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自身因素酌定量刑
❶ 偷盜和盜竊的區別是怎樣
偷盜和盜竊是兩個經常被混淆的概念，但實際上它們在法律上有所區別。偷盜通常是指未經允許擅自拿走他人財物的行為，屬於俗語層面的表述。而盜竊則是法律用語，指的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地取得他人較大數額的財物或多次秘密取得公私財物的行為。
在法律上，盜竊罪被視為一種犯罪行為，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盜竊公私財物的，將被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如果盜竊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將被處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而對於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盜竊行為，將被處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民事盜竊與刑事盜竊之間存在轉化可能。若行為人事前就有通過秘密竊取被害人財物，並意圖非法佔有，則該行為構成刑事盜竊罪。相反，如果行為人是在佔有財物後才產生非法佔有的故意，則可能構成新的民事侵權行為，而非刑事盜竊。
在量刑上，普通盜竊案件的影響因素包括盜竊數額、對象、後果、是否為累犯等法定情節。此外，犯罪動機作為酌定情節，也會影響量刑。例如，出於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動機實施的盜竊，因其主觀惡性較小，通常應從輕處罰。然而，如果行為人事前就有故意秘密盜取財物，並在被害人承擔責任後繼續佔有，則不具有從輕處罰的正當理由。
總結來說，偷盜和盜竊在法律上的區別主要在於法律術語與俗語的差異，以及在犯罪構成和量刑上的不同。理解這些差異有助於正確識別和處理相關法律問題。
❷ 淺析公訴部門如何應對新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的相關問題
刑訴法增加和修改的條文幾乎佔了現有條文總數的一半。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共111條，主要對完善證據制度、強制措施、辯護制度、偵查措施、審判程序、執行規定、特別程序等七個方面進行了修改，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公訴工作，這對檢察機關公訴工作提出了許多新挑戰、新任務和新要求，為更好地貫徹落實新刑訴法的規定，積極做好公訴部門的應對工作，筆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執法理念方面刑訴法的修改最大的亮點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強調在打擊犯罪的時候，更加註重對於人權的保障，這就促使公訴部門幹警要切實更新執法理念，而只有通過加強對新刑訴法的學習才能落實執法理念的更新。因此公訴部門要尤為重視新刑訴法的學習，不斷開展並積極參加各種新刑訴法的學習活動，積極組織公訴人原原本本地學習研讀，深刻領會修改的重大意義、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全面掌握修改內容，准確理解立法原意，做到學懂弄通、熟練掌握。特別是要教育引導公訴人正確處理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公正與效率、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等關系，進一步強化證據意識、程序意識、時效意識、許可權意識、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真正做到在嚴格公正執法的同時，堅持理性、平和、文明、規范執法。二、機制建設方面（一）加強檢察機關自身量刑建議規范化建設，進一步完善提出量刑建議制度機制。公訴人在辦案當中要強化量刑的意識。公訴人是一個量刑建議制度的執行者，必須要樹立強化量刑意識。但是這種意識在具體訴訟行為當中是要有所表現的。比如說在審查案件時要加強對細節的審查，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一貫表現、身份、作案動機方面。在審查時要加強這些細節的訊問，在審查報告討論筆錄當中，要反映出對如何提出量刑建議以及提出量刑建議幅度的問題。但是如果檢察機關屢次提出司法建議，都得不到司法裁判的支持，這實際上會造成社會對司法公信力的質疑，因此，在辦案過程中，公訴人應當與法官之間建立溝通機制，在進行充分的探討後，在情理法的基礎上，達成較一致的觀點，在此觀點基礎上，由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二）完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強化證人出庭作證和保護制度。新刑訴法對「非法證據排除」作出了明確規定，在審查起訴階段，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辦案人員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決定的依據。因此在辦案中，公訴人應當牢固樹立嚴格審查意識，對於不符合規范的，有可能違法的證據予以重點審查。