復產信號與正面積極心理效應的助推,對快遞服務的時效、過程,可服務產品的種類、品質等要求都會隨之提高,一旦發生糾紛,心理預期的落差也更易激化矛盾。
2.法律依據交織,致使當事人更易產生認識與理解的偏差度,釋法明理的精準度與普適性要求高。一方面,快遞服務合同糾紛與貨物運輸合同糾紛在表現形式上有一定重合,從案件信息反饋來看,經營快遞企業也未在實際操作中將快遞業務和貨物運輸業務加以區分,主要是通過物品價值、重量等劃分操作流程,在源頭上使快遞服務類糾紛的案件性質、權利主體、行為要求、責任范圍等認定上產生難點。另一方面,快遞服務合同除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外,《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快遞暫行條例》等作為特別法和規定,亦對其進行了特別規范,明確了快遞收寄、投遞規則,細化無法投遞、無法退回快件的處理規則和快件損失賠償規則,然而,雙方合同並無上述規范,甚至可能出現有違背原則的條款。如何做到既保障當事人意思自治,加快快遞流通,又確保各方權利義務得到保障,對法官的法律適用、釋法明理等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多重因素層疊,致使因果關系判斷難度提高,雙方爭議焦點易集中但難查明。疫情防控與復工復產期間,快遞服務的品質除去快遞服務企業自身的努力與把控之外,還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例如局部地區交通管制或臨時防控政策的要求,導致貨物在某一環節點停滯,甚至原路徑返回,一旦快遞丟失或變質,認定責任分擔與責任大小的難度提升;再如原有點對點的配送方式也絕大部分由門衛代收、放置代收點、「團長」等聯系人集中代收等方式取代,一旦快遞丟失、變質、損毀或內件短少等情況發生,查明因果關系的難度提升;又如,疫情期間,往往由物業、志願者負責消殺並完成「最後一百米」配送,如何認定交付的完成、風險的轉移及消殺、保管的責任主體,也會成為審判的疑點、難點。
4.企業良莠不齊,對抗市場風險能力與兌付能力差別巨大,克服處理與化解糾紛能力不齊,調解難度增大。受到疫情影響,不少企業出現流動資金運轉困難,隨著復工復產的推進,企業更是面臨短期調整、階段補損、資金回籠、重新規劃等多重經營性困難,使得拖欠快遞費的現象頻發。如前述分析,疫情防控期間,快遞經營企業作為原告主張快遞費案件大比例提升,也印證了這一客觀情況。相較於快遞服務企業作為被告,以減免服務費、適當賠償補償方式促成調解而言,寄件方企業作為被告時,難點往往不是服務質量瑕疵的認定,而是寄件方面臨多重經營性的剛性資金困難,調解難度勢必會增大,即使判決處理,能否順利執行也會帶來難度,甚至會成為壓垮小微企業復工復產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針對上述心理預期落差、法律關系交錯、事實查明困難、調解難度增大等客觀難點,提示以下幾點處理注意事項
1.保持謙和禮讓的心態,理性消費。要努力營造起快遞經營企業與寄件人(收貨人)之間同力協契、共商共贏、互依共存的疫情防控大背景下的理性消費理念,一方面,對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引發的關於送達時限、外包裝完整程度等不影響合同目的實現的糾紛和矛盾,盡可能通過協商、調解等方式來解決,表達謙和禮讓的體恤之情;另一方面,力爭樹立優先保障基本需求,優先採購日常物資的理性消費模式,把快遞服務帶來的復工復產活力,用到最需要的民生上、關口上。
2.把握合法合情的特性,依法處理。充分掌握快遞服務合同自身的特性,即其不單純涉及運輸環節,還包括物品的攬收、收寄、分揀、投遞等服務環節,其標的是提供服務而不僅僅物的交付。例如,餓了么、美團、盒馬等消費類平台的即時配送服務,其時效性較之常規的運輸合同有明顯不同,而客戶通過閃送、跑腿等服務平台聯系騎手,騎手根據其指令至特定地點購買商品或取件,再即時送至指定地點、人員處,這種模式下服務的屬性更加明顯。因此,服務屬性,特別是個性化服務特性下,尊重當事人的合同意思自治,同時兼顧疫情防控復工復產背景下的特殊性、局限性,綜合審查事實與證據,判斷權利與義務、界定責任與賠償范圍,可使得處理結果更為合法合規、合情合理。
3.提升融情於理的釋法,明晰權責。准確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立法精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快遞暫行條例》的具體規定,按照雙方合同約定,全面把握並確定各方責任。對於因疫情影響造成短暫資金流動性困難不能清償快遞費、運費類案件,積極引導雙方協商,採取分期履行、替代履行、延遲履行等方式,助力困難企業恢復發展,減少疫情對企業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對於疫情防控帶來的履行風險,應查明快遞攬收、配送、交付等各環節的事實情況。判斷快遞丟失、變質等違約事實發生的階段,是送達前即丟失、變質、未及時消殺,還是送達代收點、門衛代收後清點不及時、保管不當、消殺過度,抑或是志願者無法滿足及時配送的要求、或收件人怠於受領所致。查明後,若違約事實發生於配送之前,對保價的快件,應當按照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與寄件人約定的保價規則確定賠償責任;對未保價的快件,依照合同約定、損失情況及過錯的程度確定賠償責任。若系因防控措施導致快遞企業無法配送、延遲配送,可以認定符合不可抗力,快遞企業可主張免責或者部分免責。若違約事實發生於配送之後、交付之前,則根據參與主體的不同身份、行為性質,判斷是否在快遞服務合同中處理及認定其責任范圍、風險承擔。
