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與改革的關系
在我國，全國各級人名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享有立法權。
立法工作進行由全國各級人名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進行，包括對現行法律的修訂與增刪、制立新法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享有最高立法權。各級人大有權通過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是否通過各個代表的立法提案，從而制訂本級行政單位（如河北省、上海市、海淀區等）內部通行的法律。
而我國政府享有行政立法權，可制訂行政法規，不是法律。即只能在一定地區內和本地區執法（公安、城管等機關出動）時使用、生效的規章制度。
根據我國憲法，享有司法權的國家機關為各級人民法院與各級檢察院（公安機關屬於執法機關，行政機構）。我國司法機關享有獨立司法權。這一點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有本質差別。在我國，即使是身為權力最大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也無權干涉司法進程。
我國司法機關不受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立法機關（權力機關）——全國各級人大與行政機關——中國人民政府及其各級地方政府的制約。
中國共產黨可以通過法定程序向人大進行立法申請，人大討論修改後可通過、立法，將黨的意志上升為受我國法律保障的國家意志。即全國各級人大主持立法，享有立法權。中國共產黨領導立法工作，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立法范圍，但中國共產黨不享有立法權，立法權為我國各級權利機關——各級人大獨有。
『貳』 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運營成本。 1、降低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現行公司法規定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的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過高的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不利於調動出資人的積極性,並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於外資的進入。因此,注冊資本最低額的限制應根據公司的經營方式的不同而靈活的掌握。 2、減少制度規則為公司設立增加的成本。為了簡化投資設立的手續,我國公司法的改革應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設立方式有特許主義,行政許可主義,通過這兩種方式設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審查。公司設立依准則主義並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審查,它只是要廢除政府主管部門對公司法人成立的審批,而不是廢除公司登記機關的審查。公司實行准則主義設立的方式是在糾正市場准入的限制的競爭中向前邁進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減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斷改進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經營風險。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和制衡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安排來合理地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經營者對所有者利益的背離,其主要特點是對股東、董事會、監事會及管理層所構成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內部治理。 1、健全股東大會制度,落實股東大會作為權力機構的法律地位。股東大會是股東行使監督權、表決權和知情權等一系列權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國,股東大會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權利並無實際上的權利,有些公司的股東大會被大股東操縱控制,而有些股東大會議事程序不規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應在健全股東會的具體規則上加以詳細的規定,確保股東大會及時、順利地召開,使有表決權的股東能夠按自己的內心真意行使表決權,保護股東合法的權益,推進股東大會運轉的科學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會制度。董事會是一個通過召開會議集體行使表決職權的機關。一般情況下,董事會是由若干董事組成,通過董事行使表決權來做出決定。不同的董事會制度對董事會的獨立性及科學的決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響很大。因此構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對完善公司治理至關重要。 其一,設立專門委員會。完善董事會制度應從董事會的組織機構入手,保證董事會有一定的獨立性,避免董事會成為大股東操縱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國公司董事會制度就是在董事會下設立各專門委員會,以保證董事會能做出獨立、合理公正的決議。 其二,完善董事會的動作機制。健全的公司組織機構是完善董事會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機構的有效運作是實現組織機構設置的目的,保障董事會能夠對公司的經營、市場的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並且能迅速化解經營中出現的風險。它主要包括董事會權力的完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的完善及對董事會會議瑕疵救濟的完善。首先,董事會的權力是私法上權力,不同於公法上的行政權力,它是一種私法自治的擴張和補充。董事會實際上代行著公司的權力。其次,從董事會的議事方式和表決程序是上看,董事會的會議頻率應合理化,而不用強制的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同時,為了避免董事會成為某些人爭權奪利的工具,董事會必須牢牢掌握會議議程,如明確會議前的准備工作,完善並嚴格遵守董事會會議召集程序,而不能任憑經營者操縱董事會會。 3、有效發揮監事會的監督職能,是保證公司治理中權力制衡機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國,監事會職能虛化的現象十分嚴重,上市公司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大股東侵害小股東的利益,公司股東利用職權進行違規的關聯交易或對披露的財務報表造假等一系列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的上市公司監事會監督不力,也因此引發了社會經濟問題。