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哪些法治思維

Ⅰ 樹立法治思維就要有什麼思維

法治社會里。人生目標。法治思維。法律制裁。規則意識。中國式過馬路。公平正義。向前進。踐行者。

Ⅱ 在實際工作中應樹立哪些法治思維

治思維是將法治的各種要求運用於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以法律規范為基準的邏輯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法治思維以嚴守規則為基本要求，強調法律的底線不能逾越、法律的紅線不能觸碰，凡事必須在既定程序及法定許可權內運行。法治思維是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的，要求領導幹部和公務人員在處理問題的時候有一種法律規則的意識，堅持法律至上，堅持法律規則的運用，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等法治精神和原則。在面臨多種問題的解決方式、手段時，領導幹部能夠首先研判處理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法治精神等。

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領導幹部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倡導者與宣傳者，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組織者與實施者。推動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化建設，幹部是關鍵因素。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歸根結底要靠各級幹部來完成。黨員幹部法律素質的高低與法治理念的強弱，直接決定著其依法管理、依法決策和依法辦事的水平。只有各級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擁有法治思維，才能在全社會營造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化解矛盾用法的良好法治環境。

現實工作中，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在看問題、作決策、採取措施的時候，往往缺乏法治思維。他們認為，只要是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就可以成為各種施政行為的理由，不用過多考慮各種決策程序和操作程序，可以繞開各種法律的條條框框；認為依法辦事條條框框多、束縛手腳，只要能辦成事，什麼辦法都可以用。這種忽視各種法律規制而以發展的理由來衡量思考問題的思維方式，以合理性來代替合法性，顯然是錯誤的。這種錯誤思維方式指導下的施政行為，罔顧程序正義，丟棄規則規范，漠視權力邊界，功利性地強調發展，可能會有一些短期效益，長期而言恰恰會嚴重損害發展、和諧、民生，與這些目標完全相悖。正因為如此，解決好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法治意識不強問題，已經成為推進法治建設必須抓好的緊迫任務。

加快推進依法治國，必須著力培養和強化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這種培養與強化是一個長期過程，也是一項系統工程，既需要領導幹部的追求與修煉，也需要組織的教育和培養，還需要社會的監督與約束。重點是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強化法治思維規則至上，推進由合理向合法轉變。一是要求黨員幹部有規則意識。想問題、辦事情始終將合法性放在第一位，所有思考和決策都必須圍繞合法性展開，無論任務多麼緊急、事情多麼重要，都不能偷換概念，以其合理性替代合法性。二是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強化規則制定，在權責范圍內，盡可能地完善法規規章配套、清理及解釋制度。三是要求黨員幹部嚴格按規則辦事，始終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工作中一切合理的行為都必須在合法的前提之下。

——強化法治思維程序優先，推進由隨意向嚴謹轉變。法治思維強調程序優先，因為公正科學的程序是法治的基本構架，程序的完善程度是法治完善程度的基本標志。通過確立公正科學的法治程序，提升制度運行的規范化水平，消除制度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增強人們對未來的確定預期。在工作中，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都必須始終堅持按照法律程序進行。遇到有爭議或糾紛的問題，即使是非對錯很清晰，也要善於考慮程序上的處理方式，讓爭議各方平等地發表意見，不能因為法律程序不到位，造成決定和行為的無效甚至違法。同時，要把程序作為一種良好的工作方法，在制定出台重大行政決策時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法定程序，以「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

——強化法治思維權利本位，推進由人治向法治轉變。保障權利是法治思維的靈魂。要把群眾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始終站在群眾的立場和角度思考問題，重視並採取切實有效措施保障群眾的正當權利。工作中，既不能以發展為理由，為了保護大多數人的正當權利而侵犯少數人的正當權利，也不能濫用職權，超出政府權力法定的作用空間，涉入政府權力的禁地，損害群眾的利益。要堅持積極依法履行政府職能，但不包辦一切，有所為有所不為。

——強化法治思維科學權威，推進由短期向長效轉變。樹立法治思維要與堅持科學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結合在一起，看問題、作決策、辦事情，要依法處理好當前與長遠、局部與全局、個別與一般以及合理與合法的關系，盡可能把事情考慮得更周全，把方案設計得更縝密，把措施行使得更規范，努力做到不留「後遺症」，經得起法律和歷史的檢驗、公眾和社會的監督。