借鑒其他省市的作法和經驗，公檢法移送故意殺人等五類案件時，必須隨案移送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由此取得的材料，不僅可以固定言詞證據，而且還可以作為視聽資料，獨立證明取證過程的合法性。 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不僅明示作證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而且明確了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范圍，應當到庭而不到庭的法律後果，包括強制到庭和拒絕作證的懲罰措施，以及對懲罰措施不服的救濟程序。與此同時，新刑訴法還對證人、被害人因作證面臨的危險，採取了堅決的保護措施，包括因作證而帶來的經濟損失的補償，以及人身安全保護措施等。但是，強制證人出庭及制裁措施的適用不宜操之過急，應當採取穩步推進的方式。國家檢察官學院副教授劉輝提醒，證人出庭率過低，不完全是因為法律滯後，還有著豐富的國情因素。目前公訴部門在證人出庭作證方面多數採取積極勸說、說服的方式，在此方面仍有待改進。當證人出庭作證時，證人的口供可能會隨時發生變化，實踐中，當證人的口供與之前的證言相悖時，以證人當庭的口供為准，這對於公訴工作又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面對這種情況，公訴人必須要加強庭前與證人的溝通，庭中問話技巧的運用及庭後對證人的保護，確保證人及其親屬不受威脅。（三）完善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實踐中，檢察機關往往重視捕前審查，而且在捕前審查中，更加重視審查的是案件證據情況和嫌疑人可能被判處刑罰的情況。公訴部門通常認為捕後變更強制措施使逮捕工作顯得比較隨意，有損司法的嚴肅性、權威性，因此捕後往往忽視了對羈押必要性的繼續審查。新刑訴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後，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四）正確認識完善刑事辯護制度的重要意義。新刑訴法規定了審查起訴階段變化律師的閱卷權、會見權和申請調取證據權的保障制度，我們作為公訴工作者，在法庭上處於與辯護人職責相對立的立場上，落實這一規定，首先要消除兩個誤區：一是對立抵觸情緒，即片面地認為完善刑事辯護制度會給公訴工作造成更大的障礙，工作中會出現更多的困難。二是消極等待思想，即不是積極主動適應刑事辯護制度新發展，而是漠視等待。其次，要積極面對，認真貫徹執行，在審查起訴工作中積極聽取辯護人的意見，對待辯護人的合理要求不推脫，不刁難，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五）力求「三效結合」，健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工作機制。為了在檢察公訴環節求得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良好結合和充分體現，建立健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關工作機制應當至始至終作為公訴改革工作的重點長抓不懈。結合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有關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應當重點實施以下幾項制度。一是案件進展情況告知制度和「親情會見」制度。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應犯罪嫌疑人家屬、被害人及其家屬的要求，結合案件性質、涉嫌犯罪的事實、主觀惡性、認罪態度和悔罪程度，告知其審查起訴的進展情況，並對有關情況予以說明和解釋，適當情況下可以安排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與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等進行會見、通話。二是專門辦理制度，結合受理審查起訴案件「分類督辦」制度，指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並善於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公訴人承辦。三是社會調查制度。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對未成年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等進行調查，加強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的針對性，增強執法效果。四是堅持寬嚴相濟，當寬則寬，以教育挽救為主。此外，適用附條件不起訴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應當牢牢把握以下三個適用原則：一是必須堅持自願原則。新刑訴法賦予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檢察機關的附條件不起訴決定的異議權，卻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之前，應當先聽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見。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檢察機關不能強制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接受這種特別制度，而應當由其自願處分。