首先,法律規則沒有完全體現監事會制度的本意,許可權不完備、手段缺乏、義務不充分。其次,信息嚴重不對稱導致監事會無法監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執行業務的董事,經理層獨占,監事會完全依靠經理層提供的信息進行監督,或根本得不到應有的信息而無法行使監督權。因此,保持獨立性是監事會有效履行監督權的根本前提,而且監事會要形成激勵約束機制,強化監督會的責任,保障監事會責、權、利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充分發揮監事的積極性,確保監事會的監督作用。 三、不與WTO 規則相悖。 為更好地與國際上各國及WTO規則的順利接軌,我國應在公司法改革中實現外商投資企業與公司法的並軌,賦予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我國從1979年陸續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這三部外商投資企業立法對於吸引和規范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與經營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國際的公司治理結構,也大大落後於中國現行公司立法。為了鼓勵外商投資,應盡快廢止這三部外資企業立法,實現外資立法與公司法的並軌。
『叄』 請談一談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幾個問題：
一、進一步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
我國公司法在起草時，借鑒了國外許多經驗或國際通例。但是，當時對國外許多作法未來得及全面、認真地研究和考慮，一些好的經驗未能吸取。經過六年多的研究和實踐中的比較，人們對有些經驗的認識明朗化了，因而現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借鑒國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資本最低限額。 現行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不利於吸引國外的投資。現在，我國尚保留外商投資企業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行「國民待遇」，實行企業法律制度一元化，過高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將意味著過高的投資「門檻」，影響國外投資者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調動國內投資者的積極性。
2、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 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規定，還存在著忽視公司資金使用效率的問題。換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法定資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資本後，不能將資金充分利用起來，導致部分資金閑置或者用於非經營活動。有鑒於此，有必要仿效國外普遍的作法，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規定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只要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募足的資本額之間的差額，由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在一定期間內募足。該期間的長短，由公司法明確作出規定。
3、公司設立實行准則主義。為簡化投資手續， 應在公司法修改中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當然，在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之後，特殊行業的營業許可仍可存在，這是符合國際通例的。
4、結合我國公司運營中已經出現的問題， 借鑒國外行之多年的作法，應對股東（特別是控股股東）濫用有限責任原則採取相應對策，即規定「股東違反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濫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原則，應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二、簡化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則，突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區別
我國公司法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讓投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兩者作出選擇。但是，現行公司法的規定，沒有突出兩者的差別。為了突出有限責任公司簡便易行的特點，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國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作法， 總結外商投資有限公司的經驗，不再設置股東會。同時，組織機構的職權作相應調整。
2、限定設董事會、監事會的范圍， 擴大現行公司法中只設執行董事和一兩個監事的作法。
3、明確允許設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責任公司至少有兩個股東的規定和有關國有獨資公司的規定，實行投資主體平等待遇的原則。
三、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宜分別進行
制定公司法時，恰逢在我國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而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公司製作為國有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因此，公司法容納了不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容。由於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的混同進行，使公司法中出現了不少僅為國有企業改革或國有投資主體規定的規則，導致規則之間的不協調，不利於公司法的實施。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自身特點很突出的問題，將其與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進行，不利於解決這些問題。相反，單獨立法則有利於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依此思路，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諸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財產保護、國有職工的安置、土地使用處置、國有資產的運營體制、國有股股權的行使等等，可以單獨制定為一個立法文件，譬如命名為「國有企業改製法」。而公司法修改則不必再與國有企業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應遵循的共同規則，包括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後遵循的規則。
