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的路徑選擇

① 如何在四個方面全面理解依法治國的總目標

2014年歲末，「漢語盤點2014」活動評選結果揭曉，「法」字榮膺中國年度漢字，反映出全社會對法治建設的高度關注。這一年，必將因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召開，在中國法治建設史上鐫刻下閃光的歷史標注。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這個總目標，是貫穿全會精神的一條主線，描繪了法治中國建設的美好前景，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綱舉目張的意義。
一 為何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法治建設問題，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決定，這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以此為里程碑，行進在復興之路上的中國，進入全新的「法治時間」。為什麼要把法治建設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如何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呢？
這是歷史的深刻啟示。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較好地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相反，一些國家陷入這樣那樣的「陷阱」，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不少國家沒能解決好法治和人治的問題，沒能跳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從我們自己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既吃過破壞法治的苦頭，也嘗到了法治昌明的甜頭。歷史深刻啟示我們，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要保證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秉持法律這個准繩、用好法治這個方式。
這是現實的迫切要求。當前，中國正經歷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保持穩定的秩序，在各方競逐的市場領域維護公平的規則，在意見碰撞的觀念世界堅守文明的底線，必須織密法治之網、強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濁，以法定治亂。」只有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才能順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程，確保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這是長遠的戰略謀劃。現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5年時間，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這一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但「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後，我們還要向著「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前行，還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還將應對可能更為復雜的局面和問題。之後的路該怎麼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們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定不移厲行法治，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民族復興籌、為子孫後代計、為長遠發展謀。
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事關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我們應該從這樣的高度，充分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高高揚起依法治國的旗幟。
二 怎樣把握總目標的內涵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這個總目標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我們描繪了宏偉藍圖，指明了前進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則為我們繪制出路線圖，指明了具體路徑。這兩句話是有機統一的整體，離開了哪一句都不行。
如果把建設法治中國看作建設一座恢宏的大廈，我們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的豐富內涵，就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認識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三大基石」。這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三句話，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力量、制度基礎、理論指導，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是實現總目標必須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東西。
二是構築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五大支柱」。這就是形成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個「4+1」組成的五大體系，涵蓋了法律制定與法律實施、法治運行與保障機制、依法治國與從嚴治黨等各個層面、各個環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具體展開和有力支撐。
三是設計了法治中國大廈的「施工方案」。這就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國家治理、執政、行政等問題，涉及黨、國家、公民等不同的行為主體，應該如何推進、如何實施呢？必須統籌兼顧、突出重點、整體謀劃，在「共同推進」上著力，在「一體建設」上用勁，更加重視法治建設的全面、協調發展，更加重視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
四是描繪了法治中國大廈的「效果圖」。法治建設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轉」，也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公轉」。通過法治建設，我們要取得什麼樣的效果呢？從法治建設本身看，就是要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標；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局看，就是要著眼於更好更優的國家治理，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國大廈的地基夯實了，支柱立起來了，按照施工方案科學操作、加緊推進，美麗的「效果圖」就一定能變為現實，這座恢宏大廈必將巍然聳立起來。
三 提出總目標的意義何在
目標猶如一面旗幟，旗幟高高揚起來了，才能凝聚人心、引領方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只有總目標明確，才能匯磅礴之力、收長遠之功。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法治建設新征程，到黨的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從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將依法執政確立為黨執政的基本方式，到黨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我們黨對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在不斷深化。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這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有了更加完整系統的規劃，對治國理政的規律有了更加准確的把握。
它是凝聚思想共識的法治航標。這個總目標鮮明回答了我國法治建設將往哪兒走、怎麼走這一根本問題，向黨內外、國內外釋放了明確的信號。這有利於明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和歷史任務，有利於統一思想、凝聚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法治上的共識，也有利於回應國際社會各種質疑，澄清各種模糊認識，保障依法治國沿著正確的方向推進。
它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頂層設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工作千頭萬緒，涉及方方面面，必須有一個總抓手來總攬全局、牽引各方，使各項工作協同推進、形成合力。總目標明確了這個總抓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依法治國各項工作都要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來推進。它既切中時弊，直指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又對症下葯，體現了推進各領域改革發展對提高法治水平的迫切要求。
它體現了國家治理總體戰略的完善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黨的十八大作出的總體戰略部署在時間軸上的順序展開，兩者相互銜接、相互促進，共同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動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而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必將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微評
◆ 法治是指引中國改革這艘航船在風雨中不變航向的燈塔，是守護30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蠶食的衛士。
◆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全方位部署，這無疑是依法治國的「升級版」。
◆ 以改革破除利益藩籬，以法治減少社會震盪，是適應新常態、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基本保障。
聲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一個立體的、動態的、有機的完整體系
姜 偉（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環節，體現了法治的整體要求，通過「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建設，使依法治國的總目標讓全黨全國人民「看得見」「可操作」「能感受」「易評價」，可以成為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
四 實現總目標須有哪些遵循
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已經明確，也就是說，目的地在哪兒，已經「定位」完畢，接下來就要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下去。正如人們在道路上行走要遵守交通規則，要看紅綠燈、走斑馬線，確保法治建設始終朝著正確方向前進，也離不開一些作為遵循的基本「規則」。
為順利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了必須堅持的五個重要原則，即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這五個重要原則，回答了社會普遍關心的法治領域許多重大問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遵循。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原則強調的是政治保證問題。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執政使命，決不是要削弱黨的領導。要切實做到「三統一」「四善於」，把堅持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體現在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上。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這個原則強調的是力量源泉問題。人民是我們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主體，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願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律及其實施充分體現人民意志。要保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要充分調動人民群眾投身依法治國實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護法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
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原則強調的是價值追求問題。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方面，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要以約束和規范公權力為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行為。
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這個原則強調的是精神支撐問題。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兩者都具有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實現良法和美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通過法律強制力來確保道德底線，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的促進作用。要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
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這個原則強調的是現實選擇問題。建設什麼樣的法治體系，實現什麼樣的法治目標，是由一個國家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為根本遵循，立足我國基本國情，認真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建設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要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絕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
藍圖已繪就，目標在召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長期艱苦努力。只要我們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的重大決策部署上來，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依法治國、厲行法治，就一定能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開創法治中國的新境界。

