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法學卞建林

Ⅰ 我國有哪些比較有名的刑訴法學家

法學家，一般是按照法律部門分類的，分為：理論法學、法律史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專學屬、刑法學、民商法院、訴訟法學、軍事法學。刑訴法學屬於訴訟法學的一個分支。
按照《當代中國法學名家》所載，訴訟法學較為專業的學者有：
「卞建林 常 怡 陳光中 陳桂明 陳瑞華 陳衛東 程榮斌 崔 敏 樊崇義 顧培東 江 偉景漢朝 李 浩 劉家興 龍宗智 沈達明 沈德詠 宋英輝 譚 兵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敏遠 王亞新 徐靜村 嚴 端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孫長永 李昌道...」等人。

Ⅱ 卞建林的介紹

卞建林，男，江蘇泰興人，1953年10月出生，漢族。現任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院長，訴訟法、證據法學博士研究生導師。歷任中國法制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 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法學會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會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百千萬」高層次人才培養工程帶教導師。

Ⅲ 誰能提供我一些刑事訴訟法原理論的資料!

我國1996年修改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191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一）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二）違反迴避制度的；（三）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四）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首次詳細規定程序性違法的法律後果，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法程序規則的逐步健全和程序性裁判機制的初步確立，因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為切入點，試圖分析我國刑事訴訟中引入程序性裁判的意義，以及當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局限，並對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這個長期「被遺忘角落」的重視和思考。

二、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確立

（一）程序規則及程序性裁判的含義

程序規則是程序性裁判存在的前提。程序規則是相對於實體規則而言的，兩者都屬於法律規則的范疇，因而都須符合法律規則的一般邏輯構成。從邏輯構成上講，每一個法律規則應由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兩部分構成。[1] 行為模式是從大量實際行為中概括出來作為行為的理論抽象、基本框架或標准。行為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可以這樣行為；應當這樣行為；不應當這樣行為；這三種行為模式也就意味著有三種相應法律規則：授權性法律規則；命令性法律規則；禁止性法律規則。法律後果一般是指法律對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賦予某種結果。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1）肯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承認這種行為合法、有效並加以保護以至獎勵。（2）否定性法律後果，即法律不予承認、加以撤銷以至制裁。[2] 程序規則就是由程序性權利、義務（程序法上的行為模式）以及程序性法律後果構成的法律規則。具體到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而言，就是對公、檢、法三機關和訴訟參與人[3] 參加刑事訴訟時應當遵守之操作規程以及違反操作規程所承擔之法律後果作出規定的法律規則。以《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為例：「……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如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的規定的，違反迴避制度的、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審判組織的組成不合法的等，實質上是對上述行為的禁止性規定，即「不應當這樣行為」，結合刑事訴訟法的其它相關法條，共同構成了「不應當從事上述行為」的行為模式。而「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則是行為模式違反時所承擔的否定性法律後果。程序性行為模式和程序性法律後果兩者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程序規則。[4]

程序性裁判是法院裁判的一種。所謂「裁判」，就是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的行為。「裁判」一詞有多種含義，最廣義的裁判是指全部訴訟程序，即在訴訟本身意義上使用的裁判。但是訴訟法固有意義上的裁判是審判機關意思表示的訴訟行為。不過這種意義上的裁判，在狹義上僅是指，審判機關用公共權力解決被告案件，對案件適用法律的意思表示（例如，有罪或無罪的裁判）。廣義上的裁判是指法院在訴訟行為中的法律行為（例如，申請迴避的裁判、關於調查證據的裁判等等）。在訴訟法上，裁判一詞一般是指廣義上的裁判。[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狹義上的裁判僅指法院的實體性裁判，而廣義的裁判，卻包含了實體性裁判和程序性裁判。程序性裁判是指法院依據程序規則，對訴訟行為適用程序性法律後果的法律行為。例如二審法院發現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時，作出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

