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綁架率
Ⅰ 什麼叫做道德綁架
道德綁架，是指人們以道德的名義，利用過高的甚至不切實際的標准要求、脅迫或攻擊別人並左右其行為的一種現象。
對於「道德綁架」的理解，社會觀點大致可分為以下兩種，分別代表了「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
觀點一（保守主義）：但是，如果一個人連道德底線都沒達到，連道德義務都沒盡到，用道德底線的標准、盡道德義務的要求對他進行道德判斷就不僅不是道德綁架，相反是在捍衛作為一種「公共善」的道德。那些把什麼都稱之為「道德綁架」的人，等於連這樣的道德底線和道德義務都要取消。
觀點二（自由主義）：「道德」一詞的存在，目的在於個人的修身養性與精神發展，並進而形成群體性的「寬容」、「理解」、以及「尊重」。其存在不同於並高於法律，沒有任何強制性和規范性，是一種對模糊的「善」與「美」的渴望與追求，紮根於人的本性之中。且不論社會對「道德底線」和「道德臨界點」的所在並沒有一個很好的定性——「道德底線」 一詞本身概念極其模糊，哪怕一個人跨越了「道德底線」，但凡他的行為還在法律范疇允許之內，其行為就可以被接納和理解。僅有對逾越法律底線的行為，社會才能夠比較客觀地評價其行為為「錯誤」。但在一般情況下用「個人道德標准」或是毫無明確定性的所謂的「社會道德標准（公共善）」，即「道德底線論」對沒有違背法律法規的行為進行的道德批判(例如對「不給老弱病殘讓座」進行批判），從根本上即是「道德綁架」。所以，正因為「道德」本身並不存在「義務」屬性，「道德義務」一詞犯了邏輯上的錯誤，本身不應存在。
拓展資料
所謂的「道德綁架」，可能是在用聖人或超人的標准要求普通人，用美德來要求道德義務，主要是源於群體思想覺悟低，資源分配不均勻所產生的不平衡心理。 比如，要求一個軍人捨身救人，否則就要譴責，這就是道德綁架；要求一個富人掏錢支持希望工程，這盡管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個人不掏就要譴責，這也是道德綁架，因為這並非他的道德義務；要求一個人代表團體去隨機抽獎，如果抽不到就是損害了團體利益就要受譴責，這同樣是道德綁架。「道德綁架」之所以發生，除去人的精神結構不談，根源就是道德判斷邏輯的混亂。網頁鏈接
Ⅱ 什麼是道德綁架
尊老愛幼，乃人類社會基本的倫理框架和行為准則。在現代社會，"愛幼"方面，幾乎無可挑剔。為了孩子，有人聲稱可以犧牲自己的性命。而對於生養自己的母親，則需要"靠邊站"。"孝"行為的下斜，必然導致孝行的失衡。失衡的標志之一，就是對包括父母在內的老年人的失尊、失敬。公共交通工具上，這種失衡更是屢見不鮮。站著的老年人，坐著的年輕人，成了一道獨特的社會新景觀。這種景觀，和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格格不入，和西方文明也風馬牛不相及。它是當代中國人自己的"畫作"。改變這幅和現代文明不相稱的畫作，是早晚的事情，問題是應該用何種方式來改變。鄭州市人大常委會，正在醞釀自己的思路。
2008年7月2日，鄭州市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審議了《鄭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條例(草案)》。其中規定，乘客應主動讓位給老人、孕婦等特殊乘客。不履行義務，駕駛員、售票員可以拒絕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門還可以對乘客處以50元罰款。很多市民聽說後提出了異議。 地方人大頒布的《條例》，屬於法規的一種。用法規的形式，賦予老人、孕婦坐下的權利，這種立法精神，值得贊許。但是，該草案用罰款和剝奪拒不讓座者乘車權利來迫使乘客履行讓座的義務，則大謬矣。以道德綁架的方式迫使某人就範，動機崇高，手段錯誤，每每尷尬收場。同樣，用法規來綁架道德，硬性要求乘客如何，也犯了類似的錯誤。並且，這種錯誤比單純的道德綁架性質上更惡劣。用權力意志，強奸了另外一些人的自由意志，盡管後者的自由意志可能是不道德的。問題在於，後者的這種自由意志，譬如說不想讓座，雖然與道德倫理格格不入，但他並沒有給其他人造成威脅。