四、公司法的修改應充分體現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並在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分離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其法律人格。與此相比，現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協調之處，甚至有個別明顯違背之處，要作相應的調整。
1、現行公司法第4條第三款規定，「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顯然，這與同一條中第一、二款規定的精神沖突。因為，所有股東出資後僅有股權，而不再對其作為出資的財產享有所有權和直接控制權。同時，公司則享有對所有股東出資形成的公司財產的全部法人財產權（首先是法人財產所有權）。為此，應刪除第三款的規定或修改為「公司中的國有股股份屬於國有出資人」。
2、借鑒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 規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股東所代表的表決權法定數額，以避免在實踐中代表表決權過少比例的股東主宰股東大會現象的屢屢出現。
3、糾正現行公司法第35條第二款規定和第38 條第（十）項規定之間的沖突。前者，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後者，作為股東會會議決議事項通過，須依「資本多數決定原則」。為求其貫徹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應統一為後者。
4、實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 強化公司的監督機制。現行公司法中已確認股東大會對董事、監事的監督，董事會對董事長、經理的監督，監事會對董事、經理的監督。但是，監督流於形式的問題比較突出。所以，可考慮引進國外的經驗，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部分成員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東代表又非員工代表，與公司沒有利害關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專司公司監督職能。當然，鑒於公司組織機構引入外部成員僅是為了實現監督，結合到我國公司組織體制中已專設監事會負責監督，也可考慮僅設「外部監事」。
還應注意到，現行公司法中有許多關於由國務院作出規定的授權，而國務院在公司法實施多年後仍未作出規定。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資權利和相關民事、商事權利的行使，應由立法機關直接作出規定；另一方面，國務院無力對此作出規定。在這次公司法修改中，應由立法機關統一完善。
『肆』 民主立法與科學立法的關系
故事一：立法在新時期分了這么幾個階段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偉大的歷史轉折，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那時的立法是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數量到質量一步步走到今天。
從1978年底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這個新時期的立法工作有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79年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從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至七屆全國人大期間，加快制定一批實踐急需的如刑事的、民事的、國家機構的和其他方面的基本法律，探索構建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第二階段，是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八屆全國人大加快經濟立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
第三階段，是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明確要求到2010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九屆全國人大初步形成，十屆全國人大基本形成，到2011年初，十一屆全國人大宣告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我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十二屆和十三屆全國人大的立法進入了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新階段。
另外一個重要特徵，新時期法制建設方針是16個字，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進入新時代，新的法治建設方針也是16個字，即「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我參加過幾部支撐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法律的起草和審議，深感立法不易，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易，而要良法善治、實現全面依法治國更是不易。
故事二：民法先後啟動五次，民法通則在通過前還歷經了三個回合的交鋒
先講一下新中國民法典編纂的歷史沿革。新中國成立後，制定民法經歷民法——民法通則——民法總則——民法典，曲折坎坷，漸行漸進。民法起草工作先後啟動五次。第一次是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五四憲法」通過不久，即組織民法起草。據當時參與起草的當事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金平回憶，他在中南海里為民法的起草一直工作到1957年，起草小組擬出了民法典第一稿（個人資料統計443條）。此後，由於反右斗爭擴大化，被擱置。第二次是1962年，民法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議程，並於1964年完成了草案（試擬稿）（個人資料統計262條），後因「文化大革命」「無法無天」而停止。第三次是1979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重新啟動，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465條）。當時，由於我國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制定一部完備的民法典條件還不具備，先制定了民法通則。