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性擬制

⑴ 如何評價山東擬定立法確定月經假期真的可行還是大驚小怪

我個人認為其實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在女性月經期間也可以上班工作啊，這種行為有一點大驚小怪了，這樣做的結果可能就會加重女生在面試時處於弱勢地位，更多的用人單位就更不愛用女生了。

擬定月經假期立法從表面上看「月經假」是為了保護女性權益,但法規一旦通過,實踐中如何操作也是大問題。

其實僅就用人單位而言,任何一個單位在女性職工身體不適時都會採取一定的人性化處理方式,如暫停工作休息一會等。但是如果以立法確認下來,企業就必須執行,不執行就是違法,這顯然增加了單位不願意招收女職工的可能性。

另外,也不是大部分人都會同意這個措施，「月經假」還可能遇到許多人不知道「月經假」的存在、許多人不會請也不願意請「月經假」以及女性可能利用假期來換取假期之類的問題等。

⑵ 什麼叫擬制性法條

法律擬制是指法律中用「視為」二字，將甲事實看做乙事實，使甲事實產生與乙事實相同的法律效果。

法律擬制（或法定擬制），是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據此，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法律擬制其特點是導致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法學上的擬制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

(2)立法性擬制擴展閱讀：

意義：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基本意義，在於明確該規定是否修正或補充了相關規定或基本規定，是否導致將不同的行為等同視之。

將某種規定視為法律擬制還是注意規定，會導致適用條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認定結論。

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注意規定，那麼，對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的條件是，除了要求該行為致人死亡外，還要求行為入主觀上具有殺人的故意(本書不贊成此觀點)。

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法律擬制，那麼，只要是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取證致人死亡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故意，都必須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換言之，盡管該行為原本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成立條件，但法律仍然賦予其故意殺人罪的法律效果。

再如，與國家工作人員、受委託管理、經營國有資產的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倘若認為該款屬於法律擬制，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原本並不成立共同犯罪。

因此，對於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沒有這種擬制規定，就不得認定為共犯(本書不贊成此觀點)。

如果說該款只是注意規定，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根據總則規定原本構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則條文中有無這一注意規定，對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均應認定為共犯。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律擬制

⑶ 什麼叫法定擬制什麼叫注意規定兩者怎麼區分

1、法定擬制：是有意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法定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所作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法律擬制僅適用於刑法所限定的情形；對於類似情形，如果沒有法律擬制規定，就不得類比擬制規定處理。

2、注意規定：是在刑法已作相關規定或以相關的、已為刑法理論所認可的刑法基本原理為支撐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員注意，以免司法人員混淆或忽略的規定。

其一，注意規定的設置，並不改變基本規定的內容，只是對相關規定內容的重申；即使不設置注意規定，也存在相應的法律適用根據（按基本規定處理）。

其二，注意規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內容與基本規定的內容完全相同，因而不會導致將原本不符合相關基本規定的行為也按基本規定論處。

換言之，如果注意規定指出「對A行為應當依甲罪論處」，那麼，只有當A行為完全符合甲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將A行為認定為甲罪。

(3)立法性擬制擴展閱讀：

刑法中的法定擬制存在四種表現形式：

第一，將此罪擬制規定為按照彼罪處理，這是法定擬制在刑法中最普遍的表現形式。例如，刑法分則第四章規定的「以殺人罪論處」的情形，都是一種法定擬制。

在非法拘禁、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犯罪中，行為人在主觀上並沒有殺人的故意，即使在上述犯罪的過程中出現了受害人死亡的結果，根據構成要件主客觀相統一的原理，也還是應該按照上述犯罪定罪處罰。

「致人死亡」無非是一種犯罪的加重結果，是引起法定刑升格的原因之一。但《刑法》將這些情形下致人死亡的結果一律規定為按照故意殺人罪論處，這就是一種法定擬制。

第二，將數罪擬制規定為按照一罪處理。例如，《刑法》第399條第4款規定：「司法人員貪贓枉法，有前兩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385條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本來，司法人員收受他人的賄賂，同時又具有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的行為時，應該按照數罪並罰的規定以數罪處理，但《刑法》卻將這種情形擬定為一罪。

第三，將一罪擬制規定為按照數罪處理，這是法定擬制中的一種例外。

例如，《刑法》第204條第2款規定：「納稅人繳納稅款後，採取前款規定的欺騙方法，騙取所繳納的稅款的，依照本法第201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騙取稅款超過所繳納的稅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根據該法定擬制，也就是說，在《刑法》第204條中，一個行為可以構成兩個罪，而且根據該條的規定還應該按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理。