4.引導雙方互助互利,促成糾紛和諧解決,共克時艱。要始終堅持依法保護寄件人、收件人合法權益和促進經營快遞企業穩定有序發展並重的精神。在糾紛的處理上,要充分考慮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對雙方的影響,既要保障個人或企業的合法權益,又要為經營快遞企業復工復產期間生存發展、有序運轉創造應有的條件。同時,積極推進先行調解、訴源治理工作,充分利用一體化訴源治理、一站式訴調對接、一平台多元解紛等工作機制,充分發揮聯動工作機制實效,加大溝通調解力度,及時將矛盾糾紛調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努力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四、快遞服務合同主體權責的梳理與復工復產常態化要求下的優化舉措提示
司法是一種事後的、被動的介入,一旦訴諸法院,意味著當事人的權利已受到實質損害,雙方矛盾已經激化。當前,上海市疫情防控逐步向常態化防控轉換,快遞服務業作為連接供給側和消費側的關鍵一環,如何預防其復工復產過程中的風險及隱患,在兼顧效率與安全的語境下推進貨運通暢、產業循環,應從強化快遞企業的權責意識入手,加大政策支持,強化司法指引,確保我市各行業復工復產安全、有序、向深推進。
(一)強化司法指引釐清釋明,營商環境共優化
1.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白皮書、新聞宣傳等方式明確司法導向。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上海法院積極發揮司法職能作用,制定《關於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 為依法防控疫情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指導意見》,出台《關於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系列問答》,發布上海法院涉新冠肺炎疫情典型案例,為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提供到了司法保障。對於疫情期間內快遞服務合同糾紛涌現的新特點、新問題,積極梳理研判,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白皮書、新聞宣傳等方式,加強對快遞行業的司法指引,助力企業復工復產,促進經濟社會秩序全面恢復。
2.發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充分運用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平台和委託、委派調解等方式,密切與衛健、公安、司法行政、市場監管等單位的聯系,及時反饋快遞服務企業在復工復產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強化訴調對接和訴源治理,藉助工會、行業協會的優勢,發揮多元解紛機制合力,柔性處理快遞服務行業與個人、企業的糾紛,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通過購買服務廣泛吸納有關專業人員擔任調解員,打造資質水平高、理論功底深、業務能力強的多元調解隊伍,發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快遞服務合同糾紛的「分流閥」作用。
3.依託智慧法院,優化復工復產訴訟體驗。當前,我市全面復工復產在即,法院作為當事人集中訴訟、調解、執行的主要場所,疫情防控壓力仍處於高位。積極運用智慧法院建設成果,可以線上辦理的盡量線上辦理,避免人員聚集;對於跨域訴訟服務,特別是與疫情相關的涉外商事海事糾紛等案件中,健全在線訴訟服務規程,及時發布操作指南,確保在線訴訟各環節合法規范、指引清晰、簡便易行,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對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影響,利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化解矛盾糾紛和訴訟服務能力水平。
(二)加大法規政策應對扶持,助力發展謀平穩
1.引導金融資源向快遞行業階段性傾斜。現階段,金融機構應優先考慮快遞行業在復工復產階段的排頭兵作用,給與經營穩健但資金短缺的快遞優質企業階段性政策傾斜。建議審慎處理加速到期、單方解除貸款合同等情況,積極溝通,努力以展期續貸、分期還款、增加擔保等方式暫緩糾紛。發揮好貸款的杠桿作用,主動為暫時性經營困難的快遞企業「增」發展之韌性。
2.加大疫情期間對快遞行業的助企服務。盡快排摸快遞業務復工復產的情況,了解企業復工復產的需求及困難,通過公眾號、小程序、熱點電話設立復工復產服務專窗,集中發布市區兩級復工復產指引,匯總梳理各級政府惠企政策,為快遞企業提供政策宣貫、訴求協調、指導咨詢等針對性服務,幫助企業克服疫情影響。