第四次是2001年，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啟動，2002年12月提交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民法草案（1209條）。經討論，仍確定繼續採取分別制定單行法的辦法。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以後，先後制定了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等，逐步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民事法律規范體系，為編纂民法典奠定了較好的法律基礎和實踐基礎。第五次是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的立法任務。2016年6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初次審議了民法總則草案，經常委會三次審議，去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民法總則。按目前工作安排，加快編纂民法典各分編，已於2018年8月整體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經常委會分階段審議後，爭取2020年將民法典各分編一並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通過，從而形成統一的民法典。
1．制定民法通則首先遇到民法與經濟法立法方向、定位之爭。當時制定民法通則，曾經發生過民法與經濟法之爭，不是小爭論而是一場大爭論。改革開放伊始，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經濟發展。當初要吸引外商來投資，一些地方領導見了外商就拍胸脯，你到我這里來投資，我可以給你稅收優惠、土地優惠等，但外商有擔心，今天你領導在位拍胸脯，過兩年你走了我找誰。對外開放外商要求法制保障，領導人重視經濟立法，不少高等院校設立經濟法系，經濟法很熱門。當時，有人把凡是涉及國家經濟方面的立法都稱為經濟法，認為民法只能姓「民」，只能管「民」事行為，限於公民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經濟法應當姓「國」，管的是「國」事行為，如法人（企業）及它們之間的財產關系。特別是1981年通過的經濟合同法冠以「經濟」兩字，已故的張佩霖教授曾言：合同法是民法的心臟，而現在我們的心臟被經濟法拿走了。這場爭論從1979年開始，一直持續到1986年民法通則頒布。其間，1985年民法通則草案徵求意見時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伍』 立法與利益的關系
法律調整利益的基本機制是權利和義務。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乃是以契約為模式和範例的。 階級社會的法只不過是用來分配利益的標尺，標尺上的刻度則只由當權階級來刻畫，並且標上權利和義務的花紋。法律只是利益的趨屬產物，沒有利益的要求和劃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
關鍵字： 法 利益 權利和義務 分配
法律調整利益的基本機制是權利和義務。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乃是以契約為模式和範例的。 ①
法律往往表現為維護和實現利益的工具，在有階級的社會維護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在非階級社會維護的是廣大人民的利益。法的本質是與利益從來沒有分開過。
階級社會，法律總是代表一定階級的利益，並以這一階級的需要變通為法的思想而表現成國家意志。而法律上具體的是把不同的利益所得者（也是維護者）通過權利的賦予和義務的履行來實現。統治階級的需要通過其意志表現為國家法律來冠冕堂皇的實現和維護其利益。並且往往在法律中表現出統治階級具有更多的的權利面少義務；而其他廣大被統治階級則是更多的義務少權利。通過確立權利和義務的實際獲得和履行來劃分和實現利益。
柏拉圖認為法律是根據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 ② 但他認為的大部分人卻只是中產階級及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員，把廣大的社會底層奴隸階級完全排除在外。即便柏拉圖指出：「不是根據全國的利益而只根據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但這也掩蓋不了他中產階級的本質，擺脫不了他階級的局限性，其代表的是中產階級的利益在政治上及法律上的地位。在柏拉圖看來，需要和分工的必要性導致了國家存在有不同等級。第一類是立法者和監護者，即國家的統治者。第二類是軍人，即國家的保衛者 和輔助者。第三類是農夫，手工業者和商人。 ③ 即使是在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時候，在柏拉圖看來也著重在於守法者的遵守法律，履行義務。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像最野蠻的獸類一樣。」 ④
其所言的利益根本是中產階級的，是從法律角度劃分不同階級的利益，而對於廣大的奴隸階級則被完全排除在法律的調整范圍。奴隸即不是權利的行使者，亦不是義務的直接履行者。奴隸只不過是奴隸主用來履行義務的工具而已，奴隸即不被附於人的概念，因為他們只是財產 —— 奴隸主財富的象徵。
亞里士多德師承並發展了拉圖的這一思想。他指出：「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法律所以能見成效，全靠民眾的服從。」 ⑤ 其實質是通過義務和權利來為統治階級作法律辯解，其目的是維護廣大中產階級在整個統治階級中的利益。
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也多次表述了關於「夫與妻之間、父與子之間、主人與僕人之間的關系，屬於自然存在的秩序，應該由自然法來調整。」這一思想是為中產階級在奴隸面前的辯解，意在說明中產階級的相關利益是自然形成的、是神意，應遵循自然之法，神之意識……亦在告誡奴隸階級不要做違背神的意識的事，（實質是說不要反抗），所定一切都是神意所為。通過這一思想把中產階級的利益的獲得和保護上升到了國家意志（表現為人法）和神的意志（表現為神法）。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只有第三個階級即中產階級主政，才是最好的社會，因為它可以使城邦安定。 ⑥ 「就一個城邦各種成分的自然配合說，惟有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具有穩定性。」⑦ 亞里士多德無論怎麼辯解都離不開他階級的本質，他只是中產階級的代言人。
他在論述法治時認為，法治就是為了公眾的或城邦的普遍利益而實行的統治，以區別於為某一人或某一社會集團的利益實行的宗派統治或專橫統治。 ⑧ 實行法的統治是為了讓統治階級更好地行使權利和讓被統治階級更自覺地履行義務，且通過國家意志的形式來強制實行。這實質上不但沒有離開以權利和義務來劃分和實現利益的軌道，反而強化了權利義務在利益分配中的主角地位。以此來為中產階級爭取更多的權利，爭取更多的利益。
與其說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反映「廣大人們」的利益，還不如說是反映廣大的中產階級的利益更為直觀且准確。他的法治思想也只不過是在為中產階級打造一把謀取利益的利器，目的只是為獲取更多的利益。
中世紀的歐洲大陸逐漸處於教會的統治之下，利益的分配表現在法律上自然也偏向於教會。