②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什麼，如何理解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理解：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包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有機統一的整體，離開了哪一句都不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我們描繪了宏偉藍圖，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則為我們繪制出路線圖，指明了具體路徑。只有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基礎和前提條件。
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決定》給出了精闢的答案，那就是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十六字方針，是對原來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的發展和提升，明確了新時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點環節和主要任務，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具體來講，科學立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前提，嚴格執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公正司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保障，全民守法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礎。

③ 《經濟生活》中國家如何貫徹落實依法治國

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政府管理國家與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推動社會和諧進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都迫切需要加快推進法治國家的建設步伐.
一是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不斷提高立法質量.加強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前提.近年來,政府立法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績.過去五年間,僅國務院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39件法律議案,制定、修訂了137件行政法規.但是必須看到,我國改革和發展已經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立法工作面臨著十分繁重的任務.要進一步增強政府立法工作的計劃性和針對性,緊緊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認真研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按照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繼續加強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產品質量和安全、規范政府自身行為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視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社會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的立法；特別要注意加強改善民生、推進社會建設、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立法.加強立法工作重在提高立法質量.要創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機制,擴大立法工作的公眾參與.在法律法規起草、修改過程中,要通過組織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多種形式,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行政法規、規章,原則上要公布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二是推進依法行政,努力提高行政執法水平.各級政府部門要加快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進程,嚴格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職權、履行職責.政府的組織、政府的權力、政府的運行、政府的行為和活動,都要以憲法和法律為准繩,都要受到憲法和法律的規范和約束.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規、政府規章、規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必須與憲法和法律保持統一和協調.堅持以人為本,樹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核心的現代行政執法觀念,形成職責許可權明確、執法主體合格、適用法律有據、問責監督有方的政府工作機制.合理界定和調整行政執法許可權,明確執法責任,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進一步健全市縣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加強對行政收費的規范管理,改革和完善司法、執法財政保障機制.健全行政復議體制,完善行政補償和行政賠償制度.認真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幫助困難群眾實現訴訟權利,使人人都能享受到平等法律保護.加強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增強服務意識,改進工作作風,保持清正廉潔,促進行政執法水平的不斷提高.
三是加強執法監督,確保行政權力正確行使.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必然要求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將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服務,確保權力正確行使,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要完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綜合運用各種監督形式,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保證政府權力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進行行使.各級政府要自覺接受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監督,主動接受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大力推進執法公開,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大人民群眾的監督力度.改善和加強新聞輿論對行政執法的有效監督.切實強化政府層級監督,充分發揮監察、審計等專門監督的作用.要把加強對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人財物管理使用、關鍵崗位的監督作為重點,健全質詢、問責、經濟責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等制度,確保監督到位、有力、有效.
四是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積極探索法制宣傳教育的新途徑、新形式,善於運用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多種傳媒,精心組織各種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增強法制教育的科學性、准確性,防止片面性.突出抓好憲法宣傳教育,增強人民群眾的憲法意識,自覺維護憲法權威,使憲法在全社會得到遵守.加大有關經濟社會發展的法律法規、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法律法規以及與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牢法治思想基礎.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規范、引導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過權利義務機制實現的.在法制宣傳教育活動中,必須強化權利義務觀念的培養,既要增強人們的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也要增強法治意識和義務意識.具體包括：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堅持權利和義務相統一,權利的行使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國家保護合法的權利；國家提供權利的保障、救濟和保護.只有讓每個公民都樹立了正確的法制觀念,自覺在法制框架內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才能夠真正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真正落到實處,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④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

