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立法

『壹』 惠民政策有哪些具體內容是什麼

一、是研究制定關於做好脫貧攻堅兜底保障中臨時救助工作的意見。指導地方加大臨時救助力度，更好發揮臨時救助托底線、救急難作用。

二、是制定關於進一步加強分散供養特困人員救助服務的意見。指導各地全面落實分散供養特困人員的照料和服務，逐步將救助服務擴展到低保、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和殘疾人。

三、是進一步加大在脫貧攻堅中做好貧困重度殘疾人照料護理服務工作的力度。改善貧困重度殘疾人的生活質量。

四、是研究出台慈善信託信息公開辦法，進一步規范慈善信託信息公開行為，動員和引導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脫貧攻堅。

五、是推進出台城鄉社區治理三年行動計劃和關於增強村級綜合服務功能的政策意見，補齊農村公共服務短板，加快建設承接綜合服務的鄉村便民服務體系。

六、是全面清理基層政府各職能部門和各類企事業單位要求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出具的各類證明，使城鄉社區更好地回歸服務居民的職能本位。

七、是推進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的立法，完善社會組織管理法規政策，依法做好社會組織管理。

八、是進一步完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切實保障流浪乞討人員合法權益。

九、是配合修訂殯葬管理條例，研究制定加強服務和監管、深化殯葬改革的政策文件，完善殯葬公共服務體系。

十、是制定出台關於進一步加強基層兒童關愛保護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為兒童的健康成長創造更好的環境。

『貳』 黨和政府為解決民生問題還採取了哪些惠民措施

1、養老保險，全稱社會基本養老保險，是國家和社會根據一定的法律和法規，為解決勞動者在達到國家規定的解除勞動義務的勞動年齡界限，或因年老喪失勞動能力退出勞動崗位後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種社會保險制度。

2、住房公積金，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及其他城鎮企業和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其在職職工，對等繳存的長期住房儲蓄。

3、失業保險、國家通過立法強制實行的，由用人單位、職工個人繳費及國家財政補貼等渠道籌集資金建立失業保險基金，對因失業而暫時中斷生活來源的勞動者提供物質幫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4、農村醫療保險，中國社會保障的一部分，我國農業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63．91％，農村醫療保險，可以使絕大多數的農民享受到農村醫療保險的好處，而且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

5、醫療保險，國家和社會按照法律法規，對職工生病時基本醫療需要的社會保險制度。2016年1月12日，國務院發布的意見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促進一體化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全國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制度。

(2)惠民立法擴展閱讀：

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強調醫療保險制度對促進健康的作用，逐步發展醫療保險從保護大病到考慮小病，再到保護健康。其管理體制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將社會醫療保障與社會保障分開，並與健康管理功能相融合。

在巴西，社會健康保險制度於1988年從社會保障制度中分離出來，並與衛生部合並，組成一個新的衛生部，全面負責衛生籌資和服務管理;2001年，日本將厚生勞動省(Ministry of Health and Labor)並入厚生勞動省(Ministry of Health and Labor)，該部門負責管理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事務。2002年，德國將原勞動和社會政策部的社會保障處與原衛生部合並，組成新的衛生和社會保障部。

截至2009年7月，世界上70％的國家和地區擁有由同一政府部門管理的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保險。尤其是在發達國家，這一比例更高，經合組織（OECD）為83％，G7為100％。只有19％的國家／地區的基本醫療保險由勞動或社會保障部門管理。

在我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實施過程中，政府部門直接操作的弊端越來越突出。鑒於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政府投資能力有限和多樣化的醫療消費文化在農村地區，很難滿足農村醫療保險的需求通過模仿城市工人的社會保險制度和設計農村保險模式僅靠政府。