奧古斯汀把教會教義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法思想結合起來，把虛無的神意附於他創造的神法之中，使法上的權利和義務都蒙上了一層神的色彩，有時還直接表現為上帝的意志。
奧古斯汀的原罪說認為，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天堂的伊甸園中偷吃了禁果，犯了大罪，而使整個人類與生俱來就具有原始罪惡。 ⑨ 他還認為教會本身是神聖的正確的，教會成員不管好壞，能否得救不在於他的品行如何，而在於他必須歸依這個唯一神聖的教會。凡不歸依教會的，即使其言行無可指責，靈魂也不能得救。這是他的教會說。 ⑩
從奧古斯汀的原罪說和教會說可以看出，他首先把人的存在與上帝的存在都很好地結合在他的神法體系中。以人出生來就帶原罪和認為只有信教才能得救，其實質是在把利益的分配上升到上帝的意志，即法律上來。固然在他的法體系中，教會的利益則被認為是上帝的利益，是神聖的。教會的權威是上帝意志，是上帝派到人間來拯救人的罪惡靈魂的使者。所以也就讓人們默認教士階級的利益亦是上帝的利益，同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奧古斯汀還很好地把教會利益用權利和義務的形式來劃分。教堂是唯一可以靜化靈魂的地方，教士是唯一可以拯救靈魂的使者，他們的權利是上帝給予的，且是帶有原始罪惡的人共同默認的。他們權利得到維護不只是上帝的意思表示，而且是帶原始罪惡的人應該且必須履行的義務。只有不違背上帝的意志，且滿足教會的利益需求，教會的權利得到維護，帶原始罪惡的人的靈魂才能最終得到上帝的拯救。這樣使整個教會的利益都上升到上帝的利益角度。「根據阿奎那的神學觀念，法不是人的主觀產物，而是神的意志體現。法是理性的一種命令，它是關心社會團體的人為了共同利益而頒布的。」⑾
很顯然這里的社會團體是指教會。即法就是關心教會的利益而頒布，並且這種法是上帝的理性。教會的利益是神的意識的要求，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教會取得利益是人人應該維護，決不能背棄上帝的意願。在人間，教會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不僅上帝予以維護，而且帶有罪惡的人也必須幫助實現。神法不僅是上帝的意識表現於人間的律條，而且是僅次於永恆法的最高法律。
阿奎那轉述 亞里士多德的話說，人從自己的本性說明不是一種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動物，需要過社會生活，許多人在一起過社會生活就應該有人負責管理，謀求公共利益，為人間的安定和平就應制定法律。在他看來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加強管理，謀求公共利益。很顯然，阿奎那所稱的管理就是教會對整個社會的管理，管理者則是教士。此處的公共利益則是僅指狹義上的一個階級的利益，即是教士階級的公共利益。在阿奎那的法學思想體系中，法律是維護教士利益的，其他社會各階級及各社團都是服從教會的，是教會的一般附屬物。他們的權利就是人人信教，人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寬恕，而他們的義務就是維護整個教會的統治，維護教會的各種利益，並把這些利益貼上了冠冕堂皇的帶有上帝烙印的標簽。所以阿奎那在敘述其神法思想的時候說，人生的最終目的在於來世的永生，為此僅憑人的本性能力是不夠的，必須有上帝超自然的幫助，即依靠先知所啟示的法律。 ⑿
整個中世紀，尤其是阿奎那之後的法律條文，無不是基督教義的化身，法律則教義，教義即法的狀況，體現和維護的自然也就是其本階級的利益。法律成了直接獲得利益的工具。
阿奎那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論和知識來論證人間的不平等和服從的必要性，是神意的安排。⒀ 「在人類事物中，地位較高的人必須依靠上帝所規定的權能來向地位低的人貫徹自己的主張……在人類事物中，低級的人也必須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從地位比他們高的人。」 ⒁ 可見，阿奎那不僅把利益的分配不均看作是上帝的意思指示，並且把低級的人應服從高級的人也看作是神的指導，是低級的人應盡的基本義務，而高級的人則是上帝指派的來統治管理低級的人的。統治的權利是上帝的權利，統治的意識（法律）是上帝的意識。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分析阿奎那的法律思想，都拋棄不了利益劃分的影子，利益的分配是他法律思想的主要淵源。
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出現了新興的法學理論，他們反對中世紀的神法，但從不否認法與利益的深層關系。
邊沁的功利主義是一種把個人利益看作是人類一切行為的依據和社會發展動力的哲學倫理學說。他認為，所謂「功利」就是指外在事物能給當事者（個人或社會）產生和帶來的利益或快樂，使當事者能避免或防止的禍害和痛苦。 ⒂ 邊沁所處的時代是資產階級上升的時期，代表著資產階級對個人利益的極大渴求和對利益保護的極大渴望。他把利益的需求植根於法律之中，用功利來闡述資產階級各階層的思想。為了維護每個人的功利就必然需要有一個由強者組成的最高權威制定出法律並迫使弱者服從。 ⒃ 邊沁的功利主義倫理學說完全符合資產階級的願望，適應了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需要。馬克思指出，功利學說表明了社會的一切現存關系和經濟基礎之間的聯系。⒄ 功利主義說到底就是資產階級的功利，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需求，滿足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需要。整個功利主義法學思想都不過是為資產階級謀利益的正面之辭，並且通過法律上升為國家意志通過權利和義務關系來實現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邊沁關於法律的功利主義、主權命令說，都是 18 世紀末以後，資產階級現實的統治在法學理論上的表現，英國資產階級要求進一步改革普通法，強調制定法的功能，要求公民的普遍服從，追求資產階級更多利益的客觀反映。」 ⒅ 邊沁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在法學理論上的代言人，他把獲得利益轉說成是求樂，而把失去利益說成是苦。說到底他只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是上來看待利益，看待利益與苦樂之間的關系，因為資產階級從一產生開始對利益渴望就像是吸血鬼對血的渴望一樣濃烈。而他把這種需求看成是求樂的過程，並認為法律
應該對這種求樂加以保護，明顯是在為資產階級瘋狂追求利益尋求法理上的支持。他的法律思想亦如前人不能把法與利益分開，且同樣帶著階級的局限性。
耶林在其《為權利而斗爭》中說到：「這種斗爭，從權利被侵害、被剝奪時開始，由於與主張自己權利的權利者的利益相對，社會上還存在著試圖無視這種利益的人的利益，因此個人的權利也好 ，國民的權利也好 ，都免不了受侵害的危險。……」
耶林直接把權利與利益的概念等同起來，權利就是利益，權利受損害就是利益受損害，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利益而斗爭。在耶林生活的時代，正是德國資產階級自主意識要求強烈的時代。提到利益資產階級就必然是喜自心來，所以耶林的利益即權利的法律思想也固然受到資產階級的強力支持。權利在耶林的法理念中不再是用手打不著兩眼看不到的空洞的東西，而是直接與資產階級的生命 —— 利益掛上了鉤，讓權利更具有骨與血肉的關系。這一點在耶林論述利益平衡的時候就有所表現。
耶林認為，法律的目的在於實現社會利益，其手段是通過報償實現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的利益平衡。在整個經濟生活中，利益平衡是法律控制社會的手段，具體辦法是大力提倡工商貿易。⒆