但根據刑法理論的通說，如果只有一個犯罪行為，盡管可能存在法條競合或想像競合的情形，但最終只應該按照一個犯罪來從重處理（此即刑法中的從一重原則）。

第四，將原本不符合某犯罪構成的行為擬制規定為按照該犯罪處理。

例如，《刑法》第398條第2款規定：「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前款罪（故意或過失泄漏國家秘密罪），依照前款的規定酌情處罰。」本來故意或過失泄漏國家秘密罪的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但《刑法》將非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也擬制為該罪的主體予以懲罰。

⑷ 英國法上的擬制對法律發展的作用

對於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只要沒有這種擬制規定，就不得認定為共犯，如果說該款只是注意規定，則意味著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時，根據總則規定原本構成共同犯罪;所以，不管分則條文中有無這一注意規定，對一般主體參與以特殊身份為要件的犯罪的，均應認定為共犯。
對於法律中的擬制，反對者認為「擬制便如瘟疫一般」，「在英國法中，它像梅毒一樣滲入到每一條血管當中，使得法律原則系統的每一部分都變得腐爛」，「其又如交易中的詐騙」……但梅因在其所著的《古代法》一書中，卻以完整的一章論述了「法律擬制」的問題，梅因認為，這一用語「是要以表示掩蓋、或目的在掩蓋一條法律規定已經發生變化這事實的任何假定（Assumption），其時法律的文字並沒有被改變，但其運用則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他看來，「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s）、「衡平」（Equity）、和「立法」（Legislation）起到了「法律」（Law）和社會協調媒介的作用。「能滿足並不十分缺乏的改進的願望，而同時又可以不觸犯當時始終存在的、對於變更的迷信般的嫌惡。在社會進步到了一定階段時，它們是克服法律嚴格性最有價值的權益辦法。」甚至「英國的『判例法』（Case—law）和羅馬的『法律解答』（Responsa Prudentium）都是以擬制為其基礎的。」通過以上梅因等人的理解可以得知，以往所謂的「擬制」或者「法律擬制」不論是一種司法程序中的擴張還是與「立法」、「衡平」相平行的存在，均更多的是被運用到司法的過程當中，是一種司法過程中的創造，而在這一理解層面上，往往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它們（擬制）有它們的時代，但是它們的時代早已過去了。我們現在已不值得要去用法律擬制這樣一種粗糙的方式以求達到一個公認為有益的目的」

