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理基層社會

『壹』 如何認識社區依法治理的地位和作用

一）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加強社區管理的需要。在社區管理中，各個方面都離不開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本身就是社區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搞好依法治理，社區管理才能夠真正得到加強。尤其是隨著改革的深化，過去由政府或所在單位包攬的就業、醫療、保險、養老等社會保障事務逐步由社區承擔，社區日益成為市民生活的重要舞台和社會管理的主要領域。通過開展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為社區管理服務，規范保障社區各項事業的發展，是社區管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則。
（二）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伴隨著社會人員結構的重大變化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大量離退休人員、個體工商戶，私營業主、下崗待業人員、外來流動人員以及新遷居民湧入社區，匯成數量龐大、身份復雜、流動性強的「社區人」群體。「社區人」個體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工作職業的差異，使得日常社區管理中出現了多種矛盾糾紛，如普遍存在的下崗再就業、最低生活保障費的發放、垃圾費的收繳、房屋拆遷、禁毒禁賭等問題，以及因空調噪音、滴水，車輛進出停放等原因而產生的鄰里矛盾，街道社區由此成為了社情民意的綜合反映地和各種矛盾、問題的匯聚地。靠過去那種由街道幹部、居委會主任上門做工作的簡單方式已不能適應現實的需要，只有加強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進行管理，才能夠順應民情，妥善解決矛盾、糾紛，確保社區的穩定。
（三）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深化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需要。社區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保障群眾依法享有的民主權利得以充分實現。實現的途徑就是實施依法治理，通過加強街道社區基層組織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按照黨的要求和憲法、法律的規定，把社區群眾組織起來，廣泛開展「自治」活動，切實把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落到實處。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實現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城區法治化的目的。
（四）街道社區依法治理是提高市民生活質量的需要。在人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物質要求基本得到滿足的情況下，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街道社區為居民辦實事，就是要整合力量，實施依法治理，採取建章立制，整治違章違法，推動法律、醫療、文化等服務進社區的多種形式，實現社區的居所安全、秩序良好、環境優美、文化生活豐富多彩，確保居民安居樂業。

『貳』 淺談如何積極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

《決定》規定：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發揮基層黨組織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增強基層幹部法治觀念、法治為民的意識，提高依法辦事能力。加強基層法治機構建設，強化基層法治隊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機制，改善基層基礎設施和裝備條件，推進法治幹部下基層活動。
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是《決定》首次提出的法治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它是《決定》提出的「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要求的具體化。《決定》指出：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開展多層次多形式法治創建活動，深化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依法治理，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從我國目前政權結構組織形式來看，我國基層社會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委員會和農村村民委員會這兩種組織形式。現行憲法第111條對此也有明確的規定。該條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系由法律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並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與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並行的還有各種基層社團組織、各種形式的自治組織以及行業協會、社區組織等等。
這些基層組織擔負著維護基層社會正常生產和生活秩序的重任，除了依靠基層組織所制定的自治章程、鄉規民約、行業規范等實行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發展之外，也需要加大國家法律治理的力度，特別是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權利保障等領域，國家法律更是不可缺位。
要防止在基層治理的過程中，因為部分群眾或少數人的利益侵犯了社會公眾的利益，或者是為了實現少數人的特權而侵犯了大多數人的基本權利。因此，基層人民政府必須依法對基層社會進行嚴格的法律管理，要建立必要的執法渠道，注重基層政府與基層組織之間的溝通協同，要盡量使基層政權的執法力量下沉，要使法律進社區、進課堂、進居民家中，真正讓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各項法治工作落地實處，不留死角，通過基層依法治理，夯實依法治國的社會基礎，維護基層繁榮和穩定。

『叄』 如何理解"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

理論來研究和實踐經驗表明自，社會治理具有主體多元化特徵，國家權力、地方力量、社會組織、廣大民眾等在其中相互交叉、彼此影響。對這種復雜的互動關系需要進行必要的規范和調整，而法治就是最有效的規范和調整手段之一。法治具有系統性、規范性、穩定性，沒有法治就沒有善治。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公共事務日趨復雜，社會建設任務繁重艱巨，社會治理創新十分緊迫。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必須藉助法治力量、運用法治方式。為此，應著重抓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肆』 依法治理在當今社會是如何體現的