可見耶林的法律思想也是圍繞利益在作文章，並且把利益的取得上升到法律上的權利，使利益成為法律直接保護的對象。符合了資產階級對利益追求和對利益保護上的法理需要。
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時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革，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不但原存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更加惡化，新興的壟斷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日趨惡劣。原有的法理思想不再適應新時期的需要，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弊端。社會矛盾表現出更加復雜化，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依照原有法理思想不但不能平衡社會各階級的利益，甚至還使有這種矛盾加劇的傾向，以至於直接危害到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時急需一種新的、能滿足社會現狀發展的法學理論出現，龐德的社會法學在這時候呼欲而出。
龐德的社會法學同樣沒有把法與利益分開。他指出為了能夠通過法律來實現社會控制，就有必要考慮各種各樣的利益並加以分類。法律並不創造任何利益，法律的根本任務或作用
就在於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利益。⒇ 龐德從法律含義出發，指出法律的任務在於滿足人們的各種要求和願望。 21 同時他還把人類的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法律的任務是協調這三種關系，尋找一種共同的利益予以保護。
龐德的理論代表的是壟斷資產階級在法學理論上的願望。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法理思想在當時已顯疲態，對各項利益尤其是公共利益的弊端早已不能維系，更不能符合壟斷資本主義對利益的劃分要求。壟斷資產階級呼欲一種符合他們利益需求願望的理論形態在法律體系中佔主導地位。而龐德的社會法學理論正是在這個時候可以滿足壟斷資產階級的要求。「進入 20 世紀後，法律不僅應注意保護個人利益，而且應強調社會利益，強調個人權利、自由的法律應代之以社會化的法律。」 22
可以看出，龐德的法學理論只不過是讓法律在利益的劃分方式及劃分原則上有所改變，為壟斷資產階級劃分到更多的蛋糕，以適應資本主義在法理上的需求。同時在他的法的理論中，也把利益的劃分轉化到權利和義務上來，讓權利更好地為利益服務，讓法律為壟斷資產階級服務。
龐德的社會法學代表了一種新興的利益分配方式，他不僅照顧到了社會利益，公共利益，還同時照顧到了個人利益。此處的個人利益，不僅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而且也是廣大工薪階級的利益。他的理論不但可以滿足資產階級社會的需要，而且可以使廣大社會的頂樑柱工薪階層在利益上也得到一定的滿足，最重要的表現是使廣大工薪階級獲得了社會保障和福利實惠。
可見龐德的法律思想也只不過是對利益分配方式的更新，沒有也不可能擺脫利益在法律中的杠竿作用。
綜觀上述，階級社會的法只不過是用來分配利益的標尺，標尺上的刻度則只由當權階級來刻畫，並且標上權利和義務的花紋。法律只是利益的趨屬產物，沒有利益的要求和劃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歷時歷代的法學家都只是放眼於他生活的時代，為了適應各時代的社
會發展，創造出與社會相匹配的理論。所以最終也沒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們的階級屬性，更不可能把階級利益與法律分割開來。法律只不過是用來侵害利益的工具，這種工具需要不斷的完善和更新，所以才有了不同時期的法學家對法律和利益關系的不同評析。
法與利益天生來就是被捆綁在一起，不能也不可能把他們分裂開。
「法律的發展受利益發展的影響。利益的發展影響和制約著法律的發展，包括法律的發展方面以及法律內容的發展變化。法律為了順應一定形勢，時代需要作出某些調整、變革。從實際上講，這種調整和變革是立法者所代表的人們利益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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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論當代中國立法改革的幾個問題
還不夠完善
有的地方還沒有具體的法律法規
『柒』 為什麼要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 無論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無論是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還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都需要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 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法治的生命線。要增強人民群眾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必須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付出更大努力，讓人民群眾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社會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 法治文化是更好發揮法治引領和規范作用的重要支撐。要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深入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和誠信體系建設，把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他律和自律緊密結合起來，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 法治體系是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的前提和基礎。必須加快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加強這五大體系建設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制度支撐。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鮮明提出，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這「四個更好」，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深刻闡明了法治對於提高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意義（+微信關注求是網）。