（二）程序性裁判確立的意義

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首先，程序性裁判的確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實現了刑事訴訟由工具主義價值觀向多元價值觀的轉變，尤其是向程序本位主義的轉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重打擊，輕保護」、「重國家，輕個人」的法律傳統，是工具主義的集中體現。「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與程序規則本身之缺陷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一方面，在工具主義的影響下，把程序規則視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立法者不重視程序規則的設計，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法律後果的規定，存在致命的邏輯缺失；另一方面，程序規則這種缺陷的存在，必然導致程序性保障不力的後果，程序性裁判更是無從談起，程序法的「不自重」，對「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的形成和強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程序規則的健全（增加了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才使得程序的獨立價值顯現出來。正如陳瑞華教授指出的：人們對某一刑事訴訟程序是否為「善」的評價，要看刑事訴訟程序是否具有獨立的內在優秀品質，而這一品質獨立於裁判結論的正確性而存在，完全體現在刑事訴訟程序本身的設計和運作過程之中。[6] 我國學者還指出：「獨立的程序價值和品味，本身就是現代文明、現代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其進步性、科學性、民主性，就是通過刑事訴訟的獨立價值得到了體現……特別是刑事訴訟法第191條關於『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理有下列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規定，……充分的體現了程序的獨立價值。所以，它標志著我國訴訟制度的法治、民主和文明。」 [7]

其次，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有力的保障了被告人的程序性權利和憲法性權利，是刑事訴訟法在人權保障領域的一個飛越。現代刑事訴訟的目的已經實現了由「打擊犯罪，發現實體真實」的一元目向「法律真實」和「人權保障」等多重目的的轉變，尤其是人權保障的目的，充分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的特徵，以及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刑事訴訟規則從「人權保障」的層面來說，就是授予被告人程序性權利，並同時對國家追訴行為進行合理限制的手段。因此，日本學者田口守一指出，「確定某種程序是否為『正當程序』（e process），必須視該程序重視『人權保障』的程度。因此，完全可以把人權保障與正當程序相提並論。」[8] 當代各國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這種人權保障性程序規則，如無罪推定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我國刑事訴訟法也有類似的規定，如「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等。單從字面上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人權保障」性條款並不算少，但是長期以來，這些條款大都沒有規定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缺少基本的規則要素，使得本來的程序規則 淪為「宣言」或「口號」，不能成為程序性裁判的基礎，因而實踐中收效甚微，刑訊逼供等現象「雖屢禁而不止」。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第191條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有關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等行為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從而使相關的程序規則得以健全，程序性裁判機製得以確立，以訴訟程序來保障人權的目標在實踐中得以實現。但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仍有許多程序性「規則」缺少相應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因而當前程序性裁判的范圍和效力是有限的，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完善。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程序性裁判的局限

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通過第191條的規定，已經初步確立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改的一個閃光點」，但是無論從第191條自身來看，還是從整體上對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程序性裁判機制進行反思，我認為尚存在諸多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避重就輕，局限於法院系統內部的自我約束

縱觀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仍有大量的程序「規則」缺少「程序性法律後果」 ，尤其對於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缺少相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例如刑事訴訟法雖「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卻沒有規定程序性違法後果。不可否認我國刑法中已經有了相關罪名的規定，如刑訊逼供罪、妨害作證罪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等，但是這些「實體性法律後果」只針對違反訴訟程序規則的「人」，而不直接否定「違法行為」及「違法行為之果」，因而難免有隔靴騷癢，文不對題的感覺。這一現象已經引起了學界的反思，如我國學者王敏遠指出：「刑訊逼供顯然是一種典型的違反訴訟程序的行為，雖然法律規定了對刑訊逼供行為應予實體法意義上的懲罰，但即使行為人承擔了實體法上的法律責任，而程序法若無刑訊逼供所得的證據不得採信的法律後果，就會導致刑訊逼供的行為在實體法上被否定，而其所得之證據卻在程序意義上被認可。這種局面當然很荒唐，但若沒有程序法意義上的法律後果，卻會變成現實。」[9] 陳瑞華教授也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盡管在一項司法解釋中也要求各級法院將刑訊逼供所提供的證據排除於定案根據之外，[10] 但這種司法解釋本身不具有較強的法律效力，也就難以具有可操作性。各級法院真正按其要求去做的並不多。」 [11]

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後，從第191條調整的范圍來看，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的程序性審查，是法院系統內部在程序上的自我約束。而事實上，相對於作為國家追訴機關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來說，法院是一個「利益無涉」的裁判機關，法院的中立地位使得它缺乏違反程序的沖動，因而更容易合法公正的履行有關庭審的程序規則。在實踐中，法官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要比上述公、檢機關違反程序法的現象輕緩得多。因此，第191條的修改雖然邁出了中國刑事訴訟中程序性裁判的第一步，但卻沒有針對中國刑事訴訟中最關鍵、最嚴重的問題，頗有避重就輕之嫌。當前，由於上述大量程序「規則」缺失「程序性法律後果」要件，使得程序性裁判缺乏必要的基礎，法庭審判大都局限於實體裁判，背離了「裁判」的應有之義。「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的價值淹沒於「打擊犯罪，追求客觀真實」的「熱忱」之中，公、檢機關的程序性違法已經成為困擾刑事司法的頑症。