不過在現代意義上，我們並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使用「法律擬制」這個詞。法律擬制在最原初的內涵上便是一種明知但同時又被認可的「以假為真」，概括而言，法律擬制在本質上是指「通過虛構事實以達到某種法律目的的司法措施或決斷性證明方法」因為該種論斷至今為止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所以在更為確切的理解上，我們不可否認隨著時代的發展，「法律擬制」的涉獵范圍已經超越了司法、程序的領域，進入了更為實體的范疇，比如對於權力能力、責任能力、行為能力的擬制，對於主體身份的擬制，對於刑法中罪數、罪行、罪名的擬制……。可以說，法律中充斥著「擬制」這種「以假為真」現象的存在。根據布萊克法律詞典所做的定義，擬制或者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是指「一種假設（assumption），通過改變一項法律規則的運用，對不真實的甚至可能不真實的情況，法律上假定為真實的，即為了間接實現某種其他的目標而轉移一項法律規則或者制度的原初目的」，也就是將某種虛構的事物在法律層面上看作真實的，因此是不可反駁和置疑的一項法律規則。學說理論上也通常認為，法律上的擬制主要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法律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T1）所做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T2）……因為法律並不在於陳述事實，其毋寧包含適用規定，因此，立法者並非主張，T2事實上與T1相同，或事實上為T1的一種事例，毋寧乃是規定，對於T2應賦予與T1相同的法律效果。」因此，法律的擬制便是將某些事實（T2）歸結於原本應該屬於另一部分差異事實（T1）所適用的大前提中，最終賦予T2與T1以相同的法律效果。簡而言之，法律擬制便是「基於一定的法律措施，將性質相異者看做同一事物並賦予其相同的法律效果」⑷且不允許反駁的法律方式。
法律擬制在形式上的表象便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而這種表象從根本上說是基於「法律乃是一種規范」的原因。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並不一致，前者具有明顯的規范性質，而「作為規范性的事實，法效果藉助法條的效力可發生於任何事例，至於藉此想追求的實際結果則取決於諸多因素」，所以對於擬制性規范，我們「不能探討這種語句的真假，只能研究其是否有效，是否為現行有效之法秩序的構成部分」。而當法律事實與客觀事實在法律規范有效性這一前提下發生偏移時，擬制性規范則必然廣泛存在於包括刑法在內的所有部門法的規范當中，在法條的用語上，包括刑法在內的諸多部門法對於法律擬制的表達用語多為「視為……」、「看作……」、「依照……」、「以……論」等，法律中永遠充斥著基於一定目的的「以假為真」，即便如此，「法律擬制」問題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尤其是在刑法學的理論內部，「刑法中的擬制」這一概念在刑法理論中沒有出現過，甚至也無法稱得上是一個既定的專業術語，所出現過的只是與「刑法的提示性規定」相對應的「刑法的擬制性規定」。一般而言，「刑法的擬制性規定」主要是指刑法分則中對於某些罪行「有意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而在分則之外是否存在擬制則少有人研究。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將「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作為衡量「擬制」與否的形式標准時，刑法中的擬制並不僅僅局限於「刑法中的擬制性規定」當中，對於分則中某種罪行的擬制固然是一種刑法中的擬制，但沒有理由將總則中的「以假為真」的規定排除於刑法中的擬制范疇之外，甚至在刑法的基本原則、基本精神的內部，我們也可以找出擬制的存在。更進一步而言，作為一種「以假為真」的法學方法，刑法中的擬制本身便是貫穿於刑法實務與理論中的一種法現象，刑法中的擬制便是一種刑事立法、司法上的「以假為真」。在刑法學的理論中，因為承認了「刑法的擬制性規定」的存在，認為擬制是一種「非有意欺騙性的虛假陳述」（false statements not intended to deceive），即在明知構成要件T2與構成要件T1不相同的前提下，賦予T2以T1的法律效果，而非T2本身所能產生的法律效果，進而認為「以T2為T1」並非不可，所以我們不能認為「刑法中的擬制」僅僅存在於「刑法的擬制性規定」當中，僅僅是一種分則罪行的擬制，而應當把眼光放諸於擬制所代表的內涵本身，再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刑法中所存在的擬制現象。
現在對於擬制概念的界定已與古羅馬法中的概念不同，但我也很難接受梅因等人對於法律擬制所作的理解，在我看來，梅因對於擬制的理解過於原始。尤其當我們提到立法擬制時，擬制便不是與立法平行的概念，而是一個偏正的短語，這與梅因等人的理解完全不同。但不論事實上的變更如何，法律擬制均有這樣一個不變的核心內涵，即不可反駁的假設（irrefutable presumptions）或不可反駁的虛構（irrefutable fictions），並且因為這種不可反駁性而忽視兩者形式上的差異。所以，「法律擬制」應該被認為便是法定的擬制（gesetaliche Fiktion），即是指以期待取得預期的法律後果，法律有意識地將兩個不同的事實構成等同。而所謂「刑法中的擬制」，則可以被認為是在現行有效的法秩序框架下，刑法中所出現的「有意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的現象，或者主要是一種法學方法論意義上的概念，也可以簡單地認為是在刑法中所運用的以有意識地將兩個事實構成不同的對象等同視之且不允許反駁的法律方法。

⑸ 法律擬制，注意規定

刑法分則條文具有不同的性質，應善於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既不能將注意規定特別化，也不能將法律擬制普通化。

注意規定是在刑法已作基本規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員注意、以免忽略的規定。其一，注意規定的設置，並不改變基本規定的內容，只是對相關規定內容的重申；即使不設置注意規定，也存在相應的法律適用根據（按基本規定處理）。例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款規定：「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夥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此條即屬注意規定。一方面它旨在引起司法工作人員的注意，對於一般公民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貪污的，不能以盜竊、詐騙等罪論處；另一方面，即使沒有這一規定，對於一般公民與國家工作人員夥同貪污的，也應根據刑法總則關於共同犯罪的規定，以貪污罪的共犯論處。可見，注意規定並沒有對基本規定作出任何修正與補充。其二，注意規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內容與基本規定的內容完全相同，因而不會導致將原本不符合相關基本規定的行為也按基本規定論處。換言之，如果注意規定指出「對A行為應當依甲罪論處」，那麼，只有當A行為完全符合甲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將A行為認定為甲罪。

