郟縣張法治

A. 比較亞里士多德和賈誼學前教育思想的異同

一、理論的邏輯結構
如果我們接受哈耶克及索維爾的說法,有「建構主義的理性主義」和「經驗理性主義」兩種不同的傳統,那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的分歧可以認為預示著後來兩大傳統之間的分野。前者包含笛卡爾、萊布尼茲、盧梭、黑格爾、馬克思主義者、邊泌、穆勒,以及二十世紀著名經濟學家如蘭格、勒納、薩繆爾森、阿羅和倫理學家羅爾斯等人;後者包含斯密、休謨、洛克、柏克、托克維爾、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等。
筆者不甚在意這種形式上的劃分,因為其中許多人的觀點其實是非常復雜的,很難以一個簡單的標簽統而概之。此處參考赫維茨等人開創的機制設計理論,提出一個關於制度選擇的簡單模式。根據此模式,柏亞以降人等的區別主要是不同理論前提和前提命題的強弱之間的區別。
為使我們在討論問題時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我們認為任何社會理論都包括如下內容:關於世界如何存在的實證理論,關於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規范理論,以及在二者基礎之上的操作性結論。我們認為許多價值判斷的爭論可以作如下兩種處理:其一,爭論是「應該A或應該非A」的基本規范的判斷;其二,如果區分基本規范與次級規范,爭論可還原為實現基本價值規范的方法或策略選擇,而這種選擇在一定的知識論前提下是可以作出判斷的。因此,原則上我們可以假設在基本規范問題上是不存在分歧的,否則就無法討論問題(至少本文是這樣處理的)。或者說,如果有價值判斷分歧的話,我們總可以認為這是關於次級規范問題或操作問題的;我們總能把問題還原為:我們有共同的關於規范問題的前提,差異只是由於實證理論的分歧造成的,即只有我們在關於世界如何存在的知識上的差異才使我們在現實社會的制度選擇問題上形成不同的看法。
至於基本價值規范,我們可以採用帕累托最優(即不存在另外一種可行的社會狀態,使得至少一個人的處境得到改善,而其他人沒有受到損害)標准,結合其他直覺上可接受而不沖突的標准。甚至,我們還可以接受公平或平等規范(資源分配對每個人是相同的或每個人都不會嫉妒其他人),羅爾斯的最大最小原則(即社會應在所有可行社會狀態中選擇使最糟糕的個人處境最好的)等不同前提。阿羅等人開創的社會選擇理論就是主要用來處理這些問題的。須說明的是,有些時候我們未必能夠羅列出所有基本價值規范,但可以樂觀地認為,這並不妨礙我們得出必要性的結論(當然充分性和構造性不能滿足)。
所以,我們所考慮的問題可轉化為:在一個客觀觀察者(制度設計者)看來,人們在社會中是如何行為的?在已知這些知識的情況下,為了實現社會的基本價值目標,可以採取什麼樣的制度選擇?這也正是機制設計理論考慮問題的方式。它把社會選擇理論和博弈論連接在一起。它假設,社會中的人是按照博弈論所描述的方式行事的,即人們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行為者,他們總是在技術、知識和信息約束范圍內作出均衡的策略選擇,即在其他人不改變策略的前提下,每個人的策略都是最能實現他的個人利益的。而社會選擇理論則根據基本價值規范確定了一個社會目標集合,那麼,所謂機制設計就是提供一個制度框架,使得人們在這個制度框架下博弈的均衡策略選擇結果是在社會目標集合里的,也就是說,社會目標是可執行的。
我們如此處理可以從薩拜因教授處得到佐證。「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同柏拉圖豎立一個道德目的作為國家的主要目標是一致的」。
但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存在一個根本分歧:亞里士多德所指的理想國家實際上是柏拉圖的第二等最好的國家。……他的理想始終是法律統治而絕非專制統治,……即在任何好的國家裡,最高統治者必須是法律而不是任何個人,且不論此人是誰。」(薩拜因,P124-5)從統一的觀點看,哲學王式統治與法律的統治所探討的實質,是一個社會如何組織協調起來,尤其重要的是決策權的制度安排問題。我們特別關注的是,由於人類社會的分工和專業化,使得知識和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勻、不對稱的、分散的。那麼,人類社會是如何協調這些具有不同知識的人而自我組織起來的呢?毫無疑問,柏拉圖也部分地發現並提出了這一人類社會古老而重要的問題。薩拜因指出「:柏拉圖的理論可分為兩個主要部分或兩個主要命題:政治應當是一門依靠准確知識的技術;第二,社會是那些有能力彼此補充的人為了滿足相互的需要而生的。」(薩釋因《政治學說史》上P68)。柏拉圖對此的回答,部分地擊中了問題要害,那就是:需要協調性的知識(或規則)及其執行者。
