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的經濟立法

1.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水平

政治上是中國5000年歷史上最民主時期,正是如此,也造就了北大的最輝煌時期.文化最繁榮,文學家思想家最多最活躍時期.經濟也是比較繁榮時期,社會發展就是一般了.

2. 北洋政府的經濟

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關鍵時期，這一時期的民營企業、華資銀行大規模興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的一段時間，民族資本主義迎來短暫春天，國內工業增長迅速。這一時期的民族工業領域主要集中在輕工業上，尤其是棉紡織業、麵粉業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奠定了近代中國乃至解放初的一段時期內國內產業的基本格局。
1912年至1916年，北京政府頒布的發展實業的條例、章程、細則、法規等達八十多項，如《暫行工廠通則》、《公司條例》、《商人條例》、《礦業條例》等。這些法令和條例盡管大多仍停留在紙面上，但畢竟意味著中國資本主義得到了合法地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工業的領域，主要集中在輕工業上，特別是紡織業和麵粉業上。以紡織業為例，從1914年到1922年，新設紗廠49家，布廠5家，紗錠由1914年的54萬枚增加150萬枚，布機由2300台增加到6767台。麵粉業方面，1914年到1921年，新設麵粉廠127家。繅絲廠則由1911年的260家增加到1917年的460家。除了輕工業以外，重工業也有一定發展，但數量不大，規模較小。新開辦的民營煤礦有13個，鐵廠有2家。上海一地的民族資本機器工廠，由1914年的91家增加到1924年的284家。從洋務運動到1911年，中國資本總額為1.3億元，而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到1918年，新增資本就達到了1.3至1.4億元。1912—1928年，新設銀行多達313家，1920年實存銀行103家，實收資本總額8808萬元，1925年實存158家，實收資本總額達到16914萬元。從1913年到1920年間，民營工業資本平均年增長率高達11.90%，這個數字遠遠高於國營工業資本（3.44%）和外國工業資本（4.82%）的增長速度。一直到20年代初期，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勢頭持續不衰。
不過這一時期的官僚資本主要是接辦清廷創辦的企業，自己設立的很少。軍事工業主要是從清廷手中接收過來的十幾個機器局，但這些工廠多半處於半停頓狀態，沒有什麼大發展；民用企業也是如此。由於軍閥連年混戰，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靠借債度日，就當時官僚資本經營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29家民用企業，總設立資本也只3200萬元，大多經營不良，最後多半歸於商辦或停辦。由於連年的內戰，北洋政府時期的軍費開支更是達到了驚人的數目，北洋政府存在的16年間，全國軍費開支24億，相當於1860至1937年工業建設積累的2.5倍，這還不包括戰爭造成的其他經濟損失。至北伐戰爭後期，軍費支出約達三億八千萬元，而政府的全部收入不過四億五千萬元。

3. 中國法制史 北洋政府時期的立法原則

北洋時期的立法原則以「隆禮」、「重典」為基本原則。

4. 北洋政府統治的中國有什麼特點 政治、經濟、文化

1. 政治方面：北洋政府時期政壇更迭頻繁，各派系爭奪政權，中央政府成了地方版軍閥角逐的舞台權。

2. 經濟方面：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關鍵時期，這一時期的民營企業、華資銀行大規模興起，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的一段時間，民族資本主義迎來短暫春天，國內工業增長迅速。這一時期的民族工業領域主要集中在輕工業上，尤其是棉紡織業、麵粉業等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奠定了近代中國乃至解放初的一段時期內國內產業的基本格局。

3. 文化方面：在文化方面，北洋政府時期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極大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中國近現代幾乎所有的文化大師都涌現於這個時期。各類思潮和主義在中國大地風行，文化理念呈現多元化。各種學說百家爭鳴，極大的促進了中國人的個性解放和科學文化事業的進步。
   

5. 民國初期經濟立法的特點

民國初年的經濟法規建設起始於孫中山領導下的南京臨時政府時期，但系統的制訂工作則是從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政府成立後才開始的。1912年5月14日，袁世凱命令工商部：「從速調查中國開礦辦法及商事習慣，參考各國礦章、商法，草擬民國礦律、商律，並挈比古今中外度量權衡制度，籌訂劃一辦法」1.此後，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揆一和張謇任工（農）商總長期內（1912年8月2日-1913年7月18日；1913年9月11日-1915年9月18日），開始系統地制訂經濟法規。到了1921年，已頒布經濟法規四十多項（不含各法規施行細則），包括工商、礦冶、金融、權度、農林、經濟社團，引進外資和僑資等方面2.