一、全面准確理解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引領和規范是法治發揮作用、顯示價值的兩種重要形式。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指引國家發展方向。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規定了國家的國體、政體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的基本制度及活動准則，規定了黨和國家發展的根本任務和奮斗目標，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憲法反映了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根本要求，是一個歷史時期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基本原則、基本方針、基本政策在法制上的體現。因此，法治的作用首先體現在保持國家制度穩定，引領和確保國家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
二是確立行為規則。治理國家、治理社會，必須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法律就是國家的最大規矩，規定了每個公民、法人、政黨、社團必須遵守的基本行為規范，賦予國家管理的權力並明確其邊界。法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明確告知人們，國家希望社會成員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哪些行為是允許並受到保護的，哪些行為是禁止並將受到懲罰的，並要求所有社會成員必須遵守這些行為規則。
三是整合社會利益。我國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是人民利益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法律是社會關系和人的行為的調節器和平衡器，通過法定程序制定法律能夠最大限度凝聚各方面利益訴求，最大限度達成共識;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是平等，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功能在於平等保護每個人的合法權益，以法律為准繩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有利於在尊重個人權益基礎上構築全社會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實踐證明，法治是整合社會利益的最有效機制，法律制定和實施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社會利益的整合過程。
四是化解社會矛盾。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任何時候都會存在利益沖突和矛盾糾紛，關鍵在於怎麼去解決。法律是定分止爭的最有效手段。這是因為，法律明確規定了社會成員的行為和利益邊界，是社會利益關系的最大公約數，能夠被全體社會成員普遍認同和遵守。以法律為依據構建沖突解決機制，在法治軌道上解決矛盾和糾紛，可以避免或減少矛盾激化和社會沖突，確保社會正常秩序。
五是凝聚社會力量。寶劍和天平作為法律的象徵，向人們昭示了法律懲惡揚善的功能。懲惡，就是對違法行為進行懲處，防止違法行為造成更大危害，同時也警示人們不能逾越法律紅線、觸碰法律底線，從而維護社會公正、弘揚社會正氣。揚善，就是清晰告知人們法律是保障自身權利的有力武器，只要遵守法律，就能在法律保護下實現自身利益、保障自身權益不受侵犯。充分發揮法律懲惡揚善的功能，有利於在全社會樹立守法者得利、違法者吃虧、犯罪者必懲的價值導向，扶正祛邪，增強社會凝聚力、向心力。
六是保障經濟發展。引導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既靠政策又靠法律。法律和政策本質上是一致的，兩者相輔相成、互聯互動，都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定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都是人民意志的體現，都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指明方向、營造環境、提供保障。但相對於政策而言，法律更具穩定性、長期性，成熟的政策可以上升為法律，使之發揮更為長遠的指導作用。同時，法律和政策一樣，也要與時俱進，只有適時制定新的法律，及時修改和完善現行法律，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因此，健全的法治能規范經濟行為，創造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社會環境，提供穩定的社會預期，引領和保障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捌』 如何改革與完善我國當前立法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復（一）抓緊制定《制立法法》。使憲法等所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得以進一步明確、具體。界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國務院的立法范圍、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對有關授權立法的問題也作出規定，如作出授權立法的機關、授權立法的內容限制以及授權立法的時限等。
（二）加強立法監督。我國立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大都與缺乏監督或監督不力相關聯。各有關機關應充分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改變或撤銷」之權，以保證法制協調發展。一方面，完善相關制度，健全有關機構；另一方面，加強監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員，可考慮聘請一些專家學者作顧問，或直接參與審查，提供專家意見。
（三）加強法律、法規的審查清理。
（四）轉變立法觀念，完善立法技術。立法機關，尤其是法律、法規的起草者應下大力氣調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況，不熟悉業務而草率立法。應使立的法能夠有效實施。
『玖』 在中國,立法如何反映法律與政策之間的關系
黨的政策與法的關系:
黨領導人民制定和修改憲法，把黨的主張上升為憲法，反映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因為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是廣大人民群眾願望、要求、利益的體現。憲法是黨的正確主張和人民共同意志相統一的法律體現。
（一）法是實現執政黨政策的工具