實踐中，我們可以採取兩種解決方式:一是公訴人在認真審查案件材料後，認為符合附條件不起訴條件的，採用書面形式及時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便其自主選擇;二是由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主動向公訴部門提出書面申請，公訴部門經過審查後認為符合條件的，啟動附條件不起訴程序。二是必須符合公共利益原則。按照新刑訴法規定，對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以及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可能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符合起訴條件，但有悔罪表現的涉罪未成年人可以附條件不起訴，這個限定條件比較寬泛。在辦理具體案件中，首要考慮公共利益因素，如對社會秩序和公眾的危害程度、預防犯罪的實際效果以及訴訟成本等，綜合權衡利弊，嚴格把握適用條件，明確不能或不宜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的行為對象，對慣犯以及共同犯罪的主犯等與維護公共利益相悖的，不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對於曾經適用過附條件不起訴的，也不宜重復適用，以確保該制度不被濫用。三是必須堅持監督制約原則。為增強透明度，保證適用的公開、公正，必須加強來自外部和內部的監督制約。三、能力建設方面近年來，基層檢察院公訴部門受理的刑事案件數量逐年呈較大幅度的增長，新罪名案件逐年增多、社會熱點案件、涉眾型案件逐年增加，人民群眾對加強法律監督的要求越來越強烈。而現實中，公訴部門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顯，使得大部分公訴辦案人員疲於應付辦案，放鬆了業務學習。此外，部分公訴人由於客觀環境限制及個人的原因，也忽視了對新知識、新政策的學習。隨著法制建設的不斷深入，證據要求的提高，執法理念的轉變，對公訴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實現公訴人素質的全面提升，才能使公訴部門在應對更重的任務時從容不迫，游刃有餘。要改變公訴人整體素質與新形勢下的執法要求不相適應的現狀，進一步提高公訴人的理論水平、業務能力，特別是推進三項重點工作所需要的化解社會矛盾、參與社會管理創新的能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全面加強公訴能力建設。（一）建立公訴人教育培訓工作體系和機制，提高公訴人的專業理論水平。全面精深的法律知識，廣博深厚的文化基礎是公訴人出色開展公訴工作的有力支持。具有全面精深的專業理論知識有利於公訴人正確地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重罪與輕罪的界限，以及正確酌定犯罪情節、手段、結果諸要素的輕重、性質、因果關系等有關問題。為此，要大力提倡公訴理論研究，通過多種途徑為公訴人提供學習機會。如可以通過開設公訴論壇的方式，邀請司法界、法學界的權威人士召開講座，使公訴人能從優秀法學工作者的身上吸取新的知識和經驗，不斷拓寬視野，啟發思維。（二）深化崗位練兵，提高公訴人的業務能力，培養專家型公訴人。公訴工作是實際操作性很強的工作，承辦案件時的閱卷、製作各種筆錄、報告以及起訴書、公訴意見書等法律文書乃至法庭辯論活動，不僅要求公訴人具有嚴密的邏輯論證能力、較強的分析判斷能力，還要求公訴人具有扎實的文字功底和雄辯、流利的語言表達能力。（三）改進工作方式方法，提高化解矛盾的能力。公訴部門辦理的各類案件是社會矛盾進入司法領域的具體體現，作為新時期的公訴人，不能僅僅滿足於依法辦理案件，還要向修復社會關系延伸職能、深化內涵，堅持把化解矛盾糾紛貫穿於公訴工作始終。要提高公訴人化解矛盾的能力，首先要轉變思想，破除舊的執法理念，不能簡單地把公訴權定位在追訴犯罪這一個方面，要緊緊圍繞深入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牢固樹立服務大局的理念，三個效果（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相統一的理念，恢復性司法和源頭治理的理念等，使公訴人充分認識公訴工作對於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的重要意義。其次，克服機械執法、就案辦案，要將化解和調處矛盾糾紛作為執法辦案的有機組成部分，改進辦案方式方法，著力提高公訴人對執法辦案風險的評估能力，提高公訴人開展釋法說理、心理疏導等工作能力，提高公訴人與各部門、各當事人的協調能力。（四）通過拓寬監督思路，創新監督方式，進一步增強訴訟監督的實效。公訴部門除了打擊犯罪之外，還承擔著極其重要的偵查監督、審判監督任務。但現實中，部分公訴人還存在著不重視監督、不敢監督、不願監督、不會監督的問題，導致訴訟監督權的弱化。此外，訴訟監督工作機制的不科學、不完善也是制約監督工作有效開展的一個方面。為此，公訴部門要拓寬監督思路，創新監督機制，綜合運用多種監督手段，加大監督力度，突出監督重點，消除監督盲點，增強監督效果。在偵查監督方面，針對案件質量逐年下降的情況，通過建立案件質量定期通報制度，建立追訴案件情況通報制度，完善引導偵查工作機制等方式，及時、全面、有效地對偵查活動開展監督；通過推進捕訴銜接與信息共享機制建設，堵塞監督漏洞。（五）拓展公訴環節化解社會矛盾的手段和空間，努力實現案結事了。化解社會矛盾是三項重點工作的內容之一，也是考量公訴工作成效的重要標准。