（二） 程序逆行，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 ;

「雙重危險」原則是英美法系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12] ，根據這一原則，被告人不得因同一個罪行而受到兩次起訴、審判和科刑。如《美國聯邦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兩次受到生命和身體上的危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作出過一系列判例，對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的適用范圍作出了規定：第一，如果被告人被法庭判決無罪，檢察官無權對被告人提起上訴，即使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或者起訴狀存在有某種缺陷。第二，如果被法庭判決有罪的被告人提出了上訴，上級法院可對其進行第二次審判。但是如果被告人的有罪裁判在新的審判中得到維護，法官一般不得對被告人判處更重的刑罰。第三，如果一項起訴因證據不足而被法庭在作出最終裁決之前予以駁回（相當於宣告無罪），被告人一般不能受到第二次審判，等等。[13] 英美法系中的「不受雙重危險」原則在適用范圍方面顯然要比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更寬泛，後者僅適用於已經生效的裁判，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聯邦法院，陪審團一旦宣誓成立，則第一次危險就已經構成，在地方法院，第一個證人出庭意味者第一次危險的成立，此時，檢察機關一旦撤訴，就不允許重新起訴，否則會使被告人「遭受雙重危險」。「不受雙重危險」原則當然也有例外，但往往是有利於被告人的例外。 [14]

「不受雙重危險」原則，或「一事不再理」原則存在的正當性，主要在於它對訴訟當事人所體現出的人文關懷， 如果「隨意逆向運行的司法裁判程序還可能使當事人反復陷於訴訟的拖累之中，其利益和命運長期處於不確定和待裁判的狀態。」「而這對於處於弱者地位的當事人而言，將是不具備起碼的公正性的」[15] ，貝卡里亞在論證刑罰的及時性時也指出：「懲罰犯罪的刑罰越是迅速和及時，就越是公正和有益。」「說它比較公正是因為：它減輕了捉摸不定給犯人帶來的無益而殘酷的折磨。」 [16] 重復審理或程序逆行無疑會帶來上述不人道的後果。

通過上面的理論闡述之後，再來審視我國刑事訴訟以及其中的程序性裁判。我們會發現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受雙重危險」更是無從談起，有的只是約定俗成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原則。我國二審法院貫徹的是「全面審查」原則，因而同時包括了實體裁判和法律裁判，在法律裁判中包含了第191條所涉及的程序性裁判。僅就現有的程序性違法後果而言，第191條對於一審法院的程序性違法，只規定了「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法律後果。既沒有作是否有利於被告人的區分，也沒有發回重審次數的限制，更沒有針對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憲法權利而徑行作出有利於被告人之裁判的規定。首先，不可否認，在實踐中法院的程序違法大多是侵犯了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因而發回重審通常都是基於有利於被告人的理由。但是在理論上並不能排除相反的可能，即「法庭在審判中犯有某種對檢察官不利的法律錯誤」，在這種情形下，發回重審，程序逆行，就不再具有正當性。其次，發回重審並沒有次數的限制，在我國沒有獨立的羈押制度的情況下，案件審理的期限往往就是被告人的羈押期限，在無數次的發回重審而不裁定解除羈押的情況下，就會使被告人在無限延長的羈押中「遭受多重危險」，不具有起碼的公正性。最後，除了規定發回重審的法律後果外，沒有規定任何更為嚴厲或直接的法律後果，例如，在一審中嚴重程序違法，嚴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基本人權的，徑行駁回公訴，改判無罪等，這就使得程序逆行成了程序性裁判的必然後果。筆者並不試圖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來否定我國的兩審終審制和發回重審制度，在我國現有的司法框架和司法質量的前提下，兩審終審是必要的。但對於程序性裁判發回重審問題，我認為應當站在「不受雙重危險」的立場對之進行限制和改造，使程序性裁判的結果更為科學和人道。
其次，健全程序性審查的機制，拓寬程序性裁判的范圍。我國現階段的程序性裁判，根據第191條的規定，僅限於二審法院對一審法院庭審程序的裁判。而真正意義上的裁判，主要是法院對控辯雙方訴訟行為的裁判，因此程序裁判的范圍理應拓寬到一審階段對控辯雙方，尤其是控訴機關訴訟行為的審查，審查偵查、起訴機關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有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被告人合法利益，如果存在違法事實，應當啟用程序性裁判對之適用不利的程序性法律後果。同樣的，在二審或再審階段，仍應繼續這種程序性審查。法院庭審中的程序性裁判是對偵查、起訴行為的「事後審查」。隨著人權保障意識的提高，程序性裁判的范圍還應當拓寬到審前階段，即對偵查、審查起訴行為進行「事中」程序審查，因為偵查、審查起訴過程中，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與公民私權利的對抗，在這種對抗中應當介入一個中立的第三者，對程序性問題，例如超期羈押問題、非法取證問題等作出裁判，一則是對國家公權力作出及時限制，防止權力的濫用，二則可以對犯罪嫌疑人作出及時救濟，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權利不受非法侵犯。這實際上是構建審前階段的司法審查制度，實現由行政追訴形態向訴訟形態的回歸。[19] 從我國現有的法律框架來看，對審前階段的程序性審查尚未納入法院司法審查的范圍，因而對於審前超期羈押等問題，沒有一個合法有力的救濟途徑，而且，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條2款（二）項明確規定「公安、國家安全等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不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內，但是除了該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尚有待確定之外，「非法取證」「超期羈押」是否為「刑事訴訟法的明確授權實施的行為」 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從應然角度，該司法解釋並不能否定這一理論設想的正當性。為了防止法官對實體問題產生預斷，應當組織專門法官或構建預審制度來從事這種審前程序審查。當然，這些制度的構建還有待於司法改革和制度改革進一步深入。