今年3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關於加強法治鄉村建設的意見》公布，提出到2022年，努力實現涉農法律制度更加完善，鄉村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更加完善，基層執法質量明顯提高，幹部群眾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自覺性明顯提高，鄉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明顯提高。（6月15日，人民日報）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領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加強社會治理，促進改革穩定發展、化解矛盾風險挑戰、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施策，必須發揮法治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加強黨的領導、明確政府責任的有效方式。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必須堅持在黨委的領導下，充分發揮各級政府的社會治理職能。在我國的社會治理體制中，黨委領導是關鍵,各級政府是主導。強化黨委領導，明確政府責，都要依法進行。治國先治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要堅持黨紀嚴於國法，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以黨風的好轉帶動和促進整個社會風氣好轉;要提高統籌協調能力，抓好社會治理重大工作的總體布局。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要全面落實政府主體責任，堅持依法行政，建立健全社會治理領域權力清單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

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重要抓手。社會治理的主體，除了黨委和政府外，還有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公眾等。社會矛盾越來越復雜，解決這些矛盾越需要多元治理主體參與合作。目前社會治理的困境之一，就是政府幹了掌舵、劃槳、服務等一攬子工作，其他治理主體動力不足，積極性不高。政府還存在職能越位、錯位、缺位並存的現象，與其他社會治理主體合作的機制運行還不夠順暢。解決這些問題，助推社會多元治理，必須發揮法律的調節作用，約束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鼓勵和引導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依法積極參與社會治理，通過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等自我約束、自我管理，主動參與社會治理，奏響社會治理的大合唱。

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的必由之路。法治是國家治亂興衰的關鍵,也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具有可預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濟性的優勢，有利於疏通，利益訴求表達渠道，有利於公平化解社會矛盾，有利於公平配置社會資源。發揮法治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廣泛凝聚社會共識，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社會和諧的根本途徑。社會治理的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好社會各方的利益訴求，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依法處理不同群體、個體的利益紛爭,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共識，各個方面都能接受。要依法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保護好群眾的切身利益。

法者，治之端也。只有把法治貫穿在社會治理各個方面，才能促進政府和社會各歸其位，各擔其責，實現社會善治。

『伍』 如何推進基層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工作的重點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核心是處理好「權」與「法」、回「官」與「民」的關系答。為此，要堅持以普法教育為基礎和前提，以依法治理、落實和完善行政執法和錯案責任追究等制度為關鍵和根本，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政府及其執法部門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牢固確立立黨為公、以人為本、執法為民、公正司法、依法行政的意識，不斷完善和規范各類行政執法行為，努力克服部門利益傾向，解決好政府與市場、公權與私權、公平與效率以及政府管理與社會自律等各種關系，營造統一、健康、有序的執法環境。進一步強化行政執法監督，加大行政糾錯力度，認真辦理行政復議應訴案件，切實保護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基層的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責任在政府，關鍵在領導。要及時研究基層普法和依法治理實際工作中的重大問題，切實解決好有關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經費投入等困難，確保基層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的順利開展，發揮其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應有作用。

『陸』 基層社會治理指的是什麼

基層社會治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促進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過程。 社會管理在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的統計。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是在黨委、政府統一領導下，在充分發揮政法部門特別是公安機關骨幹作用的同時，組織和依靠各部門、各單位和人民群眾的力量，綜合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種手段，通過加強打擊、防範、教育、管理、建設、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實現從根本上預防和治理違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維護社會治安持續穩定的一項系統工程。
當前更加凸顯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這也是我國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更加完備的表現。自治是基礎，因此在自治環節我們更強調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更貼近群眾，讓人民當家作主真正得到落實，而不是流於形式。法治是根本，基層治理同樣需要法律規范。德治為先，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通過道德的感化培育家教家風，強化鄰里團結，這樣更有利於促進社會和諧。