而法規聲稱有權對他罰款、剝奪乘客的權利，則是赤裸裸的暴力行為了。這種法規綁架，不僅違背了現代法治精神，而且是現代文明的倒退。如果立法者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就知道這個審議中的《條例(草案)》，不是在調和社會矛盾，而是在製造新的社會對抗，無端增加人們的反感情緒:我讓座與否是我個人的自由選擇，憑什麼要受到法規的威脅和恫嚇?既然恫嚇了，我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怎麼樣? 法規綁架道德，解決不了道德危機。現代社會的道德狀況固然不容樂觀。我們的社會道德取向，站在了兩個極端:從極端的無私道德取向一步跨越到了極端自我道德的取向的邊緣，缺少中和的地帶。事實上，社會道德取向的最佳立足點剛好在集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中間，甚至說略微靠近個體利益。我為社會的前提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的"為"，不是不要自我利益的"為"。也只有這樣的"為"，才是可持續的"為"。反思以前"大公無私"取向的倒戈，恐怕正在於沒有照顧到個體利益所致。如今鄭州市審議的這個條例，如果再將乘客個人的利益犧牲掉，即便推行，也長久不了，因為這是違背社會規律和人類意志的規定，是不文明、不合法的規定。
Ⅲ 道德綁架有法律管制嗎
首先，道德綁架之所以被稱作“道德”綁架，就是因為法律“綁架”不了，才用道德來綁架的。我們經常說“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雖然這句話有爭議，很多人也不認可，但是個人認為這句話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你不違背法律法規，誰也管不了你，在法律准繩下你能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這也就是說當一個人要用“道德”去綁架你的時候，說明你沒有任何違法的地方，而且他們也沒有別的辦法去說服你，只能站到道德高地，用道德去綁架你，想要利用輿論去壓迫你，讓你按照他們的意願去行事，我個人也是極其反對道德綁架的。
最後，如果你實在不知道要怎麼反治喜歡道德綁架的人，那麼對這樣的人敬而遠之吧。其實我遇到這樣的人也不太會處理，示弱、綠茶、陰陽怪氣……這些方法說起來簡單，但是做起來還是很難的，如果情商不高，手段不到位，用這些方法還有可能東施效顰，讓自己陷入一個不利的境地，所以最簡單的方法，還是遇到喜歡道德綁架的人就敬而遠之吧，惹不起還躲不起嗎？
Ⅳ 容易被道德綁架的人影響該如何自救
被道德綁架過的人深知這種心裡無法言語的傷痛，有過經歷的人是最理解身在其中的處境和感受，所以要麼是與同樣遭遇的人站同一立場要麼就是警言慎行，再去同樣道德綁架別人幾率小！
Ⅳ 你經歷過哪些道德綁架
朋友們，你們經歷過強制捐款嗎？我覺得這比道德綁架還讓人發指。
原來在一家工廠上班的時候，某個地區遭災，很嚴重的，在此就不說是什麼地方了，大家都非常熟悉，全國各地都捐款。
我不心疼這點捐款錢，而是這種行為讓人憤怒，最終單位拿著我們的錢，以單位的名義捐出去了，這叫什麼事兒？
Ⅵ 為什麼農村父母都喜歡道德綁架
關於道德綁架這個事兒，幾乎沒什麼辦法，能夠從外部條件入手解決，完全憑借個人的自我意識提高才能有所緩解。當然這道德綁架其實也分多種類型，比如為你好型、你該孝順型、你該聽話型，而在這其中，農村父母道德綁架佔比率幾乎達到100%，原因如下。
01.父母思想保守
對於農村父母來說，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從出生開始就在農村，所以他們目之所及就全是農村的規矩，腦中所想即使稍微先進一些，也會被扼殺在搖籃里。所以慢慢，大家的思想就會趨於一致化，道德綁架已經成了家常便飯。
當然，這自然是因為社會發展的原因，不過這也是造成農村父母為啥總道德房價的直接原因，不管外部原因是怎麼樣的，總要從根源上尋找。文化程度不高，所以造成見識也不多，思想素質上不去，這也是無可奈何。
Ⅶ 往往被道德綁架的是窮人，富人多的是辦法報復那些拿道德去綁架他們的人，你說對不
首先抄要明白「道德襲」是什麼。