資本主義經濟法制體系的初步完成

與清末新政時期頒布的經濟法規相比，民初的經濟法制建設向前跨進了一大步。首先，所頒法規種類比較齊全，內容較為詳盡，初步形成了資本主義經濟法制體系。清末所頒的經濟法規約計十餘項3，其范圍雖已涉及新式工業、商業、礦業、鐵路、銀行和商人社團，但其內容比較簡略單薄，主要限於新式企業和社團的創辦手續和組織方式。民初所頒的經濟法規不僅在種類上已明顯增加，而且在內容上也比較周詳全面。如商人通例由清末的9條增至73條，公司條例由清末的67條增至251條，礦業條例增至111條，商會由清末的26條增至46條，等等。這些法規不僅規定了企業和社團的創辦手續和組織方式，而且對其停閉、轉讓、納稅、財務、分配、獎懲等方面也都有比較明確的規定。總的來看，民初所頒的經濟法規已包括了社會經濟的各主要部門，且不同程度地涉及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和政府經濟管理等領域。

中西結合，廣采眾議

其次，近代中國作為一個後發的資本主義化國家，在制定經濟法規時當然可以參考先發資本主義化國家已有的經濟法規，但只有與中國的實際經濟狀況相結合，才能制訂出比較切實可行的經濟法規，才具有較高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清末經濟法規的制訂，由於行之倉卒，訂者無知，既沒有很好地領會西方經濟法規的精神，也未及詳細調查中國的經濟習慣，因此所頒經濟法規的功能極其有限。正如民國初年的一篇反映資產階級意見的文章所言：清政府雖「摹仿他人，頒布一種商律，但是定法律的人沒有法律思想，也不明商業習慣，徒有規定，不能實施」4.民初經濟法規的制定則在參考西方有關法規的基礎上，較多地注意到了本國的經濟狀況。其中最為重要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條例》，系根據清末各商會所商討擬訂的《商律總則》和《公司律》草案而制訂的。1907-1909年，上海商務總會、商學會和預備立憲公會受清政府委託，開展商業習慣調查和商法修訂工作。他們「延聘通曉法律之士，調查各國法理，證以中國之商習慣，歷二年之久」，召開兩次全國商會商法討論會，最後與農工商部一起修訂了以上二律，並由農工商部呈請資政院審議頒發，後因辛亥革命爆發而未及頒行。民國成立，張謇出任農商總長後，「即邀原起草員來京，復加審視，修正十餘條」，呈請袁世凱交付國會議決公布5.因此，該二律的制訂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頒布後頗受工商界的歡迎。其它經濟法規的制訂也比較廣泛地徵求了工商界的意見，在1912年11月召開的全國工商會議上，工商界代表對公司注冊章程、商標法、特許法、礦業章程、權度法、商會法、保息法都提出了許多建議和要求，後來工（農）商部在制訂經濟法規時均有多少不同的採納6.

法規修訂更照顧資產階級利益

第三，較多地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如果說經濟法規的制訂以商業習慣為出發點已經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的話，那麼根據工商界的要求對已頒法規作修改則更進一步體現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這一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商會法》的修訂。1914年9月12日，民國政府頒布《商會法》。各商會對新頒《商會法》不盡滿意，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尤其是對取消總商會、全國商會聯合會和行文程序把各商會視為同級政府機關下屬組織，表示強烈反對，堅決要求修正。從《商會法》頒布後到1915年4月的半年多時間里，全國商會聯合會和各地商會函電交加，接連不斷地向農商部提出修改要求7.1915年3月25-29日，全國商會聯合會上海總事務所還召集二十一個省區商會的七十五名代表，舉行了全國商會臨時代表大會，專門討論《商會法》修改問題，議決通過了修正草案和意見書，並提請政事堂轉呈大總統核准公布。其意見書提出了五點修改建議：（1）各省會及通商大埠應設立總商會；（2）應允許組織全國商會聯合會，並得設立總事務所；（3）一縣之中不以一會為限，及商務繁盛之區均可設立商會；（4）商會行文程序不能以行政官廳之階級相繩；（5）商會圖章不擬由各商會按內務部統一規定之式樣各自營造，而應由農商部頒給關防8.在全國各商會的力爭之下，袁世凱政府為緩和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不得不考慮修改《商會法》。1915年11月9日，參政院通過了經由張謇提交的全國商會聯合會修正商會法案，並諮請袁世凱「查照施行」9.12月14日和次年2月1日，袁世凱先後簽發公布了修正《商會法》和《商會法施行細則》，完全接受了全國商會的修改意見10.

除了《商會法》之外，其它法規也有經工商界建議而作修改者。如對於《公司條例》，農商部根據商情，於1916年1月經袁世凱批准後，將條例中第124條原定的公司股分每股金額，分期收繳者，「至少以五十元為限，但一次全繳者，不妨以二十元為一股」，改作「分期繳者至少以二十元為一股，一次繳者得以五元為一股」，以利招徠股分。又將第186條原定的，公司在開業前可付給股東年息六厘的官利，開業後只准付餘利，不準再付官利，改作開業後「准其酌給官利，仍由餘利中分派，不得動用本金」，既顧及了股東的利益，又防止了公司的「以本充利」11.對《礦業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煤礦以二百七十畝以上，十方里以下，其它各礦以五十畝以上，五方里以下為限」；並由農商部附加通令，凡礦區面積不及條例所定最低限額的舊有小礦，必須在一年之內自行擴充或合並，否則「當即查明封禁」12.這自然要遭到眾多的小礦業主的反對和抵制，「直隸、河南等省咸紛紛以礦區限制過嚴為言」。農商業部在「默察各省小礦情形」之後，感到「若不量予變通，實有窒礙難行之處」，於是經袁世凱批准後，於1915年7月又制訂頒行了《小礦暫行條例》，「與礦業條例相輔而行」，允許礦區面積不足礦業條例規定之最低限額者，繼續照辦13.至於對其他已頒經濟法規，應工商界的要求和經濟形勢的變動而作出一些枝節性的修改或臨時變通，則難以一一類舉。