在實踐中，由於每個案件的具體情形均不相同，當事人的司法訴求不同，案件當中所涉及的社會矛盾也各有不同，矛盾化解的有效方式也自然不同。四、人員保障方面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責任加重、出庭公訴難度加大等問題使得公訴部門人員數量與工作量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要充分保障公訴部門的人員配備，並且從財力、物力方面加以輔助。新刑訴法實施後，非法證據的排除方面，公訴人需要參加庭前會議，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公訴人也需要出庭公訴等等，這無疑又加大了公訴人的工作難度和強度。因此，對待適用簡易程序出庭的案件，公訴人在保證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可以通過簡化庭審方式來節約司法資源。公訴人辦案過程中，對於一些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可以適當簡化審查報告、量刑建議和起訴書等法律文書。從長遠考慮，建議可以從社會上招聘一些有能力、有才乾的人員幫助公訴人從冗雜的文書工作中解脫出來，一心一意辦好案，提高公訴工作整體效率。
❸ 檢察院的量刑建議書在法院起多大作用！
1、量刑建議有利於提高量刑的公開性。
我國現行的庭審程序雖然以對抗為特徵，但這種對抗主要圍繞被告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及構成何種犯罪這一問題展開。然而資料表明，檢察院所起訴的案件法院作有罪判決的佔99%以上，其中被告人認罪的也占絕大多數，故就絕大多數案件來說，庭審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不是定罪，而是量刑。
但恰恰對這最主要的量刑問題，目前庭審的透明度很低，與量刑結果有利害關系的訴訟各方對量刑決策過程參與度不高，既難以向法院提出各自掌握的量刑事實和情節，並由此展開辯論，又難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見，以至有的學者認為現行量刑裁判是「暗箱操作」，有的學者則認為「我國法院的量刑過程其實是通過一種『辦公室作業』的行政決策方式來完成的。
與量刑結局有著密切關聯的公訴人、被害人、被告人則被排除在量刑的決策過程之外，而量刑建議的開展則有利於使量刑程序訴訟化，它使控辯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訴訟格局從原來的定罪拓展到了量刑，這不僅使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及其理由「說在明處」，而且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發表量刑意見開拓了空間—因為根據控辯對等原則，庭審程序既然給控方發表量刑建議提供機會，就不能不給辯方就量刑問題作辯解和發表意見提供機會;而被害人作為犯罪結果的直接承受者和訴訟當事人，如果他想在庭上就量刑問題發表意見，同樣應當給他提供機會。
這樣，量刑程序就一改原先的「暗箱操作」狀況和「行政決策」方式，公開性大大增強。
2、量刑建議有利於提高量刑的公正性。
量刑公正包括量刑程序公正和量刑實體公正。
俗話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正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量刑程序公開性的增強，公訴人、被告人、被害人由原先「被排除在量刑的決策過程之外」進到了過程之內，這無疑有利於量刑的程序公正。
量刑的實體公正來源於法院對量刑事實的客觀、全面、准確的了解，來源於對訴訟各方意見的兼聽。量刑建議使公訴人、被告人、被害人參與量刑決策過程，從不同角度為法院提供充分的與量刑有關的事實、意見及理由，這無疑有利於法院客觀、全面、准確地了解量刑事實和訴訟各方意見，從而實現量刑的實體公正。
3、量刑建議有利於提高量刑的公信力。
這除了前述的量刑的公開性和公正性必然有利於提高公信力外，還因為與量刑結局有利害關系的各方親身參與了量刑的程序，親身經歷了量刑裁判產生的過程，這自然有利於他們減少對量刑的不可捉摸感和懷疑;
因為訴訟各方都聽取了相對方提供的事實證據和量刑意見及理由，這自然有利於公訴人全面准確地把握量刑的事實和情節，有利於被告人深化對自己罪行對國家、社會和被害人所造成危害的認識，有利於有過錯的被害人深化對自己過錯的認識，從而促使他們換位思考，消減己方原來的片面認識，增進對法院正確判決的認同;
因為量刑建議促使法院在判決中加強量刑說理，這不僅有利於增強量刑裁判的說服力，而且有利於擠壓極少數法官利用量刑自由裁量權進行權力尋租的空間。
而上述量刑公開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的提高，自然有利於提高量刑裁判的質量和效果，減少檢察院和被告人對量刑裁判的抗訴和上訴，從而節省司法成本，並促進審判權威的進一步樹立。
拓展資料：
量刑建議權是一種基於刑罰請求權之司法請求權，是公訴權之下位權能。
合憲性與合法性、法之發展、憲政之人權保障以及現代刑事訴訟原理是量刑建議權之理論基礎。
量刑建議權之本體價值是實現刑事訴訟價值目標之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
量刑建議權之目的價值是追求訴訟經濟與司法效率。
參考資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全面開展量刑建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