二、知識分布和制度安排
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裡,哲學王統治和法律的統治兩者都是非構造性的概念。所謂法律的統治,並非是有這樣一個作為實體的法律在決策。亞氏的用意當在於強調法,律作為一種對個人決策作出限制的制度,應該是可執行的。而法律也是通過個人來執行的。我們可以把它們分別看作是一束概念的典型。結合柏拉圖的哲學王觀點我,們認為存在兩類決策:一是與個人物品的生產交易消費有關的個人選擇:二是與政府或計劃者有關的集中決策,其中包括對作為公共物品的法律制度的供給。社會現實就是這兩類決策作用於環境的結果。我們把所有制度的集合看作完全的集中決策和完全的個人決策兩個極限所確定的區間,那麼我們首先需要關注的是集休決策與個人決策的界限的劃分。尤其是,對柏拉圖的哲學王統治可以作強弱兩種理解:強意義上的哲學王統治可以理解為通過一個中央政府或計劃者的集中決策來完全代替個人決策;弱意義上的哲學王統治可以理解為政府提供包括法律在內的公共物品和作為個人選擇的必要的補充的集中決策,這實際上與亞氏的法治沒有太大區別。法律的治理可以認為是介於完全集中的中央控制和完全分散的無政府主義兩個極端的中間狀態(我們把慣例和習慣也看作某種與法律相協調的規則)。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有兩個不同的假設。其一,柏拉圖是某種意義上的性善論者(至少他對哲學王是隱含著這樣一個假設的),而亞里士多德則是性惡論者。「《政治學》的開篇顯然寫下了柏拉圖的一句名言:人在達到完善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了法律和正義,它就是最惡劣的動物。」(《政治學》1,2;1253A31以次,並參閱《法律篇》847E)(薩拜因,P127)。這兩種行為模式用經濟學的話來講,前者是利他主義的,後者是利己主義的。其二,柏拉圖的理念論使他相信「……對一切個人和國家來說,都可能有某種客觀存在的美好的生活,這樣一種美好的生活可以作為研究的對象,可以通過有條不紊的合乎理性的方法加以闡明,因而可以運用聰明才智去加以探討。」(薩拜因,P61)「正確的哲學使我們處於高瞻遠矚的地位,能夠在一切情況下辨別出對社會和對個人都是公正的事物」。而亞里士多德相信「通過經驗的積累而有逐漸增長起來的智慧,而且這種不斷積累的社會才智能體現為法律和慣例。」二者的區別在於,柏拉圖賦予人類(至少是哲學王)以完備理性,而亞里士多德則相信不存在一個完美世界,即有限理性才是社會的本質特徵,並且他認為個人之間的理性差別不足以大到一個人可以代替另一個人做所有判斷的地步(薩拜因,P128)。
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我們分兩步來考慮這個問題。第一,在不考慮制度設計者和執行者是否是自利個人的情況下,僅僅從知識分布和信息傳遞的角度應該如何配置集體決策與個人決策(哈耶克對中央集權控制的計劃經濟的批評也是這樣進行的),可以表明強意義上的柏拉圖方案是行不通的;第二,在考慮法律制度在設計者和執行者是自利個人的情況下(布坎南開創的公共選擇理論把洛克、孟德斯鳩、阿克頓勛爵等人的「自利政府」的觀點作為一個基本前提),我們還可以作為研究者,從元理論的角度看,有一個什麼樣的更基本的制度可以處理,即如何設計一個規則(博弈框架)激勵並約束之,使得最終的社會狀態合乎基本價值規范。
在分析第一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個有可能因為下文的論述而被誤解的一種看法,即無政府主義的完全個人決策觀。政府的重要性在法庭、國防、基礎研究、交通等公共物品問題上是毫無異議的(至於其中的尋租行為等課題只是表明問題的復雜),對再分配、防止壟斷和外部性、維護宏觀經濟穩定等職能雖然爭議很大,卻也很難完全否定(我們認為一個社會發展中的知識與技術水平是解決這些問題的裁判者)。但不管怎樣,一個健全社會需要作為協調性知識的集中決策。並且這些協調性的知識,正如柏拉圖所強調的,不等同於特殊的、個人化的知識。但是,柏拉圖在「人治」和「法治」中的選擇所依據的前提比這還要強。他認為,這些知識不僅完全與特殊知識無關,並且能夠被一小部分人壟斷。他的理想國中的哲學王完備地掌握這些知識,能夠恰當地運用這些知識治理國家。