由上可見，在民初經濟法制建設過程中，袁世凱領導支持於上，由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執掌權力的工（農）商部主持於中，廣大的資產階級參與於下，形成了一種上中下三方面互相配合的局面，這才使民初經濟法規的制訂工作得以全面而迅速的展開。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廣泛參與更使之走向健全化和科學化。這一切無疑是辛亥革命造就了一個比較資產階級化的政府和比較民主化的政治體制的一種表現。

6. 北洋政府時期的經濟立法的影響

北洋是政府時期的經濟立法的影響，北洋時期的經濟立法是無數變化後。

7. 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是怎樣的

您好哦 不清楚
北洋軍閥，民國軍閥勢力之一，由袁世凱掌權後的「北洋新軍」主要將領組成，袁死後，無人具有足夠能力統領整個北洋軍隊及政權，各領導人以省割據導致分裂，以軍隊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勢力范圍。在名義上仍接受北京政府的支配。但北京政權實際上由不同時期的軍閥所控制，故而在北洋軍閥時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軍閥政府（簡稱北洋政府）的稱呼。歷史上把長江吳淞口以北的軍閥也稱北洋軍閥。
望採納！

8. 當年北洋政府實行的是三權分立還是五權分立

北洋歷屆政府
不管按臨時約法，約法，民國憲法
都是按三權分立原則來的，不過是分配不同而已
五權分立，在孫文在世時從未搞出來過相應的法律制度

以後硬搞了一個，實際執行起來也是各種窟窿

9. 北洋軍閥時期的民商事立法及特點

（一）民法

《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北洋政府建立之初，仍然承認民商法的獨立地位，但考慮到大清民律草案未正式頒行，故將《大清現行刑律》以及《戶部則例》中的有關涉及到民法的內容，如服制、田宅、婚姻、錢債、戶口、田賦等，作為《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直接加以援用。，北洋政府大理院曾以判例的形式對此有過明確規定：「民國民法典尚未頒布，前清之《現行律》除制裁部分及與國體有抵觸者外，當然繼續有效。至前清《現行律》雖名為《現行刑律》，而除刑事部分外，有關民、商事之規定，仍屬不少，自不能以名稱為刑事之故，即誤會其為已廢。」

以《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來應對現實生活中的民事行為和民事糾紛固然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由於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發展和變化，法律與現實生活的矛盾甚至沖突時有發生。眾所周知，《現行刑律》是在中國傳統的倫理下制定的，它堅持的是男尊女卑、等級身份等原則和精神，因而勢必要與《中華民國約法》、《中華民國憲法》中所確立的平等、自由等社會價值與理念發生沖突。加之原有的法律中涉及民事的內容規定又過於簡陋，根本無法適應現實生活的客觀需要，不得已，北洋政府又採取了另一辦法進行補救，即通過司法手段，而非立法手段在司法實踐中大量引用民商習慣、大理院判例和法理作為辦案依據。在整個北洋政府時期，傳統民商習慣和大理院判例一直是司法實踐中的重要法源，兩者相互配合，彌補或修改原有法

律的不足和過時的法律條文。

從1914年起，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礎上開始了民法典的編訂工作。到1926年先後完成了親屬、總則、債、物權、繼承等編的二稿或三稿草案，制定了《清理不動產典當辦法》、《不動產登記條例》、《驗契條例》、《森林法》、《礦產條例》等單行民法。

（二）商法

在商法方面，北洋政府沒有制定統一的商法典，但卻制定了大量的單行的商法規，如《公司條例》、《商人通例》、《公司注冊規則》、《商標法》、《著作權法》、《證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法》、《會計師暫行章程》等。不僅如此，《票據法》、《公司法》、《破產法》等也起草完畢，但未及頒行。

四、特點

（一）創新和繼承並存

北洋政府時期法律制度是在晚清法制變革的基礎上不斷發展而成的，同清末所制定的同類法規之間有著明顯的淵源關系，其中行政法規創新之處較多，而刑事法律、民商類法律繼承有餘，創新不足。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為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

（二）實施情況較差

盡管從文本上講，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已經基本完善，但由於北洋政府時期就本質而言，是武夫專制的時期，封建軍閥對法律實施的干涉時有發生，加之政權更迭過於頻繁，因而上述法律規定大都並未真正實施，法律制度相對完備，但法律對社會的影響及其微弱，這一點在北洋政府時期反映得極為明顯。

10. 北洋政府時期的憲政

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建議去看一看《中國憲法史略》、《中國憲政史》、《中華民國立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