『叄』 新農村建設對法制發展提出了什麼新的要求

農村法治的發展必須致力於「三農」問題的解決，而「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從法律角度思考，又要依賴於法律制度的創新。制度創新的關鍵是要把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置放於一個新的法律環境和制度環境中去，通過法律制度保障農村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和發展動力。基於這樣一個思路，新農村建設必然要對法治發展提出以下四個方面的要求。
一、法治建設必須關注農民權益的保障
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農民權益保障無疑是法治建設中應當高度關注的一個問題。無論是農業生存的持續發展，還是農村社會的長期穩定，關鍵取決於廣大農民的正當利益是否能夠得到持續而有效的保護。農民權益是一個十分廣泛的概念，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農民的財產權。第二類是農民的政治權利。第三類是農民的社會權利。在社會主義市場條件下，平等、獨立和自由是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市場主體應有的法律地位，這種法律地位的平等性恰恰是實現各自正當權益的基本保障和前提。但是，在中國長期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社會現實條件下，農民應有的法律地位和正當權益並未得到充分的體現和保護。面對這種情況，法律作為一種利益調控機制，它在保護農民正當利益問題上應當有所作為，而且必須有所作為。保護了農民的利益，就是保護了農民的積極性，從根本上說，也是保護了農業生產力。
二、法治建設必須維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
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需要通過法律加以確認和維護，才能獲得穩定長期的保障。保障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基礎地位，是農業立法的基本宗旨，也是農業法所肩負的第一任務。有關農業方面的立法都必須體現這一基本精神。當然，通過法律保障農業的基礎地位，並不是僅僅意味著將農業的基礎地位通過法律條文加以規定就完事，更重要的通過一系列更為具體的法律制度，將農業的基礎地位切實建立在強有力的法律支撐上。也就是說，要通過立法，正確處理農業和其他產業的關系，防止在發展其他產業時，造成對農業的侵害；通過立法，確立各種有利於調動農業勞動者生產積極性，有利於增加農業投入的農業發展激勵機制，使農業的發展始終充滿活力；通過法律，建立和鞏固農業產業保護機制，保障各項農業產業保護措施和保護政策能夠得到充分落實。在此基礎上，通過強化農業立法的實施機制，保證各項體現農業基礎地位的立法得到切實的實施，使農業的基礎地位真正獲得法律的保障。
三、法治建設必須構建農村與城市協調發展的法治環境
城鄉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城鄉差別是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重大社會問題，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城鄉隔離制度，例如戶籍制度，糧食供應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等，這就把中國居民分成城鄉兩個群體。因此，建立新型的城鄉關系是新農村建設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這就對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至關重要的是要在農村法治建設過程中，通過提升農村在權力義務的法律配置中的地位和比重，在不損害城市發展的前提下在市場准入、財政、稅收、金融、價格、社會分配與保障等方面給農民社會以適當的傾斜。通過這些制度和措施，形成農村與城市協調發展的法治環境。
四、法治建設必須把國家對農業的干預納入法治化軌道
當今世界各國都很重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不對農業經濟的發展實行某種程度的干預。我國的實踐也證明，政府對農業的適度干預是農村改革、發展與穩定的基本保證。但是，政府不合理的干預也會給農村的改革、發展與穩定帶來消極影響。因此，必須對政府幹預農業經濟的行為進行有限的法律約束。法律約束並不僅僅意味著對政府幹預農業生產經營的限制，而且也應包括對政府合法干預的督促和保證。
參考文獻《幹部法律知識讀本》

『肆』 黃河保護立法宣布提速，關於河流的治理有著怎樣的必要性

黃河是中國文明的主要發源地。中國人稱之為“母親河”。黃河每年攜帶泥沙16億噸，其中12億噸入海，其餘4億噸滯留在黃河下游，形成了有利於耕作的沖積平原。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屏障，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區，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區域。它對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隨著環境監督制度的建立和立法的加快，如何確保環境監督到位，環境監測手段不可或缺。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環境監測儀器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藉助色譜儀、質譜儀、GMS等多目標大氣污染物分析儀、水質檢測儀等儀器，已能夠准確分析該地區的大氣、水和土壤污染情況。物聯網技術的不斷創新，各種環境監測儀器可以藉助網路實現數據交互，實現更全面的監測方案。