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原本不同的行為按照相同的行為處理，或者說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在法律擬制的場合，盡管立法者明知T2與T1在事實上並不完全相同，但出於某種目的仍然對T2賦予與T1相同的法律效果，從而指示法律適用者，將T2視為T1的一個事例，對T2適用T1的法律規定。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攜帶凶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攜帶凶器搶奪（T2）與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搶劫罪（T1）在事實上並不完全相同，或者說，攜帶凶器搶奪的行為原本並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但立法者將該行為（T2）賦予與搶劫罪（T1）相同的法律效果。如果沒有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法律擬制，對於單純攜帶凶器搶奪的行為，只能認定為搶奪罪，而不能認定為搶劫罪。由此可見，法律擬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法律擬制僅適用於刑法所限定的情形；對於類似情形，如果沒有法律擬制規定，就不得類比擬制規定處理。例如，刑法沒有規定攜帶凶器盜竊的以搶劫罪論處，故不得將攜帶凶器搶奪以搶劫罪論處的規定，類推於攜帶凶器盜竊的情形。

刑法之所以設置法律擬制，主要是基於兩個方面的理由：形式上的理由是基於法律經濟性的考慮，避免重復；實質上的理由是基於兩種行為對法益侵害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設立，一方面避免了重復規定搶劫罪的法定刑；另一方面是因為攜帶凶器搶奪的行為與搶劫罪的行為，在法益侵害上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第一個意義是，明確該規定是否修正或補充了相關規定或基本規定，是否導致將不同的行為等同視之。換言之，將某種規定視為法律擬制還是注意規定，會導致適用條件的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認定結論。例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條針對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行為規定：「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注意規定，那麼，對刑訊逼供或暴力取證行為，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的條件是，除了要求該行為致人死亡外，還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殺人的故意。如果認為本規定屬於法律擬制，那麼，只要刑訊逼供或者暴力取證行為致人死亡的，不管行為人主觀上有無殺人故意，都必須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換言之，盡管該行為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成立條件，但法律仍然賦予其故意殺人罪的法律效果。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第二個意義是，注意規定的內容屬理所當然，因而可以「推而廣之」；而法律擬制的內容並非理所當然，只是立法者基於特別理由才將並不符合某種規定的情形（行為）賦予該規定的法律效果，因而對法律擬制的內容不能「推而廣之」。例如，刑法分則關於「明知」的規定屬於注意規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規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才成立贓物犯罪，而在該贓物犯罪中，犯罪所得的贓物屬於特定的犯罪對象，由此可以「推而廣之」：凡是特定的犯罪對象，都是故意的認識內容，行為人對此必須有認識，否則不成立故意犯罪。所以，姦淫幼女要求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幼女。而法律擬制則只能適用於具有擬制規定的情形，不得適用於沒有擬制規定的情形。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對於犯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出於特定目的，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以搶劫罪論處。由於該條屬於法律擬制，不能類比推理，因此，對於犯敲詐勒索罪、聚眾哄搶罪，出於特定目的，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不得類比第二百六十九條認定為搶劫罪。

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第三個意義是，對於注意規定，應當按照基本規定作出解釋；對於法律擬制，應當按照該擬制規定所使用的用語的客觀含義進行解釋。例如，如果認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屬於注意規定，那麼，只能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搶劫罪的構成要件解釋「攜帶凶器搶奪」（如要求使用或者顯示凶器）；如果認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屬於法律擬制，則只能根據「攜帶凶器搶奪」的客觀含義作出解釋（不要求使用與顯示凶器）。

總之，區分法律擬制與注意規定直接關繫到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問題。但實踐中，許多人卻不注重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即將注意規定都理解為法律擬制或特別規定。例如，將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理解為法律擬制，對於該款規定以外的其他人為保險詐騙提供幫助的，不以保險詐騙罪的共犯罪論處。這顯然是沒有合理區分法律擬制與注意規定所致。雖然概括出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的一般規則並非易事，但通過綜合考察以下幾個方面，大體上是可以得出正確結論的。