所謂「道德」，即是當前社會現狀下人們的普世價值觀。
要明白這個，首先要知道，古往今來道德觀一直是在變化著的。這基於社會結構的利益糾葛。
很明顯的一個，古代有三從四德一夫多妻，包辦婚姻父母之命；現在是男女平等一房一妻，非誠勿擾戀愛自由。
道德一直在變化著的。三年前的道德和現如今的道德都會有細微的差別，國內和國外的道德又不一樣。
而題主所問的「道德綁架」則通常並不是普世所認為的道德，而是不基於當前社會結構、時代形勢，基於人性，乃至於神性中最神聖的那一套道德體系。
用這種崇高的道德觀來要求他人，便是所謂的道德綁架。只是道德綁架的要求往往太過苛刻，其中最令人惱怒者，乃是雙重標准，即所謂的寬於待己嚴於律人。鍵盤俠為此中翹楚者。再因為鍵盤俠里仇富的人會更多一點，所以富人被道德綁架的概率反而更高。
Ⅷ 你們見過最嚴重的道德綁架是什麼樣的
中國式孝順，要求孩子無條件服從父母，以「我生了你，你就得聽我的」 之類的話要挾子女按照父母的想法做事，表面上把子女當成子女，但是實際則是當成奴隸或者寵物而已。
以「我為了你好」為理由，做我認為為你好的事
公交車讓老人座，老年人以年長,歲數大為由，強迫年輕人讓自己座
你是哥哥/姐姐，要讓著弟弟/妹妹
戰狼二強迫吳京捐錢（一個億）
九寨溝地震強迫吳京捐錢（也是一個億）
Ⅸ 道德綁架的觀點交鋒
公眾指責：富豪揮霍無度捐贈冷漠
上海國際頂級私人物品展開展，已迎來4000多位富豪。這些富豪們出手相當闊綽。頂級奢侈品展上富人的慷慨正好與他們平時對待慈善事業的吝嗇形成鮮明反差。公眾紛紛指責，富豪寧可揮霍不願捐贈，不願為社會多承擔責任。
富豪喊冤：慈善信任機制尚不健全
富豪們除自身覺悟原因外，仍然害怕慈善公益捐款管理不善不透明，甚至被挪用、貪污。現實中這種事情也時有發生。我國的慈善信任機制尚不健全，富豪不是缺乏愛心而是對捐贈監管制度缺乏信任，他們不相信一些慈善機構能夠管理好自己的捐款。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力丹認為「道德綁架」是典型的媒體逼視，即媒體對私人領域過度公開的報道行為，並給被報道的個體帶來他們本不應該承受的壓力，是新聞媒體社會角色的錯位。他認為，在媒體的「道德綁架」下，被求助者的明星富豪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公眾形象和社會影響。
其次，媒體介入可能對被求助者的人格權造成侵害。
大眾新聞業興起早期報紙曾一度盛行偷窺之風，甚至1886年美國總統克里夫蘭的新婚之夜，也有大批記者夜宿總統房門外，探聽這對新婚夫婦的隱私。4年後，美國律師沃倫因自己的私人派對被報紙不真實描繪，和律師布蘭代斯發表了《隱私權》一文，成為當代隱私法最初的淵源，他們提出每個人都應該有生活安寧的權利，而不被媒體打擾。而媒體的「道德綁架」，恰恰使被求助者的決定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共形象考慮的影響，打擾了他們本可以安寧生活自由選擇的權利。當然，公眾人物應當行使一定的容忍義務，但容忍就要徹底放棄自己的隱私權嗎？！
其三，媒體「道德綁架」干涉了被求助者自由處置財產的權利。
從財產權的角度來說，明星富豪們顯然具有自由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即使他們熱心公益，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選擇，或者扶貧、或者捐助失學兒童、或者捐助環保事業等，如果他們有所顧忌，迫於某種壓力而不得不去捐助某些本未考慮的事務，這顯然是對自由處分財產權利的侵害。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民商法博士袁雪石認為，捐助作為一種個人處分財產的權利，本身就是有選擇性的。媒體「道德綁架」的做法卻幾乎要使被求助者無從選擇，如果不出手散財，就會帶來個人公共形象的損失。
如果媒體越過界限成了私人領域的「逼視者」、「窺探者」或是「審判者」，必然會造成媒體自身角色的錯位。無論是處於善良的願望也好，還是單純為了追求更高的發行量、收視率或點擊率也好，媒體對「道德綁架」都應慎重對待，以不損害被求助者的個人權利為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