最強形式的「哲學王統治」隱含的前提是,社會中每個人的偏好、初始資源、策略選擇和行為都是可觀察的。或者說,每個人真實地表露這些信息,哲學王可以瞬時地、無誤地接收到這些信息,並能完善地處理,得出最恰當的決策,即時傳遞回個人,而個人能忠實地執行這個決策。正如哈耶克正確指出的,人類的任何知識都不足以處理如此復雜的信息問題,集中的、構造式的決策制度解決不了這個信息問題。並且,其中的激勵相容問題也是技術上難以實現的,即個人有可能傳遞錯誤信息,也會有意不執行有關決策,因為本質上有些行為不可觀測。在機制設計理論中一系列否定性結果對此作了極具說服力的證明(田國強1995)。
由於最基本的信息都是分散的,只有每個人才最了解與他自身有關的信息,即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勻、不對稱的。那麼,一個經濟機制就需要信息的傳遞,而信息傳遞是需要成本的,因此對制度設計者來說,自然是信息空間的維數越小越好。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是被公認的社會選擇目標,赫維茨、喬丹等人在一定條件下證明,不存在其它經濟機制(包括市場社會主義)既能導致資源有效配置又比競爭市場機制用到了更少的信息,後者是唯一的信息空間最小且有效的經濟機制。這可以認為是部分證明了哈耶克當年的判斷,針對柏拉圖的理想國,則意味著至少最強形式的哲學王統治是行不通的。
另外需要考慮的是激勵問題,即制度安排要滿足激勵相容約束,解決個人自利行為如何與社會目標相協調。通常大家希望,無論是在投票過程還是在市場競爭中,個人所選擇的策略是真實顯示個人偏好的。譬如在有關公共商品的集體決策中,我們需要根據個人偏好來決定出資額;市場社會主義經濟尤其依賴這點,否則中央計劃就沒法作出。但在社會選擇理論和機制設計理論中,分別有一個定理表明真實偏好是不可能的。其一是赫維茨1972年給出的定理,對包括任何私人商品或公共商品的經濟環境,只要社會成員個數是有限的,在個人理性約束下,就不存在任何機制既能導致帕累托配置又使每個人有激勵講真話。其二是吉巴德——薩特斯維特定理,它強化了前者和原來的阿羅不可能性定理,即如果我們要求社會決策不是「獨裁」作出(即總以某一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即使是哲學王式的統治也承認社會決策不能只反映一個人的偏好)的,那麼我們就難以避免決策的「被操縱性」,即總有人能夠通過隱瞞自己的真實,偏好使自己利益得到更高實現(Muller,1985)。
因此,完全集中控制的哲學王式統治要讓位於法律的統治。由於法律在一定時間跨度內的穩定性,使得它不必收集處理瞬息萬變的所有信息,也不必指導人們的具體行為選擇;它本質上只須發出有限信息,即只須劃定一個選擇范圍即可;它更充分地利用了前者沒有利用的分散的個人知識,並且給個人留下了發展空間,而個人的自由選擇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所在。
由於法律(制度)自身不能保證自身的被執行,所以必然要涉及到「制度的制度」問題。同樣,博弈論中的「信息結構」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博弈者是如何判斷他人關於自己對他人(如此無窮)如何行為的判斷,從而相信自己的行為(特別是與其他人的交易行為)能夠是對自己有利的呢?這涉及到知識與制度的層次性。抽象地討論這個問題容易導致「無窮回歸」。解決的辦法之一是,最終我們會追溯到一個最基本的博弈,它的結構(參加者及其資源,偏好技,術,知識,信息,制度)是由歷史決定的,而博弈者是不能選擇歷史的。現在我們考慮這個更深層的保證制度得以執行的制度問題,即應該提供足夠的激勵,使制度執行者在追求自我利益的過程中也實現我們(作為制度設計者)希望的社會整體利益。從機制設計的角度,可以把問題具體化為這樣的一個激勵問題:人類社會如何選出制度執行者?如果他們是自利的,容易利用自己的執行權力損害社會利益時,如何設計一套制度監督約束他們?用委託代理理論的框架來表述,那就是:我們不具有某種特殊的知識,只好委託一些人代理某些事情。我們憑什麼知識篩選識別出宣稱自己擁有這種知識的代理人呢?我們又憑什麼制度使這些代理人不會利用自己的特殊知識作出損害我們的事情呢?