⑤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必須以什麼為根本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政治發展道路是一個國家政治發展所選擇的路徑和模式，它明確政治發展的戰略目標、根本要求、制度架構、重點任務等。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政治發展道路，歸根到底是由這個國家的性質和國情決定的。政治發展道路是否正確，對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具有決定性意義。正確的政治發展道路，應當是符合本國國情和實際、能夠團結人民朝著實現國家發展目標不斷前進的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經過長期探索實踐逐步開辟和形成的。這一政治發展道路，是中國近現代100多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歷史性巨變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運、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廣泛的社會共識。它符合本國國情，反映人民意願，順應時代潮流，是唯一能夠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提供根本政治保證的正確道路。其關鍵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核心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目的是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有利於鞏固黨的領導，更好地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核心領導作用，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有利於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從根本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增強黨和國家的活力；有利於正確處理民主與集中、分工與協同、監督與支持、制約與效率、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保證國家機關依法協調高效運轉；有利於組織全體人民以國家主人翁地位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團結一心，集中力量辦大事，有領導、有秩序地朝著國家發展目標前進；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和諧穩定的政治局面。

⑥ 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新路徑有哪些

感覺答案沒找到多少，同學倒是遇見了一大波~
目測這些毛概問題要被內刷一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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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覺答容案在書上的160-162之間
其中162爺十八屆三中全會那一段~~~我感覺很有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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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如何實現依法治國，以聶樹斌案為例