第一，是否存在設立注意規定的必要性？如果有必要作出注意規定的，可能是注意規定；如果根本沒有必要作出注意規定的，所作的規定可能是法律擬制。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規定的行為，原本符合保險詐騙的共同犯罪的成立條件，但立法者為了防止司法工作人員將為保險詐騙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行為認定為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所以設立注意規定，提醒司法工作人員將該行為認定為保險詐騙罪的共犯。再如，如果認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屬於注意規定，則意味著立法機關為了防止司法工作人員將持凶器搶劫的行為認定為其他罪，所以特別提醒司法工作人員對持凶器搶劫的行為認定為搶劫罪。顯然，不會有人認為存在設立注意規定的必要性。據此，可以認為該款不屬於注意規定。

第二，是否存在作出法律擬制的理由？由於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T2的行為賦予T1的法律效果，故需要考慮：將不符合T1構成要件的T2，賦予T1的法律效果，是否具有合理理由？如果不具有擬制的理由，則宜解釋為注意規定；反之，則應解釋為法律擬制。例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第二款規定：「利用職權、從屬關系，以脅迫手段姦淫現役軍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如果認為本條屬於法律擬制，即只要利用職權、從屬關系姦淫現役軍人的妻子，即使不符合強奸罪的構成要件，也應以強奸罪論處，那麼，其理由何在？如此解釋找不出理由，即使牽強地找出「現役軍人的妻子需要特殊保護」的理由，該理由也不能得到認可。所以，本規定屬於注意規定。因此，只有當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規定的強奸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

第三，某條款的內容與基本條款的內容是否相同？如果相同，原則上應解釋為注意規定；否則，具有解釋為法律擬制的可能性。例如，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所表述的內容，分別與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八十二條所表述的內容相同，故能認定這兩款屬於注意規定。再如，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的「攜帶凶器搶奪」這一罪狀，與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規定的搶劫罪的罪狀內容存在區別，但仍然對前者賦予後者的法律效果，因而屬於法律擬制。

第四，解釋為法律擬制時，其規定的行為與基本條款規定的犯罪行為，在法益侵害上是否存在重大區別？法律擬制雖然是將兩種不同的行為賦予相同的法律效果，但之所以能夠作出擬制規定，是因為這兩種行為在法益侵害上沒有明顯區別，或者說二者對法益的侵害程度大體相同。否則，法律擬制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因而被解釋為注意規定可能更為妥當。例如，刑法第三百條第三款規定：「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姦淫婦女、詐騙財物的，分別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如果將本款解釋為法律擬制，即只要行為人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與婦女發生性交，就應以強奸罪定罪處罰，那麼就會發現，這種行為與強奸罪的法益侵害性存在重大區別，即上述行為只是侵犯了社會管理秩序，而強奸罪侵犯的是婦女的性的不可侵犯權。因此，宜將上述規定解釋為注意規定，即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姦淫婦女的行為，只有完全符合強奸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以強奸罪定罪處罰。

第五，條款是否具有特殊內容？注意規定常常只具有提示性，或者雖有具體內容但沒有在基本規定之外增添特殊內容；而法律擬制則增添了特殊內容。例如，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規定：「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定罪處罰。」該條只是提示性規定，顯然屬於注意規定。相反，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二百八十九條，都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條所規定的搶劫罪的罪狀之外增添了特殊內容，使原本不符合搶劫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也成立搶劫罪，因而屬於法律擬制。

總之，要通過體系解釋、目的論解釋等多種解釋方法，正確區分注意規定與法律擬制。

⑹ 關於地方性法規、規章的擬制

地方規章中有規定

⑺ 刑法中擬制性規定的含義

法律擬制，又稱來法定擬制，是將自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所作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搶劫罪)定罪處罰。該條規定的行為原本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但立法機關通過法律擬制，賦予其與搶劫罪相同的法律效果。

拓展資料

法律擬制的特點是，將原本不同的行為按照相同的行為處理，或者說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特別之處在於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一般情況下，注意規定好像都是擴大的打擊面，比如某種行為變成共犯。而法律擬制一般情況則是加重某種行為的罪行。比如攜帶凶器搶奪的定搶劫罪。

