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國政府基本立法的傾向

1. 我國政府的法律地位和基本職能

是行政機關。基本職能是保障人民民主。組織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2. 2013年政府最想改變的是什麼

新華社北京3月10日電 中央編辦負責人近日就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回答了人民日報、新華社記者的提問。
問：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的必要性是什麼？
答：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務院機構經過六輪改革，形成了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組織架構和職能體系，為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提供了有力保障。當前，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改革進入「攻堅期」、「深水區」。黨的十八大確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作出了「五位一體」的重大戰略部署，並明確提出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國務院部門在職能定位、機構設置、職責分工、運行機制等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職能越位、缺位問題依然突出，對微觀經濟事務干預過多過細，一些該管的又沒有管住管好；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爭權諉責現象依然較多，行政效能不夠高；機構設置不夠合理，一些領域機構重疊、人浮於事問題依然存在；對行政權力的制約監督機制不完善等。這些問題，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抑制了經濟發展活力和社會的積極性、創造力，增加了生產經營活動非經濟成本，同時也容易產生以權謀私、貪污腐敗等現象，嚴重損害黨群關系，損害政府威信。必須站在全局高度，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凝聚力量，攻堅克難，繼續推進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機制建設，切實解決好這些問題。
問：能否介紹一下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形成過程？
答：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是黨的十八大之後的一項重大改革舉措，中央對此高度重視。此前，有關部門對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和國務院機構改革問題進行了大量基礎性前瞻性研究。黨的十八大閉幕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文件起草組，負責起草改革方案。
方案形成過程中，文件起草組就機構改革問題聽取了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領導同志以及相關部門主要負責同志的意見。就國務院部門轉變職能、提高效率、搞好服務問題，召開4個座談會，聽取了20個省級政府或其部門負責同志、10個國務院部門主要負責同志、部分國有和民營企業負責人以及專家學者的意見，還書面徵求了黨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46個部門主要負責同志的意見。初稿形成後，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領導同志作了匯報溝通，聽取意見；就職能轉變問題，書面徵求了88個部門近百位負責同志的意見；就方案有關內容徵求了15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和地方有關部門主要負責同志的意見。同時，通過網路、報刊等渠道，廣泛收集社會各界對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的意見建議千餘條。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反復比較論證，形成了改革方案草案。
改革方案草案經國務院黨組會議審議後，先後提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黨的十八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這個方案。二中全會在審議過程中，對方案具體內容的修改、方案的組織實施和今後進一步深化改革共提出了百餘條意見建議。經逐條梳理分析有關方案的具體意見，又對方案作了修改完善。2月28日，中央專門召開黨外民主人士協商會，就改革方案向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通報情況，聽取意見。可以說，這個方案是在中央領導下，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科學決策的結果，凝聚了各方面智慧。
問：新形勢下深化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的指導思想是什麼，遵循哪些原則？
答：深化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的指導思想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目標的要求，以職能轉變為核心，繼續簡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完善制度機制、提高行政效能，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製度保障。
深化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市場和社會活力；堅持精簡統一效能，優化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堅持創新制度機制和管理方式，提高政府管理服務能力；堅持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監督，確保政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履行職責；堅持從我國現階段實際情況出發，與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進程相適應。
問：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總體上把握了哪幾點？
答：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全面總結改革開放特別是近五年來行政體制改革的經驗，深入分析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大局中通盤研究、統籌謀劃。主要把握了以下幾點：
一是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體制機制上加強社會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是把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強調以更大力度，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上加快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重在向市場、社會放權，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同時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嚴格事後監管，努力做到不該管的不管不幹預，該管的切實管住管好。這是本次改革的一大亮點。
三是堅持積極穩妥、循序漸進、成熟先行，注重改革的連續性、系統性和前瞻性。抓住重點問題，既鞏固以往改革成果，又著力破解重大難題。對條件成熟、形成共識的就先推進，對條件尚不成熟、還需要研究探索的，在進一步創造條件、累積共識後，適時加以推進。
問：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總的考慮是什麼？
答：國務院機構改革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止步不前，需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探索，穩中求進。