『伍』 兩會的惠民政策有那些

我看2010年「兩會」就體現出兩個字上——惠民。

兩會報告解讀：調結構惠民生 財政政策將如何發力 http://news.sina.com.cn/c/2010-03-07/161517179609s.shtml 2010年我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根據預算安排，今年中央財政支出46660億元，增長6.3％，中央財政赤字達到8500億元。 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之年，財政政策如何發力，在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同時，有效推動「調結構、惠民生」，引起代表委員的高度關注。 新增5722億元：中央公共投資力促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2010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資安排9927億元，比2008年預算增加5722億元。加上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的1040億元和2009年新增的5038億元，可以實現中央政府新增公共投資1.18萬億元的計劃。 預算報告指出，今年政府公共投資主要用於項目續建和收尾，避免「半拉子工程」，嚴格控制新上項目，防止重復建設。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說，目前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還不穩固，不能減弱財政對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2010年繼續保持9000多億元的政府公共投資規模，並在資金投向和使用上突出結構性調整，將有力推動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1633億元：抓住新科技革命戰略機遇 新能源汽車、「三網」融合、物聯網，這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的新名詞。國際金融危機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中國必須抓住機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 根據預算報告，2010年安排科學技術支出1632.85億元，增長8％，高於中央財政支出平均增幅1.7個百分點。 「科技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最重要的推動力。」陝西步長集團董事長趙超代表說，科技創新有利於提升資源效率、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他建議推動產學研用有機結合，並加強對專利權的保護。 1413億元：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 今年是「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實現的最後一年，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對於優化經濟結構，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意義重大。 根據預算報告，中央財政安排環境保護支出1412.88億元，增長22.7％，高於中央財政支出平均增幅16.4個百分點。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對環境保護、節能減排提出了更高要求。財政安排加大這方面的投入非常及時，明確體現了這一目標。」全國人大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市長連友農說。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財政廳廳長鄭建國說，2010年山西將繼續推進煤炭資源整合和煤礦兼並重組，加大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後產能的投入力度，對淘汰落後產能企業轉產發展給予財政扶持；加快建設以低碳為特徵的工業經濟體系和社會消費環境；進一步加強財政轉移支付對促進生態環境建設的導向性作用。 8078億元：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出發點、落腳點和持久動力，也是預算安排的重點。 2010年，中央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安排合計8077.82億元，增長8.8％，高於中央財政支出6.3％的增幅。其中： 教育支出2159.9億元，增長9％，高於中央財政支出平均增幅2.7個百分點； 醫療衛生支出1389.18億元，增長8.8％，高於中央財政支出平均增幅2.5個百分點； 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3582.25億元，增長8.7％，高於中央財政支出平均增幅2.4個百分點…… 「政府下大力氣投入民生，說明讓老百姓享有改革開放的成果，絕不是句空話！」中國建築西北設計院總建築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張錦秋代表說。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政廳廳長陳利丹代表說，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民生投入不減反增，解民憂惠民生的重大舉措相繼出台，令百姓受益良多。群眾唱的山歌形象地表達了他們的心情：「黨的政策實在好，人民群眾得實惠……」 8183億元：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這幾年國家把『三農』問題放在重中之重，農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還比較落後，特別在貧困山村，尤其需要更多支持。」 來自陝西省旬陽縣農村的陳分新代表說。 根據預算安排，今年中央財政用於「三農」方面的支出合計8183.4億元，增長12.8％，相比較中央財政支出6.3％的增幅，增長尤其明顯。其中，用於農業生產方面的支出3163.8億元，糧食直補、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四項補貼支出1334.9億元，支持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方面的支出3108.5億元，農產品儲備費用和利息等支出576.2億元。 鄭建國代表說，山西省將落實好各項惠農補貼政策，進一步增加涉農補貼規模，支持應急水源工程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全面啟動全省農村義務教育債務化解工作。

『陸』 皋陶立法：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哪幾個特點

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德法結合，即道德與法律結合、德治與法治結合，「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就說明了這個道理；二是民本思想，即強調重民、愛民、惠民，關注民生，聽取民意，「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等即說明此理；三是司法公正，公平公正是皋陶司法的終極目標，獬豸斷獄的故事實質上是神化了皋陶鐵面無私、秉公執法、斷案如神的司法活動；四是天人合一，皋陶所言「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等實際上是張揚了自然秩序（天）與人間秩序（人）的神秘統一性，認為後者當以前者為法才是正常健康的。