3.落實系列政策對快遞行業的紓困扶持。通過發布系列政策,綜合實施減稅降費、房租減免、財政補貼、援企穩崗等措施,通過降低成本,努力幫助快遞企業減壓。同時,研判上下游堵點,及時出台針對性政策,保障跨省快遞物流的穩定、通暢,從而助力各行業企業復工復產。
4.強化快遞行業的疫情防控應急處置。加強行業協會對快遞企業的監督,指引其制定全員核酸檢測、封閉管控等應急情況下的處置方案,確立好核酸監測點、隔離觀察區,並做好防疫及必要生活物資儲備。加強應急演練,確保員工熟悉疫情防控應急各項流程和措施,鼓勵快遞企業培訓專屬核酸員。一旦有疫情突發情況,應第一時間安置到臨時觀察點進行隔離,並按照相關規定對人和物進行處置。
(三)強化快遞企業權責意識,嚴防嚴控不鬆懈
1.堅持疫情防控,降低傳播風險。在快遞尚有積壓、快遞人員尚未完全到位的背景下,嚴格內控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仍尤為重要。繼續落實全程人員核酸檢測和抗原自測的要求,做到工作期間每日自我健康監測;堅持場所消毒、中轉消毒、車輛消毒、派前消毒,落實全程消殺到位的要求;為從業人員配備足量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資,在前端攬收、末端投遞中做好防護措施,採取無接觸派送,降低「物傳人」的風險。
2.加強服務管理,降低訴訟風險。快遞業對從業人員有著極大依賴,謹防因疫情防控帶來的管理疏漏、服務下降。在疫情穩中向好、管控影響漸弱的情況下,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郵政法》《快遞暫行條例》關於快遞服務要求的特殊規范,避免快遞快件丟失、變質、損毀或者被冒領等情況的發生。加強快遞員的崗前培訓,提高防疫意識、規范實際操作,減少風險摩擦。寄件人填寫快遞運單前,及時提醒其閱讀合同條款、遵守禁止寄遞和限制寄遞物品的有關規定,核驗其身份,通過開箱驗視、過機檢查,確保快遞安全;及時詢問寄遞物品的品類,提示寄件人貴重物品事先聲明、詳細填寫貨物名稱、數量、價值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電話等信息,告知生鮮物品可能的滯留風險、相關保價規則和保險服務項目;注意對重要環節、節點拍照留痕,如開箱、消殺、派送。對仍受防控措施影響不能直接向收件人派送的情況,及時電話聯系收件人,通知其派送地點、接收人並提示取件,減少因多環節介入增加的風險。
3.強化合同管理,規避經營風險。以單位為寄件人的快遞服務合同為重點,全面梳理快遞企業在租賃、融資、業務等各環節合同,對已存在違約風險的合同的相對方,及時跟進溝通,做好賬目的核對、確認及催收工作,對協商無果的,可通過和解、訴訟、調解、仲裁等方式積極維權,降低對企業營收帶來的影響。對可能存在的違約風險,積極溝通,努力達成分期履行、替代履行、延遲履行等和解方案,爭取對方的支持。對於確有證據證明快遞服務存在不規范操作的情況,根據法律規定、合同約定及時賠償,並通過相應險種的投保,進行風險對沖。
4.落實生活保障,解決供需矛盾。疫情期間,各轄區防控具體措施不同,使得部分快遞從業人員出入住所困難。切實改善快遞從業人員工作生活條件,使其無後顧之憂,以便投身到復工復產中。同時,在疫情期間不隨意解除或終止員工的勞動合同,按時發放工資,以調休、輪休、輪崗等方式保障其休息權。對於疫情期間員工對勞動報酬、工傷保險待遇等訴求,認真聽取其意見,柔性處理,保障員工的勞動權益,從而解決復工復產過程中快遞行業勞動力的供需矛盾。

D. 2020楚雄公務員法院系統面試形式是什麼

面試方法
1.法官助理崗位。採用模擬法庭控辯的面試方式。每場面試安排報考同一崗位的所有考生按抽簽決定的場次以及控、辯角色進行面試。對於等額面試或者抽簽後輪單的考生，由面試組織單位安排工作人員扮演對方角色進行控辯。面試前，每個考生有20分鍾的准備時間(考生不得將資料帶入預考室，在預考室准備的發言提綱可帶進考場)。每場面試時間為25分鍾，按控辯順序每人闡述觀點時間各為3分鍾，辯論時間為10分鍾，辯論結束後，考生分別用3分鍾時間作最後陳述。
2.非司法崗位。採用結構化面試方式。對考生的綜合分析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應變能力、計劃組織與協調能力、人際交往的意識與技巧、自我情緒控制、求職動機與擬任職位的匹配性和舉止儀表等基本要素進行測評。每場面試時間為25分鍾。
3.因疫情防控要求而改變面試方式。面試當天，如發現有發熱(≧37.3℃)或有咳嗽等呼吸道異常症狀的人員，由疾控人員進行現場研判，具備繼續考試條件的考生按照工作人員指引參加面試。經研判，如果有考生須進入隔離考場參加面試，則報考同一崗位的其餘考生面試工作同步進行調整，由同一組面試考官統一採用「結構化面試」(原計劃採用「模擬控辯面試」方式的也統一調整為「結構化面試」，按原抽簽場次和控、辯順序面試)並依託視頻或錄像等方式進行面試，確保考試公平公正和相關人員身體健康。對不具備考試條件的考生，一律由120負壓救護車轉運至定點醫院就診。

E. 朱宏哲本科哪裡畢業

嘉里頓大學。朱宏哲本科畢業於嘉里頓大學是北京三中院民一庭的一名法官助理，2016年畢業後到三院工作，2020年接受「下沉」任務為疫情防控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