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一方面，充分利用當前各種有利條件，對一些事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事關社會體制機制建設，而且有廣泛共識、條件比較成熟的，堅定地推進改革。像鐵路政企分開、調整食品葯品安全監管體制等方面，就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充分考慮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復雜形勢和各種風險挑戰，特別是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維護社會穩定任務依然繁重的實際情況，保持國務院機構的總體相對穩定。對有些長期存在、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通過職能調整解決，或適時通過必要的機構調整解決。
問：在實行鐵路政企分開方面有哪些考慮？
答：鐵路是國民經濟大動脈，在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中舉足輕重。上一輪改革組建交通運輸部，在加快形成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方面邁出重要步伐，同時保留鐵道部，強調要繼續推進改革。近些年，鐵路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保障了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人民生產生活需要，但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主要是政企不分、與其他交通運輸方式銜接不暢等。社會各界對鐵路改革呼聲很高，有關方對鐵路改革已研究醞釀多年，鐵路改革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已經成熟。
這次改革，實行鐵路政企分開，將鐵道部擬訂鐵路發展規劃和政策的行政職責劃入交通運輸部；組建國家鐵路局，由交通運輸部管理，承擔鐵道部的其他行政職責；組建中國鐵路總公司，承擔鐵道部的企業職責。這項改革主要有三點考慮：
一是通過改革，有利於形成政府依法管理、企業自主經營、社會廣泛參與的鐵路發展新格局。中國鐵路總公司成為市場主體，可以落實經營自主權，促進企業內部改革，提高發展內生動力，增強鐵路發展後勁，推動鐵路建設和運營健康可持續發展。改革後，中國鐵路總公司繼續保留全路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繼續承擔相關專運、特運任務，不改變現行鐵路運輸統一調度指揮機制，不改變現有鐵路生產運營體系，這有利於保持和發揮中國鐵路的優勢。
二是通過改革，明確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和國家鐵路局的安全監管責任，有利於釐清企業和政府角色，有利於從體制上保障鐵路運營秩序和安全。
三是通過改革，有利於充分發揮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整體優勢和組合效率。由交通運輸部統籌規劃鐵路、公路、水路、民航發展，可以加快推進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推動各種運輸方式協調發展和有機銜接，優化布局結構，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大交通格局。
考慮到鐵路仍處於建設發展重要時期，同時承擔很多公益性任務，改革後，國家將繼續支持鐵路建設發展，加快推進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運價改革，建立健全規范的公益性線路和運輸補貼機制。同時，繼續深化鐵路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不斷提高管理水平，為人民群眾提供安全、便捷、優質服務。
問：組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有哪些考慮？
答：從體制機制上加強社會建設，是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的一項重要內容。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消除制約各項社會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需要不失時機地推進衛生和計劃生育、食品葯品安全監管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管理體制改革，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物質文化需求。
我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計劃生育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有效緩解了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近年來，醫療衛生事業取得顯著成績。但目前衛生與計劃生育服務體系資源分散、重復建設的問題日益突出。計生部門從中央直至鄉鎮的服務體系，開展生殖健康、母嬰保健等醫療服務，與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內容相同。同時，在新的形勢下，計劃生育工作需要在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基礎上更加註重提高出生人口素質，醫療衛生服務水平也需要不斷提高。
為更好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加強醫療衛生工作，深化醫葯衛生體制改革，優化配置醫療衛生和計劃生育服務資源，提高出生人口素質和人民健康水平，這次改革，將衛生部的職責、人口計生委的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職責整合，組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同時，將人口計生委的研究擬訂人口發展戰略、規劃及人口政策職責劃入發展改革委。
改革後，堅持和完善計劃生育政策，繼續堅持計劃生育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繼續實施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需要高度重視計劃生育工作，合理設置相關機構，充實工作力量，確保這項工作得到加強。地方各級政府需要繼續加強計劃生育管理和服務工作，嚴格執行各項計劃生育政策，確保責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落實到位。
問：這次食品葯品監管體制改革有哪些考慮？
答：食品葯品直接關系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黨中央、國務院歷來十分重視食品葯品安全工作，特別是近年來採取了多種措施不斷加強和完善食品葯品安全監管。同時也要看到，我國食品安全面臨的形勢依然嚴峻，人民群眾對食品安全問題高度關注。食品安全目前實行分段監管體制，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管生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管流通、食品葯品監督管理部門管消費。實踐證明，監管部門越多，監管邊界模糊地帶就越多，既存在重復監管，又存在監管盲點，難以做到無縫銜接，監管責任難以落實。多個部門監管，監管資源分散，每個部門力量都顯薄弱，資源綜合利用率不高，整體執法效能不高。同時，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對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出更高要求，葯品監督管理能力也需要加強。因此，需要下決心改革現行食品葯品監督管理體制，將食品安全辦的職責、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的職責、質檢總局的生產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工商總局的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整合，組建國家食品葯品監督管理總局，對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食品安全和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實施統一監督管理。這樣改革，執法模式由多頭變為集中，強化和落實了監管責任，有利於實現全程無縫監管，提高食品葯品監管整體效能。
改革後，食品葯品監督管理部門需要轉變管理理念，創新管理方式，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作用，建立讓生產經營者真正成為食品葯品安全第一責任人的有效機制。需要充實加強基層監管力量，切實落實監管責任，形成隊伍集中、裝備集中，廣覆蓋、專業化的食品葯品監管體系，不斷提高食品葯品安全質量水平。