『柒』 評全民閱讀立法：閱讀能靠立法推動嗎

近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稱，全民閱讀立法已列入2013年國家立法工作計劃，目前已草擬《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初稿，爭取在今年年底形成較成熟方案提交國務院法制辦。消息一出，立刻有網友調侃說：「以後不讀書或讀書少就是違法行為了。」這當然是玩笑話。這部以部門條例出現的法規所要規范的主要是政府及相關機構在全民閱讀中的責任與義務，不太可能對個人的閱讀行為做出規定——閱讀畢竟是個人的自由。有觀點認為，以立法的形式推進全民閱讀既體現了政府對閱讀問題的高度重視，也是世界通行做法，並舉出美國的《卓越閱讀法》、《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法案》，日本的《關於推進兒童讀書活動的法律》，韓國的《讀書振興法》、《讀書文化振興法》等，證明「越是發達國家，越重視閱讀問題」。此說固然不錯，但立法與法律的實施效果是兩回事。如果立法能解決閱讀問題，閱讀就不成其為問題了。就這些國外的有關閱讀的法律而言，有兩個問題似乎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第一，這些法案絕大多數是由教育部門提出的，其對策針對的也是該國教育現狀;第二，這些法案大部分是針對兒童和青少年閱讀問題的。正因如此，這些法案在實際執行中，由於有教育部門負責落實，有明確的工作對象，有可量化的指標作為評估標准，有資金保障，所以取得了一定成效。人人皆知，閱讀習慣必須從小培養，學校教育是培養孩子閱讀習慣和閱讀能力的首要途徑。但在目前應試教育仍佔主導地位的大背景下，老師和家長普遍視孩子看課外書為不務正業，學校教育不但不能培養閱讀興趣，反倒敗壞了孩子對閱讀的渴望。有多少孩子在畢業以後就不再看書?每年畢業季有多少初中高中學生以撕書作為發泄?如果《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不能對教育領域的閱讀做有針對性的規定，又如何保障從小培養閱讀習慣能落到實處?顯然，在現有的管理體制下，教育問題歸教育部門主管。這就不能不讓人對《條例》的實際效果打個問號了。保障公民的閱讀權利是政府的責任。實事求是地說，近些年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門為推廣全民閱讀做了大量工作，至少在與閱讀相關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是不遺餘力的。目前全國基本實現縣縣有圖書館、村村有文化站，農家書屋也已實現全覆蓋。在許多地方，現代化的閱覽室里各種最新圖書一應俱全，免費使用，但利用率並不高。基層文化設施里最受歡迎的是棋牌室、舞蹈室和健身房，常常人滿為患、熱鬧非凡，而圖書閱覽室則普遍冷冷清清、門可羅雀。在北方某地的一座耗資550萬元的現代化文化站里，我親眼見到慈善機構捐贈的圖書整包堆在地上尚未開封，偌大的閱覽室里一個讀者也沒有。如果這些耗費巨資的文化惠民工程充分發揮作用，中國人的閱讀率絕不會是現在的每年4本書。說到底，讀不讀書是個人的選擇，如果閱讀在生活的諸多選項中排名靠後，政府和社會再怎麼提倡和鼓勵，個人無動於衷，還是於事無補。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還要通過立法來強化政府的責任，就值得商榷了。可以肯定，立法有助於解決閱讀資源不足和分布不均衡的問題，但顯然，解決中國的全民閱讀問題不能僅靠一部條例。國內外的實踐已經證明，提升成年人的閱讀率極難，閱讀只有從娃娃抓起才是根本之策。只有閱讀成為一種習慣、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優先於其他選擇的選擇，閱讀大國才會成為現實。

『捌』 我國有幾部法典

摘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共1260條。

『玖』 汕頭惠民保什麼時候開售

2021年12月1號零點開始。汕頭惠民保正式起售，目前投保埠和操作流程發給大家，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行投保或者幫家裡人投保。惠民保的存在，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彌補醫保保障不足的問題。我們要知道在生活中普通的小痛小病，醫保還應付得過去。但癌症呢，動輒三四十萬，社保作為一種基礎保障，一般只能報銷60-80%，而且我們的社保對於目錄外的進口葯、掛號費、體檢費等等都無法報銷。而惠民保作為政府性質的商業醫療險，就是為了加固居民報銷大病費用。一般來說，惠民保經醫保報銷後，可在醫保范圍內，再報銷75%-100%，但需扣除免賠額及自費部分。年度報銷總額上百萬，只需交保費幾十到一百多元不等，非常劃算。
1.保險（Insurance或insuraunce）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支柱，也是一種在滿足合同條件時（合同約定的可能發生的事故因其發生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險金責任，或者被保險人死亡、傷殘、疾病或者達到合同約定的年齡、期限等條件時）保險人向被保險人支付保險金的行為。保險，在經濟上是分攤事故損失的財務安排，法律上是一方同意補償另一方損失的合同行為，社會上是社會經濟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風險管理上是基本方法。保險主體，就是保險合同的主體，只包括投保人與保險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保單所有人，除非與投保人是同一人，否則，都不是保險主體。
2.社會保障是指國家通過立法，積極動員社會各方面資源，保證無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種意外災害的公民能夠維持生存，保障勞動者在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時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同時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逐步增進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國民生活質量。社會保障作為一種國民收入再分配形式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實現的。我們將由法律規定的、按照某種確定規則經常實施的社會保障政策和措施體系稱之為社會保障制度。由於各國的國情和歷史條件不同，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社會保障制度的具體內容不盡一致。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為滿足社會成員的多層次需要，相應安排多層次的保障項目。