⑻ 法律擬制的特點

法律擬制(或法定擬制)則不同，其特點是導致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照該規定處理。「法學上的擬制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法定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T1)所作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T2)。」換言之，在法律擬制的場合，盡管立法者明知T2與T1在事實上並不完全相同，但出於某種目的仍然對T2賦予與T1相同的法律效果，從而指示法律適用者，將T2視為T1的一個事例，對T2適用T1的法律規定。例如，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此即法律擬制。因為該條規定的行為(T2)原本並不符合刑法第263條(相關規定)的構成要件(T1)，但第269條對該行為(T2)賦予與搶劫罪(T1)相同的法律效果;如果沒有第269條的規定，對上述行為就不能以搶劫罪論處，而只能對前一階段的行為分別認定為盜竊、詐騙、搶奪罪，對後一階段的行為視性質與情節認定為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或者僅視為前罪的量刑情節。再如，刑法第267條第2款規定：「攜帶凶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攜帶凶器搶奪(T2)與刑法第263條規定的搶劫罪(T1)在事實上並不完全相同，或者說，攜帶凶器搶奪的行為原本並不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但立法者將該行為(T2)賦予與搶劫罪(T1)相同的法律效果。如果沒有刑法第267條第2款的法律擬制，對於單純攜帶凶器搶奪的行為，只能認定為搶奪罪，而不能認定為搶劫罪。由此可見，法律擬制可謂一種特別規定。」其特別之處在於：即使某種行為原本不符合刑法的相關規定，但在刑法明文規定的特殊條件下也必須按相關規定論處。
注意規定是在刑法已作相關規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人員注意、以免司法人員忽略的規定。它有兩個基本特徵：
其一，注意規定的設置，並不改變相關規定的內容，只是對相關規定內容的重申;即使不設置注意規定，也存在相應的法律適用根據(按相關規定處理)。例如，刑法第285條與第286條分別規定了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與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第287條規定：「利用計算機實施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定罪處罰。」此條即屬注意規定，一方面它旨在引起司法人員的注意，對上述利用計算機實施的各種犯罪，應當依照有關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等罪的規定定罪處罰;不能因為規定了兩種計算機犯罪，便對利用計算機實施的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等罪也以計算棚巳罪論處;另一方面，即使沒有這一規定，對上述利用計算機實施的各種犯罪，也應當依照刑法的相關規定定罪處罰。可見，注意規定並沒有對相關規定做出任何修正與補充。具體而言，刑法第287條的規定，並沒有對金融詐騙、盜竊、貪污、挪用公款、竊取國家秘密等罪的構成要件增設特別內容或者減少某種要件。
其二，注意規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內容與相關規定的內容完全相同，因而不會導致將原本不符合相關規定的行為也按相關規定論處。換言之，如果注意規定指出：「對A行為應當依甲犯罪論處」，那麼，只有當A行為完全符合甲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將A行為認定為甲罪。例如，刑法第163條前兩款規定了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第3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有前兩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顯然，只有當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385條所規定的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時，才能以受賄罪論處;如果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本身不符合刑法第385條的規定，便不得認定為受賄罪。所以，第163條第3款也是注意規定，它不會導致將原本不符合受賄罪要件的行為也認定為受賄罪。
根據上述兩個特徵，刑法第183條、第184條、第185條、第198條第4款、第242條第1款、第248條第2款、第272條第2款等均屬注意規定。

⑼ 結果加重犯算是法定擬制嗎

結果加重犯算是法定擬制嗎

回答你的提問：結果加重犯是法律直接規定，不屬於法定擬制

一、結果加重犯跟法定擬制概念「
1，是指故意實施刑法規定的一個基本犯罪行為，由於發生了更為嚴重的結果，刑法加重其法定刑的情況。
2，法律擬制，又稱法定擬制，是將原本不符合某種規定的行為也按該規定處理。法律擬制的目標通常在於：將針對一構成要件所作的規定，適用於另一構成要件。

二、結果加重犯算是法律直接規定，不屬於法定擬制；

三、刑法分則結果加重犯：

1. 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

2. 強奸致人重傷的、死亡的；

3. 非法行醫致人重傷、死亡的；

4. 非法拘禁致人重傷、死亡，虐待致人重傷、死亡的；

5.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死亡的；

6. 綁架致人死亡的；

7. 拐賣婦女、兒童造成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8. 放火、爆炸、投毒、破壞交通工具、破壞交通設施、破壞電力設備等造成人身傷亡或者重大財產損失的；

9. 生產銷售假葯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10. 生產、銷售劣葯後果特別嚴重的；

11. 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

12. 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的；

13. 劫持航空器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嚴重破壞的；

14. 劫持船隻、汽車造成嚴重後果的；

15. 暴力危及飛行安全造成嚴重後果的；

16. 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法規實施造成嚴重後果的；

17. 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造成被組織人重傷、死傷的；

18. 挪用公款數額巨大客觀上不能退還的；

19.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