問：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有哪些考慮？
答：近些年來，文化體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就，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事業產業快速發展。隨著以數字技術、網路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不斷創新和廣泛應用，多種媒體綜合發展。為進一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統籌新聞出版廣播影視資源，促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繁榮發展，這次改革，將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的職責整合，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這樣調整，有利於減少職責交叉，提高管理效率，落實管理責任；有利於統籌推動報刊、出版社、通訊社、電台電視台和互聯網等新媒體發展，加快構建現代傳播體系，提高文化傳播能力；有利於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做大做強，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有利於整合新聞出版和廣播影視領域公共服務資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問：在完善海洋管理體制方面有哪些考慮？
答：長期以來，我國海上執法力量分散。國家海洋局的中國海監、公安部的邊防海警、農業部的中國漁政、海關總署的海上緝私警察等執法隊伍各自職能單一，執法過程中遇到非職責范圍內的違法行為無權處理，影響執法效果。每支隊伍都自建專用碼頭、艦船、通訊和保障系統，造成重復建設、資源浪費。而且幾支隊伍重復發證、重復檢查，成本高、效率低，增加了企業和群眾負擔。海上執法力量分散問題是多年來一直想解決而沒解決的老問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根據海洋事業發展需要，借鑒國際有益經驗，這次改革將現國家海洋局及相關部門的海上執法隊伍和職責整合，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並以中國海警局名義開展海上維權執法。這樣有利於統籌配置和運用行政資源，提高執法效能和服務水平。同時，海洋問題綜合性強，涉及經濟、科技、資源、環境等方方面面，需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綜合協調，這次改革設立高層次議事協調機構國家海洋委員會就是基於這個考慮。
問：在完善能源管理體制方面有哪些考慮？
答：我國是能源消費大國，從體制上保證國家能源安全和能源行業發展意義重大。上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為加強能源戰略決策和能源行業管理，設立了國家能源委員會，同時組建發展改革委管理的國家能源局，將能源管理與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宏觀調控有機結合，實際效果良好。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電力是能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監管獨立於能源局之外，造成電監會與能源局在電力改革、投資准入、項目審批和價格等諸多方面職責交叉，不利於整個能源統籌謀劃和推動電力行業發展。這次改革將現國家能源局、電監會的職責整合，重新組建國家能源局，主要是為了更好地統籌推進能源發展和改革，強化能源監督管理，促進能源行業健康發展。
能源問題事關長遠和宏觀，加強能源管理離不開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投資政策、價格杠桿等宏觀政策和手段的綜合運用。這次改革，在重新組建國家能源局的同時，明確該局繼續由發展改革委管理。發展改革委主要是抓宏觀，做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與能源規劃的協調銜接，能源局主要是發揮在能源發展、改革和監督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問：這次改革把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主要有哪些考慮？職能轉變的重點是什麼？
答：政府職能轉變是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過程，就是從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體系不斷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體系轉變的過程，也是不斷釐清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權界的過程。經過這些年的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目前政府權界仍不夠清楚，還是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甚至一定程度上還承擔了「無限責任」。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個人在經濟社會事務中扮演不同角色，發揮不同作用，承擔不同責任。一個社會要良好運轉，這四者必須嚴守分際，各負其責。
職能是機構設立的依據，機構是職能的載體。如果職能不轉變，單純地對機構分分合合，效果是有限的。這次改革突出強調職能轉變，抓到了要害。這些職能轉變措施真正落實到位，必將進一步激發市場和社會活力，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按照這一總方向，這次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突出了四個重點：一是推進職能轉移，著力解決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好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二是推進職能下放，著力解決國務院部門管得過多過細問題，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三是推進職能整合，著力解決職責交叉、推諉扯皮問題，提高行政效能。四是推進職能加強，著力解決國務院部門抓大事管宏觀不夠問題，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注重完善制度機制。通過推動職能轉變，加快形成權界清晰、分工合理、責權一致、運轉高效、法治保障的國務院機構職能體系，真正做到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不管不幹預，切實提高政府管理科學化水平。
問：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方面有哪些舉措？
答：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組織、政府與個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該由市場發揮作用的應交給市場，上項目、做投資應更多由企業自主決策、自擔風險。目前，市場准入和就業門檻較高，企業和個人辦事難、成本高的問題仍比較突出。
為從體制機制上最大限度給各類市場主體松綁，充分激發企業和個人創業積極性，這次改革提出：一是減少投資項目審批，最大限度地縮小審批、核准、備案范圍，切實落實企業和個人投資自主權。二是減少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按照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原則，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生產經營活動和產品物品的許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各類機構及其活動的認定等非許可審批。三是減少資質資格許可，對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規定的，一律予以取消；按規定需要對企業事業單位和個人進行水平評價的，國務院部門依法制定職業標准或評價規范，由有關行業協會、學會具體認定。四是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項目，降低收費標准，建立健全政府非稅收入管理制度。五是改革工商登記制度，對按照現行規定需要前置許可的事項，除涉及國家安全、公民生命財產安全等外，不再實行先主管部門審批再工商登記的制度，商事主體向工商部門申請登記，取得營業執照後即可從事一般生產經營活動；對從事需要許可的生產經營活動，持營業執照和有關材料向主管部門申請許可。同時，將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制改為認繳登記制，並放寬工商登記其他條件。