至於如何促使制度執行者作出恰當決策的問題,更是柏拉圖想都不願想的。既然寄希望於運氣,那麼他只考慮制度執行者是既有才幹又大公無私的。這只不過再次重復老調「:除非是哲學家們當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現今號稱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學家一樣研究哲學,集權力和智慧於一身,讓現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學或者只研究哲學不搞政治的庸才統統靠邊站,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的,人類是永無寧日的。不那樣,我們擬訂的這套制度就永遠不可能實現,永遠見不到天日,只能停留在口頭」(柏拉圖,V437D-E)。亞里士多德則開出了一張法治的葯方。「亞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法治一詞具有三項要素:第一,它是為了公眾的利益和普遍的利益而實行的統治……。第二,它是守法的統治,即不應輕視法律所確認的慣例和常規。第三法,治意味著對自願的臣民的統治,以區別於僅僅依靠武力支持的專制統治。」(薩拜因,P127)第一點實際上是法治的目標;第二點和第三點涉及到機制的激勵相容問題,也關繫到統治者的統治資格的取得問題,即統治來自於被治者的同意;而在統治不合乎公眾的普遍利益時,就不能強調臣民的逆來順受,只能要求統治者下台。
所以,良好的法治必須賦予人民挑選制度執行者的權力,而在後者不具備才能或假公濟私的時候還有罷免他的權力。道理很簡單,人民可能不是很具備制度知識;但他們具備鑒別制度執行者行為後果是否對他們有利的知識,並且,他們至少具有學習能力,會以「干中學」的方式不斷充實他們的制度知識。
既然我們不能改變人們追求自我利益的本性,我們就不能寄希望於我們會幸運地遇到利他主義者這樣一種小概率事件。我們的制度必須從這樣一種假設出發:如果我們的代理人是個利己主義者,我們如何在他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時不致損害我們的利益,進而讓他的追求個人成功和個人福利的行為最大程度地為社會服務。於是,途徑也就很明了:一是我們要盡量保持信息的通暢,使得言論和新聞出版自由成為對執行權力的監督;二是從委託代理理論可以得到啟示,我們不僅可以利用事後罷免的「威脅」,激勵制度執行者在實現自我利益的同時為委託人的利益服務而,且還可以設計一個「代理人市場」,讓代理人之間的競爭而不是「聯盟」產生自動的激勵。這可以認為是多黨競爭及三權分立理論的一個說明。
當然,幻想所有問題都通過機制設計的方法得到解決是不成立的。理由如前述,人類有限的理性不足以解決此問題,社會能夠進行機制設計的餘地是很小的。另外,我們進行社會結構變革(譬如由非法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型)的過程,固然要遵循機制設計的基本原則,但要清醒地認識到機制設計可達到的有限范圍。由於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對自然、社會、人生的思維方式的區別,每種社會的具體憲政制度選擇也各有差異,並且這種差異會由於人們對其已有經驗和知識的依賴而得到強化,使得不同社會的結構形態和實際運作千姿百態。那些穩定下來的制度以及相關的知識,給生活在制度下的人們以足夠的信息,使之預期到自己的行為選擇後果,不會輕易選擇制度所不允許的行動方式,更難得主動去改變現行制度。制度調整下的行為就這樣形成一個自增強的穩定的「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機制,所以我們會發現在古今中外有許多低效率的制度竟然有著持久的生命力(我們也並沒有一個足夠廣泛的制度選擇范圍供我們任意設計機制)。這就是制度演進中所謂的路徑依賴和鎖定效應(Arthur1,990;諾斯1,994)。
我們認為,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正確地指出了人類在宇宙中的地位,那就是,面對著復雜的、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作,為一個自組織過程的產物,人們靠知識去與自然以及社會進行博弈。這些知識中既有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技術(如農夫、工匠等的專業知識),又有協調社會的「關於技術分工的技術」。合理的社會運行是集體決策與個人選擇的巧妙結合,最終決定其邊界的實際上還是人類不斷進化的知識,尤其是那些制度知識。知識的進化是通過經驗學習的,亞氏無疑在知識論上更謹慎也更能讓人接受;而柏拉圖的「理念論」經改造後也可成為說明人類知識的邏輯結構的工具。因為人類的知識總是表現為關於世界的「模式」或「模型」,只不過不存在終極的、完備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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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問重慶日報、人民日報：你們張嘴法治 閉嘴法治，博古開萊案未並未經過法院審理，憑什麼你們就給定罪了

現在沒給她定罪呢，只是說簿王二人嚴重違紀，這是紀委調查結果。關於開來問題已送司法機關，相信檢察院會提起公訴的，現在沒定為殺人罪，只稱她為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