『拾』 舊中國新中國資料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口號之一。表面看來，凡是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傳性。但從歷史觀點看來，這口號是無可否認的、空前的、嶄新的基本事實。從最早有文獻的商代起，國王是世襲的，「國」是「王室」的擴大，國家的土地是國王的「產業」。商部落國家最大多數的成員，即卜辭和《尚書》「盤庚篇」中的「眾」，直接間接都是商王的隸屬，從事生產，擔負勞役兵役。周代疆土擴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屬於周天子和列國封君；因為列國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論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巨變，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出現，帝國制度延續到辛亥革命，共兩千一百多年。在這漫長的帝國時期，土地所有和賦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地位，各朝代之間都有些性質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細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漢皇帝制度建立之際，民間稱皇帝為「國家」。以縣吏成天子的劉邦，和以貧農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時除犧牲菜饌之外，還陳列了賦役圖冊。歷代少數君主，為延續皇朝的生命，保持社會的安定，有時不得不採取些所謂「惠民」的治標措施。但無疑義地，兩千年來人民始終是田賦、勞役、兵役的對象，是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被鞭策者，決不是國家的主人。文顏博對宋神宗：「殿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一語道破了兩千年的基本史實。

即使歷代「起義」的領袖們，從秦漢之際的陳涉、吳廣直到晚清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會觀念都是陳舊的。其中比較激進的，在起義初期雖多少有些原始均產的號召，但這些起義，或者失敗，或者將要成功時已經變了質。起義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統治剝削的對象。太平天國的下級成員雖較富於「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諸王生活腐敗，「天朝田畝制度」大體都沒有實行。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以後，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斷的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的窮征暴斂，國民政府二十二年當權期間史無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處境較若干前代更為悲慘。國民黨當政以後，出賣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利用江浙財閥與各省土豪劣紳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種近代型的經濟金融機構，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為這些機構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遠遠超過以前任何皇朝。這些基本史實已是中外無政黨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認，勿庸多論。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親身閱歷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於一九四二年初，奔父喪，由昆明趕回浙江金華祖籍，再設法接濟天津的母妹，在淪陷區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經徐州轉商邱，再從安徽亳縣往「無人之境」，重入自由區，在河南漯河鎮遇雨，暫時無法繼續內進。有一天午飯後在街上看見警察打人，打得很慘。我加以攔阻，對警察說，如果這人犯法，可以帶他去法院或縣政府以法審判，不應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遲疑的向我大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我回答說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詳一番，見我身穿已經露線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著眼回答：「你穿著西裝，還是老百姓！？」當時我雖不是第一次體會到老百姓處境的悲慘，但卻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於統治階級的最外圍。

兩千年個個皇朝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國民黨政權末期，極大多數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貨膨帳弄得一貧如洗，朝不保夕了。一個絕對自私不顧一切剝削人民的政權，畢竟自行潰爛了，被人民摒棄了，無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這個後知後覺者，當時雖已身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和西歐史，也就在金元券、長春、淮海戰役之中，開始逐漸發現了「大我」。

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開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半。這次斗爭與前代起義的基本不同在領導與目標。前代多次起義領導的觀念與目標，都很陳舊，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這次解放斗爭的最高領導，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而是抱負大、眼光遠、毅力強、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產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充分了解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潛力，發揮這龐大革命潛力要靠組織、思想教育、和積極行動。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以最大多數貧苦人民為主人的新社會。這次革命最初雖以蘇聯為榜樣，但主要策略和步驟與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產黨最初並無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領袖列寧是遲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國用專車秘密送回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驟是共產黨員乘帝俄歐戰潰敗疲倦不堪之際，滲入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京，吸取對現狀不滿駐扎兩京的若干沙皇軍隊單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臨時政府的崩潰，然後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國。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主流」，從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著眼於組織農民軍隊，建立農村革命基地。中國共產革命的理論動力雖是自外引進的共產主義，但革命的最高領導，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來，不斷地以理論與實踐互相印證，不斷地就國內外情勢因時因地制宜決策，將一個引進主義逐步變成了一個適合國情的革命建國綱領。在這個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別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憲法上都規定了同樣的權利，而且並無性別和民族的歧視。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權的范疇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麵包括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以及控告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此外，公民權還包括工作、教育醫葯、福利等權利。