活力和秩序歷來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向市場、企業和個人放權的同時，政府應加強對市場主體、市場活動的監督管理。行政審批是一種事前監管手段，意味著政府責任前移，其效果如何取決於審批後對當事人及其活動的監管力度，監管不到位，再多審批也難以維護好秩序。實踐表明，一打審批抵不上一項實實在在的監管。對政府來說，加強事後監管遠比審批的要求高、責任大。減少行政審批後，政府應把更多精力轉移到事後監管上來，及時發現、有效制止、有力懲處違法生產經營活動；對投資活動，應加強土地使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管理，發揮法律法規、發展規劃、產業政策的約束和引導作用，避免重復投資和無序競爭。
問：在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發揮社會組織作用方面有哪些舉措？
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讓人民群眾依法通過社會組織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參與社會事務管理，有利於更好地發揮人民主人翁精神，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目前，我國社會組織既培育發展不足，又規范管理不夠。主要是，成立社會組織的門檻過高，社會組織未經登記開展活動較為普遍，一些社會組織行政化傾向明顯，現行管理制度不適應社會組織規范發展需要。為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這次提出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
一是逐步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引入競爭機制，探索一業多會，以改變行業協會商會行政化傾向，增強其自主性和活力。
二是重點培育、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這些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依法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成立政治法律類、宗教類等社會組織以及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代表機構，在申請登記前，仍需要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
三是堅持一手抓積極引導發展、一手抓嚴格依法管理，建立健全統一登記、各司其職、協調配合、分級負責、依法監管的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推動社會組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改革後，民政部門需要依法加強登記審查，並對社會組織是否依照章程等開展活動進行監管，其他部門如公安、稅收、金融等部門，需要依照各專項法律法規對社會組織相關活動進行監管，形成對社會組織人員、活動、資金等的完整監管鏈條，提高監管效能。對社會組織從事違法活動的，嚴格依法處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問：在推進向地方放權、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方面有哪些舉措？
答：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責劃分總體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但也存在國務院部門管得過多過細問題，既管不了管不好，又不利於地方因地制宜主動開展工作。為更好發揮地方政府貼近基層、就近管理的優勢，這次改革提出：
一是下放投資審批事項。對已列入國家有關規劃需要審批的項目，除特定情況和需要總量控制的外，在按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原則減少審批後，一律由地方政府審批；對國家扶持地方的一些項目，國務院部門只確定投資方向、原則和標准，具體由地方政府安排。
二是下放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凡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或由地方實施更方便有效的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一律下放地方。
三是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大幅度減少、合並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將適合地方管理的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審批和資金分配工作下放地方，為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職能提供財力保障。
改革後，地方政府需要增強大局意識，更好地肩負起嚴格執行國家法律法規和宏觀政策的責任。國務院部門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機制，加強監督管理，確保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避免發生「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問題。
問：在進一步理順國務院部門職責關系方面有哪些舉措？
答：目前國務院部門職責分工不盡合理，存在不少職責交叉、資源分散問題，有的長期得不到解決，嚴重影響行政效率和政府權威。為進一步理順部門職責關系，最大限度地整合分散在國務院不同部門相同或相似的職責，這次改革提出了三個方面的整合重點：
一是按照同一件事由一個部門負責的原則，將房屋登記、林地登記、草原登記、土地登記的職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職責，分別整合由一個部門承擔。
二是整合業務相同或相近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解決這些機構過於分散、活力不強的問題。
三是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門管理的資源。整合工程建設項目招標投標、土地使用權和礦業權出讓、國有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平台，建立統一規范的公共資源交易平台。推動建立統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納入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社保繳費、交通違章等信用信息。
對其他職責交叉、分散問題，也要求按照上述原則整合解決。
問：在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方面有哪些舉措？
答：我國是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地域遼闊，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任務十分繁重，需要國務院各部門把更多精力集中到事關長遠和全局的重大事項上來，謀大局，抓大事。為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這次改革提出：
一是強化發展規劃制訂、經濟發展趨勢研判、制度機制設計、全局性事項統籌管理、體制改革統籌協調等職能。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強化宏觀調控措施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維護法制統一、政令暢通。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
二是加強社會管理能力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方式。公平對待社會力量提供公共服務，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
三是國務院各部門必須加強自身改革，大力推進本系統改革。對已明確的改革職責必須堅決履行，對已確定的改革任務必須堅決完成，對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必須堅決落實。
問：改革方案把加強基礎性制度建設作為重要內容，主要有哪些舉措？
答：基礎性制度是政府實施有效管理的基礎，牽一發而動全身。基礎性制度完善了，會推動全社會的良性發展。基礎性制度缺乏或不健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改革效果，甚至會導致市場失序、社會失范、治理失效。
還有其它的