『柒』 如何創新社會治理，化解基層社會矛盾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之反思

面對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地方政府的處理機制也在不斷調整之中。早期，一些地方習慣於採取封鎖消息、強迫命令等手段迅速平息事件。實踐表明，這種簡單生硬的做法不僅無益於問題的解決，還有可能成為下一輪社會沖突的導火線。近年來，一些地方汲取上述教訓，開始採取承諾給予好處甚至「花錢消災」等「軟性」手段來回應群眾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的訴求，希望通過強大的行政手段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迅速消除社會矛盾。

上述兩種處理機制都可以納入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的范疇。所謂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是指以追求社會的剛性穩定為目標，以單方壓制或利益誘導等為手段，以矛盾的暫時消解為效果的處理模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模式確實能夠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這一模式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壓制性」或「收買型」處理模式，其對象不是群眾利益訴求所涉及的問題，而是表達利益訴求的群眾本身，且其注重處理忽視預防。在通過非理性方式表達的利益訴求往往交織著復雜的利益糾葛，有的還是多年積累而成的情況下，這一方式治標不治本。此外，急風暴雨式的行政化手段既無法保障對立雙方爭議的公正解決、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還可能因缺少法律依據導致並加劇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危機。

因此，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精神，反思過往教訓，建立一種新的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治理模式勢在必行。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倡導

美國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曾言：「通過沖突，社會能在面對新環境時進行調整。一個靈活的社會通過沖突行為而受益，因為這種沖突行為通過規范的改進和創造，保證了社會在變化了的條件下延續下去。」由此可見，社會中存在沖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社會缺少有效解決沖突的機制。同時，和諧社會不可能是一個無矛盾、無糾紛的社會，而應是一個存在矛盾糾紛卻能妥善迅速解決的社會。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很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指引社會通過完善治理機制，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而社會治理，是多方參與的治理，也是依法進行的治理，政府在多方中居於主導地位，卻必須把自身權力運行納入法治化軌道，且注重社會矛盾的預防。因此，對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治理模式而言，必須實現從行政主導型向依法治理型、從注重處理向注重預防的轉變。筆者將這種新型治理模式稱之為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以追求社會的韌性穩定為目標，以社會多元主體參與共治為手段，以矛盾糾紛的預防和實質性化解為效果。與行政主導型處理模式相比，其具有目標的長遠性、手段的多樣性、效果的徹底性和觀念的前瞻性等優勢，且更加註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比如，2011年「廣東烏坎事件」的處理就充分體現了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基本思路。面對烏坎村民的訴求，當地政府先依照法律程序指引村民重新選舉村委會，再依法處理村民提出的土地使用、財務審計、扶貧助學等問題，不僅有利於實質性化解矛盾，還有利於為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之核心與關鍵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而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和關鍵正在於此。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維。法治思維不僅要求政府在處理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中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法律程序化解矛盾，還要求政府在日常的社會治理中自覺維護法律權威，有效預防社會沖突的發生。

首先，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互動協商」的理念。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因此，社會治理不僅是政府的責任，更是全體人民的權力。所以，在社會治理中，政府應改變以往單向度的治理體制和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模式，充分尊重民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通過與民眾之間的上下互動、合作協商，達成社會治理的共識，從而減少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摩擦，有效預防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的發生。

其次，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至上」的理念不僅要求政府在日常社會治理中嚴格依法行政，避免出現因違規違法行為而引發的與民眾之間的沖突，還要求政府以規范化、制度化、常態化的治理替代政治化、治安化、應急化的管理。

最後，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樹立「引導依法維權」的理念。面對維權方式的多元化趨勢，各級政府應當大力宣傳「依法維權」理念，並充分利用體制內的一切有利資源促使公民理性表達利益訴求。

依法治理型防治模式的關鍵是法治方式。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的法律應對應當以「預防與治理並舉、重在預防」理念為指導，在預防和治理兩個層面進行建構。

預防機制的關鍵在於通過公共決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專家論證等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努力實現「決策於未知之中」，將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發生的概率降到最低。然而，鑒於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和中國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利益格局大調整的復雜性，完全預防此類事件的發生並不現實。為此，應當建立回應型法律治理機制，塑造多元化行政糾紛解決體系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機制。

同時，還應當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要求，發揮司法機關在處理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中的作用，捍衛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唯有如此，社會轉型中的群眾利益訴求非理性表達事件才能得到有效化解，社會運行的風險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才能真正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