但是，在實踐上，享受以上極為廣泛的公民權有一先決條件——「個人」的言行和意識必須不反人民的利益與意志，而「人民」是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換言之，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分析，正因為「個人」必須服從「人民」這個前提的存在，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為了調劑各地區的人口與物資，為了經濟建設，個人居住、選業、遷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義者和海外傾慕自由主義的中國人總不免要批評新中國並非真正民主，並強調現代西方與今日中國的基本不同－－個人在集體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①我們先討論自由的問題，然後再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憲法理論上最基本的單元是個人，國家和社會集體不能侵犯個人的公民權利、尊嚴、政治信仰和言論，與在法律范疇以內的任何行動。在新中國的政治及憲法的理論上，個人雖也是國家和社會的最基本的小單元，但個人無法脫離社會階級而存在，屬於少數階級的個人，必須服從最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意志。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寓個人於人民的趨向日益顯著。

從純理論看來，今日的中國和西方誠然有基本的不同，但從實踐上看來，二者間性質和程度的不同遠不如一般想像為甚。我們在比較當今中西政治觀念和制度的短長之前，必須要了解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萌芽於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於此兩大革命之後。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會的總利益和秩序卻自然而然地會得到和協。因此功利主義者主張國家和政府不應干涉個人的自由和一切經濟力量的自然發展，應採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義和政策。

不消說，這本是過於天真樂觀，決經不起歷史考驗的一種看法。即使西方資本主義經典派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齣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個人與個人之間、社團與社團之間，往往存在著利害上的矛盾與沖突。英國工黨的「精神祖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雖系功利主義之集大成者，進一步強調指出各階級間利益往往沖突，調整這些沖突的機構應該是議會，議會立法應該根據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他這主張，經過十九世紀晚期費邊(Fabian)社會主義者的發揚，勞工運動和組織的日漸發達，和工黨的正式成立、競選、幾度當政，就成了英國型「社會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石。西歐、北歐和英聯邦中若干國家大致也走了這條歷史路線，因此逐漸以「社會福利立法」彌補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實上，這些西方民主國家和新中國的社會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點，二者是不謀而合地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即以理論淵源而論，早期的馬克思，也是深受邊沁影響的。惟其如此，所以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隨著經濟生產和社會組織的日趨復雜，社會（也就是嚴復譯成的「群」）的「權界」日益擴大，個人（嚴譯的「己」）的「權界」日益縮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個人的凈余「權界」，在生活實踐上已與憲法及政治理論上的個人「權界」發生了相當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國對於個人「權界」還是有一些差距。這差距的存在是因為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英國和西北歐若干國家有代議制度的傳統，社會福利立法是歷經代表多數選民的政黨在議會里長期斗爭的成果；其歷史發展程序是漸進的，不是經過革命的。因此，這些國家大體上允許個人信仰和言論的自由和理論上（但決不是實際政治行動上）激烈政黨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國，人民受統治階級種種的壓迫與剝削，人民生命財產沒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沒有代議制度的傳統，從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成功之後，當然無法允許殘余反革命勢力的復辟。因此，在新中國「個人」的「權界」，在理論和實踐上，確是多少受了「寓個人於人民」的局限。

客觀評估新中國人民的實際地位和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我們決不可忽視與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據我個人對西洋史的粗淺認識，我把民主分為「初級」和「高級」兩個階段。「初級」的民主，一般僅做到以憲法保障個人的自由，較「高級」的民主，才考慮如何逐步減少社會各階級間因貧富懸殊而引起的種種不平等。很顯然，即使在所謂「高級」民主的英、美等國，雖已有了一些社會福利立法，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國最近出版了兩部對平等問題理論上頗有啟示的新書。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學同事、人類系教授費樂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據多年對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會的調查研究，並與當今美國社會對比，得到一個綜合的結論——一般西方社會學上所謂的「社會階層化」，不過是以成套的術語掩飾社會階級間種種真實的不平等。這是打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學虛偽的一針見血之言，對我們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諦甚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討論社會公道理論的新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他雖囿於美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極端重視，並坦白承認社會階級間的不平等無法徹底消除，但主張國家法令措施應以促進社會上最窮階級的福利為原則。他這一主張仍不超過邊沁理論的范疇。所不同者，邊沁生時，任何國家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因的農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已經屬於「中產」階級，而最窮困的人民，已經變成少數了。他對邊沁基本原則因時制宜的修正，值得我們採用，作為進一步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締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為准繩，無一不暗合較羅爾斯的立法標准。與其他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誠然，國內薪酬還有高低幾級的存在，而且一個近代復雜的社會，不能沒有精細的社會分工。但薪酬等級雖仍存在，各級薪酬和收入之間的絕對數量差別，事實上已遠較資本主義社會、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社會為小。而且新中國的薪級差別今後會逐漸縮小。更重要的是領導幹部（用陳舊的術語是「統治者」）和工作成員（「被統治者」）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時互相砥勵，必要時互相批判，而且幹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眾相同。美國、西歐、戰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貧富階級層間生活方式之懸殊，勿庸贅述。即使在蘇聯，勞動人民和擬定執行生產計劃的各級「官僚」幹部之間，還是有很大的隔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國若干科學家會講出真實的笑話：在國際多種科學會議的場合，蘇聯科學家閑談時，往往提到他們的薪酬相當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顯露他們在黑海克里米亞半島有別墅。無可否認，新中國社會里，平等的成分較舉世任何其他社會為高。