3. 我國立法領域的突出問題

我覺得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法律可能不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與願望。

4. 簡答我國的立法結構

中國的立法機關從復狹義制上講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

從廣義的「法」而言，立法機關的范圍也相應擴大。如國務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規，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可以制訂自治法規等。
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是中國的立法機關。憲法還規定，修改憲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的職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職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5. 當前我國政府立法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一些行政機關違法決策、隨意決策的情況仍然存在；在行政執法活動

6. 中國政府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法律傾向

這似乎是一道論述題哦～～
既然談到法律，那麼就應該結合當前中國幾回個主要涉及外商答投資的法律來談，包括《外商獨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另外2004年新修訂的《對外貿易法》也十分重要；而談到傾向，則不得不提到1995年頒布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及其附件《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了，一個政府並非對所有行業的外資進入都「一視同仁」，一般都包括鼓勵和禁止等分類，談中國對外資的法律傾向，必須結合具體的行業來談；當然，從對外開放的角度來講，中國需要外資，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加入WTO後中國在貨物貿易以及服務貿易領域的承諾也要求中國必須開放一些行業，這些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都是有利於國家經濟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制定法律，設定外資准入來維護國家安全也是十分必要的。

7. 簡述我國的立法原則

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鼓勵做什麼、允許做什麼、應當做什麼、禁止做什麼，保護什麼、懲罰什麼，令行禁止，全社會都要一體遵照執行。

要把立法的杠杠劃得准，既很重要，又不容易，是很嚴肅的事情。嚴肅立法是嚴肅執法的前提。

搞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關鍵在於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離開了甚至背離了憲法的原則或精神，立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會紊亂。

因此，各國立法都非常強調正確處理立法與憲法的關系，強調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中國立法自然也如此。

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五條）又規定行政法規應當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條）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自治許可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而規定自治許可權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同樣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2、法治原則

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政治上實行法治化，是現代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顯著標志。而這兩化都需要有法治來推動來保障。因而現代社會更為顯著的標志，就在於要求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現代化。

像中國這樣的有著長久的人治傳統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需要丟棄人治而實現法治。立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需要實行法治化，需要堅持法治原則。

3、民主原則

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立法應當堅持民主原則，是各國立法的共同之處，而絕不是一個新主題。

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應當實現民主化，經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不僅是人們久已普遍認同的常識，並且也作為制度的形式，在這個世界的越來越廣大的空間范圍內得以呈現，盡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性質的國家和社會，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立法遵循民主原則的理由、含義、內容和方式，又總是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聯，表現出與這種國情相關聯的特色。人們應當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把握中國立法的民主原則。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所以現代國家一般都重視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

(7)2013年我國政府基本立法的傾向擴展閱讀：

我國的立法體制

我國是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又很不平衡。與這一國情相適應，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了使我們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國，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的不同情況的需要，在實踐中能行得通；

憲法和立法法根據憲法確定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確立了我國的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

1、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2、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3、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

4、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還可以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5、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還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6、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

這種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又是怎樣體現和保證法制統一的呢？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明確不同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行政法規不得同法律相抵觸。

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規相抵觸。另一方面，實行立法監督制度。

行政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地方性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規章要向國務院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規章。