最後，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加大對程序性違法制裁的力度。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程序性違法後果的規定，只有第191條的「發回重審」，而且過於簡單概括，正如上文所述，有違背「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之嫌。對於我國刑事訴訟中的「發回重審」制度，應當站在人權保障的立場，依據「不受雙重危險」和「責任主義」原則進行限制和改造。首先，應當區分「發回重 審」是否有利於被告人，對於不利於被告人的「發回重審」應當嚴格限制；其次，應當對「發回重審」的次數作嚴格限制，避免訴訟進入無休無止的境地，而且為了防止羈押期限的不當延長，應當同時判令解除被告的羈押狀態；最後，應當區分程序違法的程度，對於輕微的程序違法，可以作出糾正程序錯誤的裁判，而不必「發回重審」，以免被告「遭受雙重危險」，對於嚴重程序違法、侵犯被告人人權的情形，應當作出更為嚴厲的裁判，如徑行作出無罪判決，使違法者承擔不利的法律後果，以維護程序正義，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人權。

以上是對程序性裁判完善的理論建構，而法律規則的建構還需要在理論建構的基礎上，結合立法技術使之更為具體化和操作化。限於篇幅和文章的主題，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也有的學者認為法律規則由假定、處理和制裁三部分構成，本文所指的行為模式實質上是對假定和處理的合並。

[2]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8頁。

[3]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將公、檢機關排除在「訴訟參與人」的概念之外，至少在觀念上就造成了控辯雙方訴訟地位的不平等，是「線性訴訟結構」的產物。在「線性結構」下，控辯式審判方式的引進將面臨極大的風險。有關刑事訴訟的「線性結構」和「三角結構」的詳細分析，參見，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4]北京大學法學院陳瑞華教授認為，程序規則自身還應當區分「實體性程序規則」和「純粹程序性規則」，前者類似於本文所稱的程序規則，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後果的邏輯結構，而後者則是為了前者的落實所設計的操作化規程，應當包括對程序性裁判的舉證責任和舉證程度等問題。應當說陳教授的觀點對我國程序規則的完善和程序性裁判的確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純粹程序性規則」應當以「實體性程序規則」已經完備為前提，在中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前者尚存在嚴重的邏輯缺失——大多數程序規則只有行為模式而沒有法律後果。限於論述的重點和文章的篇幅，本文對「純粹程序性規則」不作論述。

[5][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劉迪、張凌、穆津等譯，卞建林審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頁。

[6]陳瑞華：《刑事訴訟的前沿問題》，中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頁。

[7]樊崇義：「論刑事訴訟法律觀的轉變」，載《政法論壇》2001年第2期，第51頁。

[8]同注5，第12頁。

[9]王敏遠：《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10]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的規定。——筆者注。