在窮索民主真諦時，我個人覺得還須應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過的第三尺度——從日常生活上權衡比較今日中國與西方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無論在何國家，人民與政府最高決策的關系，都是很間接的，所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非從最基層單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小規模獨立經營者雖仍存在，大多數人民都是大小企業和各種機關的雇員，雇員當然不是主人，理論上，只有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於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蘇聯及東歐，生產計劃之擬定與執行自上層層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層單位中是處於被動的。惟有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系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十九世紀前半，西歐有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曾極小規模地作過類似的試驗，但因整個社會未變，都失敗了。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

結束本節：我們必須強調化學式百分之百純粹美備的民主制度，人類史上至今尚未出現，也許永不會出現。我們用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兩個尺度衡量中西理論與實踐之後，不得不承認西方先進國家比新中國尊重個人的自由，但還做不到新中國社會平等的地步。中西社會制度互有短長，是由於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顧歷史背景，專唱人類還未出現過的「理想國」的高調，都不免有失公道。我們如再用社會基層單位中人民當家的程度作為第三尺度來衡量，天平顯然要倒到新中國這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似宣傳，窮索是事實。惟有抓住這個基本事實，才能了解新中國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

歷代盛衰興亡關鍵無一不在於廣義的國家組織能力。傳統中國悠久歷史之中，戰國、秦、西漢這段時期國家組織能力最強。西漢以後，層層自上而下的國家組織之中往往發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國家組織能力。在內憂頻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紀前半，誠如中山先生所說，諾大的中華民族已像「一盤散沙」。新中國卻能在短期之內，將一盤散沙般的民族轉變成空前富於組織能力的國家。為加深了解新中國組織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將古今作一對比。中華民族在戰國期間已開始表現高度組織能力，大體上由於兩個主因。一、戰國期間主要七國之間生存競爭非常激烈，逼使各國非力求富強之道不可。富國強兵之道，並非高談「仁義」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幾派法家的專長。法家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絕對君權，在當時也就是絕對的國家權力。法家雖不否認社會上尊卑貴賤的存在，但主張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貴族特權階級，建立以個人才幹為標準的官僚制度，推行郡縣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權國家的方向。二、為了生存競爭力求富強，法家了解農民的重要，因此把農民解放為自耕農，增加農產，擴充兵源，逐漸變成以農、戰為本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法家是為絕對君權服務，並不是為農民服務，只是為了增強君權才不得不解放農民。新被解放的自耕農雖是擔負賦役的被剝削者，但身份權利畢竟遠勝於農奴，而且從力農和戰功還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的機會，因此廣大的農民多少發揮了些積極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間改革比其他六國徹底，最後征服六國，建立了統一帝國的基礎。劉邦攻下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西漢一承秦制。漢武初年雖崇儒罷黜百家，西漢政制本質，由一代政治天才漢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數語道破：

「（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史實，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這席話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強調指明西漢的政制仍是根據自戰國、秦以來的法家系統。在法家循名核實的原則下，全部龐大復雜的國家機構——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經郡守、縣令長，以至縣以下的鄉、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動。西漢郡守權重責專，也是行政效率較高的一個原因。二、漢宣帝確是銳利靈驗的預言家，西漢之開始衰亡，正由於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諸帝盲目崇儒的種種惡果。

經過元、成和東漢的開國，儒家成了長期的正統政術。儒家重「禮」實在是維持不平等階級社會的理論工具，與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恰恰相反。東漢開國的君主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時依靠不少其他地區豪族的擁護。儒家的主張正適合東漢皇朝的需要，成為辯護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論工具。東漢最重孝道。二百年間雖不乏篤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為的掩飾品。各地豪族魚肉鄉里、抗避國家賦稅固不可謂「忠」，但侵吞小民田產，略略周濟貧乏族人，在當時士大夫操縱的「清議」之下，卻往往被認為是廣義的「孝」。此外，漢武帝時臨時監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東漢已漸形成為超級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於世家豪族。因此從東漢後期起，國家的組織能力，受到地方政權和社會豪族雙重的阻力，終於演變成三國割據的局面。在以後的朝代，這兩種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繼續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變，但無疑義地，國家組織能力都被各種阻力所削弱。