8. 論述人民民主原則在我國立法中的體現

群眾路線是立法的生命線.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將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體化和明確化呢?這就需要實實在在地在立法過程中貫徹群眾路線.忽視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就會影響和損害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去很重要的內容；就會使國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眾的監督,出現利用立法謀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惡劣傾向；就會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眾卻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眾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嚴重脫節等後果.
如何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
一、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從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緩慢,同時,國家立法權也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專屬,也即只有全國人大代表才能參與立法.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1982年憲法和幾經修改後的地方組織法分別將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和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二是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授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可以理解,因為地方權力機關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但為什麼要進一步授權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呢?彭真同志在憲法修改草案報告中對為什麼要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曾這樣解釋：「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但是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進行經常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增設常委會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會從最初不具備立法權到可以「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這一職權已不是「適當擴大」而是擴大得很大了.立法實踐也證明,十幾年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數量十分有限,而絕大多數法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和地方性法規都是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與代表大會相比,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對促進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人大常委會立法權十分寬泛並經常性地行使這一職權,又存在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會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後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應當是所有人大代表對各自收集民意總和的歸納、總結和提煉.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決於決策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機關中,全體組成人員的共同參與是保證立法決策達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徑.而我國有立法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通過層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間接選舉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中再選舉極少比例的代表委員（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人數就不足全體代表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去進行經常性立法,顯然會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直接願望距離更遠.而且,現在各級代表大會中普遍存在官員代表、先進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絕對多數的傾向,由代表大會進一步選舉出的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更清一色是從各級黨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領導幹部,普通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眾代表在人大常委會中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由各級各類官員組成的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則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
第二,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運作機制上區別於其他國家機關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權力機關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全體組成人員直接、平等、統一和集體行使職權所作出的決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從全體代表中選出極少部分代表去參與立法決策就違背了上述原則,也容易導致常委會的意志與代表大會的意志不相一致.從另一方面講,在間接選舉中,下一級人大代表選出上一級人大代表,兩者之間就是另一意義上的「選民」與代表的關系,「選民」要求並信任代表在立法機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願（這一意願從理論上講應當是原始選民的意願）,而代表在徵得「選民」同意之前,就無權將「選民」的授權予以讓渡和轉委託（因為每一個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權與「選民」相聯系並去反映「選民」利益的,而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是不得單方面讓渡和轉委託的）,同時,代表受「選民」委託參與立法,其意義不僅是在代「選民」行使權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義務.所以,常委會委員參與立法如果不能等質等量地反映本級代表大會的意志,如果沒有得到本級代表大會的下一級全體人大代表（作為特定選民的代表）的授權,實際上就是以犧牲和放棄本級其他多數代表的立法權為代價的.
第三,人大常委會從事經常性的立法活動,容易失去代表監督,造成立法專橫.國外的議會也設有各類常設委員會,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國外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僅僅是議會的工作機構,而不能獨立行使職權,不管一院還是兩院,議會的權力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全院會議統一和集體行使權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而我國的人大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常性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它的權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會稱為「議會中的議會」,把常委會委員稱為「代表中的代表」或「議員中的議員」.由於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是兼職的,閉會後,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這就使得代表選出常委會委員後對他們的監督產生許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常委會也容易放鬆與代表的聯系,失去主動接受代表監督的自覺性.事實也是如此,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強與代表的聯系、廣泛徵求代表意見等方面做得很不夠.常委會制定的許多法律,從草案的提起、草擬到常委會的討論、審議直至表決通過,同級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參與其中 （僅有極個別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會會議）.沒有代表的廣泛參與,失去代表的監督就很難保證常委會立法不偏離全體代表的意志和群眾意志的軌道,造成立法的專橫與偏頗.
雖然存在如上所述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況下要改變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這一制度顯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議大幅度減少人大代表人數,並使人大代表專職化,從而收回常委會的立法權,使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化.要落實這些想法也有許多實際困難.既要堅持和實行人大常委會立法,又要使這一立法不偏離人民意志的軌道,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一項重大職責就是參與制定國家法律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就十分明確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我國的立法權本質上屬於人民,人民群眾選出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志集中起來反映到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集體表決的形式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人大代表是將人民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決定者,是立法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讓渡、放棄甚至漠視立法權,人大代表就是屍位素餐,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失職.
從另一方面講,法律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吸取廣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經驗.人大代表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最廣泛的民意代表性,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在這個基礎上,人大代表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權力機關,再將法律案拿到群眾中反復徵求意見,然後通過權力機關將群眾的共同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才會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從群眾中來」,聽取群眾的意見,為立法活動提供可靠依據,而在法律制定後,還必須「到群眾中去」,將法律的精神在群眾中廣為宣傳,「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樣才會使法律深入人心,成為億萬人民群眾自覺遵守的神聖准則.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加強權力機關組織制度的建設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人大代表實行兼職制度,人數很多,代表執行職務還缺乏相應的時間、物質和組織等方面的保障,這就決定了廣大代表不可能經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權.由人大常委會在閉會期間代替代表大會獨立行使立法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適合現階段國情的.但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必須以代表大會全體組成人員的意志為堅實基礎,緊緊依靠廣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預防和克服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潛在或已暴露的危險因素呢?答案是,常委會必須切實加強與廣大代表的聯系,充分聽取代表的意見,主動接受代表的監督.