Ⅲ 為什麼要樹立法治思維

法治是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基本方式，是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社會和諧的重內要基石，也是實現人民當家容作主、促進人民幸福安康的根本保障。
樹立法治思維，是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的迫切要求。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法治環境是最好的發展環境。良好的法治環境已經成為引領、促進和保障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寶貴的軟實力。長期以來，受地理環境和傳統習慣的影響，重官輕商的思想、輕視民企的思想、重行政輕法治的思想，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要營造法治環境，促進科學發展，首先就要強化法治思維，破解法治意識不強、違法施政、執法不公等突出問題。
樹立法治思維，是營造法治環境的可靠保障。樹立法治思維，就是按照法治的邏輯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養成依法履職、依規辦事的習慣。
優化發展環境，樹立法治思維是前提、是保障，也是根本要求。我們要充分認識樹立法治思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採取有效措施讓法治思維深入人心，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促進科學發展。

Ⅳ 如何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培養法治思維方式

導入:法治理念是理性化的法治觀念，是指導人們進行法治實踐的思想基礎、基本原則和價值追求大學生應當自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實踐，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作出應有的貢獻。

（1）樹立法治理念的重要的意義:1.有利於促進正確法治觀念的形成；2.有利於理解法律的內在精神；3.有利於養成依法辦事的行為習慣

（2）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基本內容:1.依法治國；2.執法為民；3.公平正義；4.服務大局；5.黨的領導

（3）法治思維方式的基本含義和特徵:
基本含義:指人們按照法治的理念、原則和標准判斷、分析和處理問題的理性思維方式。 特徵:1.法律至上；2.權力制約；3.人權保障；4.正當程序

（4）正確理解法治思維方式認識和把握幾種關系:1.民主與法治的關系；2.權利與權力的關系；3.權利與義務的關系；4.自由與平等的關系；5.實體與程序的關系

（5）培養法治思維方式的途徑:1.學習法律知識；2.掌握法律方法；3.參與法律實踐

（6）案例:王老漢的兒子是一橫行鄉里的惡霸，在鄉里民憤極大，而在家裡他對王老漢也是動輒打罵 ，一次，他向王老漢要錢出去讀博未果，將王老漢暴打一頓，然後揚長而去，晚上又喝得大醉回家，這時王老漢越想越氣，用菜刀將兒子砍死，然後去公安機關自首，從公安機關立案開始一直到法院審判階段，鄉民們都在不斷為王老漢請願，要求對其從輕處罰並且認為王老漢的行為是大義滅親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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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

Ⅵ 什麼是法治思維,包括哪些基本內容

法治思維是將法律作為判斷是非和處理事務的准繩，包括：

1、法治思維是規則思維。法律實際上是一種規則。法律規則具有明確性、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可以為人們提供基本的行為准繩。有了這種法律思維，人們對於自己乃至他人的行為及其法律後果就有了穩定的預期，便會依此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整和規范。規則思維要求制定良好的法律，並貫徹它、遵守它。

2、法治思維是平等思維。法律的一個重要價值取向是平等，即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平等思維要求每一個人都拋棄特權思想，自覺將自己置於法律的監督和制約之下。法律的制定需要貫徹平等原則，不允許個別人或個別集團將自己的特權法制化；法律的實施更要落實平等原則，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不得有法外特權。

3、法治思維是權力受制約思維。權力受制約思維要求制定科學的制度機制，使權力得到制約，使權力行使具有明確邊界。依據法治思維，權力體制與機制必須保證權力在相互制約的前提下相互配合。

4、法治思維是程序思維。程序正義是實體正義的重要保證。程序思維要求分析問題特別是處理問題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必須遵循規律，為公權力的行使設立科學、合理的程序，並確立違反程序的制裁性後果，從而防止破壞法定程序的行為。

(6)樹立哪些法治思維擴展閱讀：

法治思維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多元多樣多變，各種利益分歧、矛盾沖突相互交織，只有法治才能有效整合各種張力、化解各種沖突，為社會和諧穩定奠定根基。當前各級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治國能力強弱，直接影響著黨的執政根基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治思維

Ⅶ 如何增強法治意識，樹立法治思維

要增強法治意識，樹立法治思維，需要確立「三個深刻認識」：

一是深刻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做出的重大抉擇。必須清醒看到，在一個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探索並逐步走出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是極其不容易的，我們長期艱辛探索、不懈努力的經驗必須堅持和發揚，偏差失誤、教訓代價必須記取。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育我們，法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必須始終堅持用法律的准繩去衡量、規范、引導社會生活。我們黨治國理政，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秉持法律這個准繩，用好法治這個方式。

二是深刻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保障。我們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各項工作任務之重前所未有、各種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現在同以往任何時候相比，依法治國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必須靠依法治國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保駕護航。

三是深刻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著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考慮。我們黨和國家要長治久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根本的制度性保障是靠法治，要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依法治國，通過法治為黨和國家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