最後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極性。在廣土眾民的中國（公元後二年人口已經六千萬），自皇帝到庶民層層復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所作所為，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在以法家為政術的六國和秦，各國君主為競爭圖存，不得不解放農奴，保障自耕農的利益，所以農民多少有些積極性。秦始皇大一統之局既成，列國間生存競爭的壓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體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漢雖承秦制，不時抑制豪強，但始終無法阻止土地的兼並和貧農的流離。東漢以降，直至解放，雖不無政治上和社會上安定的時期，但人民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極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極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因為種種政治和社會上的阻力，長期人民消極或積極的抵抗，兩千年來，華北一再陷於五胡、遼、金，全部中國兩度征服於元、清，並幾番演出了地方割據。即使在一統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承繼了自清初以來，因人口爆炸而產生的種種空前的社會經濟困難，自清末督撫專權兵為將有所引進的多種政軍弊端，並面臨曠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機——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鯨吞。當時救國主張雖多，回顧起來，惟有中國共產黨深刻了解自上層改革的無效，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幾個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到落後的農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從基層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力量。正因為共產革命的領導堅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領導方面自始即與民眾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後，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無一不根據最大多數最貧苦人民的意願與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確是主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裡的街道鄰里，鄉村裡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網之內。就純理論而言，有兩點值得分析。一、僅有組織，未必能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古今中外實例甚多，不勝枚舉。二、新中國嚴密的組織網中，是否還有削弱組織的阻力。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以上兩個問題在實踐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國不是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別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種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線問題。思想路線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這是文化革命以後的中國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誠然，古今中外當權者無不了解廣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傳統中國和傳統歐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統制。即使在最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個人從幼到老，不知不覺地都被政府、教會、學校、社團、家庭等等不斷地洗腦；進一步分析，國家及社會大小單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腦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幾無不源出於廣義的統治階級。洗腦決不是新中國的專利。但新中國敢誠實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腦，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備極周至，收效獨宏。傳統中國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國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換言之，新中國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從反復討論分析之中，使每個成員都發現他的「大我」，洗滌了他過去可能有過的自私觀念，然後徹底檢討有關措施的理論與實踐，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與利益。因此，這種史無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能力。

歷史工作者在此應該順便提出新中國與前代還有一重要不同之點。歷代政制積弊之一是帝王居於深宮，官官層層相護，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認真執行，民間疾苦也無由上聞。新中國有全國性嚴密的傳播組織，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向民眾申析最高領導的政策與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特殊媒介。凡此諸端無一不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更增強八億人民戮力同心建國的意願和信念。

綜合古今，新中國之所以最重視思想教育，似與我國源遠流長的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傳統有關。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經不是正統的神，而是廣義的「人」。解放後各地區發現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證。至晚在商、周之際，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萌芽。周初的政治家雖表面上談「天命」，實際上不但對「天」的權威表示懷疑，而且強調國家的興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獻和金文例證甚多，茲不贅。即使祖先崇拜，經過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體上已變成為了滿足人類心理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儀式，脫離了正統宗教的性質。這理性和人本的傳統，經過南北朝和隋唐期間與佛教的斗爭，不但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間接地使近代中國種種改革和革命運動都無須與「上帝」搏鬥，（人類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權威反對任何開明改革和社會革命的。即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頑抗。）盡管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為歷代帝王所利用，它對人本主義的發揚傳播，對社會環境和教育力量的極端重視，至今還有普遍的影響。新中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但把傳統上為製造士大夫的教育變成了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並且從幾十年寶貴的實踐經驗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備。因此充分激發了人民和國家的組織能力。新中國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與努力改造人類社會－－既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不能不認為是「古為今用」最輝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現

人類史大部分都是殘酷無情的生存斗爭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無法長期獨立生存不被異族征服控制的。軍事在國史中，尤居關鍵地位。春秋時代的軍隊大體上為各國貴族所包辦，戰爭規模比較大，軍隊下層也包括當時所謂的「國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層的自由民。春秋的軍隊既以貴族為主要成員，所以當時風氣皆以當兵為榮，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為規范。據我閱覽所及，春秋時期對「武」或「武德」解說最詳的是楚莊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戰敗晉復霸之時，曾提出「武」的字義是「止戈」，並說明「武」的廣義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證以史實，楚壯王所謳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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