早在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就討論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同代表聯系的幾點意見,對聯系代表的原則、內容和方式都作了較詳盡的規定.各地方人大常委會也先後對聯系代表制度作出規定.但在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與代表的聯系制度基本上處於虛置狀態,使得立法活動嚴重脫離廣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是由廣大代表選舉產生後開展工作的,人大常委會與代表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代表與廣大選民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主動與代表聯系,廣泛聽取代表意見,使代表雖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權,但法律制定後卻反映了全體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開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廣泛聯系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才會獲得成功.代表聯系群眾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動中,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人民群眾與立法機關之間橋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層間接選舉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最重要原因.多層間接選舉使上一級代表直接面對的不是廣大選民,而是下一級人大代表,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眾與代表之間選舉與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弱化了代表時刻紮根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後的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選舉制度,在縣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使省一級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額和競爭選舉產生,這樣做必將激發起人民群眾直接表達自己意願和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的熱情,並促使廣大代表用須臾不能脫離群眾、絲毫不敢怠慢人民意願的高度責任感去對待群眾和聯系群眾,真正做人民群眾在立法機關的代言人.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在全國實行直接選舉目前確有許多困難.但將直接選舉擴大到省一級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級權力機關組成人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可以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在權力機關得到充分落實,從而保證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從根本上保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其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卻是十分廣泛和堅實的,從而進一步保證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就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實體現.
為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現行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現在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很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立法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並由政府及有關部門起草,同時又缺乏相應的立法制約和立法迴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類官員代表或委員去討論、審議和表決通過,最後又交由政府部門去執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立法與執法的主體集於政府和官員一身的情況.由執法者去行使實際的立法權,就很難保證出台後的法律不偏離廣大群眾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就應當讓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去參與立法,在法律中表達自己的願望.為此,除了改革現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還需做兩項工作,一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狀況,切實減少官員代表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二是改變常委會組成人員狀況,使常委會中不僅有一批經驗豐富、曾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來自普通群眾和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社會活動能力和議政能力的委員.這樣,就可以在人員結構上保證全體人民在立法機關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
第一、全體公民有權參與討論和創製法律是民主化立法體制的應有之義.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利益關系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僅僅依靠民選的立法代表已經越來越難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眾的直接參與則可以彌補代議機關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夠充分的缺陷.將一些與全體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國討論」或實行「全民公決」方能生效,是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等國都實行這一制度,使全民討論或全民公決製成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經程序,以保證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權.
第二、全民參與立法與馬克思主義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馬克思說：「應當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它應當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2]這就強調,法律應當是人民群眾自覺和真實地表達自己意志的結果；法律創制的全部過程,就是反復聽取群眾意見,將群眾意見逐步歸納和抽象出來,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人民共同意志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眾,「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3]毛澤東同志對全民參與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並在總結「五四憲法」制定過程的經驗時對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學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意見相結合」,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採用這個方法.」[4]可見,毛澤東同志早在領導制定「五四憲法」時,就把自己提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立法實踐了,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以下好處：一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人民群眾參與討論法律,就是參與行使國家最高決策權.二是有利於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立法工作的監督.三是有利於人民群眾接受並自覺遵守法律.徵求意見的過程,就是進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過程.人民群眾是法律的積極創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實守護者.
現在,立法的數量與規模已相當龐大,我們試圖用法律調整的范圍已觸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只要我們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觀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念去考察和審視這些法律,就會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擴大和保護部門利益、規避部門責任和義務、限制甚至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的現象.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崇尚信仰和自覺遵守,相反卻會損害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與尊嚴,阻礙和破壞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開展.
要使法律切實反映和保護人民利益,必須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立法思想,讓人民群眾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數量,片面依賴和遷就實際部門、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立法主張的問題.而對執法相對人、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和要求聽取不夠；存在關門立法、片面依賴各機關相互協調和制約、甚至出現利用立法爭權奪利的問題,而對立法透明、允許人民群眾對立法提出批評意見,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進行外部監督做得不夠.
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治觀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權力無限擴張並凌駕於公民個體權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來「保民」還是「治民」、「治民」還是「治吏」必將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立法領域中一對十分尖銳的矛盾,如何堅決和正確地處理好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關社會主義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國事業的成敗得失.為此,我們需要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顧與檢視,將它們交給群眾廣泛討論,讓群眾去給法律評價和打分.對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規定要及時刪除和修改,對「法外」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要及時肯定和補充進去.用這樣實是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已經制定的法律,不僅會使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會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生動的普法教育,從而極大地促進法律制定後的順利實施.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將要交由全民討論.國務院及其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立法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近年來它們的立法活動十分積極活躍,所立法律數量已佔國家法律的絕大多數.但在它們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向人民群眾徵求意見的事例卻十分鮮見,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們的質量,對它們反映和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程度產生懷疑.