一、聶樹斌案改判無罪具有重大意義，堪稱我國刑事司法歷史中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聶樹斌案改判無罪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中實現的。案件從2005年王書金出現、聶樹斌母親張煥枝不斷申訴，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聽證、決定再審到最終宣判，雖然步履艱難，但始終在向正確的方向推進。冤錯案件嚴重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嚴重影響法律尊嚴。中央政法委於2013年7月出台《關於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2014年10月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範、及時糾正機制」，要求完善再審制度，解決再審啟動難、改判難問題。沒有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聶樹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聶樹斌案再審無罪，彰顯了我國最高司法機關重塑司法公信力、糾正冤假錯案的堅定決心，以及敢於直面錯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負責復查的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案件承辦人多次表示，聶樹斌案件的復查、再審要經得起真相與歷史的檢驗。正義也許會遲到、但從不缺席。改判體現了一種審慎的司法觀念。雖然聶樹斌已無法復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對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聶樹斌案再一次為「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原則作了有力的背書。據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近三十餘件重大冤假錯案得到糾正，許多案件是按「疑案從無」的原則改判的。「疑罪從無」是人權保障理念的內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是遵循司法規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範冤錯案件的唯一選擇。聶樹斌案案發時間長、證據滅失多，查清事實和證據的難度極大。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存在多種不同意見與觀點。從公布的現有證據來看，既不能證明王書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機關認定聶樹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證據。最高人民法院堅持「疑罪從無」改判無罪，為未來的司法活動提供了准則和標桿。
第四，聶樹斌的復審、改判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堅定立場。現代刑事司法體系以審判為中心，人民法院堅守司法中立，樹立司法權威。聶樹斌案長期以來受到社會、媒體和法律學術界的關注，輿情復雜多變。無論輿論如何，審判活動關注的核心始終是證據和事實。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異地復查、再審過程嚴謹、審慎，堅持證據裁判，對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觀的態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聶樹斌案改判過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義的各項制度探索，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是使案件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提審作為人民法院審判監督的一種方式，法律有明確規定,但實踐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審的已經二審終審的刑事案件為數不多,足見其對提審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本案，是對此案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也是對民聲民意、社會關切的有效回應。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錯自糾和久拖不決。因聶樹斌案在河北省一審、二審，被告人家屬多年申訴無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這在我國刑事訴訟歷史上非常罕見。聶樹斌案被異地復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復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聶樹斌案開啟了疑案異地復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錯案糾偏的示範路徑。
再次，復查、再審環節充分保障當事人參與權、閱卷權和公眾知情權，召開聽證會等有益形式，為處理社會有廣泛影響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師閱卷權，確保其能夠完整復印、拍攝聶樹斌案及與之緊密相關的王書金案卷宗。舉行聶樹斌復查工作聽證會也是一種有益的制度創新。聽證會邀請了專家學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法院監督員、婦女代表和基層群眾代表等廣泛參與，檢察院派員監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圖文直播,聽證人員填寫不記名意見表等做法，都體現了處理重大、復雜疑難案件的法治思維和法治精神，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來實現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三、總結聶樹斌無罪案的沉重教訓，完善刑事冤錯案件預防與糾錯制度
刑事誤判、錯案的後果極為嚴重，不僅會對那些被錯誤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嚴重傷害，也會對司法公信力乃至國家形象造成嚴重傷害。特別是對錯殺、冤殺的情況，其代價是無法挽回的。聶樹斌案無罪案，再一次警示嚴格規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堅持從司法規律出發貫徹落實刑事訴訟制度，消除冤錯案件發生的土壤。
聶樹斌案的出現，固然有著上世紀90年代辦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執法規范化建設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時期發生冤錯案件，都同樣是一個悲劇。查辦該案過程中存在的不當、錯誤的執法理念、執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對聶樹斌案定罪主要依據是聶樹斌本人口供，凸顯了口供為中心的辦案思路和「筆錄中心主義」的證據審查模式。以2012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和「兩個證據規定」的出台為標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確立了保障人權、疑罪從無、證據裁判、從嚴掌握死刑案件證據標准等原則和制度。但是，在當前司法實踐中，依舊存在著過於重視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訊逼供、變相刑訊逼供等不當理念和行為，應當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不再制訂「命案必破」等可能導致司法不公，違反司法規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標，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辦案效率而造成冤錯案件。
其次，以聶樹斌案的平反為契機，推進完善刑事案件糾錯機制，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和證明標准體系。
聶樹斌案雖然平反了，但是應該看到，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書金這個「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網、招供，並進入輿論視野後才成為一起備受關注的案件。而無論是此案「真凶落網」還是其他案件「死者復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錯案的糾正不能依賴「偶然」。要明確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證據標准。從「有錯才糾」走向「有疑即糾」。「有錯才糾」是目前我國司法在再審程序上的基本觀點，其對於再審啟動條件的要求極高。而「有疑即糾」對於再審啟動條件的要求顯然降低。聶樹斌案成為多年的「疑案」，在復審、聽證階段控辯雙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證據的證明標准問題，應當明確「疑罪從無」的「疑點」需要證明到何種程度即可作為無罪處理。為確保有錯必糾，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訴訟權利。查閱聶樹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為困擾該案代理律師的最大難題，當事人、辯護人依法享有的閱卷權等程序性權利要充分保障。對於重大、有社會影響力的案件，要將聽證程序進一步規范化、常態化，保障公眾知情權。

再次，正視和正確認識冤錯案件的存在，特別是疑罪從無案件，要「權責統一」明晰錯案責任，完善司法責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無冤」。但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完全避免冤錯案件幾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國，根據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統計，1989年到2013年之間，至少有1188名曾經被判處有罪者因出現新證據被改判無罪，每年約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無罪，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對於保留死刑的我國和美國等，都存在著錯殺的可能。而兇殺、強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佔有相當比例。對於冤錯案件，追責程序是督促和預防冤錯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時「權責統一」是現代法治的重要標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對冤假錯案的追責,要公開透明,主動回應社會關注。冤假錯案的追責同樣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明晰責任。

望採納我的回答。

⑧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什麼，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在這個總目標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我們描繪了宏偉藍圖，指明了前進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則為我們繪制出路線圖，指明了具體路徑。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8)依法治國的路徑選擇擴展閱讀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事關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的內涵：

①奠定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三大基石」。這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②構築了法治中國大廈的「五大支柱」。這就是形成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以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③設計了法治中國大廈的「施工方案」。這就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④描繪了法治中國大廈的「效果圖」。法治建設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轉」，也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公轉」。

參考資料：人民網-法治中國的新航標——怎樣理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