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以法的形式肯定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鞏固共產黨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勝利成果，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綱領，貫徹各項方針，政策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二）黨的政策是國家立法之源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於領導地位。樹立黨在國家活動中的威性是中國各項事業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必然要求，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主要依靠黨實行民主的科學的決策，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來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前進。體現在我國黨委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中，中國社會主義具體實踐與探索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往往先經黨的代表大會討論分析並向全國人大提出立法建議，再由全國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關於政治方面和重大經濟，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應將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呈報中共中央審批。
（三）黨的政策與法的靈魂的結合
在我國，黨的政策與法的靈魂二者統一於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實現黨的領導首先要靠黨的政策的正確。政策的正確與否一個重要的檢驗標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在人民群眾的實踐中經的起檢驗，從而得到人民的擁護。而法的靈魂是實現公平與正義。法所要維護的就是其所轄范圍下所有個體的權益並確保其公平。一切公民個人生存權，發展權，自由權，表達權與參與權無不通過法的形式得以肯定。
由此可見，政黨政策所予以終極指向的與法所訴求的共同點都著眼於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拾』 怎樣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堅持「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這一根本准則，在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形成了以黨章為核心，以健全黨的組織、調整黨的活動、規范黨員行為、保障黨員權利、維護黨的紀律、發展黨內民主、加強黨內監督等方面的法規制度為基本內容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但是，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與國家立法不協調的情況和問題，主要表現在：（一）黨內法規工作部門與國家立法部門之間缺乏溝通協調的工作機制和制度，導致有的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銜接不夠，在黨內規范與法律規范之間出現調整斷層和空檔。比如，紀檢機關辦案中調取的證據，因其法律效力未得到刑事訴訟法的確認，往往需要司法機關重新調查取證，進行所謂的「證據轉換」，導致有些案件在移交司法機關過程中，當事人乘機翻供，給案件查處工作造成很大幹擾。（二）有的黨內法規與國家法律相抵觸，不符合法制統一的要求，不利於維護黨內法規的嚴肅性。（三）為了效率和便捷，對於一些本應由國家法律進行調整和規范的關系、行為和事項，以黨內法規的形式進行調整和規范，以致未能實現當初的制定目的。比如，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問題，目前主要以黨內法規的形式作出規定，但是，財產申報的核實涉及對金融機構和其他相關機構的查詢，對申報不實的財產黨內法規又無法作出具有法律意義的處理，導致這一制度未能充分發揮對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情況的監督作用。 實現黨內法規與國家立法相協調，筆者認為，當前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黨內法規工作部門與國家立法部門之間溝通協調的工作機制和制度。通過建立黨內法規工作部門與人大法規部門、政府法制部門之間定期溝通協調的工作機制和制度，共同研究需要雙方互相協作配合解決的重要問題，共同開展對需要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雙重調整的重大問題的立法調研和論證，交流和借鑒各自在立法工作中的技術和經驗，保證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與國家立法工作之間的銜接與照應。當前，需要進一步健全完善黨的大政方針的制定、立法建議的提出、重要幹部的推薦等方面的程序制度，依法規范黨的執政行為，進一步提高黨的依法執政能力；進一步鞏固和確認黨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規范黨委與同級人大、政府、政協、司法機關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工作的領導體制和工作制度，將中央確定的反腐敗工作方針、領導體制、工作格局以及政策措施法定化、程序化。 （二）健全完善黨內法規的制定程序。適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不斷發展的需要，及時修訂《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程序暫行條例》，完善黨內法規制定許可權制度，明確有關黨組織制定黨內法規的許可權范圍，明確規定涉及黨的性質和任務、組織和職權、團結和統一、建設和發展等黨內重大問題的，必須由中央作出規定；明確黨內懲戒性規定的制定主體，規定省級以上黨組織和中央才有權制定關於黨員和黨組織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的懲戒性規定，嚴格規范黨內懲戒行為，切實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建立黨內法規法核制度，對出台的每一項黨內法規的合憲性、合法性、規范性進行嚴格審查和把關；完善黨內法規起草過程中的徵求意見工作，對於涉及黨的重大政策、黨內重大決策、黨員重大權益等事項的，要在一定范圍徵求意見，必要時向全黨徵求意見，以保證黨內法規充分反映和體現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的意志。 （三）進一步加強黨內法規的實施評價、備案審查和法規清理工作。近年來，黨中央在印發重要黨內法規的通知中，大都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對於貫徹實施黨內法規過程中的問題和建議，要及時向黨中央報告。這實際上屬於黨內法規的實施評價問題。一部黨內法規內容是否完備、措施是否可行、程序是否嚴密、能否實現制定的目的、能否與國家立法互相補充和促進，最終要通過付諸實施來檢驗。為此，必須加強黨內法規實施評價工作，組織專門力量定期對黨內法規實施成效和存在問題進行檢查和調研，考察和評價黨內法規核心條款的遵守情況和執行效果，及時發現黨內法規在制度設計、規范內容、制定技術以及與國家立法配合銜接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積累工作經驗，提高黨內法規出台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