在沒有建立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的狀況下,要對各類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有效監督將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便設立一種官方的審查機制,其工作量的紛繁和復雜也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因此,要成功地對立法進行監督,我們不能不將目光投向人民群眾.為保證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離人民利益的軌道,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將法律交由人民群眾討論,國務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則更有必要將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交由人民群眾討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是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具體化,與人民群眾更為接近.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區域,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向法規調整相對人徵求意見,也將更具體、更便於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會不僅將政府部門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更必須將政府部門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化和具體化；不僅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義務和責任明確化、具體化,更要將他們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不僅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職能,更要強調管理職能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職能,強調人民群眾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嚴以及對政府的監督權.
四、立法過程公開化
列寧曾經指出：「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沒有公開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5]強調公開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夠了解和參與.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立法,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立法過程公開化.公開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科學地集中人民意志的過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以立法的公開化做保證.公開立法過程,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況和廣泛發表意見,立法機關才得以廣聽博納,集思廣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對立法民主原則的落實,總是與立法過程的公開相聯系的.[6]不僅法律草案的擬制和審議公開,法律草案的表決也公開.有的國家規定,擬定法律法規必須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規名稱,制定機關、立法意圖及主要內容公布於眾,並給予民眾特別是法律法規調整的相對人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異議的機會.如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聯邦各部制定規章的建議必須用通行方式刊登於《聯邦登記》上,然後,行政機關必須給利害關系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書面材料、書面意見或者辯詞,通過以上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制定規章的程序；同時,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行政機關都應當考慮.[7]
公開法律草案的擬制過程,目的是將法律從制定之初就納入民主程序,征尋並認真考慮民眾意見.在對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些國家對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發言都詳細記錄在案,並在立法機關的公報上發表,即便在對法律草案的表決中,西方議會也要公開化,表決有時採用唱名表決,記錄在案,可供公民查閱,也可公布誰投了贊成票可反對票.將表決者的姓名與投票情況公開,使選民知道他們所選出的議員是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8]為使公眾盡可能快與多地知道立法機關開會議事的情況,有的國家還專門規定允許對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如奧地利憲法第33條規定,如實報道國民議會公開會議及其下設委員會活動,一概不受追究.德國憲法規定,對聯幫議院及其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作真實而准確的報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責任.許多國家都用電台或電視台對議會的辯論進行實況轉播.[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邁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公開化,讓廣大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而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決策權,立法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立法活動公開化就是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都強調,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這就意味著,立法決策與改革和發展的決策息息相關,而立法機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決定了立法決策的水平和效率,並反過來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成敗得失.
為保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首先要公開立法過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及其常委會會議都公開舉行,允許新聞單位公開廣泛報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活動就是新聞單位報道的一項重要內容.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言論免責權和人身特別保護權,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證他們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包括對立法工作發表不同意見,有助於在立法過程中百家爭鳴、集思廣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見必須通過新聞媒介公諸於眾,才能使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辨別取捨和積極參與立法.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公開程度、新聞單位對立法活動作實質性和深度報道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情況的了解和參與,影響了法律制定後的生命力.
現在,立法活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公開化不夠.一部法律從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人民群眾能夠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僅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來說,從委員長會議的舉行到常委會會議的召開,從法律草案的交付審議到常委會的一審、二審、三審和表決通過,能見諸新聞媒體的絕大多數只是一些簡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載委員們的討論意見,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見,片言只語,了無新意.至於國務院及其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它們醞釀、討論、形成的過程,人民群眾則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發表意見.同樣地,紛繁復雜的地方立法也存在這個問題,甚至一些省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後,不經過多方協調,就遲遲不能在一省的黨報上刊登.立法活動脫離群眾,就會使人民群眾漠視立法,對法律缺乏起碼的內心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公開化沒有制度保障.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主要靠機關和部門立法,雖然將群眾路線作為一項重要立法原則,但對如何切實貫徹群眾路線卻缺乏方方面面的考慮；在立法活動的報道中,新聞審查過多,尤其是對立法中不同意見的報道過於謹慎,將大膽報道立法過程中不同意見甚至相反意見與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和黨的宣傳方針對立起來；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輿論陣地；對立法工作的宣傳,還沒有被提到對國家最高決策工作宣傳的應有位置上,有關部門對國家經常化的立法活動沒有制定統一和足夠的宣傳報道制度.二是新聞媒體在立法報道中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在具體工作中表現為突擊性、任務性的報道多,經常性、自覺性的報道少；程序性、結論性的報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機關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鮮活報道少；宣傳方式單調,人大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差錯時有發生.不少從事人大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對宣傳立法活動沒有興趣和積極性,每次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們只例行公事地去聽一聽,寫一則簡單消息,而常委會分組討論和審議法律草案時,委員們的精彩發言和各種不同意見,記者卻很少堅持聽會並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實質性立法報道了.可見,要真正實現立法公開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要從觀念上充分認識到,沒有立法公開化,法律制定後就不會產生預期效益；要將立法公開化納入制度化軌道；要努力培養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聞的穩定的專業化的立法新聞采編隊伍.

9. 我國的立法體制是( )。

選擇D

我國是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又很不平衡。與這一國情相適應，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了使我們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國，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的不同情況的需要，在實踐中能行得通，憲法和立法法根據憲法確定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確立了我國的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

(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二)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三)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

(四)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還可以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五)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還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六)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