[11]陳瑞華：《看得見的正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90頁。

[12]「雙重危險」原則與大陸法系的「既判力」理論被認為是對「一事不再理」這一古老原則的不同詮釋。「既判力」理論是從維護司法權威的角度來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司法的權威在於裁判不能被頻繁推翻。但是這一論證存在一個無法克服的悖論，即司法的權威同樣不能建立在謬誤之上，而「一事再理」往往是基於糾正謬誤的需要，司法要通過穩定性來體現它的權威，就必須同時認同自身的謬誤。而「雙重危險」則是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論證「一事不再理」之正當性的，認為應當避免使一個人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我們認為將作為技術規則的刑事訴訟法注入權利的因素，從而使之成為動態憲法，成為人權保障法，這是當代刑事訴訟法發展的方向，而「雙重危險」原則所體現的人文關懷，恰恰代表了這一方向。

Ⅳ 中國刑警學院研究生

初試：①101思想政治理論

②201英語一

③701基礎法學綜合

④801刑事法學綜合
復試：證據法學
（不招收同等學力生）

初試： 基礎法學綜合：《法理學》（第三版，高等政法院校法學主幹課程教材），主編葛洪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憲法》（第四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及規劃教材），主編許崇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民法》（第四版，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主編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刑事法學綜合：《刑法學》（第三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材），主編高明暄、馬克昌，執行主編趙秉志，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刑事訴訟法學》（2002年修訂版，高等政法院校規劃教材），主編樊崇義，副主編卞建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復試：證據法學 《證據法學》（第四版，普通高等教育國家級規劃教材系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主編樊崇義，法律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Ⅳ 卞建林的個人著作

1. 《刑事起訴制度的理論與實踐》（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1993年6月版；
2. 《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副主編），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參著），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修訂版；
4. 《刑事訴訟的現代化》（獨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6月版；
5. 《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撮要》（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9月版；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證據法專家擬制稿（條文、釋義與論證）》（副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版；
7. 《刑事證明理論》（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版；
8.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修改專家意見稿》（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8月版；
9. 《刑事正當程序研究》（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參著），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9月版；
11. 《傳媒與司法》（合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12. 《中國刑事司法改革探索——以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為參照》（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版；

Ⅵ 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生的證據法學用的是哪本教材❶陳光中主編❷張保生主編❸卞建林主編

中政的不太了解哎 大學本科證據法基本上都用張保生的

Ⅶ 謝佑平的研究成果

1、《公設辯護人制度研究》，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
2、《中國檢察監督的政治性與司法性研究》2007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
3、《刑事司法權力配置與運行研究》，2003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
4、《律師制度比較研究》，1998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青年項目；
5、《刑事司法國際准則研究》，1999年司法部科研項目；
6、《刑事訴訟中的行政權與司法權關系研究》，2003年司法部科研項目；
7、《刑事司法改革研究》，2003年上海哲學社會科學項目；
8、《程序法定原則研究》，2005年上海哲學社會科學項目。 1、《刑事訴訟法新論》，專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刑事訴訟模式與精神》，獨著，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社會秩序與律師職業》，獨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刑事訴訟法學論點要覽》,主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刑事訴訟國際准則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刑事訴訟法原則——程序正義的基石》，專著（與萬毅合作），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刑事偵查原理論》，專著（與萬毅合作），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8、《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理論》，獨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9、《司法公正的建構》，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5年版；
10、《程序法定原則研究》，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6年版；
11、《刑事司法權力的配置與運行研究》，專著，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2、《刑事救濟程序研究》，專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13、《檢察實務中的程序問題解析》，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09年版；
14、《中國檢察監督的政治性與司法性研究》，專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
15、《刑事程序法哲學》，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
16、《司法評論（第一卷）》，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10年版；
17、《司法評論（第二卷）》，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11年版；
18、《民事證據運用叢書》，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刑事訴訟法學新論（法律碩士(JM)聯合教材）》，謝佑平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公證與律師制度》，謝佑平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3、《刑事訴訟法學》，謝佑平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證據法學》，謝佑平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5、《證據法學》，謝佑平主編，教育部「十一五」規劃教材，編寫中；
6、《刑事訴訟法學》，陳光中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7、《刑事訴訟法學》，樊崇義主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刑事訴訟法學》，卞建林主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9、《刑事訴訟法學（上、下）》，徐靜村主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0、《律師法學》，譚世貴主編，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1、《中國民事訴訟法要論》，譚兵主編，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12、《中國審判理論研究》，王洪俊主編，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 1．《律師制度改革的幾個問題》，載《律師與法》1986年第10期
2．《提高檢察人員素質管見》，載《法學季刊》1987年第4期
3．《律師分工應專業化》，載《北京律師》1988年第1期；
4．《政治體制改革與法制建設》，載《政治與法律》1988年第2期；
5．《檢察機關行政訴訟法律監督芻議》，載《當代檢察》1988年第3期；
6．《論審判行為》，載《行為法學》1988年第4期；
7．《刑事控訴與辯護關系論》，載《法學天地》1988年第5期
8．《我國應制定[圖書館法]》，載《現代法學》1988年第6期；
9．《國外律師辯護制度摭談》，載《北京律師》1989年第1期；
10.《商品經濟與律師服務》，載《法學天地》1989年第5期.
11.《廉政建設與行政訴訟》，載《法律與社會》1991年第1期；
12.《法律顧問應為企業提供超前服務》，載《律師與法制》1991年第2期；
13.《檢察機關應加強對自訴案件的監督》，載《檢察研究》1991年第2期；
14.《人民法院在廉政建設中的作用》，《政法學刊》1991年第3期
15.《辯護律師與公檢法之間的關系》，載《中國律師》1991年第3期
16.《完善刑事訴訟法，促進反貪污賄賂斗爭》，載《政法叢刊》1991年第3期；
17.《刑事訴訟中的訴權探討》，載《現代法學》1992年第1期；
18.《公訴人與律師》,載《律師與法制》1992年第4期;
19.《無罪推定原則評論》,載《法學評論》1993年第5期;
20.《廉政建設與檢察監督》，載《現代法學》1993年第6期；
21.《刑事審判模式探析》，載《政法論壇》1994年第3期
22.《刑事訴訟程序的法理學分析》，載《法學評論》1994年第5期；
23.《關貿總協定與環境保護》、載《法學評論》1995年第5期。
24.《背景與機理：律師制度的宏觀考察》、載《現代法學》1995年第6期。
25.《市場經濟與法律服務》、載《司法行政優秀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獲司法部優秀論文二等獎．
26.《刑事訴訟模式評論》，載《雲南法學》1996年第2期；
27.《論刑事訴訟中的強制措施》、載《政法學刊》1996年第2期
28.《理想與現實：評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載《現代法學》1996年第2期。（人民大學《訴訟法學》1996年第5期）
29.《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人民檢察工作》、載《雲南法學》1996年第4期
30.《刑訴制度改革要落實配套措施》.載《政治與法律》1996年第4期.
31.《美國律師制度管窺與思考》、載《律師與法制》1996年第4期。
32.《新舊刑事訴訟法的主要區別》、載《法律函授》1996年第4期。
33.《「混合型」刑事訴訟模式評論》、載《法學》1996年第5期。（人民大學《訴訟法學》1996年第5期）
34.《世界刑事訴訟發展趨勢與中國刑事訴訟的改革》、載《中國法學》1996年第5期。（人民大學《訴訟法學》1997年第3期）
35.《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人民法院審判工作》、載《法學評論》1996年第6期
36.《同步與差距:從國際標准看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載《政法學刊》1997年第1期。
37.《我國法院功能模式演進歷程的宏觀考察》，載《訴訟法理論與實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8.《論律師在法律秩序建構中的作用》，載《現代法學》1998年第1期，
39.《律師執業與社會條件關系論析》，載《現代法學》1999年第1期；
40.《撤回公訴論》，載《雲南法學》1999年第3期；
41.《訴訟文化論》，載《訴訟法學新探（陳光中教授論文集）》，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2.《關於刑訊逼供的理性思考》，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43.《刑事訴訟訴審同一原則探討》，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44.《論我國律師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載《湖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被《新華文摘》2000年第5期『論點摘編』）
45.《論拒絕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年第6期，*
46.《刑事訴訟牽連管轄制度探討》，載《政法學刊》2001年第1期*
47.《論刑事審判對象》，載《雲南法學》2001年第1期*
48．《一事不再理原則重述》，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1年第3期，*中國人民大學《訴訟法學》2001年第9期轉載;
49.《審判中立論》，載《湖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50.《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載《重慶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
51.《刑事訴訟相應性原則的法理探析》，載《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5期*
52.《模式與定位：法院變更罪名探析》，載《人民檢察》2001年第7期*
53.《刑事訴訟國際准則視野中的證據排除規則》，載《證據學論壇》第3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4.《刑事訴訟國際准則與中國刑事訴訟》,載《金陵法律評論》2001年春季卷;
55.《論程序法定原則》，載《訴訟法理論與實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6.《刑事辯護制度發展史論綱》，載《法律科學》2002年第1期；
57.《論刑事訴訟的參與原則》，載《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58.《程序法制原則評論——兼評司法機關的解釋權》，載《訴訟法學研究》（第一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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